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于小说发表二十年后[1]
我想，所有的作家都跟我一样，作品一旦发表就决不会再去读。确实，没有什么比多年后回头再来读自己的句子更幻灭，更艰难的事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滗析之后沉淀在了书页深处；而，大多数时间里，书籍不会像葡萄酒那样，年头越老越醇厚美味；一旦被岁月摧落叶瓣，书章便走味，其花束便萎缩。
对摆放在《逆流》架子上的某些玻璃瓶，我有过这样的感觉，我得把它们的塞子都打开。
而，在翻阅这些书页时，我相当忧伤，试图回想起我写下它们时的那一刻可能有过的心灵状态。
那时人们处在自然主义的全盛阶段；但这一流派，本应对把真实人物定位于确切的环境中作出令人难忘的贡献，却落得一个反复唠叨、原地踏步的下场。
它不假设有什么例外，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于是，它局限于对共同生存的描绘之中，并借口逼真，竭尽全力地创造一些跟普通人的平均状态尽可能相像的生命。这一理想，在其文类中，早已在一本杰作中实现了，这就是比自然主义典范《小酒店》还更典范的居斯塔夫·福楼拜的《情感教育》；这部小说，对我们所有人，对“梅塘之夜”的作者来说，是一部真正的《圣经》；但它只带来了太少的成果。它已经尽善尽美，即便对福楼拜本人来说也不可再开始；于是，我们全体在那时只好退而求其次，在一些多少已被开发的道路上，在其周围，曲折迂回，从容溜达。
美德，必须承认，在此界是一个例外，因此，它甚至被排除在自然主义的层面之外。我们没有天主教关于颓败和诱惑的概念，也就不知道它是出自人们何等的努力，何等的痛苦；英雄主义的心灵，胜利摆脱了障碍，与我们擦肩而过。我们恐怕想不到去描绘这一斗争，它的高尚与它的卑下，它奸诈的进攻和佯攻，还有它灵巧的援助，不过，来自修道院深处遭魔鬼打击的人的这些援助，常常是鞭长莫及；在我们看来，美德似乎是没有了好奇心或丧失了感觉的人的特产，总之，从艺术角度来看，处理起来不怎么令人激动。
剩下的就是罪孽；但其地盘，若要开垦的话，则很有限。它局限于七宗罪的领地，而且在这七宗罪中，只有一种，即违背上帝第六诫的罪，几乎还可触及。[2]
其他的被可怕地收获得干干净净，几乎没留下什么果实可采摘。比如说，“贪婪”，早已被巴尔扎克还有赫罗[3]榨取了最后一滴汁液。“骄傲”、“愤怒”、“纵欲”曾在所有的罗曼蒂克出版物中拖延，而这些戏剧主题已被场景的滥用如此强烈地歪曲了，以至于真的需要有天才在一本书里将它们重新焕发青春。至于“饕餮”和“懒惰”，它们似乎可以更多地体现在次要人物的身上，更适合于一些哑角，而不是风俗小说中的雇主或者一流歌女。
实际情况是，在残暴待人和虚假谦卑的可怖分支中，“骄傲”是需要研究的最精彩的大罪，而“饕餮”则随身带来了“淫荡”和“懒惰”，它跟“偷窃”是人们应作惊人挖掘的对象，假如人们用“教会”，当然首先是“信仰”的灯和吹管来探测这些罪孽的话；但我们中还没有人准备好要做这一工作；于是我们不得不忙于反复咀嚼所有罪行中最容易去壳的一种，即在其所有形式下的“淫荡”之罪；而上帝知道我们是不是反复咀嚼了它；但是这样的一种旋转木马走得路程太短。无论人们虚构什么，小说总能用这样几行字来作简述：知道为什么某某先生会跟某某夫人犯下或不犯下通奸之罪；假如人们想与众不同，想露它一手，就像一个格调雅致的作者那样，人们就把肉体行为安排在一个女侯爵和一个伯爵之间；相反，假如人们想做一个大众作家，一个内行的散文家，人们就把它安置在一个栅栏后咏叹不已的求爱者和随便某一个姑娘之间；唯有情景的不同而已。在我看来，区别现在早就体现在了读者的美妙雅趣中，因为我看到，目前，他并不满足于平民的或市民的爱情，而是继续品味着女侯爵[4]的迟疑，前去楼房中一个小小的夹层面见她的诱惑者，而这一夹层的外表则要根据当时时尚的挂毯式样来改变。将落下？将不落下？这就叫做心理学研究。我很愿意这样。
然而我承认，当我打开一本书，并从中发现永恒的诱惑以及同样永恒的通奸时，我会匆匆地阖上它，根本就不想去了解那一曲牧歌将如何收场。内中没有确切文献资料的册籍，什么都不能教我的书本，我是再也不感兴趣了。
《逆流》出版之时，就是说在1884年，情况是这样的：自然主义在同一个圆圈中缓慢地费力转动着石磨。每个人曾积累的观察数量，无论是对自己的，还是对其他人的，都开始枯竭。左拉本是一个漂亮的戏剧布景师，靠描画一些多少算是很精确的布面画而勉强度日；他很好地假设了运动和生命的幻觉；他的主人公都缺乏灵魂，纯粹受种种冲动和本能的支配，这便简化了分析工作。他们活动着，完成一些基本的行为，让背景生长出一些相当自由的身影，并成为他戏剧中的主要人物。他由此赞扬菜市场、新产品商店、铁路、煤矿，而迷失在这些地点中的人类则只扮演着一般角色和哑角；但左拉毕竟是左拉，就是说，他是一个稍稍滞重的艺术家，但拥有强壮的肺和粗大的拳头。
我们其他人，不那么壮实，却关注一种更精细、更真实的艺术，我们不得不问自己，自然主义是不是会走进一条死胡同，我们是不是会很快就撞在一堵死墙上。
说实话，这些想法只是很久后才在我心中生成。我模模糊糊地寻求着从一个令人窒息的绝境中逃逸，但我没有任何的确定计划，而《逆流》让我从一种毫无出路的文学中解脱出来，让我透了口气，它是一部绝对无意识的作品，想象时既不带什么先入之见，也没有对未来的保留意见，什么都没有。
它首先以一种奇特的短篇小说的形式出现在我眼前，像一个简短的奇思怪想；从中，我多多少少看到了《顺流》的一种对应物，被搬移到另一个世界中；我想象了一个叫弗朗丁的先生，更有文采，更为精细，更加富有，他在写作手法中发现了一种摆脱厌恶的消遣，而那种厌恶，则是生活的烦恼和当时的美国风俗给他带来的；我勾勒出他，振翅一飞逃亡在了梦幻中，躲避在了怪诞童话的幻觉中，活生生，孤零零，远离他的世纪，处在对更亲切时代和更美好环境的回忆中。
而，随着我反复思考，主题越来越大，迫使我作一些耐心的探索：每个章节都变成了一种特殊风味的酱汁，一种不同艺术的升华；它浓缩成宝石、香精、花卉、宗教与世俗文学、非宗教音乐和素歌的一种“精华”[5]。
奇怪的是，我被我工作的性质本身带动着去研究在其多种面貌之下的教会，这一点连我自己一开始都没猜想到。确实，人们只要追溯到他们所认识的仅有的那些年代，直到中世纪，就不可能不证实，正是教会承担着一切，艺术只存在于它之中，而且由它所推动。由于没有信仰，我就那么瞧着它，稍稍带些怀疑，惊讶于它的规模和它的荣耀，我不禁问自己，一种在我看来只为儿童而创建的宗教怎能够启迪出如此美妙的作品。
我稍稍摸索着在它的周围溜达，猜测着而不是真正看到，用我在博物馆和书籍中找到的那些碎屑，为我重新建构一个整体。而今天，在经过更长期和更确信的调查之后，我又浏览了一遍有天主教主义和宗教艺术特点的《逆流》，我发现，这一小小全景图，在笔记本的纸页上画成，是那么确切。我那时所画的很简单扼要，缺少展开，但很真实。此后我便局限于扩大我的素描，并把它们调整到位。
现在，我完全可以在《逆流》关于教会的那些章节上签下我的名字，因为它们完全像是出于一个天主教徒的笔下。
然而我曾认为自己离宗教很远！我梦想不到，从我狂热赞赏的叔本华，到《传道书》和《约伯书》，其间只有一步之遥。关于悲观主义的前提也是同样，只不过，当需要作结论时，哲学家躲避起来了。我喜欢他关于生活之可怖、关于世界之愚蠢、关于命运之严酷的想法；我同样也喜欢它们在圣书中的表达；但叔本华的观察并不导致任何什么；可以这么说，他让你停留在计划中；他的格言警句，总之，只是一系列嘶哑的抱怨；天主教会，它，解释起源和原因，指明目的，提出办法；它并不满足于给你一种心灵的咨询，它为你治疗，它把你治愈，而这个德国江湖郎中在向你指出你的内心痛苦无药可治之后，便冷笑着把脊背转向你。
他的悲观主义不是别的，正是《圣经》中的那种，是从那里借来的。他说的并不比所罗门更多，比约伯更多，甚至也不比《仿耶稣基督书》[6]更多，这本书远在他之前，便用一句话概括了他的整个哲学思想：“活在大地上真正是一种悲惨！”
远远看去，这些相似和这些不同是显而易见的，但在那个时代，如果说我感觉到了它们，我却并没有纠缠于它们；我并不渴望去作总结；叔本华开辟的道路很广阔，面貌也很多样化，我平静地漫步其中，无心去了解哪里是个头；那时候，我对所谓的报应之日没有任何真正的明了，对结局没有任何感知；基督教信条的奥秘在我看来很幼稚；此外，如同所有的天主教徒一样，我对我的宗教彻底无知：我没有意识到一切皆为神秘，我们只生活于神秘之中，如果存在着偶然，那么它会比天命还更神秘。我不承认一个神会让人蒙受痛苦，我想象悲观主义会是高尚灵魂的安慰剂。何等的愚蠢！恰恰是这个，那么缺乏实验性，那么缺少人类文献，被我用作了对自然主义来说非常宝贵的一个词语。悲观主义从来都没有带来安慰，无论是给肉体的病人还是给心灵的卧床者！
我微笑，而在那么多年之后，我重读那些书页，里面的那些理论被证明是如此虚假。
但是，在这一阅读中，给我最大打击的是这一点：《逆流》之后我写的所有小说都能在这本书中找到萌芽。确实，它的那些章节只是后来各部作品的端倪。
关于罗马帝国衰微时期的拉丁语文学的章节，即便我没有展开，至少我也更深化了，我在《路上》和在《居士》中探讨了礼拜仪式。今天，我将把它印出来，一点儿都不加改动，除了关于圣安布罗斯[7]的话，我始终不喜欢他含水太多的散文和浮夸的雄辩。在我看来，他依然还是我曾形容的那样，“令人讨厌的基督徒西塞罗”，但是，相反，他作为诗人很迷人；他的颂歌以及出现在“日课经”中的他那一派的颂歌，是教会所保留的最优美的篇章之一[8]；我还要补充说，没错，稍稍有些特殊的颂歌类文学，是可以在这一章节所保留的包厢中找到位子的。
如今，我并不比在1884年更迷恋马罗[9]和鹰嘴豆[10]的经典拉丁语；如同在《逆流》那一时代，我喜欢“拉丁语版圣经”的语言超过了奥古斯都世纪的语言，甚至还超过了衰微时期文学的语言，尽管它更为好奇，带着它野水禽的香味和它含有脂肪的花彩肉色。为达到迄至那时为止还尚未表达过的一类概念，教会在对它消毒并使之年轻化之后，创造了一些浮华的词汇和柔美精致的小词，由此制造出一种远比异教的方言更高级的语言，关于这一点，杜塔尔[11]依然想得跟德塞森特一样。
关于宝石的章节，我在《大教堂》中重写了，我那时候更关注宝石的象征意义。我激活了《逆流》中的死宝石。无疑，我并不否定，一颗漂亮的绿宝石会因它在绿水之火中闪耀的光芒而得到赞赏，但是，假如人们并不了解饱蕴象征的话语，那么，它难道不就是一个陌生物，一个外来物吗？人们不是无法跟默默无语的它维持关系吗，因为人们根本不明白它的句型？然而，它远非如此，它要远远丰富得多，强得多。
用不着牵连上十六世纪的一位老作者艾蒂安·德·克拉夫[12]，用不着承认他的说法，宝石，当然还有自然的人，皆尽出自播撒在大地之腹中的种子，用不着那样，人们就可以说，它们是含义丰富的矿物，是饶舌的物质，一句话，它们是一些象征。从最遥远的古代起，它们就得到人们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考证，而宝石的拓扑学便是这一基督教象征的一个分支，它被我们时代的教士们和教徒们彻底遗忘了，而我则试图在我关于夏特大教堂的书中重新粗线条地构建起它来。
由此，《逆流》的章节只是肤浅的，只是镶嵌宝石的底花。它不是它本来应该的样子，彼界的一种珍宝。它由一些首饰构成，这些首饰多多少少得到了很好的描述，多多少少很好地陈列在一个玻璃展柜里，但仅此而已，这当然远远不够。
古斯塔夫·莫罗的绘画，吕肯的版画，伯莱斯丁和勒东的石版画，[13]还是我所看到的那样。在这小小博物馆的布局中，我没有任何东西要改变。
至于可怕的第六章，而数字六，丝毫没有故意的预定，正好跟它所冒犯的上帝的第六条训诫有关，另外还有第九章中可以包括进来的某些部分[14]，我显然不会再写成那样了。至少也会以一种更钻研的方式，由那种魔鬼般的邪恶来解释它们，而那种邪恶，尤其从淫荡的角度来看，已经钻入了人们疲竭的脑子。确实，神经的疾病，神经官能症，看来已经在心灵中打开了缝隙，而“恶的精神”通过这些缝隙钻了进来。这里面有一个谜仍不明晰；歇斯底里这个词什么都解决不了；它只能明确一种物质状态，记下感觉的不可抗拒的骚动，它无法推断出与之紧密相关的精神结果，尤其是隐匿与撒谎之罪，而它们，则几乎总是嫁接在一起的。这一小罪之病的四周相邻者都是些什么人，心灵受感染的人的责任会减轻到什么范围？而心灵的某种魔怔又往往嫁接到他不幸的杂乱的肉体上。没有人知道；在这方面，医学胡言乱语，而神学沉默无语。
由于缺少一种他显然无法带来的解决办法，德塞森特不得不从差错这一角度思考这一问题，并至少表达出某种遗憾；他克制着不自我斥责，而他错了；但是，尽管他是由耶稣会教士抚养大的，而且比杜塔尔还更加赞颂他们，他后来还是变得对神圣的束缚那么具有反抗心，那么顽固地陷在他肉体的泥淖中行走！
总之，那些章节像是无意中竖立的标杆，为的是标志《那边》的道路。此外，还要指出的是，德塞森特的书柜中收藏了一定数量的魔法书，而在《逆流》第七章中揭示的关于渎圣的概念，则是一本更深入地探讨该主题的未来之书的钓饵。
那本吓坏了那么多人的叫《那边》的书，它也一样，我是再也不会去写了，既然我已经成为天主教徒，以同样的方式。确实，书中得以展开的邪恶的和感官的方面应该受到谴责；然而，我可以肯定地说，我做了掩饰，我什么都没说；它所揭示的资料，跟被我删除的以及我在档案室中拥有的资料来比，则只能算是一些无味的糖衣果仁，修女们做的一些无滋无味的针线活！
然而，我相信，尽管这部作品有着头脑的错乱和下腹的疯狂，它依然以其揭示的主题本身，证明了自己的用处。它提醒人们注意那曾成功地否定了自身“魔鬼”的小诡计；它曾是所有那些已有所更新的关于魔鬼崇拜的永恒审判的研究的出发点；它通过揭露其面目，帮人们取消了咒语魔法的可恶实践；它下定了决心并坚决地战斗，总之，赞同教会，反对魔鬼。
还是回到《逆流》吧，《那边》只是它的一个代用品，关于那些花，我可以重复我已叙述过的关于宝石的那些话。
《逆流》只是从轮廓和色调的视角出发观察它们，而绝不是从它们所显示的意义出发；德塞森特只选择了一些奇特的却沉默寡言的兰花。应该说，很难在这本书中让一类患了无语症的花卉，一类哑默的花卉开口说话，因为植物的象征话语已随同中世纪而死亡了；而德塞森特珍爱的植物方言是当时的评论阐释者们所陌生的。
这一植物学的对应物，我此后在《大教堂》中写到过，当时探讨的是那种礼仪园艺学，后者曾影响过圣女希尔德格拉德、圣梅利同、圣欧歇尔等人[15]的那些奇特篇章。
至于气味，那是另外的问题了，我在同一本书中揭示了它们的神秘纹章。
德塞森特只关注那些异教的香味，简单的或提取的，那些世俗的香味，合成的或集束的。
他同样也应能体验教会的那些香味，熏香，迷迭香，还有《圣经》中提到的那奇怪的香坛，它还被提到用在典礼中，说是应该跟熏香一起，在钟坛的下面焚熏，行洗礼时，主教先得用圣水把他们洗一下，并用圣乳油和衰弱者的油做标记；但是这一芳香似乎被教会本身给遗忘了，我相信，假如人们要求一个神甫建一个香坛，那一定会令他十分吃惊。
然而，这一配方在《出埃及记》中有过记载[16]。香坛由安息香、古蓬香、熏香和奥尼查构成，而这最后一种东西并不是别的，是某种贝壳的膜盖，这种属于“荔枝螺”类的贝壳可以在印度的沼泽地里捕到。
然而，要准备真正的香坛，即便不能说根本不可能，至少也是很难的，因为这一贝壳的不完整体貌特征及其来源地的不明确；真是遗憾，因为假如情况正好相反，那么这一失传的香就肯定会在德塞森特心中激起对东方的盛大典礼和礼拜仪式的骄傲回顾。
至于涉及当代的异教和宗教文学的篇章，在我看来，它们跟关于拉丁文学的篇章一样，还是很公正的。涉及到世俗艺术的章节有助于着重强调当时还不为公众所熟悉的诗人：科尔比埃[17]、马拉美、魏尔兰。对我十九年之前写的东西，我没有任何要删除的；我保留了对这些作家的崇敬；我对魏尔兰表示的崇敬甚至还增加了。阿图尔·兰波和儒勒·拉福格还很值得出现在德塞森特的诗选中，但在那个年代，他们还没有印行任何诗歌，只是在多年之后，他们的作品才出版。
此外，我不能想象，我有朝一日将会欣赏遭到《逆流》洗劫的现代的宗教作家们。人们不可能把这样一个想法从我脑子里抹除，即已故的奈特芒[18]的批评是愚蠢的，而奥古斯图斯·克拉文[19]夫人和欧也妮·德·盖兰小姐[20]是十分迟钝的女才子和十分虔敬的不生育者。她们的糖浆药水在我看来淡而无味；德塞森特把他对香料的趣味转给了杜塔尔，而我相信，他们两人，彼此间依然得相当理解，以配制一种佐以艺术成分的香精，来代替那些黏稠的乳剂。
关于普儒拉和热努德[21]一类社团的文学，我也没有改变意见，但现在我对肖卡纳神甫[22]这位错字连篇的著名虔信者会不那么严厉，因为他至少撰写了几页关于神秘主义的精髓文字，写在他为圣胡安·德·拉·克鲁兹[23]作品而作的导言中，我同样也将对蒙塔朗贝尔[24]更为温和，江郎才尽的他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僧侣的一种不协调、不齐全却又令人激动的作品；我尤其不会再写道，福利尼奥的安婕拉[25]的视觉是愚蠢和变幻无常的，实际上正好相反，但我应该为自己证明，我只是读到了赫罗的译本。然而，后者心中萦绕着一种狂热，要对神秘主义进行删减，冲淡，掺杂，生怕侵害到天主教徒的虚假羞耻心。他把一种热情洋溢的、充满生命力的作品放在了压榨机底下，从中只榨出一种无色而又冰冷的汁液，在他文体的可怜小蜡烛上，勉强地隔水加了热。
话虽如此，如果说作为翻译者，赫罗显示出是这样一个诊脉者[26]，一个虔诚者，人们却公正地证明了，当他为自己的利益而努力时，他是一个独特创见的操纵者，一个目光敏锐的阐释者，一个十分强有力的分析者。在他接触到的那些作家中，他甚至是唯一的一个思索者；我赶来援救多尔维利[27]，为的是夸奖这个人如此不完整却又如此有意思的作品，而《逆流》，我想，为他最好的书《人》在他死后取得的小小成功帮上了一个忙。
关于现代教会文学的那一章的结论是这样的，在宗教艺术的一群阉马中，只有一匹种马，巴尔贝·多尔维利；这一观点依然是正确的。从纯粹意义上说，后者是当时的天主教主义所产生的唯一的艺术家；他是一个伟大的散文家，一个令人赞赏的小说家，他的胆魄让教堂执事佬大喊大叫，因为他句子的那种爆炸性热情让他们恼火。
最后，如果有什么章节可以被看作是别的书的出发点，那就是关于素歌的那一章，此后，我就在我所有的书中，在《路上》中，尤其是在《居士》中扩展了。
在对《逆流》的橱窗中陈列的各种特色物品作了这一简短考察后，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本书是我的天主教作品的一个开端，在这部作品中，我的天主教思想已经成型为完整的萌芽。
而某些盲信者和某些不安的僧侣的不理解和愚蠢，再一次显得那么不可思议。多年中，他们欢呼这一著作的毁灭，而实际上我对这部著作并不拥有所有权，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如果没有了它，那么，它之后的那些神秘主义作品便无法理解，因为，我再重复一遍，它是基础，一切都是从那里出来的。再说，对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假如不从一开始就拿住它，假如不紧紧地跟上它，又如何能珍视它呢；尤其是，假如擦去了自己经过的脚印，假如抹除它所留下的最初痕迹，又如何能意识到优雅在一个心灵中的步伐？
总之，可以确定的一点就是，《逆流》跟以前的作品，跟《瓦达尔姐妹》、《同居》、《顺流》有了决裂，它让我进入了一条我毫不怀疑有出路的道路。
跟天主教徒有不一样洞察力的左拉，感觉到了这一点。我记得，就在《逆流》出版后，我去梅塘住了几天。一个下午，我们俩一起在田野里散步，他突然停下脚步，怒目圆睁，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冲我指责起了这本书，他说我给自然主义带来了可怕的一击，我让流派误入了歧途，我用这样一本小说给自己来了破釜沉舟的自断后路，因为不可能用任何一种文学类别来界定在这样一本薄薄的书中一鼓而穷尽的这一文类，而且，他很友好地——因为他是一个很正直的人——督促我迷途知返，把自己束缚在一种风俗研究中。
我听着他，心里想，他的话说得又是有道理，又是错了，说他有道理，是他谴责我颠覆自然主义，并堵塞了自己的任何道路，说他错了，是说他想象的那种小说，在我看来已是垂死的，无论他愿不愿意，对我来说全是老调重弹，毫无意思。
有很多东西，左拉是无法理解的；首先，是我体验到的那种迫切需要，要打开窗户，逃离一个令我窒息的环境；其次，是强烈的欲望，要打破偏见，打破小说的界限，让艺术、科学、历史进入小说，总之，一句话，只把这种形式用来作一个框框，让更严肃的内容进入其中。在那个时代，正是这一点尤其震撼我，我，要取消传统的情节，甚至还有激情、女人，而把光明的笔触聚集在唯一的一个人物身上，不惜一切代价地创新。
左拉没有回答我试图说服他而采用的那些论据，他不断重申他的肯定：“我不允许人们改变方式和看法；我不允许人们毁坏他们曾崇敬的。”
好家伙！他不是也一样，也没有扮演过好西坎布尔人[28]的角色吗？确实，他即便没有改变他编排和写作的方法，至少也改变了他构思人性以及解释生活的方式。在他最初那些书的黑色悲观主义之后，我们难道不是看到了，在社会主义的色彩下，他最后那些作品的欢乐的乐观主义吗？
必须坦承这一点，没有人比自然主义者更不明白心灵了，尽管他们自诩以观察心灵为己任。他们把人生看作铁板一块；他们看它老是受一些真实性因素的限制，而我，在此之后，我却凭借经验明白到，在世界上，不真实性并不总处于例外状态，罗康波尔[29]的历险有时跟谢娃丝以及古波[30]的历险同样确切。
但是，要说德塞森特会跟他笔下的那些人物同样真实，这样一种概念几乎会刺激左拉，令他困惑。
到目前为止，我用了几页篇幅，主要从文学和艺术的角度谈论了《逆流》。现在，我应该从神恩的角度来谈一谈它了，显示一下在一本书中常常会有什么样的陌生方面，什么样的心灵投射。
《逆流》的天主教主义倾向是那么明显，那么明确，我承认，它对我还是有些无法理解。
我不是在教会学校中长大的，而是在一所普通学校里，我年轻时代从来就不虔信，而通常在改宗中占据一个重要地位的我的童年回忆、初领圣体以及教育，却在我的改宗中没有占据任何地位。而使困难变得更加复杂并导致分析偏离的，还有这样一点，当我写《逆流》时，我的脚还没有踏进过一个教堂，我还不认识任何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也不认识任何一个神甫；我没有体验到任何的神圣触动，激励我走向教会，我平静地生活在我的食槽中；我觉得，满足自己心血来潮的感官是天经地义的事，我甚至都没有想过，这样的一种竞技考验是禁止的。
《逆流》出版于1884年，而我出发去一个苦修院改宗是在1892年；在这本书的种子发芽之前，差不多有八年时间流逝了；就算它要用两年时间，甚至三年时间吧，这样的一种神恩之功，沉默，顽固，有时还很敏感；那至少还剩下五年时间，其间我不记得体验过丝毫的宗教意愿，我对自己过的日子没有丝毫遗憾，也没有丝毫渴望要颠覆它。我为什么，又如何被引导到了一条那时对我来说迷失在黑夜中的岔道上呢？我实在说不上来；除了修女院和修道院的亲属关系，以及我不太熟悉的虔诚的荷兰流派的祈祷，就没有什么还能解释最后呐喊的完美无意识，解释《逆流》最后一页的宗教召唤。
是的，我知道得很清楚，有一些强者，制订人生计划，提前安排生存的路线，并遵循它们，甚至可以说，假如我没弄错的话，有志者事竟成；我很愿意相信，但是，我，我坦承，我从来就不是什么顽强者，也不是一个诡诈的作者。我的生活和我的文学有一种消极、不为人知、不由自主的成分。
天命对我是慈悲的，圣母对我是仁爱的。当它们证明了它们的意愿时，我便局限于不对抗；我乖乖服从；我被人们所谓的“非同寻常之路”带着走；假如说有某个人不靠上帝的帮助，就能确信自己是虚无，那就是我。
没有信仰的人会反对我说，带有这样的想法，人就离宿命论和否定任何心理学不远了。
不，因为对救世主的信仰并非宿命论。自由的裁决者始终平安。我能够，假如我乐意的话，继续向声色犬马让步并留在巴黎，而不是去一个苦修院受苦。上帝无疑不会执意坚持的；但是，在证明意愿依然如旧的同时，必须承认，救世主在其中加入了很多他的意愿，他骚扰你们，他围捕你们，他“审问”你们，在此不妨借用一下一种警察用的强力词语；但是我还要重复，人们可以顶风冒险，把他撵走了事。
说到心理学，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假如我们以一种改宗的视角看待它，就如我看待它那样，那么，在它的序幕中，它是不可能梳理清楚的；某些角落兴许可触知到，但其他的，不能；心灵的地下活动摆脱了我们。在我写《逆流》的时候，无疑曾有过一种泥土的移动，一种地面的穿孔，以便安下地基，但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上帝挖掘并安放下了他的导火索，而他只是在心灵的黑影中，在黑夜中行动。什么都感觉不到；只是在很多年之后，星火才开始沿着导火索跑过。那时我感到心灵在这些震撼中激动；但依然既不很痛苦，又不很明显：礼仪、神秘、艺术则是它的载体或手段；它通常发生在教堂中，尤其是在圣塞弗兰教堂[31]，我是出于好奇而闲逛着走进它的。我只感到，在出席典仪时，有一种内心的震颤，这是人们通过观看、倾听、阅读一部美妙的作品而感受的不停的小小颤动，但是，没有确切的打击，没有明显的催促。
我只是渐渐地脱离了我那不纯的外壳，我开始厌恶自己，但在信仰问题上，我依然持拒绝态度。我提出的异议似乎是不可抵抗的；某一天早上，当我醒来时，它们就已经被解决了，连我也不知道是怎样解决的。我第一次祈祷上帝，炸弹终于爆炸了。
所有这一切，对那些不相信神恩的人来说，显得很疯狂。而对那些感同身受的人来说，却没有任何惊讶可言；而如果说有什么惊奇，它也只能存在于潜伏期中，那时，人们什么都看不到，什么都感觉不到，那是清理和打地基的时期，人们甚至猜都猜想不到。
总之，我明白，从1891年到1895年，从《那边》到《路上》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而从1884年到1891年，从《逆流》到《那边》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却一无所知。
如果说，连我自己都没能明白德塞森特的冲动，那么其他人当然就更不明白了。《逆流》就像一颗陨石落在文学集市中，引起的既是一种惊讶，也是一种愤怒；报界乱成一团：从来没有那么多的文章泛滥；在把我看作愤世嫉俗的印象派，并把德塞森特形容为狂躁症患者和繁杂的蠢货之后，勒迈特先生一类的巴黎高师帮[32]因我没有赞扬维吉尔而愤怒，并用一种专断的口吻宣称，在中世纪，用拉丁语写作的那些作家只是“一些话篓子和一些傻瓜蛋”。另一些批评者也想告诉我，在一个温泉监狱中，让我忍受一下淋浴的鞭子也许是有益的；而那些开讲座者也纷纷掺杂进来[33]。在嘉布遣会修女大道的剧院大厅[34]中，执政官萨尔塞[35]大声地叫嚷道：“我若是能明白这篇小说中的一个词，就让我天打五雷轰！”最后，像是为了配合齐全，那些严肃的杂志，例如《两世界杂志》，急忙派遣他们的领袖，布吕纳蒂安[36]先生，来把这部小说跟瓦夫拉尔和富尔根斯[37]的滑稽剧作比较。
在这一阵喧嚣中，只有一位作家看得很清楚，这就是巴尔贝·多尔维利，而且，他还根本不认识我。在发表于1884年7月28日《宪政报》，后来又收入在出版于1902年的他的《当代小说》中的一篇文章中，他这样写道：
在一本这样的书之后，作者可选择的东西就只有两样，手枪的口或者十字架的脚。[38]
而这已经做了。
J.-K.于斯曼
（1903）
注释：
[1]1902年，珍本爱好者百人协会向于斯曼请求出版小说《逆流》，于斯曼欣然同意，但提出一个要求，即为该书的出版专门撰写一篇序言。这篇序言就是以下的文字。
[2]见下文中的说明。
[3]赫罗（Ernest Hello， 1828—1885），法国评论家。
[4]这里说到的女侯爵，应该是后来法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说法之一“女侯爵五点钟出门”的原型。于斯曼对传统文学的批评，令人联想到后来安德烈·布勒东在《超现实主义宣言》中的主张，以及“新小说”派的理论。
[5]原文为of meat。
[6]L'Imitation是从14到15世纪时留传下来的一部无名氏作品，宣扬基督教道德。
[7]圣安布罗斯（Saint Ambroise，约330—397），罗马帝国高官，被米兰的市民拥戴为主教，成为著名的基督教拉丁神甫。
[8]这句话曾引得另一位法国大作家保尔·克洛代尔的赞赏，后者在其《五大颂歌》的第五首中引用了此语。
[9]Maro，即维吉尔，他的全名为布伯里乌斯·维吉里乌斯·马罗。
[10]Pois chiche，指西塞罗，因为据说他脸上长有一个像鹰嘴豆那样的痦子。
[11]Durtal，这是作者的“杜塔尔的故事”系列四部小说《那边》、《路上》、《大教堂》、《居士》中的主人公。
[12]艾蒂安·德·克拉夫（Estienne de Clave， 1585—1645），化学家，写有关于炼金术的著作。
[13]古斯塔夫·莫罗（Gustave Moreau， 1826—1898），法国象征派画家，小说《逆流》第五章中专门谈到莫罗的绘画作品。吕肯（Jan Luyken， 1649—1712），荷兰诗人、插图画家、版画家。伯莱斯丁（Rodolphe Bresdin， 1822—1885），法国版画家。勒东（Odilon Redon， 1840—1916），法国象征派画家。
[14]作者在此指的两条上帝之诫为“不可奸淫”和“不可觊觎他人之妻”。
[15]Saint Hildegarde、Saint Méliton、Saint Eucher都是基督教的圣徒，在《大教堂》中有些涉及。
[16]见《圣经·旧约·出埃及记》30：1—10。
[17]科尔比埃（Corbière， 1845—1875），法国诗人。1873年自费出版诗歌集《怨爱集》。
[18]奈特芒（Nettement， 1805—1869），法国历史学家、文学家。
[19]奥古斯图斯·克拉文（Augustus Craven， 1820—1891），法国女作家。本名叫波利娜-玛丽-阿尔芒德·克拉文。
[20]欧也妮·德·盖兰（Eugénie de Guérin， 1805—1848），法国女作家。
[21]普儒拉（Poujoulat， 1808—1880），法国历史学家、记者。热努德（Genoude， 1792—1849），法国教士、记者、随笔作家。
[22]肖卡纳神甫（Chocarne， 1826—1895），法国作家，曾写过《圣胡安·德·拉·克鲁兹传》。
[23]胡安·德·拉·克鲁兹（Juan de la Cruz， 1542—1591），西班牙圣徒，神秘主义者。
[24]蒙塔朗贝尔（Montalembert， 1810—1870），法国政治家。
[25]福利尼奥的安婕拉（Angèle de Foligno， 1248—1309），意大利芳济会修女，最早得到天主教会承认的神秘主义者之一。
[26]诊脉者，原文为tate-pouls，Flammarion 2004年版用的是tate-poule，可译成“诊鸡者”，意思是“关注鸡毛蒜皮的人”。
[27]多尔维利（Barbey d'Aurevilly， 1808—1889），法国小说家。后文提到的《人》应该是他的《作品与人》（1860—1909）。
[28]Sicambre，指当年入侵西欧的法兰克族的人。法兰克人的君王克劳维改宗皈依时，圣雷米主教为他行洗礼，曾说：“低下头来，高傲的西坎布尔人！”这里，作者喻指作为小说家的左拉其实也在改变。
[29]罗康波尔（Rocambole），法国19世纪作家蓬松·迪·泰拉耶（Ponson du Terrail）写作的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
[30]Gervaise、Coupeau，左拉小说《小酒店》中的人物。
[31]Saint-Séverin，位于巴黎的拉丁区。
[32]指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那些人物。
[33]从“在把我看作愤世嫉俗的印象派”，到“那些开讲座者也纷纷掺杂进来”这一段，是作者应“珍本爱好者百人协会”的要求添加的，目的是为了排版的美观，原稿中并没有这一段，序言的这最后一页上只有短短两行字。
[34]在巴黎的歌剧院附近，该剧院常常被用作讲座的场所。
[35]萨尔塞（Francisque Sarcey， 1827—1899），著名记者和戏剧评论家。
[36]布吕纳蒂安（Brunetière， 1849—1906），法国文学史家、评论家。
[37]瓦夫拉尔（Wafflard）和富尔根斯（Fulgence）曾共同写作有《单身汉》和《结了婚的男人》等喜剧，在19世纪初期上演。
[38]参见本书附录：“《逆流》在同时代作家中引起的反响和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