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4年1月2日，星期五
（莎士比亚的伟大有赖于时代；谈《少年维特之烦恼》和“维特热”）
在歌德家进餐，席间谈话轻松愉快。谈到了魏玛社交界的一位年轻美人儿，这时在座的先生中便有一位讲：他差不多快爱上她啦，虽然她还并不是智慧超群。
“去吧！”歌德笑道，“爱不爱未必跟智慧有什么关系！我们爱一个年轻女子完全是因为另外一些品格，而不是她的智慧。我们爱她的美貌，她的年轻，她的调皮，她的温柔，她的个性，她的缺点，她的乖僻，上帝知道还有种种别的无法言说的什么东西；可是，我们不爱她的智慧。我们尊重智慧来着，它要是确实卓越超群；有了这样的优点，一个姑娘在我们眼里会平添无限的价值。倘使我们已经爱上了她，她的智慧也可能吸引我们。然而仅仅有智慧点不燃我们的爱火，激发不起我们的热情。”
大伙儿认为歌德的话很有道理，很具说服力，都准备以他的方式观察问题。
饭后其他人走了，我却留下来与歌德坐在一起，讨论了其他有意思的事。
我们谈到了英国文学，谈到了莎士比亚的伟大，认为在出了这位文学巨人之后，所有英国剧作家的处境真叫不利。
“一位戏剧天才，”歌德继续说，“如果他真正称得起天才的话，就不可能不注意莎士比亚，是啊，不可能不研究莎士比亚。可是研究的结果必然会使他意识到，莎士比亚的作品已经穷尽整个人性的方方面面，已经做过最高、最深的发掘，对于他这个后来者，从根本上讲已没剩下任何可写的东西啦。谁要在灵魂深处意识到已经存在那样一些无比精湛的、不可企及的杰作，并对其心悦诚服，谁还能从哪儿获得勇气提起笔来呢！
“至于我，五十年前在亲爱的德意志祖国情况就好多啦。我很快浏览了现有的作品，它们没能让我长时间佩服，没有怎么妨碍我走自己的路。我很快把德语文学和对德语文学的研究置之脑后，把注意力转向了自己的生活和创作。如此一步步前进，我的天赋便自然得到发展，便逐渐具备必需的创作能力，取得了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创作的成功。在我生活和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我关于杰作的理念从来不超出我此一阶段的实际动手能力多少。可要是我生而为英国人，那年纪轻轻、刚一省事，就会被所有那些丰富多彩的杰作和巨著压得喘不过气来，根本不会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我不会再那么轻松快活地往前走，而必定长久地思索，长久地左顾右盼，以便寻找一条新的出路。”
我把话题引回莎士比亚，说：“如果我们把他从英国文学中抽出来，单独放到德国进行观察，那我们就不得不惊叹他那巨人一般的伟大真是一个奇迹。可如果我们去莎士比亚的故乡寻访他，置身于英国的大地和他所生活时代的氛围，再研究研究他的同代人和直接继承者，呼吸呼吸自本·琼生、玛森格、马娄、博芒和弗勒乔[18]等人那里刮来的雄风，那么，莎士比亚伟大纵然伟大，可我们却会获得一个信念，那就是他创造的精神奇迹许多都并非不可企及，他的许多成就都得归因于他的时代和他那个世纪雄劲的创作风气。”
“你说得完全对，”歌德应道，“莎士比亚的情况如同瑞士的群山。如果将勃朗峰直接搬到一望平川的吕内堡大荒原，[19]对它的高度你会惊诧得说不出话来。可要是你去造访它连绵雄伟的故乡，先越过与它相邻的一座座高峰，诸如少女峰、芬斯特阿尔霍恩峰、艾格尔峰、维特霍恩峰、果特哈特峰、玫瑰峰等等，再看见勃朗峰时虽然仍觉得是个巨人，但它却不会令我们惊诧莫名啦。”
歌德继续说：“谁要不肯相信莎士比亚的伟大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他那伟大、雄劲的时代，那他最好问问自己：在时至1824年的今日英国，在报刊的批评争吵闹得文坛四分五裂的糟糕时日，还可能出现莎士比亚似的令人惊叹的天才吗？
“那样一种不受干扰的、天然纯净的、患梦游症的创作状态，唯一能产生伟大作品的创作状态，完全不可能再有了。我们现在的所有天才，全都置身于向公众展示的托盘里。那五十多种全国各地出版的批评刊物，那由它们在公众中引发的鼓噪喧闹，不容许产生任何健康的东西。当今之世，谁要不完全退避开，强行自我隔离，谁就完啦。各类报刊拙劣的、多半唱反调的文艺评论，尽管也把一种亚文化普及到了民众中，但对于一个创造的天才却无异于妖氛，无异于毒液；它不断的滴落到他创造力之树上并将其摧毁，从葱茏的绿叶到树心最深处的纤维。
“还有啊，经过了窝窝囊囊的两百年，生活本身也变得何等驯顺和羸弱了啊！什么地方还能遇见一个富有个性的天才！什么地方还有谁能尽显本色，让人看见他本来怎么样就怎么样！这反过来又影响诗人和作家，他感到外界的一切已对他不再有吸引力，于是只好返回来求诸内心。”
谈话转到了《少年维特之烦恼》。歌德讲：
“它是这样一部作品，可以说我就像鹈鹕一样，用自己心中的血液哺育了它。它蕴含着我内心那么多的情愫，那么多的感受和思想，足够写出十部同样长的小说呐。还有，我已一再说过，这本书出版以后我只重读了一次，时时小心别再去碰它。它纯粹是一堆火箭啊！[20]一读它我心里就不自在，生怕再一次经历自己早已逃离的重病状态。”
我提到他会见拿破仑的事。在他不曾刊印的文稿中，我知道有一则关于此事的速记，曾不止一次请他把它继续写完。我说：
“拿破仑曾当面对您提到《少年维特之烦恼》里边有一处看来经不起严格审视的疏漏，您也向他承认了。我很想知道，他具体指的什么地方。”
“你猜猜！”歌德神秘地微笑着回答。
“喏，”我说，“我猜想多半是绿蒂给维特送去手枪，事先却对阿尔伯特只字不提，也没有把自己的预感和担忧告诉他吧。虽说您竭力想使她的沉默显得合乎情理，然而面对朋友命在旦夕的紧迫关头，您的所有努力仍旧于事无补。”
“你的意见自然是不错，”歌德回答，“只是拿破仑所指的是这个地方或是另一处，我看还是不挑明为好。不过呢，我已经讲了，你的看法和他的一样正确。”
我提出来，《少年维特之烦恼》一出版便引起极大的轰动，其原因是否在时代呢？我道：
“人们普遍这么认为，我却不能苟同。《少年维特之烦恼》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原因就在于它出版了，而不在于它出版于某个特定的时候。每个时代都有那么许多不曾说出的痛苦，那么许多隐秘的愤懑不满和厌世情绪，每一个人身上都存在那么许多与世界的矛盾，那么许多个性与市民社会的冲突，在此情况下《少年维特之烦恼》总是会引起轰动的，即使它直到今天才出版。”
“你说得很对呀，”歌德回答，“正因为如此，这本书今天和当初一个样，还影响着某一个年龄段的年轻人。我呢，当初也根本不必从时代的一般影响中，从我读过的这本那本英国小说中，去获得自己青春的苦闷。倒是个人切身的现实境况令我躁动不安，烦恼苦闷，把我置于自然会产生出《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心境。我曾经生活过，曾经爱过，曾经忍受过许多痛苦！”
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进一步观察，人们谈论很多的‘维特时代’自然与世界文化的进程无涉，相反倒与每个个人的生活阶段有关。人天生喜欢自由自在，却不得不勉强适应、屈从一个已然腐朽的世界的种种规范。幸福遭阻挠，活动受拘束，愿望得不到满足，这些并非某个特定时代的毛病，毛病在每个人自己身上。要不是人人生命中都有一个感觉《少年维特之烦恼》仿佛就是为他自己写的阶段，那才真叫糟糕呐。”
1824年1月27日，星期二
（回顾一生，唯有辛劳和工作）
歌德跟我谈起他续写自传的事，眼下他正忙着完成这项工作。他提到，写他晚年生活的部分不会像写青年时代的《诗与真》那样有非常详尽的细节。
“后边的这些年，我必须更多地当作编年史来处理，”歌德说，“里边出现的更多的是我的活动，而不是我的生活。一般而论，个人最重要的时期是他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对我来说，随着完成《诗与真》那细节详尽的几卷便完结了。接下来便开始了与世界的冲突，这方面如果还有什么令人感兴趣的话，那就仅仅是它产生的结果。
“再往后呢，一个德国学究的生涯，什么玩意儿？拿我来讲，也许有些好的经历却无从言说，而平平庸庸的呢又不值得花力气说。再有喽，那些能让我轻松从容地对他们讲述的听众，又在哪儿呢？
“回忆早年和中年的生活时，在我现在这个年纪便会思考，那些曾与自己一起共度青春的朋友还剩几个呢，这时候我总是想起在温泉疗养地消夏的情形。刚一到便认识一些人，和他们结下了友谊，可这些人已经在此地住了一段时间，过不了几个礼拜就要走啦。失去他们令人难过。那就去结识下一拨人吧，和他们还可以过一段，于是又成了亲密朋友。但这拨人也要走，剩下我们孤零零的，还有就是第三拨在我们即将离去时才到的人，和这些人你就完全没什么交道好打啦。
“大家常称赞我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人，我自己呢，也不想抱怨，说对自己生涯不满的难听话。只是呢，归根结底只有辛劳和工作，别的什么都没有；大概可以讲吧，在我长达七十五个春秋的一生中，真正安逸快乐的日子不到四周。这就像一块永远要往下滚的大石头，你得没完没了地重新往山上推它。[21]我的编年史将把此处说的这些话，解释得明明白白。要我有所作为的呼声，外来的也罢，发自内心的也罢，真是太多了。
“我真正的幸运是我的文学思考和创作。然而我所处的环境，又多么严重地干扰、制约和妨碍了我哟！要是我能离社会活动和日常事务远一点，多一些离群索居的时间，我会更加幸福，取得的文学成就也会多得多。是啊，我写完《葛慈》和《少年维特之烦恼》不久，一位智者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你对世界有了贡献，为报答你世界就会做出安排，让你别又一次这样做。现在看来，此话在我身上应验喽。
“闻名遐迩，位高权重，在生活里本是好事。只不过我靠自己的所有名声和地位没有得到任何好处，换来的只是对别人的意见保持沉默，否则便会得罪人。这样做的好处是我总知道别人怎么想，别人呢，却不知道我怎么想，要不然啊，真就开了一个愚蠢透顶的玩笑。”
1824年2月25日，星期三
（诗的形式作用巨大；经历丰富是个“大便宜”）
歌德今天给我看了他两首极有意思的诗，两首总的倾向都高度伦理化，但一些母题却自然、真实得毫无保留，以致世人很可能习以为常地称其为不道德的诗。也正因此吧，他把它们密藏起来，不打算公之于众。
“倘若智慧和高度的教养能转变成公众共同的财富，”他说，“那当诗人就太美了；他什么时候都可以彻底真实，不必害怕说出最精彩的话。可事实上他经常不得不有所节制，有所考虑，他的作品会落到各式各样的人手里；他因此有理由顾忌，别因为太坦率引起多数好好先生的反感。还有，时间也是个古怪东西。它就像暴君似的喜怒无常，对同一个人的言语行为在不同时代会表现不同的脸色。古希腊人允许说的话，我们再说就不合适；莎士比亚强健的同时代的人感觉美妙的事物，1824年英国人就不再受得了，所以新近就感到有出版一种家庭版莎士比亚的需要。”
“还有形式也影响很多，”我补充说，“两首中的一首音调、格律都合乎古代规范，引起反感的可能小得多。一些母题本身诚然难以为人接受，但表现手法使整个作品变得如此大气如此高贵，让人仿佛在听一位雄健的古代诗人吟唱，我们也仿佛回到了希腊远古的英雄时代。另一首诗相反，音调、格律都是阿里俄斯托[22]的，就麻烦得多了。内容是一次现代历险，语言也现代，于是便无所遮掩地直通通地进入咱们的现实，一些大胆的细节便显得肆无忌惮多了。”
“你说得对，”歌德回答，“在不同的诗体格律里面，蕴藏着各种神秘而巨大的效果。比如我的《罗马哀歌》，如果有人将其改译成拜伦《唐·璜》式的音调和格律，那它的内容必定也跟着变得十分粗俗。”[23]
这时送来了法国报纸。在昂顾勒姆公爵统率下完成的那场讨伐西班牙的战役，引起了歌德极大的关注。“对波旁王朝走的这步棋我不能不大加赞赏，”他说，“因为正是通过此役，他们才抓到军权，也赢得了王位。这下成功了。士兵们返国时怀着对自己国王的忠诚，因为他们从自己的胜利，也从人数众多的西班牙人的失败获得了一个信念：是效忠于一个人抑或听命于许多人，没有什么区别。军队赢回了旧日的光荣，证明了自身的价值，它即使没了拿破仑，照样能打胜仗。”
接下来歌德回顾了历史，谈了许多普鲁士军队在七年战争中的情况，说在腓特烈大帝的带领下这支军队所向无敌，因此变得骄纵自满起来，结果后来在许多大战役中吃了败仗。所有的细节他全历历在目，我称赞他记忆超凡，实在幸运。
“我占了一个大便宜，”他接着说，“能出生在这么个世界风云际会的时代，在我漫长的一生中重大事件层出不穷：先是七年战争，然后美国脱离英国独立，接着又来了法国革命，最后才是整个拿破仑时代直至这位英雄覆灭，以及随之发生的种种事变，我成了亲身经历这一切的历史见证。这样一来，我的观察结果和看法就可能与人完全两样；现在才出生的人只能通过书本了解那些重大事件，也就弄不明白它们是怎么回事。
“往后的一些年将发生什么，完全无法预言；只是我担心咱们不会很快获得安宁。世人生性可不谦虚知足：大人老爷不会放弃滥用强权，民众也不满足于勉强过得去的状态，静待逐渐改良。只有使人性变得完美，现实也才可能完美。而实际是将无休止地动荡摇晃，一部分人受苦受难，另一部分人安乐享受；自私和妒忌这两个恶魔将永远作祟，党派之争将没完没了。
“最明智的办法是人人各司其职，生来适合干什么、学习过什么就干什么，别去妨碍他人干自己的事。鞋匠就该守着他的楦头，农民就该扶着他的犁头，君主呢，就该懂得治理国家。要知道，治国也是一项需要学习的职业，任何不精于此道的人都不应妄自介入。”
随后歌德又谈起法国的报纸，说道：
“可以让自由派人士发言嘛，因为如果他们讲得有道理，别人就乐意听。但是保皇党手握重权，就不宜讲话，而必须行动。他们不妨调遣军队，砍人脑袋，让人上绞架，这都是他们的权力；可要是在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否定别人的意见，为自己的举措辩护，就有些失体统啦。除非读者全都是君主，否则掌权者还是别发议论为好。”
“至于我过去的所作所为，”歌德接着讲，“我总自认为是一个保皇派。让别人爱讲什么就讲什么吧，我呢，认为怎么好便怎么干。我了解自己事业的全貌，知道自己的目标所在。要是我独自犯了错误，能够重新将其挽回；可错误要是三个人和更多的人一块儿犯的，那改正就不可能了，因为人多不同的意见也多。”
“还有考虑什么永生？”歌德继续说，“那是贵人们尤其是那些无所事事的贵妇的事。一个想在今生就有所作为的人，他每天都得努力，都得奋斗，都得工作，就该让来世自己待在一边儿，在今世奋发有为。再者，那种对今世的幸福没多少指望的人，也适合琢磨永生问题；我愿打赌，善良的梯德格如果命好一点，他的思想也会更好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