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民国时期的文人们，不可能越过徐志摩。“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诗句，已成为我们对新诗的印象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徐志摩“是跳着溅着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朱自清语），在历史的洪流中驾驭着热情的创作之舟，在自由的空中扇动着诗、文的翅膀，怀揣着爱、自由和美的梦想而云游。
志摩是一位生前死后都引争议的诗人，他的诗亦如此。《秋虫》、《西窗》均发表于1928年。在这种革命情绪高涨的时期，二诗多为世诟病。茅盾以为，志摩的诗圆熟的外形，配着淡到几乎没有的内容，而且这淡极了的内容，也不外乎感伤的情绪，——轻烟似的微哀，神秘的、象征的依恋感喟追求：这些都是发展到最后一阶段的、现代布尔乔亚诗人的特色。然而仅凭一两首诗，我们不能就这样给诗人贴上“唯美”、“消极”、“感伤”乃至“反动”的标签。事实上他在同时期的日记中却对时事有相当尖锐的评说。我们且先来念他的一首诗：
我不知道风
是在那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在梦的清波里依洄。
我不知道风
是在那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她的温存我的迷醉。
这是我们熟悉并时时吟颂的诗句，它直白、上口，形式感强且诗意充盈。细看志摩此诗，“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诗人的惶惑之感，迷茫四顾之态，已是力透纸背。这种低回的诉说，配以梦中清波、温存迷醉，将无法突围的无可奈何凝成了化不开的雾。如将诗与当时中国的大环境联系，此诗的意味则犹为绵长。有人曾批评徐志摩的诗不是诗，只是歌词。在中国诗歌的童年时代，诗和歌本为一体。《诗经》、《古诗十九首》里相当一部分古诗开初都只是单纯的有感而发，是富于韵律和节奏的歌唱。
徐志摩是一个复杂的诗人，他的诗歌创作也随着年龄和际遇而有所改变。“最早写诗那半年，生命受了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猛虎集序》）剑桥岁月的诗风自然而然地受到英伦之风的熏陶，清新流畅，柔和轻盈，充满着想象力。新诗以质朴无华的自由诗风为典型特征，然而也因其决裂于旧诗而有了散漫化的危险，他在1926年时又主张“把创格的新诗当作一件认真事情做”，他的试验与探索，是以“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严谨”为指导的。徐志摩写过很多抒情诗，他的抒情诗也为他带来了最大的名声，尤其是那些爱情诗，在他与陆小曼的爱情的映照下，更显炽烈耀目。然而茅盾也曾说，“我以为志摩的许多披着恋爱外衣的诗，不能够把来当作单纯的情诗看的；透过那恋爱的外衣，有他的那个对于人生的单纯信仰。”这些诗使得徐志摩作为诗人更为纯粹了。
除了有感于宁静美好的异域生活，受爱情冲动的驱使，写下大量抒情诗之外，他还写了一些着眼于底层民众生活的诗歌，融入了一些劳动号子等元素。也许是因为时代的影响，他也写过一些风格颓废、晦暗的诗。这些诗并非徐志摩所擅长的，所以没有收入本书。
徐志摩的散文大致有这样几种主题：记游、记人、论事、抒情。《欧游漫录》、《巴黎的鳞爪》等文章记录了他旅行欧洲的见闻感受，《天目山中笔记》等文章则记录了他在国内游历的观感，这些作品都是他在自由自在的漫游生活中的一些记录。《伤双栝老人》、《我的祖母之死》反映了他深沉的友情和亲情，《我的彼得》则反映出他性格当中复杂的一面。尽管他出于礼貌对张幼仪有公允的评价，“就是你妈，彼得，她也何尝有一天接近过快乐与幸福，但她在她同样不幸的境遇中证明她的智断，她的忍耐，尤其是她的勇敢与胆量”，但他并没有怎么管过自己的这第二个儿子，直到孩子死后他才说“心里有一个尖锐的刺痛，我才初次明白曾经有一点血肉从我自己的生命里分出，这才觉着父性的爱像泉眼似的在性灵里汩汩的流出”，才开始想起自己父亲的身份，来抒发这一通伤感。就语言风格而言，徐志摩的散文多数都显得华丽夸饰。激情奔放的文字在敞开的心灵间自由穿行，美妙密集的意象翻飞于想象与现实的交接处，这些特点使得志摩散文的读者能享受轻松自由的美感。徐志摩笔下真实的景与事，往往被拉开一定距离，被巧妙地转化为贮蕴情感的有无限张力的想象符号，这大概是诗人的应有之义。
徐志摩的思想是富于理想主义的、浪漫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关于他的理想主义，好友胡适在悼念他的文章中这样写道：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徐志摩的浪漫主义和诗人本色，可从1931年11月19日他坠机身亡后，蔡元培所作挽联的精彩表述中窥见一斑：
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
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室生卧也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者，不必视为畏途。
徐志摩又不仅是追求艺术之美的诗人、散文家，他对世道人心也有着敏锐深刻的判断，有一些具有前瞻性的见解，这些在他的杂文中有所体现。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界普遍“左转”的情况下，他曾引用萧伯纳的话说“一个三十岁以下的人不相信社会主义是良知有问题”。他受罗素和韦尔斯的人道主义思想影响，在1921年即发表两篇关于苏俄的文章，认为苏联模式终会崩溃。在一书评中，他写道：“苏俄之招待外国名人，往往事前预备，暴长掩短，类如此也。”在1925年的《欧游漫录》中，他更以亲身体验写道：“入境愈深，当地人民的苦况益发的明显。”虽然此前他也曾热烈地赞扬过苏联的革命：“那红色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代表人类史里最伟大的一个时期：不仅标示俄国民族流血的成绩，却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
本书选录范围对各种文体都有所涉及，力求让读者不仅能欣赏到徐志摩的艺术成就，了解他的个人生活，更能发掘他的思想内涵。通过这些文字，我们希望读者们可以从徐志摩的诗人、散文家、中西文化交流中介、丈夫、前夫、父亲等多重角色中，了解到一个真实而复杂多面的徐志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