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爱祖国、为人民翻身解放而奋斗，是红军的精神支柱和优良传统，自然也是八路军、新四军的精神内核。1934年红军长征之后，留在南方8省坚持斗争的零散的指战员，实际上是处在死亡线上，他们除物质生活极其艰苦、生存面临极大危机之外，还随时都面临国民党军队的“清剿”和屠杀。事实上，许多红军指战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牺牲了。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开始后，尽管国共两党实行了第二次合作，但经红军改编成的新四军，生存环境不仅没有改善，而且更加恶劣，一面要抗日，一面还要对付国民党顽军，没有坚强的爱国主义精神，没有为人民利益而甘愿牺牲的精神，他们就不可能生存下来，也不可能战胜强大敌人，发展壮大自己。所以，我们今天向新四军学习，首先要学习他们爱国为民，在敌人疯狂“清剿”和屠刀之下忠贞不屈的革命精神。
留守中央苏区的红军生死未卜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后，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央分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负责领导中央苏区及邻近苏区的红军和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继续进行斗争。中央分局以项英为书记，陈潭秋为组织部长，瞿秋白为宣传部长。中央政府办事处以陈毅为主任，梁柏台为副主任。随后，中革军委转移途中，于10月22日致电项英，宣布成立中央军区，任命项英为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贺昌任政治部主任，龚楚任参谋长，指挥江西、福建、闽赣、赣南及闽浙赣5个军区及直属的地方独立部队与红军独立24师和红10军。当时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有1.6万余人，连同政府机构、伤员约3万人，只有少数人有枪，多数人仅持大刀、梭镖，有些还是徒手。
中央分局领导中央苏区军民英勇顽强地抗击敌人的进攻。但是，在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进攻下，中央苏区的形势急转直下，红军主力长征前剩下的宁都、长汀、瑞金、归化（今明溪）、于都、会昌等县城及重要集镇，到1934年11月底均落入国民党军之手。留下的红军和游击队受到很大损失，中央苏区军民陷于极度困难之中。
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中央分局经过多次讨论，认为必须彻底改变斗争方式，并多次致电中央，要求给予具体指示。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于2月5日给项英和中央分局发来了“万万火急”的电报，指示中央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要立即改变组织形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军区分会，由项英、陈毅、贺昌等人组织，项英为主席。
项英接到党中央的电报后，立即召集中央分局会议传达上级指示，同陈毅等一起研究精简机构部队、改变斗争方式的部署，确定分局只保持项英、陈毅、贺昌3人的集体领导，其他领导干部立即分散转移至各地领导斗争，有病的去各地就医。随后，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将部队分9路向外突围。这些部队分别由李才莲、陈潭秋、汪金祥、龚楚、徐洪、蔡会文等率领突围，分赴各地开展游击战争。项英、陈毅、贺昌等率领红24师第70团在赣南、闽西穿插游击，并与各苏区取得联系。在分散突围过程中，各路都遭到很大损失，贺昌、阮啸仙、何叔衡、毛泽覃等相继壮烈牺牲，瞿秋白、刘伯坚等不幸被捕，后英勇就义。
1935年3月底，项英、陈毅等历尽艰险，到达赣粤边中心区域油山，与赣粤边特委书记李乐天、副书记杨尚奎等会合。随后，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少共赣南省委书记陈丕显率领部分突围部队也到达油山。这样，项英和陈毅便确定以油山为中心，建立赣粤边游击根据地。他们将赣粤边地区分成5块游击区，将在赣粤边的红军和游击队分成4个大队和若干小队，分散开展游击战争。至此，中央分局实现了由正规战争向游击战的转变，开始了3年艰苦的游击战争的战斗历程。
这时期，留在南方坚持斗争的红军和游击队共开辟了15块游击区，分布在江西、福建、广东、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河南8个省160个县。由于遭到国民党军重兵包围分割，又失去电台通讯设备，中央分局与中共中央及各个游击区失去联系，各个游击区之间的交通也被隔断，因此，各个游击区不得不独立地开展游击战争。
国民党蒋介石一直将南方游击区视为心腹之患，进行反复“清剿”，到处烧杀掳掠。敌人的“清剿”给南方红军游击队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他们长年战斗在荒山野岭之中，没有吃，没有穿，过着“天当被，地当床，树皮、野菜当干粮”的生活。正像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描绘的那样：“天将晓，队员醒来早。露侵衣被夏犹寒，树间唧唧鸣知了。满身沾野草。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日落西，集会议兵机。交通晨出无消息，屈指归来已误期。立即就迁居。夜难行，淫雨苦兼旬。野营已自无篷帐，大树遮身待晓明。几番梦不成……叹缺粮，三月肉不尝。夏吃杨梅冬剥笋，猎取野猪遍山忙。捉蛇二更长。”
陈毅在《给罗生特同志的信》中深有感触地说：“1934年10月，江西中央苏区的主力红军出发长征，那时我身负重伤，被留在江西担负军事指挥，并主持政府工作。1935年春，我们在敌人重兵围攻下从中央苏区突围，转移到赣南地区进行游击战争，坚持了将近3个年头。这3年游击战争，是我在革命斗争中所经历的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整年整月的时间，我和我的同伴都没有房子住，在野外露宿。大风大雨大雪的日子，我们都在森林和石洞里度过。风餐露宿，昼伏夜行，是我们生活的常规。敌人采取搜山、烧山、移民、封坑、包围、‘兜剿’等手段，进行最残酷的‘围剿’。我们对付的办法是依靠群众的支援和掩护，开展灵活的游击战争，这种游击战术达到了最精彩的阶段。南方的3年游击战争，也同二万五千里长征一样，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不可战胜的伟大革命力量。”
粟裕在《回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一文中说，这3年，差不多走遍了浙赣路以南、天台山以西、浙闽边以北的大小山头，很少走大路，多走羊肠小道，有时根本不走路，而是走田埂或水沟，使敌人看不到脚印，无法跟踪。一连几顿饭吃不上更是常事，在敌人“围剿”时，怕敌人发现烟火来袭击，就只能吃生谷子。生谷子吃了不消化，造成大便异常困难。
陈丕显、叶飞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回顾》一文中说：“南方游击战争环境之险恶，斗争之酷烈，生活之艰辛，在我党历史上是罕见的。”
在非常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南方红军游击队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坚忍的斗争精神，谱写了革命英雄主义的壮歌。各游击区和红军游击队都采用高度灵活的游击战术，利用各省边界地区的有利地形，以山地为依托，避强击弱，昼伏夜击，化整为零，集零为整，声东击西，神出鬼没地开展对敌斗争。
红军游击队不仅要同强大的敌人作殊死的斗争，还要同内部的动摇分子作不懈的斗争。
龚楚原任中央军区参谋长，1935年2月，他带领红24师71团从于都南方突围，到粤北乐昌、湘南宜章附近后，就可耻地叛变了革命。为了向敌人邀功请赏，他亲自打死了同他一起突围的71团政委，还向敌人献媚说：“现在赣南的游击队里，官最大的是项英、陈毅，我有办法把他们搞到。”国民党决定利用这个叛徒，便封他为“剿共游击司令”，给他配备了一支30多人的卫队，要他到北山来破坏红军游击队的指挥中枢。
10月中旬，龚楚将他的卫队伪装成“红军游击队”，带到北山天井洞，骗取了在这一带活动的红军游击队的信任，后借开会之机，残杀了许多游击队干部。指挥机构后方主任何长林被龚楚抓住后，经不起威胁利诱，也可耻地叛变，并设计抓住了为指挥机构购买物资的侦察班战士吴少华等。龚楚又逼迫这些战士带路搜捕项英、陈毅。当他们接近指挥部的岗哨时，吴少华示意哨兵报了警，项英、陈毅等才得以安全转移。
1936年冬，项英和陈毅所在的梅山又被包围，加上伤病交加，20余日不得脱身。陈毅在《梅岭三章》中写道：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南国烽烟整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
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
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这是他与项英在梅山被围时留下的“绝笔”，表现了在艰难危急关头坚定的斗争决心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试想，这些红军指战员也即后来的新四军指战员如果没有热爱祖国、为人民甘愿牺牲的精神，怎么可能整日冒着生命危险，在吃不饱穿不暖，甚至在过着像野人一样生活的情况下坚持下来？
回首茅家岭暴动
皖南事变后，被俘的600多名新四军干部，被囚禁在江西上饶集中营。他们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欺骗利诱、残酷刑讯、野蛮屠杀，始终坚贞不屈，保持革命者的崇高气节。1942年5月25日，他们成功地组织了茅家岭暴动。当年参加暴动的祝增华回忆说：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我军在叶挺军长亲自指挥下，浴血奋战7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少部分突围出去，大部分牺牲、被捕。
13日天黑前，我们从石井坑突围，夜间便被冲散。14日晨，我和教导总队队列科汤定波、总务科曹伯建3人被108师抓捕，押解到汀潭，被编在“军官队”。3月初，押到江西上饶周田村集中营第3中队。
我新四军被捕人员，被国民党顽固派囚禁在上饶集中营，其中，集中营特务大本营所在地周田囚禁600余人，铅山囚禁2个士兵大队，茅家岭20余人（不包括李村、七峰、石底）。
1941年5月初，3中队成立了党支部，李胜（新四军5团特派员）为支部书记，我是支部委员。支委把原来知道的、现在表现好的党员吸收进支部。为了保密，支委单线联系，在支部领导下加强对敌特斗争。在斗争中有部分同志遭受毒打。集中营6个中队中，被转关进茅家岭的有25人，其中3中队有10人。国民党第3战区的特务头子张超说：“这是个顽固队。”1942年5月25日，茅家岭暴动成功。6月17日，集中营自赣转闽时，3中队改称为6中队，在途经崇安（今武夷山市）赤石镇过河时，又暴动成功。两次暴动出来的人员，被福建省委沈崇文武工队接应到的有46人。大家一致认为，3中队能够战胜困难，取得胜利，主要是有党支部正确坚强的领导，每个党员都有与群众团结一致对敌斗争的决心。
新四军干部战士在被俘囚禁的艰难处境下，仍保持了“铁军”的光荣称号，但也免不了出现个别败类。原新四军参谋处长赵凌波就是一个典型的败类。他先是在战场上投降，后又出卖了李子芳、黄诚等人，扮演了极可耻的角色。
敌特瞎了眼，还想利用赵凌波向叶挺军长劝降。一天，浑身不自在的赵凌波走进李村关押叶军长的囚室。叶军长洞察秋毫，一眼识破他的叛徒身份。一见面赵假惺惺地说：“我真想念军长，经多次交涉，今天才批准我来见你……”叶军长端坐不动，两眼直逼地责问他：“你为什么来见我？”叛徒内心恐惧，却装着忠诚模样：“我赵凌波对军长是忠诚的，如有一点什么不忠实，天诛地灭……”叶军长按捺不住满腔怒火，挺身站起，“啪！啪！”给了赵凌波几个耳光，威严地说：“你这个怕死鬼。全身污臭，你滚！你马上滚开！”这个叛徒只好灰溜溜地逃离囚室，向他的主子复命去了。叶军长怒斥和痛打叛徒的这一幕，很快传遍了集中营。同志们在暗暗高兴之余，一个个痛下决心：向叶军长学习。革命意志更坚定，对敌斗争更坚决。下面这件事就典型地证明了这一点。
1941年10月初的一个上午，周田集中营5个中队和1个特训班（后改称中队）600余人被集中到一个祠堂里“上课”。我们原以为又有什么大官员或大名人来“训话”，但一到“课堂”，发现气氛与过去大不相同：“课堂”四周荷枪实弹的宪兵人数比往常增加很多，警戒更加森严，集中营大队部里的特工也纷纷出笼，大部分站在窗口外，贼眉鼠眼，东张两望，如临大敌。不一会儿，大门口响起皮鞋声，走进来四五个人，集中营特务总教官萧芬走在前头，紧跟其后的一个人低着头。走近时一看，原来就是赵凌波。同志们心中有数，倒要看看他怎样表演。只见萧芬嬉皮笑脸介绍说：“今天，请原新四军参谋处长赵凌波先生来给你们讲话。赵先生很关心你们在这里学习的情况，大家静静地听，大家鼓掌欢迎。”同志们对叛徒早已恨之入骨，哪有人为他鼓掌？！只有萧芬和其他特工人员零零落落拍了几下掌。
赵凌波低着头走到讲台，操浓重的四川口音，厚颜无耻地说：“我很久就想来看望大家，今天总算看到了。大家应该好好学习，接受教育。我过去受了共产党的欺骗，现在才觉悟了。项英这个人在新四军专制，不民主，对大家不信任，大家应该赶快觉悟，回到政府这方面来……”同志们越听越气，不知哪位同志想了个办法，大声地咳嗽吐痰，连续三遍，全场600余人心领神会，不约而同立即响应。霎时间，整个“课堂”响起一片“吭吭吭”的咳嗽声和“呸呸呸”的吐痰声。特工人员们大声叫喊：“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不许咳嗽！不许咳嗽！”虽然喊得声嘶力竭，但没人理他们，全场咳嗽吐痰声反而更大更激烈，几乎把特工人员的叫喊和赵凌波的讲话声全都淹没了。气得在场的特务们个个直跺脚，干瞪眼，毫无办法。赵凌波这条癞皮狗无可奈何地草草收场，活像一条乏走狗低着头，夹着尾巴，跟着同样低着头的萧芬，从后台往边门溜走了。总值星官也只好有气无力地宣布：“各队带回去。”
这时，我们一个个发出会心的微笑，庆祝这场斗争的胜利，同时互相鼓励，发扬继续斗争的勇气和骨气。类似的斗争，我们从未间断。
1941年10月的一天，我被敌特、叛徒毒打后，押解关进茅家岭。
茅家岭监狱距离上饶县城南10多里路，在离茅家岭村2里的一个孤独的“葛仙庙”里。这庙有3个门，堵死2个，留一个东侧门进出，门外有荷枪实弹的警卫监视。庙内大小8间屋：负责监管我们的管理员、张超的亲信王锡恩（绰号“王八”）占一间；担任警戒的特务团一个排的排长一间；卫兵两间；优待室一间（关押国民党内部嫌疑分子，他们在庙内可以自由活动，但不能出庙门）；我军两名女“犯”一间；还有两间，地方捕来的同志关一间，我军被俘人员一间。这两间牢房门口有卫兵监视。庙里有一个铁丝笼，这是特务为了折磨我们专门制造的刑具笼，四周用有刺的铁丝编成，笼内只能容一个人挺直站立，不能活动。许多人被毒打后关进铁笼，支持不住，被刺得血迹斑斑。
我们在茅家岭过着半饥饿的生活，受尽各种折磨。每天吃两餐，每餐只分到一小平碗谷糠拌砂石的米饭，没有菜，只有漂浮着几片菜叶的无油菜汤。26人关在一个牢房里，晚上只能侧身睡。牢房下半段是红条石，上半段是粗木栅。牢房东边紧靠天井，冬天寒风雪花向里吹飘，下雨雨水向里打，太阳向里晒，又没有蚊帐，蚊子、跳蚤、臭虫、虱子都来吸吮我们的血。为了抗议“王八”克扣我们的粮食和伙食费，我们进行了绝食斗争，要求吃饱饭，不干涉我们唱歌。经过两天斗争，“王八”同意不干涉我们唱歌；饭只是稍增加了一些，汤改为蔬菜。
被关进茅家岭的人，在集中营都有过不同程度的斗争，受过不同程度的毒打，有的被打伤残。国民党特务对我们这些所谓“顽固分子”，采取高压手段，隔一段就把我们拉出去毒打，逼迫我们“悔过自新”。在我关进茅家岭的7个月中，被拉出去毒打的现在还记得姓名的有：李维贤、吴越、吴华光、汪镇华、陈子谷、杨才、宿文浩、孙锡禄、舒绍基、关太平等，其中有的被毒打两三次。
1942年3月初的一天，“王八”叫4班带枪到后山集合，又叫卫兵打开牢房的门，喊道：“宿文浩、汪镇华、孙锡禄、舒绍基出来！”在全牢房人的怒目注视下，4位同志被带到后山毒打。抬回牢房时，个个脸色枯黄，眼睛闭着，只能微弱地呻吟，不能动弹。大家服侍伤者躺下，小心地把他们外裤脱下，只见每个人大腿上全是一片青紫。不久，卫兵从牢门递进来一碗酒和一叠黄表纸，这是女牢房的同志送来给伤者治伤的。徐师良、李胜、杨才和我分头给伤者敷酒纸治伤。酒浸过的黄表纸贴在伤处，很快就变成殷红，立即取下换上新的，整个牢房充满了酒和血腥气味。这时，几个同志用低沉的声音唱起歌来：“铁蹄踩不碎我们的心，海水洗不清我们的怨恨，按住遍体鳞伤，挺起铁的胸膛……”软的诱降和高压严刑毒打，都不能制服我们。
在牢房里，大家都明白，与其白白等死，不如暴动而死。多数人同意暴动并推选在新四军中职务高的、在牢房大家认为表现好的又有水平的王传馥、李胜、吴越、陈子谷、宿文浩5人。他们5人研究讨论，提出成立支部、领导小组、暴动委员会3个方案，征求大家意见。大家同意成立暴动委员会。我们被关在监狱里，赤手空拳，没有外援，加之内部警戒森严，周围国民党军政机构林立，要想在虎口逃生，稍有不慎就会全军覆灭。这沉重的担子全压在暴动委员会5位同志身上。他们分头对大家进行教育，统一认识，统一行动。王传馥负责选择时机，李胜负责总指挥。他们不遗余力，时刻注意了解各种情况，细心研究暴动的所有细节。
暴动的决心一下，我们便积极稳妥地从各方面进行准备。我们主动与优待室人员打招呼；不久，他们也主动与我们打招呼。这样，我们了解到外面的一些情况，如第3战区军政特单位的驻地、路程，尤其是方向，都在茅家岭的北面，这对我们暴动出去选择方向有利。三四月间，李胜从新关进的我军2团龚××（上饶本地人，皖南事变中被捕，途中脱险后在闽北游击队工作）处了解了福建地下党机构所到过的地区和游击队活动过的地区，以及联络地点和大概路线。
为了暴动，大家制造准备回队受训的各种假象，麻痹敌人。如在两铺弄堂里锻炼身体，有3位同志把自己的东西托卫兵拿出去卖掉，买了黄豆回来给大家吃。泰国华侨陈子谷（为了抗日，曾把在泰国分得的20万元遗产和募捐的6万元全部捐给了新四军，足够全军两个月的军饷）毅然卖掉了心爱的白金大包头西菲利钢笔，宿文浩卖掉了人字呢大衣，王传馥卖掉了蜜蜂牌毛衣。我把旧棉衣撕成小布条搭上买来的黄麻，为同志们打了一些草鞋。
我们还找机会跟卫兵联络感情，了解到他们多数是抓丁来的，不愿当兵，其中8人家有妻小，于是，便有意唱“丈夫去当兵，老婆叫一声……”去打动他们。当他们对待遇不满时，便宣传我军的官兵平等、经济公开。时间一长，多数卫兵警戒松懈，我们出庙门去大便或去天井洗衣服时，锁也不锁死了，只是挂在门上。
有一天，我们从优待人员和卫兵口中获知浙赣路事变，金华沦陷，第3战区及集中营要转移到福建。大家一致认为，形势紧迫，特务们很可能在途中把我们“送走”。暴动委员会周密研究制定了行动计划和战斗方案。
5月25日，是我永远忘不了的一天，暴动的良机终于来到。
这天，观察员报告：卫兵排长带几个班长出去，据说是去连部开会；“王八”管理员带10个卫兵押送从玉山抓来的几个教员去周田集中营受训（服苦役），并到集中营各中队收“犯人”的伙食费；其余的卫兵按常规晚饭后到村里去玩，只看到一个带班的副班长。这些情况引起我们的警觉。王传馥便向卫兵提出：有事要禀报管理员。卫兵放他出牢门。他到“王八”室喊“报告”，没回声，再一看，“王八”确实没回来。王传馥回来时边走边观察，只见第二卫兵室有两个卫兵躺在床上，加上两个值勤的卫兵和带班副班长，只有5个敌兵。于是，他与李胜碰头，决定马上行动。
李胜按原计划叫杨才出去，到天井东头打水洗衣（准备协助李维贤夺枪）；李维贤到东侧门外解大便，回来准备夺门口卫兵的枪。但卫兵走来走去，没有靠近门边，李无从下手，回牢房向李胜汇报。李胜果断命令李维贤再次出去，执行第二个方案：关上大门。李维贤手压肚子，叫喊肚子痛，要拉肚子。卫兵同意他出去。李维贤快步走到门口，见仍无机会夺枪，便一个猛动作，“砰”一声关上大门，插上横闩。这“砰”的一声是战斗信号。牢房门口卫兵只是叫：“你们做什么？”话音未落，我们已冲出去了。李胜抱住牢门口卫兵，陈子谷夺卫兵枪，其他同志按原计划分头夺枪。我们夺下敌人留在家里的全部机枪、步枪、手榴弹。几个卫兵低头求饶命，我们把他们关进牢房锁上门。因东侧门有持枪的卫兵，我们砸开西侧门冲出去，李胜、王传馥在后。东侧门卫兵用火力压我们，王传馥中弹负重伤，但他沉着地利用地形向敌人投手榴弹，炸死了一个卫兵。李胜扶着王传馥走了一段，由于王的伤势太重不能再走，王传馥便说：“老李你快走，不要管我。”李胜只好忍痛把他背到隐蔽处藏身。后来王传馥被敌人搜查到，活埋在茅家岭。新中国成立后才知道，参加暴动的26人，除王传馥、钟袁平牺牲外，其余都还幸存。
冲出来不久，天黑了，我们也走散了。6月17日，6中队在赤石暴动成功。两处暴动出来的同志，在老苏区广大群众支持下，有46人很快找到闽北游击队，后来大部分回到新四军；一小部分身体不好的留下来，不久找到福建省委，参加闽北、闽中游击队抗日反顽斗争，坚持到解放大军解放福建。（祝增华：《从皖南事变到家岭动》，载泾县文化局编《云岭》第41、42期合刊，第75～78页）
1982年，原新四军军部秘书长、时任中纪委副书记的李一氓，到南京凭吊项英墓，后到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纪念馆参观，有感于皖南事变，为该馆题词：
秣陵秋染浅丹霜，犹有荒愤卧望江。
麦饭篮空惭展奠，祠弦调走笑雌黄。
临危受命原无忝，到死乃休亦可伤。
四十年间云岭怨，皖南山色白苍苍。
周恩来的号召
针对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等反动暴行，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军事上坚决自卫，政治上猛烈反击的方针。在重庆的周恩来，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当年战斗在重庆红岩村的机要科长童小鹏回忆说：
1941年1月7日，我们电台收到中央发来的新四军总部北上途中被围的急电。周恩来立即向国民党提出抗议和交涉，但蒋介石已蓄意反共。11日是《新华日报》创刊3周年纪念日，我们很多同志都去化龙桥虎头岩报社参加纪念活动。晚上报社举行晚会，我也随周恩来、叶剑英、邓颖超一起去。正当周恩来在庆祝晚会上讲话时，机要科两位同志急匆匆地跑来，送上一封标有“AAAA”符号的中央特急电报。周恩来接过电报，迅速一扫，立即以愤怒和沉痛的心情向全体同志宣布：我新四军军部9000余人在皖南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围歼，伤亡惨重，局势危急……在场的同志无不震惊、愤慨。这时，电灯突然熄灭，大家担心是否特务破坏，警卫副官立即在门口警卫，报馆派人查电线。
周恩来不动声色，他意味深长地激励大家说：“同志们，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一定会到来……”电灯又亮了，他又提醒大家：“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的迫害，还只是其分裂阴谋的开始，我们要准备迎接更严重更艰巨的斗争。”周恩来讲完话后，立即着手布置工作。
首先指示《新华日报》社的负责同志第二天在报上把国民党袭击新四军、破坏抗战的事件透露出去，并准备揭露文章。然后，我们都随周恩来和其他负责同志赶回红岩。周恩来连夜召开南方局紧急会议，研究事变发生后的局势和斗争方针，一方面要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斗争，另一方面通知各地下党组织采取应急措施，保护党员和先进分子，并向中央请示报告。同时要求南方局内各单位负责人立即检查和销毁文件，告诉大家准备应付突然袭击，保持革命气节，准备坐牢。此后我立即到三楼向机要人员传达并作布置，除了必用的密码随身带外，其他藏到安全地方，楼口日夜值班，听到传达室电铃响，即把手头的密码烧掉，绝对不能落入顽固派手中，要求大家绝对保密，准备坐牢、杀头，决不叛党。
1月17日晚，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通过中央通迅社发布通令，反诬新四军“叛变”，悍然撤销新四军番号，声称要把叶挺军长交付军事法庭审判。这就把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向顶点。深夜，周恩来从外面办完事回到红岩，在办事处二楼的过道召开了南方局和办事处全体干部会。他沉痛地向大家讲了“皖南事变”的详细经过，并分析了目前的局势，指明斗争的方向。他说：“时局的发展有两种可能，即国共两党藕断丝连的局面有可能继续维持下去，也有可能一刀两断，全面破裂。我们要有充分的准备，要准备反动派突然袭击，准备被捕、坐牢、砍头！不管怎么样，我和同志们在一起。当然反动派突袭我们，并不在于我们几个人，主要目的是想搞我党的机密，如密码、文件、地下党员名单，破坏地下党组织，打击同情我们的爱国民主人士，我们是决不能让其得手的。如果发生了袭击我们的情况，我要去同蒋介石交涉，我是蒋介石、国民党请来的，一定要尽可能争取让蒋把我们送回延安，争取全师而归。如果我们被抓起来，要坚持不泄露党的机密。如问你们是不是共产党员。男同志都承认，女同志承认是家属，因为我们是公开的共产党机构。问你们党的组织情况，可以告诉反动派，我们的中央在延安，主席是毛泽东，这里有个党支部，支委是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书记是周恩来。若再问别的，就一概不知，可以让他去问书记周恩来。”最后，他号召我们要向烈士学习，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
周恩来的讲话扣人心弦，大家都表示了要为党的事业、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牺牲的决心。同时，为避免和减少不必要的牺牲，南方局决定疏散一部分同志，要求同志们服从组织安排，该留的坚决留，该走的坚决走。
周恩来讲完话，已是次日凌晨，他又作了一系列的布置后，把我和龙潜、袁超俊叫到他的办公室，指定我们成立一个保密工作小组。制定保密守则，检查保密工作，准备对付国民党的突然袭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