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许是亚历克斯·布里连特传达了尼采的论断，即上帝已正式死亡，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更纵情地手淫了。你创造你自己的生活，不是吗？——这就是存在主义的本质。而我们那位年轻风趣的英文老师绝对是反宗教的。至少，他引用像是与《耶路撒冷》对立的布莱克的诗句：“天上的老家伙/放屁，打嗝，咳嗽。”上帝放屁！上帝打嗝！那就证明他不存在！（同样，我从来没想过拿这些人类特性作为上帝存在——事实上，是上帝同情性——的论据。）他也向我们转引了艾略特关于人生的惨淡总结：出生，交配，死亡。当这位英语老师自身的生命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像亚历克斯·布里连特那样，他和妻子用酒吞下药片，结伴自杀了。
我去了牛津。有人要我去拜访学校的牧师，他向我说明，我作为一位学者，是有权在小教堂阅读经文的。由于刚从虚伪的强制性礼拜仪式中解放出来，我断然回答道：“十分抱歉，我是个快乐的无神论者。”之后什么也没发生——没有雷鸣声，没有失去学者礼袍，也没有龇牙咧嘴的异议；我喝完雪利酒就离开了。过了一两天，船队队长来敲我家的门，问我想不想到河上一试身手。刚刚挫败了牧师，兴许我这次胆量更足了，我回答：“恐怕我是个美学家。”现在想想我的回答都后怕（当初去划船多好啊）；但是又一次，平安无事。没有彪形大汉闯入我的房间，把并不属于我的青花瓷瓶摔个粉碎，也没人把我学究气十足的脑袋戳进马桶。
我能够阐明立场，只是太害羞不愿去争辩。我要是表达能力够强或者足够粗鄙，我本可以向牧师和船长解释无神论者和美学家是很相配的：就像基督教徒和体格健壮之于他们两人。（尽管体育运动也可以提供一个有用的类比：加缪不是说过吗，对无聊人生的恰当回应是创造游戏规则，正如我们的足球比赛那样？）我还可以继续在我的幻想中引用戈蒂埃的诗来反驳他们：“诸神已死/但是诗歌/比青铜更坚固/挺过了一切。”我可以解释宗教狂热何以早就让位给了审美狂热，而且，也许以对圣女特蕾莎嗤之以鼻而告终，嘲笑她显然没有在那尊著名的狂喜雕塑中窥见上帝，而是完全陶醉于某种更加有形的东西。
当我说自己是个快乐的无神论者时，这里的形容词仅用于修饰其后面的名词。我很高兴自己没有信仰上帝；我很高兴到目前为止已经学业有成；这就是全部的意义。我试图隐瞒自己的忧虑，却被其深深折磨。如果我智商达标（我怀疑自己不过是个考试机器），那么我的人际关系、情商和性事都还未成熟。同样，如果我为没有信仰“不存在的老爹爹”[5]而高兴，那么我对其后果也毫无忧虑。没有上帝，没有天堂，没有来世；故而死亡，不论多么遥远，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我上大学时，花了一年时间在法国布里特尼的一所天主教学校教书。和我住在一起的牧师像普通人一样个性鲜明，这使我大为惊异。一个养蜜蜂，另一个是德鲁伊教士；一个喜欢赌马，另一个是反犹分子；年轻的这个牧师跟学生谈论手淫，年长的那个沉迷于电视中播放的电影，尽管看完之后他喜欢高傲地来上一句“低俗乏味”。有些牧师聪明世故，另一些则愚蠢幼稚；有些看起来很虔诚，另一些持怀疑态度，几近亵渎。有一次在食堂饭桌上，当喜欢搞破坏的马莱神父开始嘲弄德鲁伊教士加尔福德，跟他聊谁的家乡更适合圣灵在五旬节降临，我记得自己吓坏了。也是在这里，我平生第一次看到尸体：卢梭神父——一位年轻的教导牧师——的尸体。他的尸体被放置在学校正门旁边的接待室里；校方希望孩子们和老师们去瞻仰他。我只是透过双门玻璃打量，告诉自己这样更得体；其实多半只是恐惧罢了。
牧师们对我挺和气的，带一点戏弄和难以理解的神情。“啊，”他们在走廊上拦住我，碰碰我的手臂并露出羞涩的微笑，“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6]”他们中有个叫休伯特·格斯白里安的神父，一个好心得有点笨的家伙，他那显赫的布列塔尼贵族头衔兴许是抽奖抽到的吧，在他身上那么不合适。他五十出头，肥胖，迟钝，又秃又聋。他人生的主要乐趣就是在吃饭时对学校干事——胆小怕事的娄玛先生——搞些恶作剧：暗中把餐具塞进他的口袋里，往他的脸上喷一口烟，挠他的脖子，把芥末瓶出其不意地放在他的鼻子下面。学校干事面对这些无聊的日常挑衅，表现出了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忍耐。起初，休伯特神父常常戳我的肋骨，或者，每次从我身旁经过时扯一下我的头发，直到我开心地叫他坏蛋他才罢手。战争中，他的左屁股受了伤（“休伯特，快跑！”“不行啊，我们被包围了。”），于是出行买票能有优惠，人家还给订了一份《退伍军人》杂志。其他牧师无可奈何地纵容他。“穷鬼休伯特”是吃饭的时候最常听到的对他的称呼，无论是在旁边小声嘀咕还是当面对他喊。
格斯白里安刚刚庆祝了当牧师二十五周年，他的信仰很坦诚。当听到我和马莱神父的对话，发现我还没有接受洗礼时，他很震惊。这位“穷鬼休伯特”立即担心起我来，他向我详述严重的神学后果：不接受洗礼就无法升入天堂。也许，由于我是个弃儿，他有时会向我坦白牧师生活中遇到的种种挫败和限制。有一天，他小心翼翼地问我：“你不会认为如果最终没有天堂我就不会选择过这样的生活，是不是？”
当时，一方面，我被他的这种实际的想法所打动；另一方面，一个生命竟浪费在了这样的妄想上，这使我大为诧异。不过，格斯白里安神父的想法倒是有很深的渊源，我兴许会把它看作著名的帕斯卡尔之赌的一大翻版。帕斯卡尔之赌说起来十分简单。假定你相信上帝，而上帝最终是存在的，那你赢了；假定你相信上帝，而上帝最终并不存在，那你输了；但是，若你选择不信上帝，而死后却发现上帝确实存在，那你就输得更惨了。也许，这与其说是个论证，不如说是法国外交使团惯用的自利的外交姿态；尽管赌上帝存在同时还要依赖于另一种赌博，赌上帝的本性。要是上帝与人们想象的不一样怎么办？譬如，倘若他讨厌赌徒，尤其是那些抱着稳赚不赔的心态号称信仰他的赌徒，那可咋办呢？谁来定输赢？反正不是我们：或许，上帝也许宁可选择诚实的怀疑者而非拍马屁的投机分子。
帕斯卡尔之赌的回响绵延数个世纪，一向不乏下注者。这里有一个极端的实干家的例子。2006年6月，在基辅动物园，有个人借助绳索下到饲养狮子和老虎的岛上。他一边下降，一边向张嘴呆看他的人群大喊。一位目击者说他喊的是“狮子不会伤害相信上帝的人”；另一人说，他喊了句更具挑战性的话：“如果上帝存在，他会救我的。”这位形而上的挑战者[7]降落到地上，脱掉鞋子，向动物们走去；被激怒的母狮将他扑在地，咬断了他的颈动脉。这是不是证明：A.此人疯了；B.上帝不存在；C.上帝确然存在，但他绝不会被这种卑鄙伎俩所惑而公开现身；D.上帝确然存在，并且表明他是个讽刺家；E.以上皆非？
还有个赌博听起来倒不像在赌：“来吧，信仰吧！也没什么危害。”淡茶版，一个患形而上头痛病的人的烦人的絮叨，出自维特根斯坦的笔记。如果你是神，你可能会对这种不冷不热的说法无动于衷。然而有时候，有可能，当说到“也没什么危害”——除了不是真的——有人或许会觉得那是不可削减、难以接受的危害。
以例为证：维特根斯坦在写下这份笔记的二十多年前，曾在下奥地利州[8]的几个偏僻村庄里教书。当地人发现他是个刻板严肃的怪人，但对学生尽心尽责；尽管他对宗教持怀疑态度，但仍乐于以主祷文开始和结束每一天。在特拉滕巴哈教学期间，维特根斯坦带着小学生们到维也纳游学。最近的火车站是克罗格尼茨，离特拉滕巴哈十二英里远，于是，旅途以充满教益的徒步穿越森林作为开端，途中要求学生识别他们在课堂上学到的各种植物和石头。在维也纳，他们花了两天时间用同样的方法学习建筑和技术。之后他们坐火车返回克罗格尼茨。到达那里时已是夜幕低垂。他们开始了十二英里的徒步返程。维特根斯坦发现许多孩子畏葸不前，便走了过去，逐个问他们道：“害怕了？好，这样，心里只能想着上帝。”没错，他们确实身处漆黑的丛林。继续吧，请相信！绝没任何危害。大体上说，确实没有任何危害。一个并不存在的上帝，即使不能使你免受真实存在的野兽，比如狼、熊（还有母狮）的袭击，至少可以保护你摆脱小精灵、妖精和森林恶魔的骚扰。
一位研究维特根斯坦的学者提出，尽管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不是“一个信仰宗教的人”，但是他身上“在某种意义上存在宗教的可能性”；不过他的宗教观关涉的是罪恶感和对上帝最后审判的渴求而非对造物者的信仰。他认为“生活可以教人信仰上帝”——这是他最后的笔记中的一句话。他还想象自己被问到能否免于一死，他的回答是这可不好说：这倒不是出于你我可能给出的理由，而是因为“当我在说‘我没有停止存在’的时候，我可不清楚我到底在说什么”。除了基要派以自我牺牲期待十分具体的恩典之外，我想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是很清楚。不过，它的本意而非它的言外之意，确定在我们掌握之中。
如果我称二十岁的自己为无神论者，而称五六十岁的自己为不可知论者，这并不是因为我在这期间已经获得更多知识：仅是更多地意识到自己的无知。我们要有怎样足够的知识才能确认自己有知识呢？作为21世纪新达尔文唯物主义者，我们坚信生命的意义和机理自从1859年起就被充分揭示了，我们认为自己绝对比那些轻信的屈膝朝拜者聪明。就在不远的过去，他们相信神圣使命、有序世界、复活和末日审判。然而，虽然我们更有知识，我们未必更加进化，而且，显然不比他们高明。究竟是什么让我们确信我们的知识如此有决定性意义呢？
我母亲可能会说，而且的确说过，这是“我的年龄”在作祟——现在离尽头更近了，仿佛形而上的谨慎和惶恐正在削弱我的决心。不过她也许错了。早在十三四岁的时候，我就有了死亡意识。法国批评家夏尔·杜博斯，即伊迪丝·华顿的好友兼其作品译者，对眼下这种情况造出了一个很有用的词：le réveil mortel[9]。应该怎样翻译呢？“死亡闹铃”听起来有点像酒店叫醒服务。“死亡知识”“死亡觉醒”——太德国了。“意识到死亡”——但这表达的是一种状态而不是一记重击。在某种程度上，对杜博斯那个词的（第一个）糟糕译文却是好译文：确实像在一个陌生的酒店房间里，闹钟时间还是前一位房客设定的，在某个恼人的时刻，你突然从睡梦中惊醒，被重重地抛入黑暗、恐慌之中，残酷地意识到这是一个租住的世界。
我的朋友R最近问我，我多久一次想到死，在什么情况下想到的。每天醒来后至少一次，我回答，而且，到了夜间，死的念头也会间歇地袭来。当外部世界展现出明显的平行性时，“终有一死”就会常常闯入我的脑海：当夜幕降临，当白昼缩短，或者漫长一天的远足接近尾声时。也许更独特的是，我的这种叫醒电话经常在电视里体育比赛开始的时候尖叫，不知为什么，尤其在五国（现在是六国）橄榄球对抗赛时会这样。我将这些都告诉了R，并抱歉道，对这个话题啰唆这么多，是不是有点太自我了。他回答道：“你对死的想法看起来蛮健康。你可不像G那样病态。反过来讲，我的死亡观很病态。我一向是个行动派。霰弹枪搁嘴里。自从泰晤士谷警方从《荒岛唱片》中听说了我，把我那支十二口径的枪拿走之后，情况大为改善了。现在只有气枪。这枪没用。没子弹。所以我们会一起度过晚年。”
过去的人更乐意谈论死亡：不是死亡和来世，而是死亡和灭绝。20世纪20年代，西贝柳斯喜欢去赫尔辛基的坎贝餐馆，加入所谓的“柠檬桌子”：在中国人心目中，柠檬象征死亡。他和他的同桌——画家、实业家、医生和律师——不仅被允许，而且被要求谈论死亡。数十年前，在巴黎马尼的晚宴上，一个松散的作家团体——福楼拜、屠格涅夫、埃德蒙·德·龚古尔、都德和左拉——友好而不失条理地谈论这一话题。他们全是无神论者或者坚定的不可知论者；畏惧死亡但不逃避死亡。“像我们这样的人，”福楼拜写道，“应该有一种绝望的宗教。一个人和他的命运必须是平等的，也就是说，像命运一样漠然。‘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你口中念念有词，俯视着脚下幽幽的墓穴，以此保持镇静。”
我从未想要尝一尝把霰弹枪放进嘴巴的滋味。较之这个，我对死亡的恐惧是低强度、理性而现实的。此外，搞个新柠檬桌子或马尼晚宴来谈论这一话题，会遇到一个问题，即有些与会者可能会争论起来。为什么死亡就不能像车子、收入、女人、鸡巴大小一样，成为男人们吹牛的谈资呢？“半夜惊出一身汗，尖叫——哈！——这是上小学时候的事了。你等待着，直到你……”于是，我们内心的痛苦就会显得平庸而且乏力。我对死亡的恐惧比你的更厉害而且更频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