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奏：阿什肯纳齐、祖克曼、哈雷尔[13]
1828年，在以32岁的年纪去世前的几个月时间里，舒伯特完成了一首50分钟长的三重奏，是为钢琴、小提琴和大提琴而作的。他将自己一段短暂、悲惨、支离破碎的生活作为音乐的线索，把仅有的与之相应的对位法供奉给了自己的不幸。舒伯特经常性破产，得靠朋友才能吃上饭，四处借宿、借钱。他的爱情也不愉快，他的身材矮小，长得难看，还常对无论是真实还是无中生有的轻蔑有过度的反应，这些都于他毫无益处。然而，尽管是个不断行走讲话的“惨剧现场”，他却相当多产——他在18岁那一年就写了超过两万小节的音乐，他写了九部交响曲（贝多芬到31岁才写了一部交响曲），超过600首艺术歌曲，21首钢琴奏鸣曲和不可计数的室内乐作品。
他大部分的作品在他去世前都没被演奏过，但这首三重奏是个例外。室内乐在私人住所里演出，相比管弦乐队作品，演出要简单很多。一些维也纳的私人住所会定期举办“舒伯特同好会”（Schubertiades）——一种非正式的演奏他的作品的夜间音乐会，还配有诗歌朗读和舞蹈。1828年，这首三重奏在某个夜晚首次演出（用于庆祝某位朋友的订婚）。慢乐章完美地概括了一段短暂的生命——葬礼和阴暗、无色的希望，还有对无限天赋潜能的洞悉。
他是继莫扎特之后唯一一位不用在乐谱上标记就能在自己的脑子里构思、写作整个作品的作曲家。这是一个如此压抑的人生的配乐，他在学生时代起先是受训成为律师的。
这是一记有力的提示，告诉我们是多么早地就错失了他，在他年仅31岁时。
恼人的梅毒。[14]
对我而言更有趣的不是我如何忍受、消化这事情，而是强奸对一个人的打击。它就像一个永远存在的污点。每一天都有上千种对这事的提示。每当我大便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看到小孩的时候，哭的时候，瞥见报纸的时候，听到新闻的时候，看电影的时候，被触碰的时候，性交的时候，手淫的时候，喝下过热的东西或是吞咽太大一口液体的时候，咳嗽或是噎着的时候。
高度警觉是创伤后压力综合征的怪异症状之一。每次我听到巨大的噪声、打喷嚏声、巨响、尖叫、哭声、汽车鸣笛，以及那些突然发生的事儿，比如被碰一下肩膀，一个手机提示声，我都感觉会从自己的躯壳里蹦出来。这是无意识的、不可控的，一点儿都不搞笑，且让人立马抓狂。要是在听古典乐时音量突如其来地变了，会尤其糟糕（如果你在地铁上碰到某个穿着有点邋遢的人戴着耳机，每隔几分钟就从他的座位上蹦起来，请与他打招呼）。
也会有痉挛。短暂的抽搐和不那么短暂的抽搐在性虐开始时就与我相随。眼睑痉挛，声带痉挛，不由自主地发出嘀嘀咕咕的声音，一直要持续到它们自然停下。并且，伴随着强迫症/图雷特氏综合征的幻象，事情都要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处理，拍子必须准确无误地在墙上或是腿上打出来，灯光必须按到规定的次数开关，等等。
当我在舞台上演奏时一切就变得危险了；如果我左手的部分弹奏到钢琴上的那些键，我的右手也要跟随着复制同样的动作。没办法。而且必须迅速。这些并不是我在努力记住贝多芬奏鸣曲中3万个音符的时候，特意去念及和有意谋划的事情。当我演奏的时候我还需要在某些时候闻我的某只手（一大挑战）。我尝试（然而失败了）以“艺术性”的理由来忽视这一切，让别人不注意到。我会再弹得响一点，响到发出吱吱声之前，让听众听不出我的小动作。我会在半空中，改变我花几百小时记住的指法，使得我的手能向内翻转，刮擦琴键的边缘，使这奇怪的欲念得到满足。以及——请上帝千万不要让我看到琴键上的毛发，否则我得在演奏中找个空隙把它弄掉，这样一切就干净了。真是有太多念想了，而且完全超出我的掌控。而当它影响了我的演奏，我也找不出满意的解释堵住评论家的嘴。
神经的抽搐就更阴险了。想法本身并不能停止，不然真的会发生糟糕的事情。所以当我处于一个状态中，想着一些糟糕的事，比如我的女朋友和其他男人打情骂俏，或是其他让我感到受伤的事情（它们是同一主题的变形），思绪必须进行得彻底直到我满意为止。所以当善意的心理医生告诉我要分神，要停止这念头，我只是笑，并且想着：“这不可能的啦，你还真得为此谢谢我呢。如果我这么做了你就要为此付出代价，一系列悲剧会降临到你头上，你会丢掉工作和丈夫，破产又残废，需要去请心理医生给自己看病，又没钱付诊疗费，所以你会孤独、身份卑贱、悲惨、恐惧地死掉。不客气。”
接着才是真正叫人难堪的事。比如我每次哭的时候都会勃起。不知怎的，我的身体就会记得一切，把眼泪和性侵联系起来。从前在他给我口交的时候我会哭。生理终归是生理，我的鸡巴自会完成它的工作，硬起来。所以如今当我哭的时候它想着：“哦，我记得这招！我们爽起来吧！”
性也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对性高潮呼天抢地、纪念碑式的耻辱感。做爱的时候画面从你闭合的眼皮上飞过，强迫你摇晃自己的脑袋，使它们消失。即刻便会出现关于这里那里曾被触碰过的提示，以及过去这些触碰曾意味着什么，现在也一定意味着些什么。不懈坚持地、达到内心层面地、冥顽不灵地坚信着你的女朋友、妻子、未婚妻是莫名地被玷污的、破败的、令人恶心和邪恶的，因为她在少年时期就尝试性爱。无论这想法听来是多么可笑、愚昧和不合逻辑。我很早就有性生活。这很糟糕。我很糟糕。你很早有性生活所以你很糟糕。所以我们不能在一起，我不会尊重你。你真是令人恶心。嫁给我。我爱你。你这邪恶的妓女。在我身上，在那，有一张霍尔马克贺卡[15]（时刻提醒着我的遭遇）。
还有过一些童年的性幻想，比如成为核浩劫的唯一幸存者，比如在街上游荡时把女人们从车里拉出来做不可告人的事情，在想到受到压制并不得不祈求自己能活命的时候勃起，招待一群怪人和奇妙的性变态一道参与性虐待、操控，天晓得还有些什么。这些都发生在我9岁前。
还有愤怒的闪回。对整个世界一切事物腐蚀性的、消耗一切的愤怒。对那些天杀的幸福家庭愤怒，还有对破碎的家庭愤怒，也对家庭、性爱、成功、失败、疾病、儿童、怀孕的女人、警察、医生、律师、老师、学校、医院、心理医生、门锁、体操垫、当局、药品、节欲、朋友、敌人、抽烟、不抽烟，对所有事物、所有人，永远地感到愤怒。
我最最愤怒的是，我确确实实地知道自己不能让发生过的事情完全消失。这是那种脸上有可怕的墨水污点一般的存在，孩子们会盯着它看，而成年人会把视线移向别处。它一直就在那里，现在和将来我做什么都抹不掉它。我可以尝试尽量让它成为“我的事（故）”，一个我变得特别的原因，一个即便我愿意行动却还是悄悄溜走的许可，一个哪怕在38岁的年纪也想成为痉挛的霍尔顿·考尔菲德[16]的许可。但是我一直知道，每天，我都对它无所适从，我无法装裱或拆卸它，无论怎么做我都无法让它变得能够忍受或是能够接受。
我们的心理有一个内在机制可以对此有所帮助，那便是分裂。也是性虐待造成的最严重和持续长时间的症状。这真是太有才了。它在这么多年前，在那所体育馆里就开始了。
他在我的身体里，这很伤人。在任何层面上这都是严重的打击。我知道这是不对的，不可能是对的。所以我离开我的身体，飘游在它之外，飘上天花板，直到从那里看下去这打击也已然太大，我就飞出房间，直接穿过紧闭着的门直向安全的境地。这感受莫以名状的辉煌。哪个小孩子不想会飞呢？飞的感觉无比超然、自由。这情况每次都会发生，我从来不质疑它。我感激这暂时的解脱、这经历、这得来不费功夫的快感。
从那时起，就像巴甫洛夫的狗，当有压倒性的感受、情境或是威胁，我就不再在那儿了。我真切地存在着，但只作为一个自动驾驶仪的功能而存在（我这么假设），并没有人清醒地存在于我的意识里。“灯亮着，但是没有人在家”是最好的描述。作为一个小孩子这并不妙，因为我完全不能控制这一切，它经常发生，这意味着我被评价为昏昏沉沉，难以接触，傻不啦叽，不太正常。我会在浑浑噩噩里徘徊，消失很长时间。我会被叫去商店给我妈妈捎带些什么而几个小时后都没回家。那时，我会对自己造成的紧张和担心感到惊讶——时间看起来就像是消失了，我最终会和一个不知是谁的陌生人闲逛，或是去到某个我没想过会去的地方。
或是，假设今天我要与我最好的朋友讨论他对圣诞节的具体安排，然后，五分钟后我又会问道：“你圣诞节有什么计划？”和小伙伴聊起的那些琐事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威胁到我，但分裂已经如此内在，成为我的一部分，因而我时而“失踪”，并且浑然不觉——哪怕一丝一毫威胁的苗头都还没显露。就像我发现可能得在圣诞节探访友人，而那时仅仅是11月，我可能会忙死在节日期间，因为我更希望一个人安全地待着。
因此，我生命中的重要时刻消失了。我看着我的护照知道我曾经去过一些地方。我与那些声称认识我的人见面——有时他们很了解我；我去到酒店，被欢迎“回来”；告诉别人一些事情时，被温和地告知我已经说过了或是此事发生时他们和我在一起，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我完全摸不着头脑。
好的一方面是，这意味着我可以反复地看同样的电影和电视节目而毫不知情；而不好的一面是我给人以粗鲁、没有顾忌、有点儿傻帽的印象。真他妈的恼人——我经常会花好几分钟才想出来我早饭吃了什么，为什么我出了门，今天是哪年哪月哪天。
而最奇怪的事情却是我可以记得住在钢琴独奏会上那些超过10万个的音符。更神奇的是在钢琴前，是我极少数可以真正感到踏实的地方。
我从记事起就是这样了。在我的孩童时期，分裂是可以茫然掌握这世界的唯一方式。如果你不记得，你就不会被过去恐吓。我们的心智真是太伟大了——它被设计去处理任何和所有可能发生的事，直到它们过载而裂成两瓣。然而，即便那时也时常会存有某种能让它回归到近乎工作状态的方法。我的密友对此是知情的，所以他们不会因为我在45秒钟后问一个同样的问题，或是对几个月或是几年前我们一同度过的假期毫无印象而感到心烦。这正是为什么他们能成为我密友，这也是他们能用十个手指就数得过来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