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问我是什么人？好吧，我是在一辆汽车里长大的。住在汽车里的时候，你不用担心风雨和雷电，唯一需要害怕的是拖车开过来，把你的汽车拖走。
我妈妈和我搬进那辆福特“水星”汽车的时候，她只有十七岁，而我是个新生儿。我们的车长期驻扎在佛罗里达州中部的一座房车露营公园，就停在公园的最边上，那里是我记忆中唯一的家。我们过着两点一线的简单生活，从不过多地考虑未来会怎么样。
那辆旧福特车是我妈妈收到的十六岁生日礼物。
这是一辆1994年款的福特水星托帕兹，自动挡，曾经是红色的，但我妈妈每隔几年就要给它喷一层白漆，仿佛把它当成了真正的房子，不过，你依然可以在车身上那些星星点点的刮痕部位看到原来的红色喷漆。透过车前窗，房车露营公园的全景一览无余，还能看到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欢迎来到“印第安水域”房车公园。
搬进汽车里住的第一天，妈妈把车停在了一块写着“访客停车处”的标志牌前，她以为我们最多在那里待两个月，没想到一待就是十四年。
偶尔会有人问我妈妈住在车里是什么感觉，她回答：总是在找洗澡的地方。
话虽这样讲，其实我们唯一真正担心的是CPS——儿童保护服务处——找上门来，我妈妈也害怕我的学校或者她工作的地方有人给虐待行为举报中心打电话举报她，然后社区来人把我带走，送到别人家里寄养。
她知道，对我们而言，那些缩略词——CPSL（《儿童保护服务法》）、FCP（看护寄养中心）和FF（孤独儿童帮助中心）——与墓碑上刻的RIP（安息）含义并无二致，唯一的作用就是令人绝望。
我妈妈说，我们不能四处闲逛，更不能交太多朋友，因为总有人喜欢单方面大发圣母心扮演上帝，做出自认为是在帮助我们的事情。所谓的“朋友”，到头来很可能会把我们送上法庭。
“从什么时候开始，让孩子住在车里也成了虐待行为？”妈妈有时会这样问我，但她并不期望听到我的回答。
房车露营公园坐落在普特南县，这里是一片清理出来的空地，至少能够容纳十五辆房车，但实际上只停了四辆，我的朋友艾普尔·梅和她的父母（“鲍勃中士”和罗丝）就住在其中一辆房车里，还有一辆车上独自住着雷克斯牧师，罗伯塔·杨和她成年的女儿诺埃尔住在牧师旁边的车上，紧靠着破旧的休闲区，最后一辆车上住了一对墨西哥夫妇雷伊和科拉松，他们家的车靠近公园背面，离公园入口和我们的车最远。
我们所处的位置并非毗邻温暖海滩和墨西哥湾的南佛罗里达，也不在橘园或者美国最古老的城市圣奥古斯丁周围，与蚊群如云、随处可见受到厚重藤蔓荫护的精致兰花的佛罗里达湿地也有相当远的距离。假如想去大街小巷回荡着古巴音乐、满是敞篷车的迈阿密逛逛，更是要开上很长时间的车。佛罗里达著名的“动物王国”和“神奇王国”同样远在数英里之外。总而言之，我们这里是个前不靠村、后不着店的荒郊僻壤。
这儿只有两条高速公路和一条溪流，我们用“河”来称呼这条小溪，尽管它不过是源自圣约翰山、环绕房车公园的一线细小的水流。穿过房车公园后方的小树林，就是本地的垃圾堆放场，垃圾的气味时时在我们的鼻孔周围萦绕，比如腐蚀的烂电池、变质的食物、有毒的医疗垃圾、药物和化学清洁剂散发出来的锈味、臭味、刺鼻气味和怪味。
我妈妈说，什么人竟敢在神圣的印第安领地上开辟房车公园和垃圾场呢？这片土地属于古老的蒂慕夸部落[1]，他们的精神无处不在，渗透到土壤之中。假如你种下一颗种子，土里会长出别的东西：种下玫瑰，长出康乃馨；种下柠檬，长出棕榈；种下白橡木，长出高个子男人。这是一片扭曲错乱的土地。
我妈妈说得没错。我们所在的佛罗里达州的这个部分，一切都处于扭曲错乱之中，这里的生活就像鞋子穿错了脚。
当地商店的柜台上常年摆着一排报纸，就在口香糖和糖果旁边，我习惯走进商店浏览这些报纸的标题，从而知道生活在佛罗里达需要注意些什么。比如《拨打911不如买枪》《重新安置的野熊返回城市》《墨西哥海洛因致四人死亡》，以及《飓风预计不会出现，未来几日持续阴天》。
有一年夏天，我们这儿的那条“河”附近出现了一对连体双胞胎短吻鳄，这两个小东西共用一个身体，一共有四条腿、两个头。
最先发现它的是我的朋友艾普尔·梅。当时她正沿着河边散步，在木质小码头那边的沙地上看见一对小鳄鱼，它们布满绿色鳞片的脊背上还粘着几块白色的蛋壳。
艾普尔·梅没有在原地逗留，她知道众所皆知的一条道理：假如发现了鳄鱼蛋，附近一定还有一条愤怒的母鳄鱼。
那天下午，消息传遍了整个房车公园，大家纷纷前往河边，看看小鳄鱼是不是还在，结果发现两只小鳄鱼依然留在它们破壳而出的地方，周围散落着许多细小的蛋壳碎片，但并没有见到母鳄鱼出没，这对连体小鳄鱼只比小鸡大了一点点。
第二天早上，第一批本地记者抵达现场。中午刚过，国家电视台的记者们就随同装载着各式拍摄设备的卡车赶到了。天还没黑的时候，就有人用一根细长的蓝色缝纫线把连体鳄鱼的一条腿绑在了棕榈树上，防止它们逃脱。
整整两天的时间里，房车公园外面那个平时悄无声息的“访客停车场”停满了小汽车和新闻卡车，拍摄和播出设备摆得到处都是。我们这儿的连体双胞胎鳄鱼宝宝——生于扭曲错乱之地——上了全国新闻。
只有一位记者对我们的汽车住所感兴趣。她是个身材高挑的黑人，浅绿色的眼睛，戴着印有“CNN新闻”字样的棒球帽。我们的相遇纯属偶然：当时这位记者正沿着河边朝前走，无意中往我们敞开的车窗里瞥了一眼。
当时我妈妈还没下班，她在退伍军人医院当清洁工。我则刚刚放学回来，正把汽车仪表板当成案板，做花生果酱三明治。
记者趴在我们的车上，脑袋探进福特水星的窗户，四下打量。
“你住在这里吗？”她问我，眼睛扫视着后座。
我点点头。
“那是你的吗？是你画的吗？”她指着一张画着太阳系的蜡笔画问我，那张画用透明胶带贴在驾驶座的靠背后面。
她的手指上戴着纯金结婚戒指和镶着大钻石的订婚戒指。
我总喜欢打量女人的手，看看她们是不是结婚了。我妈妈说，戒指相当于爱情的护照或者驾驶执照。
我点点头，把涂了厚厚一层蓝莓酱的面包片搁在盘子上。
“不，不要让我打扰你做午饭，请继续。”她说，“我想问问你关于鳄鱼宝宝的事，好吗？但首先我需要问几个基本的问题，你多大啦？”
“我九岁。”
我无法把视线从她手上那两枚代表“永恒的爱”的戒指上移开。
我那时只有九岁，这件事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小短吻鳄是在我十岁生日的前一周出现的。我还把自己住在汽车里的生活分成两个阶段——我妈妈遇见伊莱·雷德蒙之前和遇见他之后。“之前”和“之后”这两个词有着严格的时间界限。
“你住在这辆车里吗？”记者问。她凝视着车内，脑袋几乎完全伸了进来，“你叫什么名字？”
“珀尔。”
“你在这里住了多久了？”
“从出生就住在这里了。”
“可上厕所和洗澡怎么办呢？”她问。
“我们用公园里的卫生间，就在休闲区旁边，有时候卫生间里也会停水，因为后面有座垃圾场，水有股怪味，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会去麦当劳的厕所，在那里刷牙。”
“水为什么会有怪味？”
“大家都知道，水被垃圾污染了，垃圾对水不好。”
“你吃饭的这只盘子很漂亮。”记者说。
我看了看白色的陶瓷盘子，上面点缀着精美的粉色花朵和绿色树叶。
“是利摩日[2]的，”我说，“法国货。”
记者安静了几秒钟，又问：“你喜欢住在车里吗？”
“遇到灾难的时候，你可以跑得比谁都快。我妈妈经常这么说。”我回答。
记者微笑着走开了。她始终没问我关于鳄鱼的问题。
短短三天不到，所有记者都离开了，因为发现短吻鳄之后的第三天早晨，短吻鳄死了。
记者们跳上小汽车和卡车，朝右边的路口拐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争先恐后离开此地，速度飞快，仿佛走个过场、草草了事的送葬队伍。
“他们走得真着急，都不回头看看是不是落下了东西。”我妈妈说。
我们知道，这些记者受不了垃圾场的臭味，垃圾味和他们身上的香水味犯冲。
记者们离开后，我妈妈踩上她的运动鞋，抓起她的旧草帽，就往车外跑。
“我们去看看鳄鱼宝宝吧。”她说。
我们朝河边走去，她拉着我的手。我们两人的身材差不多，如果有人从远处看过来，很可能会觉得我俩是一对八九岁的小女孩，手拉着手去荡秋千。
妈妈和我穿过公园，沿着两旁种着柏树和锯齿草的小径来到河边。一大群蓝色和黄色的蜻蜓从前方的路上飞来，将我们两人分开。
无云的天空中，午后的太阳又大又圆地挂在头顶，在我们身前投下两道细长的影子，像是一对朋友，领着我们到河边去。
“住在车里最大的好处是什么？”我问。
“我来告诉你，最大的好处是：车里没有带燃气灶的炉子。我从小到大都害怕会忘了关燃气，讨厌炉灶上飘过来的炖菜味。”我妈妈说，“车里也没有房子里的那种电线，没有电源插座，你要知道，总有些人想要拿发夹子或者叉子往插座里面戳。所以，住在车里，我不用担心这些事。”
从我们的车到“河”之间那片土地很软，地面乱糟糟的，净是垃圾。小径沿路的草地被人踩得不成样子，丢着几个塑料水瓶、一些压扁了的罐头和白色口香糖，一棵柏树底下还有一段盘绕的黑色电缆。
妈妈和我想看看死去的短吻鳄，可来到河边时，它们已经不见了。
两只小鳄鱼一天前曾经待过的地方，白色的沙子已经变成了红色，那根蓝色的缝纫线上挂着一块小小的鳞片和一缕红色的嫩肉。
是子弹将新生儿撕成了碎片。
开枪射杀鳄鱼的人在旁边的地面上留下了一些子弹壳。
我们从未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有的人永远在找靶子练枪。总有手指发痒、想要扣动扳机的人在附近游荡。于是小鳄鱼在劫难逃。
我们甚至在车上发现过一个弹孔。子弹穿进引擎盖，不知卡在了发动机的什么地方，因为我们没有找到子弹，也没发现别的地方有穿出的弹孔。
“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我们在金属车身上发现弹孔的那一天，妈妈问。弹孔周围还有一圈深色的火药残渣。
我俩对此完全没有察觉。
“这段时间，有人开始瞄准汽车练枪，”她说，“也许是开玩笑，也许只是个别流浪汉干的。”
但我们都知道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在我们所处的佛罗里达州的这个部分，经常有无论如何都不该挨枪子的东西挨了枪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