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1823—1901年），字子黻，号少荃，晚年自号仪叟。道光三年（1823年），生于安徽庐州府合肥县（今安徽省合肥市）一个书香门第的官僚地主家庭，成名后时人称之为“李合肥”即源于此。
李鸿章的先祖姓许，名福山，原居江西湖口县，后来迁到安徽合肥大兴集居住。这样传了几代，到了许迎溪时，同村的李心庄娶许家女为妻，两家遂结秦晋之好。但许家女久无生育，故许迎溪把次子许慎，也就是李心庄的妻侄过继给李家为嗣。七代之后，便传至李文安，就是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生有6男2女，儿子们大都用“荃”字取名：长子瀚章，字筱荃，又作小泉；次子鸿章，字少荃；三子鹤章，字季荃；四字蕴章，字和甫；五子凤章，字稚荃；六子昭庆，字幼荃。
跟中国一般传统的中上农民家庭差不多，李氏世代以“耕读”为业。李鸿章的高祖父李士俊，由于“处家恭俭”，以最初“清贫无田”发展到后来拥有200余亩土地。但因李家有钱无势，缺乏政治靠山，所以常常受人欺凌。李鸿章的曾祖父李椿，处事“不畏强御，申辩得直”，从而逐渐改变了李家受人欺凌的状况。李鸿章的祖父李殿华，是县学习武的生员，但两次赴省城考举人不中，便断了进取功名的念头，退乡里课率子孙耕读。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1834年中举，1838年中进士，官至督捕司郎中，记名御史。从此，一向以“力田习武”为业的合肥李氏宗族，一跃成为庐州一带的望族。
李鸿章生长在这样一个典型的耕读之家，其经济状况、政治地位，文化素质诸多因素，无一不在他的身上留下深刻的印记。经济状况的拮据，促使李鸿章知道生活的艰辛，刻苦自勉、奋发向上；政治地位的低下，促使李鸿章具有较为强烈的参政意识；较为浓厚的家庭文化传统素质，又为李鸿章创造了着意功名的良好文化氛围。这种特定的家庭环境和条件，推动着青少年时代的李鸿章按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封建士大夫人生模式迈出了一步又一步；并且对他终生处世为人，服官治事既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也决定着他的基本人生志趣和归宿。
少年李鸿章天资聪颖，读书进步很快。17岁时，他一举考中秀才，轰动乡里。此时的李鸿章高鼻阔额、身材颀长，踌躇满志。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他收到北京做官的父亲的来信，便遵信所嘱，赴京准备第二年的顺天乡试。途中，他又写作《入都》诗，一共十首。其中一首是这样的：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字里行间透露出他跃跃欲试的迫切心情，意气风发的神志跃然纸上。
刚到京师，他便在安徽会馆安顿下来，不久又搬到铁狮子胡同。很快，他就见到了曾国藩，寻到了自己理想中的“有道之人”。
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字伯涵，号涤生，戊戌年与李鸿章之父李文安为同年进士，故二人年兄年弟相称。自然，鸿章就以年家子的身份拜见了曾国藩。曾国藩对他进行了针对科举考试的指导，结果李鸿章在第二年的乡试中中举。此后，李鸿章经曾国藩的推荐，做了何仲高的家庭教师，在教何家公子读书的同时也为参加全国会试积极准备。
当时云集在京的各省举人组织了一个文社，选址在九条胡同，会长由曾国藩担任。每人每月交八首诗、三篇文章是社员的任务。李鸿章借此有利条件，向曾国藩请教诗文。由于他勤学好问，有了不小的进步，在学习诗词的同时，也不忘求教经世之学，因而深得曾国藩赏识。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的会试，李鸿章虽然落了第，但仍觉得收获不小。曾国藩就是在当时知道了李鸿章是可用之才。
1847年春，李鸿章再次参加京师会试，三场中试后，参加殿试。殿试题目为：《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李鸿章述：“孟子战国中一人而已。今当举世披靡之会，使皆以缄默鸣高，则挽回气运之大权，其将谁属耶！大贤者出不徒辩一身，期其自尽，而当于千载寄其遐思以觉民也。”答卷以圣人为榜样，批评那些处在颓世的文人学士，皆抱着明哲保身，以缄默不说话而自命清高的错误态度；指出应像圣人那样，为挽回颓世之“气运”，不计较个人得失，要敢于辩论，敢于抒发自己的思想，以启发世人之觉悟。
当年5月，李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1850年，李鸿章升翰院编修。清咸丰元年（1851年），授武英殿纂修、国史馆协修。1852年，朝廷大考翰林院詹事府人员，李鸿章以编修身份与试、考列二等，赏文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