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固有一死，或断气于床，或扑街于市，或扑街于市又断气于床。
人都怕死，所以非自愿的死大多被以讹传讹，惊吓乡里。村干事好赌，媳妇气得上吊，舌头吐得老长，干事不敢归宿。半年后，胆大的村会计陪他回屋睡，半夜，会计被房梁嘎吱声惊醒，月光中看到一对小脚从自己盖的被单上踩过。小时候这样的故事很多，女人一旦带着怨气走了，就拼命纠缠，中国人对女鬼的恐惧远远超过男鬼，足见中国男人之心虚。
大约七岁那年，乡里的信用合作社发生一场凶杀案。一名歹徒夜间越墙，捅熟睡的女值班员十刀后遁入金库，女值班员泡在鲜血里爬行十米拍门，保安老栓持猎枪而出，黑暗中倚库门而立，片刻，门响，老栓扣响怒火，门内应声而死。事后县里一堆领导送女值班员下葬，奖励其家属数万元，老栓却不敢拿钱，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杀人，杀的还是同村的乡亲，郁郁寡欢了很多年。老栓的儿子是我初中同学，又高又帅，金城武一般，我问道：“你们家的枪呢？”“金城武”道：“哎呀，俺爹不叫说这事。”
穷村出乱民，二十年前的故乡是标准的中国蛮乡，肢体冲突层出不穷，为遗产、房产、田产等拼得你死我活。邻村两家男人争夺几平方米的土地，双方出动了十几个人，其中一人被刀捅在大腿上，伤及主动脉，血溅半丈，不消一个时辰口干而死。中国传统文化里，死者为大，但官司没打完，那口气还没出，活人就不让死人安息，死者被家属放在新宅空屋里一年多，日晒风吹，变成了干尸，最后被用手举着入了殓。
因为修了水库、火电厂和自来水厂，水脉尽断，乡里女人只剩下两种自杀方式：上吊和喝敌敌畏。敌敌畏本是一种默默无闻、无欲无求的农药，却因为带走了太多冤魂，在中国出了几十年的名。人死之后，只有丑态，即便是女人，青脸、瞪眼、吐舌头，或因喝了敌敌畏，脸紫黑得像茄子一样，根本谈不上香消玉殒。
幼时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乡里的爆炸案，一男子被媳妇娘家人逼着离婚，便用化肥制了袋炸药，夜间放在老丈人家房子墙后。丈母娘半夜梦见死去多年的大女儿，大女儿站在床前，扯下被子让她快走，醒来，发现被子掉在地上，捡起来再睡，大女儿又站在床前，扯下被子叫她快走。她怒了，与大女儿争吵，叫道：“死丫头片子，快点儿走吧，这么多年了你也不让家里消停。”醒来，越想越气，端起大女儿生前用过的镜子，疾步走到外面院子里摔碎，镜子落地，轰隆一声，背后的房子塌了半边。
当然，在当年爆炸案频繁发生的中原，这不过是一道微不足道的烟火，疯子们专找人多的职工单元房下手，无辜的中国人在睡梦中上了天。我一直不喜欢楼房，除了严重的“有院才算家”的乡下人情结，安全是重要因素。一来我怕地震，我亦亲历过地震，裤子都没穿，就号召全宿舍的人跑到院子里。二来现在的商品房基本都偷工减料，不堪重击，别说地震，一袋化肥扔上去都能让它倒下。三来我国三十年来重理轻文，有太多人掌握了化肥会挥发之术，他们的媳妇跟别人跑了，去买化肥；工作被人挤掉了，去买化肥；官司打输了，去买化肥；他们恨二楼，五楼的人也得吃化肥。
长大后，故乡变得文明起来，这一点着实要感谢党的政策。不用去外地打工的农民一旦有了钱，便不再轻易为小事争执，刑事案件越来越少，用他们的话说，打不起啊，自己被打了，住院，疼；打了别人，被讹钱，更疼。有钱后的女人们也渐渐有了心胸，丈夫外面有了人，她就闹离婚，到时候房产、钱拿走一半，足够自己活。一家老小遭了欺负和挤对，实在憋不住气，就打官司，官司打不赢，就卖掉房产举家搬到城里住。
天上星多月不明，城里钱多乱了情，乡下渐至和谐，十里外的城里却开始惶惶不可终日，尤其是牛城东郊工业区。绵延十几里的工业区，是亚洲最大的木板材基地，养活了方圆百里的农民和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南方打工者，天南海北辍学的年轻人来这里吃饭、留宿、打工，这种地方，一度是牛城最混乱的地方，几乎每年都要死人。
工业区最多的人命案子，是车祸。王家镇南107国道的十字路口因为没有设交通岗，夺走几十条人命。逢暮色降临，超载大车呼啸而过，撞飞骑车子从板材厂下班的妇女后加速溜走。肇事者无踪迹，交通局也只能备案，死者家人普遍采取一种做法，由村支书带头，十几个人抬着棺材放在路边，挨个儿拦车要钱，司机摇开窗，支书递上一支烟，说：“你看，这家里很困难，老人在，孩子还上学。”司机给五十，不行；一百，放行。几天时间，要够十万八万，交警现身，告之收手。
十年前，这个杀人路口终于恶至极端，女老师带着二十个小学生排队从路边走过，急转弯的货车逼来，牛顿在车上推下成堆钢条，瞬间埋死七个孩子，女老师奋力推开几个娃娃后自己被钢条砸死，这就是牛城“11·9”特大交通事故。事后，愤怒的民众怒不可遏，齐聚国道旁谴责，最后当地政府赔偿了死伤者一些钱，并授予女教师英雄称号。
我娘和工友们在工业区上了十五年班，她说，大家再也不从那个路口过，不是害怕车辆，是害怕黑暗，那个地方的路灯修了多次，从来就没好过，疾风划过昏黄的灯罩，发出嘤嘤的哭声。
工业区最著名的一次杀人事件，死者是北和县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因讨薪，被厂长带人乱棍打死。厂长是当地一霸，有钱有后台，此案当年不了了之。死者的村子里有位在京中央大员，回乡探亲，被拦轿喊冤，大员下车，含泪扶起痛哭的乡亲，道：“咱们乡里乡亲的，跟我说一声就行了，干吗弄这个动静？”大员让秘书拨通当地官员的电话，官员魂飞魄散，当月即斩恶霸厂长，并发动所有电视台、报纸头版头条报道此事，以告天威。
作为一个80后，我对故乡的感情一直很复杂。一方面，我讨厌旧时代的乡土。俗语云：“人穷志短。”穷了几辈子的人，早已穷断好心肠，老老少少不过为口饭活着，没什么精神文明可言。生活里飘荡着的，是不可救药的小农意识、荒诞可笑的封建迷信、层出不穷的肢体暴力和凌乱不堪的偷情滥情；另一方面，我又为工业时代的牛城唏嘘不已，工业化让牛城郊区几个县市的农民富了起来，富起来的农民也开始学着像城里人那样文明起来，但这种“速成式”文明的背后，是干涸的河流、污浊的空气、荒芜的田野和一些劣迹斑斑的灵魂。
我上初中那年，村子里住进一位姓郭的叔叔，此人生于牛城东面十里处的东县，自幼失去双亲，以心狠手辣闻名，曾因刑事案件蹲过几年的大牢。出狱后，老家不宜居住，他带着媳妇和孩子迁至我们村居住。我记得这个叔叔的样子，他长我十五六岁，枯瘦，鬈发，经常穿着军大衣在冬日的夜晚游走，像一匹暗藏杀气的狼。他的事迹众说纷纭，有人说他在东县挑过一个流氓的脚筋，有人说他在一次越狱后将手铐挂在公安局的大门上示威，还有人说他在庙会上被几个仇家用绳子拴在拖拉机后面游街，但人们谈论最多的，还是他在赌桌上的能耐。
那时第一批在牛城工业区富起来的商家，大多并没什么文化，闲暇时的娱乐不外乎喝酒、赌博、淫乐，这给许多社会闲散人员提供了敛财的机会。郭叔叔便是其中的行家，他天赋异禀，精通十几门千术[？千术，指赌博老千们在赌桌上坑蒙拐骗的技术。
]，终年游走于城乡各处，专门骗取土豪们的钱财和他们的女人，据说他先后有过三个老婆，其中两个是赌桌上赢来的。
我上高中那年，这位郭叔叔的事业达到顶峰，巧取豪夺得来的钱财据说已逾百万，但同时伴随他的，是警察的追捕与仇家的“骚扰”，他不得不草草遣散老婆和孩子，一声不响地离开住处，再次开始流浪生涯。两年后，村长接到城里警察打来的电话，要他前去指认郭叔叔的尸体。这家伙在除夕的晚上突然出现在工业区附近的国道上，与埋伏在此的几个仇家持刀决斗，最后在闪烁的警灯前捂着肚子一个跟头摔倒在地上。
郭叔叔的一生，浓缩了灰暗人性的精华，也成就了城乡流氓的绝唱。他不是什么枭雄，他只是新旧时代交替中滋生的一朵畸形的“奇葩”，用我大伯的话说：“这样的人，即使发了财，也不会长久，别人不杀他，天也会杀他。”在某种意义上，郭叔叔的死也代表了一种旧文化的落幕，随着新政策、新市场、新人群的崛起，早年混乱的工业区如今早已不复存在，木板材基地渐渐凋零，取而代之的，是各种高新科技厂区与呼啸而过的高铁，人们在纵横交错的电流与数字生活中重新找到了生存的方向，一切，又回归平实、平庸与平淡。
墙缝，女人，大腿，
我此生再找不出比这更优美的修辞手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