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骞，中国古代杰出的外交家，提到张骞，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张骞出使西域，开创丝绸之路之事，据后世记载，张骞是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被誉为东方的哥伦布，知道历史上的张骞出使了几次西域吗？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是什么呢？
张骞出使西域几次
历史记载，张骞总共出使了两次西域。
公元前139年，张骞率领100多名随行人员，匈奴人堂邑父为向导从长安出发前往西域，这是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在这次的出行中，张骞西行进入河西走廊。这一地区自月氏人西迁后，已完全为匈奴人所控制。
公元前119年，在失去河西走廊后，匈奴向西北退却，依靠西域诸国的人力、物力，与西汉对抗。汉武帝再任张骞为中郎将，率300多名随员，携带金币丝帛等财物数千巨万，牛羊万头，这是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
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是什么
张骞，做为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的开拓者，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他是功绩，即使在今天也是举世无双的。
当时的汉朝，受匈奴骚扰多年，匈奴一直觊觎中原丰饶的物产，屡屡侵略边境，在汉朝之前就有越境行为，严重威胁汉朝的统治安全，甚至一度派骑兵侵挠到距长安不远的甘肃，令汉朝的统治者深感不安，但是苦于汉朝初期，国力衰弱，农业凋敝，无力进行还击，毕竟，匈奴是个游牧民族，而且机动能力极强，而汉朝如果开战的话，不仅士兵素质和匈奴有所差距，而且还面对长线补给的难题。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没有强盛的国力支撑，是根本办不到的。
在经过汉武帝前面的文帝，景帝的休养生息，抚国安民的政策，国家经过“文景之治”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当时有史书描述，国家富黍的钱库里的铜板都腐朽不堪，粮仓里的粮食都已发霉，街市上人流如织，商品琳琅满目，非常的丰衣足食，在这样的国力下，汉武帝就开始了西进的国策，想要武力征服一直对汉朝虎视眈眈的匈奴，在此背景下，就有了张骞出使西域的机会了，汉朝想要拉拢和受匈奴欺压的西域诸国，一起对抗匈奴，从而了解到大月氏国和匈奴有世仇，大月氏国被匈奴杀掉了老国王，并把老国王的头颅用来盛酒，无力报仇的大月氏国只得一直西迁避难，而汉武帝就想联合大月氏一起报仇，可是前提条件是，得先找到大月氏国才行，只有人找到了，才能谈合作，于是张骞就带着这个目的出发了。
汉武帝经营西域 打破C形包围圈
两伐大宛：汉武帝的武力开埠
仅用“丝路基金”开道是否就能摆平一切？答案是否定的。
无论是广义上的西域，还是狭义上的西域，从玉门关、阳关以西的诸民族，与汉朝的关系，最初不过是贪汉财物。这在张骞出使乌孙时可见一斑，乌孙王在面对琳琅满目的汉朝奢侈品时，竟然对张骞行了拜见单于一般的礼节。“因汉绝远”，所以西域各国怕匈奴多于怕汉朝，甚至抢掠、攻杀汉使。汉使的队伍，实际上是官方商团，除政府官员外，还有企业家、赐物、财货，掠杀汉使竟成了丝路小国发财致富的最佳途径。而匈奴在西域设有“僮仆都尉”，征收税负，征发兵源，小国稍有忤逆，随即大兵相向。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先行的路子走不通了，还要亮剑，彰显军事存在。还是刚才提到的大宛国，有宝马，就是汗血宝马。汉武帝很想要，一方面，满足下自己的奢侈品收藏欲；一方面，要通过这种马改善马种。汉马和秦马类似，都是河曲马。这是一种挽马，多做力用，说白了是力畜，适合干农活儿。汉跟匈奴作战，河曲马不如蒙古马，因此在漠北决战后，汉亦无力进行大规模的追歼。传说中的汗血宝马，能日行千里，无疑是那个年代最重要的国防利器。
汉使带着商团去了。除了丝路基金一千金，还有国礼：一匹金马。请贵国与汉通商，很有诚意吧？结果大宛稀罕汉朝财物，其结果是，汉使被杀，财务被抢，汉朝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起者，权威收到了严重考验。
强汉出手。汉武帝派李广利为贰师将军，率“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攻伐大宛。李广利遇到了一个问题：沿途各国坚壁清野，拒绝补给汉军。除非攻城，攻下才有粮秣。这样一路消耗，到郁成时只有几千人，被当地人杀败而还。汉朝第一次伐大宛，就这样失败了。
很多人认为因李广利是武帝宠姬李夫人的哥哥，无领兵才能。但笔者认为，这次失败主要还是因为汉朝轻敌了。第一，有人告诉朝廷，西域兵弱，三千汉兵一路杀将过去，就能尽数降伏。第二，属国骑，大抵是羌胡降兵，作战意志不如汉朝正规军。第三，充军的郡国恶少年，或许武艺高强，性格强横，但缺乏必要的军事训练，兵将之间也熟悉不够。第四，仓促出兵，没有预备队。
这场失败彻底激怒了汉朝。如果不给大宛一点颜色看看，之前的漠南、河西、漠北三次会战的战果也将覆水东流！所以第二次伐大宛，汉武帝使出了压箱底的资本：“赦囚徒材官，益发恶少年及边骑，岁馀而出敦煌者六万人。”同时，在酒泉驻扎了18万预备队，大兵压境，西域震动！
这次兵带的多，沿途小国没有做出坚壁清野的姿态。到了大宛城下，攻城甚急，大宛人杀了他们的王，开城投降。汉朝得到了汗血宝马。
笔者的家乡武威，是东汉文物“马踏飞燕”的出土地，按畜牧专家的说法，这马就融合了大宛马、河曲马、蒙古马的优秀之处，遂有后来的“凉州大马，横行天下”之说。看来马种改良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汉朝伐大宛，是一次典型的“武力开埠+国际威慑”。在此之后，西域各国才真正认识到汉朝的强大，并从与汉朝的互使往来中，获得了大量经济红利。在汉与匈奴之间的选择中，大部分西域国家会选择汉。这是汉与匈奴争夺西域过程中，第一次重大胜利。
汉朝的“盟国”与高铁
第二次重大胜利，则源于汉朝“远交近攻”策略之奏效。乌孙国在葱岭北，大宛、康居东，与汉朝不接壤，不会产生大的纠葛，但也不算太远，汉的羽翼差不多能罩到。乌孙常受匈奴欺凌，兵将较多，有一定作战能力。汉朝这次选择的方式，是和亲+战争红利。和亲的承载者，是细君公主和解忧公主。尤其解忧，足以跻身中国历史最佳女外交官之列。解忧一直在影响乌孙政局，促使乌孙和汉共击匈奴。如昭帝时，汉将常惠发兵乌孙兵，乌孙王自率五万骑从西方进入匈奴领土，斩首4万级，马牛羊驴驼70余万头，乌孙可自行支配战利品。在汉朝的主导下，参与战争，从中分得红利，也成为西域各国的经济来源之一。再往后，不单对匈奴，对西域内反叛汉朝的国家，也采取了这种形式。如陈汤、甘延寿击北匈奴、班超伐龟兹，基本上都大量征发西域兵。
第三次重大胜利，源于汉之“西域都护”超越匈奴之“僮仆都尉”。西域都护的前身是屯田官，这些屯田点，既是往来客商、使者的驿站，也是汉朝屯卒的军粮来源。一方面满足了丝绸之路往来的安全需求，一方面不至于劳顿西域各国，加重它们在粮秣供给方面的负担，类似美国西进运动时的“毛皮驿站”。汉昭帝时，与匈奴争夺车师，胜利，丝路南道畅通。后来匈奴的日逐王降汉，北道也通。都护府成立，郑吉成为汉朝第一任西域都护。这意味着天山南北，也就是狭义上的西域，正式纳入了中国领土。汉朝在这里采取羁縻治理，经济上不敛赋税，不摊粮饷，而往来客商和使者，以及时不时发生的战争掠夺行为，使西域小国的利益评判，明显倒向了汉朝。政治上则为西域小国调节矛盾、保障安全。匈奴则不同，僮仆都尉，顾名思义，西域各国皆为匈奴仆役，只有掠夺，没有关爱；只有践踏，没有共存。汉朝为西域小国提供了和平、安全、发展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匈奴的僮仆都尉“遂罢”。此外，对于葱岭外诸国，如康居、安息、条支等，汉朝始终坚持互利互惠原则，商贸优先。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皇帝安敦派使团来华，都是丝绸之路国际交往的佳话。汉在葱岭外，营造了一个“结盟组织”。
第四次重大胜利，源于汉朝在“高铁”方面的巨大投入。除西汉开通沙漠丝绸之路，从阳关、玉门关到车师，再到疏勒，遍布亭隘外，东汉初年还开通飞狐道，自代至平城，约三百余里；又开通峤道，自零陵、桂阳，通岭南，远达交趾、九真、日南等郡，长一千余里；自巴蜀向西南开通 古道、永昌道，经缅甸，到达身毒，北上大夏，这就是西南丝绸之路。这些通道的沿途，有邮局，旅店，保障了来往商旅的安全，促进了投资和地方经济繁荣。
在这样的布局之下，匈奴彻底失去了西域。没有了天山南北草场和农田的滋养，没有了丝绸之路的商业收益，再加上汉朝和盟国的通力打击，以游牧为生的匈奴帝国，终于一而再，再而三地分裂，最终沦为边塞部落。汉朝对于丝绸之路的经营，延续二百多年，历时多代，其经略史上的经验与教训，值得今人回味。
“货币战争”加速大秦帝国的建立
货币的多样性对应“市场的多层次”理论，这种主张的代表人物是日本的黑田明伸。黑田认为，某些市场偏好这一类货币，而另一些市场偏好另一类货币。正因为如此，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比率，就可能因此存在着多种定价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持有不同货币的双方，便不能以固定比价的“对称”方式进行交易。这就是其所谓“非对称性”的现象。黑田的核心观点是，市场本身具有不得不使通货分化的不对称性。
黑田这种货币多样性的观点，在中国历史上就可以找到例证。战国时期，秦国用圆形方孔钱，齐、鲁用刀币，三晋用布币，楚国用蚁鼻钱。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多种货币并存。晚清民国时期，市场上既有银两、银票、大洋，也有外国银元，还有西班牙金币等多种货币，此外各种军阀发行的军用券一定程度上也作为货币使用，可以说是五花八门。
陈教授认为，虽然中国、西方历史上都有货币多样性的情况出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黑田的观点是对的。在陈教授看来，货币的多样性并不是像黑田所说的是因为市场本身具有某些偏好。在古代社会，由于讯息取得的困难，更增加了不同货币（无论是出于相同发行者的主币和辅币，或者出于不同发行者的异国通货）之间定价的争议和麻烦。这种争议和麻烦才是“非对称性”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
但是货币最重要的职能是流动性，当各种货币在各自流通时，各种市场彼此之间进行交易时，由于人们对于交易成本的降低需求，就会在各种货币中挑选出流通能力最强的货币。这样多种货币就会趋向一致，而不同的市场也会约略同时的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也可能会选择较为方便的货币作为法定货币，如果方法得当，就会推动市场的统一与货币的统一。这就是货币的趋同性。
陈教授举例说，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春秋战国各国的货币性质彼此不同，市场上并存多种货币，但是，随着经济与贸易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发现黄金与秦的圆形方孔钱在市场上的流通能力比其他形制的货币强很多，到了战国后期各国逐渐选择黄金为交易媒介，圆形方孔铜钱的流通范围也越来越广。通观战国政治变动趋势，会发现秦国从西向东征服六国的过程与黄金、圆形方孔钱流通范围的扩大基本一致，而且在此过程中，秦国常常用黄金去贿赂各国政要以瓦解其国力。也就是说，货币统一的势头加速了秦国一统天下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