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真是一支可怕的军队！
隋唐之际，朝鲜半岛上共有三个国家：高丽、新罗、百济。
高丽为高句丽之简称，是中国古代东北少数民族扶余人于西汉末期建立的一个政权，其疆域东西跨度三千一百里，南北跨度两千里，大抵包括今辽宁东部、吉林南部和朝鲜半岛的北部与中部。
值得一提的是，古代高丽与后来的王氏高丽根本不是一回事，无论从历史渊源、疆域范围还是从民族构成来看，两者之间都毫无本质联系。古代高丽是中国古代东北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其领土有三分之二在辽东，即今天中国的辽宁省东部，朝鲜半岛的地盘实为扩张所得。而王氏高丽则是在古代高丽灭亡二百多年后创立的王朝，其创立者王建也根本没有高句丽族的血统。王建在《十诫书》中自称：“朕赖三韩山川阴佑，以成大业。”可见王建是三韩人，与古代的高丽人毫无关系。（所谓三韩人，是朝鲜半岛南部古代居民的总称，包括马韩、辰韩、弁韩三支；三韩人是后来朝鲜半岛居民的主要来源。）
然而可笑的是，现代韩国为了摆脱中华文化的影响，也为了掩盖其历史文化资源相对匮乏的事实，不惜歪曲并捏造历史，硬是把高句丽人认作自己的老祖宗，把古代高丽说成是韩国人在历史上建立的政权，甚至把中国东北说成是韩民族曾经活动过的历史舞台。
朝鲜半岛的另外两个国家——新罗和百济，分别位于半岛南部的东面和西面，国土面积比高丽小，实力稍弱。三个国家长期处于三足鼎立的状态，相互之间矛盾重重，经常爆发战争。
尽管它们自古以来同是中国的藩属国，自两汉以迄魏晋南北朝，一直都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接受册封，可自从隋文帝时代起，高丽就开始屡屡挑战隋朝宗主国的地位，不但“驱逼靺鞨，固禁契丹”，出兵入寇辽西，而且南征新罗和百济，大有强力扩张之势。
蕞尔小国竟然也敢蔑视天朝权威，企图称霸一方？
这当然令人无法容忍！
于是隋朝便先后对高丽发动了四次规模浩大的远征。其中隋文帝曾发兵三十万讨伐，但却因瘟疫流行、粮草不继和自然灾害等原因被迫撤兵，结果未及与高丽交战便损失了十之八九的士兵。到了隋炀帝时代，好大喜功的杨广更是连续三次亲征高丽，仅第一次出动的军队就多达一百一十三万余人，后两次据称也都在百万人以上，然而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隋炀帝的三次远征全部铩羽而归！
最后一次尽管取得了表面上的胜利，可付出的代价却极为惨重。
而更让世人料想不到的是，三征高丽竟然成了隋帝国由盛而衰的致命拐点。短短几年后，一度繁荣强大的隋王朝就因国力耗尽、民变四起而轰然崩塌。
对于杨广来说，桀骜不驯的小国高丽就是他生命中的滑铁卢；而对于代隋而兴的唐王朝而言，该死的高丽照旧不让人省心。
武德年间，高丽与唐帝国之间有过一个短暂的蜜月期。双方曾经交换战俘，高丽还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遣使上表，奉唐正朔，在国内颁行唐朝历法。唐高祖李渊也分别对高丽、新罗和百济进行了册封。
然而好景不长，从武德末年开始，高丽便又故态复萌了。它不但频频阻挠新罗和百济从陆路对唐的朝贡，而且不时出兵侵扰新罗和百济。即位之初的唐太宗李世民不愿轻启战端，于是积极施展外交手段，遣使对三国进行调解。高丽表面上做出谢罪与和解的姿态，暗地里却一直秣马厉兵、积极备战，并于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在边境线上修筑了一条一千余里的长城，东北起于扶余城（今吉林四平市），西南直达渤海的入海口。
在贞观初期和中期，由于唐帝国对内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对外积极经略漠北和西域，所以暂时无暇顾及辽东，但是李世民却一直密切关注着高丽的一举一动。他曾经对朝臣说：“高丽本是汉朝四郡之地，只是后来国家不武，以致沦为异域。倘若我们发精兵数万进攻辽东，高丽必以倾国之兵相救，到时候再派一支海军从东莱直趋平壤，海陆夹击，要攻取高丽并非难事。只是如今中原地区仍然凋敝，我不忍心发动战争，让百姓受苦。”
由此可见，一旦时机成熟，李世民必定要征服高丽，完成隋朝两代帝王未竟的事功！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十一月，机会终于出现了。
高丽国内爆发政变，其东部总督渊盖苏文杀了国王高建武，拥立高建武的侄子高藏继位，然后一手把持军政大权，成了高丽王国的实际统治者。
这个渊盖苏文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物。
他不仅是个工于心计的权臣，而且还是个异常凶悍的武士。史书说他“状貌雄伟，意气豪逸，身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视”（《资治通鉴》卷一九六）。
一个人居然随身佩带五把刀，实在是有够威猛。暂且不说他的功夫如何，光是这份气势就让人畏惧三分。
这位猛人平常还有个习惯，凡是他上下马的时候，左右的大臣和武将必须趴在地上当他的下马石。甭管你官阶多高，在渊大人面前你们通通是脚蹬和脚垫！
每逢出门的时候，渊大人就更是威风八面、派头十足。仪仗队的前导大老远就开始驱赶行人，如果是在大街上，路人还可以往两边躲，可要是碰上狭窄的山路，那行人就惨了，不管两边是悬崖峭壁还是万丈深渊，你都得闭着眼睛往下跳！
碰上这么一个猛人掌权，高丽的臣民们真是苦不堪言。
渊盖苏文的弑君篡权和擅作威福无疑给唐帝国出兵高丽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借口。
但是，就在李世民刚刚把目光锁定在高丽时，国内的一连串政治危机就相继爆发了。李世民一下子陷入了焦头烂额的困境之中。直到贞观十七年夏末，当所有内部问题彻底解决后，李世民才重新想起了高丽。
他对长孙无忌说：“如今渊盖苏文弑君篡权，令人难以容忍。以我们现在的军事力量，要击败他易如反掌，但是我不想劳民远征，所以考虑征调契丹和靺鞨的兵力进攻高丽，你认为如何？”
长孙无忌答道：“渊盖苏文自知罪无可赦，一直担心我们讨伐，现在必然严加防备，陛下可暂且隐忍。只要渊盖苏文自以为安全，必定更加骄横凶暴，到时我们再出兵讨伐也为时不晚。”
李世民听从了他的意见，随即下诏，册封高藏为辽东郡王、高丽王，表示对新政权的认可，同时也是想借此麻痹渊盖苏文。
李世民和长孙无忌之所以不在此刻用兵，真正的原因其实有两个：一，储君危机刚刚平息，朝廷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稳定政局；二，唐朝刚刚对漠北的薛延陀悔婚，双边关系趋于紧张，所以必须作好与薛延陀开战的准备。在此情况下，高丽问题只能继续搁置，否则就有可能陷入内外交困和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
然而，仅仅几个月后，朝鲜半岛上风云突变，迫使李世民再次把高丽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九月，新罗遣使向唐朝告急，说百济悍然出兵攻占了新罗的四十余座城池，并与高丽结盟，新罗危在旦夕，请求唐朝火速发兵救援。
李世民立刻派遣使者相里玄奖携带诏书前往高丽。他在诏书中对高丽发出了严厉警告：“新罗是中国的藩国，一直朝贡不断，你们与百济应该马上收兵，如果再侵犯新罗，明年必将发兵攻打你们。”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正月，相里玄奖抵达高丽都城平壤，对渊盖苏文转达了唐太宗的旨意，并重申唐帝国对此事件的严正立场。
渊盖苏文冷冷地瞥了一眼唐朝使者，不以为然地说：“当初隋朝进犯我国，新罗乘机在背后插了一刀，侵占我国五百里的土地，在没有夺回这些土地之前，战争恐怕不会结束。”
相里玄奖针锋相对地说：“那都是陈年老账了，何苦锱铢必较？如果一定要计较，那辽东之地当年也是中国的郡县，如今中国尚且不计较，高丽又何必一定要追回旧地呢？”
然而，渊盖苏文一个字也听不进去，仍旧坚持强硬态度。
二月，相里玄奖黯然回国，唐朝的外交斡旋宣告失败。
李世民勃然大怒：“渊盖苏文弑君篡权、逆天虐民，今又违我诏命、侵暴邻国，不可不讨伐！”
随后，太宗李世民作出了一个让满朝文武大为惊愕的决定——
他要御驾亲征，讨平高丽！
禇遂良第一个站出来劝谏，他说：“高丽罪大，诚当致讨，但命二三猛将率四五万众，仗陛下威名，取之易如反掌，实在没必要亲自出马。何况太子新立、年纪尚幼，天子更不宜御驾亲征。”
与此同时，群臣也纷纷劝谏。
但是，李世民决心已定，谁劝都没有用。
他即刻下令进行战争准备：一边命将作大匠阎立德在南方督造四百艘战船，用于装载军粮；一边又命营州（今辽宁朝阳市）都督张俭率本部兵马，征调契丹、靺鞨等部落兵力突入辽东，对高丽进行试探性进攻；同时又命太常卿韦挺等人负责将河北、河南诸州的粮草调往前线。
贞观十八年十一月，李世民任命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率战船五百艘、海军四万三千人，从莱州（今山东莱州市）军港起航，横渡渤海直趋辽东半岛；任命李世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李道宗为副大总管，率领步兵、骑兵共计六万人，从陆路进击辽东。
李世民满怀必胜的信心，临行前专门下诏告谕天下，无比豪迈地宣告了唐帝国必将赢得这场战争的五大理由——以大击小；以顺讨逆；以治乘乱；以逸敌劳；以悦当怨！
他坚信，隋帝国倾尽国力、四度远征而未竟的事功必将在他的手中完成！（《资治通鉴》卷一九七：“上谓侍臣曰：‘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高丽雪君父之耻耳！’”）
君临天下十八年来，这是李世民第一次穿上戎装，走向战场。
奔驰在壮阔而苍凉的冬日原野上，青年时代那一腔跃马横刀、叱咤疆场的豪情再度激荡在他的胸中。
此刻的唐太宗李世民跟当年的隋炀帝杨广一样，丝毫不把蕞尔小国高丽放在眼里。
这是与杨广如出一辙的自信。
没有人知道这份自信会换来怎样的结果。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春，李世民命房玄龄留守长安，命萧瑀留守洛阳，命太子李治监国，坐镇定州（今河北定州市），同时命高士廉、刘洎、马周等人驻定州辅佐太子。
安排好这一切后，李世民随即亲率六军北上，浩浩荡荡地开赴辽东战场。随行的大臣有长孙无忌、岑文本、杨师道等人。
三月，李世勣的前锋大军从边境重镇柳城（营州治所，今辽宁朝阳市）出击，拉开了辽东之战的序幕。
为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李世勣采用了疑兵之计，派出部分兵力直趋辽河东岸的怀远镇（今辽宁辽中县），并且虚张声势，给高丽守军造成唐军主力要从这里突破的假象。就在高丽军队纷纷向此集结，在这一线严阵以待的时候，李世勣主力却悄悄掉头北上，于四月初突然从通定镇（今辽宁新民市东）渡过辽河，兵锋直指玄菟（今辽宁沈阳市）。
高丽的防御重点在正西，此刻唐军主力突然从正北方向杀出，真是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
高丽举国震骇，辽东境内的所有城池全部闭门自守。
四月十五日，李世勣与李道宗开始对盖牟城（今辽宁抚顺市）发起进攻，只用了十天时间就将其攻克，俘虏士兵两万余人，缴获粮食十余万石。
帝国远征军首战告捷！
盖牟城是高丽在辽东的军事重镇之一，此战的胜利令唐军士气空前高涨。
在南线，担任助攻任务的营州都督张俭也率领契丹、靺鞨等少数民族军队渡过辽河，攻击建安城（今辽宁盖州市），歼灭高丽军队数千人。
与此同时，张亮的舰队也已渡过渤海，在辽东半岛南端成功登陆。右骁卫将军程名振立刻率部进抵卑沙城（今辽宁大连市）。
卑沙城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坚固城堡，四面都是悬崖峭壁，唯有西门可以攀登。程名振仔细观察地形之后，决定利用夜色的掩护，从西门对卑沙城发起强攻。
是日深夜，唐军将领王大度率领敢死队从西门攀登。等到高丽守军觉察时，敢死队已经攀上了城门，双方随即展开短兵相接的肉搏。一番血战之后，王大度终于占领西门，程名振立刻率大军杀进城中，与高丽守军进行了激烈的巷战。至五月二日，唐军全部肃清了守城之敌，并俘虏八千余人。
第一阶段的战役，唐军连战连捷、势如破竹，而高丽在辽东的军事据点则接连失守。接下来，双方争夺的焦点就是辽东城（今辽宁辽阳市）。高丽军队在这里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并且屯驻了重兵。
就在程名振攻克卑沙城的当天，李世勣率部火速南下，将辽东城团团围困。
同日，李世民车驾抵达辽泽（今辽宁辽阳市西）。这是一片方圆两百余里的沼泽地，人马无法通行。李世民立刻命阎立德用干土铺出了一条道路，于是大军顺利通过，于五月三日推进到了辽河西岸。
唐军来势汹汹，大有一口吞掉辽东城的架势。
渊盖苏文不无惊恐地意识到，辽东城一旦失守，整个辽东的门户就彻底洞开了！
所以，他无论如何都要保住这座重镇。
五月八日，高丽一支四万人的步骑混合兵团越过鸭绿江，紧急驰援辽东城。唐军统帅部马上作出反应，命李道宗率领四千骑兵阻击这支高丽援军。
四千对四万，兵力对比如此悬殊，这仗该怎么打？
尽管唐军的战斗力是首屈一指的，可高丽人也不是软蛋，当年杨广的百万大军在辽东折戟沉沙就是明证。所以部将们纷纷向李道宗建议，应该采取守势，以深沟高垒来抵挡高丽援军，等皇帝大军一到，再与敌人决战。
李道宗瞪了他们一眼：“我们是前锋，本来就是清道夫的角色，为皇上扫清障碍是我们的职责，怎么能当缩头乌龟，把敌人留给皇上？”
话音刚落，果毅都尉马文举就挺身而出，慨然道：“不遇劲敌，何以显壮士！”
大家面面相觑，无话可说。李道宗随即率部出发。战斗打响后，马文举身先士卒，奋勇砍杀，所过之处，敌人纷纷仆倒。
有这样的勇士打头阵，总算稳住了唐军将士的军心。
但是，有勇士必定有懦夫。
此刻，李道宗手下一个叫张君乂的部将就是贪生怕死的懦夫。他从一开始就认定此战必败无疑，于是趁着混战之际，偷偷率部下脱离了战场。
唐军在人数上本来就居于劣势，张君乂这一跑，形势更加险恶。唐军逐渐不支，开始往后溃退。李道宗临危不惧，一边撤退一边重新集结溃散的士兵。稍后，李道宗登上一座山丘观察敌情，发现高丽军队虽然人数众多，但是阵形混乱，于是当机立断，亲自率领数十名精锐骑兵杀入敌阵，左冲右突，往来驰骋，暂时遏住了高丽军的攻势。
但是高丽军队仗着人多势众，很快又围了上来。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李世勣率领援军赶到，马上对敌人发起反攻。高丽军队抵挡不住，迅速溃败，被唐军斩杀一千余人，余众被迫后撤。
五月十日，李世民亲率六军渡过辽河，随后下令拆除河上的桥梁，以示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决心，此举大大坚定了将士们的战斗意志。
李世民大军于马首山（今辽宁辽阳市西）扎营。在听取了前方的战报后，李世民下令犒赏李道宗，并将果毅都尉马文举提拔为中郎将，同时将临阵脱逃的张君乂斩首示众。随后，李世民亲自带着数百名骑兵抵达辽东城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