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莱走进我们的生活之后，有一次，我发现妈妈独自坐在汽车后座，那时我刚刚放学，而她本应出门上班。
我妈妈穿着浅蓝色的棉布裙子，脚上还穿着鞋，平时在车里她从不穿鞋，我们上车前总会把鞋脱掉。
“你怎么了？”我问，“你为什么不上班？”
“只有真话才有意义，”我妈妈说，“我觉得伊莱对我说了谎。他从来不谈论他的生活，每次我问起这方面，他都会转移话题，我看不透他。”
我妈妈通常能够看透一个人的内心，看到里面的碎玻璃和泪水满盈的瓶子。
“我能看见人身体里面的破窗户，”她说，“还有浴缸里的污渍、地毯上烟头烧的洞和他们吞下的所有止疼片。”
我妈妈说，她每过完一个生日，这种感觉都会更清晰一点。“我想起了小时候的钢琴课。”她说。
她六岁开始在一所私人音乐学校学钢琴，直到十五岁那年学校关门，然后又在家里跟着罗德里戈先生学琴，直到我们驱车离开的那一刻。
罗德里戈先生是一位来自古巴的音乐家，在维也纳和伦敦学习过，本应成为出色的钢琴演奏家。他还引导我妈妈爱上了布鲁斯和爵士乐。
“当然，他从来没出过名，”妈妈说，“只能当个老师，因为他必须养活妻子和两个孩子。但我知道还有一个原因。为了督促学生，罗德里戈先生喜欢体罚，比如扇巴掌、打屁股和抽鞭子。每当看到他敲打节拍器，我就知道当天的晚饭没的吃了。我能从他成年的皮肤上看出他童年时代的瘀伤和骨折的痕迹。每次上钢琴课，弹完热身的那几段之后，房间里就开始飘出消毒水的味道。”
“你想念你的钢琴吗？”我问。
“是的，我也想念罗德里戈先生。他知道不管什么人，假如想学音乐，只需要听一首歌，跟着旋律摇摆就够了。”
因为能看穿一个人的皮肤和脑壳，识破表象之下的本质，所以我妈妈总是会不顾表象，和看上去不该靠近的人待在一起。
有一次，她让一个十八岁的搭车客在我们的车里待了两天。我搬到后座和妈妈一起睡，他占了我在前排的老位置。这家伙瘦得出奇，牛仔裤上的几个腰带环被一根皱巴巴的皮带捆得几乎凑到了一起，裤腰快要滑到屁股上，皮带扣是银色的，中间有一只金鹰。
年轻人手臂上青筋凸起，好像一条一条的树枝。
“你能看到他的身体里有一棵树。”我妈妈说。
他皮肤苍白，眼睛深蓝，睫毛很长，几乎跟我俩一样瘦小，来自加利福尼亚，善良有礼貌。他说自己的父母是学校老师。
他是离家出走的。当他把这个打算告诉父母时，他们笑出了声，还说，要是你走了，那就别回来。他们不相信他，以为他在开玩笑。
我妈妈叫他“别回来先生”。
“我也是离家出走的，”我妈妈告诉他，“离家出走的人需要互相照顾。”
“不过，”她补充道，“我能看出你是个从来没有梦的男孩，从来没想着躺下来睡一觉，好好做个梦，所以你的人生只活了一半，还没有体验过另一半。生命结束，死亡来临，死亡是无梦的睡眠，可你在活着的时候也不习惯做梦，因而缺乏对梦的警觉，不在意它是否出现。”
我妈妈说得对，这个离家出走的年轻人从不睡觉，总是睁着眼睛。
“你犯了一个错误，”她告诉他，“你需要休息。假如有人问我爱好什么运动的话，我会回答‘睡觉’。”
正是因为“别回来先生”，我才对我妈妈的父亲有所了解，并且知道了她当年离家出走的原因。
“别回来先生”和我们一起待了两天。我们站在车外，靠在后备厢上，看着高速路上来来往往的小汽车和卡车。我妈妈剥开一个橙子，挖出甜美多汁的果肉，递给“别回来先生”。她已经认定他遭遇了人生的“海难”，而且患上了“坏血病”，急需橙子补充维生素，因为她相信一个人即使没有漂浮在海上也会遇到海难。
我嚼着口香糖，想着妈妈还会让“别回来先生”在这里逗留多久，反正我是已经准备好和他道别了。
“夫人，”年轻人问，“你为什么要和女儿住在这辆车里呢？”
我妈妈没回答。
“而且你瞧，”他站直身体，向前走了一步，指着轮胎周围高高的杂草，“这辆旧车已经很多年没开了，轮胎早就瘪了。”
“我知道，我知道。”我妈妈说，“我真的没有什么要开车去的地方，真的没有。”
“那为什么呢？你们为什么住在这里？”
“答案很简单。我父亲在我家的每个房间里都搁了一把苍蝇拍。”我妈妈说，“这就是我离开的原因。”
听到她说出这些话时，我一下子安静下来，屏住了呼吸，嘴巴里的口香糖也停止了咀嚼。
“我家里的那些苍蝇拍，有些挂在钩子上，有些平放在窗台下。我父亲有很多苍蝇拍，他喜欢拿着它们拍来拍去，直到被他拍打的东西死了为止。”我妈妈解释道，“他连蝴蝶都不放过，所以也喜欢用苍蝇拍打我。他还喜欢踩东西，把甲虫或者蚂蚁什么的碾死，他脚上的鞋就是用来碾东西、压东西和踢东西的，那些小家伙都在劫难逃。他从来不上班，没有工作。我给他留过一张字条，告诉他我离家出走是因为他绝对不会出去找我。我父亲认为，等我花光了钱，迟早会回去，所以他现在肯定还在等着我。”
“你从来没跟他要过钱吗，夫人？”年轻人问。接着他又自我纠正道：“你肯定从来没跟他要过钱，你甚至不需要回答我的蠢问题。人们总以为离家出走的人没有自尊，但我们的自尊泛滥，多到能开银行。”
“珀尔，”妈妈对我说，“我把你从苍蝇拍底下救了出来。我从小就想知道一件事，这个问题一直装在我心里：别的人会不会洗自己家的苍蝇拍呢？”
“离开你爸爸是件好事，夫人，”年轻人说，“不能让一个老头子打你的女儿。这是我听说过的最糟糕的事。”
这番话让我妈妈满心欢喜，仿佛眼前这个年轻人刚刚给她颁发了“好妈妈”证书。通常我妈妈无论做什么事都会有人反对，好像不住在一座像样的房子里，就没资格找工作、不配交朋友或者跟人家借东西。不知多少人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大摇其头。
我妈妈从未忘记“别回来先生”，说他有一双天生用来鼓掌敬拜上帝的手。他俩彼此理解，惺惺相惜。他的“只活了一半的人生”让她担心，所以她总是一次次提起。
“没错，他是一根爆竹，可能会炸伤你的手指头，”她说，“他还是童话里恶毒残酷的小矮子。如果你不在夜里做梦，那么唯一重要的只有现实人生，除此之外无处可去。我才不会惦念他那活像一袋子碎骨头的身体。”
自从妈妈把整个世界的真相解释给我听，我意识到世上的每个人都在背负着秘密、破碎的骨头和伤人的话语行走，哪怕用肥皂也无法洗净。
上教堂做礼拜时，她扫视着坐在长凳上一排又一排的人，弯下腰来对我低语：“珀尔，亲爱的，这里的所有人都害怕总有一天必然到来的死亡。”
她能感知到一切生命都是如此脆弱，因此决不会埋怨任何人。她是蔗糖。她总是随身带一盒多米诺方糖，而非糖果。当我亲吻她的脸颊，可以尝到那些糖粒的味道。假如我为了某件事伤心，她会给我一块方糖放到嘴里吸吮。
所以，事实就是这样：就像我妈妈常说的，她哪怕遇到了杀人犯，也会因为对方穿了一双挤脚的鞋子而同情他。
她也能看穿我的心思。有一次她说：“宝贝，珀尔，不要那么爱我。我不值得你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