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德修
我忝列吕师门墙，始自一九三六年春，当时在光华大学就读二年级。必修课以外，选读了先生所授的《中国政治制度史》。后又陆续选读了《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中古史》和《史籍名著选读》。毕业后留校工作期间，仍经常旁听先生的课。先生讲课既不像一般老教授那样端坐讲学，更不像有些老师那样照本宣读。先生一上课，便从衣袋内掏出支粉笔，在黑板上写出将要讲的内容提纲。讲完一节，又写一节再接着讲。粉笔用完一支又掏出一支。漫步讲台，不倦地讲，直讲到下课铃声响。从不说一句课外话。讲授的方法，用先生自己的话说，则是“讲明”和“讲贯”。讲授的内容，并不全照先生自编的教材。即使是旧课，也不重复。每讲一次都有其新的独到见解；但从不哗众取宠，更不作惊人的怪论。先生教导我们，学术研究和做工不同，不能由师傅作具体示范，只能经老师指点，自己边学边领会。还生动地举前人诗句：“鸳鸯绣出凭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继又下转语说：“金针线迹分明在，但把鸳鸯仔细看。”先生在所著《中学历史教学实际问题》一文中说：“能明乎社会学，则研治历史，若探骊而得珠；而教授史学之道，亦不外是也。故今日之教授历史，竞不妨以社会学为之经，而历史转若为其纬。引社会学以解释历史，同时即以历史证明社会学之公例，二者如辅车之相依也。”[1]当时，我正在阅读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2]，该书第二、三章，即后来的《社会发展史》所本，两相对照，印证极深。至今记忆犹新。我所学的专业是社会学，自此颇爱读历史书籍。老师的教诲，是毕生难忘的。当时虽将先生在课堂里写出的讲授提纲及口头讲解，作了笔记，不少内容在先生的著作和讲义中是找不到的，可惜后来都失落了。
先生熟读史籍，博览群书，但却一贯反对为学术而学术。尝说：“予虽教人读书，并不主张脱离实际。且恒戒学者：学问在空间，不在纸上。”[3]
先生早岁研读经学、文字学，也颇受乡先辈今文经学的影响，而先生治学并无门户之见，但求实事求是而已，且能随时代前进。尝治经学、小学，“但至后来，仅成为予治古史之工具耳，不足专门名家，于思想亦无大关系”[4]。先生《自述》:“予之思想，凡经三大变：成童时，最信康梁之说……此时所笃信而想望者，为大同之境及张三世之说……（其后）只服膺法家耳。……尤为术家。……此予第二期思想也。马列主义初入中国，予即略有接触，但未深究。年四十七（按时当一九三〇年）……予乃读之稍多，于此主义，深为服膺。益予夙抱大同之愿，然于其可致之道，及其致之之途，未有明确见解，至此乃如获指针也。”正是由于对马列主义的“深为服膺”，冀求“大同之愿”的早日实现，故抗战期间能在日寇铁蹄下，艰难环境中写出“圣哉马克思，观变识终始，臧往以知来，远瞩若数计”[5]这样的诗句，这更说明先生的思想是随时代而不断前进的。
先生的治学态度是极其认真严肃的。先生曾教导我们，在读书之初，先将《四库全书提要》阅读一过，于学术全体作一鸟瞰，它固然不足以尽今日的旧学，但对旧学的大概，究能得十之八九，是不为无益的。但先生却反对读书只读序言、摘要、节本。说：“有用无用，因各人的见解而不同；学问上的发明，正从人所不经意之处悟入——读书所以忌读节本——况且看似无用，其中仍包含有用的材料。或易一方面言之，即为有用。”[6]先生又教诲我们读经史要细读注疏，不能跳过不看。不过他也认为有许多好的选本，有良好的圈点，肯用心研究也是有益的。又如，先生在写作时引用即使是亲手抄录的史料，也必再加一番覆核功夫。
先生精于考据，对清代乾嘉学派有所继承，也有所不同。他治学目的，不像乾嘉学者的为考据而考据，而是为了还历史本来面目，对社会历史发展做出具体分析，而提出自己的见解。先生对顾亭林先生很钦佩，而顾先生正是一位如他自己所说的“考古论今求济世安民略，登山临水抱体国经野心”的学者。先生还在《自述学习历史的经过》一文中说过：“人家都说我治史喜欢讲考据，其实我是喜欢讲政治和社会各问题的。不过现在各种社会科学都极精深，我都是外行，不敢乱谈，所以只好讲讲考据罢了。”[7]
一九四七年春，我和光华两位老同学合办《学风半月刊》，先生应我们之请撰写《发刊辞》：
“人心之转变，由于环境；环境之造成，由于制度。求移易人心者，不可不改革制度，以变换其环境。然制度的改革，亦必人心先有相当的信向，乃能见功。苏联的革命，固然是改革制度，以移易人心的好例，然其原动力，亦仍由于社会党人之不断鼓吹，即其明证。”
当时，黄师任之（炎培）先生看到这篇发刊辞文笔如此老练，问是谁写的。我告以“是诚之先生所作”。他听了频频点头说：“难怪难怪”；并取其意写了下面一幅楹联勖勉我：
风气转移匹夫有责
理性控制为学成功
我至今珍藏着。先生为《学风》创刊号，还写了篇针砭时弊的论文——《如何根治贪污》。以史家的立场，引用不少罕见史料，分析这种政治积弊的根源。在当时时论之中，是很有分量的好文章。在第二卷第一期，先生应我们的请求，发表了一篇读史札记：《行钞奇谈，伪钞奇技》。这是颇有学术价值的文章。我们当时只顾办好刊物，请先生写《三国史话》那样的长篇连载，没计及先生当时已是六十多岁的高龄老教授，且素来体弱，除担任繁重的课务以外，业余还专心致力写作第四部断代史——《隋唐五代史》，这种不情的请求，今日回想起来，实在太孟浪了。先生为支持我们编好刊物，还是顺应我们的要求，拟写长篇《史情》。《史情》之一，便是《中国人为什么崇古》，刊于《学风》第一卷第三期。一九四六年，先生还为我所写的，后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东北地方沿革及其民族》一书作序。这些都是使我毕生难忘的。先生对后学的提挈，都极感人。
先生在所著《先秦史》中曾说：地下古物“足以补记载之缺而正其伪，实通古今皆然，而在先秦史及古史茫昧之时，尤为重要”[8]。由此可见，先生是重视甲骨、金石文以及古器物的研究成果的。其所以在古史研究上未予运用，我们认为这得从先生的历史条件来看。在旧时代，对古文物的发掘、收藏及整理，不是被帝国主义者直接掠夺并满载而去，便是由私人盗窃，经骨董商贩之手，或偷运国外，或流入私家。先生对此曾慨叹说：“山岩厓壁之藏，以及据地所得，彼所根据，实较吾侪为多。”[9]而我们所能见到的，为数不多的甲骨、金石等，其中又有些是赝品，其考释文字有的也未成定论。因此，先生尝说：“求诸金石遗器，其所得，诚或出于许书以前，然师传久绝，以意识读，不能无误；又其器亦不能无讹；亦未可专恃也。”[10]在旧中国，不是在专门的学术机关，或是自己富有收藏，是颇难研究金文、甲骨的。先生一生的著述，都全靠他一人之力写成，并无助手，有时学生们主动请求为他抄抄写写，他总是笑谢了。而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先生秉着“不知为不知”的态度，不贸然引用，这正说明先生治学态度的严谨。
先生的渊博学识，还同他一生珍惜时间是分不开的。光华大学还在大西路时，全校师生员工多半在校门外小饭馆中就餐。那时，只要在饭馆中遇到先生，我总见他在边就餐边阅读书报。先生住在教员宿舍，除去上课，从早到晚都在写作，直到晚年也是如此。这种勤勉治学的精神，实在是我们后学的楷模。在抗战初期，先生全家居住在上海霞飞路兰村，为避免同学们拜访他费时，乃倡议于每个星期日上午，先是在霞飞路一家茶室，后改在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二楼茶室喝早茶，与同学们晤谈。这“例会”，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方停。抗战胜利后尚一度恢复。（曾闻老学长说，抗战前就如此。）当时，去的同学经常多达二三十人。大伙围着长桌坐着，同先生相对叙谈，往往能听到在课堂里听不到的宏论，对有些学术上的问题，谈得更深入，更亲切。这是我们请益受教的最佳时刻，也是先生教育学生的一种好方法。
先生一生平等待人，总是抱着与人为善的仁者态度，与人谈话，无论对方是旧交还是新识，也不问对方的地位高或低，都耐心地倾听对方的畅所欲言。先生虽说话不多，但句句出诸肺腑，没有半句应酬客套，更从不虚与委蛇。解放后，我有一次到先生宿舍，见到一位陌生客人在与先生长谈，也是如此。经先生介绍，才知道是周谷城先生。我第一次到先生宿舍拜谒，是在一九三六年，请先生赐我一个“号名”。不几天，便由同学交给我一封先生的手教。信中，先生称我为“老友”。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对一个青年学子不以良师而以益友自居，这除使我深感先生的谦虚外，更感到有一股热流遍及我全身。这是先生给我的第一封信，连同以后给我的二三十封信及所附诗稿，我一直珍藏了几十年，不幸全在十年动乱中毁于一旦。
抗战初期，先生曾赐我一箑面上书黄仲则《都门秋思》。我每一读到“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等句，便感到先生之所以录写这诗句的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情怀。一九四一年春，先生书赠我一立轴。上写近人咏史诗两章。以“狐狸挺荒邱”形象当时“孤岛”上海的群丑跳梁，借“折腰宁食贫”明志。翌年先生便回常州故居，在游击区所办两所中学任课，奔波两地，备极辛劳，而全家生活却依靠微薄教薪，其后一度全赖开明书店预支稿费勉强维持。我曾多次致信探问，先生均回说过得去。抗战胜利后，我有一次去常州拜望先生，蒙先生邀来一位原籍皖南的长者相陪，因系同乡，在话旧中这位长者向我谈及，先生在抗战时期，为了缓解生计问题，曾将藏书放在他的铺子中寄售。先生自奉俭约，待人宽厚，常周人之急。先生不仅资助亲族、朋友，且对清寒的学生亦乐于帮助。他长期在大学教书，业余又一直著作，教薪加稿酬，收入亦不算少，而由于先生的慷慨，乐于助人；往往到自己有整笔开支时，手头却很窘迫。
先生酷爱猫，有一段时间常在给我信的信笺一角，盖上一猫图案的印章。章仅盈寸，造型简朴，苍劲如汉印。一九四八年，有一次我陪先生到上海旧城逛邑庙。在出售小动物的铺子内，看到一只鬈毛白猫，双睛异色。据店员说是波斯猫，索价“稻米十石”。我们只好望“猫”兴叹，先生还细细观赏了好一会儿才离去。
先生全家待人恳挚，去访问的同学，都受到亲切、周到的款待。我从未见先生有一点家长作风。师母是一位十分慈祥的老夫人。她神态安详，我只见过她两次欢笑。其中最欢的一次是在一九四一年春。先是我闻知先生的生辰日期，告诉了当时同在鸿英图书馆工作的严名扬（挺）学长，他随即向朱锡藩、郑之骧两学长说了；我又通知了李寅文、叶百丰两学兄。相约先作准备，届期同往祝寿。先生曾给我信阻止，但我们仍如期前去了。席间，朱锡藩学长倡议行酒令：要每人或歌一曲，或说一笑话；并由他领先，反复用“鱼、虾、蟹”三字按昆曲唱腔唱了一大段。继由叶百丰学兄唱了一阕《喜佛》的北方小曲。朱锡藩学长原是位谈笑风生的人，歌声高亢犹如关东大汉；而叶百丰学兄则曼声低唱，还故作小儿女态。于是把合座都逗乐了。先生和师母也笑出了声。当时先生还对昆曲谈了不少行家里手的话。这次欢叙，直到夜将深，我们才辞别。我们中有一些人还曾在霞飞路觉林蔬食处陪先生小叙过几次。记得一九四二年，陈楚祥学兄赴内地前，我们便是邀请先生在该处为他饯别的，饭后并摄影留念。先生能喝一点酒，燕饮时款款而谈，待我们如家人子弟。回忆昔日情景，恍如眼前。
先生教诲我们：“真正的学者，乃是社会的、国家的、乃至全人类的宝物”,“我愿世之有志于学问者，勉为真正的学者。如何则可以为真正的学者，绝去名利之念而已。”“而名亦就是一种利；所以简而言之，还只是一个利字。”“自利，从来未闻成为一种学问；志在自利，就是志于非学，志于非学，而欲成为学者，岂非种瓜而欲得豆，种豆而欲得瓜？”[11]在先生逝世三十周年之际，先生这一段教诲，仍有现实的意义。
注释：
[1]《江苏教育》六卷一、二期，一九三七年二月。
[2]张仲实译本，抗日战争前，上海生活书店版。
[3]《自述》（《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节本），载《常州文史资料》第五辑，一九八四年十月。
[4]《自述》（《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节本），载《常州文史资料》第五辑，一九八四年十月。
[5]《再示荣女》，载《诚之诗稿》，油印本。
[6]《怎样读中国历史》，载《出版周刊》第一〇二期，一九三四年十一月。
[7]《中美日报》，一九四一年三月十六日。
[8]《先秦史》第五页，一九八二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一版。
[9]《秦代初平南越考之商榷》，载一九三四年《国学论衡》第四期。
[10]《说文解字文考·序二》，载《文字学四种》，一九八五年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第一版。
[11]《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载一九四六年《月刊》第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