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廷敬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登上政治舞台的。清朝在中国的封建王朝历史上是继元代之后第二个由异族统治的朝代，这一切在汉族文人的心目当中投下了重重的阴影，以中原传统文化自居的文人对以武力征服天下的满族统治者颇为不满。而且清军在征服中原的过程当中采取了许多野蛮的行径，所以顺治、康熙年间，明清易代的惨痛历史还是许多汉族读书人心目当中挥之不去的梦魇。
作为晚明遗民的文人士大夫们，当时还沉溺在一种“国破家亡”的悲愤之中。在那个特殊时期，当时笼罩全国的文人认为清朝以落后的文化、野蛮的铁骑入主中原对中原文化而言是一种莫大的侮辱。作为代表思潮大概有两种：一种是极力以晚明遗民自居，坚决不和当朝统治者合作，这一类人以顾炎武为代表。顾炎武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兼文学家，以这一类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开始回过头来深深反思中国的传统文化，他们坚定地认为正是以往这些毫无用处的传统文化招致亡国之痛。我们姑且不论他们的观点是否偏激，但是此时他们确实开始重视经世致用的文化，试图以此来挽救在他们看来导致亡国的传统文化。而同时占据当时人们心里的另一种思想则是深深的幻灭感，这一类思想多多少少带一些悲观主义的宿命论色彩。而这一种思想和元代的文人有着惊人的一致之处，正如元末明初的文人罗贯中在他的代表作《三国演义》的开场白中说道：“是非成败转头空”。还有关汉卿在他的杂剧当中所吟唱的“我是一粒蒸不烂煮不熟响当当的铜豌豆”。或幻灭或激烈均可代表当时许多文人士大夫的典型的心态。
以上这些人大都参加反清斗争，当清王朝渐渐巩固了他们的政治基础之后，许多人在后来反清毫无任何希望之后，便开始执着于所谓的“华夷之辨”，拒绝与清政府合作。“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则成为当时许多不愿和当朝统治者合作的文人的人生准则。这也许是他们在无奈之下所做的一种选择吧！所以出世便成为当时甚为流行的处世方式；而在那个时代，像陈廷敬的这种积极入世的态度是极其不凡的。
前面我们提到的他儿时所做的那首《牡丹诗》，其中有“要使物皆春，须教春恨释”字句。他在如此小的年纪便有如此不平凡的见识，从这一件小事上我们也可以看出陈廷敬胸中伟大的抱负。当然我们并不能只通过这一点就说陈廷敬的心中没有“华夷之辨”，只是说陈廷敬胸怀着济苍生的伟大抱负，而且远远地超脱了这种“华夷之辨”。以天下为己任，这才是一个文人所应拥有的伟大气魄和胸怀。
到了顺治末年，在南方还有不少反清势力的存在，而在北方，清政府的地位大体已经稳定。况且在清初几位开明皇帝的治理下，经历长期战乱的社会渐渐步入了正轨，更为重要的是人民过上了比较富足稳定的日子。并且统治者出于政权稳定的考虑，同时也考虑到满族原来文化的落后，毕竟他们是在马背上打天下，从顺治皇帝开始（尽管有很多满族贵族的反对），重用了一大批汉族的有识之士。到了康熙帝的时候，他更加开始注意到中原文化的博大精深，并且深深体会到只有用儒家的正统文化才能更好地帮助自己的统治。正是在这一系列政策的影响下，陈廷敬最终选择了与清政府的合作。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他基本上没怎么经历过明清易代的动荡，是在清朝的统治基本稳定之后登上政治舞台的，所有这些并未在他心里投下太多的阴影。顺治十五年（1658年），陈廷敬参加科举考试金榜题名，考中进士，从此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他的一生当中没有经历过大的政治风波，他通过与康熙皇帝长达数十年的长期交往，奠定了在清初政坛的极其特殊的地位。
从顺治年间开始，陈廷敬就已登上政坛，到康熙朝的时候正式步入统治者的核心机构。康熙八年（1669年），任国子监司业。康熙十一年（1672年），充当日讲起居注官。康熙十五年（1676年）的时候，擢内阁学士。康熙十六年（1677年）正月，改翰林院掌院学士，教习庶吉士。同年九月，在任翰林院学士时，曾和掌院学士喇沙里、侍讲学士张英受到康熙皇帝的赞赏，表扬他们“每日进讲，启迪朕心，甚有裨益。”史书记载：康熙曾特赐予他和喇沙里、张英三人貂皮各五十张，表里绸缎各二匹。康熙十七年（1678年）七月，陈廷敬和侍读学士叶方蔼入主南书房。同年十一月，其母病逝，康熙特赐祭奠的茶酒以示慰问。并且下旨给礼部，内容大体是：陈廷敬侍奉母亲勤劳孝顺，他的母亲被准予赐予学士品级的待遇。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康熙皇帝与陈廷敬之间不同一般的关系，以及他在康熙政治集团当中非同一般的地位和影响力，同时也可见康熙对他的宠信与厚爱。
大约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元月的时候，陈廷敬被调任为户部右侍郎，受命兼管朝廷的户部钱法。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陈廷敬在八月的时候给康熙上疏道：“自古所铸钱币，时轻时重，过不上多长时间就又要重新改铸。如今百姓最为不方便的主要是钱价。在过去，一两白银可兑铜钱一千，今则仅兑九百。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私商熔化铜钱为铜，从中渔利。这样长此以往，钱币怎么能不日益减少呢？按照常理来讲，民间私自销毁钱币，治罪比较严厉，这一点是人人都知道的。然而，这种情况长久不能禁止的最主要的原因是私商能从中获取暴利。粗略地计算一下，如果一两银子可买铜七斤，将一两银子兑成铜钱，则得一千，可将这一千铜钱熔化，得铜八斤十二两，从中获一斤十二两差价。于是这些不法商人以此为盈利的捷径，使得市场上铜钱日趋减少。”顺治时，每个铜钱重一钱二分五厘，后又增为一钱四分，其目的原本是为了阻止私自铸铜，但结果又如何呢？私铸依旧时常发生。因此，陈廷敬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再增加钱币的重量，而应改重为轻。这样，私铸之风就会不禁自绝。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最根本的途径。同时他还指出：“由于近年来产铜的地方赋税过重，致使铜矿开采者寥寥无几。应当减少采铜的税收，让百姓也来开采。开采的人多了，铜的产量自然就会增加。随着铜开采量的增加，铜钱价值也自然会日趋稳定。”陈廷敬这一建议送到朝廷之后，康熙皇帝很重视这个建议，之后很快就被朝廷采纳，并且马上付诸实行。陈廷敬初次在政治上显露出非凡的才华和远见卓识，同时我们也可看到康熙皇帝对他倚重和信任。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陈廷敬升任左都御史。当时清廷内不少官员贪污受贿，腐化之风十分严重。陈廷敬对此深切痛恨，他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正月向朝廷上疏道：“清廉是做一个合格官员的关键。然而奢俭这两者，又是造成清廉的根由。要使官员清廉，就首先要使他们养成节俭的优良品质。古时候，从衣冠、车马到服饰器用，办理婚丧大事，都要‘贱不得逾贵，小不得加大’。现在由于奢侈之风未除，以致贫穷的人办事节俭反而受到别人的讥笑，富有的人铺张浪费仍然不知满足，使得大家之间相互模仿，竞相奢侈，成为一种很坏的社会风气。于是，贪污以获得更多的钱财，永远都不知足；而贫穷的人以自己不如有钱人而可耻，所以触犯法律的事就跟着多起来，而且日趋严重。一开始是由于不知节俭，再后来便导致了不廉洁。社会上的人纷纷追求一种挥霍无度的生活，人心就犹如水之失堤防，后果不堪设想。”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好尚嗜欲之中于人心，犹水失堤防而莫知所止。”并且建议皇帝应该下令制定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官员从衣冠、车马到服饰器用，甚至办理婚丧等大事，都应该斟酌考虑，力求适宜。制度既定就没有人敢以身试法，这样节俭之风自然就可以渐渐形成了。康熙帝接到陈廷敬的上疏后，表示赞同，并且指出今后务必须返朴还淳，恪循法制，崇尚节俭之风气。陈廷敬正是在兢兢业业为清王朝的效力当中逐渐赢得了康熙的信任。
当时由于农民赋役苛重，再加上水旱灾荒接连不断，人民生活十分困苦。陈廷敬及时向朝廷反映了一些地区遭灾后的真实情况，并且认为天灾是难免的，即使是在尧舜之世也在所难免，关键是在于统治者是否能急民之所急，替天下的苍生考虑。并且进一步提出豁免老百姓的钱粮税收等一些利民的措施。康熙在下令核实灾情之后，准予了陈廷敬提出的建议。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减轻人民负担的作用。从这一件小的事情可以看出他心系天下之百姓，胸怀天下之苍生的博大胸襟。
用人制度历来都是令统治者大伤脑筋的事情。官员的任用是否得当，可以说直接关系到清王朝未来的命运。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陈廷敬又上疏给康熙说：“总督巡抚的职责在于考察和指导吏员，这样才能使百姓长久的安定下来。孔子说过：‘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也。’要使百姓不触犯条令，不如先行上之教。而行上之教，就要首先检查总督巡抚。如果这样，巡抚可能会说问题在于那些吏员。如果吏员清廉能干，不加派火耗（以前税收的钱要化为官银，有一定规格，如：五十两一锭。将收来的税银，重铸为官银，中间有一定的损耗，这个损耗就是火耗）税收，他们就不会贪赃受贿，也不会到处搜刮百姓，百姓也就不至于因为触犯刑法而痛苦。倘若官吏没有这样的能力，这就可以说是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当然，也并不能说完全是官吏的罪过。如果上司清廉，那吏员自然不敢贪赃犯法；上司如果贪赃枉法，即使下级的吏员也想廉洁，然而却是不太容易办到的事情。凡是官吏加派火耗，贪赃受贿，到处搜刮百姓，他每天就会忙碌于察言观色，时时逢迎上司，又哪里会有工夫去行使自己的职责呢？百姓看到吏员的所作所为，心里就会这样想：这样的人还能教导我吗？如果官吏对百姓管教而百姓不听，接着他们就会对百姓动用刑法。群吏如果这样做，也是总督巡抚导致他们这样做的。所以，用人制度的关键是总督巡抚人选要合格。只要他们不为利欲所引诱，自己身正，才能管好下级的吏员，吏员也不必整日想着如何曲意逢迎、巴结上司，就会有更多的精力为民办实事。百姓就能够更好地休养生息。”同时，他还建议：应给督抚下一旨意，凡是保荐州府县官，必须考察他们有没有不法行为。对违犯者严加惩处，这样就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对于巡抚总督的考察，则要看他是否廉洁奉公，这样才能为群吏做出一个好的榜样。陈廷敬的奏折被朝廷采纳了，并且根据他所提供的建议，朝廷规定了若干条文，并且颁布实施。偏偏有人以身试法，当时的云南巡抚王继文以军饷为名，动用大批的库银并私自贪污。陈廷敬以他溺职不忠，上疏弹劾。
陈廷敬在任职期间，一直兢兢业业，为清朝立下了汗马功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