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car:你的意思是你在牛津的时候，又去了普林斯顿吗？
Atiyah:是的。1961 年我首次到牛津， 1969 年赴普林斯顿。我在牛津待了八年，随后在普林斯顿三年半，之后又回到牛津。普林斯顿有一个优势：你可以邀请人来和你一起做研究，所以你能做一些选择。有名学生跟我一起去，他原本在牛津，是来自罗马尼亚的 George Luzstig，非常年轻，十分优秀。他是我在普林斯顿的学生。我也可以邀请人来当助理，因此我请 Nigel Hitchin 担任我的助理。
Oscar:他曾是你在牛津的学生，对吧？
Atiyah:他曾是我的学生(或实质上的学生)。他已正式跟了其他教授，但他按我的建议作研究，且与我保持联系，所以也是我的学生。此前， Graeme Segal 是我学生，他曾当了一年 Hodge 的学生。
Oscar: Hodge 送他到牛津？
Atiyah:嗯，他把自己送到牛津(笑)。他到牛津和我一起做研究。那时候，我正在招募学生。在普林斯顿，我有几个学生，回到牛津时，我收了大量的学生，我想是因为那时我已更为知名。我有很多学生来自剑桥、很多来自国外、其中几个来自印度。啊! Patodi 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印度学生，他来和我一起作研究，成为我实质上的学生。稍后，我有一些非常出色的学生，譬如 Simon Donaldson 等。这吓到了我；曾有一段时期，我觉得自己不会有很优秀的学生；我自认研究做得不好，也许应该停止收学生；我不再足够积极。随后，事情发生了变化，突然之间有了六位优秀的学生，而那是极为偶然的事件。当然，你向学生学，向很好的学生学。Donaldson 在那里，不久之后开始授课，我去上他的课，即便他才刚拿到博士学位。所以，是的，你学到了很多东西。有那么多的学生，你给他们一些论文去做，鼓励他们，告诉他们往哪个方向走，给他们不同程度的帮助：有时他们自己做好所有的事情，有时你为他们做些工作，有时候进行合作。这是非常正面的经验，我喜欢带学生。我去普林斯顿学院时，没有真正的学生，那里没有正式的大学。牛津大学的学生，有些是在地的，有些自外地来拿博士(有些是特别来跟我)，另外还有一些来自澳洲(如 Graeme Segal)、美国、印度等国家。
Oscar:你和一些学生合作，譬如 Nigel Hitchin。
Atiyah:是的，通常在他们拿到博士学位后，成为浅资历的同事，我才与他们合作。但是，因为 Nigel Hitchin 和 Graeme Segal 已与我一起做过研究，领域相同，所以，很自然地，我继续与他们联名发表论文。通常，我喜欢让学生的研究领域互有些许差异：有些做微分几何，有些做代数几何，有些做拓扑，并不都在同一领域。我会与他们合作，他们也会有自己的个性和数学品味；他们会互不相同，走在稍微不同的方向，这是非常好的。你需要开拓自己：更多分析，一些几何学，还有一些拓扑学，这样你才可以和这些 20 岁的学生一起学习，因为他们更为专精。Segal 钻研同伦理论， Hitchin 精通微分几何。这是一种学习方式。你刚起步时时，学会一些东西，但当你执教时，没有太多的时间回头学，所以必须以不同的方式学习，而一种学习途径是经由你的学生、与你的学生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