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参（前505一前432），姓曾，名参，字子舆春秋末年鲁国南武城人。小孔子46岁。其祖先是夏朝少康之子曲烈的后裔，当时曲烈被封于郡地，其后代于是以曾为姓。进人春秋后，郡被苔国吞灭，郡世子巫公逃奔鲁国，下传三代到曾点，是为曾参的父亲。《庄子·让王》篇说曾参“编袍无表，颜色肿啥，手足拼既，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缨绝，捉拎而肘见，纳履而踵决”。《说苑·立本》篇也说：“曾子衣弊衣以耕”。一身衣着破旧，满而饥病之色，亲自躬耕于田间。可知曾氏传至曾参一代，早已失去了昔日贵族的身份，降为一般平民曾参年纪不大就随父亲一起师从孔子，并随孔子周游列国。他性格内向，处事谨慎，显得迟钝。孔子曾说他“参也鲁”〔《论语·先进》）。他学习非常努力、刻苦，强调“内省”的修养方法，对孔子的仁道理论作了深人的钻研，并进而发扬光大，尤以“孝”的理论和实践着称，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先在鲁国营地出仕为官，得捧禄粟米三秉（十六斜为一秉）以养父母。父母亡故后南游楚国，获得尊贵的官位，官贵一时。（《韩诗外传》卷七）曾参对孔子的仁道有深刻的领悟，把儒家最高品格“仁”的实现，作为自己至上的迫求，忠诚的贵任，人生的境界。指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犷（《论语·泰伯》）”又说“晋趁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谦乎哉！”〔《孟子·公孙丑下》）纵使有晋楚之富，也难以改变他对仁义的追求，表现出追求理想的坚定信念。但他并未因坚定对仁义的追求而否定富贵。事实上他把仁与富贵作了一定的联系，认为天下的富贵应以仁为支撑，虞舜之所以有肥厚的土地，众多的百姓，是因为他有仁德。所以曾参说：“是故君子将说富贵必勉于仁也。”（《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他把追求仁义作为求取富贵的手段。
曾子对孔子的仁又作了创造性的发挥。他把孔子博大精深的“仁”学体系进行分解，对其中一些关键性内容进行单独改进，使之具体化，现实化，以利于各阶层人的实践。曾子通过认真的观察思考，认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论语·里仁》）口忠是对自己的品格要求，恕是对人应持的品格，忠是诚心，朴实，恕是无私，不欺，宽以待人。他对忠恕之道进行了发挥。首先对自己乃至家庭都用诚心来严格要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曾记载，曾子的妻子去赶集，儿子哭泣着追赶她，母亲对儿子说：“你回去，等我回来给你杀猪。”儿子信以为真，不再追赶曾妻赶集回来，曾参立即准备杀猪，妻于制止道：“先时只不过与儿子闹着玩，莫当真。”曾子说：“怎能同小儿戏言，小儿无知，正等待父母教他。今天你欺编他，这是教他欺骗。母亲欺骗子女，子文将来必不信任母亲，这不是教育之道。”于是，曾子夫妻二人为了培养儿子的诚心，为儿子杀了猪。此则故事足以说明曾子忠诚的品格。他又强调与人交往过程中对别人给以充分理解和宽容，设身处地为别人提供帮助。他说：“是故人之相孝也，譬如舟车然，相济达也。己先则援之，彼先则推之。”（《大戴礼记·曾子制言》）认为与人相处，就像乘坐车船一样，要真诚地互相援手，方能达到目的。又说：“君子己善，亦乐人之善也；己能，亦乐人之能也花己虽不能，亦不以援人。君子好人之为善，而弗趣也；恶人之为不善，而弗疾也。疾其过而不补也，饰其美而不伐也，伐则不益，补则不改矣。”（《大戴礼记·曾子立事》）认为君子之善应当和他人同步而行，对于别人的美善和才能，绝不据为己有。
君子提倡美善，但并不强迫别人去做。别人有错要让他自行改正，别人有美善之事，也不要过分夸奖，以免他骄傲自满。指出不要扬人之短，而要成人之美，“朝有过夕改则与之，夕有过朝改则与之（《大戴礼记·曾子立事》）”，对于有过则改之人，要像平常人那样平等交往。对于他人取得成就给予忠心的祝贺，并希望他取得更大的成绩。“见其一，冀其二；见其小，冀其大，苟有德焉，亦不求盈于人也”（《大戴礼记·曾子立事》）。曾参在这里把孔子倡导的“爱人”、“立人”、“达人”的理论具体化为与人为善的独立的待人接物原则，更容易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也便于在实践中贯彻实施。曾子很重视对礼的学习和领会，一方面固守维护等级名分的礼，认为礼可以避免“犯其上，危其下，衡道而强立之”（《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之类行为的出现。另一方面把礼阐释为主观的道德情操，认为“夫礼，贵者敬焉，老者孝焉，幼者慈焉，少者友焉，贱者惠焉。此礼也，行之则行也，立之则义也。”（《大戴礼记·曾子制言》）将过去主妥以尊卑贵残等级为核心的礼改变成为人们相互关系中的道德原则：即对尊贵者的尊重，对年老者的孝敬，对幼小者的慈爱，对年少者的友善，对贫贱者的恩惠。强调对别人的理解、帮助和关心。这种礼适用于一切社会等级的人，使原来主要施行于贵族阶层的“礼不下庶人”之礼靠近了普通的民众。体现在曾子一生中最为突出的是他的孝行和孝道理论。在孔门弟子中，在孝行方面表现突出的，除了阂子每之外，就是曾子，就其对后世的影响来说，则曾子远远超过了阂子岛。曾子师承孔子“孝”道之后，经过他自己的体悟，把在孔子那里还只是伦理观内涵之一的孝扩大，膨胀成包括所有道德范畴的。大经大法。如说“夫孝，饱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嗜孝经》卷一）“夫孝者，天下之大经也。”（《大戴礼记·曾子大孝》）而且“孝”还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用，适用杜会一切领域，指导人类一切行为的普遍法则，“置之面塞于天地，衡之而衡四海。施请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大戴礼记·曾子大孝》）他将孝的思考与孝的实践融合一起，用“孝”来指导实践，又在实践中体悟孝道，完善孝道。曾子的孝道理论，有几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之一是，孝道是人伦关系的大纲大法，以忠敬、守礼作为两大基本原则。
其首先粥调的是养亲。天下父母为抚养子女成人，含辛茹苦，历尽艰难，子女长大成人后应当恩鸟兽反哺之情，尽心尽力地供养照顾双亲，使父母在物质生活上尽可能得到满足，这是曾子孝论最基本的要求。《新语·慎微）篇记载：“曾子孝于父母，昏定晨省，调寒温，适轻重，勉之干糜粥之间，行之干席之上，而德美重于后世。”《盐铁论·孝莽》也载：“曾子养曾誓必有酒肉”指出对待父母，每天都要昏定晨省，早晚问寒问暖，为双亲提供一个良好的物质生活条件。有一次，他叫妻子做蔡燕奉母，妻子不小心没有煮熟，曾子知道后大为不满，当即立下休书，把妻子休出家门，终身未再续娶曾子指出，光阴易逝，双亲在丝比日有减无增。当父母把子女养大成人时，他们年寿已高，与其在双亲死后，用牛来祭祀他们，不如在双亲在世之时，以鸡猪来奉养他们，因而子女养亲应有紧迫感。一个人安身立命，应以如何才能奉养好双亲作为基本原则。基干这个认识，他提出了一条着名的人仕原则：即父母健在时，子女应该“不择官而仕，以便尽快获得捧禄以奉养双亲。”吾尝仕为吏，禄不过钟釜，尚犹欣欣而喜者，非以为多也，乐其逮亲也。既投之后，吾尝南游于楚，得尊官焉，堂高九初，镶题三围，转毅百乘，犹北向而泣涕者，非为贱也，悲不逮吾亲也。故家贫亲老，不择官而仕。若夫信（伸）其去，约其亲者、非孝也。（《韩诗外传》卷七）他曾经担任过官吏，捧禄虽不多，但自己仍很高兴，井不是认为捧禄足够了，而是觉得已经能奉养双亲了。
双亲死后，他南游楚国，取得高官厚禄。然时常而北哭泣，并非嫌地位不够高，而是伤心此时自己已有丰厚的捧禄显赫的地位，但已经无法再奉养双亲尽孝道了。因此他认为一个人官位虽低，捧禄虽薄，但能供奉双亲，人生价值也就得到了实现。如果一定要等到高官厚禄，荣华富良之时，才想起奉养双亲，那是一种不孝的行为。供养双亲是人伦之孝的最基本要求，但只做到这一步远远算不上孝道。孔子曾经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牛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认为养亲是人与禽兽共有的生理本能，人类只有用“敬”，才能与禽兽相区别。曾子说：“君子之孝也，忠爱以敬，反是乱也。”（《大戴礼记·曾子立孝》）提出在养亲基础上，必须“敬亲”，才合乎人伦孝道。《孟子·离娄上》记载说：“曾子养曾哲，必有酒肉；将彻〔撤），必请所与；问有余，必日有。曾哲死，曾元养曾子，必有酒肉；将彻，不请所与；间有余，曰亡矣。将以复进也。此所谓养口休者也。若曾子、则可谓养志也。事亲若曾子者，可也。”说明曾子不仅以酒肉养亲，而且将撤回酒肉时，必定问曾誓想给与谁；当父亲间是否有多的给所爱的子孙时，曾子必定回答“有”以此来满足其父的志意。这是一种高尚的将孝亲建立在敬亲的自然情感上的养志之孝。
当父母有过错时，曾子根据孔子的教导，提炼出“以正致谏”，“微谏不倦”的谏亲原则。他说：“父母之行，若中道则从，若不中道则谏。谏而不用，行之如由己。从而不谏，非孝也，谏而不从，亦非孝也。孝子之谏，达善而不敢争辩。争辩者，作乱之所由兴也。”（《大戴礼记·曾子事父母》）对于父母不“中道”的言行，子女应当劝谏，若父母不接受，子女不应违背父母意志，更不能与父母争辫，而应当承担父母的过错，按照父母的意志行事。同时又通过自身的言行举止，努力感化父母，否则都是违背孝道的行为。当父母死后，孝子如何才能行孝道，曾子提出“慎终追远”的主张。所谓“镇终”，是指按照丧礼慎重办理父母的丧事，“追远”是指对死去的先人终身坚持春秋祭祀。即“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孟子·滕文公》）《礼记·曾子问》一篇详细记载了曾子向孔子问“丧礼”的情况，前后所问多达44条，可以说巨细无遗。说明曾子对丧礼的重视。曾子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孝经》卷一）“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大戴礼记·祭义》）子女躯体是父姆躯体的延续，残伤身体也就等于残伤父母的身体，自然脚是一种不孝的行为父母“全而生之”，子女也应该全而归之。《大戴礼记·曾子大孝》记载：一个名叫乐正子春的人伤了脚，伤好之后，仍数月闭门不出，忧容满面。弟子问他为何如此？他引曾子之言说“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可谓全矣，予是以有忧色。”因此“全体”、“贵生”就成为人伦孝道的一项特殊要求，以致于产生了诸如“孝子不登高，不履危”，“险途隘巷，不求先焉，以爱共身”之类的禁忌，目的在于“不敢忘其亲”。（《大戴礼记·曾子本孝》）养亲、敬亲、谏亲、慎终追远，全体贵生，构成曾子人伦孝道的基本内容。作为孝的典型，曾子在躬行孝道时也有不足之处，有的地方做得过了头。（《淮南子·齐俗训》）说：“公西华之养亲也，若与朋友处；曾参之养亲也，若事严主烈君。”公西华在人格平等的基础上孝养双亲，曾子恰恰相反，将父子关系建立在“有亲可畏”的基础上，主张子女在长辈面前应“坐如尸，立如齐，弗讯不言，言必齐色”〔《大戴礼记·曾子事父母》），恭恭敬敬，战战兢兢，不苟言语，言语时必和颜悦色。据《韩诗外传》卷八、《说苑·建本》、《嘴孔子家语·六本》等典籍2载：一次曾参在瓜圃内耕耘，不小心误断瓜根。其父大怒之下举起大棍击打曾参后背。
曾子被击倒在地，很久不省人事。苏醒过来后，赶快到父亲跟前，向父亲说：“刚才曾参耕断瓜根，理当受父亲大人的重罚，父亲切莫气病了。”退回自己房间后，又操起琴边弹边唱，有意让父亲听到，使父亲知道自己身体仍健康，消除父亲的担优。如此近于愚蠢的孝行，孔子知道后大为不满，告诉门人说：“曾参来了不让他进门！”曾参自以为无错，想方设法见到了先生。孔子毫不客气地责备他说：“你难道没有听说过，过去替晚有个儿子叫舜。父亲想使唤他时，他时常在父亲左右，警晚想杀他时，却找不到。父亲用小棍打他，他就承受；父亲用大棍子打他，他就逃走。如此，警晚因为想加害舜却没有得逞而没有触犯不配为父之罪，舜也因此不失其孝道。如今你事奉父亲，委身承受父亲的暴怒，受击打而不躲避，一旦伤重身死，就会陷父于不义之境地，这是最大的不孝行为。”曾子毫无原则的逆来顺受，看似大孝之举，实际上却“陷父于不义”，使父亲背上“不义”的恶名，恰恰是大下哮。曾子将人伦孝道扩展到政治关系上，构成了他孝道理论体系的另一重要内容厂忠。他相信孝子必定是良臣，家孝必然国治。“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师长，使子犹使臣也，使弟犹使承嗣也。”（《大鼓礼记·曾子立事》）在君臣关系上，曾子之“忠”已固定为臣下对君王应持以准则，但它不同子无条件效忠君王的“愚忠”。曾子所提倡的“忠”，是指以孝为本，建立在政治人格平等前提之下，以义相分，为君分优，惜尽其职的政洽品格。“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孝经》卷十七）君王行为合符仁义，臣下就不辞劳累，全力辅佐，玉成其事；如果君王暴虐无道，臣下则不可同流合污，而要挺身而出，进行抗争。当双亲去世后，曾子已无孝养之累，对安身立命的原则作了调整，以前强调不择官而仕，现在却要择官而仕。《大裁礼记·曾子制言》记录了他的这一原则：“诸侯不听，则不于其土；听而不贤，则不践其朝。”“君子不馅富贵，以为己说〔悦）；不乘贫贱，以居己尊。凡行不义，则君不事；不仁，则吾不长。”是以君子直言直行，不宛言而取富，不屈行而取位。“如果君王不仁不义，则不惜辞官而去，既不屈行以求位，也不恃贵以傲贫。决不辱没人格，苟且偷生，”辱若司避，避之而己。及其不可避，君子视死如归。（《春秋效露·竹林》）这一独具一格的君子人格对后世影响很大。“孝”除了是调节社会关系的准则外，曾子还把它作为调节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准则。
他认为宇宙间一切变化、运动，都会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人类的行为自然也会对自然界产生意义不一的作用，要求人们遵守一定的自然规律，“草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日：“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大戴礼记·曾子无圆》）曾子之所以学问和修养都取得很高的成就，主要凭借他“内省”和“慎独”的修养方法。他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尸（《论语·学而》）”每天多次自己反省：替别人办事是否尽心竭力了？同朋友往来是否诚实？老师传授的学业是否复习了？关子“慎独”的修养方法。指当独处而无人觉察时，要像有许多眼睛在盯着你，许多人的手在指着你的时候那样，谨慎地使自己的行为符合道德标准。曾子认为“慎独”首先要求“诚意，要真实无伪，真心无欺，要言行内外一致，在一切场合中都自觉地践履道德准则。曾子后来也授徒讲学，弟子众多。其学问思想对子思、孟子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思孟学派的鼻祖，在孔子以后的儒经传授上具有重要地位。有着作传世，《汉书·艺文志》着录有《曾子》18篇，今仅存10篇，收人《大戴礼记》。由其弟子后学写成的《孝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的思想，自而汉起，对杜会影响很大。自东汉明帝十五年起配祭孔子。唐高宗总章元年封太子少保”，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封“郕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封“邮侯”，政和元年改封“武城侯”，宋度宗咸淳三年封为“郕国公”。元至顺元年封为“哪国宗圣公”，明世宗改称“宗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