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总长先生不得不向陪审团申述，站在大家面前的这个犯人年纪虽轻，但在从事叛国活动方面已是个老手，因而理应剥夺其生命。他的种种通敌行为，并非始于今朝昨日或者是去岁前年，而是早在多年以前就确凿无疑地经常往来英法之间，从事他那不可告人的秘密勾当。倘若他的叛国活动都能得逞（幸而决不会如此），他的罪恶勾当就不会被发觉了。多亏上天有灵，让一个无畏无惧、无瑕无疵之人探知该犯阴谋，震惊之余，向陛下的首相和最尊贵的枢密院做了揭发。此爱国志士将亲自出庭作证。就整体而论，他的立场和态度均属高尚；他曾是该犯的朋友，但在这一又吉又凶之时，察觉出该犯的可耻行径，便毅然决定将此不能再视之为密友的卖国贼，奉献于祖国的神圣祭坛。假如大不列颠也如希腊、罗马一样，明令要为有利公益之人立像，则此位杰出公民定能享有了。不过，既然我国无此规定，他可能也就无法享有了。美德，正如诗人所赞（他深信许多诗章已逐字逐句涌向陪审团的舌尖，夺口欲出；对此高论，陪审团诸公却面露愧色，表明他们对此类诗章一无所知），是具有感染力的，而爱国主义，或称对祖国的爱这种光辉的美德，尤其如此。为国王（提到国王未免冒昧，却光荣）效忠的这位纯洁无瑕、无可指摘的证人，以自己的崇高榜样打动了该犯的仆人，促使他下了神圣的决定，去搜查他主人的桌子抽屉和衣袋，并藏匿起他的文件。他（检察总长先生）准备听取对这位可敬的仆人的种种非难；但就总体而论，他爱此仆人甚于爱自己的（检察总长的）兄弟姊妹，敬他甚于敬自己的（检察总长的）亲生父母。他满怀信心，吁请陪审团诸公亦起而效仿。此两位证人提供之证词，加上他俩所发现并即将在法庭出示之文件，表明该犯曾搜集陛下海陆军兵力、部署及备战情况之详尽资料表册，并毫无疑问地屡将此类情报递交敌国。虽然尚不能证明上述资料表册为该犯手迹，但无关紧要，这确实反倒更有利于起诉，证明该犯精于防范之术。证据将回溯至五年前，在英军与美军初次交锋之前数周，该犯就已从事此项罪恶活动。出于上述种种理由，在座的忠诚的（正如检察总长先生所知）、尽职的（正如他们自己所知）陪审团诸公，必须肯定无疑地判处该犯有罪，不管他们是否乐意，都应判处该犯死刑。该犯之头若不落地，不但他们本人的头无法安枕，他们妻室的头无法安枕，就连他们儿女的头也难以安枕，总而言之，谁都不能高枕无忧。检察总长先生搜索枯肠，以他所能想到的一切名义，要求陪审团务必砍下该犯之头，并庄严宣称，他业已把该犯当成死去的了。
检察总长发言完毕，法庭上响起一片嗡嗡之声，仿佛有一大群绿头苍蝇拥在犯人周围，等着他很快变成什么腐烂的东西。嗡嗡声平静下来了，那位无可指摘的爱国志士出现在证人席上。
接着，副检察总长先生继他的上司之后，对这位爱国志士做了查询：此人名叫约翰·巴塞德，是个绅士。至于他的灵魂如何纯洁无瑕，他自己的叙述跟检察总长先生的描述一模一样——如果说有什么不足的话，也许是太吻合了一点。他把他那高贵胸怀中的重任卸尽之后，本想谦恭告退，不料坐在洛瑞先生近旁、面前摆着一大沓文件的那位戴假发的先生，要求问他几个问题。洛瑞先生对面的那位戴假发的先生，则依旧两眼一直看着法庭的天花板。
他本人当过间谍吗？没有，他不屑回答这种荒谬的旁敲侧击。他靠什么为生？自己的产业。产业在哪儿？他记不清楚了。什么样的产业？这与他人无关。是继承来的遗产吗？是的，是遗产。是谁的遗产？一个远亲。很远的远亲？相当远。坐过牢吗？当然没有。从没进过负债人拘留所吗？——好，再问一遍。从没进过？进过。几次？两三次。不是五六次？也许是五六次。职业是什么？赋闲绅士。挨过踢吗？可能挨过。经常挨踢？不经常。有没有被人一脚踢下楼过？绝对没有，有一次在楼梯顶上被人踢了一脚，是我自己摔下楼了。是因为掷骰子作假挨踢的吗？踢我那个爱撒谎的醉鬼是这么说的，不过那不是事实。你能发誓说那不是事实吗？当然可以。有没有靠赌博作假为生？从来没有。有没有靠赌博为生？没有比别的绅士赌得更厉害。有没有向这个犯人借过钱？借过。还过他吗？没有。你和这个犯人不过是泛泛之交，你是在马车上、旅馆里和轮船上硬赖着要和他亲近的吗？不是。确实看到这个犯人带着这些表册了？当然。关于这些表册，还知道些什么？没有了。比如说，是自己弄来的这些表册？不是的。想从这次作证中得到什么好处？不。不是受雇佣，定期拿政府津贴设圈套陷害人？绝对不是。或者是干别的？绝对没有。可以起誓？可以再三起誓。除了爱国心，再没有别的动机了？再也没有了。
那位品行端正的仆人罗杰·克莱，则在整个作证过程中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断赌咒发誓。四年前，他开始给这个犯人当差，老老实实，忠心耿耿。当时，他在加来号邮船上问犯人是否要雇个贴身用人，犯人就雇用了他。他要求这个犯人雇用他，但并没有求他开恩做好事的意思——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过了不久，他就对犯人起了疑心，开始注意他。旅途中，他在整理他的衣服时，多次发现犯人的口袋里有和这些表册差不多的东西。这些表册是他从犯人的书桌抽屉里拿来的。他并没有预先把这些表册放进里面。他曾经看到犯人把和这些一样的表册，拿给加来的几位法国先生看。在加来和布洛涅[60]，都给几位法国先生看过和这差不多的表册。他爱自己的祖国，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所以就告发了。从来没有人怀疑他偷过银茶壶，他曾因一只芥末瓶受到过诬告，但结果发现那瓶只不过是镀银的。他认识前一个证人已有七八年，不过这只是个偶然的巧合，他不认为这是个特别奇怪的巧合，巧合多半是奇怪的。他的唯一的动机，也是真正的爱国主义，他认为这绝不是奇怪的巧合。他是个真正的英国人，希望有很多人都像他一样。那些绿头苍蝇又嗡嗡地响起来了，接着检察总长传贾维斯·洛瑞先生作证。
“贾维斯·洛瑞先生，你是台尔森银行的职员吗？”
“是的。”
“在一七七五年十一月的一个星期五的晚上，你是否因公出差，乘邮车从伦敦到多佛？”
“是的。”
“邮车里还有别的乘客吗？”
“还有两个。”
“他们是深夜在中途下的车吗？”
“是的。”
“洛瑞先生，认一认这个犯人。他是不是那两个乘客中的一个？”
“我不能保证说他是。”
“他是不是像那两个乘客中的一个？”
“他俩都裹得那么严实，夜又那么黑，我们又都没有说话，所以对这一点也不能说什么。”
“洛瑞先生，你再看看这个犯人，要是他穿戴得像那两个乘客一样，从他的身材个头来
看，能说出他和那两个乘客中的一个有什么不像么？”
“不能。”
“洛瑞先生，你不能保证说，他不是那两人中的一个吗？”
“不能。”
“那么你至少可以说他有可能是那两人中的一个了？”
“是的。不过我记得他们两个都——跟我一样——十分害怕强盗，而这个犯人却丝毫没有害怕的神情。”
“你见过假装害怕的人吗，洛瑞先生？”
“当然见过。”
“洛瑞先生，再看看这个犯人。凭你的确切记忆，你以前见过他吗？”
“见过。”“什么时候？”
“在那以后的几天，我动身从法国回来时，在加来，这个犯人上了我乘坐的那只邮船，和我同船回国。”
“他什么时候上的船？”
“半夜稍过一点。”
“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在那不寻常的时刻上船来的，只有他一个乘客吗？”
“碰巧只有他一个人。”
“不要管是不是‘碰巧’，洛瑞先生。在那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是上船的唯一乘客吗？”
“是的。”
“洛瑞先生，当时你是单身一个呢，还是有别的同伴？”
“有两位同伴，一位先生和一位小姐。他们现在都在这儿。”
“他们现在都在这儿。你当时跟这个犯人交谈过吗？”
“可以说没有。那天正遇上暴风雨，航行艰难，船颠簸得很厉害，我从启程到登岸，差不多一直躺在沙发上。”
“传马奈特小姐。”刚才引起大家注目的那位小姐，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所有的目光又都落到了她的身上。她的父亲也和她一起站了起来，她的手挽着他的胳臂。
“马奈特小姐，认一认这个犯人。”
面对着这样的同情，这样动人的青春和美貌，被告此时的心情，比面对所有看热闹的人群要难受多了。他像是站在自己的坟墓边缘，和她遥遥相对，即使在众目睽睽之下，霎时间，也无法使他保持镇定。他急忙伸出右手，把面前的药草摆弄成想象中花园内花坛的模样。他极力控制和稳定住自己的呼吸，使得双唇不住地颤抖，唇上的血液都涌向了心头。大绿头苍蝇的嗡嗡声又响了起来。
“马奈特小姐，你以前见过这个犯人吗？”
“见过，先生。”
“在什么地方？”
“就在刚才提到的那只邮船上，先生，时间也是同样。”
“你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位小姐吗？”
“哦，很不幸，我就是！”
她那满怀同情的凄婉声调被法官那很不悦耳的嗓音淹没了，他声色俱厉地说：“问你什么就答什么，不要加以议论。”
“马奈特小姐，那次渡海峡时，你和这个犯人交谈过吗？”
“交谈过，先生。”
“回忆一下谈的是什么。”
在一片沉寂中，她怯生生地开始说道：“这位先生上船以后——”
“你是指这个犯人吗？”法官皱起眉头问道。
“是的，大人。”
“那就说犯人。”
“这个犯人上船以后，注意到我的父亲，”说着，她满怀深情地把目光转向站在她身旁的父亲，“疲惫不堪，身体非常虚弱。我的父亲已瘦得不成样子，我生怕他呼吸不到新鲜空气，就在甲板上离舱房梯子不远的地方，给他铺了一张床，我自己就坐在他旁边的甲板上照料他。那天晚上船上只有我们四个人，没有别的乘客。这位犯人好心地请求我允许他教我怎样替父亲挡住风寒，比我安置得更好。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船出港后会有怎样的风浪，不懂得怎样把父亲安置好，他帮了我的忙。他对我父亲的状况非常关心，体贴备至，我深信他是真诚的。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开始攀谈起来。”
“让我打断你一下。他是一个人上船的吗？”
“不是。”
“和他一起的还有几个人？”
“有两位法国先生。”
“他们在一起商量过什么事情吗？”
“他们一直谈到最后一刻，两位法国先生才不得不坐着他们的小船回岸上去。”
“他们有没有传递过什么文件，像这些表册之类的东西？”
“是传递过一些文件，不过我不知道是些什么文件。”
“形状和大小像这些吗？”
“有可能，不过我确实不清楚，虽然他们站在离我很近的地方轻声交谈。因为他们是站在舱房梯子的顶上，就着挂在那儿的那盏灯的灯光，可是灯光很暗，他们说话的声音又很低，我听不见他们说了些什么，只看见他们在翻看一些纸张。”
“好了，马奈特小姐，现在说说犯人和你谈话的内容。”
“犯人对我完全是以诚相见的——那是因为当时我的处境非常困难——正像他完全出于好心善意，处处帮助我父亲一样。但愿，”说着，她潸然泪下，“但愿我今天不是对他以怨报德。”
绿头苍蝇又嗡嗡地响了起来。
“马奈特小姐，如果这个犯人不能充分理解你出来作证是出于义务——是迫不得已——是无法逃避——是很不情愿的，那在场的不会有第二个人和他有同感的。请继续往下说。”
“他对我说，他这次出门是为了处理一件非常困难、棘手的事情，这事可能会让人引起麻烦，所以他用了化名。他说，为了这件事，几天前他去了法国，可能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他还得经常往返于英法之间。”
“他说到有关美洲的事情了吗，马奈特小姐？说详细些。”“他详尽地给我解释了那场争端[61]的起因，说是在他看来，错在英国方面，太愚蠢了。他还开玩笑地加了一句说，说不定乔治·华盛顿还会和乔治三世一样名垂青史哩。他说这话并没有恶意，只是一种说笑，消磨时间罢了。”
每当演出一场非常引人入胜的戏剧，众目所瞩的主角脸上一出现特别强烈的表情，观众马上会不自觉地加以模仿。当她发言作证的时候，当她停下来让法官作笔录，以及观察被告律师和原告律师对她的证词的反应时，她的眉宇间显出了焦虑难耐和急切专注的神情。整个法庭里的旁听者脸上，也都露出了同样的表情，因而大多数人的前额仿佛都成了映照证人的一面面镜子，这时，法官从笔录本上抬起头来，对有关乔治·华盛顿的异端邪说怒目相加。
检察总长先生此时向法官大人提出，为了稳妥慎重和程序健全，有必要传讯这位年轻小姐的父亲马奈特医生。于是，他就被传讯了。
“马奈特医生，认一认这个犯人。你以前见过他吗？”
“见过一次。是在他到我伦敦寓所来访的时候，大约是三年或三年半以前。”
“你是否能证明他就是和你同船的那个乘客？或者是否能说说他和你女儿谈话的内容？”
“这两点我都办不到，先生。”
“你说这两点都办不到，有什么特殊原因吗？”
他低声回答道：“有。”
“你曾经不幸地在你的祖国未经审判，甚至未经起诉，就被长期囚禁，是吗，马奈特医生？”
他用一种感人肺腑的声调答道：“是啊，长期囚禁。”
“刚才问到的那个场合，是你刚获释不久吗？”
“他们告诉我是这样。”
“你已经不记得当时的情况了吗？”
“一点也不记得了。从某个时候——我甚至说不上到底是什么时候——我给囚禁了起来，我就干了做鞋这一行，直到我发现自己和亲爱的女儿同住在伦敦为止，我脑子里只有一片空白。等仁慈的上帝使我恢复了神志，她已经和我很亲了，可是我连她是怎样变得跟我亲起来也说不清。这个过程，我一点也不记得了。”
检察总长先生坐了下来，这父女俩也一起坐了下来。
随后，这个案子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机。现在的目的是要证明，这个犯人五年前在十一月份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曾和某个尚未缉拿归案的同犯，一起搭乘从伦敦驶往多佛的邮车。为了掩人耳目，该犯深夜在中途下车，但并未在下车的地方停留，而是从那儿往回走了十几英里，到一个驻军要塞和船厂搜集情报。传来了一名证人，他证实该犯当时确曾在那有要塞和船厂的市镇，在一家旅馆的咖啡室里，等候过另外一个人。犯人的律师仔细盘问了这个证人，但毫无结果，只问出他除了这次之外，从未在其他任何地方见过这个犯人。这时，那位在整个开庭过程中一直都望着天花板的戴假发的先生，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了几个字，揉成团，扔给了这位律师。律师抽空打开纸条一看，不由得充满好奇地仔仔细细把犯人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
“你还是认为你肯定那人就是这个犯人？”证人表示这毫无疑问。“你有没有见到过和这犯人很像的人？”证人说，从未见过相像到会使他认错的人。
“那么请你好好看看那位先生，我那位博学的同行，”说着，他指了指刚才抛纸团给他的人，“然后再好好看看这个犯人。你怎么说？他们是不是彼此很相像？”
对比之下，这位博学同行的外表除了有些懒散、不修边幅外——姑且不说他放荡不羁——他们长得一模一样，不仅使证人，也使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大吃一惊。辩护律师请求法官大人吩咐这位博学的同行摘掉假发，法官不太情愿地同意之后，这位博学的同行摘掉了假发。他们就显得更像了。法官大人问斯特里弗先生（犯人的辩护律师），下一步他们是否要按叛国罪审判卡顿先生（那位博学的同行）。斯特里弗先生回答法官大人说，不。不过他想请证人告诉他，发生过一次的事情是否会发生第二次。假如他能及早看到这个证实他过于轻率的例子，他是否会这么自信？现在已经看到了这个例子，他是否还是那么自信？等等，等等。这么一来的结果是，把这个证人像陶器似的砸得粉碎，把他在这个案子中的作用，砸成了一堆废料。
克伦彻先生在听着证人作证时，美美地吮着手指上的铁锈，此刻他都快填饱肚子了。现在他得好好听了，斯特里弗先生正在为犯人辩护，他的辩护词像紧身衣似的一件件套到了陪审团先生们的身上。他对他们指出，那位爱国志士巴塞德，实际上是个受雇于人的密探、卖国贼，一个厚颜无耻、靠作假证诬陷好人赚取血腥钱的坏蛋，是继受人唾弃的犹大之后世界上最大的恶棍——他看上去确实很像犹大。他指出，那位品行端正的仆人克莱是巴塞德的狐朋狗党，他们是一丘之貉。这帮善于伪造证件、起假誓、作伪证的骗子，盯上了这个犯人，要拿他做牺牲，因为他是法国血统，有些家族的事务，需要他多次渡过海峡去处理——至于是些什么事务，为了替他的亲人着想，哪怕要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也不能公之于众。那位年轻小姐的证词所受到的歪曲、曲解，她作证时的痛苦神情，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他们的谈话，不过是少爷小姐邂逅时，无伤大雅地献献殷勤，说几句客套话罢了——至于有关乔治·华盛顿的话，充其量只不过是句滑稽的玩笑而已，并没有任何其他意义。要是政府想利用最庸俗的民族排外心理和恐惧心理来树立威信，那结果只会适得其反，暴露出政府的弱点，而检察总长先生偏偏要想从中捞取稻草。这一案件，除了这种常常把水搅浑的卑鄙无耻、臭名远扬的假证外，再没有别的证据了。而这种情况，在我国的国事犯审判中已经屡见不鲜。说到这里，法官大人插话了（脸板得那么凶，仿佛这不是事实似的），他说他不能坐在法官席上忍受这类含沙射影的指责。
接着，斯特里弗先生也叫起了几个证人作证，于是克伦彻先生只得再听检察总长先生把斯特里弗先生套在陪审团先生们身上的紧身衣，又一件件脱下来，翻个里朝外；他说，巴塞德和克莱要比对方想象得好上一百倍，而这个犯人则要坏一百倍。最后，法官大人亲自出马，把那件紧身衣一会儿里朝外，一会儿外朝里，可是千翻万覆不离其宗，还是在为犯人剪裁寿衣。
终于，轮到陪审团进行讨论，绿头大苍蝇又嗡嗡地响了起来。
卡顿先生始终坐在那儿，盯着法庭的天花板出神，就连这一群情激动的时刻，也未能使他挪动位置和改变姿势。当他的博学的同行斯特里弗一面收拾面前的文件，一面与邻座低声说话，不时焦急地朝陪审团张望时，当所有看热闹的人都开始走动，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聊天时，当法官大人本人也从座位上站起，慢慢在台上踱来踱去，使观众疑心他心神不安时，唯有这个人依然靠在椅背上坐着，马马虎虎披着破旧的律师袍，凌乱的假发刚才摘下过，现在又随随便便地扣在头上，双手插在口袋里，两眼始终望着天花板。他这副大大咧咧的样子，不但使他显得不体面，也大大削弱了他和那犯人相像的程度（刚才大家把他俩放在一起比较时，由于他摆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显得比现在像得多），以致许多看热闹的人看见他现在这副样子，都纷纷议论说，他们并不觉得这两个人十分相像。克伦彻先生也对身旁的人说了这个意见，还补充说：“我敢拿半个几尼打赌，他是揽不到打官司生意的，他看上去不像个能打官司的人，是不是？”
然而，这位看似漫不经心的卡顿先生，对眼前发生的事实际上了如指掌。比如现在，马奈特小姐的头低垂在她父亲的胸前，这一情况是他第一个发觉，并马上叫了起来：“法警！快照顾一下那位年轻小姐。帮那位先生把她扶出去。没见她快摔倒了么！”
在她被搀出去的时候，大家都对她非常怜悯，对她父亲也深表同情。让他回忆起那遭囚禁的岁月，显然使他十分痛苦。在他受到传问时，看得出他内心非常激动。打那以后，使他变得苍老的沉思或者说是忧虑的表情，便像一片乌云似的笼罩着他。他出去之后，陪审团人员回来了，停了片刻，首席陪审员代表陪审团发言。
陪审员们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要求暂时退席。法官大人（也许心里还念念不忘乔治·华盛顿）对他们未能取得一致意见表示惊讶，不过还是欣然同意他们可以在警卫的监督下退席，接着他自己才退了席。这场审判整整延续了一天时间。此时，法庭里已点上了灯。由于开始纷传陪审团要退席很久，旁听的人都陆续休息吃喝去了，犯人也退到被告席后面，坐了下来。
洛瑞先生在那位年轻小姐和她父亲出去时，也跟了出去，现在又重新露面，他对杰里打了个手势。人们的兴趣已经有所减弱，法庭里人不多，杰里毫不费力地走了过去。
“杰里，你要是想吃点东西，就去吃吧，可是别走远。陪审团进来时，你要保证能听到，一分一秒也别落在他们后面，因为我要你把判决的结果送回银行去。我知道你是个跑得最快的信差，能远远赶在我前头跑回圣堂栅栏门。”
杰里敲了敲刚好够他用指节敲的窄脑门，用以感谢洛瑞先生的这番夸奖和一个先令。这时卡顿先生走上前来，碰了碰洛瑞先生的胳臂。
“那位年轻小姐怎么样了？”
“她难过极了，不过她父亲正在安慰她，而且她一出法庭就觉得好些了。”“我要把这情况去告诉犯人。你知道，像你这么一位体面的银行界先生，当众去跟他说话，未免有点不方便。”
洛瑞先生脸红了，仿佛他也意识到了这正是使自己为难的问题。卡顿先生向被告席外边走去。法庭的出口也在这个方向，杰里睁大眼睛，伸长耳朵，竖起铁蒺藜似的头发听他讲话。
“达内先生！”犯人马上走了过来。
“你一定急着想知道证人马奈特小姐的情况吧。她就会好的。你已经看到她那副焦急万分的样子了。”
“这是因我而起的，我感到非常抱歉。你是否能这样代我转告她，并转达我衷心的感谢？”
“可以，要是你要求我这样做，我愿意效劳。”
卡顿先生的态度满不在乎得好像都有些傲慢无礼了。他站在那儿，转身侧面对着犯人，胳膊肘靠在被告席的栏杆上。
“我请求你代为转告，并请接受我衷心的感谢。”
“达内先生。”卡顿先生说话时，仍然只用半个身子对着他。
“你估计会有什么结果？”
“最坏的结果。”
“这是最聪明的想法，事情最有可能是这样。不过我认为他们退席对你有利。”在法庭出口的通道上，是不允许多逗留的，所以杰里没有听见他们接下去说些什么，便走开了。留下他们俩——相貌极其相似，举止截然不同——肩并肩站在那儿，高悬在头上的镜子里照出了他们的身影。
在满布小偷和流氓的前厅里，虽说有羊肉馅饼和麦酒解闷，但一个半钟点的时间还是过得缓慢难熬。嗓子沙哑的送信人吃了那种点心后，很不舒服地坐在一张长凳上打起盹来。忽然传来一阵嘈杂的人声，一股急速的人流涌向法庭的阶梯，把他也卷了进去。
“杰里，杰里！”等他到了门口，洛瑞先生已经在那儿叫他了。
“在这儿，先生！要往回挤真跟打架一样。我在这儿，先生！”
洛瑞先生从人群中给他递过来一张纸条。
“快接住！你拿到了吗？”
“拿到了，先生。”
草草写在纸条上的是四个字：“无罪释放。”
“这回要是你再送‘复活’这个口信，”杰里转身往外走的时候，嘴里嘟哝道，“我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走出老贝利之前，他根本没有机会再说什么或者说再想什么，因为人群乱哄哄地突然一涌而出，几乎使他双腿架空地冲了出来，嘈杂的嗡嗡声冲到街上，仿佛那些失望的绿头苍蝇一窝蜂飞了出来，各自分头到别的地方寻找腐尸臭肉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