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城的荣华富贵功名利禄,与这“十里湖光,沙岸画船”的江南之间,他想要选择的,也许偏偏就是后者吧?
纳兰容若与后主李煜若能同一时代相逢相识,定能成为知己,用现在流行的一句话来说,那就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知后主者,纳兰也;而知容若者,后主也。
常有人称赞容若,其词颇有南唐后主遗风,哀婉清丽,情真意切。
是的,同样的清丽,同样的哀婉,同样的情之所寄,直扣人心弦。
而两人也同样有着天赋的奇才,同样曾有过善解人意堪为知己的妻子,同样有着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
纳兰容若与后主,卢氏与大周后,沈宛与小周后……他们的身影,总会在我的脑海中重叠起来,仿佛千年之后的再度轮回,来完成前世的约定,圆满前世的遗憾。
但是他们却又是如此的不同。
一样曾是天之骄子,可纳兰却没有后主的丧国之痛,只有理想与现实的冲撞和不可调和。
所以,后主有“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纳兰却是“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
所以,后主有“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纳兰却是“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所以,后主有“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纳兰却是“一生一代一双人,争教两处销魂”。
我们不能说,纳兰容若因此就不如后主,毕竟这样评价对他来说,也不甚公平。
每当看到纳兰容若的词的时候,我总会禁不住惴惴然地猜想,其实他内心深处还是希望能大声呼喊出来“钟鼓馔玉不足贵”的吧?
泛舟十里平湖,看沙岸画船,看青帘白蘋,听着采菱少女们银铃般的笑声与歌声,最后在缓缓西坠的夕阳中归去。
对当时身为康熙身边红人的纳兰容若来说,或许这样的生活,才是他内心真正所向往的,也说不定。
一如后主李煜的《渔父词》——
“一壶酒,一竿身,世上如侬有几人?”
世上如侬有几人?
世上如他有几人?
千年前后主的一句词,竟能如此传神地写出后世那位浊世翩翩佳公子的内心!
巧合吗?或许吧。
但我更愿意相信,后主当为纳兰容若知己。
就像纳兰容若深得后主词风之精髓,也当为后主知己。
收却纶竿落照红,秋风宁为剪芙蓉。人淡淡,水蒙蒙,吹入芦花短笛中。(《渔父词》)
据唐圭璋在《词学论丛·成容若(渔歌子)》中所言,说当时徐虹亭作了《枫江渔父图》,题者颇众,如屈大均、王阮亭、彭羡门、严荪友、李劬庵、归孝仪及益都冯相国,皆有七绝咏之。其中,也有我们的纳兰容若,为此图题了一首小令,就是这首《渔父词》:“收却纶竿落照红,秋风宁为剪芙蓉。人淡淡,水蒙蒙,吹入芦花短笛中。”一时胜流,都说此词可与张志和《渔歌子》并称不朽。
《渔歌子》,大家耳熟能详,是语文课本上必学的诗词之一,在此不再累述,只论容若的《渔父词》。
初看此词,只觉犹如一幅恬静淡雅的水墨画,把夕阳西下,渔人归家之时的画面描写得是栩栩如生。
天边斜阳西下,晚霞红得犹如燃烧的火焰一般,江边那打鱼的人见了,便缓缓收起钓竿归棹,小船在芦花丛中缓缓划过,秋风阵阵,徐徐吹来,把满岸的芦苇都吹得摇曳起来,一派安静恬静的画面。
徐虹亭的《枫江渔父图》题词者众多,唯独纳兰容若的这首《渔父词》被一致称赞,独擅胜场,大概是因为这幅画中那浓浓的归逸意味,正好触动了他的心弦吧?所以才会写出了“人淡淡,水蒙蒙”这等清丽的句子。
有人说,纳兰词之所以情真意切,触人心弦,乃是因为他能“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天性使然。这正像王国维所说的那样,是因为“初到中原,未染汉人风气”的关系吧?
那时候,在文化方面,对入关时间不长的清朝人来说,正是他们学习中原文化,并使之为自己所用的阶段。纳兰容若就是如此,他学到了汉族文化,能以此来抒发自己的心怀与感情,但又因为他是满族人,而未沾染上那些文人间的坏习惯,如迂腐、守旧,文人相轻。
他对待朋友是真诚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尊重他们的品格与才华。这些名士才子能够围绕在他身边,互相交流文学上的造诣与心得,对纳兰容若来说,也是一个学习汉文化的绝妙机会,让他的词得以既有后主遗风,更有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的清丽与情真意切。
曾有这样的一种说法,说纳兰容若之所以结交这些汉族文人,乃是奉了康熙的命令,去监视他们,同时笼络他们的。
这样的说法,在历史的长河中似真似假,谁也说不准。只不过我相信,纳兰容若之所以与顾贞观、严绳孙等人相交深厚,友情真挚,定不是出自作伪,而是他确实全心全意地真诚地对待这些朋友们,而不是因为来自皇帝的命令,来自一种不可告人的龌龊的目的。
纳兰容若词真,于是我相信,人自然也真。
他生平至性,无论爱情、友情,都是如此的深沉,如此的真切。
第六小节 世外仙境渌水亭
纳兰容若与好友们聚会,大多数都是在一处叫“渌水亭”的地方。
如今对“渌水亭”的所在,颇有争议,有说是在京城内的什刹海畔,也有说是在西郊玉泉山下,还有说是在叶赫那拉氏的封地皂田屯的玉河,总而言之,是一处傍水所在,更是纳兰容若一生之中,最具有标志性的建筑。
纳兰容若之所以把自己的别院命名为“渌水亭”,大概是取自流水清澈涵远之意吧?君子之交淡如水,在纳兰容若的心中,在这渌水亭来往的,自当都是君子。
《南史》记载,世家子弟庾景行,自幼就有孝名,品格美好,做了官之后,也是一向以清贫自守,后来被王俭委以重任。当时人们把王俭的幕府称为莲花池,安陆侯萧缅便给王俭写了一封信表示祝贺,写道:“盛府元僚,实难其选。庾景行泛绿水、依芙蓉,何其丽也。”便用“泛绿水、依芙蓉”来赞美庾景行。
在《南史》记载中的庾景行,孝顺父母,甘于清贫,一生行的都是君子事,在死后,被谥为贞子。
纳兰容若借用这个典故为自己的别院取名叫“渌水亭”,很难说没有自比庾景行的意思。在纳兰容若的心中,要庾景行那样近乎完美的人,才算是君子吧?
渌水亭是什么时候开始修建的呢?纳兰容若那次因为急病错过殿试之后,便开始编撰一部叫做《渌水亭杂识》的笔记,里面记载的,既有纳兰容若的一些读书心得,也有从朋友那儿听到的奇闻异事。
《渌水亭杂识》,无疑是在诗词之外,公子别样性情的表现。
野色湖色两不分,碧天万顷变黄云。
分明一副江村画,着个闲庭挂夕曛。(《渌水亭》)
有了渌水亭,想必纳兰容若是十分欢喜的,不然也不会专门写这首名为《渌水亭》的七绝。
他像是一个得到了新玩具的孩子,充满了好奇心与旺盛的求知欲。
比如娑罗树。
《渌水亭杂识》中记载:
“五台山上的僧人们夸口说,他们那儿的娑罗树非常灵验,于是大肆宣传,俨然吹捧成了佛家神树,但是这种树并不只有五台山才有,在巴陵、淮阴、安西、临安、峨眉……到处都是这种源自印度的娑罗树,虽则同样为娑罗树,因为生长在不同的地方,也就有了不同的命运,有的名声大噪,有的默默无闻。”
纳兰容若这个小记录,不无讽刺之意。
不要说人,就连树木,看来也是要讲究出身的啊,出身不同,命运也是截然不同的。
还有一些记载,则是显示出纳兰容若对事物的独特见解,其中不乏经世之才。
纳兰容若在《渌水亭杂识》中写过“铸钱”一事,是这样写的:
“铸钱有二弊:钱轻则盗铸者多,法不能禁,徒滋烦扰;重则奸民销钱为器。然而,红铜可点为黄铜,黄铜不可复为红铜。若立法令民间许用红铜,惟以黄铜铸重钱,一时少有烦扰,而钱法定矣。禁银用钱,洪永年大行之,收利权于上耳,以求盈利,则失治国之大体。”
只是这么两段话,看得出来,我们文采风流的纳兰公子,其实还是颇有金融眼光的。
他认为,铸钱有两个弊端,如果铸轻了,很容易被盗铸,也就是假币,会扰乱日常经济生活;要是铸得重了,那些不法之徒就会把钱重新铸为器皿。如果立法准许民间使用红铜,只用黄铜来铸重钱,应该就会少很多烦扰。
他的这个观点,倒是与后来的雍正不谋而合。
雍正推行币值改革,其中一项主要的措施便是控制铜源打击投机犯罪:熔钱铸器可牟厚利导致铜源匮乏,铜价升高,铸钱亏损。
雍正下令只准京城三品以上官员用铜器,余皆不准用铜皿,限期三年黄铜器皿卖给国家,如贩运首犯斩立决,同时稳定控制白银,保证铜源,稳定了货源以保铸造流通。
后来的乾隆皇帝,铸的钱被称为乾隆通宝,那些铜钱有的是铜锌铅合金,叫黄钱;有的再加上些锡,叫青钱。铸青钱可以防止铜钱被私自销熔,因为青钱销熔后,一击就碎,无法再打造成器皿。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不法之徒,稳定了货币流通。
由此可见,纳兰容若其实是颇有金融头脑的,他建议朝廷吸取明朝的教训,不要一味地追求盈利,应该把铸钱的权力收归国有,这样才会保证经济的稳定。
清朝的时候,确实吸取了明朝的教训,实行银钱平行本位,大数目用银子,小数目用铜钱,保证官钱质量,保证白银的成色,纹银一两兑换铜钱一千文,也算是控制住了货币的稳定。
诗乃心声,性情中事也。发乎情,止乎礼义,故谓之性。亦须有才,乃能挥拓;有学,乃不虚薄杜撰。才学之用于诗者,如是而已。昌黎逞才,子瞻逞学,便与性情隔绝。(《渌水亭杂识》第四卷)
在《渌水亭杂识》中,有着不少纳兰容若自己对于诗词的见解。
在纳兰容若看来,诗歌是心声的流露,要抒写心声,因为诗歌的写作是发乎情止乎礼的。而且在诗歌的写作中,要有学问,才不会去浅薄地杜撰,才会挥洒自如。
他一直在抒写着自己的心声,不加修饰,也不用华丽的辞藻,只是那么简简单单地,把自己的心声自然而然表达出来,却是那么的真实而感人肺腑。
“诗之学古;如孩提不能无乳姆也;必自立而后成诗,犹之能自立而后成人也;明之学老杜学盛唐者,皆一生在乳姆胸前过日。”
纳兰容若还认为,学习作诗要学习古人,就像小孩子不能没有乳母一样。小孩子是先要有乳母抚养,然后才能长大成人独立的,学习作诗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前人的诗句就好比是乳母,学习的人就好比小孩子,需要先尽心尽力去学习前人的诗句,然后才能独立。
其实仔细想一想,这和我们现在的学习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学习之道,古往今来,一脉相承。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那么,学作诗,又何尝不是在学习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前进呢?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便是这个道理。
“自五代兵革,中原文献凋落,诗道失传,而小词大盛。宋人专意于词,实为精绝,诗其塵饭涂羹,故远不及唐人。”
自从五代战争连连,世道混乱之后,中原文化便凋落了,诗歌衰落失传,而填词则兴盛了起来。宋代的人都喜欢填词,专心于此,所以成就极高,但是他们并不喜欢作诗,所以在诗上面,远远不及唐代的人。
诚然,我们现在一说起中国的古典文化,提到的都是“唐诗”“宋词”,能够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那定然是因为在这个方面,有着其他时代所无法企及无法超越的成就,而唐诗宋词,正是如此。
“曲起而词废,词起而诗废,唐体起而古诗废。作诗欲以言情耳,生乎今之世,近体足以言情矣。好古之士,本无其情,而强效其体,以作古乐府,殊觉无谓!”
有了曲子,词便荒废了,有了词,诗便被荒废了,唐诗兴盛起来,古体诗便渐渐没落。作诗不过是为了抒发心声,所以我们生活在现在这个时代,用近体诗就可以了,不用勉强自己去用那古体诗来抒情。那些好古之人,本来没有什么心情要抒发,只是为了仿古而勉强自己写作乐府,实在是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花间之词为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李后主兼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之致。”
纳兰词一向被评价为有后主遗风,这是举世公认的。
陈其年在《词话丛编》中写道:“《饮水词》哀感顽艳,得南唐二主之遗。”而唐圭璋也在《词学论丛·成容若(渔歌子)》中这样说过:“成容若雍容华贵,而吐属哀怨欲绝,论者以为重光后身,似不为过。”
“重光”便是后主李煜,而李煜的字,正是“重光”。
不管是当时的人也好,还是现在的人也罢,对纳兰容若的词深得后主遗风的评价,是见解一致的。
而纳兰容若自己呢?
对李后主,纳兰容若推崇备至。
“花间之词为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李后主兼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之致。”
在纳兰容若看来,《花间集》这部中国最早的词总集,就像是贵重的古代玉器一样,漂亮却并不实用。
确实,《花间集》词风香软,用香艳堆砌的辞藻来形容女子,内容不外乎离愁相思、闺情哀怨,倒是开了历代词作的先河,更从张沁的《蝴蝶儿》一词句子“还似花间见,双双对对飞”中得名,香艳旖旎可见一斑。这也就难怪会被纳兰容若形容为古玉器,贵重却不适用了。
而到了宋代,李后主、晏殊、欧阳修、柳永、秦观、周邦彦、李清照等人,上承花间词,去其浮艳,取其雅致,运笔更加精妙,反映的社会现实更广泛,从而更加婉转柔美或豪放壮阔,开一代别开生面的词风。
而宋词则是适用,却毫无那贵重之感。
在纳兰容若眼中,李后主却是兼得花间词与宋词两者的长处,兼有其美,而且更加具有烟水迷离的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