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在苦难中诞生的，也是在异常困难中发展壮大的。在新中国成立前的22年里，她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战胜了国内外一个个强大的敌人。然而，就抗美援朝来说，情况有所不同，困难显得特别大，因为不仅是敌我兵力对比实力悬殊太大，而且国内也是百废待兴，匪患严重，政权不稳，躲在台湾岛上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及蒋介石国民党在蠢蠢欲动，企图趁火打劫。当时要不要出兵，如何出兵，连大智大勇、身经百战的毛泽东都为此颇费思量、寝食不安。可以说，自人民军队诞生以来，从未遇到过这样的困难。在困难面前，怎么办？
困难从来吓不倒人民解放军，吓不到中国人民！再强大的敌人，在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面前也算不了什么！中央军委一声令下，中国人民解放军部分部队迅速改成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地奔赴了朝鲜战场。
到了战场之后，志愿军遇到困难比想到的还要艰难。但志愿军无愧于铁打的英雄，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以雪解渴，以野菜和炒面当主食，睡在冰天雪地里，虽然冻死冻伤饿死者众多，但最终还是战胜了困难，战胜了敌人。这种不怕困难、不惧强敌的精神永放光辉，永远值得学习！
抗美援朝时中国的困难与党中央的态度
新中国诞生时，政治不稳定，经济、军事状况相当落后。
在经济方面，国民生产总值只有574亿人民币，人均仅86元多一点；而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却有3000亿美元。中国钢年产60.6万吨，美国为8772万吨，中国仅相当于美国钢产量的l/145；中国年产原油12万吨，粮食11318万吨，而当时的美国产原油2.5亿吨，粮食3200亿斤。可见中国当时工农业水平相当落后，主要产品的年产量普遍低于历史最高水平。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尚未开始，国家财政赤字庞大，通货膨胀严重，物价不稳，财政经济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困难。
在政治方面，到1949年底，全国还有海南岛、台湾等大部沿海岛屿和大陆的西藏没有解放；大陆上还残留着200多万国民党小股部队和匪特武装，他们还在进行破坏活动；新解放区的人民政权刚刚建立，尚不巩固；帝国主义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采取种种手段企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此外，还有三四百万工人和知识分子失业等等，政治上还存在着许多动荡不安的因素。
在军事方面，中国空海军刚刚组建，几乎还没有作战能力，陆军没有坦克、大炮，特种兵编制小，技术手段有限，陆军使用的武器还是中国国内战争时期的步枪加手榴弹，好一点的炮都是缴获国民党军的，还要靠骡子拖马拉。特别是新中国建立时已将大批部队改为生产建设兵团，150万富有经验的作战骨干已经复员。然而此时美军，有绝对的制空权和制海权，陆军装备也是世界一流的，它的一个步兵师就装备坦克140余辆，70毫米以上口径的火炮330余门，机械化程度高，战场上机动速度快，反应灵活。另外，美国还掌握着原子武器。
这些表明，当时的新中国，军事、经济实力相当弱，与美国实力悬殊，严重不对称。
当时中国面临那样大的困难，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是如何考虑的呢？从民心来说，人心思和，只要有一分和的希望，我们是不愿意参战的。从经济上来说，我国急需休养生息，医治战争创伤。从军事上说，我军被迫出兵作战是正义的行动，但武器装备太差，台湾、西藏还未解放，根基还不稳固。
出兵援朝涉及国家生死存亡。反对出兵的意见，在社会上、党内都有，在党中央核心领导人中也有。例如林彪就不同意出兵，并不愿担任志愿军统帅。当时，他在军委常委居仁堂会议上说一一，为了拯救个几百万人口的朝鲜，而打烂个5亿人口的中国有点划不来。我军打蒋介石国民党军队是有把握的，但能否打得过美军很难说，美国有庞大的陆海空军，有原子弹，还有雄厚的工业基础，把它逼急了，它打两颗原子弹或者飞机对我大规模狂轰滥炸，也够我们受的。因此，他不赞成出兵，最好不出兵。如一定要出，那就采取“出而不战”的方针，屯兵于朝鲜北部，看一看形势的发展，能不打就不打，这是上策。周恩来总理在会上坚持党中央、毛主席出兵的方针，严肃地批评了林彪，说现在不是我们要不要打的问题，而是美国逼着我们非打不可。我们的自卫是正义的，正义的战争最后一定会胜利。特别是现在朝鲜政府、金日成首相一再请求我们出兵援助，我们怎能见死不救呢？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已定，现在我们不是考虑出不出兵的问题，而是考虑出兵后如何去争取胜利的问题。
彭德怀受命于危难之际。在10月初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讨论抗美援朝的中南海会议和10月6日周总理主持的中央军委常委居仁堂会议上，他都明确表示赞成党中央、毛主席的出兵方针。他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和美国打仗，大不了美国打进中国来，最多也就是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果美军摆在鸭绿江和台湾，它要发动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
自从朝鲜内战爆发后，毛泽东密切关注着朝鲜局势。特别是美军仁川登陆后，毛泽东更加注重朝鲜问题，不断地听取各方面对朝鲜战况的汇报，他开始专心朝鲜战争问题，几乎到了寝食不安的程度。
根据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回忆：“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20多年，记得有两件事毛主席很难下决心。一件是1950年派志愿军入朝作战……”
胡耀邦曾回忆说：“考虑出兵不出兵朝鲜的问题，他（指毛泽东）不做声，一个礼拜不刮胡子，留那么长。想通以后开了个会，大家意见统一了，毛主席就刮胡子了。”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战略家，完全可以预料到中国介入朝鲜战争所面临的极大困难。中国军队装备太差，与美国发生公开冲突将导致问题的扩大化，许多有关国计民生的建设项目将不得不停下来，刚刚开始的新中国经济恢复工作将会遭破坏，而且解放台湾问题将不得不推迟，全国人民对此会有不满情绪。几天来毛泽东睡不着觉，在床上辗转反侧，日夜焦虑，估量着未来战局发展又反复筹划着初战的方略，觉得十分担忧，不容乐观。而且，中共中央许多领导都有这种担忧。
新中国刚刚成立不到一年，毛泽东正准备解放台湾和进军西藏，正在这个当口，朝鲜内战爆发，美国当局悍然介入朝鲜内战，并操纵联合国通过美国提出的援助李承晚政府的提案，纠集十几个仆从国的军队，以所谓“联合国军”的名义，武装干涉朝鲜。同时，美国第七舰队根据美国总统的命令人侵台湾海峡，公然阻止我军武装解放台湾。并且，“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率领他的高级官员和将领，于7月底对台湾进行访问活动，麦克阿瑟威风凛凛飞抵台湾，吻了宋美龄的手，其意就在于向世界宣布：美国决意与蒋介石政府共同防卫台湾。而蒋介石也洋洋得意地宣称：由于能再次与老战友合作，胜利就有了保证。
蒋介石对麦克阿瑟访台一事大肆张扬——他与麦克阿瑟挽手合影的照片登在台湾报纸最显著的位置——这件事毛泽东敏感地意识到：朝鲜战争事态的扩大似乎使蒋介石看到了某种希望，而这种希望就是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果然如此的话蒋介石便可以借助美国人的力量反攻大陆，报仇雪耻。一旦朝鲜战局恶化，北部，蒋的部队和美军便从鸭绿江逼入东北；南部，在第七舰队的海、空力量支援下，蒋可以反攻大陆。所以这些，使毛泽东唤起高度的警觉：反动势力试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对此不能不防。
美国经过精心策划和准备之后，于9月15日趁朝鲜人民军主力集中于洛东江战线，后方空虚之际，在美国第10军军长阿尔蒙德少将的指挥下，以第10军所属的陆战第1师、步兵第7师等部队共7万余人，在300多艘军舰和500多架飞机掩护、支援下，在朝鲜西海岸的仁川实行登陆。之后，美军便立即向汉城、水原方向进犯。9月30日，美伪军越过了三八线，疯狂北犯。
从朝鲜战争一爆发，杜鲁门发表扩大战争的演说，党中央和毛主席、周总理就清楚地预见到中美之间的一场军事较量是不可避免的。你越怕，它越凶；只有既反对，又不怕，针锋相对的斗争，才能有效地制止战争。9月30日，周总理公开表示对美帝扩大战争的阴谋“不能置之不理”。
10月1日，朝鲜政府和金日成首相请求我国出兵援助。10月2日，毛主席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即明确提出中国已“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失败，则美国侵略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
10月3日，金日成首相又一次请中国出兵援助。10月4日、5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一次说明：“大家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无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
10月6日，军委常委居仁堂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出兵及有关的几个大的军事措施。10月8日，毛主席经过精心修改，正式发布了由李涛同志根据军委决定起草的要出兵参战及委任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命令。毛主席为了驳斥反对出兵者的意见，尖锐地说：他们的一千条道理，一万条道理，驳不倒我们的一条道理，这就是我国和朝鲜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唇亡齿寒，不论就国际主义来说，还是就爱国主义来说，我们都不能见死不救。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有个光荣传统和美德，即“见义勇为”、“舍己救人”，我们应该发扬它。至于说美国有原子弹，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它有它的原子弹，我有我的手榴弹，它打它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我坚决相信，我们的手榴弹，最后一定可以打败美国的原子弹。但为了更冷静更深入考虑出兵的利弊关系，出兵后战局的可能发展变化，军事、政治、外交上须要采取的重大措施等等，党中央和毛主席、周总理总是反复征求各方的意见，特别是反面的意见，反复斟酌推敲各方面的利弊得失关系，然后统一思想，以便更有效地采取各种必要的措施。为此，党中央、毛主席除了发报通知苏联斯大林外，10月8日又特派周总理到苏联同斯大林商谈有关出兵和援助的问题，希望得到他们的空中掩护及武器弹药等方面的援助。
10月13日，毛主席在发给周总理（当时在苏联和斯大林商谈出兵问题）转斯大林的电报中更进一步说明：“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有利，对我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是极为有利。……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事实证明，出兵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一个正确的决策。彭总1957年5月15日在审议《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总结》初稿时说：“这个决心不容易定下，这不仅要有非凡的胆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要具有对复杂事物的卓越洞察力和判断力。历史进程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正确，这是下决心干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志愿军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中国人民志愿军过去在国内作战，也是在极为困难中战胜敌人的，那时，“没有吃，没有穿，只有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虽然这只是几句歌词，却很能反映我军后勤供应的状况。志愿军的装备十分杂乱，各种武器有82种、产自24个国家、98个工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片经历了几十年战争摧残的国土，经济凋敝、百业待举，不仅飞机大炮不能造，连造火炮的钢材都炼不出来，而且这种情况不能很快改变。孙子说过：“因粮于敌。”志愿军还能依靠“敌人给我们造”吗？
1950年10月19日，志愿军入朝，25日打响了第一次战役，接着又进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战役，将不可一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赶到了“三八线”以南，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后勤问题逐步暴露出来了。由于志愿军没有制空权，而敌人投入大编队的B—29和B—26型轰炸机对朝鲜的城市、工厂、车辆、桥梁等进行毁灭性的轰炸。有一次出动75架重型轰炸机，在300架战斗机的掩护下，投弹600多吨，仅几小时就将朝鲜北部的重镇新义州变成了一片废墟。另外，敌人还出动大批P-15和F-84歼击机到处搜索，即发现一人一车，一缕炊烟也不放过。敌机轰炸的结果，立即将志愿军转入了另一个战场环境，攻占一座城镇得不到什么物资补充，连房屋都得不到住。战场缴获也很受限制。
在第二次战役中敌人丢下1400多辆汽车，但由于志愿军不会驾驶，在俘虏中找了几个会驾驶的，疏散了100多辆，其余的全部被敌机炸毁了。大量的物资必须从国内运来，白天不能进行，晚上又不能开灯，每台车折腾一夜，只能走30～40公里。运输效率极低，而且大量的汽车被敌人打掉。入朝时，志愿军的汽车1300多台，1个星期就损失217台。
由于后勤保障跟不上，给作战带来了巨大影响。第二次战役因粮弹得不到被充，使西线一个军不能参战，大大影响了西线的战果。东线也因严寒造成了大量的饿冻减员。在隆冬时节，汽车没有防滑链而不能行驶，骡马没有冰掌不能驮载。战役也经常因为粮弹得不到被充，重火器不能跟进，不得不打打停停，错过了许多有利的战机。
由于敌机的轰炸，战斗频繁，志愿军煮饭吃也成了一个问题，不得不吃炒面。炒面是用70%的小麦，30%的大豆和高粱米混在一起，炒熟后磨碎，加点盐制成的，吃一点很香，吃多了会上火，长期吃体力也跟不上，但运输、储存、食用很方便。由于参战部队众多，需要量非常大，要保障这一点最低的生活标准也很困难。按入朝的参战人员计算，每月需炒面1482万斤，当时没有生产炒面的工厂，只能靠东北人家家户户来做，每月最多也只能做1000万斤。为此，东北人民政府于1950年11月12日专门发出了《关于执行炒面任务的几项指示》。12月18日又专门召开了一个“炒面煮肉会议”。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也参加过炒面。
志愿军的后勤补给极度困难，然而志愿军有一个优良的传统，那就是不怕艰苦、不怕牺牲，只要一息尚存，就要顽强战斗下去。志愿军正是凭着这股精神和勇气，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
在冰天雪地里熬过一个个寒冷长夜
第三次战役对于志愿军来说，有形的成果是巨大的，他们迅速突破“三八”线，并乘胜攻占了汉城、仁州等重要城市。就在占领汉城的这天晚上，北京街头出现了数十万欢呼的群众，金日城也发表了广播讲话，庆祝汉城的解放。1月5日，朝鲜人民军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
但就在大好形势下，彭德怀司令员突然命令停止进攻，部队原地休整。这可气坏了苏联驻朝大使拉佐瓦耶夫，他急急忙忙地跑到彭德怀的司令部，指名道姓地指责彭总。
彭总没有心思去给这位大使解释。大使便跑回去向斯大林告状。此后，彭总向毛泽东主席写了报告，毛泽东又将彭总的报告转给了斯大林。斯大林看了彭总的报告后，亲自给彭总回了个电报，称赞他是了不起的军事天才，称赞志愿军以极差的装备，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并严肃地批评了拉佐瓦耶夫大使，不准他再乱发言，不久便把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大使召回国内。
实际上，志愿军的情况苏联大使是不知道的，也比李奇微想像的困难多了。早在战役发起前，部队已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连续进行了两次战役，西线的6个军已相当疲劳，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充，东线第9兵团困难更多，人员、弹药、粮食都没有落实到位。发起第三次战役的原因是为了将敌人赶过“三八”线，以争取政治解决朝鲜问题的有利态势。因此，彭总在战役发起前的指导思想是，突破就是胜利，千万不要打得太远了，能歼敌多少算多少。
这也是前两次战役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志愿军入朝时，粮食供应只能达到部队需求的20%，其余的只能靠向当地政府筹措，但朝鲜战争已进行了几个月，加上敌人飞机的轰炸和逃跑时的破坏，朝鲜群众手中的存粮也不多。弹药也只能重点供应，特别是部队打运动战，机动频繁，又常是夜间作战，通信手段落后，即使物资运到了，也经常和部队失去联系而供应不上。
为了保障战役的进行，中央军委向志愿军补充了2000台汽车，命令1个工兵团入朝担负修建定州至平壤的公路和桥梁的任务。命令铁道兵桥梁团和独立团入朝执行抢修大同江桥等铁路桥梁任务。在战役发起前，还在平壤东南、咸兴、永兴地区就地筹措了上万吨粮食。
虽然后勤准备很不充分，但战役进展非常快，战线迅速拉长，志愿军入朝才70多天，战线已从几十公里，延长到500～700公里。这时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从前线发回电报说：“三八线以南沿途群众跑光，敌人把房屋烧光，粮食抢光，使部队吃饭、休息都很困难，体力大大减弱，加之后勤供应不上，前面急需粮食、弹药、鞋子补充。”这样就更加坚定了彭总停止进攻的决心。
前线的其他方向也向志愿军司令部报告了粮弹告罄的情况，彭总感到后勤保障不仅影响扩大战果，而且因为后勤跟不上连决心都不敢下，便决定开会总结前三次战役的经验，同时也总结一下后勤问题。这时金日成首相也想了解一下志愿军下步的打算，在我国驻朝武官的陪同下，来到君子里中朝联军司令部会见彭总。会见一开始，彭总便向金首相介绍了前三次战役志愿军伤亡很重，运输困难，给养很差，交通需要加强修复改善等情况，加上敌主力未被歼灭，不利继续南下。金日成首相也很理解志愿军的情况，双方商定，1月25日召开中朝联席会议，以求彻底解决后勤问题。
第三次战役停止一周后，即1月15日，敌人开始在水原和利川之间实施试探性进攻，以1个团的兵力，采取多路小股的方式，不断和我军保持接触，以求消耗我军的弹药。敌人还得知我第9兵团没有向前推进，估计第一线的兵力没有得到补充，短期内无力发动大的攻势。因此，李奇微觉得可以放心反击。于是，艰苦的第四次战役很快开始了。
中朝联席会议于1月25日如期召开。志愿军分管后勤的副司令员洪学智在会上总结了第三次战役的后勤工作。他指出：志愿军的后勤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保障了战役的进行。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物资供应不上，伤员抢救不及时，部队是在受冻挨饿的情况下打败敌人的。对下一步的后勤工作，洪学智副司令员也作了部署，要点是加强后勤力量，健全组织机构，抢修铁路，加速火车运输，优先运送主要物资保障急需方向，大力组织人力、畜力、大车参加运输。与此同时，东北军区在沈阳召开了志愿军第一届后勤会议。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率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炮兵司令员陈锡联、军委运输司令部司令员吕正操等同志，专程到沈阳参加了会议。会议一致认为，朝鲜战争已把我军的后勤工作推向了新的阶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后勤必须以新的指导思想，新的供应方式，新的工作制度和工作作风，才能适应现代化战争的需要。
尽管后勤工作已牵动了军委，但一线部队仍然很困难。部队普遍反应，怕没饭吃，怕没子弹打，怕受伤后抬不下来。三八线以南，到处冰天雪地，没有村庄，没有房屋，一片废墟，志愿军只能在阵地上的简易工事里熬过一个个寒冷漫长的黑夜。
敌人经过一段时间的骚扰战后，摸清了志愿军的情况，就在志愿军召开联席会议的同一天，向志愿军发动了猛烈的反扑。我军进行英勇的抵抗，并发动了横城反击，取得了较大的战果。但为了争取时间，减少伤亡，缩短补给线，志愿军采取运动防御，退至三八线附近。
美军的“绞杀战”与志愿军的钢铁运输线
侵朝美军依赖优势空军力量，对志愿军和人民军后方战略要地、军事设施及交通运输线进行轰炸破坏，一直是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随着战争的发展一再加强。
志愿军入朝参战初期，美国空军（包括海军航空兵）投入战场的各种类型飞机，已达1100余架。其中用于轰炸破坏志愿军和人民军后方的占50%以上，攻击军队集结地域，补给基地，公路铁路桥梁、交通枢纽和运输车辆等。至1951年7月，美国空军投入战场兵力增加到24个大队又10个中队，拥有各种类型飞机约1700架，其中包括美军当时最先进的F—86型喷气式战斗机以及可载千磅炸弹的B—26、B—29战略轰炸机。不仅飞机数量进一步增加，而且飞机的作战性能有很大提高。
1951年7月l0日停战谈判开始后，“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就命令美远东空军司令：“在此谈判期间，应采取行动以充分发挥空中力量的全部能力，取得最大的效果，惩罚在朝鲜任何地方的敌人。”
8月，侵朝美军制定了“空中封锁交通线战役”（亦称“绞杀战”）计划，用3个月的时间摧毁朝鲜北部的铁路系统，尽可能使“铁路运输陷于完全停顿的地步”，企图切断志愿军和人民军后方运输补给线，割断志愿军和人民军前线与后方的联系，削弱志愿军和人民军的作战力量，以对朝中方面施加军事压力，配合停战谈判。为此，美国空军把封锁交通线作为首要任务，动用了大部战斗轰炸机和全部战略轰炸机来执行这一任务。
7月下旬，朝鲜北部发生了40年未见的特大洪水灾害，并一直持续到8月底。山洪暴发，河水泛滥，冲毁了大量桥梁和道路，志愿军和人民军后方运输线受到严重破坏。铁路桥梁被冲毁达94座次，线路被冲毁达116处次，中断运输最长者达45天，最短者为13天。一半以上的公路桥梁也被洪水冲毁。志愿军后勤主要物资集散地三登地区成了一片汪洋。安州、渔波车站及平壤附近全部遭洪水淹没。
到8月底，铁路桥梁遭受破坏达165座次、线路达459处次。当时尚能维持通车的铁路总长仅约290公里。平德线（平壤至德川）由于大同江桥与沸流江桥被破坏，全线失掉作用。整个铁路交通经常处于前后不通中间通的状况。美国空军在集中轰炸封锁铁路线的同时，对公路运输线及车辆的轰炸也较前加剧。
从9月起，美国空军逐渐将轰炸重点转向清川江以南新安州、价川、西浦“三角地区”。这一地区是朝鲜北部铁路运输的咽喉，是连接京义线（汉城至新义州）、满浦线（顺川至满浦）、平元线（平壤至元山）3条铁路线的枢纽，所处位置十分重要，如果遭到破坏，则南北、东西的铁路运输将同时中断；况且，南北主要公路干线多与铁路平行、交叉，铁路中断，公路也断。
这一地区铁路运输的畅通与否，对志愿军和人民军前线作战物资的供应关系重大。美国空军将轰炸重点转至“三角地区”后，平均每天出动飞机5批100余架次，集中对京义线和满浦线进行轰炸，并逐步压缩轰炸范围，最后在肃川至万城间“317”至“318”公里间的1公里地段和龙源里至泉洞间“29”公里处一个点上连续反复轰炸，企图在一两点上造成深度破坏，使志愿军和人民军无法修复，从而达到切断运输供应的目的。
9至12月份，美国空军在“三角地区”仅73.5公里长的线路上，共投掷炸弹3.8万余枚，致使该地区在4个月中有80%的时间不能通车。铁路由过去的时断时通，变为多断少通。
到1951年底，美国空军实施的“绞杀战”，虽已超过了其原定计划时间1个月，但在志愿军和人民军的坚决斗争下，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1952年1月4日，李奇微在给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报告中，承认其所实施的“空中封锁交通线战役没有能够阻止住敌人运输其进行阵地防御所需的补给品，也没有能够阻止住敌人将部队运入北朝鲜”。但他认为：“如果中止空中封锁交通线的活动，或者缩小这种活动的规模，那么敌人在一段比较短的时间内就能够积聚起足够的补给品，从而有能力发动一次持续的、大规模的攻势。”
侵朝美军为防止志愿军和人民军发动攻势，以减轻其地面部队防御压力，决定继续进行“绞杀战”。美国空军还增调一批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飞行员到南朝鲜，加强空军作战力量。
1952年l月，美国空军为避开志愿军日益增强的对空炮火，放弃对“三角地区”的昼夜轰炸破坏。重点轰炸铁路线的两头，即封锁志愿军和人民军作战物资的来路和去路，对铁路运输线实施了更为疯狂的轰炸破坏。
在作战物资来路上，集中轰炸京义线的岭美至宣川段、顺安至新安州段，满浦线的价川至熙川段：在作战物资去路上，集中轰炸平元线的顺川至阳德段，平德线的三登至新成川段，元罗线（元山至罗津）的元山至高原段。
3月以后，又对上述地区采取了所谓“饱和轰炸”战术，即24小时昼夜不停地集中所有能够用来执行封锁铁路线任务的飞机对铁路线上的几个小段实施轮番攻击。1月至6月，对铁路运输线的破坏量较1951年8月中旬至12月增加了42.6%。
美国空军在对铁路运输线进行轰炸封锁的同时，对公路运输线也加紧了破坏，采取点与线相结合的封锁办法。对公路交叉点和公路与铁路交叉点及桥梁等处，进行疯狂轰炸。对主要运输干线则进行逐段控制，层层封锁。在“点”上投照明弹彻夜不停，在“线”上见汽车灯火即往返袭扰。
美国人同时在公路线上投掷大量定时炸弹、蝴蝶弹、四爪钉等，企图阻止汽车运输。另外，还对铁路终点各库区、主要兵站物资基地进行重点轰炸。其中5月8日，美国空军出动飞机485架次，对遂安以北的楠亭里仓库区持续进行了13个小时的轰炸，投掷各种炸弹2000余枚。
志愿军入朝初期，既无航空兵的支援，又缺乏对空作战兵器。1950年底以前，防空部队仅有1个高射炮兵团，36门高炮，第一批入朝的6个军共计仅有18挺高射机枪。
对敌航空兵的斗争，主要是采取伪装、隐蔽、疏散等防护手段，一切较大的作战行动和后勤保障工作均在夜间进行。
在敌机的疯狂轰炸扫射下，志愿军人员、物资损失很大。1950年10月25日至11月8日，15天中即损失汽车339辆，占当时汽车总数700辆的48%。
志愿军入朝初期后勤保障力量十分薄弱，人员总共不到7000人。后勤部队是临时抽调组成的，领导机构是由东北军区后勤部派出的前线后勤指挥所，普遍缺乏现代化后勤保障工作经验。
当时朝鲜北部铁路不通，志愿军所需的作战物资主要靠为数不多的汽车运输。在美军航空兵不分昼夜地对交通运输线进行封锁轰炸下，运输效率极低，远远满足不了前线的作战需要。在第一至第三次战役期间，志愿军的粮食供应仅能达到部队需要量的25%，弹药只能作重点补给。
随着志愿军和人民军战线迅速推进，后方运输线延长，尤其是在侵朝美军把切断志愿军和人民军的运输线作为重要战略任务，出动大量飞机进行轰炸封锁的情况下，志愿军的物资供应问题越来越突出，以致影响到作战效能的发挥。
鸭绿江北岸物资堆积如山，而志愿军粮弹接济困难，在前线忍饥挨冻。积极开展对空斗争，努力改善后方交通运输，已成为抗美援朝战争迫切需要解决的战略问题。
早在1951年1月下旬召开的志愿军第一届后勤工作会议上，就特别强调交通运输的重要性，提出了“千条万条，运输第一条”，并决定迅速增调铁道兵、工程兵及二线部队抓紧抢修和开辟道路，充实兵站、运输、装卸力量，派空军和高射炮兵部队对后方实施掩护。
会后，志愿军后方部队即紧紧围绕着建设“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的战略任务，在反轰炸斗争中不断摸索经验，边打边建。
1951年初，苏联空军2个歼击航空兵师开始出动，协助掩护清川江以北辑安至江界、安东至安州两条铁路运输线。志愿军空军为积极准备参战，派第4师第10团第28大队于1950年12月21日进驻安东空军基地，开始进行实战锻炼。
为了统一作战指挥，1951年3月中旬成立志愿军空军指挥机构，刘震为志愿军空军司令员。志愿军高射炮兵部队从1951年1月起也陆续得到加强，到7月下旬已有4个师又3个团另50个独立营。其中有3个师又1个团用于掩护机场修建，1个师又2个团另6个营用于掩护交通运输，大部分独立营则配属在各兵团各军，掩护前线作战活动。
为了对付美国空军对铁路、公路系统的封锁破坏，逐步改善运输状况，志愿军不断增加抢建抢修力量。到1951年6月底，铁道兵部队已增加到4个师又1个团，另有1个援朝铁路工程总队。经过积极抢修抢建，可以运行的铁路线已由志愿军入朝时的107公里增加到1200余公里。
同期，工程兵部队已增加到8个团又2个营。工程兵部队在朝鲜军民的大力支援下，修通了朝鲜北部腹地熙川到生泉的战略公路，并与志愿军第9兵团2线部队在东线突击开辟了新的公路。
志愿军第一届后勤工作会议以后，在后方开始建立固定的兵站运输线，并沿公路干线设置了对空监视哨（也称防空哨）。对空监视哨的主要任务是监视敌机的活动，发现敌机临空即鸣枪报警。汽车司机闻警后马上闭灯行驶或就近隐蔽，待敌机过后再开灯速行。
采取这一措施，提高了汽车运输效率，减少了车辆的损失。同时，后勤保障力量也得到了加强。到1951年6月，后勤保障部队已达6个分部、24个大站、11个汽车团（3000辆汽车），共8.5万人。在供应体制上，开始实行分区供应和建制供应相结合的供应体制。为了减少物资供应的转发层次，撤销了兵团一级后勤机构。
以上这些措施，使志愿军后勤保障较前有所改善，也为之后胜利地开展反“绞杀战”斗争创造了条件。
1951年8月中旬至8月底，美国空军实施的“绞杀战”，加上洪水的破坏，使志愿军和人民军的后方运输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铁路各线桥梁随修、随冲、随炸，断的时间多，通的时间少。铁路运输能力急剧下降，8月份的运输量仅为6月份的52%。为了扭转后方运输和物资供应的被动局面，志愿军后方部队在集中力量进行抗洪斗争的同时，开始了反“绞杀战”斗争。
铁道兵第1师第一桥梁团抢修满浦线东清川大桥3号墩时，铁道兵团副司令李寿轩到现场指挥。该桥梁团第1连副排长，曾在中国解放战争中荣获登高英雄称号的杨连第带领全排，为保证修好桥墩，连续搭设11次人行便桥。但都被洪水急流冲毁。当时江北岸有92节车皮的物资急待前运。在此紧急情况下，杨连第带领全排创造性地架设了钢轨架浮桥，保证了3号桥墩的抢修任务顺利完成，使几次中断的大桥胜利通车。
在桥梁、线路不通的河流、地段，工程兵、汽车运输部队和装卸部队实行漕渡和分段倒运。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后方勤务司令部司令员洪学智亲自到渡口对部队进行动员。他说：“多运一袋粮食过江，就是你们的荣誉。”工兵第22团在安州渡口，在狂风激浪中与装卸部队紧密配合，完成了日渡粮弹1000吨的任务。
经过积极努力，争取了部分线路的通车。整个8月份，从中国东北边境抢运到朝鲜前线的作战物资共1134节车皮，初步改善了前线的粮弹供应。
1951年9月至12月，为打破美国空军对清川江以南新安川、价川、西浦“三角地区”的重点封锁，志愿军空军在实战锻炼的基础上，奉命担负保护平壤以北主要交通线和掩护安川地区机场修建的任务。到12月底，共出动5个师，飞机3526架次，击落敌机70架，击伤25架。志愿军空军在高射炮兵的配合下，夺取了清川江以北一定空域和时间的制空权。美国空军将这一地区称之为“米格走廊”，视之为畏途。
9月15日，中央军委作出加强铁路及江桥方面防空力量的决定。根据这一决定，志愿军于9月下旬抽调高射炮兵1个团，11个独立营和6个高射机枪连，加上原部署在铁路运输线上的高射炮兵部队，在铁路线上组成了4个防空区（平壤、安州、定州、价川、顺川区；殷山、新仓里区；阳德、龙池院里区；平壤、物开里区）。
同时，高射炮兵部队针对敌机集中轰炸封锁“三角地区”的特点，采取了“集中兵力，重点保卫”的方针。调整了整个防空部署。从10月中旬开始，陆续抽调高射炮兵部队加强对铁路运输线的掩护力量。到12月，担任掩护铁路运输的高射炮兵部队已达在朝高射炮兵部队总数的70%，其中2/3的兵力配置在“三角地区”。为了统一指挥作战，12月成立了铁道高射炮兵指挥所。随着志愿军防空力量的增强，对美国空军的打击越来越大，仅12月份即击落击伤敌机106架，对保护目标的安全起了重大作用。
在加强对空防御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铁路线的抢修力量。9月中旬，中央军委从国内抽调5个新兵团配属铁道兵团，另补充了近万名新兵。这样，加上铁道兵原有部队和朝鲜铁道工程旅，在整个铁路线上的抢修兵力即达7.6万余人。
在抢修斗争中，抢修部队根据敌机轰炸情况，采取了重点抢修的方针，确保“三角地区”及东、西清川江和东大同江3座大桥的安全，暂时放弃平壤以南至物开里段的抢修工作。
9月下旬，陆续集中铁道兵4个团、工程总队1个大队协同朝鲜铁道工程旅两个联队，重点抢修“三角地区”的铁路。到11月，在京义线肃川至万城间10公里线路上，即集中了2个团的兵力。在抢修过程中，抢修部队发挥了最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采取架设活动桥梁（白天移开，晚上移回）、以枕木排架法填补大弹坑等方法，既提高了抢修速度，又减轻了敌机的危害。到12月底，“三角地区”铁路全部修复通车。
在铁路运输方面，为了在有限的通车时间内通过更多的列车。采取了“列车片面续行法”、即在一个或几个区段上，组织两列以上列车取一定间隔，连续向一个方向运行，不对开。这一办法的实施，显著地提高了铁路运输的效率。在“三角地区”铁路运输中断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组织汽车运输部队和装卸部队将定州、球场、价川附近的物资，倒运到渔波、顺川和德川等地再装火车前运，实施长区间的倒运。为了解决运输力量不足的问题，志愿军司令部还组织全军二线部队，到铁路运输终点接运冬装。9月底，志愿军指战员全部领到了新冬装。
在加强铁路抢修抢运的同时，为了加强公路线上抢修力量，解决长时间公路线上因错车不便而造成的交道阻塞、运转不灵的状况，志愿军司令部组织7个工兵团和在二线休整的各军及各兵团直属队，在朝鲜军民的协助下，普遍加固加宽了原有公路，并开辟了一些新的公路线。到12月底，共加固加宽原有公路2158公里，新修建公路292公里，大大改善了公路运输状况。
广大指战员和全体铁路员工经过4个月的英勇奋斗，到12月底终于打破了美国空军对“三角地区”的重点封锁。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铁路运输抢运过封锁区的作战物资共达1.5万余节车皮。其中10月21日一个夜晚抢运过西清川江的物资即达490节车皮，创造了志愿军入朝以后的最高记录。因此，志愿军铁道兵、空军、高射炮兵部队以及援朝铁路员工受到了中央军委的通令嘉奖。志愿军和人民军逐步改善了物资供应状况，基本上保证了作战需要，前线各军开始有了粮食储备。
1952年1月至6月，志愿军空军先后参战的有7个师，经常保持3个师左右的兵力进行空战。高射炮兵根据敌机活动的变化，为了克服防卫区域大与兵力不足的矛盾，采取“重点保卫，机动作战”的方针，除集中部分兵力掩护桥梁、车站和仓库外，以2/3的兵力广泛实施机动作战。
4月至6月，担任掩护交通的高射炮兵部队转移调整兵力达20条次，行程3659公里。1月至6月，志愿军担任掩护交通运输线的高射炮兵，共击落敌机198架，击伤779架。
在铁路抢修方面，志愿军抢修部队采取了“以集中对集中，以机动对机动”的方针。在确保“三角地区”通车的条件下，对美国空军轰炸重点地区适当地配置较多的兵力，对其他地区则视破坏程度临时派机动兵力进行抢修。
在重要桥梁、车站和重要地段修建大迂回线和便线、便桥，以保证铁路畅通。同时，加强对铁路的维修，及时清除敌机投掷的定时炸弹，以提高行车的速度和保证行车的安全。
援朝铁路工程总队第4工程队郭金升，以忘我的精神，刻苦钻研拆卸定时炸弹的技术，在1952年1年内即拆卸定时炸弹和普通炸弹603枚，荣立特等功。针对敌机不分昼夜的轰炸，抢修部队做到了随炸随修，昼夜进行抢修。抢修百岭川桥的铁道兵团第1师第1桥梁团第9连的指战员，遭到敌机集中轰炸26次，全连只剩下40余人仍顽强抢修，经76昼夜努力，胜利地完成了抢修任务，保证了这一咽喉桥梁的通车。
5月15日，在抢修铁路桥梁中屡建功勋的该团第1连副连长杨连第，在指挥部队抢修东清川江大桥时，不幸被敌机投掷的定时炸弹弹片击中头部光荣牺牲。志愿军领导机关给他追记特等功，追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将他生前所在连队命名为“杨连第连”。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一级国旗勋章、金星奖章。
铁路运输部门针对敌机夜间轰炸多在月圆期和每天22时至24时活动的规律，采取了利用月亏期集中突击抢运、“抢22点”和“空、重车循环输送”的斗争方法。
后勤装卸部队与铁路运输部门密切配合，实行“分散甩车，多点装卸”的方法，尽量缩短装卸时间。兵站基地除组织高射炮兵积极打击敌机外，还采取抢装、抢卸，及时疏散、转移，加强伪装和大力修筑地下仓库等措施，保证了物资的安全。
工程兵和后方部队继续加宽、加固和新辟公路。在公路沿线增建汽车掩蔽部和物资仓库，对易遭敌机破坏和行车不便的路段进行改造，增修迂回线。在主要河流渡口除加固正桥外，还增设便桥，有的渡口还修建了水下便道。
到6月，元山至平壤一线及其南北地区已有8条公路干线，每条干线又构筑了若干条支线，进一步提高了运输效率。
在32条共长2500公里的公路线上，设置了1308组对空监视哨，进一步保证了汽车运输的安全。
由于采取上述一系列有力措施，积极地同美国空军作斗争，志愿军和人民军的后方交通运输状况大大改善。1952年5月份，志愿军和人民军即超额完成了半年的运输任务，提前完成了朝鲜政府的物资运输和接运救济粮食的任务，有力地保证了军需民用。
美国空军在志愿军和人民军的空军和地面防空力量的打击下，损失严重，到4月份，已无力对铁路线的两头同时进行“炮和轰炸”，而只能对清川江以北的一头进行封锁。到6月下旬，美国空军被迫放弃了“绞杀战”，将轰炸重点转移到电站、工厂、矿山、重要城镇及志愿军和人民军正面战线的目标。志愿军和人民军同敌航空兵斗争的重点随之逐渐转移到正面战线。
1952年5月31日，美军在汉城记者招待会上承认：“虽然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力量企图阻断共产党的供应，然而共产党仍然以难以令人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送到前线，创造了惊人的奇迹。”
战后，美国出版的《朝鲜战争中的美国空军》一书中也承认：“对铁路线进行的历时10个月的全面空中封锁，并没有将共军挫伤到足以迫使其接受联合国军方面的停战条件的地步。”
面对美国的细菌战
侵朝美军实施细菌战
对于细菌武器这种违反人道、大规模残害人类的武器，早在1925年6月17日，由40余个国家签订的《日内瓦议定书》中就已明确规定禁止使用。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不顾国际法，利用日本一批细菌战犯，秘密研究和制造细菌武器。美军侵略朝鲜以后，1950年12月向南溃退时，在黄海道等地撒布天花病菌。1951年，美军多次在朝中被俘人员中进行细菌武器的试验。1952年初，侵朝美军竟公然以制造疫区、残害朝中军民、削弱志愿军和人民军有生力量为目的，大规模地实施了细菌战。
1952年1月28日，志愿军在伊川东南的金谷里、外远地、龙沼洞、龙水洞等地，首次发现美军飞机撒布大量带有病菌的昆虫。接着，志愿军又在伊川、铁原、市边里、平康、金化等地多次发现美军撒布的大量带有病菌的昆虫和鼠、雀等一类动物。据“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公布的材料，从1月28日到3月31日，美军在朝鲜北部撒布带有细菌的动物即达804次之多。3月以后，美军撒布细菌的范围日益扩大，遍及朝鲜北方的7个道44个郡。撒布带有细菌的动物主要集中在接近前线的地带和后方重要城市及交通线。2月29日至3月5日美军飞机还多次侵入中国东北地区领空，撒布了传播病菌的昆虫和鼠、雀，把细菌战扩大到中国境内。
由于细菌战违反国际公法，侵朝美军在实施中始终保守秘密，禁止其人员在书面上和言谈中提到细菌战，对其执行此任务的作战人员，也诡称细菌弹为“不爆炸的炸弹”。美军在撒布细菌过程中，采取隐蔽的方法，一般在深夜、阴天进行，有时还将细菌弹和炸弹混投，使朝中军民难以发现。撒布的手段，主要是以飞机投掷细菌弹、空投带菌物体或用火炮直接发射细菌弹。撒布细菌以交通要道、水源、军民集中区和中朝接壤的沿海地带为主要目标。因朝鲜西北部多为丘陵地带，人口稠密，主要交通运输线路集中于此，所以。这里是美军撒布细菌的重点。
揭露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面对美国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实施的细菌战，朝中两国政府和人民在政治上、外交上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52年2月22日，朝鲜政府发表声明，揭露和抗议美军在朝鲜进行细菌战，呼吁全世界人民制止这种暴行，追究使用细菌武器组织者的国际责任。接着，2月24日，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完全支持朝鲜政府的正义主张，呼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起来制止美国进行的细菌战，表示“中国人民将和全世界人民一道，为制止美国政府这一疯狂罪行而坚决斗争到底”。与此同时，中国各民主党派纷纷提出抗议，各人民团体、各界知名人士和科学组织分别向全世界人民和有关国际组织提出控诉。2月底，当美军把细菌战扩大到中国东北地区的时候，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3月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严重抗议美国政府使用细菌武器屠杀中国人民。同日，中国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声明，抗议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罪行，号召全国人民以实际行动回答这种挑衅，呼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声讨美国的罪行。3月13日，沈阳16万人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愤怒抗议美国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境内撒布细菌的罪行。在此期间，中国报刊发表了大量揭露美国进行细菌战的文章。
美国进行细菌战的行为，引起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普遍反对。1952年3月8日，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约里奥·居里在声明中指出：“这是继用原子弹在几秒钟之内毁灭广岛和长崎之后的又一罪行”，“舆论必须起来斥责这种罪行”。3月29日，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召开会议。4月1日，会议通过了《反对细菌战告全世界男女书》，号召全世界人民“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把那些使用最卑鄙龌龊、最骇人听闻的武器的罪犯们，作为罪犯归案法办”。许多国家对美国实施细菌战的罪行进行了谴责。从亚洲、西欧各国一直到南美洲和美国国内，爱好和平的人民都掀起了反细菌战斗争，包括罢工、罢课、游行、示威、集会等各种活动。
当侵朝美军实施细菌战的罪行被揭露并遭到全世界人民强烈谴责以后，美国政府开始时故作沉默，直到1952年3月4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才发表声明，进行抵赖，说什么“联合国军过去没有进行过现在也没有进行任何细菌战”。接着，美国政府企图派遣它所操纵的国际组织到朝鲜境内进行“调查”，理所当然地遭到朝中方面的拒绝。5月，美国政府还动用御用学者从学理上进行辩解，企图为美国实施细菌战开脱罪责。6月，苏联代表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提出“号召各国参加并批准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的议案，但这一议案遭到美国的无理否决。
为了彻底揭露美军进行细菌战的真相，驳斥艾奇逊等人的抵赖和辩解，由中国红十字总会、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基督教界的代表以及有关科学专家70余人组成的“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在团长李德全、副团长廖承志、陈其瑗带领下，于3月中旬至4月上旬，分赴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实地调查。
3月至8月，朝中两国政府还先后接受了“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和“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到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调查。“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由奥地利、意大利、英国、法国、中国、比利时、巴西和波兰8个国家的著名法学家组成。“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由瑞典、法国、英国、意大利、巴西、苏联、中国等国的著名科学家组成。这些调查团通过实地调查，收集了美军进行细菌战的大量证据，并根据这些证据分别公布了调查报告。这些调查报告以大量事实揭露了美军进行细菌战的真相，有力地驳斥了美国当局的抵赖和辩解。“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在调查报告中指出：“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
在此期间，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还在北京、沈阳等地举办了美军实施细菌战的实物、图片展览。1952年5月至1953年11月，中国新华社又陆续公布了凯尼斯·伊纳克、约翰·奎恩、弗兰克·许威布尔、瓦克·马胡林、小安德烈·爱文斯等25名美国被俘飞行员关于美军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细菌战的供词和公开信。他们在中朝军队宽待战俘政策的感召下，供认了参与进行细菌战的详细经过。这使美国政府更加陷于狼狈不堪的被动境地。
勇夺反细菌战斗争的胜利
反细菌战是一个新课题。朝中两国军民在朝中两国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为粉碎侵朝美军发动的细菌战，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斗争。
当发现美军在朝鲜进行细菌战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事委员会几次发出关于对付细菌战的决定和命令，对反细菌战斗争作了布置。朝鲜迅速成立了国家紧急防疫委员会及各地防疫委员会。在病菌沾染地区，进行了消毒，扫除了毒虫。在军民中进行了防疫注射，以控制疫病的流行。
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次发现美军撒布的带毒昆虫后，中共中央予以高度重视。2月19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接到报告的当天，就采取紧急措施，进行各种防疫部署。接着，中共中央于2月21日指示各中央局：对于美国实施的细菌战，必须加以揭露和打击，动员全国人民加强抗美援朝工作，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日，中央军委致电志愿军，要求抓紧时间，进行细菌撒布区的清毒和隔离，克服麻痹大意和侥幸心理，但在部队中也应注意不要造成惊慌和恐怖。2月25日，中央军委再次致电志愿军，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和机关，必须把防疫工作当作目前部队和居民工作的首要任务。不管美军的细菌战进行到何种程度，都必须迅速而坚决地进行防疫工作，不容许犹豫和动摇，否则极易受到损失，陷于被动。并指示志愿军在建立防疫组织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以粉碎美军的细菌战。
当美军把细菌战扩大到中国领土的时候，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民采取广泛的防疫措施，进行杀虫灭毒，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爱国防疫卫生运动。3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出指示，要求全国人民大力进行防疫工作，开展广泛的卫生清洁运动，实行灭蝇、灭蚊、灭虱、灭蚤、清秽等工作，并应以城市及交通要道为重点。
为粉碎美军发动的细菌战，中国采取了一系列防疫措施。一发现美军进行细菌战，即派遣专家和技术人员到朝鲜及东北地区进行现场检验，以查明美军所撒布的昆虫带有何种病菌及具有何种危害性，为反细菌战斗争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同时，在沈阳、北京、天津、青岛等地设立研究机构，加强对反细菌战的研究。到3月底，全国共组织了129个防疫大队，共计2万余人。在国内交通线及国境、海港设立了66个检疫站。国内还加紧研制和发放了大量的疫苗和消毒杀虫剂。4月10日前对东北地区485万人进行了鼠疫预防注射。另外，3月上旬运往朝鲜各种疫苗580万份，满足了志愿军的需要，并支援了朝鲜军民。
志愿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积极开展了反细菌战斗争。3月1日，志愿军成立了总防疫委员会，以邓华为主任委员，韩先楚、吴之理为副主任委员，统一领导全军反细菌战斗争。从兵团到团各级也都相继成立了防疫委员会。在防疫工作中，采取专业队伍与群众相结合的方法，贯彻以预防为主的方针。志愿军防疫检验人员会同国内派往前线的专家，组成了4个防疫检验队（其中3个分别配属第一线各兵团），对敌投放物进行昆虫学鉴定、细菌培养检验，对敌投放地区和疫情发生地区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对急性死亡者进行解剖和病理检查。志愿军组成了机动防疫大队，随时到疫区工作和巡回指导防疫。各军及后勤分部卫生医务人员组成了22个中型防治队，各师及后勤兵站组成了70余个小型防治队，负责本单位的防治工作。志愿军后勤部还组建了7个传染病医院，军以下单位也建立了专门的传染病医院、医疗收治组或临时隔离室，以收治、隔离被敌施放的病毒传染的病人。同时，根据各部队任务及驻区范围，划分了防疫责任区，建立了疫情侦察勤务。在部队中深入进行了反细菌战的思想教育和防疫卫生知识的教育。全军普遍进行了预防注射。全军大力开展捕鼠、灭蝇、灭蚊、灭蚤、灭虱、消灭细菌媒介物的活动，并保护水源，改善个人和环境卫生。
侵朝美军发动的细菌战，初期对朝中两国军民造成一定的危害，在少数部队和居民中发生了鼠疫和霍乱等烈性传染病。志愿军共发生与细菌战有关的疫病患者384人，有258人治愈。由于及时采取得当的措施，组织周密的防疫工作，很快就控制了疫情的发展。随着反细菌战的清洁卫生运动的开展，志愿军改善了卫生面貌，提高了健康水平。1952年全军传染病的发病率，比1951年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大大降低。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朝中两国军民彻底粉碎了美军进行的细菌战。美军实施的细菌战，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相反地使自己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反对。
人要知难而进
“遇事无难易，而勇于敢为。”欧阳修的这句名言，是说事情的难与易是相对的。对知难而进、敢作敢为的人来说，可以化难为易；对于害怕困难、知难而退的人来说，即使本来容易做的事也难以办成。凡有作为、有成就者，都是知难而进的人。
困难是人品的试金石。有的人在困难面前，愁眉苦脸，唉声叹气，成了困难的精神俘虏；有的人在困难面前，则高歌猛进，迎着困难去斗争。这两种态度，一种是悲观，一种是乐观，一种是知难而退，一种是知难而进，一字之差，却反映了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困难将伴随我们一生。没有困难的“世外桃源”是不存在的。任何成功都是战胜困难而取得的。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一帆风顺得到成功，无疑是痴人说梦。
中国有许多鼓励人们正视困难、知难而进的民间谚语。最为大家熟知的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里的“虎”是艰难险阻的象征。第一句包含着正视困难、承认困难、认识困难的意思，第二句表现了执着、自信、勇敢地向困难进行挑战的大无畏精神。这类民谚还很多，如“没有登不上的高山，没有攻不破的难关”，“不怕事情难办，就怕懦夫懒汉”，“勇攀高峰的人总能找到道路，害怕摔跤的人绝不会在溜冰场上翩翩起舞”。这些都表现了人类在千百年来的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科学实验中得出的宝贵经验，也表现了不屈不挠地向困难作斗争的精神。
困难是磨炼人格的学校。一个人一生中将会遇到无数大大小小的困难。有一首民歌说：“困难像弹簧，看你强不强；你强它就弱，你弱它就强。”当代青年，担负着继往开来的历史重任，一定要修养和铸造自己不怕困难、知难而进的品格。要在困难面前成为强者，就要具有蔑视困难、进击困难的挑战性，就要具有越是困难越向前、百折不挠腰不弯的顽强性，还要具有失败面前不气馁、逆境之中不动摇的坚韧性。没有这“三性”，“知难而进”终将成为一句空话。
困难是人生的教科书。荣誉的桂冠是由荆棘编织出来的，人生的真谛是从困难的教科书里学到的。人们常说：“人生难得几次搏。”“搏”不一定是冲锋陷阵，更多的情况是指与严重困难作斗争。凡是生活的强者，在困难面前都具有挑战性。遇到困难，他们就像进入竞技场的优秀运动员那样，立即兴奋起来，调动全身心的潜能，去夺取胜利。鲁迅先生曾将楚国大诗人屈原的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写成条幅。明知人生的道路艰难漫长、困难重重，却要上下求索，这不正是向困难挑战么！而人只有在磨炼中才能成才，只有在逆境中念好“困难”这本教科书，才能更坚定，更清醒，更坚强，更聪明。
困难是胜利者的朋友。生活告诉人们，胜利往往属于那些敢于向困难挑战的强者，而这些人在与困难的斗争中认识了生活的意义与生命的价值，领略到胜利的喜悦；那些在困难面前气馁退缩的人，永远享受不到胜利的欢乐。
要以顽强的毅力克服困难。毅力是成功的柱石，是战胜困难的法宝。只有屡仆屡起、不屈不挠、坚持到底的人，才能战胜困难。我们中华民族，就有这种光荣的优良传统。著名的寓言《愚公移山》说的是北山愚公近90岁了，他的家面对太行、王屋两座大山。因苦于交通阻塞，出门绕道，他便召集全家人商议。他说：“我同你们尽一切力量来刨掉这两座高山，开一条通往豫南的路，直达汉水之南，好吗？”大家都赞成，他老婆却表示怀疑，说：“你这点力气，要想平掉小的山丘都不容易，怎么能对付这样两座大山呢？”还有个名叫智叟的人讥笑他说：“你怎么这样傻！你年老力衰，恐怕连山上的一根草也拔不了，竟想去搬山！”愚公回答道：“我死了有我的儿女，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寓言的结尾，愚公的精神感动了上帝，派神仙搬走了山。这个“上帝”是寓言中用神话手法表现的愚公的人格力量。
真正的“上帝”是愚公及其后代所体现的不屈不挠、矢志不渝的奋斗精神。小而至于个人，大而至于一个民族，有了这种战胜困难的顽强性才能事遂人愿，兴旺发达。
与困难作斗争还必须有付出代价的思想准备。这种代价可能是精神的，也可能是物质的，甚至是性命攸关。正因为要付出代价，与困难作斗争才有价值，才有意义。反过来说，正因为在克服困难过程中，付出了代价，经受了忧患和磨难，人才变得更加勇敢、坚强，增长了聪明才干。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道理。现代人才学认为，困难对于人的成长、人才的造就是一种必要的因素，不历经艰难困苦，磨炼不出人才。从这个意义上说，困难不是件坏事，倒是桩好事。科学家、思想家赫胥黎说：“没有哪一个聪明人会否定痛苦与忧愁的锻炼价值。”当然，这都是就坚忍不拔、勇克困难的人而言的。如果没有征服困难的勇气，却被困难吓住了，被困难征服了，那就只能成为一个永远站在山脚下的懦夫。正如谚语所云：
困难好比一座山，看你敢攀不敢攀；
胆小永远站山下，勇敢就能上顶端。
当我们扬起理想风帆之际，当我们迈开双腿踏上人生征途之时，要像志愿军那样，对困难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更要树立知难而进的精神。
志愿军不畏困难的事实告诉我们，胜利属于同困难较量的强者！你的青春会在战胜困难中撞击出耀眼的火花！你的理想会在踏着困难前进过程中实现！
胜利属于知难而进者！
胜利属于征服困难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