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要论》是李大钊系统地阐述他的史学思想的一部精粹之作。全书凡六章，结构严谨，言简意赅，具有理论的深刻与实践的激情相结合的特点。
第一章论述“什么是历史”。其主要论点是：1.历史撰述所反映的“历史”，并不等同于“活的历史”即客观历史本身。李大钊指出：“不错，我们若想研究中国的历史，像那《史记》咧，“二十四史”咧，《紫阳纲目》咧，《资治通鉴》咧，乃至其他种种历史的纪录，都是很丰富、很重要的材料，必须要广搜，要精选，要确考，要整理。但是他（它）们无论怎样重要，只能说是历史的纪录，是研究历史必要的材料，不能说他（它）们就是历史。这些卷轶，册案，图表，典籍，全是这活的历史一部分的缩影，而不是这活的历史的本体。”（《文集》下，第713—714页）指出这种区别和联系，在理论上使人们懂得“历史的本体”即“活的历史”比历史撰述所反映的内容更生动、更丰富，从而拓展了人们的历史视野；在实践上则使人们可以感受到自己也生活在“活的历史”之中，增强对于历史的体察和责任。2.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阐明这一点，使人们懂得历史是变化的、进步的、生动不已的。李大钊写道：“这样讲来，我们所谓活的历史，不是些写的纪的东西，乃是些进展的、行动的东西。写的纪的，可以任意始终于一定的范围内；而历史的事实的本身，则永远生动无已。不但这整个的历史是活的东西，就是这些写入纪录的历史的事实，亦是生动的，进步的，与时俱变的。”（《文集》下，第717页）3.历史是一个整体，是不可能割断的。李大钊认为：“历史是亘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个的全人类生活。”（《文集》下，第720页）全人类的历史如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也是如此。
第二章论述“什么是历史学”。本章的主要论点是：1.关于“历史学”的对象。李大钊写道：“史学有一定的对象。对象为何？即是整个的人类生活，即是社会的变革，即是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类生活及为其产物的文化。换一句话说，历史学就是研究社会的变革的学问，即是研究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文集》下，第722页）李大钊对历史学所作的这一定义，对人们认识历史学的性质与作用，有深刻的启示。2.历史学应着力于建立历史理论。李大钊认为：在整理、记述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建立历史的一般理论”即历史理论，才能使“今日的历史学”成为历史科学。这表明他在历史学的发展上是一个高瞻远瞩的人。3.历史科学是可以建立起来的。针对当时的一种见解，即认为“历史是多元的，历史学含有多元的哲学”，因此“史学缺乏属于一般科学的性质”云云，李大钊阐述道：“各种科学，随着他（它）的对象的不同，不能不多少具有其特色；而况人事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可全然同视，人事科学的史学与自然科学自异其趣。然以是之故，遽谓史学缺乏属于一般科学的性质，不能概括推论，就一般史实为理论的研究，吾人亦期期以为不可。人事现象的复杂，于研究上特感困难，亦诚为事实；然不能因为研究困难，遽谓人事科学全不能成立，不全不能存在。将史实汇类在一起，而一一抽出其普通的形式，论定其一般的性质，表明普遍的理法，又安见其不能？”（《文集》下，第727页）各种科学“自异其趣”，都有自身的特点，史学亦然，历史科学是可以建立起来的。这就是作者的结论。
第三章论述“历史学的系统”。在这个问题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李大钊把历史学划分为“广义的历史学”与“最广义的历史学”两个系统，而后者则包含前者。2.作者始终重视历史学的记述部分与理论部分的区别，如“广义的历史学”包含“记述的历史”与“历史理论”（亦称“狭义的历史学”）两个子系统；又如“最广义的历史学”包含“普通历史学”（即“广义的历史学”）、“特殊历史学”、“历史哲学”三个子系统，其中“特殊历史学”则又包含“记述之部”与“理论之部”两个子系统，足见作者对理论部分的重视。从学科发展史来看，李大钊所构建的“历史学的系统”，以恢宏的视野来观察历史学的内涵与外延，是一个创举。
第四章论述“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这里所论述的，是关于史学在科学史上之地位的问题。作者以欧洲为例，指出在中世纪以前，史学“几乎全受神学的支配”；到了十六七世纪，随着文艺复兴的发展，近代科学的产生；其后又经许多人“先后努力的结果，已于历史发见一定的法则，遂把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历史学遂得在科学系统中占有相当的位置”（《文集》下，第745页）。这就是说，只是当人们从历史中发现了“一定的法则”时，历史学在科学史上或者说在科学系统中才占有自己的位置。作者对马克思的有关理论作了如下的概括：“马克思一派，则以物质的生产关系为社会构造的基础，决定一切社会构造的上层。故社会的生产方法一有变动，则那个社会的政治、法律、伦理、学艺等等，悉随之变动，以求适应于此新经变动的经济生活。故法律、伦理等不能决定经济，而经济能决定法律、伦理等。这就是马克思等找出来的历史的根本理法。”（《文集》下，第748页）作者认为历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科学，其主要根据即在于此。
第五章论述“史学与其相关学问的关系”。李大钊把与史学相关的学问划分为六类，一一阐述。他认为，文学、哲学、社会学与史学的关系尤为密切，故择出分别论述，而又以论述“史学与哲学”最为详尽，足见作者的理论旨趣。
第六章论述“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关于这个问题，李大钊作了深刻而又精辟的论述，他的主要论点是：1.史学对于人生有密切的关系。他开宗明义地写道：“历史学是研究人类生活及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自然与人生有密切的关系；史学既能成为一种学问，一种知识，自然亦要于人生有用才是。依我看来，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很大。”（《文集》下，第761页）2.现代史学研究可以培养人们的科学态度和脚踏实地的人生观。李大钊指出：“有生命的历史，实是一个亘过去、现在、未来的全人类的生活。过去、现在、未来是一线贯下来的。这一线贯下来的时间里的历史的人生，是一趟过的，是一直向前进的，不容我们徘徊审顾的。历史的进路，纵然有时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状的运动，但此亦是循环着前进的、上升的，不是循环着停滞的，亦不是循环着逆返的、退落的，这样子给我们以一个进步的世界观。我们既认定世界是进步的，历史是进步的，我们在此进步的世界中、历史中，即不应该悲观，不应该拜古，只应该欢天喜地的在这只容一趟过的大路上向前行走，前途有我们的光明，将来有我们的黄金世界。这是现代史学给我们的乐天努进的人生观。”（《文集》下，第763～764页）在李大钊看来，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就会影响到有什么样的世界观，进而影响到有什么样的人生观。3.历史教育的重要作用。李大钊极深刻地阐述了这个道理，他写道：“即吾人浏览史乘，读到英雄豪杰为国家为民族舍身效命以为牺牲的地方，亦能认识出来这一班所谓英雄所谓豪杰的人物，并非有与常人有何殊异，只是他们感觉到这社会的要求敏锐些，想要满足这社会的要求的情绪热烈些，所以挺身而起为社会献身，在历史上留下可歌可哭的悲剧、壮剧。我们后世读史者不觉对之感奋兴起，自然而然的发生一种敬仰心，引起‘有为者亦若是’的情绪，愿为社会先驱的决心亦于是乎油然而起了。”（《文集》下，第764～765页）史学的魅力就在于此。历史教育实在是一桩伟大的事业。
综观《史学要论》一书，并把它放在20世纪中国史学中加以考察，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
首先，《史学要论》是20世纪中国史学上最早面世的史学理论著作之一。它科学地、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学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比如关于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这是最基本的也是必须弄清楚的问题。他如关于历史观问题、历史理论问题、历史学的系统问题、史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史学对于人们树立积极进取的人生观的影响等，它都作了深刻的论述。这些，在中国史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其次，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史学要论》是第一部从理论上开辟道路的著作，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理论上的奠基石。书中反映出作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信念，对于史学的性质与任务的分析，对于史学之影响到社会、人生的关注等，今天读来，仍使人感觉到它的巨大的理性力量和深沉的激情涌动。
在旧中国，《史学要论》因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而受到限制，不可能得到广泛流传。在新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的那些年代，由于史学理论的研究不曾被提到应有的位置以及其他历史的原因，《史学要论》也不曾有广泛流传的机会。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史学界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作深入的研究，随着史学理论研究热潮的兴起，《史学要论》的学术价值和历史地位才逐渐被人们所认识。1980年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印行《史学要论》，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文集》、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史学论集》也都收入了《史学要论》，《史学要论》才得以广泛传播开来。80年代初，白寿彝教授评价说：“《史学要论》是一本不到四万字的小册子，但这是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开辟道路的重要著作。这本小册子凝结着一个革命家、一个无产阶级理论家对人类前途的真挚的希望。对于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来说，李大钊不愧是第一个开辟道路的人。”[3]这是对《史学要论》及其作者中肯的评价。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参考了袁谦等编辑、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李大钊文集》（上、下），以及李乐光、方行等编辑、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李大钊选集》，韩一德、姚维斗编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李大钊史学论集》等书。作为附录收入本书的几篇论文，大多同历史学有密切的关系，其中有些更是思想史或革命史上的名篇；现在这样的编次，是考虑到出版者在体例上的统一要求。其文本，《史学要论》据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同时参考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1980年铅印本以及《李大钊文集》、《李大钊史学论集》所收文本。谨此说明，并申谢忱。
1999年3月29日撰于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