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生病时，无不想到自己的母亲；如果母亲刚巧不在身边，那必须有其他女人顶替。祖克曼现在就用四位女性勉强凑合着。他从未同时拥有那么多女人，从未见过那么多医生，从未喝过那么多伏特加，从未如此碌碌无为，从未经受如此疯狂的绝望。但他得的病好像并不值得让任何人大惊小怪。只不过是疼痛——分布在他的脖子、手臂、肩膀上，让他走不了几个街区就觉得疼痛难忍，甚至在一个地方站久了也受不了。自己的脖子、手臂和肩膀沉重得像背负着另一个人的体重。只不过花了十分钟时间外出采购杂货，他就得赶紧回家躺下来休息。每次出门，他也只拿得动一小袋东西回来，尽管重量很轻，他还是只能把袋子抱在胸前摇摇晃晃地走着，活像个八十岁的老大爷。而一侧拎着袋子只会加重他的痛苦。弯腰铺床成了一件痛苦的事情；手拿锅铲站在炉灶旁等待鸡蛋煎熟的过程也令人痛苦；他没力气推开窗户，事实上任何需要使力的活他都干不了。最终，是那些女人帮他打开了窗户：打开窗户，煎好鸡蛋，铺好床，为他买好食物，并且轻松自如、豪气万丈地把那些沉甸甸的口袋拎回家里。这些活一个女人每天花一两个小时就可以全部搞定，但祖克曼不再有幸拥有这样一个女人。因此，最后他只能让四个女人共同完成这些任务。
为了能坐在椅子上看点东西，他得在脖子上戴一种矫形围领。那是一圈白色罗纹花样的菱形海绵，固定在脖子上，这样可以使颈部的脊椎保持直立，让他在转头时有所支撑。他感到一种剧痛从右耳开始一直火辣辣地延伸到颈部，然后在肩胛骨处弥漫开去，就像一支倒置的连灯烛台。理论上，对头部的支持及活动限制应该可以减轻他的痛苦。戴了围领，有时候确实能让他感到舒服一些，有时候却不能，而戴围领本身就跟他的疼痛一样折磨人。困在围领中的他不管做什么事都无法集中精神。
他手上拿的是他大学时看过的一本书：《牛津十七世纪诗歌》。内封上，在他用蓝墨水写的姓名和日期上面，是一行大一新生用铅笔于一九四九年做的标注：“玄学派诗人轻而易举地从渺小走向崇高。”这二十四年来，他第一次去翻找乔治·赫伯特写的诗。他拿来这本书，是想读那首名为“围领”[63]的诗，希望从中找到某些灵感，以帮助他解决自己的围领问题。这通常被视作伟大文学作品的功能之一：通过描绘人类的共同命运，找到个人痛苦遭遇的解药。就像祖克曼正在体会到的那样，如果没有定时服用一种名为哲学思考的药剂，痛苦会让你变成只有原始意识的野蛮人。也许他可以从赫伯特那里找到某些暗示。
……我仍要恳求吗？
难道除了荆棘刺破我手，
便再无任何收获？
难道甘美的果实
无法收复我失去的一切？
当然，这里有美酒
在我的叹息风干它之前；
这里有谷物
在我的泪水湮没它之前。
莫不是只有我失去了这一年的光阴？
难道没有月桂可为之加冕？
难道没有芬芳花朵，没有绚烂花环？
全都枯萎了？
全都荒废了？
……可我胡言乱语，我的每个字
变得狂乱粗蛮
我觉得有个声音在呼喊：孩子啊；
而我报以虔诚的回应：我的主。
他用尽全力，挥动疼痛的胳膊将书扔到了房间对面。半点用处也没有！他拒绝用任何冠冕堂皇的事物来比喻他的围领，那个本应减轻痛苦却反而带来了痛苦的围领。玄学派诗人也许可以轻松地从渺小走向崇高，但是，要说祖克曼对玄学派诗人的印象，从过去十八个月的经验来看，如果有改变的话，也只能是向相反的方向。
单单是写一本书的最后一页，就让他感觉自己前所未有地接近这个崇高境界，这在过去四年中都未曾发生。他已经记不得自己何时写过一页让人看得懂的内容。即使是在他戴着围领的时候，上斜方肌处的痉挛和脊椎骨两边的酸痛让他连在信封上打个地址都困难万分。当西奈山医院的一个整形科医生把他的痛苦归结于他二十年来一直在手动打字机上工作之后，他立刻出门去买了一台IBM二代电动打字机；但是回到家里继续写作时，他发现这崭新而陌生的IBM键盘给他带来的痛苦并不亚于他的老式奥利维蒂牌手动打字机。那台打字机被收在卧室后面衣柜里一个已经磨破的旅行箱里，只要眼睛一瞥到那台奥利维蒂，阵阵沮丧就像潮水一般奔袭而来——踢踏舞大师比尔·罗宾逊[64]看到自己的旧舞鞋时一定也是同样的感受。身体康健时，他总是胳膊一甩，把桌子上的杂物潇洒地扫到一边，腾出地方来或吃饭或记笔记或看书或写信，这一切是多么简单啊。他是多么喜欢把这些不会抱怨而默默陪伴着他的伙伴们推来扫去——从二十岁开始，他就一直这样凶残地对待它们！他在这些杂物的陪伴下支付他前妻的赡养费，在这些杂物的陪伴下给他的粉丝回信，在这些杂物的陪伴下头枕着桌子沉浸在自己写的或精彩或乏味的作品之中无法自拔，在这些杂物的陪伴下写出了四本已出版小说和三本未完成小说的每一份草稿的每一页——如果这台奥利维蒂牌老式打字机会开口说话，那么这位小说家的所有秘密都会赤裸裸地展露在你面前。而你从第一位整形医生推荐购买的IBM打字机那里却毫无所获——你只能听见那如清教徒般拘谨、如机械般精准而又趾高气扬的机器运转声，仿佛在喋喋不休地诉说它自己的所有优点：我是IBM可更正二代电动打字机。我从来不会犯错。这个使用我的人是谁，我完全不知道。而从周围的情况来看，他也不知道自己是谁。
直接用笔书写也一样不可行。即便是在那美好的当年，他的左手顺着字向稿纸右边推动时，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勇敢坚定的伤残人士正在学习如何使用他的假肢。而写出来的东西也同样难以辨识。写字是他最不擅长的技能。他跳伦巴舞比他用手写字顺畅漂亮多了。他笔握得太紧。每次写字，他都咬紧牙关，面露痛苦之色。写字时他的手肘伸出，仿佛蛙泳的预备动作，然后把手往下勾，和前臂弯成一个圈，这样他写字时整行字就会呈现从上至下的倾斜角度而不是从下往上——这是许多左撇子小孩自创的柔软书写术，以避免在从左往右的书写过程中把前面的墨水字迹弄花。一位口碑极佳的整骨专家甚至总结了造成祖克曼这种病痛的原因，简单如下：一个认真的左撇子男生，在克服未干墨迹这一障碍的过程中肌肉过于紧张，以至于书写者的脊椎开始一点点偏离垂直的轴线，最后像扭麻花一样歪歪斜斜地偏离了骶骨。他的胸腔是歪的。他的锁骨是斜的。他的左肩胛骨的下端像鸡翅膀一样向外展开，甚至连他的肱骨也被紧紧地挤在了肩关节囊中，斜斜地插进了关节里。尽管对于没受过医学训练的人来说，他的骨骼看起来还是基本对称的，比例也很匀称，而事实上，他的内部构造就和理查三世[65]一样畸形。按照整骨专家的说法，他从七岁开始骨骼就一直以一种稳定的速率在弯曲。从他写作业开始。从他写第一篇关于新泽西生活的报道开始。“一六六六年，卡特里特[66]总督为罗伯特·特里特[67]提供了译员和导游，同去哈肯萨克河上游，去和欧莱顿——哈肯萨克家族年长的首领——的代表见面。罗伯特·特里特想让欧莱顿了解，白人定居者除了和平外别无他图。”十岁时开始写纽瓦克的罗伯特·特里特，他的用词一如“译员”和“代表”这样优雅悦耳，到最后写纽瓦克的吉尔伯特·卡诺夫斯基[68]时，语言却换成了粗鄙至极的“阴茎”及“阴道”。我们的作者就这样在哈肯萨克河中一路摇桨而上，最终却停靠在名为痛苦的港湾。
当在打字机前正襟危坐变得痛苦难忍时，他就使劲往后靠在一张安乐椅上，尽力施展他那不完美的写字能力。他有一圈围领来支撑脖子，一张结实无靠垫的软椅背支撑他的脊柱，还有一张为他量身定制的木纤维板固定在椅子的扶手处，作为一张便携式课桌供他写作。他住的地方当然安静到足以让他集中精力。他给书房的大窗户安装了双层玻璃，这样就不会有别人家的电视或留声机的声响从后面的大楼传进他住的褐石[69]公寓；书房的天花板也做了隔音，这样他就不会被楼上邻居的两只京巴狗爪子刮地板的声音打扰。书房里铺着地毯，是一张深古铜色的羊毛地毯，窗户边垂挂着厚重的天鹅绒窗帘，一直拖到地上。这是一间安静舒适、书香缭绕的房间。他一半的人生都是像这样把自己封锁在房间里度过的。在他存放伏特加酒瓶和玻璃杯的小储物柜顶上，放着他最爱的嵌在树脂镜框里的老照片：已故的双亲在他祖父母家的后院拍的新婚照；他的几任前妻在楠塔基特岛上健康美丽、如花朵般盛开的快乐笑颜；他那已然疏远的弟弟一九五七年以最优异的成绩（和纯净得毫无杂质的心灵）从康奈尔大学毕业时身穿学士服拍的照片。就算一天之中他会开口说话，那也只是对着这些照片喃喃自语；否则，这一屋子的寂静无声能让那个在封闭的斗室里写出《追忆似水年华》的普鲁斯特都无可挑剔。他拥有寂静、舒适、时间、金钱，但是用笔书写使他的上臂阵阵抽痛，没多久就让他感到自己的胃部一阵痉挛。他一边用左手继续写字，一边用右手揉捏他那酸痛的肌肉。他尽量不去理睬这痛楚，假装这正抽痛着的并不是他自己的胳膊，而是某个不相干的人。他企图用写写停停的方式来骗过他的肌肉。长时间不动笔写字对减轻肉体的痛苦颇有效果，但对写作本身却是一种伤害；等他第十次停笔时，他已经不知道该写些什么了，而既然没有什么东西要写，他也没有理由继续坐在这里受累。当他扯下脖子上的围领颓然倒地时，尼龙魔术贴被刺啦一声拉开的声音仿佛是从他自己的内脏里传出来的一般。每一种思想，每一种感觉，都陷入了一种名为痛苦的东西所编织的自私罗网中。
在第五十七街上的一家儿童家具店里，他买了一个外面包着大红色塑料薄膜的柔软泡沫地垫，现在这个地垫已经永远地在他的书房里安家了，铺在他的书桌和安乐椅之间。当无法忍受坐姿时，他就伸展四肢仰面躺在地垫上，头枕一本《罗热同义词词典》。结果，他现在清醒时候的大部分活动，都是在这块地垫上完成的。在那块垫子上，他不用再背负着上半身的重量，也不用再承受那重达十五磅的脑袋，他可以打打电话，见见访客，看看电视关注一下水门事件的进展。他现在用一副棱镜代替自己原先的眼镜，这样可以看到垂直角度的影像。这种眼镜由市中心一家视觉研究公司专为卧床不起的病人设计，是他的理疗师推荐的。他透过这副棱镜眼镜关注我们总统的欺骗行径——别扭的姿势，豆大的汗珠，笨拙刺眼的谎言。他几乎开始同情他，因为这个他每天都会看见的人是除他自己之外唯一一个和他遭受同样难熬痛苦的美国人。就算是疲惫不堪地躺在地板上，不管是他的哪个女人笔直地坐在沙发上，祖克曼都能看见。而照料他的女人眼中所见的，是祖克曼那副凸出的镜片不透明的方形下侧边缘，耳中所闻的，是他喃喃自语地向天花板解释尼克松为何许人也。
他试着躺在地垫上，将脑海中的小说口述给秘书让其记录下来，但却无法流利地表达，有时候甚至躺在那里整整一小时说不出一个字。眼睛看不见自己所写的东西，他就无法写作；尽管他能想象句子所描绘的内容，但他无法在看不见句子如何展开又如何相互衔接的情况下想象它们的样子。这个秘书只有二十岁，太容易被卷入他的痛苦之中，这在头几个星期表现得尤其明显。这样的例会对他们两人而言都是一种折磨，而最后往往都以小秘书躺到地垫上告终。性交，口交，舔阴，这些祖克曼都可以毫无痛苦地接受，只要他保持仰躺的姿势并且用那本词典垫在头部下面做支撑。这本词典的厚度刚好可以避免他的后脑勺过于后仰以至刺激他脖子的疼痛。词典的内封上写着“爸爸赠——我完全相信你”，落款日期是“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四日”。这本书自从他小学毕业以后就一直充当扩展他词汇量的角色。
曾跟他一起躺在地垫上的共有四个女人。她们是他生活中所拥有的一切朝气：秘书—知己—大厨—管家—伴侣——除了尼克松的受难这一药剂之外，她们就是他的娱乐和消遣。他仰面躺着，感觉自己就像是她们的男妓，用身体报答别人帮他端茶送水的恩惠。她们向他倾诉烦恼，脱掉衣服，俯下身用他来填满她们下身的洞穴。既无工作能做，病情预测也不甚乐观，他只能任由她们随心所欲地摆布；他的无助越是明显，她们的欲望就越是直截了当。然后她们起身离开。洗好碗，喝一杯咖啡，跪下来跟他吻别，接着离开他的视线，消失在现实生活里。留下祖克曼一个人仰躺着，等候下一个按门铃的人，不管那是谁。
在身体健康、工作充实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时间像这样和女人私通，甚至在他受到诱惑的时候也不曾如此。这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换过太多的妻子，根本没有让情人来插一脚的余地。婚姻是他保障自己不被女人分散注意力的盾牌。他结婚是为了秩序，为了亲密，为了可以依靠的同伴情谊，为了一夫一妻制生活的规律和常规；他结婚，这样他就不会把时间精力浪费在别的风流韵事上，也不会在舞会上无聊得发疯，更不会在书房里度过无人陪伴的一天之后发现自己晚上还是一个人待在客厅里。即使对祖克曼这样专心致志的人来说，每晚为了第二天的独自写作而集中精神一个人坐在书桌边看书也实在让人难以忍受，因此他便引诱女人来加入这充满诱惑的苦行，每次只需一个女人，一个安静、体贴、认真、有文学修养又能自我满足的女人，一个无需带她到处去玩，只要能在晚饭后安静地坐在他对面和他一起读书就心满意足的女人。
每次离婚之后，他都重新发现一个独身男人必须要带女人去各种地方：去餐厅吃饭，去公园散步，去博物馆、歌剧院和电影院——不仅需要去看电影，而且在看完之后还必须要讨论电影内容。如果他们成为了情侣，在他头脑清晰、创作欲望旺盛的清晨，如何离开女人就成了一个大问题。有些女人希望他能和她们共进早餐，甚至希望他能像一般人那样和她们边进餐边交谈。有时她们希望再度回到床上。他自己也希望再度回到床上。显然回到床上要比回到打字机前创作更要紧，且显然更少挫折感。事实上你可以完成你一开始决定达成的目标，中间不必经历十次失败的开头、十六张草稿，外加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因此他卸下了防备——于是这个早上就筋疲力尽了。
而妻子就不会如此引诱他，随着时间的流逝就不会。
然而痛苦改变了这一切。不管是谁，只要和他度过了一个晚上，不仅会被邀请和他共进早餐，并且如果她有时间最好还能一直待到午饭时分（如果没有别人会出现，那最好再待到晚饭时间）。他会偷偷在他的绒布睡袍下藏一块湿巾和一包鼓鼓囊囊的冰袋，当冰块逐渐麻痹上斜方肌的同时（还有矫形围领支撑他的脖子），他就向后靠在那把红色天鹅绒椅子上，聆听着。在他脑海中只想辛勤工作时，品格高尚的伴侣对他有致命的吸引力；他这样无法动弹的状态为他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用来证明这些女人不像他那三个前妻那么正直。也许他会学到些什么，也许没什么收获，但至少她们可以帮他转移注意力，而纽约大学的风湿病专家说过，多少病人都在孜孜以求可以转移他们注意力的事物，因为这样可以使极度的痛苦降低到可以让人接受的程度。
他咨询过的精神分析专家却持相反立场：他向祖克曼提出了心中的疑惑，问他是否为了（良心毫无愧疚地）留住这个“南丁格尔式后宫”而放弃和病魔做斗争。祖克曼对这句玩笑话感到十分愤怒，差点掉头就走。放弃做斗争？就算他没放弃，又能做些什么——为了治病，还有什么事是他不肯做的？自从他的痛苦在十八个月前开始加剧之后，他就一直在不断预约等候进入各种不同医生的办公室，包括三个整形外科专家、两个神经学专家、一个理疗医师、一个风湿病专家、一个放射科专家、一个整骨疗法专家、一个维生素专家、一个针灸专家，然后现在这个精神分析专家。那个针灸专家已经给他扎过十五次，每次十二针，总共一百八十根针，没有一根针起到半点效果。祖克曼光着上身坐在针灸专家八间诊疗隔间的其中一间里，一边看着针在他眼前晃来晃去，一边阅读《纽约时报》——就这样温顺地坐上十五分钟，然后付给医生二十五美元，接着坐车返回住处，每次出租车压过路面一个坑洞，疼痛都会突然造访。维生素专家为他接连打了五针维生素B-12。整骨专家把他的整个胸腔猛力向上拉，向外扯他的胳膊，猛烈地朝两边扭转他的脖子，使之发出骇人的咔咔声。理疗师为他进行热敷，给他做超声波，同时帮他按摩。第一个整形外科医生为他进行“激痛点”注射，让他扔掉老式打字机去换台新式的IBM；第二个整形外科医生告诉祖克曼他自己也是个作家，尽管没写过什么所谓的“畅销书”，然后让他躺下、站直、弯腰，一一进行检查，最后在祖克曼穿好衣服以后把他领出办公室，跟接待员说他这周没空把时间浪费在一个忧郁症患者身上。第三个整形外科医生让祖克曼每天早上泡一个二十分钟的热水浴，然后做一系列的伸展运动。热水浴的过程让人愉悦——祖克曼边泡澡边通过敞开的浴室门听马勒——但那些伸展运动，尽管动作很简单，却让他的疼痛更加剧烈，因此还没坚持一个礼拜，他就逃回第一个整形外科医生那里，让后者为他进行第二阶段的激痛点注射，但仍然毫无效果。放射科专家用X光透视了他的胸腔、后背、脖颈、头骨、肩膀和手臂。第一个神经科专家看过他的X光照片后，讽刺地说希望自己的脊椎也能呈现出那么美丽的形态；第二个神经科专家要求他住院治疗，进行为期两周的颈椎牵引来减轻颈椎间盘的压力——这段经历即使算不上是祖克曼一生中最糟糕的，也算得上是最耻辱的了。他甚至连想都不愿意去想这件事，而不管他身上发生多么糟糕的事，一般来说他都不至于到不愿意去想的地步。但他被自己的懦弱震惊了。即使是一针镇静剂，非但起不了什么作用，反而让他的无助之感更加骇人，让人难以忍受。从他们往牵引他头部的束具上加砝码的时候开始，他就知道迟早有一天他要发狂。到了第八天早上，尽管病房里没人听他说话，他还是在被固定得无法动弹的床上发出刺耳的喊叫：“让我起来！让我离开这里！”不出十五分钟，他就已经穿回了自己的衣服，在楼下收银员的窗口支付医疗费了。直到他安全地走上大街挥手拦下一辆出租车，他才开始想：“要是真的有非常可怕的事发生在你身上怎么办？到那时候怎么办？”
珍妮从乡下来到城里帮忙照料他本该持续两周的牵引期间的起居。她上午绕道去美术馆和博物馆转转，在午饭后来到医院，为他朗读两小时的《魔山》[70]。这种时候读这么一本大部头的书看起来很合适，但是像这样一动不动地被绑在窄床上，祖克曼开始逐渐对书中主人公汉斯·卡斯托普和肺结核赐予他的成长机会心生厌恶。即使每个礼拜的开销高达一千五百美元，纽约医院611号病房的生活也完全比不上书中一战前瑞士疗养院那样豪华舒适。“这在我听来，”他告诉珍妮，“就像萨尔茨堡论坛[71]和庄严的玛丽皇后号的杂交品种。每天五顿丰盛的饮食，然后是欧洲学者们枯燥的讲课，还配备深奥的玩笑。那种哲学。那种雪。让我想到了芝加哥大学。”
他第一次遇见珍妮，是在哈得孙河上游一座名叫贝尔斯维尔的村庄里，当时他去这个树木葱郁的山坡小村拜访几个隐居的朋友。身为当地小学教师的女儿，珍妮曾就读于库伯联合学院的艺术系，然后一个人背着背包在欧洲闯荡了三年，现在又回到了她的出发点，一个人住在小木屋里，与一只猫、一个弗兰克林铸铁壁炉和她的画作为伴。她二十八岁，身体强壮，孤身一人，言语耿直，肤色红润，有一口健康宽阔的白牙，一头婴儿般细致的橘色头发，胳膊上长着让人生畏的肌肉。和他的秘书戴安娜那纤长勾魂的手指不一样——她有一双真正的手。“如果你想知道，那么总有一天，”她对祖克曼说，“我会告诉你关于我工作的故事——‘我的二头肌及其来历’。”在回曼哈顿之前，他不请自来地造访了她的小屋，装作是去看看她画的风景画。天空，树木，山丘，还有道路，都和她本人一样坦诚直白。没有激情烈日的凡·高[72]。凡·高给他弟弟的信件中的几句引语被钉在了画架旁，而那份已然破损的法语版凡·高信件——曾被她装在背包里走遍欧洲——则被夹在长椅旁的一堆美术书里。纤维板墙面上画满了铅笔画：奶牛，马，猪，鸟巢，花朵，蔬菜——都在以一种同样直率的魅力大声宣告着：“我就在这里，我是真实的。”
他们在小屋后面一个废弃的果园里散步，品尝着奇形怪状的水果。珍妮问他：“为什么你的手老是去摸肩膀？”祖克曼甚至都没有意识到他在这样做；在那时，痛苦只蚕食了他生存空间的四分之一，而他只觉得这就像他外套上的一个污点，只要擦掉就没事了。然而无论他怎么努力都没有效果。“大概有某种压力吧，”他回答。“因为和评论家干架？”她问。“更像是和自己干架。一个人住在这里是什么感觉？”“画很多画，做很多园艺，经常自慰。有钱买东西的感觉一定很好。你做过最奢侈的事情是什么？”最奢侈的，最愚蠢的，最恶劣的，最刺激的——他都一一告诉了她，而她也告诉了他。持续几小时的提问和回答，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更进一步的举动。“我们两人美好的无性时光，”当他们在晚上煲电话粥时，她这样命名这段关系。“尽管这对我来说也许算是段幸运的相遇，但我并不想成为你众多的女友之一。我自己一个人用榔头盖一层楼会过得更好。”“你是怎么学会盖楼的？”“很简单啊。”
某个午夜，她打来电话，说她刚才趁着月色到花园里摘蔬菜。“当地人告诉我再过几小时就要霜冻了。我正要去利姆诺斯岛看看你如何重整旗鼓。”“利姆诺斯岛？我不记得什么利姆诺斯岛。”“就是希腊人把菲罗克忒忒斯[73]扔掉的地方。”
她在利姆诺斯岛待了三天。她在他的脖颈上注射氯乙烷麻醉剂；她赤身裸体地跨坐在他扭曲的背上按摩两个肩胛骨之间的部位；她准备两个人的晚饭，酒焖仔鸡和豆焖肉——吃起来有一种强烈的熏肉味——还有她在霜冻之前收割的蔬菜；她诉说她在法国的经历以及在那里遇到的男男女女。就寝时分，他从浴室出来，发现她正在桌边查看他的记事本。“这太鬼鬼祟祟了吧，”他说，“对于像你这么坦白的人来说。”她只是笑了笑，然后说：“你不干坏事就写不出东西。‘D’是谁？‘G’是谁？我们总共能发现多少女人？”“问这个干吗？你想去见见她们？”“不，谢了。我可不想掺和。我觉得我已经在逐渐让自己摆脱这种事了。”初次相处的最后一天早上，他想送她点什么东西——除了书以外的东西。他一生都在送书（还有随之而来的各种告诫）给女人。他给了珍妮十张一百美元的纸钞。“给我这个干吗？”她问。“你告诉过我，你无法忍受自己在这里看起来像个乡巴佬。还有你对奢侈品的好奇心。凡·高有他的弟弟给他送钱，你有我。拿着吧。”三小时以后，她从外面回来，拿着一件鲜红色的羊绒披风、一双酒红色靴子，还有一大瓶戴斯普雷凡尔赛宫女士香水。“我去了波道夫·古德曼百货公司[74]，”她神情有些羞涩，但言语中却充满自豪——“这是找零，”然后递给他一把硬币，两个二十五美分的、一个十分的、三个一分的。她把身上所有土气的衣服都脱掉，然后只穿上刚买的披风和靴子。“你知道吗？”她看着镜子说。“我感觉自己还挺漂亮的。”“你确实漂亮。”她打开香水瓶盖，把盖子上附着的香水拍到了身上；她在舌尖上喷了点香水，接着又转身对着镜子。长久的凝视。“我感觉自己好高。”她原本不高，也不可能再长高。那天晚上，她从乡下打来电话，告诉他她穿披风洒香水造访她母亲的家并解释说这是男人送的礼物后她母亲的反应。“我妈说，‘我不知道你外婆看到这件衣服会怎么说。’”这个么，女人就是女人，祖克曼想。“问问你外婆的尺寸，我要给她也买一件。”
医院里为期两周的牵引刚开始，珍妮总是在下午为他朗诵《魔山》，晚上则回到他的公寓，把他的桌子、他的椅子、他的书架，还有他的衣服全都画入她的素描本里，然后在她下次来医院时把这些画用透明胶粘在他病房的墙上。每天她都会临摹一幅中央部分绣有励志格言的十字绣，然后把这张画也贴在他能看到的墙上。“这可以加深你对治疗前景的看法，”她说。
肉体痛苦是精神折磨的唯一解药。
卡尔·马克思
人不会因为在某处遭受痛苦而导致对此地的热爱之情有所减少。
简·奥斯汀
如果人能强大到应对一定的打击，能解决相对复杂的生理困难，那么从四十岁到五十岁，人就再一次进入新的相对正常的潮流。
文森特·凡·高
她设计了一张图表，对他前景观的治疗状态进行跟踪调查。到了第七天晚上，这张表如下图所示：
天数 热忱 幽默 神智 胃口 适应度 坚忍 性欲 小气（缺乏程度） 怒气和抱怨 对珍妮的礼貌程度
1 A A A A A A F A A A
2 B A B A A A F C C A
3 A A A A A A F B B A
4 C B C A C B A C C A
5 C B A C B A F B B B
6 C C C C C C C C B A
7 F D F F C D F D B F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第八天下午，当她带着素描本来到611病房时，祖克曼已经不见了；她在他家里找到了他，后者正躺在地垫上，喝得半醉。“前景观的治疗中出现了太多内省观，”他说。“这种吞噬一切的感觉。太孤独了。崩溃了。”
“是么，”她轻轻地说，“我认为这不是造成崩溃的原因。换做是我的话，在那里连一小时都撑不过去。”
“生活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每天醒来就惦记着我的脖子。每天睡觉也惦记着我的脖子。只能想，如果这样牵引也没用，那该去找哪个医生。想去治病，却发现病情更糟。汉斯·卡斯托普比我的情况好多了，珍妮弗。那张床上除了我，什么都没了。只有一个脖子，还整天想着关于脖子的事情。没有塞特姆布里尼，没有纳夫塔[75]，没有雪。没有瑰丽的知识之旅。努力想找出一条出路，结果却更陷入其中。惨败了。太丢人了。”他无比愤怒，差一点就吼出来了。
“不，问题在于我。”她又给他倒了杯酒。“我希望我之前能更多地逗你开心。我真希望自己不是这样一个又臭又硬的粗人。唉，忘了吧。我们努力过了——只是没有用。”
他坐在餐桌旁揉着脖子，边看她炖熏羊羔肉边喝完了那杯伏特加。他不想让她离开他的视线。头脑冷静的珍妮，让我们把家庭生活的阴暗面当作一切吧——跟我一起生活，成为我最爱的又臭又硬的粗人吧。他已经决定要让她搬进来住。“我在床上对自己说：‘不管发生什么事，当我离开这里以后我要让自己重新沉浸在工作中。要是会痛，就痛吧，管他妈的。努力理解，然后克服痛苦。’”
“然后呢？”
“对理解来说太粗浅了。理解根本没法触到它。对这种痛苦，又担心，又不解，想要战胜它，治好它，忽视它，想搞清楚它究竟是什么——这一切让我普通平常的个性变得像除夕夜的时代广场那样纷扰。当你身处痛苦之中时，你所思考的全部问题就是如何摆脱痛苦。一再地、反复地被这种想法所困扰。我真是不该让你来陪我遭这份罪。我应该独自扛起这一切。但即使这样，我还是太软弱了。而你，是这一切的见证人。”
“见证什么？得了，对我来说，这完全没问题。你真不知道我是多么喜欢穿着裙子跑到这里来。我已经虐待自己很久了。不过，对你我可以温柔点、文雅点、镇静点——你为我提供了一个表现女性特质的机会。谁也不必为此感到难过。你我都不必内疚，内森。我会对你有所帮助，你也会对我有所帮助，所以我们都别担心后果。让我外婆去担心这种事吧。”
选择珍妮？要是她愿意的话，她会变得十分诱人。她的勇气，她的健康，她的独立，凡·高的引言，毫不动摇的意志——这一切都能平息一个病人的焦躁狂暴。但如果他的病好了，会怎么样呢？选择珍妮，因为她和祖克曼夫人一世、二世、三世很相像？这应该是不选择她的最佳理由。选择她，就像一个病人需要护士那样？一个像创可贴般方便的妻子？身处这样的困境，最好的选择就是不要选择。等待，等到一切结束，维持现状。
他跑去求助精神分析专家——一方面是因为八天监禁般的牵引治疗让他极度沮丧——另一方面是想到还得维持现状无限等待。但他们根本毫无进展。专家谈到了疾病的魅力，生病的回报，他跟祖克曼讲病人的精神酬报。祖克曼承认，在跟他相似的神秘病症中也许确实有某些益处，但对他而言，他非常痛恨生病：没有任何精神酬报能够弥补让他失去活动能力的身体痛苦。专家提出的所谓“二级回报”没法弥补他的初级损失。但也许，专家暗示说，获得回报的祖克曼并不是他所感知到的自己，而是那个扎根于心灵深处的小婴儿，那个正在赎罪的忏悔者，那个心怀愧疚的底层人——也许获得回报的是那个痛失双亲而悔恨不已的儿子，那个写了《卡诺夫斯基》的作者。
医生花了三个礼拜的时间宣告这些事实，而他也许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宣告某种叫做歇斯底里转化症的症状。
“通过受苦来赎罪？”祖克曼问道。“而痛苦就是我对自己以及那本书的评价？”
“是不是？”专家问。
“不是，”祖克曼回答，在这样治疗了三个礼拜之后，他断然终止，头也不回地走了。
一个医生开方让他服药，每天十二片阿司匹林，另一个医生开了消炎药保泰松，还有开骨骼肌肉舒缓剂美索巴莫的，还有开镇痛药复方羟可酮的，还有开安定的，还有开激素强的松的；又有一个医生让他把所有的药片都扔到马桶里冲走，先扔毒性大的激素强的松，然后“学习如何与病痛共存”。原因不明而又无法治愈的痛苦只是人生起落的一部分——无论这种痛苦是何等地损害生理行动能力，它与完全的健康状态仍然是并行不悖的。祖克曼只不过是一个遭受了些许痛苦的健康人。“我有一个习惯，”一本正经的医生继续说道，“绝对不给一个没生病的人治病。此外，”他提出了建议，“在你离开这里之后，要避开那些精神看护学家。你一点也不需要那些。”“精神看护学家是什么人？”“充满困惑的内科小医生。对每种疼痛和痛苦作弗洛伊德式的个性化处理，是自从用蚂蟥吸血治病以来上天赋予这些家伙的最粗陋的武器。假如痛苦仅仅只是某些其他东西的表现，那就一切皆大欢喜了。但不幸的是，生活可没有如此逻辑严密的构造。痛苦是附加在其余一切事物之上的。当然会有歇斯底里患者，他们能模仿任何病症，但他们是一群异种变色龙，远比精神看护专家要让你们这些傻乎乎的病患者所相信的奇异。你可不是这么卑贱的爬虫动物。好了，诊断结束。”
就在精神分析专家第一次指责他停止抗争过后没几天，兼职秘书戴安娜就租了辆车带着祖克曼——他现在仍然可以开车前进，但没法转头进行倒车——去位于长岛的一家实验室，这家实验室刚刚发明了一种抑制痛感的电子装置。他在《纽约时报》周日版的商业栏目读到一篇文章，此文声称该实验室已获得这台装置的专利，于是他立刻在翌日早上九点打去电话预约见面时间。当他和戴安娜抵达的时候，实验室主管和总工程师都在停车场等候；两人对内森·祖克曼成为他们首个“痛感病人”而兴奋莫名，还在入口处给他拍了一张快照。总工程师解释说，他的设计初衷是为了减轻主管夫人的头痛症状。他们基本上还处于试验阶段，仍在研究减轻顽固慢性病痛的改进方法。他让祖克曼脱掉衬衫，教他如何使用这台仪器。展示阶段过后，祖克曼觉得症状既没有改善，也没有恶化，但主管信誓旦旦地安慰他说，自己的妻子已经完全脱离病痛，并坚持让祖克曼将镇痛仪器拿回家试用，想用多久就用多久。
作家艾什伍德[76]是一台永远开着快门的相机，而我则是慢性病痛的试验品。
这台镇痛仪大约和一个闹钟那么大。他设置好时间，把两块沾湿的电极片分别放在痛感部位的上下，每天给自己进行六次低电压电击，每次持续五分钟。每天六次静待疼痛离他而去——事实上，他一天在心中默念一百次希望疼痛赶紧远离。等了很久不见好转，他只好继续服用安定片或者阿司匹林或者保泰松或者复方羟可酮或者美索巴莫；到了晚上五点，他嘟囔了句“去他妈的”，然后开始喝伏特加。而千百万俄国人上千年来都很清楚，这才是最好的镇痛剂。
到了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他已经完全丧失了信心，不再期望找到任何的疗法、药物、医生或者良药，当然也包括疼痛的真正病因。他已经习惯和病魔共存，但不是因为他学会了这样做。他学会的是，他的身上发生了某些重大的事情，不管那理由是多么深不可测，他和他的人生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七一年这期间相比并无太大不同。他从二十岁出头就几乎每天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独自写作，因此他深知何谓单独监禁；他已经像这样服刑了二十年，俯首帖耳，表现良好。但现在这种监禁无法写作，而他的表现也仅仅只是比被绑在611病房度过的那八天要略好一些。事实上，他一直在不断地用同一个问题责备自己，这个问题自他从医院逃跑后一直纠缠着他：如果万一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的确非常糟糕，怎么办？
但是，即使这从全球范围的痛苦遭遇上来看算不上太严重，对他来说却是非常糟糕的。他感到生活没有目标，没有价值，没有意义；他震惊，因为痛苦是如此可怖并且让他彻底缴械投降；他困惑，因为在根本没有意识到战争打响时他就已经在前线被击溃。他很早就摆脱了来自他那传统、保守、虔诚家庭的情感索求，他已经拥有一流大学的迷人资历，他已经从与三个女性毫无激情的婚姻谜团中挣脱出来，从他早期所写作品的道德正义中解放出来；他一直为了能在文坛上寻求一席之地而孜孜不倦地努力——二十岁为生活挣扎时，他渴望别人的认可；三十岁成名之后，他渴求安宁——而到了四十岁，却被一种无缘由、无名称又无法治愈的幽灵一般的疾病所击倒。不是白血病，不是狼疮，不是糖尿病，不是神经系统的多发性硬化，不是肌肉萎缩症，甚至连风湿性关节炎都不是——什么病都不是。但正是这种什么都不是的病，让他失去了他的信心，他的理智，还有他的自尊。
他也开始失去他的头发了。也许是因为担忧病情，或者是因为药物作用。每当他结束一天的“例会”从地垫上坐起来时，都会看见充当枕头的词典上掉落的头发。在他为了迎接下一个空虚无聊的日子对着浴室的镜子整理仪容时，一梳头总能掉下大把的头发。洗澡时在头发上抹洗发乳，冲水后他都能在手掌上看到一簇簇的头发，随着每一次的冲洗而成倍增加——他希望情况能好转，但每次冲洗之后，情形只有更糟。
他在黄页电话簿上找到了一家“安东联合毛发诊疗中心”——这是在“头皮养护”栏目下看上去最正常的一则广告——然后立刻冲到科莫多尔酒店的地下楼层，想要弄清他们是否真能遵守自己小小的诺言：“掌控一切可以掌控的毛发问题。”他有时间，他有头发的烦恼，一个星期之中抽出一个下午从地垫上起来出发去市中心就像是一次冒险之旅。这样的治疗不可能比他在曼哈顿最好的医疗中心进行肩、颈、臂的治疗更加没有效果。要是他现在的生活一切顺利，或许对外表上这种让人沮丧的变化稍加惋惜之后也就听之任之了，然而现在，在无数次对生活妥协之后，他下定决心，“不，绝不能再让步了”：工作受阻，行动不便，性事糜烂，脑筋迟钝，精神萎靡——但不能再加一个一夜秃头，不能连这个也摊上。
初次会诊是在一间干净雪白的办公室里，四面墙上挂着各种各样的资格证书。看到安东本人——这个素食主义者兼瑜伽从业者兼头皮养护专家——让祖克曼感到自己即使能保住牙齿也是万分庆幸的了。安东六十多岁，是个精力充沛的小个子男人，不过看上去只有四十来岁；他自己的头发像一顶擦得乌黑铮亮的头盔，发际延伸到离颧骨和眉毛很近的位置。作为一个在布达佩斯土生土长的人，他告诉祖克曼，自从获得体操冠军以后，他就致力于研究如何通过各种运动、节食以及道德生活来保持身体健康。听说祖克曼曾有过酗酒历史之后，他尤其懊恼。他问祖克曼是否处于过度压力之下：因为压力是导致过早脱发的主要原因。“我确实压力过大，”祖克曼回答道，“但这是因为过早脱发引起的。”他不愿意详述病痛，无法在挂满证书的房间里向另一位专家描述那种谜一般的病症。事实上，他多么希望自己根本没来这间诊所。他的头发，成了他生活的中心！他那后退的发际线代替了小说以前在他生活中的位置！安东在祖克曼的头皮上点亮了一盏小灯，把那层薄薄的头发轻轻地从一边梳到另一边。接着他从梳齿上取下几簇刚才梳理时掉落的头发，小心地堆在一张纸巾上供实验分析。
在穿过狭窄的白色长廊进入诊所时，祖克曼觉得自己简直快被挤得只剩头顶那块秃斑大小了——十二间挂着帷帘、布满管子的小房间，每一间只能勉强容纳一个训练有素的毛发技术员和一名脱发患者。祖克曼被引见给一位身材纤细、娇小玲珑的女士，她在写护嘱方面还是个新手，身上松松地披了一件长度过膝的白色工作衫，头上盖一块白色大方巾，使她看起来像个严肃专注的修女。雅嘉来自波兰；她的名字，安东解释说，开头字母音是“Y”，但拼写时却写成“J”。这位是祖克曼先生，他告诉雅嘉——“美国著名作家”——现在正面临过早脱发的困扰。
祖克曼对着一面镜子坐下，为自己的脱发胡思乱想，而安东则滔滔不绝地讲述治疗过程：白色薄荷脑软膏可以增强毛囊活性，暗黑色软膏可以起到清洁消毒的作用，蒸汽发生器能够促进血液循环，然后用手指按摩头皮，接着进行瑞典式电动按摩，同时在紫外线光下照射两分钟。最后，涂上七号敷料和十五滴特制荷尔蒙溶液，其中两边太阳穴的发际处各滴五滴，头顶头发最稀薄处再滴五滴。祖克曼应在家中每天早上自己进行滴液操作：这些溶液能够促进毛发生长，粉红色的敷料则可以防止他所剩无几的发梢分叉或断裂。雅嘉点头答应着，安东便拿着那一小堆头发样本跳回实验室，接着祖克曼就在那间狭小的诊室里开始了治疗，这让他想到托马斯·曼笔下另一个和此刻的他有些许相似的人物：坐在威尼斯的理发店里边染发边往脸颊上涂胭脂的古斯塔夫·阿申巴赫[77]。
一个小时的诊疗结束后，安东返回诊室，领祖克曼重新返回他的办公室。两人分坐在安东那张大写字台的两边，开始讨论实验分析的结果。
“我用显微镜对你的头发和头皮刮屑进行了检查。这里出现了一种我们称之为单纯性毛囊炎的状况，也就是说生长头发的毛囊被堵住了。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就造成了某种程度的脱发。同时，由于阻断了头发自然的皮脂分泌，会导致头发枯黄干涩，并且经常分叉断裂——而这又会造成更进一步的脱发。恐怕，”安东继续说，丝毫没有采取婉转措辞的意图，“你的头皮上有相当多的毛囊里面已经没有毛发了。希望至少其中某些毛囊乳突细胞只是些微受损，还没有彻底损坏。这样的话，这些区域的毛发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再生的希望。不过这一切需要时间来证明。但是，撇开那些空毛囊不谈，我觉得你这情况的前景还是不错的，只要配合正确的定期治疗以及你本人的协助，你的头发和头皮应该会做出良好反应，最终恢复健康。我们应该可以疏通堵塞的毛囊，让皮脂分泌渠道更加畅通，让头发重新恢复弹性；然后头发就会再度变得坚固强壮，使整体看上去比原先浓密不少。最重要的是，绝不能让脱发的情况继续下去。”
这是祖克曼有生以来，由于自己的病痛从别人那里获得的最漫长、最认真、最细致且最体贴的诊断。显然也是这十八个月来他听到的最乐观的言论。他可记不得有哪个书评家曾经像安东研究他的头皮那样充分精确地阅读过他的小说。“谢谢，安东，”祖克曼感激地说。
“但是。”
“嗯？”
“还有一件事，”安东严肃地说。
“是什么？”
“你自己在家里同样也要努力，这和你在这里接受治疗同样重要。第一，绝不能酗酒，你必须立刻停止。第二，不管是什么造成你的这种过度压力，必须平心静气地接受这一切。你肯定有压力，这点我不用显微镜就看得出来；只要用我这双眼睛看看你就知道了。不管那是什么压力，你必须把它排除在你的生活之外。而且要快。否则，祖克曼先生，我必须坦率地告诉你：我们就是在打一场无望之仗。”
在浴室门上的那块全身镜里，他在每一天的伊始都看见一个手拿睡衣的干瘪老头：斑驳的头皮，松垮的臀部，干枯的躯干，绵软的肚子。这十八个月来，他停止了晨练，终止了下午的长距离散步，以至于身体仿佛一下子老了二十岁。每次像以往那样在早上八点准时醒来之后，他就努力地——过去他曾这样努力奋斗，上演一场耗时一上午的脑力搏斗，写出一页文稿——继续沉睡，一觉睡至中午。那个沉稳、顽强、认真、努力的祖克曼，那个平时不写点东西或看看书就无法熬过半小时的祖克曼，现在用一块床单盖在头上来缩短从早上到晚上的时间，那时他就可以喝点小酒。自律的祖克曼喝干了又一轮的第五杯酒，自控的祖克曼吸完烟蒂的最后一口，自足的祖克曼惶惑地求助于他的“后宫”（现在“后宫”再度扩充，包括了他的毛发技术员）。任何东西都好，只要能让他快乐，或者干脆让他解脱。
他的“慰安”女们告诉他，这只是紧张而已，他应该学会放松。这只是一种孤寂感，一旦他能再度于晚饭后坐在一个配得上他的妻子对面读书看报，这种感觉就会消失。她们暗示说，他老是在寻找各种新方法让自己过得不幸，要不是生了病，他永远都不知道如何享受生活。她们同意精神分析学家的观点，认为所谓痛苦其实是他自己刻意造成的：《卡诺夫斯基》畅销的惩罚，金钱上富有的报应——一个让人艳羡、抚慰人心的美国式成功故事却毁于自己愤怒的身体细胞。祖克曼把“痛苦”一词归结于它的根源“poena”，这个词在拉丁文里代表“惩罚”：因为那张全家福让全国人信以为真，因为他的庸俗粗鄙冒犯了千百万犹太人。他上半身的伤残显而易见是因他的罪孽而引致的惩罚：按照原始法典所判处的断肢刑罚。如果你写字的手使你犯罪，把它砍下来扔掉[78]。在那充满讽刺意味的宽厚甲壳之下，上帝其实比所有人都更加冷酷无情。除了像内森本人这样自我湮灭的犹太人，还有谁能如此不敬地描写犹太人的道德湮灭？是的，你的病痛是你的需要——这是要点——而阻止你康复的正是你本人，你自己选择了让自己的病无可救药，你自己威胁内心想要康复的意愿服从病痛。祖克曼自己都没意识到，他对一切事物都感到害怕——此乃他的“后宫”诊断专家们又一公认的推断：害怕成功，又害怕失败；害怕出名，又害怕被遗忘；害怕自己古怪离众，又害怕自己平凡无奇；害怕被人仰慕，又害怕被人鄙视；害怕孤独，又害怕热闹；自《卡诺夫斯基》一书之后，害怕自己和自己的天性，又害怕害怕本身。胆怯地背叛了自己的文字生涯——还与他那张脏嘴的敌人同谋。无意识地压制自己的才华，害怕这才华接着会弄出什么花样。
但是祖克曼并不吃这一套。他的无意识还没有无意识到这样的程度，还没有那样规规矩矩。自从一九五三年开始，他的无意识就一直跟这个作家形影相随，完全了解这样一份工作意味着什么。他对自己的无意识有坚定的信念——没有它，他绝无可能走到今天这样的地步。非要说的话，只能说这种无意识变得比他本人更加强悍、更加精明，也许正是它保护了他不被同行们的嫉妒伤害，不被保守知识界的鄙视打压，不被犹太人的怒火吓倒，不被来自亲弟弟亨利的控诉打垮——亨利认为正是因为祖克曼那本充满仇恨、嘲笑犹太人的畅销书，才使得他们本就体弱多病的老父亲在一九六九年时得了冠心病，最终夺走了他的生命。如果心灵的莫尔斯电码真的是沿着肉体痛苦的导线敲击出来的，传达出来的信息一定得比“不要再写那种东西了”更为心裁独具。
当然，人们总是可以将这样一个困难解读为性格测试。但如果写了二十年的小说呢？他可不需要测试自己的性格。他的固执已经足以维持一生。艺术原则？他早已经深陷其中。如果目标是在面对长期的文学创作时做出更加严酷的决定，那么他的痛苦只是悲剧地被误传了而已。他独自一人就可以完成。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是命中注定的。他已经具备的坚定耐力让生活的痛苦逐年增加。下一个像过去那样的二十年，会毫无阻挠地向他发起挑战。
不，假如痛苦企图实现什么真正的价值，也绝不会是要加强他的固执，而应是放开对他的束缚。假设隐藏在他内心的那个内森沿着神经纤维向外传递了这样一条信息：让别人去写书吧。把文学的命运留给他们去好好摆布吧，你只需在自己的房间里独自放弃生活。这生活不是生活，而你也不是你。只是十只利爪紧紧攥着那二十六个字母。看到有些动物在动物园里像那样继续生活，你就觉得惊悚恐惧。“但是，当然了，动物园的人会在笼子里给它挂一个轮胎，好让它在上面晃荡——至少也给它找个伴陪它在地上好好亲热。”如果你将来有幸能看到某个被鉴定为疯子的病人在狭小单人囚室里的桌边呻吟，看到他试图在一堆随意乱打的字母组合中寻求某种意义，看到他排除一切外界干扰、专心致志地研究这些无意义的字母组合，你会惊骇万分，你会紧紧抓住看守的胳膊，失声问道：“难道没有什么办法吗？不能打些抗幻觉药剂吗？不能做手术吗？”但那看守还未来得及回答“没有办法——这是毫无希望的”，那个疯子就忽地站了起来，透过铁窗朝你没头没脑、声嘶力竭地尖叫：“吵死了！别来打扰我！别在我耳边吼叫！那么多吵吵闹闹的游客，让我怎么完成我毕生最伟大的作品！”
假设病痛已经到来，但是它不是像乔治·赫伯特的“我的主”那样让他有自知之明，或是像汤姆·索亚的波莉姑妈那样教导他文明礼貌，或是把他打造成如约伯那样的犹太人，而是把祖克曼从错误的事业中拯救出来。如果痛苦给祖克曼带来的是一份最好的礼物，是一条让他脱离本不该涉足其间的出路，那又会如何呢？愚笨的权利。懒惰的权利。默默无闻的权利。不再孤独，会有人相伴；不再寂静，会有喧哗的人声。不再二十、三十、四十年满腹狐疑地专心致志，而是有一个多彩、闲适、纵情的未来。让生活所赠原封不动。向那些无意义的字母组合屈从，让它们来表达一切。
痛苦会带给内森无意义的欢愉。也许让他堕落需要一份大剂量的痛苦。酒精？毒品？轻松娱乐、自我放纵以致失去知觉的知识分子原罪？这个么，如果他必须这样。还有那么多女人呢？就这样让女人们轮流来来去去——其中有一个几乎还是个小孩子，还有一个是他财务顾问的妻子？通常，欺瞒客户的应该是会计才对，而非客户欺瞒会计。但如果痛苦有这样的要求，他又能有什么办法呢？他自己已经被那些无奈的需求夺走了指挥权，卸除了一切顾虑。祖克曼只能闭嘴按命令行事——不再对时间进行精确分配，不再压制自己的欲望，不再万事事必躬亲，从现在开始，做个漂流一族，就这样随波逐流，谁提供帮助，就让谁带他走，躺在河流底下，看着慰藉从上方源源不断地流下来。屈服于屈服本身，是时候了。
然而，即使那真的是来自心灵的命令，又是为了什么目的呢？没有目的？为了结束一切？为了彻底逃离自我辩白的魔爪？为了学会过一种完全无法辩护、无法开脱的生活——而且还要学会喜欢它？如果是这样，祖克曼想，如果那就是我的痛苦想要的未来，那么只能用性格测试来超越这一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