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死亡之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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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神父建议我把自己是如何发现尸体的前因后果写下来。

我问他：“您的意思是，就像给朋友写信那样？”

马丁神父说：“就像写小说那样，置身事外，做一名旁观者，把你做了什么以及当时的感受写下来，就像叙述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那样。”

我知道他的意思，可我不太确定该怎么开头。我说：“神父，是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写下来，还是只要写我沿着沙滩散步发现罗纳德尸体的事？”

“想说什么就写什么。只要你愿意，可以写这所学校，也可以写你在这里的生活。我觉得这种做法可能会对你有帮助。”

“那对您有帮助吗，神父？”

我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要那么说，就好像那句话根本没有经过大脑就脱口而出了。真的很傻，而且还十分冒昧，可他似乎并不介意。

他踌躇片刻，说：“没有，对我没什么作用，不过，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觉得对你可能会有所不同。”

我猜想，当时他肯定想到了战争，想到被日本人俘虏的经历，以及在战俘营经历的种种磨难。他从来没有对我谈论过战争，他为什么要跟我说呢？不过我猜他跟任何人都没有说过，包括和其他神父。

那次谈话发生在两天前，当时我们刚做完晚祷，一起走在回廊上。查理死后，我再也不参加弥撒了，但是晚祷还是会去的。其实是出于礼节。总觉得既然在这所学校工作，拿他们的薪水，他们又对我那么友善，要是教堂的仪式一场都不去参加好像说不过去。不过也可能是我太敏感了。格雷戈里先生跟我一样，也住在大学的一座别墅里，是一名兼职希腊语教师，可他从来不去教堂，除非教堂刚好有他想听的音乐。其实从来没人强迫我去，他们甚至都没问过我为什么不去做弥撒了。不过他们肯定注意到了，什么事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

回到自己的住所，我开始认真考虑马丁神父的建议，或许这倒不失为一个好主意。我对写作从来不发怵。上学的时候我就很擅长写作，语文老师艾莉森小姐说，她觉得我具有当作家的潜质。不过我当时就知道她错了。我缺乏想象力，当不了小说家。我不会编故事，我只会记述自己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和所知道的事——有时候也可以把自己的感觉描述出来，但是不那么挥洒自如。何况我一直都想当护士，甚至从小就有了这种念头。我今年64岁，已经退休了，但是仍然在圣安塞姆学院做点杂事。从某个角度来说，我是这里的女舍监，除了负责诊治头痛脑热外，还兼管换洗床单、被罩。换洗床单、被罩的活儿十分轻松，不过我心脏不好。我很庆幸自己还在工作。圣安塞姆学院很照顾我，他们甚至还给了我一辆手推车，这样我就不用费劲去抱那些床单、被罩了。我刚才应该交代过这点了。我连自己的名字都还没告诉大家呢。我姓门罗，叫玛格丽特·门罗。

我想，我知道马丁神父为什么会觉得我重新开始写东西会感觉好受一些。他知道我以前每个星期都写信给查理。估计除了露比·皮尔比姆外，他是唯一知道这件事的人。以前，我每个星期都会腾出时间坐下来，回忆从上一封信寄走之后都发生过哪些事情，就算最琐碎的事情，查理都不会觉得烦琐，包括我吃了什么好吃的、听到了什么笑话，以及学生们的故事、天气如何等。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地方乏善可陈，因为这所学校就在山崖边上，十分偏僻，可当时这里在我的笔下却完全不一样。而且我知道当时查理很喜欢看我写的信。他回家休假的时候说：“一直写下去吧，妈妈。”我确实一直都在写。

他阵亡后，陆军部把他所有的遗物都还给了我，其中就包括那捆信。当然，不是每封都有，他不可能全部留着，不过倒是把最长的信都保留了下来。我把信抱到海岬上，一把火全烧掉了。东海岸的风很大，火在疾风中噼噼啪啪地燃烧，火苗随着风向跳跃摇摆。烧焦的纸片在我面前打着旋，浓烟刺痛了我的鼻子。很奇怪，那天的火势很小。不过我说这些的意思是，我知道马丁神父为什么会建议我把这件事用文字记述下来。他觉得写点东西有助于我恢复，随便写点什么东西都可以。他是个好人，甚至可以说是个圣人，但是有很多事他并不理解。

写这篇日记感觉很怪异，因为我都不知道是写给谁看的。我不确定是写给自己看的，还是写给某位对圣安塞姆学校一无所知的虚构读者看的，所以我可能应该先介绍一下这所学校。这所学校创办于1861年，是由一位名叫艾格尼丝·阿巴斯诺特的女士斥资修建的，她十分虔诚，希望“虔诚而博学的年轻人到圣公会的教堂去担任天主教牧师”。我之所以在这个地方加上引号，是因为这段话是她的原话。教堂里有介绍她的小册子，这些情况都是我从小册子上看到的。她斥资购买了土地，建起了楼房，捐赠了几乎所有的家具，还给了学校一大笔钱，她认为这笔钱足够学校永远开办下去。可是钱从来都不够用，现在圣安塞姆主要靠教会资助。现在教会打算把学校关掉，我知道塞巴斯蒂安神父和马丁神父为此忧心忡忡。尽管我们大家都知道他们忧心忡忡，但是他们从来不会说出来，更不会跟员工们公开讨论。在圣安塞姆这种偏僻的小地方，风吹草动和流言蜚语好像不是靠交头接耳传开的，而是随风播散的。

阿巴斯诺特小姐不仅修建了校舍，还在校舍后面修建了南北回廊，供学生们使用，有几间客房将南回廊与教堂连接起来。此外，阿巴斯诺特小姐还修建了四栋小别墅，供员工们居住。这四栋别墅在海岬上围成一个半圆形，距离学校大约100码。她分别用四位福音传道者的名字为这四栋别墅命名。我住在最南边的圣马太；露比·皮尔比姆和她的丈夫住在圣马可，她是厨子兼管家，她的丈夫是勤杂工；格雷戈里先生住在圣卢克；埃里克·瑟蒂斯住在最北边的圣约翰，他负责协助皮尔比姆先生的工作。埃里克养了几头猪，不过不像是为了给学校提供猪肉，倒像是他自己的爱好。员工只有我们四个人，此外还有几个来自雷登和洛斯托夫特的钟点女工，负责帮忙打扫卫生。这里的学生就是神职候选人，从来都没超出过20个，常驻神父也只有4位，不过我们能应付得过来。我们每个人的角色都不可替代。这个孤僻的海岬常年刮着风，没有村庄，没有酒吧，也没有商店，对很多人来说实在太偏远了。就连我这个偏爱这个地方的人，都感觉这里又可怕又凶险。大海年复一年吞噬着沙丘绝壁，有时候，我站在悬崖边眺望大海，就会想象着滔天怒浪，翻滚着白色的光芒，铺天盖地地冲上岸来，漫过角楼和钟塔、教堂和校舍，把我们全都卷走。巴拉德米尔村已经在这片大海下面延续了数百年，人们说，有时候在月黑风高的夜晚，还能隐隐约约听到从被掩埋的钟楼里传来的钟声。那些不曾被海浪冲垮的地方也全部于1695年毁于一场大火。除了这座中世纪的教堂，这座古老的村子什么都没剩下。阿巴斯诺特小姐重新修葺了这座教堂，并将它并入神学院。两根红砖柱墙面斑驳，正对着伊丽莎白庄园主宅邸，成为这座庄园仅剩的遗迹。

说到这里，我最好介绍一下死者罗纳德·特里维斯的情况。毕竟，这篇东西本来就是要讲述他的死亡。在案件审结之前，警察曾问我对他的了解到什么程度。其实我觉得这里大部分员工都没有我了解他，但是我没有多话。有很多事我说不出口。我认为自己作为一名员工，不应该对学生说三道四。我知道他人缘不怎么好，不过我没告诉警察。他的问题出在他没有真正融入学生当中去，而且我感觉他自己也知道这点。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父亲是做军火生意的阿尔莱德·特里维斯爵士，而且罗纳德本人也巴不得我们都知道他是有钱人的儿子。从他的用度和谈吐上也可以看出他出身豪门。他开的是保时捷，别的学生别说开豪车了，有的连车都没有。他度假的那些胜地遥远而奢华，很多学生一辈子都去不了，就算去了，也不可能是去度假。

若是在其他某些学校，这类条件可能会让他在学生当中大受欢迎，但是在这里却不会。这里每个人都自命不凡，别想让他们恭维谁。在这里，他们看不看重你跟你有没有钱没有关系，跟你的出身也没什么关系，当然了，助理牧师的儿子要比流行歌星的儿子更受器重。我认为他们真正看重的是聪敏——聪敏、帅气和才华。他们喜欢那些会逗他们大笑的人。他们觉得他迟钝呆滞，当然，当他自己意识到他们对他的看法时，变得更呆滞了。这些我都没跟警察说。说了又有什么用呢？反正人都死了。哦，此外我还觉得他有点儿好管闲事，总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总是在问问题。他没从我这儿问出什么来。不过他有时傍晚会到我的别墅来，坐在那儿跟我聊天，我一边织毛衣，一边听他说。其实，学校并不鼓励学生们在没有受到邀请的情况下到员工的小屋去。塞巴斯蒂安神父希望确保我们的私人空间。不过我也并不怎么介意他来找我。回过头来想，我觉得他当时肯定很孤单，否则也不会跑来找我。当时我心里想的是我的查理。查理不呆，他人缘好，也很有趣，但我总想着，要是他感觉到孤单了，想安静地坐下来跟别人说说话时，希望也会有人跟我一样，陪他坐一坐，聊一聊。

警察问我为什么要去沙滩上找他。可我当时并不是去找他的。我每周都会有两个午后独自去散步，那天我出门的时候，根本没意识到罗纳德失踪了。就算意识到了，我也不会跑到沙滩上去找他。很难想象在一片废弃的沙滩上会发生什么事。只要你不去爬防波堤，不走得离悬崖太近，那片沙滩还是很安全的，何况，警告牌上都写了爬防波堤和离悬崖太近会有危险。学生们入学时就接受过安全教育，知道独自游泳或离悬崖太近很危险。

阿巴斯诺特小姐那个年代，人们可以从学校直接走到海滩上，然而随着海水的侵蚀，一切都变了。现在我们要从学校往南走半英里，才能到悬崖比较坚固的地方，那里修了五六级铺着木头的台阶，台阶已经摇摇晃晃，不过倒是有扶手。从那里往上就是黑漆漆的巴拉德米尔水塘，水塘绿树环绕，与大海只相隔一道窄窄的鹅卵石墙。有时候我走到水塘就转身往回走了，不过那天我顺着台阶走到了海滩上，开始往南走。

刚下过一夜雨，晴空万里，空气十分清新，蔚蓝的天空飘过白色的云朵，海浪很高。我绕着一座细长的海岬散步，荒芜的海滩在我眼前延伸开来，窄窄的鹅卵石脊没入大海，几道生满野草的古墙垮塌在海水中。就在这时，我看到前方30码远的悬崖下好像有一捆黑色的东西，于是我快步走过去，看到一件教士服，叠得整整齐齐放在那里，旁边放着一件棕色的斗篷，也叠得十分整齐。就在距离此处几英尺的地方，悬崖早就坍塌了，现在下面堆着沙子、杂草和石头。我立刻知道出什么事了，估计当时惊叫了一声，赶紧刨开沙子。我知道肯定有人被埋在底下了，可是根本不知道究竟是被埋在哪里了。我记得当时我的指甲缝里全是沙子，感觉刨得非常慢，于是站起来用脚踢沙子，就好像在跟谁赌气似的。沙子被我踢得老高，飞了我一脸，眼睛里也进了沙子。这时，我突然看到海滩前方30码的地方有根尖头木棍，于是冲过去一把抓过来，用它去刨。过了几分钟，木棍碰到了软软的东西，我跪下来，重新用双手挖。挖了几下就看到木棒刚才碰到的东西了，是被沙子盖住的臀部，穿着浅褐色的灯芯绒裤子。

这时，我再也挖不动了。我的心跳非常快，一点儿力气都没了。我觉得自己仿佛羞辱了那个躺在那里的人。那两座露出来的沙堆并不让人感觉可笑或下流。我知道，他肯定已经死了，我根本没必要这么心急火燎。我不可能救得了他，现在，就算我还有力气，也不可能一个人把他挖出来。我得去找人帮忙，去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事。我觉得我当时就猜到是谁了，不过想起每个学生的棕色斗篷上都绣了名字，我还是赶紧翻开斗篷的衣领，看到了那个名字。

我记得自己跌跌撞撞地踩着鹅卵石堤岸中间比较坚固的沙子，挣扎着爬上台阶。爬上悬崖后，我沿着悬崖道路奋力向学校跑去。不过半英里的路好像怎么也跑不到头，我每往前奔跑一步，校舍好像就会往后退一步。我的心开始怦怦乱跳，两条腿仿佛灌了铅似的。就在这时，我听到身后有车子的声音。我扭头一看，一辆车正从便道拐上悬崖边崎岖的小路，朝着我开过来。我站在路中央，使劲挥舞着双臂，车子停了下来，是格雷戈里先生。

我不记得当时是怎么跟他说的了，只记得自己站在那里，浑身上下都是沙子，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指着大海比画。他什么都没说，打开车门让我上车。我觉得当时我们应该先回学校，可是他掉转车头，开到台阶那里。我们走下台阶，来到海滩上。我一直觉得很奇怪，当时他是不相信我，想要亲眼去看看再去求救吗？我不记得我们是怎么走过去的了，只记得我们两人并肩站在罗纳德的尸体旁。当时，格雷戈里先生还是一言未发，他跪在沙滩上，开始用手刨那具尸体。他戴着皮手套，所以挖起来还不算费力。我们两个人都没说话，只是飞快地挖着掩埋了尸体的沙子。

罗纳德下身穿着浅褐色的裤子，上身只穿了一件灰色的衬衫。我们把他的脑袋挖出来，就像挖一只动物——一只死狗或死猫。下面的沙子还是湿的，他浅黄色的头发里全是沙子。我想把沙子拂去，可是冷冰冰的沙子硌得我手掌痛。

格雷戈里先生厉声说：“别动他！”我马上把手缩了回去，仿佛被烫了一下似的。接着，他平静地说：“我们现在最好别动他，就让他先这样趴着，他是谁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我知道他已经死了，可还是觉得我们应该把他翻过来。我甚至有个荒唐的念头，认为我们应该给他做人工呼吸。可是格雷戈里先生脱下左手的手套，把两根指头放在罗纳德的脖子上，接着说：“他已经死了，当然已经死了。我们帮不上忙了。”

我们两人默不作声地在他尸体旁边跪了一会儿，看上去仿佛在祈祷，其实我没有。我当时什么祷告词都想不起来，否则一定会为他祈祷的。就在这时，太阳钻出了云层，突然一切都变得不真实起来，就仿佛我们两人以阳光为背景在拍照。一切都那么轮廓鲜明。罗纳德头发里的沙子映着阳光，泛着点点金光。

格雷戈里先生说：“我们必须去找人帮忙，还要报警。你可以留在这里看着他吗？我很快就回来。不过要是你不想留下，可以跟我一起去，但我觉得咱们最好留下一个。”

我说：“你去叫人。你开车比较快。我可以在这里等。”

我目送他踩着鹅卵石飞快地朝水塘的方向走去，然后沿着海岬往前走，直到走出我的视线。不一会儿，我听到他的车子朝学校驶去的声音。我从沙子上滑下去，离尸体稍微远一点儿，然后找了个舒服点的姿势坐在鹅卵石上，双脚埋在沙子里。下了一夜雨，下面的鹅卵石还没有干透，冰冷的湿气透过了我的棉布长裤，我双臂抱着膝盖，望着远处的大海出神。

我想起多年前第一次见到迈克的情景。他是因为摩托车驶出赛道撞上大树死的。当时我们刚度蜜月回来不到两个星期。我们两个认识不到一年就结婚了。他的死亡让我感到震惊和难以置信，而不是悲伤。当时我觉得那就是悲伤，可我现在更明白那种感受了。我和迈克谈了恋爱，可我并不爱他。爱是生活在一起，互相照顾，可我们根本没有机会去爱对方。他死后，我只知道自己成了一名夫姓门罗的寡妇，可我感觉自己还是那个叫玛格丽特·帕克的姑娘，是年仅21岁、刚拿到资格证的小护士。可我发现自己怀孕了，就连怀孕都感觉那么不真实。孩子呱呱落地的时候，我仍觉得他跟迈克没有任何关系，跟我们俩短暂的共处没有任何关系，甚至跟我也没有任何关系。一切都来得那么晚，或许正是因为来得晚，才让你的感觉更强烈。后来查理死了，我为他们两人感到哀伤，可我还是记不起迈克到底长什么样。

我意识到罗纳德的尸体就在我身后，还好我没有坐在他身边。有的人陪在死者身边，认为这么做对死者比较友好，可是我不认为这么做对罗纳德更友善。我所感觉到的，是一种深深的悲哀。这悲哀不是为了这个可怜的男孩，甚至不是为了查理、迈克或者我自己。这是一种普世的悲哀，这种悲哀似乎将我周围的一切都浸淫其中，轻拂着我面颊的清风、云卷云舒的天空、蔚蓝的大海。我想到了所有曾经在这片海岸上生活过而后死去的人，想到埋在一英里外的海浪下的大墓园里那些遗骨。彼时，他们的生命对他们和关心他们的人来说，肯定也十分宝贵，可他们还是死了，如今物是人非，世界也还是这个世界，并不因为谁来过而改变。一百年后，没有人会记得查理，记得迈克，记得我。我们所有人的生命就像这沙滩上的一粒沙子，微不足道。我的心里一片空白，就连悲伤都不见了。到了最终，一切都将尘归尘、土归土，我们只能活在当下，不管是承受痛苦还是享受欢乐，都将是昙花一现。凝望着大海，我的心情十分平静。

他们三个人走过来的时候，我肯定神思恍惚，他们踩在鹅卵石上嘎吱嘎吱作响，我都没有发觉，直到他们走到我跟前我才发现。塞巴斯蒂安神父和格雷戈里先生步履沉重地并肩走过来。塞巴斯蒂安神父用斗篷紧紧裹着身子，抵御着海风。他们两人都埋头往前走，像在急行军一样。马丁神父落在后面，踉踉跄跄地走在鹅卵石上。我记得自己当时还在心里嘀咕，觉得他们两人竟然不等他，不近人情。

被人发现坐在地上，我觉得很难为情，赶紧站起身来。塞巴斯蒂安神父说：“你还好吗，玛格丽特？”

我说：“我没事，神父。”然后就站在一边，他们三个人向那具尸体走去。

塞巴斯蒂安神父画了个十字，说：“这真是场灾难。”

即便在当时，我都觉得用这个词好像不太恰当，我知道，当时他心里想的不仅是罗纳德·特里维斯，而是整所学校。

他弯下腰，把手放在罗纳德的脖子上，格雷戈里先生有些严厉地说：“他早就死了。不要再打扰他了。”

马丁神父站在一旁，我看到他嘴唇在动，肯定是在祷告。

塞巴斯蒂安神父说：“格雷戈里，要不你先回学校去等警察，我和马丁神父留在这里。玛格丽特最好跟你一起走。她肯定受惊了。麻烦你先把她带到皮尔比姆太太那里，告诉皮尔比姆太太发生了什么事。皮尔比姆太太会给她冲杯热茶，把她照顾好。在我正式通知学校之前，她们两个什么都不要说。如果警察想找玛格丽特问话，让他们晚点儿再说。”

真是滑稽，我记得当时自己感觉很生气，因为他跟格雷戈里先生说话的时候，就好像我不在场似的。其实我不想去露比·皮尔比姆的小别墅。我喜欢露比，她总是尽量在不打扰别人的前提下对别人表示善意，可是我当时只想回家。

塞巴斯蒂安神父站起身来，一只手放在我肩膀上，说：“你表现得非常勇敢，玛格丽特，谢谢你。现在你先跟格雷戈里先生回去，我稍后会去看你。我和马丁神父要坐在这里陪着罗纳德。”

这是他第一次提到这个孩子的名字。

上了车，格雷戈里先生一言未发，默默地开着车，过了十几分钟，他才说：“死得很蹊跷。我想知道验尸官或者警察会怎么看。”

我说：“肯定是意外。”

“你不觉得这‘意外’很蹊跷吗？”我没答话，他接着说，“当然，这不是你第一次见到尸体了。你可能习惯死亡了。”

“我是个护士，格雷戈里先生。”

我想起来多年前第一次看到尸体，死者是一名18岁的缓刑犯，那是我第一次装殓死尸。那个时代的护理工作与现在截然不同，我们要自己装殓尸体。我们站在屏风后，怀着崇高的敬意默默地操作。在我们开始装殓之前，护士长会过来做祷告。她告诉我们，这是我们能够为死者尽的最后一点儿绵薄之力。可是我没有跟格雷戈里先生说这些。

他说：“看到任何人的尸体都将令人欣慰地再次肯定，我们或许会像人一样活着，但却会像动物一样死去。其实我倒觉得这是一种解脱，在我看来，没有什么事比永生不死更可怕。”

我还是没有答话。倒不是因为我不喜欢他这个人，我们以前很少见面。露比·皮尔比姆每周帮他打扫一次小别墅，洗一次衣服。那是他们私下约定的，与我无关。不过我和他从来没聊过天，而现在我也没有心情跟他聊。

车子在两座塔中间向西转，驶入校园。他解开自己的安全带，又帮我把安全带松开，说：“我会送你到皮尔比姆太太那儿去。她可能不在。要是她不在，你最好到我的别墅来。我们都需要喝一杯。”

皮尔比姆太太在家，我对此感到欣慰。格雷戈里先生三言两语把事情解释了一遍，说：“塞巴斯蒂安神父和马丁神父在那里守着尸体，警察很快就到了。塞巴斯蒂安神父回来之前，这件事不要告诉任何人。他稍后会向大家宣布。”

他走了之后，露比给我冲了杯热气腾腾的浓茶，喝下去舒服多了。她对我十分体贴，可我记不起来她说了什么话、比画了什么手势。我没怎么说话，不过她也没打算让我说什么。她把我当作病人照顾，让我坐在壁炉前的安乐椅上，怕我受惊后发冷，把电热器调到最高挡，然后拉上窗帘，让我“好好休息一下”。

大约一小时后，警察来了，是一名操着威尔士口音的年轻警员。他非常友善，挺有耐心，我相当镇定地回答了他的问题。也没什么好说的。他问我对罗纳德的了解程度，问我最后一次见到罗纳德是什么时候，以及罗纳德最近看上去消沉吗。我回答说，我最后一次看到罗纳德是在前一天傍晚，当时他正朝格雷戈里先生的住所走去，可能是去上希腊语课。这个学期才刚开学，我只见过他这么一次。我记得那个警员不是姓琼斯就是姓埃文斯，反正是威尔士人的姓。他问我罗纳德最近是否比较消沉，随即似乎又对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感到很抱歉。他说，这个问题确实问得比较直接，而后，他又问了露比同样的问题才离开。

五点晚祷前，塞巴斯蒂安神父把学校的人全部召集起来，公布了罗纳德死亡的消息。当时很多学生都已经猜到出事了，因为警车和运尸车大张旗鼓地开进学校。我没有去图书馆，所以没听到塞巴斯蒂安神父是怎么说的。当时我只想独自一人待着。不过当晚晚些时候，高年级的学生拉斐尔·阿巴斯诺特给我送来了一小盆非洲紫罗兰，他代表全体学生来慰问我。肯定是他们当中有人驱车赶到佩克菲尔德或者洛斯托夫特去买来的这盆花。拉斐尔把花送给我，亲了亲我的面颊，说：“我真的很抱歉，玛格丽特。”一般在这种时候，人们通常都会这么说，可是这次感觉不一样，听着像在道歉。

两天之后，噩梦开始光顾了。我以前从来没做过噩梦，即便是刚做实习护士，第一次面对死者的时候都没有。那个梦实在太可怕了，现在我坐在电视机前，不肯上床去，一直熬到疲倦将我赶去睡觉。每天晚上的梦都一样：罗纳德·特里维斯就站在我的床边，他一丝不挂，浑身沾满了潮湿的沙子，浅黄色的头发里和脸上都是，只有两只眼睛没有，他用责备的目光看着我，似乎在质问我为什么不救他。我知道自己根本救不了他，也知道在我发现他的尸体之前他就死了，可他还是这样每天夜晚出现在我的梦中，用那种责备的目光瞪着我，潮湿的沙子从他扁平甚至短胖的脸上唰唰地往下掉。

或许我现在把这些写下来，以后他就不会再来找我了。我自认为不是个想象力丰富的女人，可是他的死确实有蹊跷，蹊跷之处我应该记得，可是现在却无论如何都想不起来。这个蹊跷之处告诉我，罗纳德·特里维斯的死不是结局，而是开端。

2

找达格利什的电话是上午十点四十分打来的，当时他刚刚参加完社区关系分局的会议，还没回到办公室。刚才的会开得比预计的时间长——这种会议拖延时间是家常便饭，再过五十分钟，他就要去下议院内政部长办公室见特派员。他算了一下时间，还来得及喝杯咖啡、回几个电话。可是还没等他走到桌子跟前，他的私人助理就出现在他办公室门口了。

“哈克尼斯先生刚才说，希望您走之前去一下他办公室。阿尔莱德爵士在他那儿。”

这下没辙了。不用说，阿尔莱德爵士肯定有事儿，来警务处总部找高级警官的人一般都有事儿，而阿尔莱德爵士想要办的事儿没有办不成的。如果不是凭直觉就知道如何控制错综复杂的势力，如何处理纷纷扰扰的大小事务，那他就经营不了那家最成功的跨国企业了。达格利什知道他的赫赫大名，生活在21世纪的人没有不知道他的。对优秀职员来说，他是一位公道甚至堪称大方的老板。此外，他还是信托基金慈善事业的开明支持者，是20世纪欧洲艺术珍品的大收藏家，而这一切在那些心怀偏见的人眼里就成了无情无义地剪除失败者的行为。他大张旗鼓地支持时尚事业，对长期投资收益独具慧眼。人们甚至对他粗鲁无礼的名声都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理解。因为如果不那样就是不分青红皂白，让强者白白受弱者拖累。为此，他倒是博得了一个绝对恪守平等主义的好名声。

达格利什坐上电梯前往七楼，他并没有觉得有多期待，只是觉得非常好奇。还好在那儿也待不了多长时间，因为他十一点一刻就要去内政部。内政部离这里只有半英里路，他打算走过去。对他来说，去见内政部长比见阿尔莱德·特里维斯爵士重要多了。

副厅长和阿尔莱德爵士站在哈克尼斯的桌子旁边，达格利什一进门，两个人都扭过头来看他。特里维斯跟那些经常在媒体上露面的大人物一样，一眼看过去总会令人觉得局促不安。他比电视上看上去更矮壮敦实，没那么俊朗帅气，脸庞的轮廓也没有那么棱角分明。但是，他身上那种潜在的力量和他对自己具有这种力量的自得，比电视上的感觉更强烈。他平时总喜欢打扮得像个土财主，只有在非常正式的场合才会穿上得体的粗呢套装。而且，他长得也确实像个乡下人：宽宽的肩膀、油光发亮的脸颊、大鼻子、一头连理发师都奈何不了的乱蓬蓬的头发。头发颜色很深，几乎是纯黑色，一缕银发从前额正中间往后掠去。这样一缕白发长在这么一个注重外表的人的脑袋上，达格利什都要怀疑是不是故意染出来的了。

达格利什一进门，特里维斯就抬起浓密的睫毛扫了他一眼，毫不掩饰自己在掂量对方的斤两。

哈克尼斯说：“你们应该认识吧。”

阿尔莱德爵士跟达格利什握了握手。他的手冰冷有力，但他只握了那么一下就赶紧放开了，似乎在强调跟达格利什握手不过是出于礼节。他说：“我们见过面。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内政部的一个大会上见过，对吧？是讲市中心发展措施的吧。我都不知道怎么把我给搅和进去了。”

“贵司为旧城区一项发展计划慷慨解囊，我想您当时是为了确定那笔钱是不是花得合理吧。”

“肯定是。这种机会不多。年轻人都想找一份待遇好的工作，值得每天早晨爬起来去上班，而不是为了跑去接受什么培训，完了又找不到工作。”

达格利什记起来了。那是一次常规公关活动。出席会议的高级警长和部长都没有抱太高的期望，也确实没什么收获。他记得特里维斯问了很多相关问题，然后对答复表示怀疑，而且还没等到部长做大会总结就走了。他为什么要去参加那次会议？为什么要捐赠？也许，那也是一种公关手段。

哈克尼斯冲着窗子前面几张黑色转椅做了个意义不明的手势，低声吩咐煮咖啡。

特里维斯不耐烦地说：“不用了，我不喝咖啡。”他的语气就好像在责怪竟然在上午十点四十五分给他喝这么古怪的饮料。

他们三人坐在那里，气氛紧张而压抑，就像三个黑手党老大在商讨他们的利益分配。特里维斯看了看表。毫无疑问，这次会面的时间是他确定的。他觉得自己这个时候比较方便，就这个时候来了，事先并没有通知他们，也没有告诉对方他来这里的目的。他理所应当地认为自己有这个特权。他非常自信，高级警官无论如何都会腾出时间来接待他，事实也确实如此。

他说：“我的大儿子罗纳德，也就是我的养子，10天前从萨福克的一座悬崖上掉下来摔死了。确切地说，他是从沙堆上掉下来的，洛斯托夫特南边那些悬崖早在17世纪就被海水给侵蚀光了。他是窒息而死的。罗纳德是巴拉德米尔村圣安塞姆神学院的学生。那所神学院是高教会派为了给圣公会培养神父设的机构。焚香摇铃的行当。”他扭头问达格利什：“你肯定知道这类事儿吧？你父亲在世的时候不就是个牧师吗？”

达格利什心中暗想，他是怎么知道的？有可能是以前听说过，在安排这次会面之前突然想起来了，然后让他的手下去查证。他是那种喜欢事先挖地三尺搜集对方信息的人。如果搜集到的信息能让对方丢脸，那就更妙了。不过，只要搜集到对方不知道会被他掌握的私人信息，他都会感到心满意足，感觉抓住了别人的把柄。

达格利什说：“是，他是诺福克的教区牧师。”

哈克尼斯问道：“您儿子当时正在为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参加培训吗？”

“我不知道他在圣安塞姆学的那些玩意儿还能让他干什么别的工作。”

达格利什说：“当时报纸上倒是曾经提到过这件事，但是我不记得看到过调查报告。”

“你看不到的。事情处理得很低调。意外死亡。本来是一桩死因不明的悬案。当时，学校的院长和很多职员都坐在那里，像一排穿着黑袍子的联防队员，搞得那个验尸官都不敢做出死因不明的结论。”

“您当时在场吗，阿尔莱德爵士？”

“我不在场，不过我派了人去，当时我在中国，北京有个很麻烦的合同要谈判。我回来参加了葬礼。我们把遗体运回伦敦火葬。圣安塞姆学校举行了一场纪念仪式，我记得是叫安魂弥撒吧，不过我和我太太都没去参加。那个地方让我感觉不自在。审讯后我安排司机把罗纳德的保时捷开回去，学校把他的衣物、钱包、手表交给了我。我的司机诺里斯把包裹带了回来。里面东西不多。学校不让学生带太多东西，只能带几件衣服，有一套西装、两条牛仔裤、几件衬衫和背心、几双鞋，还有要求学生穿的黑色教士服。当然，除了衣服，他还有一些书，不过我让学校捐给图书馆了。一个人的生活痕迹这么快就清理完了，这真是让人感慨啊。两天后，我收到了这个东西。”

他不紧不慢地掏出钱包，打开一张纸，递给达格利什。达格利什扫了一眼，递给副厅长。哈克尼斯大声读了出来：“你怎么都不问问你儿子的死因？没有人当真认为是意外事件。那些神父为了维护他们的名声不惜掩饰真相。那所神学院发生了很多事，应当为人们所知。你准备就这样算了吗？”

特里维斯说：“我认为这相当于一桩谋杀指控。”

哈克尼斯把那张纸递给达格利什，说：“可是，没有证据，没有动机，也没有提到谁是嫌犯，是不是更像某个企图给学校制造麻烦的人搞的恶作剧？”

达格利什把那张纸还给了特里维斯，可是特里维斯不耐烦地挥挥手，没接那张字条。

他说：“显然有这种可能性。我猜你们应该不会排除这种可能性吧。就个人而言，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当真。字条是打印的，当然了，所以不可能像犯罪小说中突然出现的那样，哪个小字母跟其他字母不在一条直线上。你们不用去检测指纹了。我已经做过了。当然，是私下做的。没留下指纹，不过我也根本没抱什么希望。而且，不得不说，写字条的人受过良好的教育。他或者她标点符号使用得准确无误。鉴于这个时代的教育水平，我认为应该是个中年人写的，不是年轻人干的。”

达格利什说：“而且写得可以煽动您付诸行动。”

“为什么这么说？”

“您这不是来了吗，先生？”

哈克尼斯问道：“您刚才说您的儿子是领养的，那他的出身怎么样？”

“他没什么出身。他母亲生他的时候才14岁，他父亲15岁。他是在韦斯特卫地下通道的一根混凝土柱子旁出生的。他是新生儿，很健康，又是个白人，在领养市场上很受欢迎。坦白说，我们非常幸运地领养了他。为什么要问这个？”

“您刚才说，你把那张字条看作谋杀指控，所以我想冒昧问一下，他的死亡会不会让谁受益？”

“每个人的死亡都会有人受益。他死后唯一的受益者是我的二儿子马库斯，原定于他30岁时继承的信托基金将会得到扩充，他最终所继承的遗产也将比预定的更多。不过当时他在学校，我们可以排除他的嫌疑。”

“罗纳德生前有没有跟你说过或者写信告诉你他很消沉，不开心？”

“他不会跟我说。他找谁倾诉都不会找我倾诉。我认为我们并不理解对方。我不是来受审的，也不是来参与你们的调查的。我就知道这么多，已经全都告诉你们了。这件事现在该你们接手了。”

哈克尼斯瞟了达格利什一眼，说：“这对萨福克警察局来说肯定没问题，他们是一支效率很高的队伍。”

“我知道他们效率高。估计他们曾经受到过女王陛下的警督大人的检阅，被证实很有效率。不过，他们当时也参与了调查。现在我想让你们接手，也就是让达格利什警官接手。”

副厅长看着达格利什，似乎想提出反对意见，迟疑着没说话。

达格利什说：“刚好我下周要出差，准备去萨福克待上一个星期。我知道圣安塞姆学院。我可以跟当地的警察和学校说一声，看看案件有没有什么可疑迹象需要进一步调查。不过，调查结论已经有了，您儿子的遗体又火化了，多半不会有什么新的线索。”

哈克尼斯终于开口了，他说：“这么做不符合常规。”

特里维斯站起身，说：“或许是不符合常规，可是在我看来只能这么做。我想低调处理，所以根本没打算回过头去找当地的警方。他的死讯一传出来，当地的报纸铺天盖地地报道，唯恐天下不乱。我不想小报的头条报道说他死因蹊跷。”

哈克尼斯说：“可您不就是这么认为的吗？”

“当然有蹊跷。罗纳德的死要么是意外事故，要么是自杀，要么是他杀。第一种不太可能，第二种说不通，就只剩下第三种可能性。当然，你们有了结论可以告诉我。”

他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哈克尼斯问道：“阿尔莱德爵士，您赞同您儿子对事业的选择吗？”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比如工作、职业之类的？”

他问得小心翼翼，在世故圆滑和质询审问中寻找平衡，仿佛知道这个问题会惹恼对方，他确实料准了。阿尔莱德爵士的声音很平静，但是带着明显的警告意味：“这话什么意思？”

既然已经开了口，哈克尼斯就不打算再退缩，他说：“我想冒昧问一下，您儿子有没有什么心事，有没有为什么问题感到焦虑？”

阿尔莱德爵士淡定地看了看手表，说：“你是怀疑他自杀？我想我刚才的意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这种可能性不在考虑之列。已经排除了。他干吗要自杀？他要什么有什么。”

达格利什平静地说：“可是如果他要的东西您不赞同呢？”

“我当然不赞同了！一份没有前途的工作。世风日下，英国圣公会过不了20年就会消失。就算不消失，也会变成主张迷信思想、维护古旧教堂的怪宗派，这还是在国会不把教堂改成国家博物馆的前提下。人们或许需要对神性的幻想。毫无疑问，总的来说，人们还是信仰上帝的，如果说死亡可能意味着彻底消失，他们会很难接受。可是，他们不再相信有天堂，也不再畏惧地狱，他们不会再去教堂做礼拜。罗纳德受过良好的教育，勤奋聪明，又有大把的机遇，肯定会干出一番事业。他知道我怎么想，所以对我闭口不谈他的想法。他当然也不想把头埋在一吨重的沙子底下来跟我较劲。”

他站起来，冲哈克尼斯和达格利什点点头。会谈结束了。达格利什送他乘坐电梯来到楼下，司机刚好开着梅赛德斯缓缓停在旁边。时间跟他预料的分毫不差。

达格利什已经转过身去，阿尔莱德爵士霸道地叫住了他。

阿尔莱德爵士把头伸出车窗，说：“估计你也怀疑过罗纳德在别的地方被害以后，尸体被转移到海滩上吧？”

“阿尔莱德爵士，我认为您可以放心，萨福克警方会考虑到这个可能性的。”

“我可不像你那么确定。不管怎么说，这是一条思路，值得存疑。”

他没有下令让司机开车，而是一动不动地坐在车上，面无表情。突然，仿佛心血来潮似的，他问道：“我突然对一件事很好奇。其实在教堂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个问题。你也知道，我不时会在年度礼拜时露面。只要有时间，我就会坚持下去。我的问题跟《信经》[1]有关。”

达格利什很擅长掩饰自己的讶异，他严肃地问：“哪部《信经》，阿尔莱德爵士？”

“有好几部吗？”

“实际上，有三部。”

“我的天！那就随便哪部吧，反正应该也差不多。它们是怎么来的？我是说，是谁写的？”

达格利什很想知道阿尔莱德爵士有没有跟他的儿子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一冲动，差点儿问出口，不过最后谨慎占了上风，忍了下来。他说：“阿尔莱德爵士，我觉得神学家肯定比我解释得好。”

“你是一位牧师的儿子吧？我觉得你肯定知道。我没有时间到处去问。”

达格利什的思绪飞回他父亲在诺福克教区住宅的书房里，回到他听过的或在父亲藏书室翻过的那些故事上，回到他很少提及却从小就深深刻在他脑海里的那些词汇上。他说：“《尼西亚信经》[2]创立于4世纪，是尼西亚公会提出的。”创立年份突然出现在他的大脑里，“应该是公元325年。君士坦丁大帝召开会议规范基督教教义，协调同阿里乌斯异教的关系。”

“那教会为什么不与时俱进，更新《信经》？我们在研究医药、科技或宇宙特性的时候不会去4世纪寻找答案，我经营公司的时候也不会去4世纪寻找答案，为什么了解上帝要从4世纪寻找答案？”

达格利什说：“您希望找一部21世纪的《信经》吗？”他想知道阿尔莱德爵士为什么想到要写一部新的《信经》，但他并没有直接问，而是说，“我怀疑是否还会有什么新的教会会议能让分裂的基督教世界达成共识。圣公会无疑相信尼西亚的主教们获得过神谕。”

“那不过是一群顾问罢了，不是吗？掌权的人。他们有自己的议程，带着自己的偏见，跟他们的对手抗争。说到底就是权力，谁有权，谁受益。你参加了很多委员会，也了解他们的工作程序，什么时候见过有人获得神谕？”

达格利什说：“当然，年度礼拜上肯定没人获得神谕。”接着又说，“您打算给大主教或教皇写封信吗？”

阿尔莱德爵士用犀利的目光狐疑地扫了他一眼，不过显然决定，即便对方在耍他，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他说：“总之这太麻烦了，有点儿超出我的理解范围。但这挺有趣，你会觉得发生在那些人身上是可能的。你要告诉我圣安塞尔斯的事进展得怎样了。接下来的10天我要出门，但这事儿不着急。如果孩子是被谋杀的，我要知道该怎么做。如果他是自杀的，那就是他自己的事情了，但是我也希望知道实情。”

他点点头，突然缩回车窗，对司机说：“好了，诺里斯，回公司。”

达格利什目送车子缓缓驶出他的视线，过了好一会儿才离开。跟阿尔莱德打交道，你看到的就是你能知道的全部。可这样的评价是否太草率了呢？这个人比表面复杂得多，他既天真又狡诈，既傲慢自大又有与他这个年龄不相符的好奇心。他在一个问题上挑起事端，又立刻会因为自命不凡而摆架子。但是达格利什还是感到很困惑。对罗纳德·特里维斯的死因判断，即使不算令人吃惊，也未免草率。难道除了父子关系之外，还有什么更吸引人的原因，让他如此地坚持对此事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他回到七楼，发现哈克尼斯正望着窗外出神。听到达格利什的声音，他说：“一个不寻常的人。他还说了什么吗？”

“他想修改《尼西亚信经》。”

“荒唐的念头。”

“不过对人类的危害倒是比他做的大部分事都小。”

“我指的是他非要一名高级警官重新调查他儿子的死因，这完全是浪费时间。他怎么就不肯放过这件事？萨福克那边是你去安排还是我去？”

“这事儿越低调越好。彼得·杰克逊去年调到那儿当副探长去了，我跟他打个招呼。此外，我对圣安塞姆还算比较了解。我上学那阵儿在那儿待过三个暑假。教员应该都换了，不过，估计他们看到我回去不会觉得太突然。”

“你真的这么认为？可我觉得就算他们远离闹市也没这么天真。一个伦敦警察厅的探长竟然关注起一名学生的意外死亡？但是，我们别无选择。特里维斯不会轻易放手的，我们又不能明目张胆地派几名探员到别人的地盘上去打探消息。不过，如果这孩子的死因确有蹊跷，萨福克就必须接手这个案子。他别指望他们能悄悄调查谋杀案。如果是谋杀的话，我得把丑话说在前头，这事只要一公开大家就扯平了，哪怕是特里维斯也无法按照他的意愿随意操纵。说起来真是奇怪，我是说，他竟然费尽心机私下处理这件事。既然他不想让媒体知道，干吗非要重新调查？干吗那么看重那张字条？肯定是个疯子干的。他本来应该当垃圾丢掉。”

达格利什没说话。不管写字条的人出于什么动机，怎么看都不像是神志不清的人。哈克尼斯走到窗户跟前，抱着肩膀凝视窗外，那些熟悉的钟楼和尖塔在他眼里似乎突然变得异常陌生。

他望着窗外，接着说：“他看上去一点儿都不为那个孩子的死亡感到难过，不是吗？他的日子肯定不好过——我是说那个孩子。多半是因为特里维斯和他老婆以为自己不会有孩子了，于是领养了他，可是后来他老婆又怀孕了，他们有了亲生儿子。这可是你的亲骨肉，不是社会服务部门给你的孩子。这种情况很常见，我就知道一家。那个养子总是觉得自己在家里是多余的。”

他努力压抑着自己的愤懑。两人沉默了一会儿，达格利什才说：“也许可以这样解释，他可能是出于内疚，那孩子活着的时候没能好好爱他，现在他死了，做父亲的甚至不能表示难过，因此希望至少对他的死能有个公正的说法。”

哈克尼斯转过身，略显生硬地说：“公平对死者有什么用？还不如集中精力替活人寻求公平。不过你说得对，不管怎么样，尽力而为吧。我会把情况向厅长汇报。”

达格利什和他共事八年，关系一向亲密，可他刚才的口气听上去十分冷淡。

3

跟内务部秘书长的谈话纪要已经被贴上了标签，放在他的办公桌上了。他的助理效率一向很高。达格利什把文件放进公文包，乘电梯下了楼。忙碌了一天，他的思绪飞到常年刮着海风的巴拉德米尔海岸。

最终，他还是要回去了。他心想，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竟然都没有回去看看。他的姨妈就住在东英吉利海边，开始住在小别墅里，后来搬进改建后的工具房里。看望姨妈的时候，他本来可以顺道拐到圣安塞姆学院去看看。是近乡情怯吗？是唯恐物是人非吗？或许逃避失望是人之常情。现在，他将以一个陌生人的身份重返那里。他上次回去的时候，马丁神父还在执教，现在恐怕早就退休了，毕竟是已经80岁的老人家了。他将带着对往事的缅怀回到圣安塞姆。就算事出有因，他也是作为一名警察，不请自来，并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对一桩致使圣安塞姆学院陷入窘迫和尴尬的案件重新展开调查，那里的人迫不及待想要大家都忘记，他却要跑去揭开他们的伤疤。不过毕竟是要回去了，他发现自己突然对这次的行程十分期待。

百老汇大街和国会广场间半英里的街道上布满了毫无特色的政府机构，达格利什步履匆匆地走在大街上，他大脑里浮现的是那个宁静闲适的地方：沙崖坍塌在布满点点雨痕的沙滩上，栽满橡树的防波堤历经数百年的沧桑依然抵御着海浪的侵袭，曾经距离海边一英里的碎石路已经濒临崖边。还有分立于圣安塞姆学院前院的两根大柱子和那扇包铁橡木大门，那两根柱子修建于都铎王朝时期，现在砖面已经剥落。学院后面是维多利亚时期修建的砖石大厦，精美的走廊将西苑围在当中，北面的走廊直通中世纪时期的教堂，教堂权充附近居民的礼拜堂。他记得，学生们在学校里穿着教士服，披着棕色的毛纺带帽斗篷，抵御常年无休止的海风。他仿佛看到他们穿着白色的斗篷鱼贯走进教堂的正厅去做晚祷，嗅到弥漫在空气里的浓烈的熏香气息，看到圣坛上点燃的一根根蜡烛。出身圣公会的父亲如果看到的话，肯定会觉得蜡烛点得太多了。他仿佛还看到圣坛上面挂着裱装的罗希尔·范德魏登的大作《圣家庭》。不知道它现在还在不在那里。那些更隐秘、更神秘、看守得更谨慎的财宝，比如圣安塞姆的莎草纸书，还藏在学校吗？

达格利什只在那所学校度过三个暑假。他的父亲和一个来自条件艰苦的内陆城市的牧师交换了教区，算是换了换环境。到了暑假，父母不想把他关在工业化的大城市里，教区长邀请他和新来的人一起住到自己的住宅里。可是他听说卡斯波特·辛普森牧师和他的太太带着四个不到8岁的孩子要来，其中还有一对7岁的双胞胎，于是打消了到教区长家去过暑假的念头。即便那年他只有14岁，也渴望在漫长的假期里能享受充分的私密空间。于是，他接受了圣安塞姆学院院长的邀请。不过他有些不安，因为他知道他母亲还以为他会留下帮忙照顾那对双胞胎呢。

学校有一半都空了，只有少数几个外国的学生选择暑假留在学校。他们和神父想尽办法逗他开心，在教堂后面特地修剪过的草地上放置三柱门，不知厌倦地陪他玩滚木球游戏。他记得那里的食物特别好吃，比学校的饭菜好吃，也比父亲教区的饭菜好吃。尽管住的客房看不到大海，他还是很喜欢自己的房间。他最喜欢一个人去散步，往南可以到水塘，往北到洛斯托夫特。他还可以自由使用图书馆，里面非常安静，但是气氛从来都不会压抑。他在图书馆一待就是一天。

8月3日，第二年暑假期间，他遇到了赛迪。

马丁神父说：“米尔森太太的孙女要来陪她了，年纪应该跟你差不多大，亚当，可以和你做伴。”米尔森太太以前是个厨师，60多岁，早就退休了。

赛迪也算是个玩伴，她刚满15岁，栗色的头发从窄窄的脸颊两边垂下来，一双灰色的眼睛略微带着绿色。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双眼睛里充满了强烈的憎恶。不过，她似乎挺喜欢跟他一起散步。散步的时候，她很少说话，只是偶尔捡起一块石子使劲掷向大海，或者突然发力冲到前面去，然后扭过头来等他，像一只小狗在追皮球。

他记得有一天，暴风雨刚过，天空清朗，风声还在呼啸，滔天的海浪汹涌澎湃，像月黑风高的时候那样，狂暴地拍打着海岸。他们肩并肩坐在防浪堤的一个角落，一人一口喝着一瓶柠檬水。他给她写了一首诗——他记得那更像是在模仿他当时最崇拜的艾略特，而不是真正在抒发自己的情感。她皱着眉头看完那首诗，一双小眼睛都眯了起来。

“这是你写的？”

“是。写给你的。是一首诗。”

“不是诗。不押韵。我们班上有个男孩就会写诗，他叫比利·普赖斯。他写的诗都押韵。”

他恼怒地说：“这首诗格式不一样。”

“不是。如果是一首诗，那它每行的结尾都必须押韵。比利·普赖斯就是这么说的。”

后来，他也承认比利·普赖斯说得对。他站起身来，把那张纸撕成碎片，丢在湿漉漉的沙滩上，看着海浪扑上来，把碎屑淹没。他煞费苦心地写了这首诗，因为写诗是表达情爱的最好方式。但赛迪是个头脑简单的女孩子，思维方式没有那么细致和深刻。她说：“我打赌你不敢从防波堤的尽头跳下去。”

他心想，看来比利·普赖斯不但会写每行结尾都押韵的诗，还敢从防浪堤上跳进大海。他什么都没说，站起身撕下衬衫，只穿着一件卡其色的短裤，纵身跳进怒涛汹涌的大海。海水没有他想象的那么深，他感觉自己浮上来之前手掌碰到了水底的鹅卵石。虽然已经是金秋八月，北海的海水依旧冰冷刺骨，不过，这种冷冽的刺激只是暂时的，无边的恐惧瞬间将他淹没，就仿佛被某种无法控制的力量牢牢抓住，动弹不得，又仿佛一双强有力的无形之手把他往下按。哗啦！他奋力游出水面，可是突然一道水墙扑来，海岸被淹没在无际的海水里。一个浪头打来，他感觉自己被拖到后面，接着被抛上海面。他拼力向防浪堤游过去，而防浪堤似乎每秒钟都在往后退。

终于，他看到了站在堤崖边的赛迪，只见她使劲挥舞着双臂，头发在海风里狂舞。她在高声喊着什么，可是他耳朵嗡嗡作响，什么都听不到。他积蓄力量，等待波浪把他往前推上几步，而后挣扎着不被往后退的海浪带回去。他告诉自己千万不要恐慌，务必拿出男子汉气概，努力抓住每一波涌过来的海浪往前移。终于，他一步一步挣扎到防波堤边缘，坐在地上大口喘着气。过了好几分钟，他才缓过神来，赛迪把手伸下来，把他拖到上面。

他们肩并肩默默地坐在一道鹅卵石脊上。她脱下裙子，使劲儿给他擦着背。擦干后，她一言不发地把衬衫递给他。他现在还记得当时看到她裸体的情景，小小的乳房、娇嫩粉红的乳头，激起的不是欲望，而是一种莫名的情感，现在他能分辨得出那是一种喜爱和怜惜。

她说：“想不想去水塘？我知道一个隐秘的地方。”

水塘可能还在那里，那是一道漆黑、安静的水域，和充满活力的大海之间隔着一道鹅卵石堤坝，泛着油光的水面让人感觉底下深不可测。除非狂风暴雨来袭，否则一潭死水的水塘和盐海之间永远隔着那道漂移不定的障碍。海浪的边缘矗立着已经石化的黑色树干，看上去就像图腾柱，用以纪念某种久已逝去的文明。水塘常有海鸟出没，树林和灌木丛中间有很多藏身处，只有满腔热情的猎鸟者能够透过这片黑暗、险恶的水域看到它们。

赛迪说的隐秘的地方就在大海和水塘之间的一条废船上，那条废船半截埋在沙滩里，几条锈迹斑斑的阶梯通向下面的船舱。那天下午，以及那之后的日子，他们就躲在里面消磨时光。木板的裂缝透过几道光线，那是船舱唯一的亮光，他们看着自己的身体被缀上条纹，笑得乐不可支，还用手指追逐移动的光线。他有时候看书，有时候写东西，有时候靠着船舱弯曲的墙壁安静地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干，而赛迪则在这个小小的世界里不亦乐乎地玩着过家家游戏。她把奶奶给她的野餐食物小心翼翼地搁在平坦的石头上，而后郑重其事地将食物递给他，等她发号施令，他才可以把食物吃掉。果酱罐里装满了从水塘打来的水，里面混杂着芦苇、草叶和从悬崖上找来的某种不知名的植物。他们一起寻找有洞的小石子，她用船舱里的电线把它们穿成链子，沿着墙面挂起来。

那个夏季过后的数年里，那种沥青和腐烂的橡树混杂着海风的腥味儿的温暖气息一直都在刺激着他的情欲。不知道赛迪现在去了哪里，或许已经嫁人，还生了几个金发碧眼的孩子——前提是他们的父亲没有被淹死、电死或者在赛迪最初的挑选程序中惨遭淘汰。那艘废船多半早就不见踪影了。时光流逝，估计它早就毁于大海经年累月的怒涛骇浪了。当最后一块木板被卷进怒浪时，串成项链的电线就会绽开，最后被扯断，那些辛辛苦苦找来的石子也散落在船舱内的沙地上。

4

10月12日，星期四，玛格丽特·门罗写下了最后这篇日记。

回顾我记述的这段日记，似乎大多数内容都枯燥乏味，甚至让我怀疑是否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从罗纳德·特里维斯那篇往后，除了偶尔描述一下天气状况，大多是在记流水账。警方审理了案件，学校举行了安魂弥撒，然而此后，这桩惨案仿佛正式开始淡出人们的生活，而他仿佛从来不曾到过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学生说起他，也没有一位神父提及他，至少没有人对我提到过他。他的遗体没有再运回圣安塞姆，虽然学校举行了安魂弥撒。阿尔莱德爵士想在伦敦举办葬礼，所以，结案之后，伦敦的殡葬所就来运走了遗体。约翰神父把他的遗物收拾好，交给了阿尔莱德爵士派来的两个手下，他的保时捷也开走了。噩梦越来越少，我不再半夜惊醒，不再梦到那张沾满沙子的脸和那双责备的眼睛，不再无助地想象着恐惧向我靠拢。

不过，马丁神父说得对，把所有的细节都一五一十地写下来对我确实大有裨益，我应该继续坚持下去。我发现自己甚至开始期待这一时刻：一天的工作结束后，吃过晚餐，捧着这本日记坐在书桌前。我没什么才华，却喜欢写作，喜欢用文字思考往事，喜欢置身事外看待曾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从中悟出一些道理。

可是今天的日记绝对不会枯燥，也不会被记成流水账。昨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出了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我需要把它写下来，完成我的记述。不过，我甚至不确定是否应该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尽管除了我不会有人看到这本日记，但我总觉得把秘密用白纸黑字写下来是一件很不明智的事。秘密在说出口或付诸笔端之前，会非常安全地藏在你的心里，一旦把它写下来，就相当于泄露了出去，它就会像花粉那样传播到别人那里。这种想法看似古怪，但是有一定的道理，否则，我怎么会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觉得自己应该马上停笔？不过，如果我在日记里隐瞒最重要的事实，那我还有什么必要继续写下去？何况，即使我把日记本放在不上锁的抽屉里，也不会有只言片语泄露出去，到我这里来的人本来就没几个，更没人乱翻我的东西。不过，或许我应该更加注意保护自己的私密空间。明天我要考虑一下怎么做，但是现在我要把整件事一五一十地写下来。

最奇怪的是，要是埃里克·瑟蒂斯没有把他园子里种的青蒜送给我，这件事我就一点儿都想不起来了。他知道我喜欢把青蒜蘸芝士酱当晚餐。他经常会把园子里种的蔬菜送给大家吃。他敲门的时候，我正在翻阅那段发现罗纳德遗体的日记。我剥开大蒜的时候，沙滩上的情景在我脑海里异常清晰。突然，如醍醐灌顶一般，我全都记了起来，全都想明白了。当时的情景，包括他们每个手势、每句话、每件事都清晰得如同在看电影，只是我怎么都记不起那些人的名字——我不确定自己认识他们。已经12年过去了，可是那一幕却清晰如昨。

吃过晚餐，我心里装着秘密上床了。今天早上，我觉得有必要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与此相关的人，之后就三缄其口。可是，首先我需要确定自己的记忆是否可靠，于是下午我去洛斯托夫特商店的时候打了一通电话。然后，就在两小时前，我说出了自己发现的秘密。其实这件事与我无关，此后也没什么需要我去做的。不管怎么说，这件事还算是挺简单的，也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我很高兴自己没有隐瞒。要是我明明知道怎么回事却隐瞒不说，在这里继续生活下去会让我感觉很不自在。我会坐立不安，心里老想着自己该不该说。现在我不必担心了。可是，我还是觉得很奇怪，要是埃里克没有来给我送青蒜，我怎么都想不明白，也不会记得起来。

今天奔波一天，真是累坏了，恐怕累得睡不着了。我还是看看晚间新闻再上床吧。

她把日记本放进办公桌的抽屉里，换上看电视用的眼镜，打开电视机，舒服地卧进扶手椅里，遥控器就放在扶手上。她有点儿耳背，电视刚开起来的时候音量非常大，等她调好音量，开场乐刚好播完。她躺在扶手椅里差点儿睡着，可是已经没有力气站起来上床睡觉去了。

就在她迷迷糊糊要睡着的时候，突然感觉到一股冷风，虽然没听到声音，可是本能告诉她有人进了她的房间。就在这时，门闩“嗒”一声锁上了。她坐在躺椅上伸长脖子去看，发现来人后说：“哦，是你啊。估计你看到我房间的灯还亮着觉得很奇怪。我正要上床睡觉去呢。”

来人走到躺椅后面，她昂起头来看着对方，等着对方说话。可是，一双戴着黄色橡胶手套的大手捂住了她的口鼻，那双大手非常有力，迫使她脑袋往后抵在椅背上。

她知道自己要死了，心里却没有一丝恐惧，只有难以置信的震惊和深感厌倦的放弃。挣扎也没有用，但是她连挣扎的欲望都没有，只想尽快地、没有任何痛苦地安然死去。尘世最后留给她的感觉，就是脸上那副手套的冰冷和光滑，还有钻进鼻孔的乳胶味儿，她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

5

10月17日，星期二上午九点四十五分，马丁神父从房子南边的角楼走出来，他下了旋转楼梯，沿着走廊，向塞巴斯蒂安神父的书房走去。15年来，每周星期二上午十点，所有的常驻神父都要到塞巴斯蒂安神父那里去开例会。塞巴斯蒂安神父要在例会上做报告，神父们将探讨如何应对各种问题，并敲定本周的星期天圣餐仪式，确定邀请的传道士，还要处理各种杂事。

会后，塞巴斯蒂安神父会召集高年级学生私下开会。他的任务就是汇报学生团体希望交流的观点、意见和看法，并听取教职工们希望他传达给神职候选人的指导意见和信息，包括他们对下周各项仪式的细节所提出的建议。圣安塞姆学院依旧遵守着旧式“监护”的规则，理解并严格遵守教师和学生之间的界限。尽管如此，学校的管理出人意料地宽松，特别是对星期六外出的管理，学生参加完星期五下午五点的晚祷就可以离开，不过必须赶在星期天上午十点的圣餐之前回到学校。

塞巴斯蒂安神父的办公室坐西朝东，在门廊正上方，越过两座都铎塔可以看到整片大海。这个房间做办公室太大了，可是他和前任马丁神父都拒绝把房间隔开。他的兼职秘书碧翠斯·拉姆齐小姐的房间在隔壁，她只有星期三到星期五来上班，不过，她三天干的活儿抵得上别人五天的工作量。她是个无比正派、无比虔诚的中年妇女，在她面前，马丁神父总担心自己一不小心放屁怎么办。她非常爱慕塞巴斯蒂安神父，不过从来不会流露出任何情绪，也不会令人尴尬地表露出一个老处女对神父的恋慕。事实上，她的爱慕就仿佛是对全体神职人员的尊重，而不是针对某个人的情感，她把照顾好塞巴斯蒂安神父看作自己职责的一部分。

塞巴斯蒂安神父的办公室不只是面积大，里面的装饰品都是阿巴斯诺特小姐送给学校的最珍贵的艺术品。房间的壁炉上刻着几个字“credo ut intelligam”，意为“吾欲明，故吾信”，这是圣安塞姆神学院的教学核心。壁炉上方挂着伯恩—琼斯的巨幅作品，上面画着几个美得不可方物的鬈发女孩正在果园里嬉戏。这幅画原本挂在学校的餐厅里，可是塞巴斯蒂安神父一声不吭摘下来挂到自己的房间里。马丁神父说服自己这样相信：院长大人之所以这么做，是出于对那幅画作的热爱或者对那位艺术家的崇拜，而不是因为他理所应当地认为学校的珍宝都应该用来装点他的办公室。

这个星期二来参加例会的只有三个人：塞巴斯蒂安神父、马丁神父和帕瑞格林·格洛弗神父。约翰·贝特顿神父刚好预约了黑尔斯沃思的牙医，捎信对自己的缺席表示抱歉。帕瑞格林神父是图书馆馆长，他过会儿就来。帕瑞格林神父今年42岁，是常驻神父当中最年轻的，但是在马丁神父眼里他却是最老练的。他两颊丰满，皮肤柔软，戴上一副宽大的角质框架眼镜，活像一只猫头鹰。一头浓密的黑发，刘海儿搭在前额上，如果剃了发，就是中世纪的修道士形象。别看他表情温和，其实身体十分健壮。每次他们一起去游泳，马丁神父都会为他那一身结实的肌肉惊叹。马丁神父现在只敢在最热的天气去游泳，他战战兢兢地在不知道几英尺深的浅滩里扑通，而帕瑞格林神父则像一只海豚一样自如地在惊涛骇浪里腾跃，这让他感到非常惊异。星期二例会上，帕瑞格林神父话很少，通常都只陈述事实，而不表达看法，不过他会侧耳倾听。他在学术上十分受人尊敬，他在剑桥大学读书的时候，自然科学拿到了一等奖，之后神学又拿了一等奖，最后他选择在圣公会做一名牧师。他在圣安塞姆学院教圣公会历史，有时对科学思维和发现表现得相当困惑。他对自己的隐私看得非常重，在底层有一间小房间，这间房间在大楼的后面，图书馆的旁边。他不肯离开那个房间，或许是因为那间与世隔绝的斯巴达式的小屋让他感觉像和尚的禅房，所以想一直住在里面不出来。但是那间房间在洗衣房旁边，他唯一担心的就是学生们在晚上十点以后使用洗衣房的洗衣机，洗衣机有些陈旧了，总是发出很大的噪声。

马丁神父搬了三把椅子，围成一个半圆放在窗前，他们垂首而立，像往常那样先祷告，塞巴斯蒂安神父念着祷词，其实他内心对第一句话并不认同：

“主啊，请用您最高尚的善行阻止我们的一切行动，持之以恒地对我们施以援手，让我们在已经开始的、正在继续的和已经结束的所有工作中，颂扬您的圣名，进而由您的慈悲获得永生，我主保佑，阿门。”

等到大家在椅子上坐好，双手放在膝盖上，塞巴斯蒂安神父发言了。

“今天我要通报的第一件事有些棘手。我接到伦敦警察厅打来的电话。显然，阿尔莱德·特里维斯爵士对罗纳德的死因裁定很不满，他要求警察厅来调查。一个名叫亚当·达格利什的探长将于星期五午后抵达这里。当然，我答应会全力配合他的工作。”

大家听到这个消息后陷入了沉默，马丁神父感觉仿佛一股寒意从胃里升起，他说：“可是，遗体都火化了，又有审讯记录和死因裁定书，就算阿尔莱德爵士不满意，我觉得警察也找不到什么蛛丝马迹了。为什么伦敦警察厅会插手？为什么派个探长来？这应该算是滥用公权啊。”

塞巴斯蒂安神父薄薄的嘴唇一撇，露出一丝讽刺的笑：“我们可以想当然地认为阿尔莱德去找了高层。他们那样的人经常这么干。何况他又不能要求萨福克警察局重新调查这个案子，因为案子原本就是他们负责调查的。至于为什么选达格利什探长，我认为他本来是来度假的，加上他对圣安塞姆的情况比较了解。估计伦敦警察厅费尽力气说服阿尔莱德爵士尽量不要给我们添麻烦，也就是不要给他们添麻烦。那位探长提到您了，马丁神父。”

马丁神父既感到忧心忡忡，又十分高兴，显然有些走神。他说：“他以前来这里待过三个暑假，当时我还在职。他父亲以前当过诺福克的教区牧师，不过我记不起来是哪个教区了。亚当小时候十分讨人喜欢，他聪明伶俐、思维敏捷。当然，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变成什么样了。不过，我倒是很高兴能再见到他。”

帕瑞格林神父说：“小时候反应敏捷、讨人喜欢，长大后一般都反应迟钝、不近人情。不过，既然他要来那就来吧，反正我们也左右不了。如果他的到访真的能给大家带来快乐，那再好不过了。我真不明白阿尔莱德爵士到底想调查什么。如果那位探长确实认为有可能存在‘Foul play’[3]，那当地警方势必要接手。‘Foul play’是个很奇怪的词汇，‘Foul’一词源于古英语，不过为什么要用这种体育用语来隐喻呢？你还以为是‘犯规行动’或‘犯规行为’呢。”

同事们早就习惯了帕瑞格林神父这种特别喜欢抠字眼的风格，所以对他的言论并不怎么在意。马丁神父心想，突然听到有人说出这几个字让人感觉特别奇怪，从那场悲剧发生至今，圣安塞姆的人都很自觉，没有一个人会公然这么说。塞巴斯蒂安神父泰然处之。

“确实很荒唐，他们竟会认为是谋杀。如果真的不是意外事故，那在审理的时候早就发现证据了。”

不过，他们都心知肚明，确实存在其他的可能性。这次的事被裁定为意外事故死亡让圣安塞姆松了一口气。即使如此，这件事也给学院埋下了隐患。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出人命了。马丁神父心想，或许，正是自杀可能性的存在给玛格丽特·门罗的心脏病蒙上了阴影。她的离世并不算很突然，梅特卡夫医生早就告诫他们，她随时都可能撒手人寰，而且她死得很安详，没有受苦。第二天一大早，露比·皮尔比姆发现她安详地坐在椅子上去世了。到今天才是她死去第五天，可圣安塞姆仿佛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人似的。马丁神父在整理玛格丽特的书信时才发现她还有个姐姐，此前学校里没一个人知道。她姐姐安排了丧礼，带来一辆卡车装走了她的家具和遗物，此后便和学校断绝了来往。只有马丁神父知道罗纳德的死曾经给玛格丽特带来多么大的困扰。有时候，他觉得自己是唯一真正哀悼她的人。

塞巴斯蒂安神父说：“这周末所有的客房都会住满。除了达格利什探长要来，爱玛·拉文汉姆也将按照原计划从剑桥赶来开展为期三天的玄学派诗人讲座。还有即将从洛斯托夫特赶来的罗杰·亚伍德督察，他离婚后精神压力特别大，希望来这里待上一周。当然，他跟罗纳德·特里维斯事件的调查无关。而克莱夫·斯坦纳德这周末要来继续他对早期牛津运动[4]者家庭生活的调研。因为所有的客房都住满了，他最好住到彼得·巴克赫斯特的房间去。梅特卡夫医生希望彼得继续留在病房。他住在彼得的房间又温暖又舒适。”

帕瑞格林神父说：“斯坦纳德怎么又来了？我还以为再也不会看到他了呢。这个年轻人心术不正，他的调研根本就是个幌子。我曾经就哥尔罕修订牛津运动者对J.B.莫兹利的信仰事件所造成的影响征求他的意见，显然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在说什么。而且，我发现他在图书馆里很烦人——学生们肯定也这么觉得。”

塞巴斯蒂安神父说：“他祖父既是圣安塞姆的律师，又是这所学院的捐赠者。他们家任何人来，我们都不能不欢迎。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随便什么时候想来就可以来。首先要考虑学校的工作。如果他以后再提出申请，我们必须巧妙处理。”

马丁神父问道：“还有一个来访者是谁？”

塞巴斯蒂安神父没能成功克制隐含在声音里的情绪：“克兰普顿执事长打电话说，他星期六到，星期天早饭后离开。”

马丁神父叫道：“他两个星期前不是刚来过吗！他该不是计划成为这里的常客吧？”

“恐怕有这个可能。罗纳德·特里维斯的死让圣安塞姆的未来再次陷入危机。你也知道，我一直都采取避免公开论战的策略，希望能安安静静地继续我们的工作，尽可能利用我在圣公会圈子里的影响避免教堂被关闭。”

马丁神父说：“除非圣公会决定把所有的神学教育都集中在三个中心，否则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圣安塞姆会被关闭。如果他们要坚决推行集中教育的决定，圣安塞姆肯定会被关闭，但是绝对不可能因为教育质量问题或学生问题被关闭。”

这是老生常谈了，塞巴斯蒂安神父没有理会马丁神父的话，接着说：“当然，执事长来访还有个问题要解决，上次他来的时候约翰神父去休假了。这次估计约翰神父躲不开了。他出现在这里会使约翰神父很难受，这样一来，我们大家都会十分尴尬。”

马丁神父深以为然。约翰·贝特顿来圣安塞姆之前蹲过几年监狱。他曾经因为在之前供职的教堂性侵两名助祭而被宣判有罪。尽管他自己服罪，那些指控顶多是不恰当的爱抚或抚摸，算不上真正的性侵，要不是克兰普顿执事长无事生非，四处搜罗证据，他根本就不可能被判处监禁。那时候那两个唱诗班的男孩都还是孩子，他们接受了讯问，执事长找到了更多的证据，最终引起警察的重视。那件事让大家愤愤不平。一想到约翰神父和那位执事长将会同时出现在圣安塞姆的屋檐下，马丁神父就浑身难受。每次看到约翰神父在工作当中战战兢兢，看到他身为牧师却从不参加宗教仪式，看到他把供职的圣安塞姆当作避难所，马丁神父的心里就十分难受。显然，执事长认为那是自己的职责所在。如果认为他是多管闲事，似乎有失公允。然而，同为神父，对一个跟自己没有任何个人恩怨，甚至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同事苦苦相逼，似乎有些莫名其妙。

马丁神父说：“我怀疑克兰普顿在逼迫约翰神父的时候可能状态不好。整个事件都不合情理啊。”

塞巴斯蒂安神父冷冷地说：“状态怎么不好？他精神状态又没问题，没有任何迹象显示……”

马丁神父说：“当时他妻子刚刚自杀不久，他心里难受。”

“死了妻子谁都难受。但我不明白这怎么会影响他对约翰神父事件的看法。维罗妮卡去世的时候我也很难受。”

马丁神父想挤出一丝笑容，但他实在做不到。维罗妮卡·莫雷尔太太是在一次外出狩猎的归途中丧命的，她对狩猎十分痴迷。马丁神父暗想，如果塞巴斯蒂安神父注定要丧妻，恐怕他会很喜欢这种方式。“我妻子在外出狩猎时扭断了脖子”和“我妻子死于肺炎”一样，都会给丈夫留下好名声。塞巴斯蒂安神父似乎没有再婚的打算。或许，身为伯爵的女婿，老婆比自己大五岁，其貌不扬，长得像匹马，让他看上去缺乏魅力，甚至让人觉得他很难再找个比亡妻稍微好点儿的女人。马丁神父意识到自己的想法有点儿龌龊，赶紧悄悄忏悔。

不过他还挺喜欢维罗妮卡太太的。他记得，晚祷结束后，她高瘦的身影大步穿过走廊，瓮声瓮气地对丈夫说：“你的布道词太长了，塞巴。我连一半都听不懂，小伙子们肯定也没听懂。”维罗妮卡太太总是把学生们称作小伙子们。马丁神父有时猜测她感觉自己丈夫经管的是赛马场。

大家发现，每次维罗妮卡太太到圣安塞姆来，院长都会特别放松，情绪也特别高。马丁神父拒绝想象塞巴斯蒂安神父和维罗妮卡太太睡在一张床上的情景，但他十分肯定，他们两人确实很喜欢对方。他觉得，作为终身未娶的单身汉，他对这种婚姻状态的研究近乎痴迷，因为他们充分地展现了与众不同的婚姻。他暗想，或许深深喜爱跟爱同样重要，而且比爱更长久。

塞巴斯蒂安神父说：“等拉斐尔到了，我会跟他就执事长来访一事好好谈一谈。他跟约翰神父感情深厚，而且对那件事的态度有时候确实不怎么理智。公开挑起事端于事无补，只会给学校带来负面影响。务必要让他明白，执事长不仅是这所学校的捐助者，还是我们的客人，应当受到礼遇。”

帕瑞格林神父说：“亚伍德督察不就是负责执事长前妻自杀案件的警察吗？”

大家惊异地扭过去头看他，这可不像帕瑞格林神父会关注的问题。有时候，他的潜意识就仿佛一座宝库，里面塞满了各种事和各类消息，他随时可以信手拈来。

塞巴斯蒂安神父说：“你确定吗？当时克兰普顿夫妇住在伦敦南部，直到妻子去世后，克兰普顿才搬到萨福克的。案件是伦敦警察厅负责的吧。”

帕瑞格林神父平静地说：“我亲眼所见。当时的审讯记录是这么写的。当时做证的警官就叫罗杰·亚伍德。他当时是伦敦警察厅的一名探员。”

塞巴斯蒂安神父皱起了眉头：“这可是真是棘手。到时候他们肯定会碰面，我担心这会让执事长陷入痛苦的回忆当中。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亚伍德现在需要静养一段时间，我们已经答应替他安排房间了。三年前，他还是一名交警的时候，帕瑞格林神父倒车撞上一辆停在路边的卡车，是他帮忙解决的。他基本上每周都来参加星期天弥撒，估计他自己感觉挺有帮助的。如果他的出现让执事长陷入不愉快的回忆，那执事长也只能扛着，就像约翰神父见到他一样。我准备把爱玛安排在紧邻着教堂的安布罗斯，把达格利什探长安排在杰罗姆，执事长安排在奥古斯丁，罗杰·亚伍德安排在格里高利。”

马丁神父心想，这个周末可真够让人心烦的。约翰神父不得不和那位执事长碰面，他肯定会为此痛苦万分。克兰普顿估计也不太想和约翰神父碰面，但他肯定知道约翰神父就在圣安塞姆，就算他不想见也避不开。如果帕瑞格林神父没搞错——他基本上都不会弄错，那执事长和亚伍德督察见面估计也很尴尬。此外，要控制拉斐尔不去见执事长估计也很难，他毕竟是高年纪的学生。这还不算，还有斯坦纳德，就算抛开他来圣安塞姆的不良动机不说，他也不是个让人省心的客人。然而最麻烦的还是亚当·达格利什的到访，他的出现会让大家想起早就被抛在身后的那些不愉快的记忆，他将会用充满怀疑的、老练的目光审视他们。

这时，塞巴斯蒂安神父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咱们该喝咖啡了。”

6

拉斐尔·阿巴斯诺特优雅而自负地走进来，他站在那里，黑色教士服上的那排包扣别具一格，和其他的学生都不一样。他的教士服看上去像新裁制的，优雅得体。朴素的纯黑色，衬托着拉斐尔苍白的脸和亮闪闪的头发，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反差，这种反差具有一种怪诞的效果，使他看上去既像僧侣，又像戏剧里的人物。塞巴斯蒂安神父每次单独和他相处，都忍不住感觉不自在。塞巴斯蒂安神父本身就是个美男子，也十分看重男人的英俊和女人的美貌。不过，他发现如果一个男人长得太美会让人不安甚至反感。年轻男子，特别是年轻的英国男子，不应当长得像一个放荡的希腊之神。这倒不是因为拉斐尔身上有什么雌雄同体的特征，而是因为塞巴斯蒂安神父觉得他的美貌对男人比对女人更有杀伤力，尽管塞巴斯蒂安神父自己并不为之心动。

一想到要和拉斐尔共处，他心里那种隐藏很深的抵触情绪就会苏醒。他有什么理由从事当前的职业？学校对他的入学申请是否应该三思？毕竟，他是那个家族的一分子。他母亲是阿巴斯诺特家族最后的继承人，25年前，她意外怀孕，生下这个私生子，而后便将刚刚两个星期大的儿子丢在学校。从那时候开始，圣安塞姆就是他唯一的家。如果当时没有轻易批准他的申请，而是鼓励他到外地上大学，比如剑桥的库德斯顿或圣史蒂芬修道院，情况会不会比现在好一些？拉斐尔自己非要坚持在圣安塞姆接受教育。当时，学校生怕败给教会，不得不紧紧抓住阿巴斯诺特家族最后的继承人，所以才这么好说话。算了，反正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对拉斐尔的担心都是徒劳的，若是纠缠于这些凡尘俗事，还不得给烦死？他决定暂时不理会这些烦心事，把全副心思用来打理学校。

“还有几个细节问题，拉斐尔。你告诉那些把车停在学校前面的学生，让他们停整齐。你也知道，我更希望他们能把车和摩托车停在学校外面，大楼后面有空地。如果他们非要停在前院，至少也摆整齐点儿。还有件事儿惹得帕瑞格林神父特别不高兴。能不能拜托那些学生在晚祷后不要去开洗衣机，吵得帕瑞格林神父没办法安心做事？现在没有门罗太太帮忙，暂时每两个星期换一次床单、被罩好了。床单、被罩就放在被褥保管室里，学生们有需要就自己去换。我们已经发布招聘广告了，不过恐怕没那么快。”

“好的，神父。我会交代下去的。”

“还有两件大事。这个星期五，伦敦警察厅有位达格利什探长来访。显然，阿尔莱德·特里维斯爵士对罗纳德一事的调查结论不满意，要伦敦警察厅来调查。我也不清楚他会在这里待多长时间，有可能过了周末就走了。当然，我们应该全面配合这位探长的工作。也就是说，对于他提出的问题，大家要如实回答，不要轻易下什么结论。”

“可是罗纳德早就火化了，神父。达格利什探长现在还指望能找到什么证据？他肯定不能推翻之前的调查结果吧。”

“估计不会。我觉得这次无非就是为了满足阿尔莱德爵士的要求，对他儿子的死亡进行一次彻底的调查而已。”

“可是这也太荒唐了，神父。萨福克警察局已经调查得很彻底了。伦敦警察厅现在插手，还指望能有所发现？”

“估计很难。不管怎么说，达格利什探长就要来了，他到时候住杰罗姆，距离爱玛·拉文汉姆的住处不远。另外还有三位访客。亚伍德督察要来这里疗养度假。他需要安安静静地休息，估计要在自己房里用餐。斯坦纳德先生会继续他在图书馆的研究。克兰普顿执事长可能会来这里待上一两天。他计划星期六到，星期天早饭后离开。我邀请他星期六晚上在晚祷时布道，到时候大家可能要集中起来，这是难免的。”

拉斐尔说：“神父，早知道这样，我宁可想办法离开。”

“我也知道。我希望你作为高年级学生留下来陪他，至少等到晚祷结束，对他客客气气的，把他看作一名访客、一位老人、一位神父。”

“前面两个客人我没问题，可是这第三位让我如鲠在喉。就他干那些事，怎么好意思面对我们？怎么好意思面对约翰神父？”

“我觉得，他跟我们大家一样，坚信自己当初没做错，借此聊以自慰。”

拉斐尔的脸涨得通红。他大声说：“他怎么可能认为自己当初没做错——身为一名神父，对别的神父穷追不舍，直到把人家送进监狱，还认为自己没做错？不管是谁，只要这么做都够丢脸的。真是令人作呕。何况约翰神父一看就是那种最温雅、最宽和的人。”

“你别忘了，拉斐尔，当时审讯时约翰神父可是认罪了的。”

“他是承认自己对那两个孩子举止不当，但他一没有强奸他们，二没有诱奸他们，根本没有在身体上对他们造成任何伤害。没错，他确实认罪了，但要不是克兰普顿多管闲事，挖地三尺，找到那三个年轻人，说服他们做证，他也不会被关进监狱。这关他什么事儿？”

“他觉得自己责无旁贷。别忘了，当时的指控还有比这更严重的，约翰神父可是全都认了。”

“他当然认了。他认罪是因为觉得罪过。他觉得活着都是一种罪过。不过他这么做主要还是为了不让那些年轻人站在证人席上受折磨，做伪证。他无法忍受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年轻人伤害自己，看着他们在法庭上撒谎。为了不让他们受伤害，他才主动进了监狱。”

塞巴斯蒂安神父厉声说：“这是他跟你说的？你和他讨论过这些事？”

“是没有正面讨论过，可事实本来就是这样的，我本来就知道。”

塞巴斯蒂安神父觉得很别扭。事实可能如此。他自己也曾经苦苦思索过。对一位神父来说，这种微妙的心理感知倒没什么，但是这些话出自一名学生之口让他感觉很不安。他说：“拉斐尔，你没有权利跟约翰神父说这些。他已经服过了刑，现在跟我们一起生活、工作。过去的事都过去了。这次再碰到执事长确实挺难受的，但是你不要去插手，否则他和大家都不好过。我们内心都有阴暗的东西存在。那是约翰神父和上帝之间的事，或者说，是他和倾听者之间的问题。而你如果无端干预，那就是精神上的傲慢无知。”

拉斐尔置若罔闻，接着说：“何况我们不是也都知道克兰普顿来这里的目的？他无非就是想打探到对学校不利的消息。他想看着我们关门大吉。当时主教指定他做受托人之一的时候，他就明确了自己的立场。”

“如果你对他无礼，正好给他增加了关闭学校的理由。自我接手掌管圣安塞姆，一直都在尽最大可能将它维持下去，靠的是心平气和，而不是四处树敌。现在学校面临困境，罗纳德·特里维斯的死让我们雪上加霜。”他停顿了一下，然后问了一个他一直不曾问出口的问题，“你们大家私底下肯定也讨论过他的死因，学生们是什么看法？”

拉斐尔似乎不太愿意回答这个问题，沉默了一会儿，他才说：“我觉得，神父，大部分人都认为罗纳德是自杀的。”

“可是为什么？你有什么看法？”

这次拉斐尔沉默得更久，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我认为我们没有什么看法，神父。”

塞巴斯蒂安神父走到书桌跟前，拿起一张纸细看起来，而后轻快地说：“看来这个周末学校空了不少呢。只有你们四个在。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么多人都这么早离校？”

“有三个学生已经去教区实习了，神父。圣玛格丽特请鲁珀特去讲道，估计有两个学生去听了。理查德母亲50岁生日，和结婚25周年庆一块儿办庆典，他请假了。对了，您还记得吧，托比·威廉姆斯已经在第一个教区任职了，很多人都跑去给他捧场了。所以就剩下我和亨利、斯蒂芬、彼得几个了。我原本还想着等晚祷结束后能不能也出去一趟。我会错过托比的就职仪式，但是希望能赶上他教区的弥撒。”

塞巴斯蒂安神父还在研究手里的纸：“嗯，这样人数就对上了。你可以听完执事长的讲道再去。可是，你不担心星期天弥撒之后错过格雷戈里先生的希腊语课吗？你最好先跟他请个假。”

“假已经请了，神父，他星期一给我补课。”

“好的，我估计这周末也就这些事了，拉斐尔。你可以把你的论文带走了，放在桌子上。伊夫林·沃在一本游记当中写道，他认为神学就是一门简化科学，可以把模糊不清、令人困惑的观点变得浅显易懂、确切而清晰。你的论文既不易懂也不清晰。而且‘胜似’一词你用得也不对，它不是‘模仿’的同义词。”

“当然不是了。不好意思，神父。我可以模仿您，却不能指望胜似您。”

塞巴斯蒂安神父扭过身藏住嘴角的笑意，说：“我强烈建议你既不要模仿也不要胜似我。”

拉斐尔走出房间，带上身后的门，神父嘴角的笑意渐渐消失了。这时，院长才想起来拉斐尔并没有答应他礼貌待客。一旦许诺，就要践行，可是对方并没有许诺。看来，这个周末注定风起云涌。

7

达格利什的公寓就在昆塞斯大街上，俯瞰泰晤士河。天刚蒙蒙亮，达格利什就离开了公寓。公寓在一座楼房的顶楼，那座楼房原本是仓库，后来摇身一变，成了一家金融公司的现代化办公室。顶楼那空旷的木板房依旧弥漫着一股调味料和流浪儿的气味。达格利什签的是长期租约，当初这座大楼开发出售的时候，开发商把退租的补偿款抬上了天，他无论如何都不肯退租，最终，无奈之下，开发商偃旗息鼓，保留了顶楼的公寓。现在，那家金融公司出钱，给达格利什在大楼侧边安装了一扇不打眼的房门和一部私人电梯，只是租金提高了，但是租期也延长了。他估计这座楼房给他们也足够用了，而且顶楼还住着个高级警官替他们守卫，好歹也增加了不少安全感。达格利什保住了自己所珍视的：私密的世界、夜晚脚下的空旷感、白日里的宁静，还有那宽阔的视野，供他俯瞰泰晤士河岸那日新月异的生活。

达格利什驱车穿过市区，沿着白教堂路朝A12高速驶去。尽管才刚刚早晨七点，大街上已经有了稀稀拉拉的行人和车辆，地铁站不时冒出三五成群的公务员。伦敦从来不曾陷入深眠。达格利什喜欢这幅宁静祥和的晨景。他感受着这生命最初的躁动，再过几小时，这种躁动就会变得仓促喧嚣。他惬意地驱车行驶在大街上，一路上通畅无阻。等他从东大街出来，驶上A12高速，夜色已经逐渐褪去，东方天空那一抹粉红愈来愈亮。天色方白，田野和树篱仿佛笼罩着一层浅淡的灰色，高高低低的树木仿若日本水彩画那般透亮而精致，它们从晨雾中渐渐浮现出来，呈现出秋日楚楚丰盈的身姿。正是观赏树木的好时节。一年当中，除了春季，只有这个时节的树木最美，它们尚未完全脱去衣装，疏影横斜，遒劲的树干和树枝在逐渐褪去的绿叶、黄叶和红叶中日益凸显出黑色的身影。

达格利什一边开车，一边思索此行的目的，分析自己为什么会介入一个陌生男孩的死亡——当然，是非正式途径介入。毕竟，警察当局早就调查过这个年轻人的死因，验尸官也下了意外死亡的结论，就连尸体都火化了，按道理此事已经盖棺定论。他并非冲动之下受命调查，他从来不会为了仕途急功近利。说起来倒也不仅仅是为了把阿尔莱德爵士从办公室敷衍走，尽管他确实不怎么受欢迎。想到这里，达格利什再次感到困惑，那个人对自己的养子貌似并不怎么疼爱，但对他的死却那么在乎。或许是自己太自以为是了。毕竟，像阿尔莱德爵士那样的人很少会真情流露。或许，他对养子的感情，远比他所流露出的要深厚；或许，他只是想知道真相，不管查明真相多麻烦、多令人难以接受、多棘手，他都在所不惜。如果是这样，达格利什倒是有理由表示同情。

达格利什车开得很快，不到三小时，就赶到了洛斯托夫特。他已经有数年不曾驱车穿过这座小镇了，上次来的时候，空气中到处都弥漫着腐化和贫困的气息，让人透不过气来。面临大海的几座酒店繁荣时曾专门接待前来度假的中产阶级，现在已经沦落到打广告组织宾果游戏的地步。很多商店都用栅木板围挡起来，脸色憔悴的人们拖着无力的脚步。不过此时这里仿佛有些复兴的迹象。屋顶重新修葺过，房子也喷上了新漆。他觉得面前这座城镇仿佛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那座通往码头的桥再熟稔不过，他缓缓驶上桥头，不由得思绪万千。少年时代，他曾经无数次在这条路上往返，来码头买刚捕捞上来的青鱼。他清晰地记得那些鳞光闪闪的鱼儿散发的鱼腥味儿，鱼儿从水桶滑进他的书包，他的肩头上骤然一重，感觉鱼儿在书包里蹦跶，于是沿着来路跑回圣安塞姆，把它们当成礼物送给神父们，给他们的早餐或晚餐加菜。鼻端传来海水和沥青那熟悉的气味，他耸着鼻子嗅了嗅，面带微笑地望着停在海港里的船只，心想，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在码头买到鱼。即便能买到，他也不可能像童年时那样，揣着无比的兴奋和激动，巴巴地把鱼当作礼物送到圣安塞姆去。

他童年记忆中的警察局是一座带露台的独栋，外面挂着蓝色的灯笼，作为警用的标志。然而现在映入眼帘的是一座低矮的现代建筑，正面一排黑洞洞的窗户，屋顶上伸出一根气势十足的天线杆，门口竖着一根旗杆，旗杆上的国旗迎风招展。

前台年轻的女接待员在等他，她用妩媚的萨福克口音和他打着招呼，仿佛只要等到他，她就完成了当天的工作。

“琼斯队长正在等您，先生。我打个电话给他，他马上就下来。”

埃尔范·琼斯队长黑脸膛、瘦高个儿，灰黄色的皮肤经过风吹日晒后微微呈现黄褐色，和接近黑色的头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开口马上露出自己的民族特色。

“达格利什先生吧？我正在等您，长官。威廉姆斯先生说，如果您到了，我们可以暂时借用他的办公室。赶不上和您碰面，他感到很抱歉。探长去伦敦开ACPO会了，不过，如果您也去开会，肯定也知道的。”

达格利什跟在他身后，从镶着毛玻璃的边门走进去，沿着一道狭窄的走廊下了楼。达格利什说：“您家挺远的吧，队长？”

“是啊，达格利什先生。我家在高尔半岛，离这里足足有400英里呢。嗯，我娶了个洛斯托夫特姑娘，她是个独生女。她妈妈身体不好，所以她不能离家太远。后来我找了个机会，从高尔半岛调了过来。只要住在海边就挺好的。”

“不一样的海。”

“不一样的海岸，不过都很危险。倒不是因为经常出事。三年半都没出过事，那个可怜的孩子是第一个遭难的。喏，这是登记表，附近的人都知道陡岸危险。现在他们肯定会更小心了。海岸离得挺远的。那可不是你带着孩子家人去游玩的地方。到这边来，长官。威廉姆斯先生把书桌都腾出来了。倒不是有多少重要的证据要给您看，您别误会。您喝咖啡吗？就在这儿呢，您瞧。我现在就可以打开。”

桌子上的托盘里整整齐齐地摆着两个咖啡杯，还有一个法式咖啡壶、一个贴着“咖啡”字样的锡盒、一罐牛奶和一只电烧水壶。琼斯队长动作熟练地煮着咖啡，咖啡味道很不错。他们两人坐在窗前的两张沙发椅上，喝着咖啡。

达格利什说：“我想，你当时肯定去了现场的。究竟怎么回事？”

“最先赶到现场的不是我。是一个叫布莱恩·米尔斯的小伙子，他是当地的警员。塞巴斯蒂安神父从学校打电话报警后，他就马不停蹄地赶到了现场。路上没用多长时间，不超过半小时。他赶到的时候，只有塞巴斯蒂安神父和马丁神父两个人守着那具尸体。当时那个可怜的年轻人已经死了，任谁都能看得出来。他人不错，我是说布莱恩，他看到那个年轻人的样子很难受。我并不是说他认为那个年轻人死得可疑，而是觉得确实有些离奇。我是他的上司，所以他马上联系了我。当天快三点的时候，我在局里接到他的电话，刚好我们法医马林森博士也在，我们两个人就一起去了现场。”

达格利什说：“开着救护车？”

“没有，当时没有。我想伦敦的验尸官都有自己的救护车，但是在我们这里如果要搬运尸体，就只能征用当地殡仪馆的车。当时殡仪馆的车刚好应召外出，所以大概等了一个半小时才把他的尸体运走。我们把他的尸体停在太平间后，我去找验尸官，他认为必须取证。他人很好，是个非常谨慎的绅士，姓麦利士。后来，我们才决定把这个案子当作可疑死亡事件处理。”

“你当时在现场都发现了什么？”

“嗯，他当时已经死了，达格利什先生。马林森医生当场就签发了死亡证明。其实用不着医生告诉你，你也知道他已经死了。马林森医生认为他死了有五六个小时了。当然，我们到现场的时候他还埋在沙子里。格雷戈里先生和门罗太太把他的脑袋和大半个身子刨了出来，但他的脸和手臂都埋在沙子里。塞巴斯蒂安神父和马丁神父守在现场。本来已经没他们什么事了，可是塞巴斯蒂安神父坚持要守在那里，直到我们把尸体挖出来。我想他可能是要为那个可怜的孩子祷告。我们把尸体挖出来，脸朝上放在担架上，好让马林森医生仔细看看。其实也没什么要看的了。他满身都是沙子，已经死了。情况就是这样。”

“尸体上有没有什么伤痕？”

“我们没看到，达格利什先生。当然了，碰到像这样的事故被叫去出警，心里总是会有点儿存疑，不是吗？合情合理。可是，马林森医生当时没发现任何受过暴力袭击的痕迹，后脑勺上也没有伤口什么的。当然了，不排除下午斯卡吉尔医生可能有所发现。他是我们辖区的法医病理学家。马林森医生说，他只能推断出大致死亡时间，更多信息只能等着尸体解剖。不过解剖尸体并不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案子有什么可疑的。当时情况很明显。他在悬崖上挖洞，距离悬崖太近了，石头掉下来，埋住了他。当时看上去就是这样，后来在调查中也证实了这点。”

“当时有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让你觉得奇怪或者可疑的？”

“呃，应该是奇怪，不是可疑。当时他的姿势有点儿怪——头朝下，像一只正在悬崖上挖洞的兔子或狗。”

“尸体附近有没有发现什么东西？”

“有他的衣服、棕色的斗篷和一条黑色的长袍，上面有扣子——是教士服吧？非常干净，非常整洁。”

“没有什么可以拿来当武器的东西？”

“呃，只有一根木棍。我们挖尸体的时候挖出来的。木棍离他右手很近。我当时觉得我们最好把它带回局里，想着万一有用呢。不过后来就没怎么管它了。现在还在我这儿呢。您要看吗，长官？我不知道为什么审讯后它没有被丢掉。上面什么都没有，没有指纹，没有血迹。”

他走到房间另一边的柜子跟前，拿出一个包在塑料布里的东西。是一根大约两英尺半的白色木棒。达格利什走过去仔细看了看，上面似乎有蓝色的油漆痕迹。

琼斯队长说：“没有在水里泡过，先生，至少我没看到。可能是在沙滩上捡的，没有任何特殊意义。从沙滩上捡东西是人的本能。塞巴斯蒂安神父说，这根木棍可能来自拆掉的旧澡堂，澡堂在通往海滩的台阶上。显然，塞巴斯蒂安神父认为以前那种蓝白色的格调不好看，他喜欢原木色的。他们后来用的都是原木色。他们用来急救的硬壳橡皮艇也是那种颜色。旧澡堂已经开裂了，不过以前没有全部拿走，还堆着一些腐烂的木板。我打赌现在肯定都不见了。”

“脚印呢？”

“当时我们最先找的就是脚印。那个男孩被埋在沙子下面，可是我们竟然看到一行断断续续的脚印，一直通往海滩。可能是他的脚印，我们有他的鞋子。不过，他大部分时间都是沿着鹅卵石走的，所以也可能是别人的脚印。现场脚印很混乱。门罗太太、格雷戈里先生和两位神父显然没想到要保护现场。”

“你个人对死因裁定有过怀疑吗？”

“嗯，确实有过。死因未详裁决似乎更合乎逻辑。当时是麦利士先生临时负责陪审团，要是案件比较复杂或者引起了大众的兴趣，他才会负责陪审团，可是当时的陪审员意见完全一致，八个人没有一个有异议。不可否认，如果用死因未详裁决结案，圣安塞姆肯定不满意，他们在当地威望很高。确实，他们远离尘世，我不否认这点，可是那些年轻人在当地教堂讲道，做了很多善事，很有民心。我并不是说陪审团搞错了。不管怎样，尸体是圣安塞姆的人发现的。”

达格利什说：“你们的调查已经非常彻底了，阿尔莱德爵士也没什么好说的。”

“我也觉得，达格利什先生，验尸官也是这么说的。”

好像没什么好问的了。达格利什谢过琼斯的咖啡，就告辞了。达格利什带走了那根裹着塑料布、贴着标签的木棒，倒不是因为他觉得这根漆过蓝漆的木棒有什么用，而是觉得它仿佛在等他似的。

他走到停车场，看到那头一个人正在往罗孚车的后座装几个纸箱。那个人打量了一下四周，发现达格利什正要钻进捷豹，就盯着他没动，过了好一会儿，仿佛下定了决心似的，朝达格利什走了过来。达格利什看着来人那张未老先衰的脸，知道此人要么缺乏睡眠，要么长期沉浸在痛苦中难以自拔。这样的人达格利什见多了。

“您肯定就是亚当·达格利什探长了。特德·威廉姆斯说你要来。我是罗杰·亚伍德督察。我请了病假，到这里来休养。我是想告诉您，您到了圣安塞姆还会看到我。神父们会不时让我到圣安塞姆去。住那里花销比住旅馆省，而且比住在当地的精神病院好。嗯，还有，吃得也不错。”

他的话说得很流利，像提前排练过似的，黑色的眼睛里仿佛既有挑衅的意味又有些羞愧。达格利什以为自己是圣安塞姆唯一的访客，或许这种想法有点儿不合理。

亚伍德仿佛感觉到达格利什的想法，说：“放心，晚祷后我不会到您房间去找您喝两杯的。我想远离警察系统的闲言碎语，估计您也一样。”

达格利什跟他握了握手，他点点头，就转身快步朝自己的车走去。

8

达格利什估计午饭后才能抵达圣安塞姆学院。他先在洛斯托夫特找到一家熟食店，买了几个热狗、一小团黄油、一些法式酥面塔和半瓶葡萄酒才上路。像往常在国内开车一样，店家给了他一个玻璃杯和一个热水瓶，热水瓶里装满了咖啡。

离开洛斯托夫特，他驱车开上旁边一条杂草丛生的车道，车道上有车辙，宽度足够捷豹通行。这条路通往秋天的田野，视野宽阔，他停下车，准备野餐。他把手机关掉，下车靠在门柱上，凝望着美丽的秋景。田野里寂静无声。他最渴望忙里偷闲享受这样的时光。现在，谁也不知道他在哪里，谁也找不到他。田野里窸窸窣窣的声音几不可闻，空气里夹杂着甜丝丝的味道，不知名的鸟儿在远处唧啾鸣唱，微风吹得茂密的草丛沙沙作响，头顶的树枝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吃过午饭，他沿着车道大步往前，走了大约半英里，然后回到车上，回到A12高速，朝巴拉德米尔水塘驶去。

不一会儿，就到了转弯的地方：那棵大梣树仍旧矗立在那里，只是现在被常春藤覆盖得严严实实，仿佛即将腐朽。左手边是两栋整整齐齐的小别墅，别墅前的花园修葺得十分规整。道路狭窄，略微有些下陷，只比巷道略宽。河岸上方杂乱的冬篱遮住了远处的海岬，只有在树篱稀疏的地方，才能偶尔瞥见圣安塞姆高耸的砖石烟囱和南边的圆屋顶。等他抵达峭壁边缘，往南转上海滨的沙路，圣安塞姆的全貌就呈现在他的眼前：怪异的砖石建筑远远望去十分耀眼，让人感觉不太真实，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仿若一只硬纸板盒。恍惚间，仿佛不是达格利什朝它驶去，而是它正冷冰冰朝着达格利什逼近，毫不留情地唤起他少年时代的种种印象，以及记忆里模糊不清的欢乐和痛苦、变化不定和闪耀的希望。老房子似乎没有什么变化，两根都铎王朝时期的柱子砖石剥落，裂缝里杂草丛生，然而，它们仍旧矗立在前院的入口处，守护着圣安塞姆。达格利什驱车从两根柱子间驶过，仿佛又看到了老房子繁复的庄严。

少年时代，鄙视维多利亚建筑是一种时尚，当时，他私底下就有那么一点儿瞧不起这栋老房子。设计师曾经深受创办者的影响，把每个时尚元素都融入这座建筑上：高耸的烟囱、凸出的窗子、中央的圆屋顶、南边的高塔、城堡似的楼面和巨大的石廊。这栋建筑现在在他眼中不像以前那么怪异得令人发指，建筑师至少达到了一种平衡，比例也还算令人愉悦，他在这座建筑当中糅合了中世纪的浪漫主义、歌德时期的复兴和自负的维多利亚风情，把它变成了戏剧性的杂合体。

显然，有人在等着达格利什。达格利什刚关上车门，学院的前门就打开了。一个身体虚弱的人穿着黑色教士服，一瘸一拐，小心翼翼地从台阶上走下来。

达格利什一眼就认出了马丁·皮特里神父。让他大吃一惊的是，前院长竟然还住在这里——他今年至少80岁了。没错，确实是他少年时代十分敬爱的那个人。岁月无情，韶华易逝。老人的脸庞更加瘦骨嶙峋，就连眉毛都变成了银白色，像婴孩一样纯洁；曾经饱满的嘴唇开始干枯瘪陷。他们紧紧地握住对方的手。达格利什感觉自己像握着裹在羊皮手套里的骨头。不过，马丁神父的双手依然遒劲有力。他那双灰色的眼睛虽然已经凹陷，却依旧明亮；他腿脚不便，是战争留下来的老毛病，现在越发明显了，不过还没到依靠拐杖行走的地步；而他的脸庞总是那么温和，依然带着那种精神领袖般的优雅气质。达格利什凝望着马丁神父的眼睛，看到了老朋友久别重逢的喜悦，却也发现了夹杂着一丝忧虑的释然。达格利什再次为自己这么多年都不曾来过感到讶异，心中不由得感到一丝愧疚。这次偶然的机会让他一时冲动，回到了这里。其实直到现在，他才第一次感到好奇，不知道在圣安塞姆等待他的是什么。

马丁神父带他走进去，说：“恐怕得麻烦你把车停到后面的草地上。帕瑞格林神父不喜欢别人把车停在前院。不过不用急，先安顿下来再说，我们把你安排在原来的别墅：杰罗姆。”

他们走进宽阔的大厅，大厅地板铺设着网纹大理石，橡木大楼梯通往楼上的走廊，走廊旁边是房间。旧时的记忆随着焚香、家具光亮剂、旧书和食物的气息扑面而来。似乎除了门口左边加了一间小房间，一切都没变。那间小房间的门开着，达格利什看到里面有座祭坛，估计是用来做祈祷室的。怀抱基督的圣母木雕依旧矗立在楼梯下，底座下红色的灯依旧亮着，那只插着鲜花的花瓶依旧放在木雕脚边的底座上。达格利什停下脚步看了两眼，马丁神父站在他身旁耐心地等着。这座雕像是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那座圣母圣子雕像的复制品，雕得很不错，只不过他记不起是出自谁的手笔了。这座雕像与一般的圣母圣子雕塑截然不同，既没有那种阴郁的虔诚，也不像是痛苦降临的象征。圣母和圣子都在欢笑，圣子伸出圆圆胖胖的手臂，而少女般的圣母正在喜悦地看着她的孩子。

两人走上楼梯，马丁神父说：“看到我肯定让你吃了一惊。其实我本来已经退休了，可是学院返聘我教授神学。现在这里的院长是塞巴斯蒂安·莫雷尔神父，他已经干了15年了。我知道你肯定想到以前常去的地方看看，可是塞巴斯蒂安神父正在等着咱们。估计刚才你车子开过来的时候他已经听到声音了。院长办公室没变，还是你上次看到的那间。”

走进院长办公室，有个人从办公椅上站起身来，走过来跟他们打招呼。那个人跟面容温和的马丁神父长相迥异。他身高超过6英尺，比达格利什想象的年轻；一头浅褐色的头发从好看的、高高的前额往后梳，微微露出霜色；刚毅的嘴巴、略弯的鼻子和长长的下巴让他的脸看上去特别正统、英俊，甚至有几分冷峻。不过，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他那双蓝黑色的眼睛，明亮清澈的双眸眼神锐利，给人一种违和感，达格利什在他的注视下微微有些窘迫。这张脸应该长在一个注重身体力行的人身上，或许是军人，但绝不是学者。他身上流露出那种引而不发的气势，黑色的华达呢斗篷裁剪得体，穿在他身上极不和谐。

就连房间里的摆设都让人感觉不协调。办公桌上摆着一台电脑和一台打印机，显得很有现代化的气息，可是上方墙壁却挂着耶稣受难木雕，看样子应该是中世纪的作品。对面墙壁上挂着《名利场》中维多利亚牧师的漫画集，画在十字架和细麻布衣袖上方的脸有长满胡子的，有刮得干干净净的，有瘦骨嶙峋的，有红光满面的，有憔悴不堪的，有温和虔诚的，也有信心十足的。炉壁上雕刻着校训，两侧是两面照片墙，上面都是曾经在这个屋子的主人心中占据着特殊地位的人和风景。可是壁炉上方又是一幅风格迥异的油画。油画是伯恩—琼斯的大作，画上描绘了一个浪漫的梦，从中可以看出画家非同凡响的领悟力：四位年轻貌美的女子头戴花环围在苹果树下，她们身着粉红色的薄纱长裙，裙子上绘有褐色的花朵。一个女子拿着一本书，右手抱着一只小猫；另一个把七弦竖琴放在一旁，若有所思地凝望着远方；还有两个站在树下，一个伸出胳膊去摘成熟的苹果，另一个用纤细的手指抓着围裙，等着接掉下来的果子。靠右边墙壁放着一个带着两个抽屉的高脚餐柜，里面放着调味瓶；墙壁上方也有伯恩—琼斯的作品：两幅油画，其中一个画着正在喂鸟的女人，另外一个画着一个孩子和几只羔羊。达格利什记得上次来的时候这两幅油画和那个高脚餐柜都在餐厅里。房间里其他的摆设都具有牧师特有的严谨和肃穆的风格，独独这几件东西鲜明的浪漫主义显得和整体格格不入。

院长抽了抽嘴角，仿佛在对客人微笑，欢迎他的到来，但是那个笑容实在太短暂，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肌肉抽搐了一下。

“亚当·达格利什先生是吗？欢迎欢迎。马丁神父告诉我，你很久没到这里来了。祝你这次回来一切顺利。”

达格利什说：“我也希望如此，神父。我希望不会打扰您太久。”

壁炉旁有两张扶手椅，塞巴斯蒂安神父朝其中一张走去，马丁神父自己从桌子后面拖了一张椅子出来。

三个人坐下来之后，塞巴斯蒂安神父说：“老实说，你的副探长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着实吃了一惊。伦敦警察厅一位堂堂的探长竟然被派来负责一桩地方案件，尽管对所有的亲朋好友来说是一场悲剧，但它毕竟算不上什么重大案件，而且都已经结案了。这么做会不会有滥用警力之嫌？”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或者说不合常规？”

“不算不合常规，神父。或许有点儿不合常理。不过，我正好要来萨福克，由我负责可以节约点时间，而且对学校来说也更合适。”

“至少让你回来走了这么一趟嘛。当然，我们会答复你提出的所有问题。阿尔莱德·特里维斯爵士没有亲自来。当时他连问话都没有参加——我们知道他在国外——可是他委派了律师。我记得他并没有表示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我们跟阿尔莱德爵士打交道少，也没觉得他是容易相处的人。他对儿子所选择的职业深表不满，而且从来都是直言不讳。当然了，在阿尔莱德爵士眼中，这根本就算不上一个职业。很难理解他为什么想重新调查这个案子。结果也只会有三种：谋杀是不可能的，罗纳德在这里没有仇人，也没有人从他的死亡中受益。自杀？有这个可能性，尽管这让人痛心。可是，从他最近的行为举止来看，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痛苦到走向绝路。也就只剩下意外死亡了。我曾经以为阿尔莱德爵士听到这个结果会如释重负。”

达格利什说：“阿尔莱德爵士收到一封匿名信，副探长可能已经跟您说过了。如果他没收到匿名信，估计我也不会来。”

达格利什从钱包里拿出匿名信，交给塞巴斯蒂安神父。塞巴斯蒂安神父扫了一眼，说：“显然是用电脑打印的。我们这儿也有电脑——我办公室里就有一台。”

“您不知道是谁寄的？”

塞巴斯蒂安神父连看都没再看一眼，就不屑一顾地把它还给了达格利什：“不知道。不过我们确实有敌人。或许用敌人这个词太过了，确切地说，有人希望这所学院倒闭。不过，我们的交锋集中在意识形态、神学和经济领域，都是教会的事务。我认为不会有人用这么下作的手段恶意诽谤中伤我们。我觉得很奇怪，阿尔莱德爵士竟然会把它当回事。身为权贵，他对匿名信应该不会大惊小怪才对。当然，我们会尽可能给你方便。估计你想到罗纳德的死亡现场先看一看。我让马丁神父陪你去吧。不好意思，恕我无法奉陪。今天下午还有一位客人要见，另外还有一些紧急事务要处理。晚祷是五点，欢迎你来参加。之后我会在这儿喝两杯再去吃晚饭。星期五我们这里没有葡萄酒，想来你也记得，不过既然有客人来，饭前喝点儿雪利酒也是待客之道。这个周末还有四位客人要来：学院的受托人克兰普顿执事长、负责国教教义文化传统授课的爱玛·拉文汉姆博士——她每个学期从剑桥来一次、到我们图书馆做学术研究的克莱夫·斯坦纳徳博士，另外还有一位警官，是当地的督察罗杰·亚伍德，他来休养。罗纳德死的时候，这几个人都不在这里。如果你想了解当时住在学院里的人，马丁神父会给你一份名单。晚上用不用等你吃饭？”

“今晚就不用了，神父，恕我失陪，希望能赶在晚祷前回来。”

“那咱们就教堂见吧。希望你住得舒适。”

塞巴斯蒂安神父站起身来，显然，这是要送客了。

9

马丁神父说：“回寝室的路上要不要参观一下教堂？”

显然，他想当然地认为达格利什肯定同意，甚至很有热情，事实上达格利什倒也不反对。这座小教堂里有些他渴望再看上一眼的东西。

他说：“范德魏登的《圣母像》还挂在圣坛上面吗？”

“还在。《圣母像》和《最后的审判》是我们的两大镇校之宝。或许‘镇校之宝’这个说法不确切。我们并不鼓励人们来参观。其实来访者不多，都是经过预约的。我们不会炫耀我们的财富。”

“范德魏登那幅画上保险了吗，神父？”

“没有，一直没上。塞巴斯蒂安神父说得没错，我们付不起保险费。那幅画是无可替代的，就算有钱也买不到。不过我们非常小心。当然，偏僻的地理位置有好处，而且我们现在还安装了现代化的警报系统。监视器在从南边回廊通往圣堂的房间里，警报系统覆盖了整个南门。我觉得那套系统好像是你离开很久之后才安装的。当时主教说，要是我们想把那幅画留在教堂里，必须采取可靠的安保措施，当然，他说得对。”

达格利什说：“我好像记得我小时候教堂是全天开放的。”

“是的。不过，自从专家鉴定那幅画是真迹之后，教堂就被锁了起来。教堂就应该开放，何况还是神学院的教堂。我当时还是院长，心里很难过，后来就修建了那所小祈祷室。你刚才进门的时候应该看到了，就在门口的左边。祈祷室本身就不会让人觉得神圣，因为它附属于另外一栋建筑，而圣坛不一样，祷告完毕，教堂上锁之后，学生们还可以到圣坛来单独祷告或冥思。”

他们穿过后面的衣帽间，衣帽间的门通往北边的回廊，被一条长凳上面的一排衣帽钩平分开来，每个衣帽钩下面有一个箱子，用来盛放出门的鞋靴。大部分衣帽钩都没挂东西，只有六个钩子上挂着棕色的、带风帽的斗篷。显然，这些斗篷和学生们室内穿的黑色斗篷一样，都是创始人艾格尼丝·阿巴斯诺特指定的。如果真的是这样，估计她多半不会忘记这片光秃秃的海岸线上那凛冽刺骨的东风。衣帽间的右边是洗衣房，洗衣房的门半开着，可以看到里面四台大洗衣机和一台干衣机。

达格利什和马丁神父穿过晦暗的房间，来到走廊上，圣公会那股微弱而又无处不在的学术气息顿时被新鲜的空气吹散，太阳照耀着静谧的庭院。达格利什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曾经产生过这种时光倒流的感觉。这里，红砖建筑的维多利亚风情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简朴大方的石廊。庭院里铺着鹅卵石，三面都有高耸的细石柱环绕。石廊的地面用约克石铺设而成，后面一排一模一样的橡木门通往两层的学生住宿楼。客房公寓正对着主楼的西面，一扇锻铁大门将客房与教堂的墙壁分开，从门缝里隐约可以看到空地上一片暗淡的灌木丛和远处田野上绿色的甜菜。庭院中央一棵成年马栗树已经露出深秋凋败的迹象。虬结的树干根部树皮剥落，像结了痂一样，而新发的枝叶如同春季萌发的绿叶一般鲜艳娇嫩。焦枯的黄叶挂在上方的大树枝上，卷曲的落叶铺满了鹅卵石小径，夹杂在光滑的红褐色马栗中间，像干瘪的手指。

达格利什想，在这幅难以忘记的场景中，在石柱脚下那几排未经雕琢而造型优美的土陶罐中间，有些东西似乎让人感觉非常陌生。夏天的景色肯定美不胜收，但是现在天竺葵的残枝败叶和零星的几朵花只能让人想起逝去的美景。西墙上茂盛的倒挂金钟肯定是提早种下的，现在依旧花朵繁茂，但是叶子已经开始凋零，飘零的落叶像溅落的点点血渍。

马丁神父说：“我们从圣器室的门进去。”

他从斗篷口袋里掏出一大串钥匙：“恐怕得花点儿工夫才能把钥匙找出来。我知道我本来应该很熟悉它们了，但实在是太多了，而且我一直都不适应警报系统。那套系统被设置成一分钟输入四个数字，可是哔哔声太小了，我听都听不见。塞巴斯蒂安神父不喜欢嘈杂，特别是在教堂里。一旦引发警报，整座大楼里都会发出刺耳的警铃声。”

“用我帮忙吗，神父？”

“噢，不用了，谢谢你，亚当。不用。我会搞定的。密码我是不会忘的，因为那年阿巴斯诺特小姐创建了这所学院。”

达格利什心想，若是有人存心要闯进来，这个密码太容易猜到了。圣器室比达格利什记忆中的宽阔，而且显然曾经被当作教士服存放室、寄存处和办公室使用过。圣器室的门通往教堂，左手边有一排衣帽钩。另一边是直抵天花板的橱柜，用来放置祭服。房间里有两张笔直的木椅和一个小水槽，碗橱旁边有一个滴水板，台面上摆着一把电水壶和一把咖啡壶。两个白漆大锡罐和一个黑漆小锡罐整整齐齐地靠着墙壁，旁边的果酱罐里放着几把刷子。门左边一扇窗户下面是一张带有抽屉的大桌子，上面放着一个银十字架。桌子上方有一个保险柜，嵌在墙壁里。达格利什的目光落在保险柜上，马丁神父看到了，说：“塞巴斯蒂安神父安装这个保险柜是用来存放17世纪的银圣杯和圣餐盘的。那些银圣杯和圣餐盘是阿巴斯诺特小姐捐赠给我们学院的，非常精美。因为它们价值不菲，一直都存放在银行里，可是塞巴斯蒂安神父认为应该拿出来使用，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

桌子旁边挂着一排乌黑的相框，基本上都是老照片，有的显然是学院刚刚创建时拍摄的。达格利什向来都对老照片很感兴趣，于是走过去认真观看。其中一张估计就是阿巴斯诺特小姐的相片。阿巴斯诺特小姐旁边站着两位教士，他们身穿教士服，头戴四角帽，身材都比她高。达格利什目光锐利，只须扫一眼就可以准确无误地看出谁是关键人物。别看阿巴斯诺特小姐身边站着两位身着黑袍、神情肃穆的神父，显得身材矮小，但是她姿态轻松地站在那里，手指微微勾着，搭在裙裾上，神情自若。她的衣服款式简单、材质昂贵，就算在照片里都可以看出她的窄袖宽松衬衫流光溢彩，裙子华美不凡。她没有戴珠宝首饰，只在领口别了一枚浮雕宝石胸针，脖子上挂着一个十字架。她漂亮的头发高高束起，下面一张心形的脸蛋，目光坚定，双目相距较远，一双又直又黑的眉毛。达格利什不禁感到好奇，他想，如果这张稍显严肃的脸莞尔一笑，该是什么模样。他觉得，照片上的女子虽然生得美，却不曾因容貌秀丽而感到满足，反而想要寻求权势带给她的满足感。

焚香和蜡烛的烟味儿裹挟着教堂往昔留给他的记忆，扑面而来。两个人从北边的过道往下走，马丁神父说：“你肯定想再看一眼《最后的审判》。”

《最后的审判》被附近石柱上的灯光照亮了。马丁神父举起胳膊，阴郁黑暗、神秘莫测的场景仿佛一下子活了过来。他们对面就是对最后审判日的描绘，栩栩如生的画面雕刻在模板上，整体看是一个直径大约十二英尺的半月形。正面坐着的人是笼罩在光环里的基督，他伸出受伤的双手罩住下面的场景。中间那个人右手持重剑，左手拎天平，正在称量正义之人和邪恶之人的灵魂，肯定是圣米迦勒。他左边是魔鬼，魔鬼的尾巴上布满了鳞片，欲壑难填的嘴巴正在狞笑，贪婪地等着获得奖赏，它是恐怖的化身。贞洁的人举起苍白的双手祷告，受诅咒的人是一大团大腹便便的黑色雌雄同体人，他们张着嘴巴，正在蠕动。旁边是一群小鬼，手里拿着铁叉和铁链，它们正忙着把受刑者推入一条大鱼的嘴巴，只见那大鱼长着一排刀剑似的利齿。左边是城堡饭店似的天堂，门口一位天使把守大门，欢迎赤裸的灵魂进入天堂。圣彼得穿着长袍头戴三重冕，迎接更重要的福佑者。所有的人都光着身子，但却戴着能表明身份阶层的饰物：红衣主教戴着红色的帽子，主教戴着法冠，国王和王后都戴着王冠。达格利什觉得，这幅画所描绘出的中世纪的天堂基本上没什么民主可言。在他看来，所有的福佑者都是一副令人厌倦的虔诚表情，而那些受诅咒的人形象更鲜活醒目，他们被投入鱼嘴的时候，脸上的表情不是悔过，而是蔑视。事实上，有一个体形比其他人物都高大的人正在反抗命运，他仿佛在指着圣米迦勒的鼻子骂人。这幅《最后的审判》本意是为了通过地狱的恐怖情景来恐吓中世纪的民众向善，以此达到社会和谐一致的目的，早期常在重要场合中展示。现在研究它的人主要是感兴趣的学会或现代游客，对他们而言，地狱早就失去了威慑力，他们在现世享乐中寻求天堂，而不是憧憬未来的归宿。

达格利什和马丁神父静静地凝视着那幅画，马丁神父说：“当然，这幅《最后的审判》很出色，可能算得上是全国最棒的木版画，可是我希望能把它放到别的地方去。这幅画可能是1480年的作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温哈斯顿的《最后的审判》。这幅画和那幅很像，多半是出自同一位布莱斯堡修道士之手。他们那幅流落在外很多年，不得不进行修复，而我们这幅基本上维持了原貌。我们运气不错。这幅画是20世纪30年代在威斯特附近一个两层的谷仓里发现的，当时它被用于隔离房间，所以或许是从19世纪开始，它就一直都处于干燥状态下。”

马丁神父把灯关掉，开心地和达格利什闲聊着：“我们曾经有一个很早时期的圆塔，可以自行站立——或许你听说过布拉姆菲尔德的那个圆塔，跟那个一样，不过，它早就丢了。这只是七圣礼洗礼盘，不过，上面的浮雕很多都磨没了。据说是18世纪后期一场暴风雨后从大海里打捞上来的。当然，我们不知道它原本就属于这里还是属于沉没在海底的教堂。这里的东西出自不同的世纪。瞧，我们还有四个17世纪的高背长凳呢。”

达格利什第一眼看到长凳的时候，倒没有去想它们久远的历史，而是想到了维多利亚家族。那时候，乡绅带着家人坐在封闭的私人包厢里，躲开会众的视线。从讲道坛望去，才能隐约望到他们。他想象着他们坐在里面的情景，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带上软垫和毛毯，会不会吃着三明治，喝着小酒，甚至遮遮掩掩地带上一本书，好打发讲道时沉闷乏味的时光。少年时代，他经常会一遍又一遍地想象，万一乡绅尿急该怎么办？乡绅和那些会众星期天是如何熬过两场祷告仪式的，是如何打发漫长的讲道时间的，又是如何挨过长篇累牍的连祷文或圣歌的？长凳下面会不会装着尿壶？

现在，他们从过道往上，朝圣坛走去。马丁神父绕到讲道坛后面的一根柱子跟前，用手按了一下开关。昏暗的教堂仿佛瞬时陷入一片漆黑，版画上的人物翩然若生。500年来，圣母玛利亚和圣约瑟都静静地以膜拜的姿势伫立着，而这一刻，他们仿佛要从画上飞出来，在静止的空气里，仿佛簌簌发颤。圣母玛利亚身后的背景是花色繁复的金棕色锦缎，它的华美衬托出圣母的朴素和柔弱。圣母坐在矮凳上，赤裸的圣婴躺在她膝头的一块白布上。她的鹅蛋脸美丽而苍白，笔直的鼻梁下一张柔嫩的嘴巴，弯弯细细的眉毛，又长又密的睫毛，一双眼睛顺从而好奇地凝望着膝头的婴儿。赤褐色的鬈发从光洁的前额垂下来，顺着蓝色的披风，搭在纤细的双手和修长的手指上。圣婴举着两只胳膊望着她，仿佛预兆着苦难的降临。圣约瑟身穿红色的外套，坐在右侧，一个未老先衰的看守人仿佛半梦半醒，全身靠在一根手杖上。

达格利什和马丁神父都没有开口说话，两个人静静地站了一会儿，马丁神父伸手关掉电灯。达格利什暗想，马丁神父是不是被版画的魔力镇住了？此时世俗的闲聊显然不合时宜。

终于，马丁神父开口说：“专家们都认为这确实是罗希尔·范德魏登的真迹，可能创作于1440年到1445年间。另外两幅木版画可能是捐赠者和他的家人的肖像画。”

达格利什问道：“这幅画是哪里来的？”

“学院创立之后，阿巴斯诺特小姐赠送给学院的。她本来就想用它做祭坛画，我们也从来没有想过把它放到别的地方去。我的前任尼古拉斯·瓦尔堡神父叫专家来做了鉴定。他对油画非常感兴趣，对荷兰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更是情有独钟，他出于好奇，特别想知道这幅是不是真迹。当时阿巴斯诺特小姐在捐赠文件里只说它出自圣母玛利亚和圣约瑟三联画，可能是罗希尔·范德魏登的作品。我觉得就这样把它放在这里挺好的。我们既不用担心它的安全，又可以尽情欣赏。”

“那阿巴斯诺特小姐又是如何得到它的？”

“噢，买的。一个地主为了确保地产运作，拿出部分珍藏的艺术品出售。大概是这样，具体的我也不知道。我觉得阿巴斯诺特小姐买这幅画可能没花多少钱。当时不能确定画作是不是真迹，抑或，即便是真迹，那位画家本人在19世纪80年代并不像在今天这样赫赫有名。当然，这是一种责任。我知道，教会执事长总觉得我们应该把它拿走。”

“拿到哪里去？”

“拿到大教堂，那里安保条件更好。或者拿给画廊或博物馆。我相信他甚至跟塞巴斯蒂安神父说过应该把它拿去卖掉。”

达格利什说：“卖的钱给穷人？”

“嗯，给教会。他还说，应该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欣赏这幅画。为什么一个偏僻的小神学院要享受这样的特权？”

马丁神父的声音里夹杂着一丝苦涩。达格利什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马丁神父可能觉得自己说过头了，于是接着说：“这些看法都有道理。或许我们应该认真考虑。但是，教堂里不能没有祭坛画，否则就不像教堂了。画是阿巴斯诺特小姐捐赠的，是指明捐给这座教堂的，我觉得我们应该强烈反对任何要求把画拿走的建议。我可以放弃《最后的审判》，但是绝不能放弃这幅。”

可是，就在他们转身离开的瞬间，达格利什的心里便充满了更多世俗中需要考虑的事。阿尔莱德爵士并没有说起学院当下的弱点，提醒他这所学院的未来多么岌岌可危。学校未来的出路在哪里？它的理念和教会流行的观点格格不入，它只有区区20个学生，地理位置又这么偏僻。如果现在它的未来悬而未决，那么罗纳德·特里维斯的神秘死亡就会成为压倒这所学校的最后一根稻草。如果学校倒闭了，那么范德魏登的作品将会落入谁人之手？阿巴斯诺特小姐捐赠的其他价值连城的东西又会面临怎样的命运？达格利什想起照片上的那个女人，觉得她尽管万般不情愿，也不可能不去考虑这种可能性，提前做出安排。那么又回到最中心的问题上了：谁是受益者？他很想问问马丁神父，可是觉得此时此地问这个问题不合时宜。不过，无论如何，日后都要找机会问清楚。

10

四套客房公寓是阿巴斯诺特小姐用罗马教会四位博士的名字命名的，分别是：格里高利、奥古斯丁、杰罗姆和安布罗斯。根据这种神学命名法，四栋员工别墅分别被叫作：圣马太、圣马可、圣卢克和圣约翰，这些名字显然缺乏灵感。学生宿舍就用南北回廊加号码来命名，虽然不怎么有想象力，但是更方便好记。

马丁神父说：“你小时候都是住在杰罗姆，还记得吧？杰罗姆现在是双人房，所以床铺应该比较舒服。沿着教堂过去，第二间就是。我这里恐怕没有你房间的钥匙。我们从来不会拿客房钥匙。所有的东西都很安全。如果有什么文件需要锁起来，去找拉姆齐小姐就可以了。她一般星期一上午九点会在。亚当，希望你住得舒服。瞧，房间是修整过的。”

确实，起居室前面曾经有一个亲切的小储藏室，里面堆满了各种家具用品，就像教区慈善义卖剩下的残次品。现在储藏室不见了，取而代之的俨然是一间井井有条的学生书房。里面没有一件多余的东西，整洁和传统的现代化取代了个性。窗前摆着一张带抽屉的桌子，可以当书桌用，坐在桌前可以看到西侧的灌木丛；煤气取暖炉两侧有两张安乐椅；另外还有一张矮桌和一个书架。壁炉右边是一口胶木贴面的橱柜，橱柜上的托盘里放着一把电热水壶、一个茶壶、两个茶杯和茶托。

马丁神父说：“橱柜里有一台小冰箱，皮尔比姆太太每天会往里面放一品脱牛奶。待会儿上楼你就会看到，我们在卧室里安装了一间小淋浴房。你可能还记得，上次在这里的时候，去洗澡要穿过回廊，到主楼的浴室去。”

达格利什确实还记得清清楚楚。他很喜欢穿着睡袍，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肩膀上搭着浴巾，要么直接去浴室洗澡，要么走半英里去海边的澡堂，游会儿泳后再冲个澡。现在这一切都被现代化的淋浴房取代了。

马丁神父说：“如果你不介意，我就在这儿等着你收拾东西。我想给你看两件东西。”

卧室的装饰和楼下的房间一样简单。一张双人实木床、一个床头柜、一盏台灯、一个靠墙的橱柜、一个书架和一张安乐椅。达格利什拉开旅行包的拉链，把唯一一套套装挂起来。他觉得出差至少要带上一套。简单地洗漱之后，他走出淋浴间，看到马丁神父站在床边，眺望着远处的海岬。马丁神父看到达格利什走过来，从斗篷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过的纸。

他说：“我这里有一样东西，是你14岁的时候落在这里的。我当时没有给你，是因为我不确定你如果知道我看过了，会不会不高兴，不过我一直都保留着呢，估计现在你会想要拿回去。是四行韵文。我猜想可能是一首诗。”

达格利什心想，这可不像是猜想。他强忍着没有呻吟出声，把那张纸接了过来。少年时代的轻率鲁莽、局促不安和无病呻吟现在全部被尴尬地一带而过。上面的字迹既熟稔又陌生，尽管一笔一画写得极认真，笔触仍有一些稚嫩。达格利什的思绪仿佛瞬间被拉回过去，这东西比老照片更让人唏嘘，因为这是自己亲笔写的，融合着更多的私人情感。无法相信，曾经在这张纸上一笔一画写下这些字的那只手就是现在抓着它的这只。

他把诗句默念了一遍：

守丧者

“又一个晴日”悄然逝去，你说着走来，

声音平淡，茫然地沿街走去。

你不曾说，“请用你的外套裹紧我，

我们到太阳之下，走进纷飞的雨雪”。

它唤醒了达格利什的记忆，记忆里的那幅画面很常见：父亲正在举行丧礼，泥土块堆砌在假草的旁边，在假草艳绿色的衬托下，泥土是那么华美，几个花环，微风轻拂着父亲白色的教士服，花香扑鼻。他记得自己当时还对最后一行的遣词用字不满，觉得两个元音字母的发音太相近了，可是一时又找不到更合适的。

马丁神父说：“我当时觉得，就一名14岁的孩子来说，这几句写得已经很不错了。除非你想拿回去，否则我会妥善保存起来的。”

达格利什看着那张纸，默默地点了点头。马丁神父折起来，放回了口袋，仿佛带着一种孩童般单纯的满足感。

达格利什说：“你还有别的东西给我看？”

“是的。要不我们先坐下？”

马丁神父再次把手伸进深阔的斗篷口袋，掏出一本卷起来的本子，乍一看像孩童的练习本，还用橡皮筋绑了起来。马丁神父把本子放在膝头抚平，两只手罩在上面，仿佛在保护那本日记本。他说：“去沙滩之前，我希望你先看看这个。这是一本手记。写这本手记的人在写完最后一篇的那个晚上猝死于心脏病。这个东西可能跟罗纳德的死亡没多大关系。我给塞巴斯蒂安神父看过了，他是这么认为的。他认为可以不用考虑。可能没什么用，可是我一直觉得不安心。我觉得最好在这里给你看，这里没有人打扰。我想让你先看第一篇和最后一篇。”

他把日记本递给达格利什，然后默默地坐在一旁，直到达格利什看完。达格利什问：“您是怎么发现的，神父？”

“我特意去找过，就找到了。10月13日星期五早晨六点一刻，皮尔比姆太太发现玛格丽特·门罗死于自己的小屋里。当时，她正往学院走去，发现圣马太那么早竟然亮着灯。梅特卡夫医生是圣安塞姆的全科医生，他过来瞧了瞧，后来尸体被运走了。我想起来自己曾经建议玛格丽特把发现罗纳德的事记述下来，心里想着不知道她有没有照做，于是就翻了翻，结果在她房间一个小木桌的抽屉里找到了这本日记本。本子藏在一沓信纸底下，好像并不是故意藏起来的。”

“还有别人知道这本日记本吗？”

“除了塞巴斯蒂安神父外，没人知道。我敢肯定，就连跟玛格丽特关系最好的皮尔比姆太太都未必知道，玛格丽特肯定不会告诉别人。而且，房间里没有翻动过的痕迹。我过去看的时候，她脸上的表情很平静。她坐在椅子上，膝头放着正在织的毛衣。”

“您不知道她说的是谁？”

“不知道。肯定是罗纳德死那天她听到或看到了什么东西，但是无论如何都记不起来了，后来埃里克·瑟蒂斯送给她的大蒜让她想了起来。埃里克是这里的杂务工，是雷格·皮尔比姆的助手。不过你肯定也从日记上看到了。我真的想不出来到底会是什么东西。”

“她的死亡会不会很突然？”

“说实话算不上很突然。她有严重的心脏问题，很多年了。梅特卡夫医生和伊普斯威奇的会诊医生都劝她接受心脏移植，可是她坚持不肯做手术。她说，那些稀缺资源应该留给年轻人和需要抚养孩子的父母们。我觉得，自从她儿子去世后，她对自己的生死就不怎么放在心上了。她并不是有什么心理问题，而是觉得人生没什么好留恋的。”

达格利什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想留下这本日记本。塞巴斯蒂安神父的话或许有道理，这本日记可能没什么用，但是，想想罗纳德·特里维斯死的时候的境遇，这倒是一份耐人寻味的资料。”

他把日记本放进公文包，拉上拉链，上了暗码锁。他们默默地坐了半分钟，都没有开口。达格利什觉得两个人之间的气氛十分凝重，仿佛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和怀疑，令人心神不宁。罗纳德·特里维斯离奇死亡，一周后，发现他尸体的人也死了，而且在死前发现了她认为很重要的秘密，还找不到谋杀的证据。但他能看得出来，马丁神父不希望听到有人堂而皇之地把这个字眼说出来。

达格利什说：“您有没有觉得当时的判定结果有些意外？”

“确实有一点儿。我还以为会公开审判。但是，我们无法想象罗纳德会自杀或死于惊世骇俗的行为。”

“他是个什么样的孩子？他在这里过得开心吗？”

“我不太肯定，其实，我认为他在别的神学院也未必会比在这里好。他很聪明，也很勤奋，但就是缺乏魅力，可怜的孩子。作为一个年轻人，他好像特别挑剔。我觉得他既自卑又自鸣得意，没什么知心朋友，我觉得他可能挺孤单的。但是，这里的学习和生活当中应当也不至于有什么事让他彻底绝望，以至于犯下自我毁灭的重罪。当然，如果他真的是自杀，那我们肯定有一定的责任。我们应当知道他当时沉浸在痛苦之中，可是他当时一点儿都没有表现出来。”

“您对他的能力感到满意吗？”

马丁神父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略略思考了一下：“塞巴斯蒂安神父很满意，可我有点儿不太明白，他会不会没有注意罗纳德的成绩？罗纳德不像他自己想象的那么聪明，但还是挺聪明的。我不知道。在我看来，罗纳德仿佛迫不及待地想要向他的父亲证明自己。显然，他无法融入父亲的世界，不过他可以选择一个缺乏可比性的职业。成为一名牧师，特别是天主教的牧师，就有了一定的权势。一旦被授予神职，他就可以宣布赦罪。这至少是他父亲不能做的。我从来没跟别人这么说过，也可能说得不对。当时学院批准他的入学申请，我就觉得不太合适。但是，对院长来说，让前任留在学校里，肯定感觉有些别扭的，所以我当时没有反对塞巴斯蒂安神父的决定，我觉得这不是我应该干预的事情。”

然而，马丁神父那种难以言喻的局促感越来越浓烈，达格利什听到他说：“估计现在你想去看他的死亡地点了吧。”

11

埃里克·瑟蒂斯从后门出了圣约翰，穿过整整齐齐的菜畦，招呼他的猪崽们：小百合、万寿菊、雏菊和桃金娘笨拙地朝他跑过来，它们举起粉红色的鼻子，对他哼哼地叫着。不管心情如何，只要来看看自己搭建的猪圈，他就会感到满足。可是今天不一样，尽管他俯过身来给桃金娘挠背，但是心头的焦虑一点儿都没有减轻，就像沉重的负荷压在他的肩上，让他喘不过气来。

以往这个时候，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凯伦已经到这里跟他一起喝茶了。她通常每三个星期来一次，那两天不管天气如何，在他心里都是阳光普照，足以温暖并照亮他接下来两个星期的生活。最近四年里，她完全改变了他的生活。现在，他都无法想象人生如果没有她会是怎样的。正常情况下，她这周末过来看他会被他当作额外的红利，因为她上个星期天刚刚来过。可是他知道，她这次来是有事相求，上周他已经拒绝过她一次了，他知道自己必须狠下心再拒绝她一次。

他靠在猪圈的栏杆上，回想起过去四年的生活，回想他和凯伦度过的时光。他们之间的关系刚开始并不怎么让人看好。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26岁，她比他小三岁。头10年，埃里克和母亲并不知道凯伦的存在。父亲曾经是一家大型出版集团的代表，经常出差，他瞒着家里在外面又建立一个家庭。10年后，经济负担、身体劳损和心理压力终于让他不堪重负，于是他抛妻弃子，搬进情妇家。不管是埃里克还是他母亲，对他父亲的离去都不怎么伤心。母亲原本就是怨妇，父亲的行为激怒了母亲，她把生命最后的10年都用于宣泄怒气和奋力争斗。她一直在争夺伦敦的房子，却没弄到手，争取独生子的抚养权结果对方根本无意跟她争，还为了争收入分配而掀起一场旷日持久、尖酸刻薄的争辩。从那以后，埃里克再也没见到过父亲。

那栋四层楼房位于奥瓦尔地铁站附近，与一排维多利亚排楼相连。母亲患老年痴呆症后抑郁而终，剩他孑然一身，父亲的律师告诉他，他可以一直免费住到父亲去世为止。四年前，父亲因心脏病在路上突然去世，埃里克这时候才发现他父亲把房子留给了他和同父异母的妹妹。

他第一次见到凯伦是在父亲的葬礼上。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讲，那根本称不上一场丧礼，当时葬礼就在伦敦北部一个火葬场举行，没有神职人员，除了他、凯伦和公司的两名代表，没有送葬者。草草几分钟就把尸体火化了。

走出火葬场后，凯伦突然对他说：“这是爸爸生前的意思。他从来不信教，不想要什么鲜花，也不想让人给他送葬。我们找时间谈谈那栋房子的事。我办公室还有点儿急事。假不好请。”

凯伦没有邀请他坐自己的车回去，于是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回到那栋空荡荡的房子。不过她第二天就来找他了。他清楚地记得打开门时的情景。她跟葬礼那天一样憔悴，穿着一条黑色紧身皮裤和一件红色宽松毛衣，脚上穿着高跟靴。头发倒竖，像用生发油梳理的，左侧鼻翼钉着一颗亮闪闪的饰钉。他发现自己居然挺喜欢她离经叛道的样子。他们默默走进很少使用的起居室，她打量着四周，仿佛在估算能值多少钱。她鄙夷地扫了一眼他母亲留下的东西。埃里克没有去更换那些笨重的家具，落满灰尘的窗帘正面朝外挂在窗子上，壁炉架上摆满了母亲在西班牙度假时买回来的花哨俗气的装饰品。

她说：“我们得商量一下怎么处理这栋房子。我们可以现在就把它卖掉，房款对半分，也可以留着。或者，我们也可以花一笔钱把它装修一下，改造成三个公寓房。装修估计要花不少钱，不过，爸爸留下一张保险单，如果租金多分我两成，我不介意动用那笔钱。顺便问一下，你想怎么处理？老实说，你还要不要住在这里？”

埃里克说：“其实我想离开伦敦。我觉得，如果我们把房子卖掉，我就有钱在别的地方买一栋小别墅了。我想去干蔬菜栽培之类的。”

“傻瓜才会这么干。那要投资很多钱，房子卖了你也分不到那么多，而且还赚不了什么钱。不过话说回来，要是你不住这里了，可能就想急于卖掉它。”

他想，她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而且最后肯定会达到目的，不管我说什么都一样。不过他也不怎么在乎。他好奇地跟在她身后，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看。

他说：“如果你想留着它，我也不介意。”

“不是我想留着，对我们两个人来说，这是最明智的选择。当前房地产市场行情不错，而且近期看涨。当然，重装会让它贬值，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可以带给我们一笔固定收入。”

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埃里克知道，凯伦开始不怎么看得起他，但是，随着他们一起改装老房子，她的态度变了。她惊喜地发现他的双手竟然那么灵巧，不仅会喷涂油漆、贴墙纸，还会做书架、安装橱柜，他们省下了不少钱。他从来没像这样费心思去装修自己名下的这栋房子。他们只请了专业的水电工和泥瓦工，大部分活儿都是埃里克自己干。无可避免地，他们成了搭档。星期六，他们会一起去淘二手家具，讨价还价，买床上用品和餐具，买到性价比高的东西，就像孩子似的向对方邀功。他手把手地教她如何安全地使用喷灯；他不顾她的反对，坚持把所有的木工都做完才开始喷漆；他专心测量尺寸，把灶台打造得分毫不差。他们一边干活儿，一边闲聊，她聊自己的生活，说自己是一个有点儿小名气的业余记者，喜欢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署名；聊她那个文学圈子的各种丑闻和流言蜚语。他觉得她所说的圈子遥远而陌生。他很高兴自己不用加入那个圈子。他的梦想很简单：一栋小别墅、一个小菜园，兴许还能养几头猪。他对养猪有着不可言喻的热情。

他还记得他们成为恋人的那天，当然了，怎么能忘得了呢？他往一扇朝南的窗户上装了木制的百叶窗，他们正在往墙壁上刷涂料。她干活儿总是搞得乱七八糟，那天，干到一半，她嚷着浑身又热又黏，还沾了涂料，要去洗个澡，刚好可以看看新装的浴室好不好用。于是，他也停下来，盘腿坐在地上，靠在还没有喷涂料的墙壁上，看着从半开半闭的百叶窗泻出的灯光在灰点斑驳的地板上形成一个个格子，快乐和满足像温泉一样从心底溢出。

她走了进去，除了腰间围着一条毛巾，浑身一丝不挂，手臂上托着一个大防滑垫。她把防滑垫放在地上，蹲在那里看着他笑，然后朝他伸出胳膊。恍惚间，他跪在她面前，低声呢喃着说：“不可以，不可以。我们是兄妹。”

“只是同父异母的兄妹而已。没关系。我们不说没人知道。”

他咕哝着说：“百叶窗，太亮了。”

她跳起来，把百叶窗拉上。房间陷入一片黑暗之中。她回到他跟前，把他的头抱过来，抵在自己的乳房上。

那是他的第一次，从此他的人生轨迹就发生了改变。他知道她并不爱自己，也知道自己还没有爱上她。在随后的狂风骤雨中，他闭上了双眼，尽情放纵自己的情感，任由自己淹没在幻想、浪漫、温柔、狂暴和耻辱之中。想象的情景在他脑海里翻腾，情感越来越丰富。后来，终于有一天，他们在床上做爱的时候，他第一次睁开眼睛，凝视着她的双眼，才发现原来那就是爱。

圣安塞姆这份工作是凯伦给他找的。当时她在伊普斯威奇采访，看到一张《东盎格鲁日报》上有招聘广告。当天晚上，她就带着报纸到老房子来找他。房子还没装修好，他在地下室打地铺。

“这份工作可能很适合你。洛斯托夫特南郊一所神学院招聘杂务工。他们提供一栋小别墅，还有个菜园子，而且，我觉得要是你想养鸡他们也会肯的。”

“我不想养鸡。我想养猪。”

“嗯，那就养猪，只要不臭就行。工资不高，不过我们的房子装修好之后你每周可以分到250英镑的租金。估计还能存一些。你觉得怎么样？”

他简直不敢相信有这样的好事。

她说：“当然，他们可能想聘请一对夫妇，不过上面没写这么明白而已。我们得抓紧时间。我明天早上开车送你去吧。现在就打个电话，跟他们约好时间，上面有号码。”

第二天，她开车送他到萨福克，把他送到学校门口，说一小时后回来接他。塞巴斯蒂安·莫雷尔神父和马丁·皮特里神父面试了他。他本来还担心他们会要求他提供推荐信，或者问他是不是常去教堂，不过他们没问跟宗教有关的事。

之前凯伦就对他说：“你可以从市政厅要一份推荐信，不过，最重要的是证明自己是一个优秀的杂务工。他们不是要找办公室文员。我带了相机来。我会把你做的橱柜、书架和灶台拍成照片，你可以拿给他们看。记住，你要努力推销自己。”

可是他不需要努力推销自己。他简单地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然后拿出那些照片给他们看，他迫切的神情让他们看到他有多想得到那份工作。他们带他去看了那栋小别墅，比他期望或想要的还大，而且，小别墅距离学院后面有80码远，附近一片灌木丛，还有一个荒废的小菜园。刚开始，他没有提出养猪的要求，直到在这里工作满一个月才去问能不能养猪，没有一个人反对。马丁神父紧张地问他：“它们不会跑出来吧，埃里克？”就好像在提议把阿尔萨斯犬关进笼子似的。

“不会的，神父。我考虑过了，我可以做一个猪圈，把它们圈起来。当然，买木材之前我会先把图纸给大家看看。”

“会不会有臭味儿？”塞巴斯蒂安神父说，“我听说猪不臭，可是我通常都会闻到它们的气味。当然，可能是我的鼻子比别人灵。”

“不，它们不臭，神父。猪是非常干净的动物。”

于是，他拥有了小别墅、菜园子和猪，而且每三个星期还会拥有凯伦。他再也想不出比这更完美的生活了。

在圣安塞姆，他找到了自己渴望已久的安宁。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无法忍受嘈杂和争辩，以及不和谐的个性带给他的压力。这倒不是父亲对他施暴留下的后遗症。大多数时间，父母的关系尽管不和谐，但他们很少会大吵大闹或大发雷霆，而且很少当着他的面发生争执，即便是当着他的面，也只是相互指责和抱怨。他觉得自己的胆小怯懦是从小时候开始的，后来更是形成了个性的一部分。他曾经在市政厅工作过，其实那倒算不上是最刺激、最让人激动的工作，不过，即便是那个时候，他对那些令人反感的小争执都敬而远之，有的人可能觉得不过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可是在他看来充满了挑衅。在和凯伦相知相爱之前，这个世界上唯一让他满意的伙伴就是他自己。

现在，这种安宁、这个庇护所、他的菜园和他的猪、他喜爱的工作、凯伦定期而至的拜访都让他心满意足，他每一根纤维、心底的每个角落，无一不感到餍足。然而，这一切都随着克兰普顿执事长被指定为学院的受托人而改变了。执事长的到来让他陷入焦虑和恐惧之中，而凯伦可能提出的要求让他的心情雪上加霜。

执事长第一次来访的时候，塞巴斯蒂安神父对他说：“星期六或星期天克兰普顿执事长可能会来你这里看看，埃里克。主教任命他为学院的受托人，我觉得他可能会问几个问题。”

塞巴斯蒂安神父的口气不太对，他最后几个词让埃里克心生警惕。

他说：“什么问题？是关于我在这里的工作吗，神父？”

“关于你在这里的待遇什么的，我估计他想到什么就会问什么。可能还会要求到小别墅四周转转。”

执事长要求到这栋小别墅周围转转。他是星期一上午九点多到学院的。凯伦星期天晚上一般都会留下来过夜，那天早晨七点半她就匆匆忙忙离开了。她上午十点还要赶到伦敦采访，差点儿迟到。星期一上午A12高速上经常堵车，尤其是伦敦市郊，堵得特别厉害。凯伦匆忙之中忘记她的胸罩和一条灯笼裤还挂在小别墅旁边的晾衣绳上。执事长沿着小路走过来，最先他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两件东西。

他没有介绍自己，而是径直说：“我不知道你有客人来过。”

埃里克手忙脚乱地把那些东西从晾衣绳上拽下来，胡乱塞进口袋，突然又意识到自己这么做像做贼心虚，顿时觉得十分尴尬。

他说：“我妹妹周末来过，神父。”

“我不是你的神父。不要用这个称呼。你可以叫我执事长。”

“是，执事长。”

他个头儿很高，足足超过6英尺，四四方方的脸上留着胡须，浓密端正的眉毛下一双明亮而锐利的眼睛。

他们沿着小路朝猪圈走去，路上两个人都没说话。埃里克心想，至少他对菜园没什么可挑剔的。

猪崽们哼哼着欢迎他们，那声音似乎比平时格外大。执事长说：“我不知道你还养了猪。你给学院提供猪肉吗？”

“偶尔，执事长。可是他们不怎么吃猪肉。他们吃的肉是从洛斯托夫特的肉店买的。我自己喜欢养猪。我问了塞巴斯蒂安神父能不能养，他同意了。”

“养猪占用你多长时间？”

“不会很多，神……不会很多，执事长。”

“它们太吵了，不过还好没什么气味。”

埃里克没说话。执事长转身往屋内走去，埃里克跟在他身后。进了房间，埃里克默默地搬了四把灯芯草编织的直背椅，围在方桌周围。执事长对此视若无睹。他背对壁炉站在中间，打量着房间里的摆设：两把扶手椅——一把摇椅和一把温莎椅，温莎椅上铺着手工缝缀而成的垫子；一面墙壁前摆着一个矮书架，从这头直到那头；墙壁上用蓝丁胶贴着凯伦带来的海报。

执事长说：“你贴海报的东西不会损伤墙壁吧？”

“应该不会。那是特制的。是一种像口香糖一样的东西。”

执事长突然拉了一把椅子坐下来，然后指了指另外一把，示意埃里克坐过去。他接下来问的问题倒不是很尖锐，但是埃里克觉得自己像一名正在受审的嫌犯。

“你在这里干了多长时间了？四年，是吗？”

“是的，执事长。”

“你的具体职责是什么？”

埃里克没什么具体职责。他说：“我是一名杂务工。除了电器之外，其他东西坏了，都由我负责修理。我还负责打扫室外的卫生。也就是说，我要冲洗回廊的地板、打扫庭院、擦窗子。皮尔比姆先生负责室内卫生，另外有一个从雷登来的女工帮我们搭把手。”

“工作算不上繁重。菜园搞得不错。你喜欢种菜？”

“是的，非常喜欢。”

“菜园不大，种的菜不够学院吃吧？”

“供学院一部分，我自己吃不完，就把剩下的送到皮尔比姆太太的厨房，偶尔也会给其他工作人员。”

“他们付钱吗？”

“噢，不，执事长，没有人付钱。”

“挺轻松的工作，你挣多少？”

“按照每天五小时给我最低工资。”

他没有解释不管是学院还是他，都没有去认真计算他每天到底会干几小时。有时候一天干不了五小时，有时候会超过五小时。

“另外，你住的小别墅是免房租的。毋庸置疑，你自己支付暖气费和照明费，当然还有议会税。”

“我自己支付议会税。”

“星期天呢？”

“星期天我休息。”

“我是说教堂。你会去这里的教堂做礼拜吗？”

埃里克确实偶尔会去教堂，不过仅仅是去参加晚祷。通常他都坐在后排默默地听音乐，听塞巴斯蒂安神父和马丁神父从容不迫地讲道，那些词句很陌生，但是听上去很优美。不过估计执事长说的不是这个。

他说：“我星期天通常不去教堂。”

“可是塞巴斯蒂安神父雇用你的时候没有要求你去吗？”

“没有，执事长。他只是问我能不能胜任我的工作。”

“他没有问你是不是基督教徒？”

至少这个问题他可以回答，于是他说：“我是基督教徒，执事长。我是个婴儿的时候就洗礼了。我还有张卡片。”他茫然四顾，仿佛那张作为洗礼纪念的卡片会突然出现在眼前似的。他记得图片上慈祥的主正在为婴孩们赐福。

执事长没说话。埃里克意识到他对自己的答案并不满意。他心想，不知道要不要给执事长端杯咖啡，可是现在才九点半，喝咖啡还太早了点儿。一时两人都没说话，执事长站起身来。

他说：“我知道你在这里过得很舒服，塞巴斯蒂安神父对你也很满意，但是，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不管你多舒服都不例外。圣安塞姆已经延续了140年，在这140年里，教会——整个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想告诉你的是，如果你听说哪份工作不错，建议你认真考虑去应聘。”

埃里克说：“你是说圣安塞姆可能会关闭？”

他能感觉到执事长原本没打算跟他说这么多。

“我没这么说。你不需要关心这些。我只是为你着想，建议你不要觉得一份工作可以一直干到老。”

说完，执事长离开了。埃里克站在门口，看着他跨过海岬，大步向学校走去。埃里克的心仿佛被一种说不清的情感震慑住了。他的胃仿佛绞在一起，嘴里泛苦，仿佛噙着一嘴胆汁。他这一生当中，都在小心翼翼地避免产生任何不同寻常的情感，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二次感受到这种令人难以承受的生理反应。第一次是当他意识到自己爱上凯伦的时候。可是这次和那次不一样。这次的感觉同样强烈，但是更让人心烦。他知道，他初次体验到的这种情感是一种强烈的恨，他从来没有对一个人产生过这么强烈的恨意。

12

达格利什在大厅里等着马丁神父去房间拿黑色的斗篷。马丁神父回来后，达格利什说：“我们要不要乘车去，一直开到开不过去的地方？”其实他本人倒是喜欢走路，可是他知道马丁神父沿着沙滩走过去会很累的，这种累不仅仅是体力上的。

马丁神父听了他的话明显松了一口气。两个人在车上没说话，达格利什把车一直开到海滨小路的拐弯处，然后小心地停在路边。这条路再往前就向西汇入洛斯托夫特公路了。达格利什俯身过来，帮马丁神父解开安全带，而后打开车门，两人下车朝海滩走去。

来到小路尽头，两人沿着狭窄的沙子小径继续向前走，小径两旁是齐腰的欧洲蕨和乱七八糟的灌木丛，小径中间的杂草已经被踩踏得十分平整。乱蓬蓬的灌木丛从两旁向小径伸过来，他们仿佛钻进了隧道，眼前晦暗不明。汹涌的海浪声仿佛有韵律地浅唱低吟。欧洲蕨已经露出凋零的端倪，金黄色的叶子十分易碎。踩在松软的草地上，他们走的每一步仿佛都释放出秋天那蚀骨的乡愁气息。他们从半明半暗的小径上走出来，水塘就在他们眼前伸展开来，暗沉沉的水面暗潮汹涌，大约50码宽的鹅卵石将其与远处明亮的海浪隔开。在达格利什看来，几个黑色的树桩像史前纪念碑，矗立在沙滩上，保卫着那片水塘。他四处打量，搜寻那艘沉船的残骸，可是只看见一根黑色的圆木，像鲨鱼的鳍一般插在平坦的沙滩上。

从这里走到海滩上很容易，六级木阶梯半边覆在沙子下面，一边的扶手也可有可无。阶梯上面的一处小凹地上修建了一座长方形的橡木小屋，小屋没有喷漆，但是比普通的海滩小屋大一些。小屋旁边是一堆木材，上面盖着防水帆布。达格利什撩起帆布一角，看到里面堆放得整整齐齐的厚木板和开裂的圆木材，有一半喷着蓝色的漆。

马丁神父说：“这是我们拆旧澡堂留下的木材。旧澡堂跟绍斯沃尔德海滩上那些喷过油漆的澡堂很像，可是塞巴斯蒂安神父认为跟这里的景致不和谐。而且年久失修，有点儿碍眼，于是我们干脆就把它拆了。塞巴斯蒂安神父觉得直接用原木修建澡堂更好，不上油漆。这里的海边很偏僻，所以基本用不上，只有我们偶尔过来游泳的时候才会用，不过我觉得应该有个地方给人脱衣服用。我们不想让人觉得我们特立独行。澡堂里面放着救生艇。在这里的海边可能会有危险。”

达格利什没有带上那根木棒，也没有这个必要。他可以肯定那根木棒就是拆除旧澡堂留下的木材。罗纳德·特里维斯是随手捡起那根木棒的吗？就像人们有时候在海滩上看到一根木棒，就会情不自禁地捡起来掷进大海那样。他是在这里捡的，还是在沿着鹅卵石往前走的地方捡到的？他有没有用那根棍子去戳头顶上方伸出岩壁的沙子？还是说另外一个人拿着这根木棒？可是罗纳德·特里维斯年轻力壮。他怎么会被逼着踏进令人窒息的沙滩，而身上没有一处伤痕？

退潮了，海浪翻滚，他们沿着海浪边平坦的湿沙，爬上两个防波堤。这两个防波堤显然是新建的，他少年时代记忆中的防波堤就在他们脚下，现在深陷在沙滩里，只剩下一块方方正正的顶部，连接在腐朽的厚木板上。

马丁神父用手撩着斗篷，爬上泥泞的绿色防波堤，对达格利什说：“欧共体给修建了这些防波堤。这是防洪工事的一部分。它们改变了海岸的样子。我觉得这里的沙子比你印象当中的多更多了。”

他们走了大约200码，马丁神父轻声说：“就是这里。”他一边说，一边抬脚朝崖边走去。达格利什看到沙滩上插着一个用两根浮木绑起来的十字架。

马丁神父说：“那天，我们发现罗纳德之后，就在这里插了一个十字架。现在还在这里。或许路人不会去弄，但我觉得它不可能一直插在这里。冬天海上如果有暴风雨，海浪会卷到这里的。”

十字架再过去的沙崖是一片色彩艳丽的赤陶片，仿佛被铲子削过。沙崖上一圈草在微风中摇曳。左右两边有几个地方的崖面遭到了破坏，在伸出来的壁架下面留下了裂纹和裂缝。他觉得，如果把头放在这样的壁架下面，用棍子去捅上面的沙崖，有可能会把半吨重的沙子捅下来。但是，一般人不会这么干，除非心中抱着非同寻常的意愿，绝望到了极点。在他看来，没有比这更可怕的死法了。而且，如果罗纳德·特里维斯想自杀，完全可以游到大海里，等到又冷又累就会沉没，这种死法不是更容易做到吗？迄今为止，他跟马丁神父两个人都没有提及过“自杀”这个字眼，他觉得现在无可避免要讨论这个可能。

“神父，这种死法看上去更像是自杀，而不像是事故。可是，如果罗纳德·特里维斯想自杀，他为什么不游到大海里去？”

“罗纳德绝不会。他害怕大海。他甚至都不会游泳。大家游泳的时候，他从来都不下水，我从来没见过他来海滩上散步，这也是我觉得他选择来圣安塞姆就读很奇怪的原因，他完全可以选择其他的神学院。”马丁神父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原本就担心你会觉得他更像是自杀，而不是死于事故。这种可能性让我们大家都很难过。如果罗纳德是自杀的，而我们竟然都不知道他心中那么痛苦，那么我们对他的忽视就是不可饶恕的。我真的无法相信他是抱着自杀的目的来到这里，对他而言，自杀可是犯下重罪。”

达格利什说：“他脱下斗篷和教士服，还叠得整整齐齐的。他会不会因为打算爬上悬崖才把衣服脱下来叠好的？”

“有可能。穿着斗篷和教士服很难攀爬。看到这些衣服特别令人伤心。他摆放得这么整齐，袖子规规矩矩地向内叠起来，仿佛为出行整理行李似的。可是，他是一个小心谨慎的孩子。”

达格利什心想，可是他为什么要爬悬崖？为了找什么东西吗？如果真的是，那又是什么呢？这里的堤岸变化多端，堆积的沙子夹着一层鹅卵石，很容易踩踏，显然不是藏东西的好地方。他知道这里偶然会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包括琥珀或者从变成大海的墓地里冲上来的人骨。可是，如果罗纳德真的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那现在它到哪儿去了？他尸体旁边除了一根木棒什么都没找到。

他们默默地沿着海滩往回走，马丁神父步伐不稳，达格利什放慢步子等着他。这位年事已高的教父在风中弯着腰，把斗篷紧紧地裹在身上。达格利什感觉自己仿佛在跟死亡的化身同行。

回到车上，达格利什说：“我想跟发现门罗太太尸体的员工谈一谈——是一位姓皮尔比姆的太太吧？如果能跟医生谈一谈就更好了，可是很难找到合适的理由。没有什么可疑情况我不想引起大家猜疑。何况门罗太太的死亡已经让大家够悲伤的了。”

马丁神父说：“梅特卡夫医生今天下午应该会到学校来。一个叫彼得·巴克赫斯特的学生得了腺热，正在接受恢复治疗。他是上学期末患上腺热症的，他父母在国外工作，为了照料他，我们就让他假期也待在学院里接受治疗。乔治·梅特卡夫来的时候基本上都会带上他那两只狗，要是距离他去看下一个病人还有半小时的时间，他就会顺便遛遛狗。我们估计能碰上他。”

他们运气不错。车子驶过两旁的高塔，驶入庭院后，他们看到一辆路虎揽胜停在大楼前面。达格利什和马丁神父下了车，刚好梅特卡夫医生拿着医药箱从台阶上走下来，他一边走，一边跟楼里的人挥手道别。梅特卡夫医生个头儿很高，长着一张饱经风霜的脸庞，达格利什认为他快退休了。只见他大步走到路虎揽胜跟前，打开车门，车里立刻传出欢快的狗吠声。两只大麦町犬从车里蹿出来朝他扑来。他大声呵斥着，取出两只大碗和一个塑料瓶，然后拧开塑料瓶，往碗里倒上水。两只狗一边咕噜咕噜喝水，一边卖力地摇着白色的尾巴。

梅特卡夫医生看到达格利什和马丁神父朝自己走来，大声说：“下午好，神父。彼得恢复得不错，不用担心。他现在应该多出来透透气，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别整天钻在神学课本里。我正要带埃贾克斯和贾斯珀去海岬散散步。你一切都好吧？”

“我很好，谢谢你关心，乔治。这位是亚当·达格利什，是从伦敦来的。他会在我们这里待一两天。”

医生看了看达格利什，然后跟他握握手，而后满意地点点头，仿佛他体检合格。

达格利什说：“我还以为能在这里见到门罗太太呢，可惜我来晚了。我都不知道她竟然病得这么厉害，不过我听马丁神父说，她的过世不算太突然。”

梅特卡夫医生把夹克衫脱下来，从车里拽出一件宽松毛衣和一双步行靴换上，说：“死神的力量总是让我惊诧。有时候，你明明觉得病人连一个星期都熬不过去了，可他们竟然好了；有时候，你觉得他们至少还能活上半年，结果夜里就去世了。所以我从来不去预估病人能活多长时间。不过门罗太太早就知道自己心脏有问题——她毕竟是一位护士，其实我对她的过世并不感到惊讶。她随时都会离开我们。这点我们两人都知道。”

达格利什说：“这么说学院就不用第二次申请验尸了，距离第一次验尸还没过去多久呢。”

“噢，天哪，当然了！根本没必要。我定期来看她，其实她去世前一天我还来过。很抱歉你没能见到她。你是她的朋友吗？她知道你来看她吗？”

“不，她不知道。”达格利什说。

“真遗憾。如果她知道你要来，说不定不会那么快过世。你搞不懂心脏病人。其实任何病人你都搞不懂。”

他点点头和两人告别，然后大步朝外走去，两只狗一路小跑跟在他身旁。

马丁神父说：“我们去看看皮尔比姆太太在不在家。我把你送到门口介绍一下，然后你们聊一聊。”

13

圣马可别墅面朝走廊的门敞开着，灯光洒在铺着红色地砖的地板上，两旁低矮的架子上分别摆着一排陶土花盆，花盆里的花叶映着灯光，格外鲜艳活泼。马丁神父刚要敲门，里面的门就打开了，皮尔比姆太太微笑着站在一旁邀请他们进去。马丁神父简单地介绍了达格利什的身份，在门口犹豫了一下才离开。其实他是在考虑要不要说一句“祝你好运”。

达格利什走进略显拥挤的房间，儿时的记忆化作浓浓的怀旧愁绪向他袭来。当时他还是个小男孩，就在这样的房间里，母亲来教区探望，他坐在桌旁，两只脚悬在椅子下面，吃着水果蛋糕；抑或在圣诞节，他一边吃肉馅饼，一边听妈妈那略显迟疑的声音低声祷告。屋子里的一切都令人感到那么熟悉而温馨：小小的铁壁炉上装着风罩，正中央的方桌上铺着红色的长绒桌布，桌子中间绿色的瓶子里插着一株高大的叶兰；壁炉两旁放了两把扶手椅，其中一把是摇椅；壁炉架上面摆着几件装饰品，其中有两只瞪着眼睛的斯塔福郡斗牛梗，一只花哨的花瓶，上面写着“来自绍森德的礼物”，还有几个银相框，里面装着一组照片。墙壁上挂着一个胡桃木画框，画框里镶着一张维多利亚时代的版画，题目是《海员归来——爷爷的最爱》，上面一群白白净净的孩子和父母正跨过草地，朝教堂走去。起居室朝南的窗户敞开着，可以望到远处的海岬，窄窄的窗台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花盆，里面种着仙人掌和非洲紫罗兰。唯一看上去不和谐的，就是摆放在角落里的一台大电视机和一台录像机。

皮尔比姆太太个头儿不高、敦敦实实，宽大的脸庞风吹日晒，金黄色的头发被小心地梳成大波浪。她裙子外面总是穿一条绘着花朵的围裙，现在脱了下来，挂在门后的挂钩上。她示意达格利什坐在摇椅上，他们面对面坐在壁炉旁，达格利什忍不住想躺下去，舒服地摇一摇。

看到达格利什看那些版画，皮尔比姆太太说：“那是我爷爷留给我的。我从小就看着这些图片长大。雷格觉得它们太伤感了，可是我喜欢。它们跟现在的画不一样。”

“是啊，不一样。”达格利什说。

皮尔比姆太太的眼睛非常温柔，但是充满了智慧。阿尔莱德·特里维斯爵士曾叮嘱达格利什调查要谨慎，但并没有要求他秘密进行。皮尔比姆太太跟塞巴斯蒂安神父一样，有权知道真相，至少应该让她知道必要的真相。

达格利什说：“我来是为了了解罗纳德·特里维斯的死因。他的父亲阿尔莱德爵士无法亲自在英格兰进行案件调查，所以让我来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好让他对案件的裁定安心。”

皮尔比姆太太说：“塞巴斯蒂安神父告诉我们，您会来问我们一些问题。阿尔莱德爵士的想法是不是有点儿古怪？大家还以为他不会理会呢。”

达格利什看着她说：“您对案件的裁定满意吗，皮尔比姆太太？”

“呃，我没看到尸体，也没有接受案件调查。这事儿跟我没什么关系，不过，确实让人感觉有点儿奇怪。大家都知道那些沙崖很危险。但是，那个可怜的孩子现在已经死了，我不明白他爸爸翻这些旧账有什么用。”

达格利什说：“可惜我不能跟门罗太太谈一谈了，不过我想了解一下，她有没有跟您提起过发现尸体的事儿。马丁神父说你们是朋友。”

“可怜的女人。是啊，我们算是朋友吧，尽管玛格丽特从来不会贸然去别人家。就连她儿子查理遇害的时候，她也没有真正和我们亲密过。查理是一名陆军上尉，玛格丽特曾经为他感到非常自豪。她说，查理这一辈子就想当兵。后来，查理被爱尔兰共和军抓住了。我觉得当时他可能在从事某项秘密工作，爱尔兰共和军为了让他招供，用尽了酷刑。查理的死讯传来的时候，我曾搬过去照顾玛格丽特，跟她待了仅仅一周的时间。当时是塞巴斯蒂安神父让我去的，不过就算他不说，我也会去的。玛格丽特没有阻止我搬过去。我觉得她根本就没注意这些。每次我把饭菜端到她跟前，她就吃上一两口。后来她突然赶我走，我倒是松了一口气。她说：‘对不起，露比，我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你对我真的很好，不过现在你还是走吧。’于是我就走了。”

“照顾她的那些日子，以及后来的几个月里，就像眼睁睁看着她在地狱里受刑却发不出声音来一样。她的眼神越来越空洞，整个人仿佛干枯了。我觉得，嗯，她好像一直都没有从阴影中走出来——换了你，你也一样对吧？不过，她重拾勇气，继续生活下去。我真的以为是这样，我们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可是后来，按照耶稣受难日协定[5]，那些凶手被从监狱里放了出来，她无法承受这样的结果。我觉得她当时非常孤单。她很爱那些学生，在他们生病的时候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们，把他们当自己的孩子。可是，我觉得查理去世后那些学生跟她走得不近，他们有点儿畏畏缩缩。年轻人不喜欢守着悲伤的人，倒也不能全怪他们。”

达格利什说：“他们当上牧师后少不了要应付这些问题。”

“噢，我相信他们会学会的。他们都是好孩子。”

达格利什问：“皮尔比姆太太，您喜欢罗纳德·特里维斯吗？”

她沉默了一会儿，才回答说：“这不是我喜不喜欢的问题。不是任何人喜不喜欢的问题。在小教区里，特别偏爱谁是行不通的。塞巴斯蒂安神父一直都反对偏爱。不过，他确实不大受欢迎，我觉得他在这里过得不开心。他有点儿沾沾自喜，对别人又很苛刻。这通常都是因为缺乏安全感，对吧？他的言谈举止时刻提醒大家他爸爸是个有钱人。”

“他是不是跟门罗太太要好，您知道吗？”

“跟玛格丽特？嗯，我觉得算是吧。他经常去找玛格丽特，这我知道。一般来说，除非员工邀请，学生们是不能随便出入员工别墅的。我觉得他经常会自己跑去拜访玛格丽特。不过玛格丽特也从来没有抱怨过。我不知道他们能聊些什么。或许他们两个人都喜欢对方陪在身边。”

“门罗太太有没有跟你提起过她发现尸体的事？”

“说得不多，我也不喜欢去问。当然，后来调查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了，我在报纸上看到过，不过我没有去接受讯问。大家对这件事议论纷纷，尽管不会当着塞巴斯蒂安神父的面谈论。他痛恨流言蜚语。不过，估计所有的细节都传到我的耳朵里了——不过也没多少。”

“她有没有告诉过您她把这件事都写下来了？”

“没有，她没说，不过对此我倒不觉得意外。玛格丽特这个人很擅长写作。查理遇害之前，她每周都给查理写信。我去看她的时候，她就趴在那儿写，写了一页又一页。不过她从来没告诉我她正在写罗纳德的事。她为什么会去写这些？”

“她心脏病发，是您发现了她的尸体对吗？当时是什么情况，皮尔比姆太太？”

“嗯，我上午六点多去学校的时候发现她房间的灯还亮着。我有几天没见她了——没跟她聊过了，心里有点儿过意不去。当时我觉得对她有点儿冷落了，说不定她愿意到我家来和我们共进晚餐，然后一起看看电视呢。于是，我就想到她的别墅去看看，结果发现她躺在椅子上死了。”

“门没锁还是您有钥匙？”

“噢，门没锁。我们这里很少有人锁门。我敲了敲门，她没应，我就进去了。我们以前都这样。我一进门就看到了她。当时她全身冰冷，坐在椅子上，僵硬得像一块木板，膝盖上还放着毛线。她右手握着一根针，针尖插在下一个针脚里。于是我赶紧打电话给塞巴斯蒂安神父，塞巴斯蒂安神父打电话叫来了梅特卡夫医生。梅特卡夫医生前一天刚刚来看过她。她有很严重的心脏病，所以死亡证明很顺利地开了出来。其实，这样离开人世对她来说也不错。我们大家都应该这么幸运。”

“您也没有发现任何纸张，或者信件？”

“当时明面上能看到的地方都没有，当然，我没有到处去翻找。再说我干吗要这么做呢？”

“您当然不会去翻找了，皮尔比姆太太。我只是想了解一下桌子上有没有放着手稿、信件或者文件之类的东西。”

“没有，桌子上没东西。倒是有一件事很奇怪。她当时不可能真的在织毛衣。”

“为什么这么说？”

“嗯，她这些日子正在给马丁神父织一件套衫。马丁神父在伊普斯威奇一家商店里看到一件套衫，回来后跟她提过，她觉得可以织一件当作圣诞礼物送给马丁神父。但是，那件套衫的花样非常复杂，一根线上每隔一段就有一个图案，她跟我说特别难织。每次她都要把图样打开放在面前看着才能织得出来。我经常看到她织，每次她都得看着图样。而且，她戴的那副眼镜也不对，那是她看电视戴的。看近的东西她都是戴那副金边眼镜。”

“当时图样也没放在她跟前？”

“没有，只有毛衣针和毛线放在她膝盖上。还有，她握毛衣针的姿势也很奇怪。她织毛衣的姿势跟我不一样，她说那是欧洲人的织法。那看上去非常怪异。她经常会握着左边的针不动，用另一根针绕着左边的针来织。当时我觉得很奇怪，因为她的样子不可能是在织毛衣，而她的膝头却放着织了一半的东西。”

“可是你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

“说不说有什么关系？无所谓了。这么多奇怪的事，不差这一件。我猜想她当时感觉很难受，于是伸手拿来毛衣针和织了一半的毛衣，坐在椅子上，忘记拿图样了。可是我很想念她。那栋小别墅空荡荡的让人感觉很怪，仿佛她一夜之间从这里消失了。她从来没说过自己有家人，后来才知道她有个姐姐在瑟比顿。她姐姐安排把尸体运到伦敦火葬了，然后和她丈夫到这里来，把小别墅里面的东西全都搬走了。没有什么像死亡一样，能让久不联系的家人全都到场。玛格丽特不会让大家给她开追思弥撒的，可是塞巴斯蒂安神父在教堂里为她举行了一场出色的追思弥撒。他给每个人都安排了任务，他觉得我应该读一段圣保罗的文章，可是我说我宁愿念一段祈祷文。我不太能接受圣保罗。在我看来，他有点儿无事生非。有一小撮基督教徒只专注于自己的事，但大体上和睦相处。世无完人。可是圣保罗突然出现了，他对人们指手画脚，说东道西，还会给人写措辞激烈的信。我倒不介意收到这样的信，于是我就对塞巴斯蒂安神父实话实说了。”

“那他怎么说？”

“他说圣保罗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宗教天才之一，没有他，我们就不会成为基督教徒。我说：‘嗯，神父，我们总会成为什么吧。’然后就问他，如果没有成为基督徒，我们会成为什么。可是我觉得他也不知道。他说他会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可是他一直也没告诉我。他说，我提出的问题超出了剑桥大学神学院的教学大纲。”

达格利什婉拒了皮尔比姆太太的茶和蛋糕，离开了那栋小别墅。他一边走一边想，皮尔比姆太太的发现，远远不止那些宗教问题。

14

爱玛·拉文汉姆本来希望能早点儿从剑桥大学出发，可是贾尔斯在大厅吃过午饭后，趁着她收拾行李的空当，说有几个问题必须在她离开之前决定下来，结果等他们谈完，时间已经晚了。她能感觉到贾尔斯是故意拖延她的时间。她每个学期要花三天时间到圣安塞姆学院去授课，但是贾尔斯一直都不喜欢她这么做。他从来没有公开表示过反对——可能担心爱玛会觉得他没有权利干涉自己的私生活，可是却会不露声色地表达自己的不满，不仅因为他无法参与其中，还因为他作为无神论者，对神学院实在不怎么感冒。而且，他很难以她在剑桥的工作有多么辛苦而阻止她。

出发晚了，她不可避免地碰上星期五傍晚的晚高峰，路上时不时堵车，让她对贾尔斯心生怨恨，恨他不露声色地拖延自己的时间，也恨自己没能识破他的小伎俩。就在上个学期的期末，她意识到贾尔斯对她的独占欲越来越强烈，要她把时间和情感都花在他身上。他可能会在北方一所大学里当上教授，前途现在一片光明，他开始全心全意考虑婚姻问题，或许，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把她留在自己身边。她知道，他非常明确什么样的生活最适合自己。不幸的是，她并不想那么做。她决定把这些问题和大学生活的烦恼统统放到一旁，至少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暂时不考虑。

到圣安塞姆授课开始于三年前。当时是塞巴斯蒂安神父聘用的她。他在跟剑桥的人接触期间就曾做过各种试探。圣安塞姆学院想找一位年纪比较轻的学者，每个学期开学的时候到学院来讲授三节“英国国教诗歌传承”课。这位学者要声名卓著——或者日后会声名卓著，要能够跟年轻的学生顺畅地沟通，还要和圣安塞姆的理念相融合。至于他们的理念具体是什么，塞巴斯蒂安神父觉得没必要详细解释。塞巴斯蒂安神父后来告诉她，这个职位是按照学院的创办者阿巴斯诺特小姐的希望设置的。在这件事以及其他事情上，她深受牛津高教会派朋友们的影响，认为圣公会的教士作为新上任的神职人员，有必要了解他们自己的文化遗产。爱玛今年28岁，最近刚刚获得大学讲师资格，塞巴斯蒂安神父邀请她聊一聊，问她能否每年到圣安塞姆讲9天的课。雇佣双方谈得很顺利，爱玛只提出一个附加条件：授课内容不局限于英国教会作家的作品，也不局限在哪个时期内。她向塞巴斯蒂安神父提出，她希望介绍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的诗作，把诗歌作品的时间段扩延到现代，将诸如艾略特之类的现代诗人全都囊括进去。塞巴斯蒂安神父显然对自己的眼光十分满意，至于那些细节问题，就让她自己看着办了。他曾在爱玛第三节研讨课上出现过，当时他默不作声的样子颇有威慑力。不过此后，他再也没有对这门课表现出任何兴趣。

她越来越看重待在圣安塞姆的3天时间了，每次都翘首以待，而圣安塞姆从来没有让她失望过。3天授课结束后就是周末。剑桥的生活压力很大。她早早获得了大学讲师的职位——或许有点儿太早了，还不太擅长把自己热爱的教学与科研、行政工作、对学生的教牧关怀等协调起来，现在学生们越来越喜欢把自己的问题向她倾诉。有的学生家里从来没出过大学生，他们身负家族期望，焦虑不堪；有的学生成绩很好，却无法忍受长到令人生畏的参考书目；还有的学生想家却又羞于承认，觉得自己无法适应这种可怕的新生活。

贾尔斯对她的需求和她自己对感情的困惑让她越发感觉心劳力拙，而圣安塞姆那井然有序的布局和远离喧嚣的安宁让她心旷神怡。在这里，她跟那些聪明的年轻人谈论自己热爱的诗歌；在这里，学生们无须应付沉重的课业，也不必为了学士荣誉学位考试而疲于奔命，他们提出的观点容易让人接受，也愿意用自己提出的观点去取悦她。她会尽量避免跟学生之间产生暧昧，但是她心里知道学生们喜欢她，喜欢学校里来个女老师，他们盼着她来，把她当作自己人。不只是学生们欢迎她，员工和神父们也一直把她当朋友对待。塞巴斯蒂安神父尽管表现得冷静而矜持，但无法掩饰他的自豪——他觉得自己又一次为学院挑到了合适的人选。别的神父看到她，都非常高兴，也不会去刻意掩饰这种开心。

如果说拜访圣安塞姆让她心情雀跃，那么定期回家探望父亲没有一次不让她心情抑郁。父亲从牛津退休后，就搬进马里波恩地铁站附近的一座宅邸。红砖墙让她想起生猪肉的颜色，沉闷的家具、贴着暗色墙纸的内墙、装着铁丝网的窗子无一不让人感到死气沉沉，而父亲似乎从来不关注这些。她的父亲亨利·拉文汉姆结婚很晚，妻子生下第二个女儿后就因为乳腺癌去世了。当时，爱玛只有3岁，她感觉父亲仿佛把对亡妻的爱全都转移到了那个新生儿身上，刚刚失去妈妈的她又难过又无助，感觉备受冷落。爱玛从小就知道自己不受宠。她并未因此而对妹妹心生嫉恨，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成功去弥补缺失的亲情。她的童年时代就是“出色”和“美丽”的代名词。这两个词都给她带来莫大的压力：第一个词是对成功的期望，这种期望来得太快，让她猝不及防；第二个词令人困惑，有时甚至是一种折磨。她少女时代就长成了一个美人，时常盯着镜子试图去定义和评估这笔被格外高估了的资产。那时候她差不多已经知道，长得好看、可爱是一种上天的恩赐，而美丽、漂亮则是危险的和不那么容易接受的礼物。

在妹妹玛丽安年满11岁之前，爱玛和妹妹一直由姑姑代为照看。姑姑是一个深明大义、情感含蓄、尽职尽责的女人，虽然她全无母性的本能，但她恪守本分、尽心尽力，对她们的态度平和而淡定。可是，等到她觉得玛丽安可以照顾自己了，就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她们，一头扎进自己的世界里，养养狗，打打桥牌，到国外去转悠转悠。爱玛和玛丽安眼睁睁地看着姑姑洒脱地走掉。

可是，没多久玛丽安就死了。她13岁生日那天出了车祸，被一个醉驾的司机撞死了，此后只剩下爱玛和父亲两人相依为命。现在只要爱玛去看父亲，父亲都会表现得谨慎而礼貌，这种态度令人痛苦。他们之间缺乏交流，彼此都避免情感流露，爱玛甚至不能把这种关系称之为疏远，因为他们之间近乎陌生人。而且，他以前从来没有表露出半分对亲情的渴望，如今他年逾七十，孤苦伶仃，是不是觉得再向女儿讨要亲情显得低三下四，所以十分为难？当然，这只是爱玛的猜测。

终于快到圣安塞姆了。除了夏季的周末，通往海边的小路平时人迹罕至。在这个寂寥的傍晚，她是唯一的行者。小路在她面前延伸开来，在晦暗不明的灯光下，显得那么苍白阴郁，树影幢幢。她每次来圣安塞姆，都感觉自己仿佛正在朝着支离破碎的海岸驶去，渐渐陷入无法控制的、神秘而与世隔绝的时空。

她拐上通往圣安塞姆的小径，高耸的烟囱和塔顶在暮色中若隐若现，仿佛正向她逼近。这时，她看到前方50码开外有一个矮小的身影步履蹒跚地往前走，原来是约翰·贝特顿神父。

她把车停在约翰神父跟前，摇下车窗问：“神父，我载您一程好吗？”

他眨眨眼，仿佛一下子没认出她来，接着脸上露出那种熟悉的孩子气的笑容，笑眯眯地说：“是爱玛呀！谢谢，谢谢。你能载我一程太好了。我本来没打算在水塘边走这么远。”

他穿着一件厚厚的花呢大衣，脖子上挂着一副望远镜。他打开车门坐进来，花呢大衣裹挟着一股海水潮湿的气息。

“今天观鸟运气怎么样，神父？”

“只看到常见的冬季留鸟。”

气氛很友善，不过两个人都没再说话。曾经有一段时间，爱玛感觉跟约翰神父共处一室很别扭。那是三年前她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拉斐尔告诉她神父曾经身陷囹圄。

拉斐尔说：“如果在这儿没人跟你提起，那剑桥应该有人告诉过你，不过我宁愿你从我这里听说这件事。约翰神父曾经承认侵犯过他唱诗班的孩子。他们是这么说的，但我怀疑根本就算不上侵犯。他曾为此坐过三年牢。”

爱玛说：“我不怎么了解法律，可是感觉似乎判得很重。”

“不光是那两个男孩的事儿。附近教区一个叫马修·克兰普顿的神父非要翻他的旧账，穷追猛打，又挖出三个年轻人。他们指控约翰神父犯下重罪。据他们说，由于约翰神父早期对他们的虐待导致他们失去工作、精神痛苦、行为不良、仇视社会。他们是在说谎，可是约翰神父坚持要认罪。他有他的想法。”

尽管爱玛不像拉斐尔一样坚信约翰神父无罪，但她心里对他充满了怜悯。他仿佛缩进自己的世界里，战战兢兢地守护着自己敏感而脆弱的内心，仿佛一不小心就会被人碰碎。他总是那么谦和温雅，爱玛只是偶尔看到他的眼神才发现他内心的痛苦多么强烈，令人目不忍睹。或许除此之外他还承受着沉重的罪恶感。爱玛多希望拉斐尔没把这件事告诉她。她无法想象他在铁窗内那几年是怎么度过的。真的有人甘愿自堕地狱吗？他在圣安塞姆肯定过得也不容易。他和未出嫁的姐姐单独住在三楼的私人公寓里，他的姐姐脾气古怪。爱玛见过他们几次，她觉得约翰牧师明显非常爱他的姐姐，但也许即使是爱，对他来说也是额外的负担，而不是安慰。

爱玛心中犹豫要不要跟他提罗纳德·特里维斯的死亡。她在各大报纸上都看到了简报，而且拉斐尔也打来电话把这件事告诉了她。拉斐尔经常会和她联络，好让她和圣安塞姆互通消息，他视此为己任。思考再三，她写了一封措辞谨慎的短信给塞巴斯蒂安神父，以表哀悼，而塞巴斯蒂安神父的亲笔回信比她的更简短。现在跟约翰神父谈罗纳德的事很正常，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她有些犹豫。她感觉这个话题可能不受欢迎，而且还有可能会令对方痛苦。

圣安塞姆越来越近，屋顶、高耸的烟囱、角楼、塔楼和圆屋顶随着最后一缕暮光消逝越来越模糊。早年拆毁的伊丽莎白门楼前面，两根砖岩斑驳的柱子静静地矗立在那里，无言地传递着暧昧的信息：它像自然勃起的阴茎，又像雄赳赳的哨兵，防卫源源不断来犯的敌人，以此坚持不懈地提醒学院必将灭亡的命运。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约翰神父在她身边，或者想到罗纳德·特里维斯被闷在沙子里活活憋死，爱玛心中突然涌起了浓重的悲伤和莫名的忧虑。以前她每次来圣安塞姆无不充满喜悦，然而现在随着车子驶近，她竟然隐隐感到恐惧。

他们驶近前门，门开了，爱玛看到拉斐尔站在门口，大厅的灯光照在他身上。显然，他一直在等爱玛。他身穿黑色的教士服，面无表情地俯视着他们，仿佛一尊石像。爱玛想起来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当时爱玛难以置信地瞪大眼睛，愣在那里，而后不由得为自己的失态笑起来。另一名学生史蒂芬·莫尔比也在，他也哈哈大笑起来。

“他不同寻常吧？我们在雷登一家小旅馆碰到一个女人，她说：‘你是从哪儿来的，天国吗？’我想跳上桌子，脱光上衣，露出胸膛，大声喊：‘看看我吧！看看我吧！我也很漂亮呢。’可是没那个可能。”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不带一丝嫉妒，或许，对一个男人来说，美貌并不一定是好事。确实，在爱玛看来，看到拉斐尔很难不令人想起洗礼仪式上的坏仙子。同时，她也觉得很有趣，因为看着他虽然赏心悦目，但并不会产生任何与性有关的遐想。或许，他对男人的诱惑力比对女人更大。不过，显然他并不感觉自己对男人或女人有诱惑力。爱玛从他的从容和自信中可以感觉到他知道自己长得美，也知道这种美让自己与众不同。他很珍视自己的容貌，为拥有这样的容貌而自豪，但是似乎并不在意自己的容貌对他人有什么影响。

此时，他脸上露出一丝笑容，从台阶上走下来，朝爱玛伸出手。爱玛感觉他的手势不像是欢迎，倒像是一种警告。约翰神父点点头，冲他们笑了笑，匆匆走开了。

拉斐尔接过爱玛手中的笔记本和行李箱，说：“欢迎回来。我不敢保证你这个周末过得愉快，不过，应该会很有趣。我们这里住了两个警察——其中一个是来自伦敦警察厅的达格利什探长，来调查罗纳德·特里维斯的死亡事件。还有个访客在我眼里更不受欢迎。我打算躲着他走，建议你也躲着点儿。就是马修·克兰普顿执事长。”

15

还要再去见一个人。达格利什回到自己的房间，没一会儿就从里面走出来，他穿过安布罗斯和教堂燧石墙中间的铁门，沿着通往圣约翰小别墅的小路往外走，这条小路大约80码长。此时已经接近傍晚，暮色四合，西方的天空被晚霞渲染得绚丽多彩，间或夹杂着一道道粉红的色带。晚风渐劲，小路两旁墙头上纤弱的小草在风中摇曳，忽而一阵疾风袭来，吹得野草全都俯下身去。达格利什身后，圣安塞姆面向西方的前壁上洒满了霞光，三栋小别墅分散开来，像三座明亮的灯塔围绕在一栋受困的城堡四周，空荡荡的圣马太别墅黑色的轮廓越发显眼。

暮色渐浓，涛声越来越激烈，逐渐从轻柔的呢喃变成无言的咆哮。达格利什想起自己童年时常看着大海随着最后一缕霞光逝去开始怒哮，仿佛夜幕和黑暗是它的盟友。他坐在杰罗姆的窗下，望着远方越来越暗的灌木丛，想象着有那么一片海滩，坍塌的沙塔最终被摧毁，孩子们的呼叫和欢笑突然销声匿迹，折叠式躺椅已经收了起来，潮落潮涨，将沉船四周溺水而亡的水手的白骨卷上海岸。

圣约翰小别墅的门敞开着，灯光流泻在通往边门的小路上。边门很整洁。达格利什可以清晰地看到右边猪圈的木墙，听到猪们低沉的哼哼声。鼻端传来它们的气味，只不过这种气味既不浓烈也不算很臭。猪圈过去是一片菜畦，里面整整齐齐地种着几垄不知名的蔬菜，豌豆藤攀上更高的藤架。菜园尽头隐约是一间小温室。

听到达格利什的脚步声，埃里克·瑟蒂斯出现在门口。他仿佛有点儿踯躅，往旁边站了站，没说话，只僵硬地做出一个请进的手势。达格利什知道塞巴斯蒂安神父跟员工们说过他最近会来，只是不知道是怎么解释他的来意的。他能感觉到对方虽然在等他，但并不欢迎他。

他说：“瑟蒂斯先生，我是伦敦警察厅的达格利什探长。塞巴斯蒂安神父可能跟你说过，我是来调查罗纳德·特里维斯的死亡事件的，可能需要问几个问题。案子审理时他父亲不在英格兰，所以想尽可能了解一下他儿子死去的时候是个什么情景。不知道你方不方便，我想耽搁你几分钟时间，跟你聊一聊。”

埃里克点了点头：“没问题。介意进来说吗？”

达格利什跟在他身后走进房间，站在走廊的右边。这栋小别墅的布置跟皮尔比姆太太温馨舒适的装饰风格完全不同。尽管屋子中央也有一张原木桌、四把直背椅，但是却装修得像一间车间。正对着门的墙壁前面摆着一个搁物架，上面挂着一排干干净净的园艺工具：铁锹、铁叉、锄头，还有大剪刀和锯子，下方一堆木格里面放着工具箱和小器具。窗户前面有张工作台，台面上泛着荧光。厨房的门敞开着，里面散发出一股刺鼻的气味。埃里克正在给他的小猪崽们煮泔水。

他从桌子底下拖出一张椅子，椅子刮在石头地板上发出刺耳的声音，他说：“麻烦你在这里等一下，我去洗个手。我刚才去看猪崽了。”

达格利什从敞开的房门看到他站在水池边使劲地洗着手，泼得头上、脸上都是水。他仿佛不停地在洗皮肤上的脏污。然后，他脖子上搭着毛巾走回来，紧张地坐在达格利什对面，上身直挺挺的，仿佛准备接受审讯的囚徒。突然，他扬声问：“要喝杯茶吗？”

达格利什觉得喝杯茶可能会让他放松下来，于是说：“那就麻烦你了。”

“不麻烦。我用茶包冲泡。加牛奶和糖？”

“加牛奶就可以了。”

不一会儿他就回来了，把两个马克杯放在桌子上。茶又浓又烫。两人都没喝。他给人一种强烈的愧疚感，仿佛知道什么似的，达格利什很少在问话中遇到这样的人。可是，他到底知道什么？这个羞怯的男孩子——从年龄上来讲他当然比孩子大多了——恐怕连只动物都不会杀。就连他养的那些猪，都是在严格消毒、管理规范的备案屠宰场里割断喉咙的。但这并不是说埃里克缺乏应付突发事件的气力。他短袖方格衬衫下面的肌肉十分结实，他的双手又粗糙又大，跟身体的其他部位不成比例，仿佛嫁接上去的似的。五官清秀，但由于风吹日晒，脸膛黝黑。他的粗棉布衫扣子敞开着，露出的皮肤像孩子般洁白柔软。

达格利什端起杯子，说：“你一直都在养猪，还是到这里工作后开始养猪的？在这儿干了四年了吧？”

“来这儿以后开始的。我一直都很喜欢猪。我拿到这份工作的时候问过，塞巴斯蒂安神父说，只要它们不吵、不臭，可以养几头。猪很干净的。其实它们根本不臭。”

“猪圈是你自己盖的？你用木头盖猪圈，这我倒是没想到呢。我还以为猪会把什么东西都毁掉呢。”

“噢，它们确实会。只有外面一圈用的是木头。塞巴斯蒂安神父坚持要我用木头。他很讨厌混凝土。木头里面是建筑轻型砖。”

埃里克等着达格利什喝了一口，才端起自己的杯子。达格利什发现茶居然很好喝。他说：“我对猪了解得不多，不过我听说它们既聪明又友善。”

埃里克显然松了一口气：“是的。它们是最聪明的动物之一。我一直都很喜欢它们。”

“圣安塞姆运气不错，可以吃到纯天然的咸肉，没有化学味儿，也没有让人倒胃口的不明液体。而且还是天然风干的猪肉。”

“我养猪不是为了给学校提供猪肉。我就是养养它们——嗯，其实就是当宠物。当然，最终它们免不了要被屠杀，现在这倒是个问题。欧盟对屠宰场的规定很多，而且要求必须有兽医在场，只有几头猪，别人又不想要。还有运输问题。不过，布莱斯堡郊外有个姓哈里森的农场主可以帮忙。我把我的猪和他的一块儿送到屠宰场去。他自己会风干一些咸猪肉，所以我不时可以给神父们一条不错的猪腿。他们不怎么吃猪肉，不过，他们喜欢咸肉。塞巴斯蒂安神父非要付钱，不过我觉得他们不用付钱。”

达格利什一直都搞不懂，那些养宠物的人那么喜欢自己的宠物，竭尽所能满足宠物的需要，为什么那么容易就能接受宠物被屠杀的命运。不过，他此行的目的不在于此。

他说：“你认识罗纳德·特里维斯吗——我是说，你跟他有交往吗？”

“没有。我知道他是神学院的学生，我在学校见过他，不过我们没说过话。我觉得他不太合群。我是说，我看到他经常都是一个人。”

“他死的那天发生了什么事？你在这里吗？”

“我在这里，和我妹妹在一起。那天是周末，她来看我。星期六那天，我们没看到罗纳德，后来皮尔比姆先生问我他有没有来过，我们才知道他不见了。我们说他没来过。我们什么都没听到，大约五点的时候，我去打扫走廊和庭院里的落叶，冲洗地板。前一天下了雨，走廊里沾了泥巴。我通常都是在祷告过后才清扫、冲洗走廊，可是塞巴斯蒂安神父那天做完弥撒就让我去冲洗了。我正在冲洗的时候，皮尔比姆先生告诉我，他们发现了罗纳德·特里维斯的尸体。后来，晚祷前，塞巴斯蒂安神父把我们大家叫到图书馆，告诉我们出事了。”

“大家听了肯定很震惊。”

埃里克垂着头盯着自己的双手，他两只手十指交错放在桌子上。突然，他猛地把手缩回去，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似的，把身子缩在一起。他低声说：“是。很震惊。嗯，不是吗？”

“圣安塞姆好像只有你一个园丁。你种菜是自己吃还是供给神学院？”

“大部分是自己吃，也送给需要的人。我种的菜不够神学院吃，要是学生们都在，就不够了。我觉得我可以把菜园子扩大一些，可是要花很多时间。这里土壤还可以，毕竟靠近大海。我妹妹来看我的时候会带些蔬菜回伦敦，还有贝特顿小姐，她也会要一些。贝特顿神父跟她一块儿吃饭。皮尔比姆太太也要，他们夫妇自己煮饭吃。”

达格利什说：“门罗太太留下一个日记本。她在日记里写道，你10月11日那天给她送了几根蒜苗，就是她死的前一天。你还记得吗？”

埃里克沉默了一会儿，说：“嗯，可能是吧。我记不得了。”

达格利什温和地说：“这才没多久吧？刚过去一个星期呢。你确定自己不记得了？”

“我现在记起来了。那天傍晚我拔了蒜苗。门罗太太说过她喜欢用蒜苗蘸芝士汁当晚餐，于是我就拿了几根去圣马太小别墅找她。”

“发生了什么事？”

他抬起头，迷惑不解地看着达格利什：“没发生什么事啊。没什么事。我是说，她说了声‘谢谢’，就把蒜苗拿进去了。”

“你没进去？”

“没有，她没让我进去，我也没打算进去。我是说，那天凯伦在，我想赶快回来。那个星期她待到星期四早晨才走。其实那天我没想到门罗太太在。我还以为门罗太太在皮尔比姆太太那里。我本来打算趁她不在家，把蒜苗放在门口。”

“可是她在家。你确定她什么都没说、什么事都没发生？你就只把蒜苗给了她？”

他点点头：“我把蒜苗给了她就走了。”

这时，达格利什听到车子开过来的声音。埃里克肯定也听到了。他显然松了一口气，往椅背上一靠说：“是凯伦。她是我妹妹。她来过周末。”

车子停了下来。埃里克连忙走出去。达格利什能感觉到他急于跟妹妹单独说几句话，或许是想告诉她有人来了，于是就静静地跟在他身后，站在敞开的大门口。

一个女人下了车，站在她哥哥旁边，什么话都没说，转身从车上拖下来一个大帆布包和一堆塑料袋，然后关上车门。他们拖着一大堆袋子，沿着小路走过来。

埃里克说：“凯伦，这是伦敦警察厅的达格利什探长，来调查罗纳德的事儿。”

她没有戴帽子，一头乌黑的短发直立起来。耳朵上一只金色的大耳环，让精致的小脸看上去更加苍白。她颧骨很高，又细又弯的眉毛下一双细长的黑眼睛熠熠生辉。紧闭的嘴巴用亮红色的口红涂得轮廓鲜明，一张脸上黑、白、红三色分明。她扫了达格利什一眼，流露出一丝敌意，让达格利什感觉自己是个不受欢迎的客人。两人目光相交时，她仿佛在掂量达格利什，而后她的目光变得谨慎起来。

他们走进工作间。凯伦·瑟蒂斯把帆布包丢在桌子上，对达格利什点点头，然后对她哥哥说：“最好先把这些从马莎买的备餐丢进冰箱。车里还有一箱葡萄酒。”

埃里克看他们两人一眼，走了出去。那个女孩没说话，把帆布包打开，掏出一堆衣服和罐头盒。

达格利什说：“显然你现在不想有人打扰，不过，既然我已经来了，要是你能回答几个问题，倒是可以让我快点离开。”

“那就问吧。我叫凯伦·瑟蒂斯，是埃里克同父异母的妹妹。你来晚了吧？现在来调查罗纳德·特里维斯的事儿有什么意义？案子都审过了。意外死亡。现在连尸体都没了。他老爸在伦敦把他火化了。他们没告诉你吗？可是我瞧不出这跟伦敦警察厅有什么关系。我是说，这个案子不是萨福克警察局负责的吗？”

“基本上是这样，可是阿尔莱德爵士对儿子的死因有怀疑。刚好我要来萨福克，他就让我来看看能不能有所发现。”

“如果他真的想知道自己儿子怎么死的，就不会不来接受问话了。我觉得他心里愧疚，就想让大家都看看他对儿子很关心。可是他有什么好在乎的？他没说罗纳德是被谋杀的吧？”

大家避之不及的词就这样从她嘴里蹦出来，达格利什感觉很怪异：“没有，我觉得他不是这个意思。”

“哦，我无可奉告。我只见过他儿子一两次，我们最多打个招呼，说声‘早上好’或‘天气不错’之类的废话。”

“你们不是朋友？”

“我跟这里的学生都不是朋友。如果我没有误解你所说的朋友是什么关系，我可以告诉你，我是来这里看我哥，顺便换个环境的，不是来找神职候选人上床的。其实我倒不是说这对他们有什么害处，瞧他们那个样子。”

“罗纳德·特里维斯死的那个周末你在这里？”

“对。我星期五傍晚到这里，时间跟今天差不多。”

“那个周末你见过他吗？”

“没有。我们两个都没见过他。皮尔比姆跑来问我们他有没有过来，我们才知道他失踪了。我们说他没来。就这些。如果你还想知道什么，能不能等明天再说？我想安置一下，收拾收拾行李，喝杯茶，知道我什么意思吧？从伦敦到这里快累瘫了。要是你不介意，今天就到这里吧，倒不是说我还有什么要说的。我只知道他是这里的学生，仅此而已。”

“可是，你对他的死肯定有自己的看法，你们两人都有自己的看法，肯定也聊过。”

埃里克把吃的东西安置好，从厨房里走出来。凯伦看看他，说：“当然聊过，整所神学院都聊过。不妨跟你说，我觉得他可能是自杀。我不知道为什么，也不关心。我说了，我跟他就是点头之交，可是如果说是事故也太奇怪了。他肯定知道那里的峭壁很危险。嗯，我们大家都知道，有很多警示标语。他跑到海边去做什么？”

“说得对。”达格利什说。

他对他们说了声“谢谢”，转身准备离开，突然，他脑子里灵光一闪，对埃里克说：“你送给门罗太太的蒜苗是怎么拿去的？你还记得吗？是装在袋子里，还是什么包装都没有，直接拿去的？”

埃里克迷惑不解地说：“不记得了。好像是用报纸包着的。通常情况下，比较大的蔬菜我都会用报纸包着。”

“还记得你用的什么报纸吗？不着急，慢慢想。”达格利什看到埃里克没回答，接着说，“是大张的还是小张的？你订的什么报？”

最后还是凯伦替他回答说：“是一张《索尔贝每周公报》。我是个记者，会留意报纸。”

“你当时在厨房里？”

“肯定是啊，要不你说呢？我看着埃里克把蒜苗包起来，他说他要去送给门罗太太。”

“你记不记得是哪天的报纸？”

“不记得。我之所以记得是《索贝尔每周公报》，是因为我是个记者，这我跟你说了。埃里克从中间把报纸打开，上面有一张图片，是当地一个农场主的葬礼。他想让他的小母牛参加他的葬礼，于是他们就在那头牛的牛角和脖子上绑了黑色的丝带，把它牵到墓地去。我觉得他们不太可能把它牵进教堂。编辑们都喜欢这种照片。”

达格利什转而问埃里克：“《索贝尔每周公报》周几发行？”

“每周四。我通常都是周末看。”

“那就是说，你包蒜苗用的报纸很有可能是上周出版的。”他转而对凯伦说，“谢谢你，你提供的信息很有用。”说着，他仿佛又看到她那种掂量人的目光一闪而过。

他们把他送到门口。他在大门转身离去的时候，看到他们站在那里望着他，仿佛要确定他是不是真的走了。然后，他们同时转过身去，关上房门。

16

达格利什原本打算独自在绍斯沃尔德皇冠大酒店用过晚餐就赶回圣安塞姆参加晚祷，可是那里的东西实在太好吃了，他舍不得匆匆忙忙解决掉，结果等他回到圣安塞姆，把捷豹停好的时候，祷告已经开始了。他只好在房间里等着祷告结束。一缕灯光流泻在庭院里，教堂南边的门打开了，一拨人从里面走出来。他抬腿朝圣器收藏室的门口走去，塞巴斯蒂安神父从里面走了出来，转身锁上身后的门。

达格利什说：“可以聊聊吗，神父？要是今天不方便，我们等明天再说？”

他知道，按照惯例，晚祷过后大家都要保持安静。不过院长说：“需要很久吗，探长？”

“希望不会，神父。”

“那如果你想现在就现在吧。到我的书房去？”

院长还是坐在桌子后面的椅子上，然后示意达格利什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这跟坐在壁炉跟前的扶手椅上适意地聊天完全不同。院长既没打算先打开话匣子，也没打算问他对罗纳德·特里维斯的死有没有结论，或者有什么结论。他默默地等着达格利什开口，尽管态度算不上不友好，但是给人的感觉就是在忍着不高兴。

达格利什说：“马丁神父给我看了门罗太太的日记。罗纳德·特里维斯跟她待在一块儿的时间可能比我们想象的多，而且，当然了，罗纳德的尸体也是她发现的。因此，她日记中关于罗纳德的内容就很重要。特别是最后一篇日记，也就是她去世那天写的那篇。有证据显示她发现了一个秘密，十分焦虑，您却没有把它当回事儿？”

塞巴斯蒂安神父说：“证据？这可是法庭取证用的词儿，探长。我确实把它当回事儿了，因为那本日记对她很重要。我觉得我们不应该翻看别人的私人日记，可是她的日记是在马丁神父的鼓励下写的，所以马丁神父想看看她都写了些什么。或许是好奇心使然。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应该直接把它烧掉，不应该去看。不过，事情看上去很简单。玛格丽特·门罗是一个聪明、敏感的女人。她发现有件事让她很担心，后来选择相信当事人，不再去想了。不管她是怎么解释这件事的，她都不再感到烦扰了。我去调查此事不会有什么好处，当然也没什么坏处。你是说我应该把大家都召集起来，问问他们谁跟门罗太太之间有个秘密？我认为从她在日记当中的解释来看，没必要再庸人自扰了。”

达格利什说：“罗纳德·特里维斯好像有点儿不合群，神父。您喜欢他吗？”

这个问题问得有挑衅性，但是塞巴斯蒂安神父毫不退缩。达格利什看着他，觉得仿佛看到那张英俊的脸庞闪过一丝冷酷，但是他不敢肯定。

院长的回答隐含着怒气，但他声音平淡，完全听不出非难的意思：“说到和神职候选人的关系，我不关心自己喜不喜欢，去想喜不喜欢是不对的。偏爱或者明显地偏袒某人在小地方特别危险。罗纳德确实是一个缺乏魅力的年轻人，可是，魅力从来都不是基督教徒的必备美德。”

“那您有没有关心过他快不快乐？”

“圣安塞姆没有责任让每个人都快乐。如果我发现他不快乐，我会去关心的。我们很重视作为牧师对学生们的职责。罗纳德从来没寻求过帮助，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需要帮助。当然这不能开脱我的罪责。宗教对罗纳德很重要，他对自己的使命忠贞不渝。他非常清楚自杀是基督教重罪。而且也不可能是一时冲动想自我了结，从海滩到那片水塘有半英里，路也不好走。如果他确实是自杀，那只能是因为他彻底绝望了。如果学生出现这种情况，我应该会知道，可是我完全不知道。”

达格利什说：“那些身体健康的年轻人选择自杀总是让人很难理解。他们死了，可是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或许就连他们自己都无法解释。”

院长说：“我不是在向你忏悔，探长。我只是在陈述事实。”

两个人沉默了。达格利什还有一个尖锐的问题不得不问。他怀疑自己是不是问得太直接了，甚至有点儿生硬，可是他感觉塞巴斯蒂安神父喜欢直来直去的人，不喜欢别人耍花枪。他们话虽然说得不多，但是对彼此的性格还挺了解。

达格利什说：“我想冒昧地问一下，如果神学院关闭了，谁会从中受益？”

“我，还有其他人。不过，我觉得诸如此类的问题由我们的律师来回答更合适。神学院成立至今，它的法律事务都由斯坦纳徳、福克斯和佩罗内事务所负责，现在，保罗·佩罗内是学院资产受托人。他们的事务所在诺里奇。如果你感兴趣，他可以给你讲讲我们的历史。我知道他星期六上午偶尔也会上班。需要我为你预约吗？我先看看他在不在。”

“非常好，神父。”

院长伸手拿起桌子上的电话，都不需要翻找号码。他按下数字，等了一会儿，说：“保罗吗？我是塞巴斯蒂安·莫雷尔，我在办公室。达格利什探长在我这儿。我们昨晚聊过他来访的事，你还记得吧？他想了解几个关于神学院的问题，你看能不能帮忙解答一下……是的，不管他问什么都照实说。没什么好保留的……太好了，保罗。那就交给你了。”

他径直把话筒递给达格利什。话筒里传来对方的声音：“我是保罗·佩罗内。我明天上午在办公室。十点有预约，不过，如果你早点儿来，我们有足够的时间聊一聊，九点怎么样？我八点半到办公室。塞巴斯蒂安神父会把地址告诉你。我们离大教堂很近。那明天九点见。就这么说定了。”

达格利什坐回椅子上，院长说：“还有什么事要问？”

“神父，您这儿如果有玛格丽特·门罗的档案，能不能给我看一下？”

“要是她还在，那些档案肯定要保密。现在她死了，我没理由反对。拉姆齐小姐把它锁在隔壁的档案柜里。我去给你拿。”

他走出门去，达格利什能听到档案柜的铁皮抽屉开关的声音。不一会儿，院长回来了，递给他一个厚厚的文件袋。他没问门罗太太的档案跟罗纳德·特里维斯的惨死有什么关系，达格利什猜到他为什么不问了。他发现塞巴斯蒂安神父颇有老练的谋略家风采，一旦认为得到的答复可能会令人讨厌，就干脆不去问。他既然答应全力配合就一定会做到，可是，他会把达格利什每个令人讨厌的要求都记在心里，时机一到，就会指出他的要求多过分，理由多不充分，结果多不尽如人意。没有人比那些谋略家更擅长把对手引到无法反抗的境地，而后一招制敌了。

塞巴斯蒂安神父说：“你需要把档案带走吗，探长？”

“我今晚带去看看，神父，明天还给您。”

“如果没别的事就再见吧，晚安。”

他站起身来，替达格利什打开门。这个手势可能是出于礼貌，但是在达格利什看来，他更像一名校长在送走不讲道理的家长。

通往南边走廊的门还开着，到了夜晚，皮尔比姆就会锁门。只有沿路的壁灯发出暗淡的光芒，走廊里昏暗不明，只有南边走廊两间学生宿舍透出一丝亮光。达格利什正要朝杰罗姆走去，突然看见安布罗斯门外站着两个人。其中一个今天喝下午茶的时候见过，没错，就是他，那头灰白色的头发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另外一个是个女人。听到他的脚步声，那个女人扭过头来，刚好他走到房间门口，两个人目光交集，望着彼此，仿佛都有些错愕。灯光洒在一张勾魂摄魄的脸上，达格利什心里一震，他现在很少会产生这种恍惚的感觉，仿佛因惊讶吃了一惊。

拉斐尔说：“你们还不认识吧。爱玛，这位是达格利什探长，不辞辛苦从伦敦警察厅赶到这里，来告诉我们罗纳德是怎么死的。探长，来认识一下爱玛·拉文汉姆博士，她在剑桥工作，每年到学校来三次，来教我们。晚祷后我们分头去散步看星星，结果在峭壁那里刚好碰上了。于是，作为一名热情好客的主人，我决定护送她回房。晚安，爱玛。”

他的声音和姿态仿佛在表明他对她的所有权，达格利什感觉爱玛想要回避，她说：“我自己完全可以找到回来的路。不过，谢谢你，拉斐尔。”

他仿佛要去拉她的手，可是她态度坚决地对他们说了一声“晚安”，就匆匆走进自己的房间。

拉斐尔说：“今晚的星星真令人扫兴。晚安，探长。希望你都安排好了。”他转身大步穿过庭院里的鹅卵石小径，回到北边走廊自己的房间。

达格利什觉得很生气，连他自己也说不出是什么原因。拉斐尔·阿巴斯诺特这个过于英俊的年轻人举止轻浮。他可能是圣安塞姆的创立人阿巴斯诺特的后裔。如果是这样，神学院关闭后他有多大机会继承遗产？

他抛开杂念，坐在办公桌前，打开门罗太太的档案袋，一页一页地翻看。她1994年5月1日从诺里奇郊外的阿什科姆临终病人护理院来到圣安塞姆。圣安塞姆在《教会时报》和当地报纸上发布招聘广告，招聘一位收发床上用品、管理内务的常驻女工。门罗太太最近被诊断出心脏问题，她在求职信上说，护理工作对她来说负担太重了，她正在寻找轻松点儿的常驻工作。护理院的护士长给她写的推荐信尽管不是热情洋溢，但也很不错：门罗太太1988年6月1日到我院任护士，她工作勤奋，任劳任怨，只是性格稍显冷淡，为人矜持。护理濒临死亡的病人对她来说，无论是体力上还是精神上，负担都太重了。可是护理院认为她可以胜任学校较为轻松的护理工作，照顾健康的年轻人，另外负责床上用品管理。到圣安塞姆工作后，她似乎很少请假。档案里没几张写给塞巴斯蒂安神父的请假条，她好像喜欢待在自己的小别墅里，和她的独生子共度假期，她的独生子是名军官。从档案来看，她尽职尽责、工作勤奋，喜欢独自待着，除了对自己的儿子，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档案里面写道，她到圣安塞姆一年半后，她的儿子遇害。

达格利什把档案放进办公桌的抽屉里，洗了个澡，上床睡觉。他伸手把灯关掉，努力让自己入睡，可是无论怎么都睡不着，脑子里全是今天发生的事。他仿佛又和马丁神父站在海边，脑海里浮现出那套叠得整整齐齐的棕色斗篷和教士服，似乎准备出行，或许当时他就是这么想的。他把它们脱下来，会不会真的是为了爬上几码高的沙崖？沙崖是由几层石头和几团长草的泥土堆积而成的，很容易坍塌。如果确实如此，那他为什么要爬上去，是发现了什么吗？在那道海岸线上，沙子底下和峭壁上不时会露出几根经年累月埋在地下的骨头，那些骨头数年前从被淹没的墓地冲上海滩，现在埋在距离海边一英尺远的海底。可是现场并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就算看到一个头盖骨的弧面或者一条长骨的末端露出沙子，他也没有必要把教士服和斗篷脱掉再去拿吧？达格利什下意识觉得，那套叠得整整齐齐的衣服大有玄机。他是不是特地遵循宗教仪式，把性命、事业乃至信仰暂时放置一旁？

想着罗纳德的惨死，达格利什在怜悯、好奇和各种揣摩之间辗转，他又想到玛格丽特·门罗的日记。他把最后一篇翻来覆去读了好几遍，都能默诵下来了。门罗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秘密，以至于她只敢拐弯抹角地记录下来。她跟当事人谈过之后几小时就死了。鉴于心脏的状况，她随时可能死亡。或许，她的焦灼加速了死亡的降临，因为她知道她的发现将会把自己卷入某种暗潮。而她的死亡顺理成章。杀死她易如反掌。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独自住在小别墅里，心脏又不好，当地的医生定期来看她，她死了会顺理成章给她开具死亡证明。可是，如果她戴着看电视用的眼镜，为什么膝头上会放着织了一半的毛衣？如果说她死的时候正在看电视，又是谁关掉的电视？当然，这些蹊跷的事倒也不是说不通。当时夜深了，她也累了。线索仿佛越来越明显，到底是什么线索他也说不上来。虽然线索越来越明显，但依旧看不到解开谜团的希望。她的尸体跟罗纳德·特里维斯一样，都已经火化了。让他吃惊的是圣安塞姆处置死人的速度竟然如此之快，可是这不公平。阿尔莱德爵士和门罗太太的姐姐不约而同地拒绝让神学院参加丧礼。

他多希望能看一眼特里维斯的尸体。二手材料难以令人满意，现场连照片都没拍。可是报告却很清楚，明明白白地指向自杀。可是为什么？特里维斯把自杀看作重罪。到底是什么迫使他选择以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17

随便哪个旅途的游客到一座历史悠久的县城或城市都会意识到，市中心最引人注目的房子无一例外都是律师事务所。斯坦纳德、福克斯和佩罗内事务所也未能免俗。他们的公司设立在一栋一流的乔治亚风格的大楼里，走几步路就可以到大教堂，中间用一条窄窄的鹅卵石小路隔开。油光闪亮的前门上一对狮子头门环，漆面光可鉴人，窗明如镜，反射着朝阳柔和的光芒，铁丝窗一尘不染，这些无一不在宣示着这家事务所的崇高名望、兴隆昌盛和别具一格。接待处显然是从一间布局合理的大前厅隔出来的，年轻的女接待员正在埋头看杂志，听到达格利什的声音，她抬起头来，用令人愉悦的诺福克口音说：“您是达格利什探长吧？佩罗内先生正在等您呢。他说让您来了直接上楼。他在二楼，第一间就是。他的私人助理星期六不上班，只有我们两个人，不过，您要喝咖啡的话我可以给您煮。”

达格利什微笑着对她说了声“谢谢”，礼貌地拒绝了她的咖啡，径直上了楼梯。楼梯两侧都是这家公司以前各位领导的照片。

保罗·佩罗内站在办公室门口迎接达格利什，他长得不像在电话里听着那么年轻，已经有五十好几了。他身高六英尺多，身材瘦削，长下巴，浅灰色的眼睛，戴着一副牛角框眼镜，浅黄色的头发结成了绺，垂在高高的前额上。他的脸长得不像律师，倒像个喜剧演员。他穿着一身非常正式的黑色细条纹西装，西装的款式显然已经过时了，但裁剪得非常得体。可是蓝色的宽条纹衬衫和粉红色带蓝点的领带破坏了西装的正统。他仿佛意识到了自己的性格冲突。

达格利什被迎进房间，里面的摆设跟他预想的差不多。乔治亚风格的办公桌上没有放文件，也没有文件托。精美的大理石壁炉上方挂着一幅油画，上面显然是创立神父之一，与之并排的水彩画风景造诣深厚，足以与科特曼相媲美，或许就是科特曼的大作。

“你不喝咖啡？很聪明，现在喝咖啡太早了。我都是十一点到外面去喝。走路到圣玛丽·曼克罗夫特。刚好可以透透气。这把椅子会不会太矮了。不矮？要不你就坐那把。塞巴斯蒂安神父说，不管你问什么问题，只要是关于圣安塞姆的，我都可以如实回答。就是这样。如果这是警方的正式问话，我有责任配合，也愿意配合。”

他那双浅灰色的眼睛很有欺骗性，看似柔和，实则锐利。达格利什说：“算不上正式问话。我的任务不是很明确。估计塞巴斯蒂安神父也跟你说过，阿尔莱德·特里维斯爵士对他儿子那桩案子的审理结果不是很满意。他让伦敦警察厅做一些初步调查，看看有没有什么发现。我原本就要来萨福克，再加上我对圣安塞姆也有所了解，所以他就把这件事顺便交给了我，让我来看看。当然，如果发现需要立案，就变成正式调查了，届时将由萨福克警察局负责。”

佩罗内说：“对案子的审理结果不满意，嗯？我还以为他会如释重负呢。”

“他觉得意外死亡证据不足。”

“有这个可能，可是也没有证据证明死因有疑。这件案子公开审判可能更合适。”

达格利什说：“现在神学院面临难关，公开审判恐怕会引起反感。”

“正是如此。不过，他们对这起悲剧事件的处理非常谨慎。塞巴斯蒂安神父很擅长处理这样的事件。圣安塞姆以前经历过比这更糟的引起公众关注的事件。1923年是同性恋丑闻。当时，教历史的牧师讲师，是一个姓卡斯波特的神父，他爱上了一名学生，他们被院长抓了现行。当时他们骑着卡斯波特神父的双人自行车去费利克斯托港口，准备私奔。估计他们脱了教士服，换上了维多利亚时期的灯笼裤。当时的画面肯定很迷人。后来到了1932年，当时的院长带着一半教职工和三分之一的学生改信天主教。要是艾格尼丝·阿巴斯诺特知道了，恐怕在坟墓里都会气得跳脚！不过，最近这桩引起公众关注的事件确实发生得不是时候。正是如此。”

“你去接受讯问了吗？”

“是的，我是代表神学院去的。圣安塞姆成立伊始，这家律师事务所就是它的代理人。阿巴斯诺特小姐不喜欢伦敦，实际上整个阿巴斯诺特家族都不喜欢伦敦。她的父亲后来搬到萨福克，1842年修建了那栋房子，他让我们负责处理他的法律事务。当然，我们的事务所当时不在萨福克，不过我觉得他当时并不是非要找一家设立在萨福克的律师事务所，而是想找一家东盎格鲁人的。阿巴斯诺特小姐在父亲死后继续和我们合作。事务所的负责人之一是神学院的财产受托人。阿巴斯诺特小姐在遗嘱中特别说明，这位负责人必须是圣公会的教友。我是现任财产受托人。以后很麻烦，要是这里所有的搭档都是罗马天主教徒、新教徒或者无信仰者，我们该怎么办？估计到时候我们不得不说服相关人员转变宗教信仰。还好迄今为止总是能够找到合适的受托人。”

达格利什说：“这家律师事务所有些年头了吧？”

“事务所创立于1792年。现在事务所里已经没有斯坦纳德家的人了。他们家族最后一个在这里任职的是一位大学教师，我想是在一所新大学任教。不过事务所最近会来一个福克斯家族的人——其实是一只年轻的雌狐[6]，叫普莉希拉·福克斯，她去年才拿到从业资质，很有前途。很高兴看到后继有人。”

达格利什说：“听马丁神父的意思，特里维斯的死亡可能会导致圣安塞姆的关闭。作为财产受托人，你是否也抱着这样的观点？”

“恐怕是的。不过我要提醒你一下，是加速，不是导致。你肯定也知道，教会的政策就是把神学教育集中到为数不多的几个中心，可是圣安塞姆有点儿不合常规。现在它可能会提前关闭，但是，它的关闭本来就是不可避免的。不单单是教会政策和资源的问题。它的理念也过时了。对圣安塞姆的批评一直没断过——‘精英主义’‘恃才傲物’‘与世隔绝’，甚至还有人说‘学生伙食太好’。那里葡萄酒非常棒。我每年去四次，都特地避开大斋节和星期五。不过话说回来，那些葡萄酒大部分是别人送的。神学院一分钱都没花。老教士科斯格罗夫5年前把自己的酒窖送给了他们。老头儿的味觉相当不错。葡萄酒够喝到他们关门为止。”

达格利什说：“如果学校真的关门了，那几栋房子和里面的东西怎么处理？”

“塞巴斯蒂安神父没有告诉你吗？”

“他告诉我，他也是受益人之一，至于具体的，让我来问你。”

“正是如此，正是如此。”

佩罗内先生从办公桌后面站起身来，打开壁炉左边的橱柜，从里面抱出一个沉甸甸的大盒子，上面用白色的字写着“阿巴斯诺特”。

他说：“如果你有兴趣了解神学院的历史——我觉得你肯定有兴趣，或许我们可以从它的创立说起。都在这里了。喏，这个黑色的大铁盒里装着一个家族的故事。我要从艾格尼丝·阿巴斯诺特的父亲说起。他叫克劳德·阿巴斯诺特，死于1859年。他是一个纽扣生产商，主要生产女士靴子上的配扣、装饰纽扣之类的东西，他的工厂设立在伊普斯威奇。他经营有方，很快成了大富翁。艾格尼丝是他的长女，出生于1820年。弟弟埃德温出生于1823年，妹妹克拉拉出生于1825年。克拉拉就不说了。她一直没结婚，1849年在意大利死于结核。死后葬在罗马的新教徒墓地——当然，陪葬丰厚。可怜的济慈[7]！嗯，那个时代都是那么干的，抱着康复的希望，朝着太阳的方向走，而旅程当中随时很有可能丧失性命。可惜她没去托基，在那里安息。我们就不说她了。”

“房子当然是老克劳德修建的。他太有钱了，想炫耀炫耀。正是如此。他把房子留给了艾格尼丝。钱留给女儿和儿子埃德温平分。我估计他们曾经为了遗产的分配发生过争执。不过，当时艾格尼丝住在那栋房子里，负责照料房子，而埃德温没有，于是艾格尼丝得到了房子。当然，如果她父亲知道她会把房子拿去做什么，事情可能就不一样了，他是个坚定的新教徒。可是人死以后哪里还管得了身后事？总之，老爷子把房子留给了女儿，就是这么回事。老爷子死后，艾格尼丝在剑桥和一个校友走得很近，在剑桥运动的影响下，她决定创立圣安塞姆学院。当然，房子是已经建好了的，她只加了两条走廊，修复了一下教堂，给员工们建了四栋小别墅。”

达格利什说：“埃德温后来去了哪里？”

“他是个探险家。他们家族的男性除了克劳德，全都渴望旅行。事实上，他是中东的显赫人物之一。他很少回英格兰，1890年死于开罗。”

达格利什说：“圣安塞姆的莎草纸就是他送的吗？”

牛角框眼镜后的双眼突然警觉起来。佩罗内沉默了一会儿，说：“这么说你知道这事。塞巴斯蒂安神父没跟你说过吧？”

“我只知道一点儿。我父亲知道那个秘密，虽然他很谨慎，但是我从我们待在圣安塞姆时发现的蛛丝马迹猜到了。14岁的男孩子，耳聪目明，好奇心又重，大人有时候根本防不住。我父亲跟我说了一点儿，让我发誓要保密。我当时也没什么其他想法。”

佩罗内说：“嗯，塞巴斯蒂安神父说，不管你提出什么问题，都如实回答，可是莎草纸的事，我知道的也不多，可能跟你差不多。没错，那幅莎草纸是阿巴斯诺特小姐的弟弟1887年送给她的，当然，他很擅长伪造莎草纸或者让别人伪造。他那种人喜欢恶作剧，这确实像他的风格。他是个热诚的无神论者。无神论者能热诚吗？总之他就是个反宗教主义者。”

“那幅莎草纸上到底是什么？”

“是彼拉多给一个卫队长的信，让他把尸体搬走。阿巴斯诺特小姐认为是赝品，大多数经授权看过那幅莎草纸的院长都同意她的观点。我没见过，不过我估计我父亲老斯坦纳德见过。我父亲非常肯定那不是真迹，可是他告诉我，假如是赝品，还真是做得不错。”

达格利什说：“很奇怪，艾格尼丝·阿巴斯诺特竟然没有把它销毁掉。”

“嗯，我觉得没什么好奇怪的。一点儿都不奇怪。关于此事，文件里有说明。如果你不介意，我可以把概要说给你听。她认为如果把那幅莎草纸毁掉，她弟弟就会把此事公之于众，而莎草纸已经被销毁了，就更说不清楚是不是真迹了。一旦莎草纸被销毁，就没人能证明它是赝品了。她特地谨慎地留下指示：莎草纸由历任院长保管，上一任院长死后，再传给继任者。”

达格利什说：“也就是说现在它在马丁神父的手里。”

“没错。现在归马丁神父保管，估计塞巴斯蒂安神父也不知道他放在哪里。如果你想了解信件的具体内容，应该去问他。我看不出这跟特里维斯的死有什么关系。”

“我也说不清楚。埃德温·阿巴斯诺特死后，那个家族怎么样了？”

“他有个儿子，名字叫休，生于1880年，1916年死于索姆河会战。我祖父也死于那场战争。那场世界大战会一直萦绕在我们每个人的噩梦里。休留下两个儿子，长子埃德温，生于1903年，一直没结婚，1979年死于亚历山大。次子克劳德，生于1905年。他就是拉斐尔·阿巴斯诺特的外祖父。拉斐尔·阿巴斯诺特现在是神学院一名学生。这你肯定知道。他是阿巴斯诺特家族最后的传人。”

达格利什说：“可是他没有继承权？”

“没有。很不幸，他不是合法继承人。阿巴斯诺特小姐的遗嘱写得很清楚。我觉得那位女士从来就没想过有朝一日神学院会关闭，不过当时事务所的前辈跟她说，必须做好万全准备。就是这样。阿巴斯诺特小姐在遗嘱中说，一旦学校关闭，神学院和教堂的所有财产全部等分后，赠送给她父亲的后人，但这些后人第一必须是英国法律所规定的合法婚生子，第二必须是圣公会的教友。”

达格利什说：“这种说法有点儿不寻常，‘英国法律所规定的合法婚生子’。”

“也没什么不寻常。阿巴斯诺特小姐的做法对她那个阶层和年龄来说很典型。在涉及财产的时候，维多利亚时代的人都很敏感，时刻提防那些来自非合法婚姻的继承人突然出现，提出索赔，他们身份的合法性经常有待商榷。确实也出现过一些声名狼藉的案例。如果没有合法继承人，财产也是全部等分后，赠送给神学院关闭时在那里工作的常驻神父们。”

达格利什说：“也就是说，塞巴斯蒂安·莫雷尔神父、马丁·皮特里神父、帕瑞格林·格洛弗神父和约翰·贝特顿神父是受益人。这对拉斐尔来说有点儿冷酷无情吧？确定他是私生子吗？”

“你说的冷酷无情，我也认同。当然，塞巴斯蒂安神父也没有忽视这种安排的不公平。关于神学院关闭的问题第一次正式提出来是在两年前，他当时就给我说了。他对遗嘱的条款不太赞同，建议在关闭的时候由受益人达成一个协议，让拉斐尔也能受益。当然，经受益人一致同意，可以改变遗产的分配。可是现在问题很复杂。我告诉他，短时间内我无法对财产的处置问题轻易做出答复。比如教堂里那幅价值连城的画。阿巴斯诺特小姐把它送给教堂是为了把它挂在圣坛上。如果要继续维护教堂的神圣，那应该把它取下来，还是应该做出其他安排，把它留在教堂？新任命的受托人克兰普顿执事长一直急于把它挪走，要么放到更安全的地方，要么拿去卖掉，让整个教区受益。他希望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挪走。我告诉他，我不想过早采取这样的措施，以免后悔，可是他也许还是会自行其是。他的影响力很大，而且，当然了，采取这样的措施可以确保在神学院关闭的时候教会受益比个人受益多。”

“此外，还有房子的问题。我承认我看不出它们有什么用，而且，20年后那些房子在不在还不知道。海岸线迅速朝陆地推进。海水的侵蚀肯定会让它们严重贬值。就算没有那幅价值连城的画，房子里面的东西也比房子本身值钱，那些银器、书，特别是家具，都很值钱。”

达格利什说：“还有圣安塞姆的莎草纸。”

他再次发现对方不喜欢他提及莎草纸。

佩罗内说：“应该也会分给受益人。这个问题特别棘手。不过，如果神学院关闭，就没了院长，那莎草纸将会被算作遗产的一部分。”

“可是，不管它是不是真迹，应该都是价值千金的东西。”

保罗·佩罗内说：“对醉心金钱或权势的人来说，它的价值无可估量啊。”

达格利什心想，比如对阿尔莱德·特里维斯爵士那样的人。很难想象阿尔莱德爵士会为了窃取圣安塞姆的莎草纸故意把养子送到神学院去，即便他知道莎草纸的存在，应该也不会做出这种事。

他说：“拉斐尔的的确确是非婚生子吗？”

“是啊，探长，是啊。他母亲怀孕的时候就毫不隐讳自己既没有结婚也没有结婚的打算。她从来没告诉别人孩子的父亲是谁，不过她的确表示过对那个人的蔑视和怨恨。孩子生下来以后，她就装在篮子里丢进了神学院，里面还有一张便条，上面写着：‘你们基督教徒既然追求仁慈，那就把你们的仁慈施加在这个私生子身上吧。想要钱就去找我老爸。’那张便条就在阿巴斯诺特家族的档案文件里。作为一个母亲，她的做法真是闻所未闻。”

确实如此，达格利什心想。确实有的女人会抛弃自己的孩子，有时候甚至会谋杀亲骨肉，但是，作为一个不缺钱也不缺朋友的女人，她这样抛弃自己的孩子显然是故意为之，这种行为相当残忍。

“后来她很快就出国了，估计是在远东和印度一带游历，历时10年左右。我认为这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都有一个朋友陪伴在她身边，是一个女医生，后来自杀了。那个女医生死了没多久，克拉拉·阿巴斯诺特就返回英格兰了。克拉拉在诺里奇郊外的阿什科姆临终病人护理院去世，1988年4月30日，死于癌症。”

“她再也没去看过那个孩子？”

“没去，她对他根本没有任何兴趣。当然，她死的时候很年轻，否则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她父亲结婚的时候已经50多岁了，外孙出生的时候，他已经是耄耋老人了，这件事他管不了，也不想去管了。不过他倒是给那个孩子设立了一小笔基金。外祖父去世后，当时的院长成了那个孩子的法定监护人。事实上，神学院一直是拉斐尔的家。总的来说，神父们对那个孩子非常尽责。他们认为可以送他去上私立中学，让他能跟别的孩子为伴，我觉得他们这个决定非常英明。当然，后来他去上了寄宿中学。那笔基金刚好够他的学费。不过他大部分假期都在神学院度过。”

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响了。保罗·佩罗内说：“沙里跟我说预约的客人到了。你还有什么需要了解的吗，探长？”

“没有了，谢谢你。我也不确定这些信息有多重要，不过我喜欢把情况了解清楚。谢谢你的配合，叨扰了。”

佩罗内说：“我们扯得太远了，不知道跟那个死去的年轻人有什么关系。当然，如果你的调查有什么结果，请告诉我一声。作为财产受托人，这涉及我的利益。”

达格利什一口答应了。他走上阳光明媚的大街，朝壮美的圣玛丽·曼克罗夫特走去。他本来就是来度假的。他有权利花上一小时的时间放松放松。

他一边走一边思考刚才获得的信息。真是太巧了，克拉拉·阿巴斯诺特是在玛格丽特·门罗所在的那家护理院去世的。不过，这种巧合倒也算不上多蹊跷。阿巴斯诺特想落叶归根，于是回到自己的出生地，而圣安塞姆神学院在当地的报纸上发布招聘广告，门罗太太刚好正在找工作。不过，这两个女人不可能见过面。他要再确定一下几个日期，其实他记得很清楚：阿巴斯诺特小姐去世后一个月，玛格丽特·门罗才进那家医院。

可是，刚才了解到的另一件事也复杂得令人不安。不管罗纳德·特里维斯是怎么死的，他的死亡无疑加速了圣安塞姆学院的关闭进程，只要圣安塞姆一关闭，四位神父就成了腰缠万贯的大富翁。

他知道圣安塞姆不欢迎他一整天都待在学校里，不过他还是告诉马丁神父他会回去吃晚餐。他在市区转悠了两小时，发现一家无论食物还是装修风格都很不错的餐馆，就坐下来简简单单地吃了一顿午餐。返回学校之前，他还有件事情要处理。他在餐馆查了黄页，找到了《索尔贝每周公报》的出版社地址。他们的办公室设在一栋低矮的砖房里，像建在郊外路口附近的停车场。找那份报纸倒是没费什么工夫。凯伦·瑟蒂斯说得没错，门罗太太死亡前一周出版的《索尔贝每周公报》上确实有一张小母牛绑着黑色缎带给主人送葬的照片。

达格利什把车停在了出版社的前院，他回到车上，仔细研究那张报纸。《索尔贝每周公报》是典型的省级报纸，主要关注当地的日常生活，农村、小城镇的新鲜事，跟那些关心国家大事的国家级报刊相比，倒是令人耳目一新。刊登的报道从禁止开车鸣笛、义卖、飞镖比赛，到丧礼、当地团体集会，五花八门，无所不有。其中一张上面刊登了新娘和新郎的照片，他们头碰头，笑眯眯地看着相机；还有几张是房产广告：洋房、小别墅、平房的出租出售广告，还刊登了房子的照片；另外四张是个人消息和其他广告。只有两篇文章显示出它和外界的联系。一篇报道称，牲口棚发现7个非法移民，估计他们是乘坐一艘当地的船进来的。另一篇报道写道，警方抓住两个携带可卡因的嫌犯，怀疑是跟毒贩接头。

达格利什合上报纸陷入深思，看来这次他的直觉落空了。如果这份报纸的确让玛格丽特·门罗灵光一闪，想到了什么，那这个秘密也已经被她带到了九泉之下。

18

雷登地区的执事长马修·克兰普顿牧师从伊普斯威奇南郊克莱辛菲尔德的住宅抄近路朝圣安塞姆驶去，车子驶上A12高速，他想着他的教区、妻子和书房都安置好了，心里很放松。其实从年少的时候开始，他每次离开家心里都会想万一回不来了怎么办。这种念头虽然不曾让他万分焦虑，但却一直萦绕在他心里，跟那些未知的恐惧夹杂在一起，仿佛一条盘踞在他心底深眠的蛇。有时候，他觉得自己到白天就在期待着生命的终结。这跟他在工作中频频接触死者无关，跟他的信仰无关，他认为这是拜他母亲所赐，他母亲每天早晨都坚持要他穿上干净的内衣裤，因为不知道哪天他就会躺在停尸床上，任由护士、医生和殡仪员在众目睽睽之下脱光衣服全身上下检查，如果不穿着干净的内衣裤，必定会让人可怜他缺少母爱。小时候，他偶尔会想象着自己死去的情景：他躺在太平间的停尸床上，而他的母亲终于松了一口气，因为他死的时候至少穿着干净的内衣裤。

他有条不紊地收拾了自己的第一次婚姻，就像收拾书桌那样。有时候，偶尔默默地走到楼梯角落，或者往书房的窗子扫上一眼，抑或听到一阵似曾相识的笑声，都让他心情阴郁，然而，这些渐渐淹没在教区的工作、每周的礼拜仪式和他再婚后的生活里。他把第一次婚姻生活紧紧锁在心底的樊笼里，不过，在深埋心底之前，他以近乎正式的方式对那段生活宣判。

他曾经听自己教区一个聋哑孩子的母亲说，她的女儿怎样被地方当局“诊断”为需要特殊教育的儿童，他明白这意味着她孩子的需要已经被评估过了，也会有相应的措施。所以，他把自己的婚姻也诊断为病态和有障碍的，即使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诊断”，在他心里却有着同样的权威。那些不曾说出口的话从来没有付诸笔端，但是，在他心里，他可以以第三人称默念出来，仿佛在讲述旁人的事。对婚姻生活简短的最终处置在他心里总是以斜体字的格式写下来的：

克兰普顿执事长在成为市中心平民区教区牧师后，很快就和第一任妻子芭芭拉·汉普顿结了婚。妻子比他年轻将近20岁，漂亮、任性、性格烦躁、心理失常——关于这点，她的家人从来没有透露过。刚开始，婚后生活还算和美。他只说自己是个幸运的男人，前世积德才娶到这么好的女人。她多愁善感，却被当作温柔善良；她和陌生人很快就会混到一块，她的美貌和慷慨让她在教区很受欢迎。就这样过了几个月，他都没有意识到，也没有人和他说起她的问题。后来有一天，几个教堂理事和教区居民趁他妻子不在家时来找他，支支吾吾地将一些令人尴尬的事告诉了他。她暴跳如雷，又吵又闹，寻死觅活，他原以为她只会在他跟前撒泼，没想到整个教区都已经被她闹得鸡犬不宁。她拒绝治疗，辩解说有病的人是他。她开始不断地酗酒。

婚后第四年的一个下午，他要去看望教区的病人，她说自己很累，要上床去睡觉，他过去看了一眼，发现她真的上床了。他打开门看到她安静地躺在床上，以为她睡着了，害怕吵醒她，就自己悄悄打开门离开了。到了傍晚，等他回到家，发现她已经死了。她服用了过量的阿司匹林。死因判定为自杀。他为此深深自责，认为自己娶的老婆年纪太小了，根本不适合做牧师的妻子。第二次的婚姻让他感觉更舒服，他总算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是，他无法停止怀念自己的前妻。

这就是他时常在心里默述的故事，可是现在他很少会去想这些了。他一年半之后就再婚了。一个丧偶的牧师、凄凉的鳏夫，不可避免地被教区那些热衷于做媒的人盯上了。在他看来，他的第二任妻子仿佛是塞给他的，而他勉为其难地收下了。

今天他有正经事。尽管他告诉自己这是自己的职责，可还是忍不住窃喜：他要去告诉塞巴斯蒂安·莫雷尔，圣安塞姆的关闭势在必行。此外，他还要去找找看，有没有什么证据可以促使圣安塞姆尽快关闭。他告诉自己，圣安塞姆高昂的维护费用、偏远的位置、20名精挑细选的学生还有那些被溺爱的精英，无一不与圣公会的宗旨相违背，没错，他就是这么认为的。他自认为正直诚实，坦承自己厌恶那所神学院，连带着也不喜欢它的校长——那个人凭什么被称作“院长”？这种厌恶远远超出了对牧师职位和神学的争执，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他承认，自己的厌恶有一部分产生于对社会等级的愤恨。他认为自己获得神职和晋升都是靠奋斗拼搏换来的。其实，他根本不需要什么拼搏。上大学的时候，他获得了大笔的助学金，而他的母亲一直都很宠爱自己的独生子。可是，莫雷尔家族祖祖辈辈都是大主教，18世纪他的祖先还曾经是教会的采邑主教[8]。莫雷尔家族跟皇宫关系密切。执事长知道，自己的对手必然会千方百计利用家族和个人的影响力，获得英国政府、各大学府和教会的支持，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寸步不让。还有他那个可怕的马脸老婆，天知道他为什么会娶那么一个女人。很久以前执事长去过一次圣安塞姆，当时他还不是神学院的财产受托人。那次维罗妮卡太太刚好待在圣安塞姆，晚餐的时候坐在他的左手边。那顿晚餐两个人都吃得很不愉快。现在她已经死了。至少他不用再听那个驴叫似的语调，那种令人讨厌的调门专属上流社会，历经数百年，其中的傲慢一成不变。她和她的丈夫从来都不知道贫困和贫困带给人的耻辱，他们何曾在充满暴力和棘手问题的破败旧城教区生活过？何曾经历过那些令人棘手的问题？莫雷尔只在一座繁华的省级市当过两年教区牧师。这么聪明能干、声名卓著的人怎么会甘心到一所偏僻的小神学院当校长？这件事让执事长百思不得其解，估计很多人都想不明白这个问题。

不过，此事若用阿巴斯诺特小姐那份凄惨的遗嘱倒是解释得通。她的法律顾问怎么会让她留下那样的遗嘱？当然了，她不可能知道她捐送给圣安塞姆的那些画作和银器过了将近一个半世纪之后会价值连城。近年来，圣安塞姆都是靠教会支撑过日子。神学院解散后，财产自然应该给教会或者给教会的慈善团体。令人难以理解的是，阿巴斯诺特小姐竟然在遗嘱中要让那里四个常驻神父继承产业，让他们变成富豪。而这四个人当中，一个是年逾八十的老头儿，一个是坐过牢的虐童犯。他觉得自己责无旁贷，一定要在学院正式关闭之前，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转移走。塞巴斯蒂安·莫雷尔无法公开反对自己转移财产，除非他想落得一个自私贪婪的名声。他千方百计阻挠圣安塞姆关闭，很可能只是权宜之计，以此来遮掩他对分赃的兴趣。

战争的号角已经吹响，他信心百倍地奔赴沙场，准备去打一场决定性的战役。

19

塞巴斯蒂安神父知道，这个周末别想好过，他早晚都会跟执事长发生一次争执，不过他可没打算在教堂里解决这事儿。他已经做好了准备，甚至摩拳擦掌，一定要坚守自己的立场，但是他没打算在圣坛前跟对方发生冲突。是执事长说，他想先去瞧一瞧罗希尔·范德魏登的油画，塞巴斯蒂安神父觉得把钥匙交给他让他自己去很失礼，又没有理由不陪他去，只好安慰自己说，他应该不会在那儿待很久。教堂里除了残留着一丝焚香的气味，一切都很好，执事长还能有什么话说？塞巴斯蒂安神父决心努力保持心平气和，尽量不要深谈。他想，两个牧师在教堂里应该可以平心静气地说话吧。

他们沿着北边的回廊来到圣器室，一路上无话。塞巴斯蒂安神父把灯打开，照亮油画，两个人肩并肩默默地看着那幅画。

塞巴斯蒂安神父无法用言语描述那幅画面突然从黑暗中浮现出来的那一刻带给他的震撼，他也没打算去分辨这种情感。足足半分钟之后，执事长才开腔。他的声音在静谧的房间里嗡嗡作响。

“这幅画不应该放在这里。你从来都没考虑过把它移走吗？”

“移到哪里去，执事长？这幅画是阿巴斯诺特小姐捐赠给神学院，并指定放在教堂里的圣坛上的。”

“这里不够安全，不适合存放昂贵的东西。你觉得这幅画值多少钱？500万？800万？1000万？”

“我不知道。至于安全问题，这幅画挂在圣坛上已经100多年了都没事。那您说应该把它移到哪里？”

“移到更安全的地方，让大家都能欣赏得到。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卖给博物馆，让公众都能看到，这事儿我会跟大主教说的。教会和那些值得信任的慈善团体可以好好利用那笔钱。还有你那两只最昂贵的圣餐杯也应该这么处理。不应该仅仅为了满足20名学生的私欲，就把这么贵重的东西放在这里。”

塞巴斯蒂安神父很想引用一句圣典——“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可是话到嘴边又被他咽了下去。但他实在无法抑制自己的语气里的愤怒。

“圣坛挂画是这所神学院的财产。只要我还是这里的院长，它就不会被卖掉，也不会被移走。银器安全卫生，该用在哪里就用在哪里。”

“即使致使教堂不得不锁上门窗，而学生们又看不见吗？”

“不会看不见。他们只要来拿钥匙就能看。”

“有时候祷告是自发的，这个时候还得去拿钥匙。”

“所以我们修建了祈祷室。”

执事长转身往外走，塞巴斯蒂安神父走过去把灯关掉。执事长说：“不管怎么样，神学院关闭的时候，这幅画必须移走。我不知道主教管区对这个地方有什么打算——我是说教堂本身。这里即便是做教区教堂也太偏僻了。哪里能召集到教众！不管谁把房子买下来，都不太可能想要一座私人小礼拜堂，不过这倒不好说。看不出来谁有买这栋房子的意愿。地方偏，不方便，离得远，又没有紧挨着海滩。不管是做酒店还是疗养院都不怎么合适。而且，随着大海的侵蚀，海岸线移向陆地，20年后都不知道它还在不在。”

塞巴斯蒂安神父努力遏制着自己的怒火，等到冷静下来才开口说话：“执事长，您的口气就好像关闭圣安塞姆的决议已经出来了。我认为，作为院长，这种决议应该会咨询我的意见。可是现在还没有人找过我或者写信给我。”

“当然会咨询你的意见。那些乏味的程序一个都少不了的。到最后是一样的结果，你心里很清楚。圣公会要把神学教育合理集中，改革势在必行。圣安塞姆太小，太偏远，费用太昂贵，太偏重精英教育。”

“您说精英教育，执事长？”

“没错，就是精英教育。你们有多长时间没有接受国家教育体系神职候选人的入学申请了？”

“史蒂芬·莫尔比就是国家教育体系的学生。他是我们这里最聪明的神职候选人。”

“是第一名吧。而且，毋庸置疑，肯定是通过剑桥进来的，考的还是第一名。你们打算什么时候接受女性神职候选人的入学申请？或者女牧师的任职申请？”

“从来没有女性向我们提出过申请。”

“的确如此。因为她们知道你们不要她们。”

“我认为，近期发生的事足以反驳这个看法，执事长。我们没有偏见。教会或教会法院对此早有定论。只是这个地方比较狭小，无法安置女性神职候选人。就算比我们大的神学院也会觉得这个问题比较棘手。为难的是学生。我绝不会让我管理下的基督教机构的某些教友拒绝从别人手上领取圣餐。”

“而且，你们的问题不只是精英主义。教会必须适应21世纪的需求，否则就会灭亡。你们这里的年轻人日子过得太舒心了，他们享受着特殊待遇，远离需要引导的芸芸大众。对希腊和犹太人的研究固然不可少，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新学科的价值。他们受过社会学教育吗？受过种族关系教育吗？受过不同信仰之间的合作教育吗？”

塞巴斯蒂安神父努力压抑着自己，尽量用平静的声音说：“这里的教育水平在全国名列前茅。我们的成绩就足以说明问题了。说这里的人与世隔绝，受到的教育和在外面的世界做牧师无关，这是非常荒唐的。从圣安塞姆出去的教士在最落后、最贫困的地区和国家当牧师。您知道因为不肯离开信众而在伦敦东区死于伤寒的多诺万神父吧，知道在非洲殉道的布鲁斯神父吧？这样的牧师不止他们两人。本世纪最杰出的两位大主教都出身于圣安塞姆学院。”

“他们成了大主教是因为他们年龄到了。你刚才说的都是老皇历。我关心的是现在的需求，特别是年轻人的需求。我们不能靠陈腐的大会、过时的礼拜仪式和装腔作势、单调乏味的教堂来吸引信众，特别有的教堂还带有中产阶级的种族主义色彩。圣安塞姆已经被时代淘汰了。”

塞巴斯蒂安神父说：“您想怎么样？圣公会教义的美德何在？是没有神秘感，被剥夺学识、宽容和尊严的教会？是面对万能的主那无可言喻的神秘和爱，没有谦卑之心的教会？是那些唱着平庸的赞美诗，用被贬低的礼拜仪式，把圣餐当作教区狂欢的祷告仪式？我在圣安塞姆的祷告仪式上绝不会这么做。对不起，我承认我们对教士的看法存在合理的分歧。我不想把问题私人化。”

执事长说：“哦，坦诚说吧，莫雷尔，我觉得你确实把问题私人化了。”

“你一直都很坦诚。而且，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合适吗？”

“圣安塞姆肯定会关闭。它过去做得不错，这毋庸置疑，可是它已经被时代淘汰了。它的教育水平也不错，可是跟奇切斯特、索尔兹伯里和林肯比怎么样？它们最后还不是全都关闭了。”

“圣安塞姆不会关闭。我有生之年绝不会看着它关闭。我不是一点儿影响力都没有。”

“哦，这我们知道。这就是让我不甘心的原因——影响力！认识对的人，在对的圈子里混，给对的人递个话。对英国的这种看法就跟这所神学院一样，已经过时了。维罗妮卡太太的世界已经过去了。”

塞巴斯蒂安神父苦苦压抑的怒火终于找到了发泄口，他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等他终于说得出话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声音都变了：“你太过分了！竟敢对我死去的妻子不敬！”

他们像两个拳击手，剑拔弩张，怒目相向。还是执事长最先开腔：“对不起，是我刚才太过分了，话说得不厚道。不该在错误的地方说不该说的话。我们走吧。”

他仿佛要伸出手，但最后还是放弃了。他们静静地沿着北墙来到圣器室的门口。塞巴斯蒂安神父突然站住脚，说：“有动静。好像有人。”

他们站住脚步，听了一会儿，执事长说：“我没听到动静。显然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来的时候教堂的门是锁着的，报警装置也没响。没有人。”

“当然没有人。怎么可能有人？我就是感觉像有人似的。”

塞巴斯蒂安神父把报警装置打开，锁上身后通往圣器室的大门。两个人一起走上北边的走廊。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尽管对方道了歉，但是塞巴斯蒂安神父知道，他们两个人谁也忘不了刚才发生的龃龉。一想到自己刚才情绪失控，他就忍不住恨自己。刚才他和执事长都有错，但他是主人，所以错得更不应该。执事长只是清楚地说出了别人心里的想法而已。他的情绪越来越低落，一种莫名的感觉向他袭来，这种感觉仿佛比担忧更强烈——那就是恐惧。

20

圣安塞姆星期六的下午茶是一个非正式茶会，由皮尔比姆太太安排，就在主楼后面的学生起居室，谁想来参加都可以。但是来参加下午茶的人通常都很少，要是附近有不错的球赛，来的人就更少了。

下午三点，爱玛、拉斐尔·阿巴斯诺特、亨利·布洛克斯汉姆和史蒂芬·莫尔比就缩在皮尔比姆太太的起居室里消磨时光。有一道陡峭的楼梯从这条走廊通往地下室。厨房里有阿迦牌四炉烤箱、亮闪闪的不锈钢工作台和各种现代化厨具，一般不让学生进来。隔壁的小起居室里放着煤气炉和方木桌，皮尔比姆太太经常在这里做司康饼、烤蛋糕、泡茶。这间小起居室温馨舒适，跟一尘不染的厨房相比，甚至有点儿简陋。以前装着铁罩的壁炉没有拆掉，尽管亮闪闪的金砖换成了人造石，木柴换成了燃气，但是却给起居室营造出一种舒适的氛围。

起居室是皮尔比姆太太的领地。壁炉架上摆放着她的宝贝，很多都是以前的学生度假带回来的：一把花哨的茶壶、一套杯子和水壶、几只她喜欢的陶瓷狗，甚至还有一个穿着花裙子的布娃娃，布娃娃两条小细腿吊在壁炉架边上。

皮尔比姆太太有三个儿子，都住得很远。爱玛觉得她很喜欢年轻人每周的茶会，就像学业繁重的学生们期待茶会一样。爱玛和大家在皮尔比姆太太母亲般的温情里找到了慰藉。她不知道塞巴斯蒂安神父是否会同意她加入这些非正式例会。毫无疑问，他肯定是知道的；在神学院，没有什么事能逃过塞巴斯蒂安神父的眼睛。

今天下午只来了三个学生。彼得·巴克赫斯特腺热还没好，在自己房间里休息。

爱玛蜷缩在壁炉右边一张藤椅的软垫里，拉斐尔的大长腿从对面的椅子伸过来。亨利把一张周末版的《泰晤士报》铺在桌子那头，桌子这头，史蒂芬正在跟皮尔比姆太太学烹饪。他在一尘不染、带露台的大房子里长大，他的母亲是北方人，认为儿子不应该做家务；因为她的母亲就是这么告诉她的，母亲的母亲也是这样认为的。可是，就算上了牛津大学，史蒂芬也致力于成为年轻有为的遗传学家，坚决主张人人平等。今天下午，在皮尔比姆太太的鼓励下，他挽起袖子学做油酥点心，不时有同学取笑他几句。他现在正把一团猪油和黄油揉进面团里。

皮尔比姆太太告诉他：“不是那样，史蒂芬先生，用你的手指轻轻地搓，举起双手，让油慢慢流到碗里。这样才能混合足够的空气进去。”

“可是我觉得自己像个傻瓜。”

亨利说：“你看上去就是个傻瓜！要是你的艾莉森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估计会怀疑你有没有能力管教孩子们，你们不是计划生两个吗？”

“她才不会呢。”史蒂芬脸上露出甜蜜的笑容。

“颜色看上去还是怪怪的。你干吗不到超市去买，非要自己学做？冰柜里的油酥点心很不错。”

“什么都比不上自己烘烤的油酥点心，亨利先生。不要打击他的信心。嗯，现在差不多了，开始加冷水。不，不要用水壶倒。要一勺一勺地加。”

史蒂芬说：“我在牛津住宿舍的时候，想出来一个非常不错的砂锅鸡食谱。你只要从超市买几块鸡肉回来，然后加一勺蘑菇汤就成了。你也可以加西红柿汤，其实加什么汤都成。怎么弄味道都不错。做好了吗，皮太太？”

皮尔比姆太太看了看碗里，光滑的生面团终于做成了：“我们下周就做砂锅菜。嗯，看上去还不错。现在，我们用保鲜膜把它包好，放进冰箱里，让它歇一歇。”

“面团还要歇？它又不累，累的是我！它的颜色不会再变了吗？怎么瞧着脏兮兮的。”

拉斐尔抬起头，说：“大侦探到哪儿去了？”

亨利眼睛盯着报纸，嘴里说：“显然晚饭前不会回来了。我看到他吃过早饭就开车出去了。老实说，看到他离开我松了一口气。他在这里总是让人感觉不舒服。”

史蒂芬问：“他能发现什么呢？他又不能重新审讯。能吗？尸体火化后还能重新审讯吗？”

亨利抬起头来，说：“我觉得不是没可能，只是很麻烦。去问达格利什，他才是行家。”说着，又低下头去看报纸。

史蒂芬手上沾满了面粉，于是走到水池跟前洗手。他说：“我对罗纳德有点儿负疚感。我们没怎么照顾他，不是吗？”

“照顾？我们有义务照顾人吗？圣安塞姆又不是预备学校。”拉斐尔装腔作势地模仿学究说话，“‘这位是小特里维斯，阿巴斯诺特，他分在你的宿舍。多照顾他。多指点他。’或许罗纳德认为他又回到中学了，我最讨厌他什么东西都要贴上标签的臭毛病。所有的衣服都贴上名字，所有的东西都贴上标签。他以为我们要偷他的东西吗？”

亨利说：“突如其来的死亡通常都会产生一些可预料的情感：震惊、悲痛、愤怒和内疚。现在我们震惊过了，既没有感到多悲痛，也没有理由愤怒，那么就只剩下负疚感了。接下来我们的忏悔将会千篇一律。估计比丁神父的耳朵都会听出茧来。”

爱玛迷惑不解地问：“圣安塞姆的神父不能听你们忏悔吗？”

亨利哈哈大笑起来：“天哪，当然不能。我们可能是很狭隘排外，但还没排外到那个地步。发拉姆灵厄姆的牧师每个学期来两次。”他看完报纸，小心翼翼地把它合上。

“说到罗纳德，我有没有告诉你们，他死前的星期五晚上我看到过他？”

拉斐尔说：“没有。你在哪儿看到他的？”

“他正从猪圈那边走开。”

“他在那儿干什么？”

“我哪里知道？估计是给猪崽挠背。事实上，我觉得他好像很沮丧，甚至像是哭过。我不知道他看到我没有。他踉踉跄跄地从我身边走过去，到水塘去了。”

“你跟警察说过吗？”

“没有。我跟谁都没说。警察问话一点儿技巧都不讲究，只问我觉得罗纳德会不会是自杀。我只看到他前天傍晚从猪圈走开，就算他情绪低落，我也不肯定他会把头埋到沙子里去吧。我不太肯定自己看到的情景。当时天色已经晚了，他又急匆匆地从我身边跑过去。我猜埃里克多半什么都没说，不然问话的时候肯定会提到的。不管怎么说，后来格雷戈里先生还看到他了，说他上希腊语课的时候一切正常。”

史蒂芬说：“有点儿蹊跷，嗯？”

“现在想起来是有点儿蹊跷，当时并不觉得。我现在老想着这件事。罗纳德确实有时候会在那里闲荡，对吧？有时候我感觉他比活着的时候更真实，活着的时候没注意过他，现在反倒觉得他好像在我们中间生活似的。”

大家都沉默了。爱玛没说话。她看着一旁的亨利，心想，她终于摸索到一点儿他的个性。她记起亨利到神学院任教不久之后，拉斐尔对她说过的话。

“亨利让我有点儿琢磨不透，你觉得呢？”

她说：“你们都让我琢磨不透。”

“非常好。我们不想那么容易被人看透。再说了，你也让我们琢磨不透。可是亨利——他来这里干什么？”

“跟你差不多吧。”

“如果我每年能净赚100万，而且只要圣诞节表现良好，就有希望再赚100万的红利，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为了一年170万而放弃那么优渥的条件，这里连一栋体面的牧师住宅都没有，都卖给了喜欢维多利亚风格的雅皮士家庭。我们只剩下丑陋的半独立式住宅的停车场来停放二手嘉年华。还记得圣卢克那条令人讨厌的走廊吗？那个年轻的富豪因为他的巨额财富而难过。我在他身上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幸运的是，我很穷，而且是个私生子。你觉得这是不是上帝的安排？他知道我们没有抵抗诱惑的能力，所以从来不让我们面对这些诱惑。”

爱玛说：“20世纪的历史几乎无法支持这个论点。”

“也许我应该把这个论点讲给塞巴斯蒂安神父，说不定我可以用它来布道。不过再斟酌一下的话，或许就不会了。”

拉斐尔的声音将爱玛的思绪拉了回来。他说：“罗纳德在你的课上像个累赘，你觉得呢？他为了能提出聪明的见解，每次都认真准备，奋笔疾书。或许他是把一些好用的段落抄下来，留着以后布道时引用。要想把平庸的布道提高一个档次，达到令人难忘的目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引用一些诗句，如果教众不知道你的诗句是引用的，效果就更好了。”

爱玛说：“我有时候确实不理解他为什么会来上我的课。研讨课不是选修课吗？”

拉斐尔喑哑的嗓音哈哈大笑起来，他半嘲讽半逗乐的笑声在爱玛听来十分刺耳：“是的，亲爱的，一点儿没错。只是在这里‘选修’的意思跟其他地方不一样。或许应该说，你选择这么做是因为只能这么做，这么做更受人待见。”

“噢，天哪，我还以为你们都是因为喜欢诗歌才来上我的课呢。”

史蒂芬说：“我们确实喜欢诗歌。问题是，我们只有20个人。这意味着我们时刻处于监视之下。牧师们也无能为力。这是人数问题。所以教会认为每个神学院应该在60人左右——教会的看法有道理。执事长说我们人太少了也不是没道理的。”

拉斐尔生气地说：“哦，执事长。我们非要说他不可吗？”

“好吧，不说他。他那个人挺矛盾的，是不是？圣公会明明有四个不同的教会，可他到底是站在哪边的？他不是拍手叫好的人。他是信福音主义者，可是他却肯接受女牧师。他总是说，我们必须跟上新时代的脚步，为新世纪服务，可他又不是自由神学的代表者，而且坚决反对离婚和堕胎。”

亨利说：“他是维多利亚返祖者。每当看到他在这里，我就感觉自己仿佛穿越到了特罗洛普的小说里，只不过角色都变了而已。塞巴斯蒂安神父就是格兰特里执事长，克兰普顿是斯洛普。”

史蒂芬说：“不，他不是斯洛普。斯洛普是个伪君子。执事长至少还是比较诚实的。”

拉斐尔说：“哦，他是诚实。希特勒也诚实。成吉思汗也诚实。每个独裁者都很诚实。”

史蒂芬和声细语地说：“他在自己的教区里不是独裁者。事实上，我觉得他是一个挺不错的教区牧师。别忘了，去年复活节我被借调过去一个星期。他们都很喜欢他，还喜欢听他讲道。就像教会的一个委员说的那样：‘他知道自己相信什么，能够把自己的信仰直接告诉我们。这个教区的人没有不感激他的。’我们只看到他坏的一面，他在自己的教区跟在这里的表现完全不一样。”

拉斐尔说：“他曾经对一个牧师同事穷追不舍，将他送进监狱。这就是基督教徒的仁慈吗？他憎恨塞巴斯蒂安神父，这就是他的友爱吗？他憎恨我们这个学校和学校的一切。他千方百计要关闭圣安塞姆。”

亨利说：“而塞巴斯蒂安神父想努力保住圣安塞姆。各为其主罢了。”

“我说不好。罗纳德的死对我们没好处。”

“教会不能因为死了一个学生就把一所神学院给关了。算了，反正他星期天吃过早餐后就走了。显然他必须回教区去。我们只须陪着他吃两顿饭就结了。你最好表现好点儿，拉斐尔。”

“塞巴斯蒂安神父已经敲打过我了。我会使用超强的控制力管好自己的。”

“要是你没管好自己，会在他早餐离开之前跟他道歉吗？”

“噢，我才不。我认为我早晨应该不需要找执事长大人道歉。”

十分钟后，学生们到学生的起居室喝下午茶去了。皮尔比姆太太说：“你看上去很累，小姐。要是不介意就留下来和我喝茶吧。咱们安安静静地坐会儿，又暖和又舒服。”

“好的，皮太太，谢谢你。”

皮尔比姆太太拉了一把矮桌过来，放了一大杯茶和涂了黄油、果酱的司康饼。爱玛安安静静地坐着，听着皮尔比姆太太坐在藤椅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闻着热乎的黄油司康饼散发出的香味儿，看着壁炉里蓝色的火苗，心中不由得感叹，这样的时光多么美好啊！

她多希望大家刚才没有聊罗纳德·特里维斯的事儿。她不知道他的离奇死亡会让这所学院罩上怎样的阴霾。不只是他，还有门罗太太。她是自然死亡，死得很平静，甚至得偿所愿，可是这让一个鸡犬相闻的小地方气氛越发凝重。亨利说得对，人总是会有负疚感。她希望自己以前多关照罗纳德，对他更和颜悦色一些。他迈着沉重的步子，失魂落魄地从埃里克的小别墅走开的情景仿佛萦绕在她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还有执事长。拉斐尔对他的厌恶越来越明显。不只是厌恶，他的声音里甚至充满了怨恨。她从来没想到有一天圣安塞姆的人会充满怨恨。她意识到自己对神学院之行的期待值有多高了。祈祷书上熟悉的句子浮现在她的脑海里：这里给了我世界无法给予我的安宁。然而，一个男孩拼命张大嘴巴呼吸却绝望地淹没在无情的沙子里，这副情景破坏了那种安宁。圣安塞姆就是世界的一部分。或许这里的学生们是神职候选人，老师是牧师，可他们说到底也是人。或许神学院在大海和荒无人烟的海岬之间孑然而立，可它围墙里的生活却受到严格约束，紧张而幽闭。在这种温室般的氛围里，什么情绪不会产生？

至于拉斐尔，他从小失去了母亲的庇护，生活在这个远离世俗的世界里，只在预备学校和公立中小学上过学，而在那些学校里生活同样受到严格约束。他真的有使命感吗？还是在以自己知道的唯一方式偿债？她发现自己开始对牧师腹诽，这可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他们肯定也犹豫过，认为拉斐尔应该在别的学校接受教育。她以前觉得塞巴斯蒂安神父和马丁神父睿智过人、温和善良，至少在她看来如此，可是他们却宁可忍受道德的折磨，也不愿竭力寻求真相。不过，她总是会用同样的借口安慰自己：毕竟牧师也是人，而不是圣贤。

起风了。风声淹没在远处海浪拍岸的隆隆声里，很难分辨出来。

她们默默地喝完了茶，皮尔比姆太太说：“他们都是好孩子，你知道的，全都是的。”

“是啊。”爱玛说，“我知道他们是好孩子。”可是听上去仿佛反而是她在安慰对方似的。

21

塞巴斯蒂安神父没有去喝下午茶。他从来不吃蛋糕，而且觉得吃了司康饼和三明治就会吃不下晚饭。如果有客人，他四点会准时露个面，一般不会待太久，喝两杯加了柠檬汁的伯爵茶就走，仅仅对来访者表示欢迎。这个星期六，他让马丁神父代他接待客人，可是到了下午四点十分，他觉得还是露个面比较有礼貌。他刚准备下楼，就在楼梯上碰到了执事长。执事长向他冲过来。

“莫雷尔，我需要跟你谈一谈！到你办公室去！”

又怎么了？塞巴斯蒂安神父十分厌倦，他跟在执事长身后上了楼。克兰普顿一步两阶，急匆匆地爬上楼梯，到了办公室门口，仿佛就要闯进去。塞巴斯蒂安神父静静地走进办公室，请他进去，坐在壁炉前的椅子上。执事长没理他，两个人面对面站着，彼此之间的距离近得塞巴斯蒂安神父都闻到对方呼气的酸味了。克兰普顿满眼怒火瞪着他，脸庞在他眼里渐渐放大，清晰得让他感觉不舒服：只见执事长左边鼻孔里露出两根黑色的鼻毛，因愤怒憋得两颊通红，嘴角的司康饼碎屑都没擦掉。塞巴斯蒂安神父站在那里，看着执事长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

克兰普顿执事长终于冷静了一些，可是他的声音依旧充满了威胁的意味：“那个警察来这干什么？谁让他来的？”

“你说的是达格利什探长吗？我记得我跟您说过……”

“不是达格利什，是亚伍德，罗杰·亚伍德。”

塞巴斯蒂安神父平静地说：“亚伍德先生跟您一样，也是我们的客人。他是萨福克警察局的督察，请了一周的假。”

“是你让他来的？”

“他是这里的常客，而且人缘不错。这次他请了病假，写信问我们能不能来这里住一个星期。我们都很喜欢他，于是就答应了。”

“亚伍德是负责调查我前妻死亡的警察。你不会告诉我你不知道吧？”

“我怎么可能知道，执事长？我们怎么可能知道？他又没说过。他是来这里疗养的。看来您看到他在这里不高兴，对此我感到抱歉。显然，他的出现会让您想起一些很不愉快的往事。可这次只是个巧合而已。每天都会发生巧合。亚伍德督察五年前从伦敦警察厅调到萨福克。肯定是在您妻子去世之后不久。”

塞巴斯蒂安神父不用“自杀”这个词，可他知道就算不说出口，两个人也心知肚明。发生在执事长前妻身上的悲剧在牧师圈子里人尽皆知，想不知道都不可能。

执事长说：“他必须离开。我不想在晚餐时再看到他。”

塞巴斯蒂安神父心里很可怜克兰普顿，尽管这种怜悯还没到让自己不舒服的份上，但也是发自内心的。怜悯之心和个人情感将他夹在中间，令他不胜烦扰。他说：“我不准备把他赶走。我刚才说了，他是这里的客人。不管他让您想起什么往事，对两个成年人来说，坐在同一张餐桌上吃顿饭总不至于要拳脚相向吧。”

“拳脚相向？”

“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恰当。执事长，您为什么这么生气？亚伍德不过是在尽自己的职责。你们之间又不是私怨。”

“从出现在我家里那一刻起，他就把这件事变成了私怨。那个人话里话外都在指控我谋杀。他每天都要到我家去，甚至在我最悲伤、最难过的时候也不肯放过，对我纠缠不休，询问我婚姻生活的每个细节，还有跟他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私人问题！案子审完后，我向伦敦警察厅投诉。我本来还想去警务投诉处投诉他，可是又觉得他们不会当回事。后来我就想尽力把这件事忘掉。可是伦敦警察厅当真调查了此事，然后承认亚伍德或许是积极过头了。”

“积极过头？”塞巴斯蒂安神父想用熟悉的老一套敷衍过去，“料想他觉得自己不过是尽自己的本分。”

“本分？这跟本分完全不沾边。他觉得他可以借此名利双收。对他来说，这可是难得的机会，不是吗？当地牧师被指控谋杀发妻。你知道这种传言会在教区造成什么影响吗？他不断折磨我，他以折磨我为乐。”

塞巴斯蒂安神父很难把这番指责跟他所认识的亚伍德联系在一起。他再次觉察到各种相互冲突的情感交织在一起，令他烦扰不堪：他对执事长心生怜悯，对是否要跟亚伍德谈一谈迟疑不决；他担心一个肉体和精神上依然脆弱的人产生不必要的焦虑，忧心如何才能在不再进一步激怒克兰普顿的情况下度过这个周末。最后，所有的忧虑都糅合在一起，让他想起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那就是晚餐时的座位安排。他不能让两个警察坐在一块儿，他们很可能会不管不顾地讨论专业问题，他决不允许这样的情景出现在他的餐桌上。（塞巴斯蒂安神父从来都是把圣安塞姆的餐厅说成是他自己的餐厅，把圣安塞姆的餐桌说成他自己的餐桌）显然，拉斐尔和约翰神父都不能坐在执事长旁边或对面。克莱夫·斯坦纳徳大多数时间都是个闷葫芦，既不能把他安排去陪克兰普顿，也不能安排他陪达格利什。他多希望亡妻还在。如果维罗妮卡还在，根本就用不着他这么费心。他突然觉得心里一阵刺痛，觉得她不应该这么无情地把他一个人抛下。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敲门声。这个时候有人来，他求之不得，于是高声说：“进来！”拉斐尔推门进来了。执事长看了拉斐尔一眼，对塞巴斯蒂安神父说：“你肯定会安排好的，是吧，莫雷尔？”然后就走了出去。

塞巴斯蒂安神父尽管很高兴有人来，但并没有接待来客的情绪，只简洁明了地问了一句：“怎么了，拉斐尔？”

“是关于亚伍德督察的，神父。他说他不跟我们大家一起吃饭了。他想问一问，能不能在自己的房间里随便吃点儿。”

“他生病了？”

“我觉得他看上去不太好，不过他倒没说自己哪里不舒服。下午茶的时候他见到了执事长，我猜他想尽量避开跟执事长碰上。他后来没吃东西，我就把他送回他自己的房间，看他有没有不舒服。”

“他跟你说了他为什么沮丧吗？”

“跟我说了，神父。”

“他没有权利把自己的秘密透露给你或者给这里的任何人。这种做法既不厚道也不聪明，而你本来应该阻止他的。”

“他说得不多，神父，不过他说的事情倒是很有意思。”

“不管他说了什么，都不要去宣扬。你去找皮尔比姆太太，让她给亚伍德准备晚餐。做点儿汤、沙拉之类的。”

“我觉得这正合他的心意，神父。他说他不想被人打扰。”

塞巴斯蒂安神父不知道自己要不要去找亚伍德聊一聊，最后还是决定算了。或许他只想一个人静一静，这样一来倒更好了。执事长明天早上吃过早餐就走了，他星期天上午十点半要赶回自己的教区，主持教区交流会。他暗示过，某个重要人物可能会参加集会。不管怎么说，那两个人总算不用再见面了。

院长疲惫地下了楼，来到学生起居室，喝了两杯伯爵茶。

22

餐厅坐北朝南，占地面积和装饰风格就像图书馆的复制版：一样的屋顶，一样又高又窄的窗子。只是没有用花花绿绿的彩色玻璃装饰，而是用浅绿色的窗玻璃，雕饰着葡萄和葡萄叶的花纹。隔开窗子的墙壁上装饰着三幅前拉斐尔风格的油画，全都是创建者的捐赠品。第一幅画出自但丁·加百利·罗塞蒂之手，画的是一个红头发的女孩坐在窗前看书，神情仿佛十分虔诚；第二幅画是爱德华·伯恩—琼斯的大作，画的是三个身穿金棕色丝绸的黑发姑娘正在橘子树下跳舞，这幅画描述的显然是俗界；第三幅也是最大的一幅是威廉·霍尔曼·亨特的作品，上面有一位牧师正在礼拜堂外的金合欢树下给一群古英国人施洗。虽然爱玛对这些画作并无垂涎之意，但也知道这是圣安塞姆遗产当中价值相当高的一部分。这间屋子原本就被设计成家庭用的餐厅，但爱玛觉得，这样的餐厅与其说是为了实用和舒适，不如说是为了炫富。就算是传统的维多利亚大家族，置身于这样高大雄伟的屋子里，也不免会感到孤独。显然，为了将其改成学院餐厅，圣安塞姆也做了少量的改动。椭圆雕花橡木桌依旧放在屋子的中央，只是中间加了六英尺的粗木，延长桌子的长度。包括华丽的雕花扶手椅在内，所有的椅子显然都是原装的。厨房通常用来当作传递窗的地方，摆放着一只蒙着白色桌布的餐具柜，煮好的食物就从餐具柜传出来。

皮尔比姆太太在桌子旁边等着，两名轮值的神职候选人给她打下手。皮尔比姆夫妇也一起吃，只不过是在皮尔比姆太太的起居室里用餐。爱玛第一次来的时候，看到这种奇怪的安排运转如此顺畅，很是好奇了一阵子：皮尔比姆太太仿佛本能地知道餐厅里每道菜什么时候用完，总是能及时出现。没有摇铃，大家默默地吃完第一道菜和主菜，一名学生就会站起身来，走到门左边去诵读一段文章。这项工作也是轮值。

诵读的内容学生可以自由选择，不一定出自《圣经》或其他宗教题材书籍。爱玛听亨利·布洛克斯汉姆读过《荒原》，听史蒂芬·莫尔比声情并茂地读过P.G.伍德豪斯的短篇故事《马利纳先生》，听彼得·巴克赫斯特读过《小人物日记》的片段。这种仪式让爱玛不仅可以享受聆听阅读的乐趣，品鉴各人不同的口味，还可以安心享用皮尔比姆太太出色的厨艺，不需要礼貌地把头扭来扭去，不时和旁边的人聊上几句。

塞巴斯蒂安神父在任期间，圣安塞姆的每顿晚餐都仿佛私人豪宅里举行的晚宴，大家都要谨遵礼节。诵读完毕，两道菜过后，之前的沉默仿佛让大家谈兴更浓，从诵读者回到位子上吃饭开始聊起，一直到大家移步到学生起居室喝咖啡，或者从南边的门走到庭院里去，聊到晚祷开始。晚祷过后，学生们要回自己的房间，保持安静。

每个学生要轮值并轮流诵读，不过客人和员工的座位是由塞巴斯蒂安神父亲自安排的。他把克兰普顿执事长安排在他的左手边，接下去是爱玛和马丁神父；他的右手边是达格利什探长，接下去是帕瑞格林神父和克莱夫·斯坦纳徳。乔治·格雷戈里很少在学校吃饭，不过今晚他也在，他坐在斯坦纳徳和史蒂芬·莫尔比中间。爱玛本来以为会见到亚伍德督察，可是亚伍德督察没来，也没人提这事。不出意料，约翰神父没来。住校的四个学生有三个走到自己的位子上，跟大家一起站在椅子后面，等着谢恩祷告。就在这时，拉斐尔推开门走了进来，教士服的扣子扣得严严实实。他低声说了句“抱歉”，就打开随身带来的书本，站在诵读桌后面。塞巴斯蒂安神父用拉丁语做了谢恩祷告，大家纷纷拖出椅子，坐在桌子跟前，准备吃第一道菜。

爱玛在执事长身边的椅子上坐下来，他意识到了自己和他之间的距离过近，而且觉得对方也察觉到了。她凭直觉知道他这个人习惯用强大而被压抑的性欲对女人做出反应。他跟塞巴斯蒂安神父个头儿差不多，但是比塞巴斯蒂安神父壮硕，宽阔的肩膀、短而粗的头颈、健美的体形。他的头发几乎是纯黑的，黑色的胡须开始呈现出几缕灰色，眉毛下的双眼漂亮而深邃，给他冷峻而忧郁的男子汉气概增加了一丝不和谐的温柔。他们刚走进餐厅的时候，塞巴斯蒂安神父给他们做了相互介绍，他紧紧握了握她的手，却没有一丝热情。当他的视线跟爱玛的视线交织时，爱玛发现他的神色仿佛十分惊异，好像她是个神秘莫测的谜，他应该在晚餐前把这个谜解开。

第一道菜已经端出来了，是橄榄油烤茄子和辣椒。他们开始吃饭，桌上传来一阵刀叉轻轻碰触的声音，拉斐尔仿佛就在等着这个信号，他开始诵读。他说：“接下来我要读的段落选自安东尼·特罗洛普的《巴切斯特塔》。”

爱玛喜欢看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对这本书很熟悉。可是她不知道拉斐尔为什么要选这本书。学生们偶尔也会选择诵读小说，不过一般是完整的篇章。拉斐尔读得引人入胜，爱玛发现自己不知不觉深陷在故事的情景里，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着东西。圣安塞姆这个地方很适合阅读特罗洛普的作品。拱形的大屋顶下仿佛就是巴切斯特的王宫，爱玛可以想象大主教卧室里的情景，她仿佛看到格兰特里执事长望着濒死的父亲，心中五味杂陈。他知道，如果父亲在政府倒台之前还没有死去，他就无望继承父亲的大主教之位，而政府只有一小时就要倒台了。这个章节极其震撼人心，野心勃勃的儿子渴望父亲早点儿死去，此刻他跪在地上祈祷主宽恕他心底的欲望。

傍晚就起风了，现在风越来越猛，狂风咆哮，仿佛炮火狂轰滥炸。每每到了风声最紧的时刻，拉斐尔就会停下来，仿佛一位老师在等不讲规矩的学生安静下来。风声稍缓的时候，他的声音听上去特别清晰，颇有些自命不凡。

爱玛察觉到身边那个阴郁的人突然一动不动了。她扫了一眼，发现执事长的双手紧紧握着刀叉。彼得·巴克赫斯特默默地给大家倒上葡萄酒，可是执事长紧紧捏着自己的酒杯，仿佛紧张到了极点，爱玛感觉那只酒杯就快被他捏碎了。他的手仿佛狰狞起来，手指背面黑色的汗毛根根竖起。她发现坐在对面的达格利什探长抬起头来，扫了执事长一眼，仿佛在探究什么。爱玛觉得，身边这个人的情绪波动如此剧烈，餐桌上的人应该都感觉到了，可是好像只有达格利什探长意识到了似的。格雷戈里默默地坐在一旁，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他很少抬头，直到拉斐尔重新开始诵读的时候，他才偶尔玩味地扫一眼拉斐尔。

拉斐尔继续读下去，皮尔比姆太太带着彼得·巴克赫斯特默默地把盘子端走，然后把主食端上桌：马铃薯、胡萝卜和豌豆焖肉。执事长努力想让自己振作起来，可他几乎什么都吃不下去。两道菜结束后，要上水果、乳酪和饼干了，拉斐尔合上书，走到烤盘跟前去拿自己的盘子，然后坐在餐桌最末尾的座位上。这时，爱玛看了看塞巴斯蒂安神父，他面无表情地瞪着餐桌末端的拉斐尔，而拉斐尔仿佛拒绝抬起头和塞巴斯蒂安神父对视。

仿佛没有人急着打破沉默，最后还是执事长强行打起精神，很不自然地和爱玛聊起来，问她和学院是什么关系。她从什么时候开始来这里任教？教的什么科目？学生接受能力强吗？她个人认为宗教诗教学跟神学教育的教学大纲有关联吗？她知道对方想让她不必拘束，放松下来聊一聊，可是这简直像在接受调查，让她感觉浑身不舒服，更不用说满室寂静，他们这一问一答的声音听上去异常清晰。她心不在焉地望着院长右边的亚当·达格利什，发现他和别人聊得很投机。他们肯定不是在说罗纳德的事儿，至少不会在餐桌上说。她感觉达格利什的目光不时落在她身上。碰到他的视线，她就迅速移开目光，却又暗恨自己欲盖弥彰，于是专心应付起执事长的好奇心来。

饭终于吃完了，人们一起到起居室喝咖啡，可是换个地方也没能激起大家的谈兴。人们东拉西扯地聊着，没多久，晚祷的时间到了，人群散了。爱玛是第一个走掉的。尽管外面狂风呼啸，可她觉得在屋子里透不过气来，等不及想呼吸新鲜的空气了，上床之前她还打算去散散步。她打算今晚不去参加晚祷了。这么久以来，这是她第一次迫不及待地想逃离那栋房子。可是她推开通往南边走廊的门的时候，被狂风灌了个满怀，站都站不稳了。海岬突然变得充满了敌意，这样的夜晚，不可能独自去散步了。不知道亚当·达格利什在做什么。或许他出于礼貌去参加晚祷了。对她而言，那是不得已的应酬——生活充满了应酬，她想早点儿上床休息。她沿着南边的走廊，就着廊灯晦暗不明的光芒，回到荒僻的安布罗斯。

23

晚上九点二十九分，拉斐尔走进圣器室，发现只有塞巴斯蒂安神父一个人。他脱下教士服，准备换上做祷告的袍子。拉斐尔刚要推开通往教堂的门，塞巴斯蒂安神父在身后叫住了他：“你是故意选择诵读特罗洛普小说的那个章节来刺激执事长的吧？”

“我很喜欢那一章，神父。那个野心勃勃的人跪在父亲跟前，希望身为大主教的父亲及早死掉，那章写的是他面对自己内心渴望时的纠结。这是特罗洛普写得最好的片段了。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很欣赏这个片段。”

“我不是在跟你鉴赏特罗洛普文学。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是故意选择这个片段刺激执事长的吧？”

拉斐尔平静地说：“是，神父。”

“看来是因为你晚餐前听了亚伍德说的那一番话。”

“他情绪低落。执事长非要跑去罗杰的房间去找他。罗杰不小心说了一些话，他后来告诉我，那都是私底下说说而已，让我不要放在心上。”

“你不放在心上的方式就是故意诵读一篇文章，不但刺伤我们的客人，还出卖亚伍德督察私底下告诉你的秘密。”

“神父，除非罗杰告诉我的是真的，否则那篇文章也刺激不了执事长。”

“我懂了，你是在扮演哈姆雷特。执事长在我们这里是客人，我让你约束自己，可你却故意胡闹，违抗我的指令。我们两个人必须好好谈一谈了。我需要认真考虑要不要推荐你担任神职。你需要认真考虑自己是否适合当牧师。”

塞巴斯蒂安神父从来都没有承认过自己有这个疑虑，连想都没想过，更不曾说出来过，这是他第一次亲口承认。他强迫自己看着拉斐尔的眼睛，等着拉斐尔回答。

拉斐尔平静地说：“可是，事到如今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神父？不管是你还是我，都别无选择。”

塞巴斯蒂安神父呆在那里，让他吃惊的不是拉斐尔说的话，而是他说话的语气。拉斐尔的声音和眼睛里没有蔑视，没有对权威的挑战，甚至没有惯常的讥讽，只有令人不安和痛苦的东西：是悲哀的屈从，同时也是无声的求救。塞巴斯蒂安神父没说话，默默地穿好袍子，等着拉斐尔推开圣器室的门，跟在他身后走进烛光摇曳的教堂。

24

达格利什是出席晚祷的唯一教众。他在靠右边过道的中间位置坐下来，看着身穿白色教士服的亨利·布洛克斯汉姆点燃圣坛上的两根蜡烛和沿着唱诗班座位的那排装在玻璃罩里面的蜡烛。达格利什还没来的时候，亨利就把南大门的门闩拉开了。达格利什安静地坐在那里，等着大门打开时铰链那刺耳的嘎吱声。可是，不管是爱玛还是其他教职工，还是各位访客，都没有来参加晚祷。教堂烛光昏暗，他独自默默地坐在那里，听着外面呼啸的风声，一时间竟然不知置身何处。最后，亨利打开圣坛上的灯，范德魏登画作上的颜色在灯光下浮现出来，仿佛搅动着宁谧的空气。亨利在圣坛前微微屈膝，而后回到圣器室。两分钟后，四名常驻神父走了进来，紧接着是学生们和执事长。他们身穿白色的袍子，默默地鱼贯而入，从容不迫地站到自己的位置上，塞巴斯蒂安神父开始祈祷，他的声音打破了沉默。

“感谢万能的主赐予我们一个安静的夜晚和完美的终结。阿门。”

他们唱起了单声圣歌[9]，歌声流畅而熟稔，完美无瑕。达格利什随着祈祷仪式或站或跪，亦步亦趋，他没有偷窥别人隐私的意思。他把罗纳德·特里维斯的事情暂时放到一旁。在这里，他不是一名警察，不带任何私心杂念，只顺从自己的心。

念完短祷文，执事长从自己的位子走过去讲训诫词，之后是感恩祷告。他站在圣坛围栏前祷告，没有走上讲道坛上或读经台。达格利什意识到，要是他走上去，就只能对着空荡荡的教众席布道，教众席上只有一个人，而且还是他最没兴趣训诫的对象。训诫时间很短，他只讲了六分钟，可是内容令人震撼。执事长平静地徐徐道来，仿佛知道这些令人生厌的语句越是平心静气地说，越有威力。他站在那里，沉闷而阴郁，满脸胡须，像《旧约全书》里的先知，身穿白色法袍的听众默然垂首坐在下方，仿佛一尊尊石雕。

训诫的主题是关于现代世界的基督门徒该如何行事。圣安塞姆100多年来所象征的一切，塞巴斯蒂安神父所珍视的一切，无一不成了他诟病的对象。他的训诫所传递的信息非常明确：除非圣公会返璞归真，追本溯源，否则，在这个崇尚暴力、动荡不安、越来越缺乏信仰的世纪里，它将无以为继。现代门徒不应当沉溺于古老而美丽的语言，那些语言只会让信仰变得晦涩难懂，而不是清晰明了。抵制诱惑，不要高估智慧和智力成就的价值会让神学沦为为怀疑主义辩护的哲学。同样，不要过分强调仪式、礼服、仪式细节，不要沉溺于音乐的优美，这些通常都会把教堂的礼拜变成公共活动。教会不是为安逸的中产阶级提供服务的社会组织，供他们满足对美、秩序、怀旧和灵魂幻觉的渴求。只有返璞归真，回到福音书的本旨上，教会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要求。

训诫结束后，执事长转身走回自己的位子，学生们和牧师们跪在那里，塞巴斯蒂安神父做了最后的祷祝。等大家鱼贯退出教堂，亨利熄灭蜡烛，关掉圣坛上的灯，然后走出南门，礼貌地和达格利什道了声“晚安”，反身锁上了身后的门。除了“晚安”两个字，两人都没有再说话。

达格利什听到门闩发出嘎吱声，感觉自己仿佛被锁在了某种从来不曾完全理解或接受的东西外面，现在那东西被彻底关在他身后了。站在走廊上，狂风灌了他满怀，他顶着狂风艰难地从教堂门口走了几码回到杰罗姆，上床睡觉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