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无法忘记那张丑脸。他太丑了，丑得堪比现代艺术，嘴巴宽厚，鼻梁塌陷，脸上雀斑横生，两只小眼几乎没有眼白，仿佛刀片在倭瓜上划出的两道小口，让人一度怀疑他无法看清这个世界。
比长相更奇怪的，是他的名字——周红霞。这是女孩子的名字，是地道的乡下女孩子的名字。没人猜得出他父母起这名字的初衷，或许连他父母都曾松一口气，幸亏这不是女娃，男娃长成这样，已属家门不幸。他的同乡大勇告诫我们，不要叫他“老周”或“红霞”，“老周”是他爹，叫“红霞”他会急。从小到大，他只认“大霞”这一个名字。
大霞与我同上县中，准确地说是县里的三中，是全县教学质量最差的高中。这里收容的尽是没考上一中、二中的小败类，也从没有人自这里升上过大学，莘莘学子，碌碌青春，不过是为了高二结束时的会考，会考结束，拿着一纸高中文凭走人。
大家第一次在宿舍相会，坐在床铺上群聊。孩子们认识的方式很简单，每人讲一个黄色笑话，我显然不在行，憋半天，憋出“莎士比亚”的老梗[？老梗，指被用了无数次的旧搞笑桥段，或是大家都听过的笑话。
]。多数人面露憾意，应付性地咧嘴了事，大霞却不懂，扭头问身边的人，瞪着小眼期待答案，然后狂笑不止，谁都劝不住，越劝笑得越放肆。他也不许任何人碰他，一个乐到极点的人，全身都是敏感的。
当晚，他贿赂同学，调换床位，主动与我做起朋友，自此阴魂不散，自习课挪过来聊天，放学拉我一起吃饭，连晨跑都故意挤到我后面。我虽然不敢正眼瞧他，还是接受了这份情义。大霞其实人不错，有着山里人特有的仗义与豪爽，只要你开口，他什么都肯干。
周末，大霞从老家带来一袋粮食，准备去食堂换成粮票，有同学问：“大霞，这么一大袋子，你抱得动吗？”大霞愣一下，搬起地上的粮食抛向空中，一边抛一边咬牙切齿地说：“你看我能不能！你看我能不能！”宿舍里哄笑起来，叫好声此起彼伏，大霞受到鼓舞，咧着大嘴将粮食抛得更高。突然，他停下来，丢掉袋子，收起笑意，噘着嘴巴说：“笑你们个头，就知道你们是爱笑话我们山里人。”大家笑得更开心，劈里啪啦倒在床铺上。
熄灯前，有同学问：“大霞，你老说你一米七八，你能脚蹬住这边的上铺，手摸到那边的上铺吗？”大霞放下手里的书，坐起来说：“什么叫摸到？我能用手抓住对面的上铺，不信你们把我托起来试试。”众人托起大霞，大霞完成任务，正待炫耀，门口传来女班主任的声音：“都几点了，闹什么闹！”所有人第一时间滚回床铺，只留下撑在空中的大霞。班主任走进来问：“红霞，你干吗呢？”大霞汗如雨下，却动弹不得，喃喃地说：“张老师，我……我没干啥。”班主任说：“还不回你床铺睡觉去！”大霞委屈地说：“张老师，我……我回不去。”
春季运动会上，大霞代表我们班参加三千米长跑比赛。他显然不懂什么是三千米长跑，枪响那一刻，即开足马力狂奔，龇牙咧嘴，昂首挺胸，将一干名将远远甩在身后。全校师生惊呆了，一个个站起身来，哄笑声、叫好声回荡操场。一圈半后，大霞体力不支，步伐失去平衡，像只中了毒的螃蟹，名将们陆续将他超越，接着超了他一圈、两圈，他停下来，望望天边的红晕，径直走回自己的班级。
我问大勇：“这家伙一直是这样吗？”大勇笑着说：“怎么会？以前在老家他不这样，他家特别穷，爹没本事，是个瘸子，娘跟人跑了就再没回来，他爷爷奶奶都嫌弃他们家，一直住在叔叔、大爷家养老。总之，他们家属于抬不起头做人那种，现在出来上学了，当然很开心，这边没人知道他的底细，也没人孤立他。”
我相信大霞是享受自己的“活宝”身份的，因为再傻的人也能分辨出那些笑声的真伪，可他始终如一地扮演着二百五的角色，并乐此不疲。
黑暗中，他翻过身，静静地望着我。我揉揉眼问：“怎么了？”他说：“莎士比亚……”然后捂着脸咯咯笑起来。
2.
我们当初所在的那所县中，地处牛城郊区，毗邻火葬场，空气里终年弥漫着奇怪的焦煳味道。这种味道激发出青春期男生潜在的暴戾，从教学楼到宿舍，从校门口到操场，每日厮打声不断，几乎所有男生课余都在打群架。学校南门是主战场，逢周末，那里的群架动辄百人，声势滔天，荒唐的是，这些群架多数以半娱乐姿态出现，同龄人之间哪儿有那么多仇恨，大家不过是无聊，两三个学生的拌嘴，片刻便演变成一大堆闲人的群殴，其实只是为了精神层面的饱满。
大霞成为南门外的明星，不是因为他身手有多好，实在是参与度无人可比。各个年级，各个班级，只要认识他的，都约他助阵，有时候两边应下来，不知怎么办，就抽签决定帮谁，失败一方也不会恨他。大霞有自己的人生哲学，出身不好，长相不好，成绩不好，甚至连个黄色笑话都不会讲，能够支撑自己在这个地方立足的，只剩下仗义和豪爽，他期望自己无私的付出能够换来更多人的信任，然而事与愿违，大家还是习惯将他当作活宝，对他的期许，永远只是一阵可以缓解压力的笑声。
大霞开始挨打，各帮派火并的规模越来越大，争相拉拢低年级新人，大霞成为这些新人练手的靶子。他们有个共识：此君白打，不会记仇，不会告发。楼道里，食堂里，操场上，南门外，大霞和一个又一个男生动手，被一伙又一伙男生追打，他果真没放在心上，从未告发过，他觉得这些都是再平常不过的江湖恩怨，江湖上的恩怨，不算恩怨。
但他也有一个原则，那就是不许别人打他的脸，每每失势关头，第一件事便是护住那张丑脸，任凭拳打脚踢，就是不松手。我不理解，去问大勇，大勇说：“他爹当年就是被人打脸打蒙了，跌到沟里摔断腿的。”也许是命运安排，大霞每次参与斗殴，总会被对方打脸，他的脸实在太大了，这种先天性的缺憾真是令他伤透了脑筋。
学校里最著名的地头蛇盯上了大霞，这次他无论如何是护不住了，索性主动前去讲道理，他义正词严地告诉对方：“过去无冤无仇，今后只想做个朋友。”地头蛇一路把他打出宿舍，再一路打到他的宿舍。最后，地头蛇打累了，嘲弄大霞，呼出一个耳光问：“今天打你的事，敢告诉老师吗？”大霞含着泪故作镇静地说：“你放心，我……我不会告诉老师。”地头蛇乐了，再戳大霞脑袋一下说：“那你说说我们这次该不该打你？”大霞委屈地挤了下眼泪，恢复脸色说：“是我的错，我……我以后不敢了。”宿舍里集体哄笑起来。
一般来说，遭此大辱，人的性格与行为会不同程度地发生改变，可这逻辑不适用于大霞，没过几天，他又和别人约架去了。支撑大霞对生活充满正能量的，是班上一个叫爱琳的姑娘，她与我同桌，有几分姿色，外加性格开朗，能够接受班上坏孩子的玩笑，是为数不多愿意跟大霞聊天的女生，于是大霞迫不及待地迎来了初恋。
一个月后，爱琳成为大勇的女朋友。
大霞心碎不已，通过我给爱琳送了封信，满纸的语病错字迸发出山呼海啸般的爱意。大勇暴怒，指责大霞不义，大霞强硬回击，坚持自己有表白的权利，他大声告诉在场的人：大勇能认识爱琳是自己的功劳，他才是第一个认识爱琳的人。
南门外，大勇领着几个手下围殴大霞，大霞流着鼻血滚在地上惨叫。我冲过去拉住大勇的胳膊喊：“别打啦！你至于对老乡下这么重的手吗！”大勇停下来，望着我不作声，大霞爬起来，用脏手抹了把鼻涕，抓住大勇洁白的领口喊：“张大勇！你有种今天弄死我，你弄不死我，就不算男子汉！”大勇一脚将大霞踢翻，招呼手下离去。
这个丑陋的、辛酸的、幽默的、可怜的男孩子再次哭了，这次，他哭出了声，他再不顾旁人的脸色，崩溃式号丧，他连哭都哭得这么难听，仿佛一只病入膏肓的豺狼，凄凄厉厉，点燃远处的夕阳。
多年后，他告诉我，和大勇这场架是他前半生最痛的一段记忆，以往的种种欺负不过是些皮肉之苦，而这一次，他感到心底有块柔软的东西被践踏了，这是一种无仇可报的屈辱，是一种直达心底的悲凉。
2001年秋，三中的学生在一次群架中闹出人命，随后检察院的车开进操场，学校南门竖起“派出所常驻治安办公室”的牌子，从此那个地方再没有人敢打架，而远在城里学美术的我也渐渐失去了老同学们的消息，我只听说大霞被班上的坏孩子孤立了，在万分痛苦中度过一天又一天，会考结束后他第一个离开了校园。
进城前，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超子，你将来要是考上了大学，别忘了我。”
3.
2009年春，我离开CBD，前往崇文门附近一家企业上班，在那边的楼道里邂逅卖便当的大霞。
当时我十分尴尬，接过他递来的打火机点烟，火苗蹿出一尺高，把前面的刘海儿烧掉大半。他望着我头顶升起的那团烟雾，捂着肚子蹲在地上笑了足足两分钟。八年没见，我们第一时间就回到了熟悉的节奏。
大霞说，他2007年来京卖便当，先替别人跑了半年腿，表弟来京后俩人合伙干，他负责做，表弟负责送，忙不过来时自己也出门送餐，没想到今天第一单买卖就遇到了故人。下班后，我赶到大霞住处，约他们哥俩出来吃饭，席间以一个专业营销人士的身份帮他们做产品分析。我告诉他们，想赚这一带白领的钱，首先要增加菜量，其次是样式，最好学学韩式、西式快餐。大霞为难地笑了笑，鉴于哥俩的实力，我的要求显然高了。
当时最令大霞头疼的，不是拙劣的生产力，而是他的竞争对手二丫。二丫是个黑黑瘦瘦的关中姑娘，也做便当买卖，后台硬，舅舅在崇文门附近开餐厅，她的便当全部出自那里，口味、花样远胜大霞哥俩。面对二丫这样的大敌，大霞没什么好办法，只能继续打价格战、服务战，反正他不嫌累，表弟忙不过来时，他就放下勺子骑车送饭。
一个月后，二丫成为大霞的女朋友。
我不明白这俩人是怎么掺和在一起的，向他请教。他告诉我，他和二丫在这一带便当市场斗了很久，今天你赢，明天我赢，直到有一天，二丫当街拦住他的车子向他道别。她说她舅舅要她回老家相亲，届时如果村长儿子点头，她就得嫁人，她不想离开北京，也不敢拒绝舅舅，她父母双亡，是舅舅养大了她，还供她上完高中。大霞大惊，驱车杀到二丫舅舅所在的餐厅，拍着前台处的桌子嚷嚷自己要做二丫的男朋友。二丫舅舅现身，唤出后厨二百斤重的大胖，大霞气运丹田击出双掌，被大胖一脚踢出门外。大霞不忿，隔天再去，又被轰出。他干脆停下手里的工作，每日专挑午餐和晚餐时间赶往二丫舅舅的餐厅，扮演滚刀肉，大胖明显招架不住，二丫舅舅亲自抄拖把上阵，大霞把大脸放在桌上让二丫舅舅敲，二丫舅舅大喝一声敲下去，大霞起身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