张艺谋
1.
张艺谋大笑，笑得极开心。
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居然被这个与电影节同龄的中国人捧走。西柏林舆论哗然。是巧合，还是上帝的有意安排？
张艺谋几乎比西柏林电影节晚降生了四个月。然而，在张艺谋之前，中国人从未在这座领奖台上出现过，中国的那面印着大小五颗金星的国旗，也从未在这座电影宫殿的门前升起过。
1988年2月23日。无论如何，这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将作为中国电影的骄傲载入史册。
中国人来了！带着华夏民族土生土长的红高粱，出现在主会场动物园宫内。它的浓郁，它的粗犷，它的纯朴，它的善良，简直令西方文明惊叹。来自全世界的上千名记者马上包围了这个来自中国西部高原的种“商粱”的人，几百架照相机、摄像机瞄准了他，闪光灯交织成五彩缤纷的礼花，纷纷飘落。张艺谋觉得，天地之间仿佛迷漫着高粱的红色粉末，弥漫着高粱酒的香气。他笑了。三十八年来，他也许从未这样开怀地笑过。就在这一瞬间，他心里一阵猛跳。后来他才明白，原来一切等待都会有结果的。这结果出现时，竟是那样神秘，又是那样自然。
领奖台上在呼唤张艺谋的名子了。评委会主席古格列莫·毕拉基先生宣布：“我现在颁发本届电影节长故事片最重要的奖……”全场鼓掌，雷鸣一般，暴雨一般。掌声中，张艺谋整整西装，走上领奖台。西装是出国前新做的，硬梆梆，穿着它极不舒服。在西柏林的那些日子里，他一直拒绝穿这套衣服。这一次，如果不是事先有人以维护国格力劝，他也不会穿的。事后他说：“穿上它，我竟有些不自信似的。”而一位在西德留学的中国女学生后来也以不能容忍的态度指着张艺谋说：“你那衬衣怎么那么难看？我真想上台把你那衬衣撕了！”这时，我不知艺谋是否记起了那次拍完《黄土地》的最后一组镜头，从陕北佳县绕道太原返回北京时的情景。那一次，艺谋赤脚闯进太原，曾使晨起的太原市民瞠目，视他为赤脚大仙。而他则赤脚登车’并于当日下午，赤脚出现在北京大街上，赤脚走进北京电影洗印厂。
此时的艺谋与彼时的艺谋毕竟是同一人，西装并没有能使他脱尽憨态。他大笑着接过那尊因《红高粱》而获得的“金熊”，然后把它高高地举过头顶。金熊在他头顶上灿灿生辉。因为笑，艺谋的嘴张得特别大，眼睛几乎眯成一条线，短粗而又浓厚的眉毛拚命向眉心挤，鼻翼两侧的嘴角沟线也越发分明起来。看到他的这副尊容，我便想起莫言对他的评价：“他真象我们村里的生产队长。”
2.
1951年初冬，张艺谋生于古城西安。
这里，便成了他生命坎坷的起点。
他家父辈都是军人。大伯父已随军队去了台湾；二伯父解放前夕曾想率部投向这边，不幸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后杀了；其父行三，也是黄埔军校毕业生。这样一个家庭，解放以后的境遇是可以想见的。这种家庭背景，给这个刚刚学会啼哭的孩子的命运带来了阴影，他几乎是以原罪的身份来到人世间的。在人生的旅途上，他每走一步，家族的历史都象魔鬼一样缠着他。上小学、上中学、毕业插队、返城进厂，直要考进电影学院，他接受着一切审查。“文革”开始后，艺谋一家很快就妻离子散，天各一方。小弟无人照管，因病失聪，终于成了聋人。为此，他至今深感内疚，以为是他照顾不周给小弟带来了终生撼事。接着他插队三年，春种秋收，夏管冬藏，闲时便修水利，造大寨田。紧张的劳作消耗着他的生命，也锻造着他的生命。但是，他从没想过，有一天，他会扛着摄影机，去干拍电影的活儿；他更想不到，会因为一部电影，漂洋过海，从外国人手里捧回一尊“金熊”来。十年后的一个夏天，刚刚从电影学院毕业的张艺谋回到了他插过队的那个村庄，在乡亲们眼里，上了大学的艺谋现在是好了，但是他们也不会想到，艺谋拍的电影会走遍世界。他们不那么想，因为他们不知这世界有多大。
3.
有人把命运比作球场上的球。
球在人们的用力扣杀下，急速地砸向地面，又高高腾起，飞向不知去向的地方。当时的艺谋，就象一只任人扣杀的球，一会拍向农村，一会又拍回城市，1971年他进厂当了一名辅助工。
这纯属是个力气活儿。说辅助工好听，其实就是搬搬运运，把百十斤重的原料袋扛进车间，让女娃们纺纱织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艺谋就象机器一样重复着同一个动作。渐渐地，他感到一种寂寞，一种无聊。下了班，时间是有的，但不知干什么好。有时出来打打球，也没大劲儿。就在这个时候，他弄起了业余摄影。这是个花钱的玩艺儿。那时候，他缺的就是钱，每月工资只有四百零二大毛，他还有家，父亲没有工资，还有年过八旬的祖母和两个兄弟。他不能让一家子勒裤腰带省钱自己搞摄影。但是，他太希望有一台自己的照相机了。后来，他卖了血，用自己的血换回一台“海鸥”。再后来，他又陆续添置了放大机、镜头、天平、药水等等。从摄影到暗房，他都要试一试。
他有一间“暗室”，是属于他个人的，在集体宿舍他睡的那张床的下边。为了不影响同屋人休息，他在床的四周蒙上布帘子，里面装一个小灯泡，他就趴在这里边干。他就是从这里，开始了谋艺的生涯。
4.
1978年，张艺谋27岁。
这一年，恢复高考的消息曾给整整一代人带来过希望。张艺谋选择了北京电影学院。
他是那年四月在《人民日报》上见到北京电影学院招生消息的。一篇豆腐块大小的文章，决定了艺谋后半辈子的生涯。他从此知道了，世上还有个电影学院，电影学院里还有个摄影系。他想：“我应该试一试。”
但是，好事多磨。刚刚扬起风帆的生命之船又触在“政审”这块暗礁上。张艺谋搁浅了。
“给文化部长写信！”哥儿们给张艺谋出主意，他们觉着不能埋没了人才。尽管张艺谋说他跟文化部长非亲非故，只是小地方的一个穷工人，但信他还是写了，并把作品也放在里面。后来证明，这一招英明之至。对于命运的不妥协，给命运带来了转机。
两个月后，张艺谋收到了北京电影学院寄来的录取通知书。
“一道门槛迈过去了。”张艺谋笑着说。
5.
张艺谋们刚刚踏进这座中国唯一的电影学府之后不久，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便在中国银幕上开始了。这场革命主要是他们的师长们发动的。“电影和戏剧离婚”以及“电影纪实美学”成为两面高扬的旗帜。这些人以后便被称之为“第四代”。
谁想到，几年以后，“第五代”又从“第四代”的母腹中脱颖而出。然而，这一代绝不同于任何人。他们的第一声啼哭便是一声不屈服的灵魂的呐喊。
6.
1982年，张艺谋毕业了。他被分配到广西电影制片厂，同行的还有张军钊、肖锋、何群。这四个人的到来，在地处边陲的地方小厂很快就引起了一阵骚动。
起因自然是青年人的不安分。他们觉得他们已经等待十年，无论如何不能象前辈那样一年一年地等下去，他们要求打破成规，尽早独立工作。
机会总会有的。当时，厂里恰好买下了一个剧本的版权而无人敢拍，“让我们试一试”，他们站出来。厂领导带着三分的小心，答应了他们的请求。第二年的春天，这个青年摄制组成立了。当时，在全国十几家电影制片厂里他们是引人注目的第一个。张军钊任导演，张艺谋、肖锋联合摄影，美工何群。他们将要开拍的这部影片是日后给银幕带来冲击的《一个和八个》。
“那时，我们全体人员都剃成光头，有破釜沉舟，决一死战的意思，人们叫我们敢死队。”后来张艺谋回忆这段经历时，依然充满了怀念之情。
的确，那是一次全身心的投入，显示了青年艺术家为艺术献身的崇高。那天，摄制组成立，面对着全厂同仁，他们立下了军令状：“不成功，便成仁”，真有点“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劲儿。
《一个和八个》的遭遇是极惨的。一经问世便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责难。但值得欣慰的是，自《一个和八个》之后，人们毕竟改变了对这一代青年人的看法，陈凯歌、田壮壮、吴子牛……纷纷拿起了导演的话筒，传统的、程式化的电影终于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挑战。一场伟大的变革已经开始了。张艺谋来不及为《一个和八个》的遭遇伤心落泪，未来已经将新的画卷铺展开来。于是，他扛起摄影机，悄悄地走开了。在他身后，留下了一串串迷人的惊叹——《黄土地》、《大阅兵》。
7.
有一种说法，认为《一个和八个》以及《黄土地》的成功，均仰仗于张艺谋的摄影。这种判断不知有几分科学性。但自从《黄土地》摄影被授予“金鸡”奖之后，有许多人似乎都相信了这一点。人们觉得，张艺谋的摄影简直象点石成金一样神奇。
就在这时，张艺谋却思谋着改行了。他想干导演。在他看来，“导演可以更多地在影片中灌入自己的感情”。只是还没碰上机会，改行也不大可能。
机会翩翩而至，是吴天明给他带来了机会。他们是在陕北的黄土高原上认识的。那时，吴天明正在拍《人生》，张艺谋则随陈凯歌拍《黄土地》。他们一见如故。“你什么时候帮我拍一部电影？给我做一次摄影师？”吴天明真诚相邀，张艺谋则满口承诺。凯歌也谈：“艺谋你就跟着吴天明干。这人好。”拍完《大阅兵》，他们又在北京见面了。于是提到了《老井》。吴天明说：“你得做好思想准备，我这是春夏秋冬四季，一年时间。我知道现在叫你的人挺多的，如果你觉得跟我耗一年太长，你尽管说，我再找别人。咱俩的交情绝对不受影响。”艺谋也很感溉，便说得极仗义：“甭说一年，两年我都跟你干。”果然，两年后《老井》拍成了，张艺谋还成了堂堂正正的男主角。就为这，东京国际电影节上最佳男主角的花冠竟被他摘走了。
于是，舆论再一次哗然。人们楞是不明白，如今的电影界是怎么整的。象张艺谋这样的外行倒能得奖；而那些自我感觉良好的明星们，就全是吃素的吗？莫非是他时来运转不成？
其实，张艺谋能演到这种水平，倒是应了“干时多流汗”这句老话的缘故。陈凯歌早就对艺谋的这种精神极表钦佩。据说那年拍《黄土地》，要拍一个山坡的镜头。要求是坡上有一棵孤零零的杜梨树，树下一条白色小路，蜿蜓向上。此景遍寻无着：不是树不合适，就是路不合适。艺谋自然又黑了脸。最后决定，踩它一条路出来。于是摄制组全体人员从下午二点开始，用卓别麟的步伐，鱼贯而上，只留艺谋在对面山梁的机位处指挥、观察。四小时后才告成功。这条路白且平滑，不落脚印痕迹，极象往年踩踏成的。
演旺泉、艺谋还是这一招。他自然不会演戏。既不会演，便索性玩真格的。旺泉要背石板，他便每天背石板；旺泉要凿石头，他也每天凿石头；旺泉不刷牙不洗脸，他也几个月不刷牙不洗脸；旺泉被压在井下三天不吃不喝，他也三天不吃不喝。艺谋心里明白，知道自己当演员“纯属偶然”，而且是“本色到底”。尽管歪打正着得了个什么奖，也可能是“一次性”的。所以，有人一定问他表演的魅力，他只好说：“但凡应了的事，认认真真做好就是本份。我只是尽着力地做好。”
8.
这回，张艺谋要干导演了。他相中了《红高粱》。读罢小说，他便从太行山跑到北京找莫言。
当时，已经有好几家制片厂跟莫言打过招呼。但是，自打见到张艺谋、莫言便相信这个人能拍好《红高粱》。也许是眼前的这位“旺泉”与“我爷爷”“我奶奶”他们有些什么前世的姻缘吧。他把《红高粱》系列全部放在艺谋面前，说：“由你挑，由你整。”事后有人问过莫言，《红高粱》拍成现在这样，是你同意的吗？莫言回答：我不懂电影。张艺谋才是电影《红高粱》的上帝。他们想让电影怎么拍就怎么拍，这是他的自由！
其实，张艺谋的自由少得可怜。别的条件先不讲，拍这部电影必须的高粱就不好找。既使在《红高粱》的老家，如今也很少有人种高粱了。有时见到三亩五亩、十亩八亩、又决不够拍电影用的。
所以，要拍《红高粱》必须先去种高粱。清明前后，种瓜点豆。四月阳春，正是种高粱的季节。可当时剧本尚未通过，“乍暖还寒”的“气候”也让人揪心。谁敢作主呢？吴天明对张艺谋说：你们先悄悄去种，别声张。种高粱的钱是他们自己筹集的。摄制组里几个哥们儿把家里存款都拿出来了，一共三万多块钱，让艺谋几个跑到山东高密县种下了一百亩高粱。《红高粱》成功了，得了奖，为中国人争了一份光彩，自然大家都高兴。但谁想过，假如来一场“寒流”，《红高粱》中途夭折，吴天明、张艺谋他们会怎样？
高粱终于长出来了。张艺谋回来一看发现严重发育不良，说不行，便又带着摄制组给高粱浇水施肥，先作了半个月农民。这个“不凑合”的庄稼人侍弄庄稼的认真劲儿，叫当地真正的庄稼人都吃惊，“不就是拍电影吗？”他们不明白这个年轻人为什么这么看重这片高粱。
张艺谋当然明白高粱在影片中的地位。没有高粱，就不会有这部影片；或者说，失去高粱，就失去了这部影片的神韵。难怪当他发现有五十亩高粱没按要求种成纯种高粱时会痛心疾首；难怪他说，让我种一千亩高粱，我能把这部影片拍得更棒。
9.
张艺谋从影五年，干了三档子事：摄影、表演、导演，而且样样出色，世界一流。于是有人说他“奇才”，有人说他“鬼才”，也有人说他“怪才”，有人甚至说，张艺谋非逼得电影界都失业不可。
就在艺谋从西柏林回到北京不久，我到远望楼宾馆采访他。在座的一位年轻漂亮的女记者便问：“听说你见过飞碟，听说见过飞碟的人都有好运气？”艺谋听了大笑，说：“飞碟我倒是见过两次。一次是拍《大阅兵》，在湖北，一次是上小学的时候，在西安。但不知和拍电影有没有关系。”
其实，艺谋还是那个艺谋。新华社记者要给他拍张照片，左右都不理想。这位记者无可奈何地叹口气说：“你太没风度。”这倒是。看外表，艺谋的确不象个世界闻名的大明星，在他身上，更不见小人得志的张狂。据说有人这样描绘艺谋：“相貌极平常朴素，说是国内外知名摄影，不如说是闯进西影村叫卖鸡蛋豆腐之农村小贩。”所言极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