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出生的时候，中国的曹雪芹正在埋头写《红楼梦》，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等到歌德开始撰写《少年维特之烦恼》，曹雪芹早已离开人世。从时间上来说，少年维特开始风靡欧洲之际，《红楼梦》一书也正在坊间流传，悄悄地影响着中国的男女读者。很显然，相对于同时期的欧洲文化界，歌德已是一位对中国相对了解更多的人；但是事情永远相对，由于时代和地理的原因，西方对东方的了解并不真实，自始至终都难免隔膜和充满误会。欧洲当时推崇的中国诗歌和小说，差不多都是二流的，甚至连二流的水准也达不到。没有任何文字资料，可以证明歌德对曹雪芹的《红楼梦》有所了解，虽然歌德的家庭一度充满了中国情调，他家一个客厅甚至用“北京厅”来命名。
歌德时代欧洲的中国热，不过是一种上流社会追逐异国情调的时髦，在《歌德谈话录》一书中，歌德以令人难以置信的热烈口吻说：
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的，没有强烈的情欲和飞腾动荡的诗兴……
这些对于欧洲人来说似乎很内行的话，有意无意地暴露了歌德对中国文化的无知。歌德心目中，中国人的最大特点，是人和自然的和谐，金鱼总是在池子里游着，鸟儿总是在枝头跳动，白天一定阳光灿烂，夜晚一定月白风清。中国成了一个并不存在的乌托邦，成了诗人脑海里的“理想之国”。歌德相信，除了天人合一的和谐，中国的诗人在田园情调之外，一个个都很有道德感，而同时代的“法国第一流诗人却正相反”。为了让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服力，歌德特别举例说到了法国诗人贝郎瑞，说他的诗歌并非完美无瑕，“几乎每一首都根据一种不道德的淫荡题材”。
歌德被德国人尊称为“魏玛的孔夫子”，这种称呼在明白点事的中国人看来，多少有些莫名其妙。事实上，歌德并不是什么道德完善的圣人，他也不相信仅仅凭单纯的道德感，就能写出第一流的诗歌。任何譬喻都难免有缺陷，说歌德像孔夫子，更多的是看重文化上的地位。以诗歌而论，歌德更像中国的杜甫，他代表着德国古典诗歌的最高境界，以小说而论，说他像写《红楼梦》的曹雪芹，也许最恰当不过。歌德被誉为“奥林帕斯神”，是“永不变老的阿波罗”，与大成至圣文宣先师的孔子相比，他更文学，更艺术。
歌德生前曾相信，他的小说不仅风靡了欧洲，而且直接影响到了遥远的中国。杨武能先生的《歌德与中国》一书中，援引了歌德的《威尼斯警句》，从中不难看到歌德的得意：
德国人摹仿我，法国人读我入迷，
英国啊，你殷勤地接待我这个
憔悴的客人；
可对我又有何用呢，连中国人
也用颤抖的手，把维特和绿蒂
画上了镜屏
这又是一个想当然的错误，如果歌德明白了大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明白了当时耸人听闻的文字狱，他就会知道在自己还活着的时候，古老和遥远的中国绝不可能流行维特和绿蒂的故事。此时的大清帝国处于康乾盛世尾声，正是乾嘉学派大行其道之时，对于中国的读书人来说，无论诗歌还是小说，都是不算正业的旁门左道。歌德并不真正了解东方的中国，而中国就更不可能了解西方的歌德。歌德的伟大，在于已经提前预感到了世界文学的未来，他相信在不远的未来，世界各国的文学将不再隔膜，那时候，不仅西方的文学将相互影响，而且神秘美妙的东方文学，也会加入世界文学的大家庭中来。歌德近乎兴奋地对爱克曼说，他越来越相信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随时随地正由成千上万的人创造出来，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写了一首好诗，就夜郎自大地觉得他了不起。歌德充满信心地发表了自己的宣言，他认为随着文学的发展，单纯的民族文学已算不了什么玩意儿，世界文学的时代正在来临，每一个从事文学创作的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
中国人知道歌德，起码要比歌德了解中国晚一百年。有趣的是，经过专家学者的考订，虽然零零碎碎可以找到一些文字数据，证明歌德这个名字早已开始登陆中国，然而歌德作品的真正影响，并不是来自遥远的西方欧美，而是来自不很遥远的东方日本。歌德并不是随着八国联军的洋枪大炮闯入中国的，在“中西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基础上，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动机，首先是“富国强兵”，是“船坚炮利”的物质基础；其次才是精神层面的文学艺术。以古怪闻名的辜鸿铭先生也许是最早知道歌德的中国人，他在西方留学时，曾与一个德国学者讨论过歌德，话题是这位大师是否已经开始过气，而他们的结论竟然是完全肯定。在辜鸿铭笔下，歌德最初被翻译成了“俄特”，所谓“卓彼西哲，其名俄特”。
最初有心翻译介绍歌德作品的中国人，应该是马君武和苏曼殊，这两位都是留日学生。王国维和鲁迅在各自的文章中，也曾以赞扬的语调提到过歌德，他们同样有着留日的背景。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不管我们相信不相信，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直都与近邻日本紧密联系。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似乎已习惯了跑到邻居家去借火沾光，革命党人跑去避难，年轻有为的学生跑去求学，为了学习军事，为了学习文学或者科学。最终引起了战争也好，输入了革命思想也好，反正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课题。说到底，歌德在中国的真正走红，无疑要归功于郭沫若在1922年翻译出版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而郭沫若之所以会翻译，显然又与他留学东洋期间，这本书在日本的家喻户晓有关。众所周知，歌德最伟大的作品应该是《浮士德》，但是要说到他的文学影响，尤其是对东方的影响，恐怕还没有一本书能与《少年维特之烦恼》媲美。
不太清楚郭沫若译《少年维特之烦恼》之后，中国大陆一共出版了多少种译本，影响既然巨大，数量肯定惊人。也许多得难以统计，根本就没办法准确计算，经过上网搜索，只查到了一位日本学者统计的数字，迄今为止，在日本一共出版了四十五种《少年维特之烦恼》。这是个惊人的数字，却很容易一目了然地说明问题。任何一本书，能够产生广泛的影响，通常都有产生影响的基础。研究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渗透，不难发现，很长一段时间内，歌德的影响力要远远大于其他作家。时至今日，读者对外国文学的兴趣早已五花八门，同样是经典，有人喜欢英国的莎士比亚，有人喜欢法国的巴尔扎克，有人更喜欢俄国的托尔斯泰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有人喜欢各式各样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但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特征的现代文学，却一度被《少年维特之烦恼》弄得十分癫狂，年轻的读者奔走相告，洛阳顿时为之纸贵，由“维特热”引发为“歌德热”，显然都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回顾上世纪发生在中国的“歌德热”，无疑以两个时期最为代表。一是“五四”之后，这是一个狂飙和突飞猛进的时代，思想的火花在燃放，自由的激情在蓬勃发展，郭沫若译本应运而生，深受包办婚姻之苦的年轻人，立刻在维特的痛苦中找到了知音，在维特的烦恼中寻求答案。爱情开始被大声疾呼，热恋中的男女开始奋不顾身，少年维特的痛苦烦恼引起了一代年轻知识分子的思考。再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经过了十年的文化浩劫，启蒙的呼唤声再次惊天动地响起，世界文学名著在瞬间就成为读者争相购买的畅销书，1982年歌德逝世一百五十周年之际，纪念活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歌德与中国·中国与歌德”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当时的西德海德堡召开，中国派出了以冯至为首的代表团。冯至是继郭沫若之后，歌德研究方面的最高权威。
比较两次不同时期的“歌德热”，惊人的相似中，还是能够发现某些不一样，譬如在“五四”以后，《少年维特之烦恼》在读者市场几乎是一枝独秀，它成了追逐恋爱自由的经典读本，引来了为数众多的模仿者。这得力于当时新文化运动的社会风气，得力于当时的青春豪情与热血冲动，正好与歌德写完小说的那个时代相接近，维特的遭遇深入了人心，文学革命最终引发了社会革命。上世纪80年代的歌德热却呈现出了多样性，另一方面呢，作为世界文学名著，歌德再次赫然出现在书架上，与其他的一些世界文学大师相比，他的作品虽然也畅销，但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压倒优势。在过去，看歌德的作品，更容易与年轻人产生心灵感应，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在今天，与阅读其他大师的作品一样，更多的只是为了提高文学修养，具有重读经典的意味。这是个只要是文学名著就好卖的黄金时代，而在歌德的一系列作品中，又以《少年维特之烦恼》的销量最大，各式各样的译本也最多，无论印多少都能卖出去，但是说到影响力，已很难说是最大。歌德所预言的那个世界文学时代终于到来了，据资料统计，中国进入新时期以来，歌德作品的翻译品种、印数和销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除了《少年维特之烦恼》，其他的作品恐怕都很难说是畅销。
为什么到了今天，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还会有那样的生命力，这显然是与读者有关。文学作品的最大阅读人群，从来都是涉世未深的年轻人。以今天的习惯用法，“少年”维特其实应该是“青年”维特，当初郭沫若翻译的时候，用的只是汉语的古义，古人称“少年”为青年，与今人所说的少年儿童并不是一个意思。少年不识愁滋味，这个少年就不是指小孩。“少年中国”和“少年维特”，都是非常具有“五四”特征的词汇，这里的少年特指青春年华、意气风发的青年人，与幼稚的孩童无关。《少年维特之烦恼》在过去拥有读者，在现在仍然还能拥有读者，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能够被年轻人喜爱。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无论科学如何进步，年轻人总是有的，年轻人的追求和烦恼也总是有的，只要有年轻人，有年轻人的追求和烦恼，《少年维特之烦恼》就一定还会有读者。
此外，从世界文学相互交流的角度去考察，同样是歌德的作品，之所以《少年维特之烦恼》会比更具有人性深度的《浮士德》更容易受到读者欢迎，除了是很好地迎合年轻人的阅读心理，恐怕也与散文体的更容易翻译和诠释有关。毫无疑问，世界文学的交流一方面势不可挡，但是不同的语言之间，仍然还会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障碍。诗无达诂，小说比较容易再现原著的神韵，只要故事不太离谱，创作者的本意，翻译者比较容易传达，读者也比较容易把握，而讲究韵律的诗歌就大不一样。中国的好诗很难翻译到国外去，欧洲的好诗同样也难以翻译成中文。虽然歌德的《浮士德》已出现了多个中文译本，可是读者在接受叙事诗风格的《浮士德》时，总是不能像接受《少年维特之烦恼》那样来得直截了当。
2007年4月17日于河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