姿态在行为主义研究中的意义
华生式的行为主义者动辄把他的条件反射原理搬用到语言领域。由于一种条件反射作用，马已经和“马”这个词联在一起，而这反过来又释放了一系列反应。当使用这个词时，所释放的反应可能是骑马，买马，卖马或驯马。我们有做所有这些事的准备。不过，这一陈述没有认识到，被行为主义者等同于“马”这个词的这些不同过程必须纳入该动作本身，或围绕马而发生的一组动作中。它们有助于在我们的经验中构成该对象，而且这个词的作用在对动作的组织中有其地位；但它并非整个过程。我们发现同样的组织活动似乎还扩展到比人低等的动物的行动中：有助于构成我们的对象的那些过程大概也出现在动物那里，只是它们没有使用语言。语言使我们能够控制对动作的组织，这无疑是语言的重要价值，或它的重要价值之一。这一点后面还将详细考虑，不过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该词所指的某种东西不使用语言也能存在于个体的经验中。语言从经验中区别出这一内容并加以组织。它是实现这一目的的一种工具。
语言是社会行为的一个部分。[1]有无数的记号或符号可以起到我们所称的“语言”的作用。我们在解释其他人的行动的意义，而他们或许并没意识到这意义。有某些东西向我们泄露了他的目的——仅仅一个眼色或身体的姿势便导致这样的反应。以这种方式在个体之间建立起来的交流可能是很完善的。也许可以进行姿态的会话，但这是无法转译成发音清晰的言语的。低等动物也是如此。带着敌意相互逼近的两条狗便在运用这样一种姿态语言。它们相互绕着对方转，嗥叫，咆哮，伺机扑上前去。这里有一个可能产生语言的过程，即，一个个体的某种态度引起另一个个体的反应，后者又引起一种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反应，并且可以不停地进行下去。事实上我们将会看到，语言确实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产生的。不过，我们太易于像语言学家那样研究语言，即从所使用的符号的观点出发研究语言。[2]我们分析那个符号，弄清某人使用那个符号的意图，然后试图发现这符号是否在另一个人心中呈现出这意图。我们假定人们心中有着一套一套的观念，这些个体使用某些任意的符号来表达他们所抱的意图。但是如果我们准备在我所讲的意义上扩充语言概念，使得语言包括作为基础的态度，我们便可以看到，所谓的意图，我们正在谈论的观念，是包含在我们正在运用的姿态或态度中的。给进屋来的人端张椅子，本身便是一个有礼貌的动作。我们不必假定那个人对自己说此人需要一张椅子。对一个有礼貌的人来说，端张椅子这件事几乎是本能的。这正是那个人的态度。从观察者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姿态。社会动作的这样一些早期阶段先于严格意义上的符号，先于深思熟虑的交流。
现代心理学尤其是语言心理学史上的一部重要文献是达尔文的《人与动物的情绪表达》。在这本书里，达尔文把他的进化论贯彻到我们所称的“意识经验”领域。达尔文所做的是，表明存在一整套的动作或动作的开端，它们引起反应，这些反应实际上表达了各种情绪。如果一条狗进攻另一条狗，或是正要进攻之际，或是准备争夺另一条狗的骨头时，它的动作引起狂暴的反应，这种反应表达了后一条狗的愤怒。从那里我们看到一系列态度，表达了狗的情绪；我们可以把这一分析转用到人类情绪的表达上。
我们身上最生动并且最容易表达情绪的是面部，达尔文从这个观点出发研究面部。他很自然地以演员为例，因为演员要做的事便是通过面部表情的活动来表达情绪；他还研究肌肉的活动。在研究中他试图指出面部的这些变化在实际表演中的价值。我们谈论比如愤怒的表情，注意血液如何一下涌上面部，然后又如何退下去。达尔文对人在畏惧和惊恐时的血液流动情况进行了研究。当处于这些情绪之中时，可以发现血液流动本身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有其价值，它们显然体现了人在做各种动作时血液循环的变化。这些动作一般都是快动作，而且只有当血液迅速流动时才会发生。血液循环节律必定有所变化，而它一般会流露在面部表情中。
人们许多敌意的动作在面部表情上显示出来，就像用牙齿发动进攻的动物一样。态度，或用一个更概括的词，姿态，在动作的价值消失之后仍然保存着。达尔文著作的题目表明了他的主要观点。他论述这些富有表情的姿态、态度，同时认为，姿态具有表达情绪的功能。按照这个观点，在动作的价值消失之后，那个态度仍然保留着。这一姿态似乎是为了表达情绪而保留的。人们自然地假定，动物经验里有一种态度在某种意义上与人类的相应。这里也可以运用适者生存学说。这样说暗含的意思是：这些姿态或态度已失却了在原先动作中的意义，但它们本身保存了下来。明确地说，它们保存下来是因为它们发挥了某种有价值的作用，这里指的乃是表达情绪的作用。达尔文的这一观点反映在其他心理学家的著作中。他们像达尔文一样注意对动作的研究，注意某个个体通过其态度传递给另一个体的信息。他们假定这些动作有存在的理由，因为它们表达了个体内心的某种东西。这种观点和语言学家的观点相似。他们假定语言是为了传递某种观念、某种情感而存在的。
如果动动脑筋，便会发现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根本无法设想动物会去表达它们的情绪。它们显然不会为了其他动物而表达自己的情绪。最多只能说，“表情”确实释放了个体的一种特定情绪，可以说，它是一个安全阀，释放了动物在某种意义上需要摆脱的一种情绪。它们当然不可能作为表达情绪的方式存在于低等动物中；不能从表达个体内心某种东西的观点来看待它们。当然，我们明白，对于演员来说，表情肯定能成为一种语言。例如，一个演员可以表达他的愤怒，他可以通过面部表情来表达，把他打算表达的情绪传达给观众。不过，他并不是表达他自己的情绪，而只是向观众显示出愤怒的样子。如果演得成功，他可能比一个真正动怒的人更能打动观众。从演员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为表达情绪而作出的姿态，但是不能认为它们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表达情绪的语言。因此，我们必须从姿态型的行动出发研究语言，它存在于该行动中，但本身还不是一种确定的语言。我们还必须弄清楚交流的功能如何从那种居先的行动中产生出来。
达尔文心理学假定情绪是一种心理状态，一种意识状态，并且这种状态不能用个体的态度或行为来阐述。它假定情绪存在着并且某些活动可以给它提供证据。这个证据会被其他同类个体所接受和作用。就是说，它预先假定了与生物有机体相对的意识状态。这种意识状态有待于姿态或态度来表现。它有待于在行为中表现出来，并通过这一表达手段以某种现存于其他个体意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这便是达尔文所接受的一般心理学观点。
然而，与达尔文相反，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证据可以表明这样一种意识的优先存在：它造成某个有机体的行为，引起另一有机体的调整反应，而它本身并不依赖这种行为。相反，我们必须得出的结论是，意识是从这种行为中突现的；意识决非社会动作的前提，社会动作倒是意识的前提。描述社会动作的机制可以不引进意识的概念，意识乃该动作中的一个可分离的成分；因而，社会动作在其较为基本的阶段或形式中，是可以离开或撇开意识的某种形式的。
注释：
[1] 社会过程得以进行的基本途径是什么？是姿态，姿态使社会过程所涉及的不同个体有机体有可能对彼此的行为作出适当反应。在任何特定的社会动作中，顺应都是凭借姿态、凭借其中一个有机体针对另一个有机体的动作而采取的动作实现的。姿态是第一个有机体的运动，是唤起第二个有机体相应的社会反应的具体刺激。姿态的作用领域是这样一个领域，它使得人类智能的产生及发展通过经验的符号化过程而发生，姿态（尤其是有声的姿态）使这种符号化过程成为可能。归根结底，由于人类在这一姿态领域中的特化作用，才有今日人类社会及知识的发端与生长，才能凭借科学而对自然和人类环境所做的一切有所控制。
[2] ［“心理学与语言学的关系”，载《心理学通报》，第1期（1904年），第375页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