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一个时期，我们随时随地可能遇见意想不到的人，这真的很有趣。这使得我们的经历，变得非同寻常起来，变得富有传奇色彩。在我们所插队的淮北乡村，有着几百年、上千年的历史，这样漫长的历史其实却只是由一些固定的人物演义下来的。这就好比毛泽东同志描写的愚公移山：“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就这样，一直繁衍到了今天。这样的以家族为组织单位的乡村，就是一座坚实的堡垒。当你听到村里的狗忽然之间一同狂吠起来，不用问，一定是村道上走过一个外乡人。外乡人头也不抬地，匆匆走出村子，走远了，狗才渐渐安静下来。可是，就是在这样的铜墙铁壁的堡垒中，会有奇遇发生。事情就是这样不可思议。
在这沉闷的乡村里，竟然隐藏着那样的人和事，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与乡村的环境融合在一起，并不显得有什么特异，看上去是同样的自然，好像他们早就加入了乡村的历史。乡村的生活就有着这样强大的洇染力，它可将任何强烈的色彩洇染。很多尖锐的情节，在这里都变得温和了。它看似十分单调，其实却潜藏着许多可能性，它的洇染力就来自这些可能性。这些可能性足以使一切突兀的事情变得平淡和日常。就这样，我在我插队的大刘庄，遇见了黄医师。
那已经是我来到大刘庄数天以后。我住在公社的一名副书记家中，他的妻子是这个大队的妇女主任。家中有五个孩子，最大的年龄与我相仿，最小的尚在吃奶。除了我，还有一名县城插队知青，也住在他家。主任家住三间两进青砖茅顶大屋，这在我们村庄，算得上首富。后三间是主任夫妇的房间，他们带着最小的吃奶的孩子睡那里。前三间，东边一间锅屋，西边一间住孩子，以及我们两个知青，中间迎门的是堂屋。这天，晚饭的时候，县城的知青收工就回家了，几个小些的孩子早早吃过去玩了，只有主任，主任的大女儿，还有我，坐在堂屋里的案板前吃饭。是收麦的前夕，天已经很长了，太阳虽然下去多时，天光还很明亮。此时的光线非常接近早晨，太阳都是在地平线以下，光是均匀地平铺着，景物倒比强光下的更为清晰。黄医师就在此时，从村道走上了我们的台子。
主任家的房子，坐落在我们庄最主要的村道边上，高高的台子上。白日里，各家的门都是敞开着，迎门坐在案板前，村道上的情景便尽收眼底。主任首先向着村道招呼：黄医师，吃过了吗？接着，主任的大女儿，县中学的毕业生，应声起身，让出一个板凳，转身又去盛一碗稀饭。这时，才见黄医师在了门口。他大约有五十岁，也许没有，在我们那个年龄里，总是容易把人看老的。他脸色较黄，似乎有些浮肿。他穿着洗旧的蓝卡其人民装，脸上带着谦和的笑容。他走进门来，在板凳上坐下，回答着主任有没有吃过的问题。尽管一再说吃过了，吃过了，可主任母女执意要他喝一碗稀饭。他也没有太推辞，就端起了碗。他的脸相有些木，甚至还有些俗，可是态度却十分温和文雅，这就使他显得不一样起来。他说话动作都比较迟缓，这迟缓不仅是出于慢性子，似乎还出于一种忧郁的性格。他问我多大年龄，住上海哪个区，来这里习惯不习惯。由于我正处在极度的不适应和想家之中，时刻心事重重，所以我也看出他心事重重。我看出他不快乐，不轻松，百无聊赖，而且非常寂寞。虽然，他在这里出现一点没有令我惊奇，可我还是一眼看出他是来自外边的世界。
主任问他晚上做的什么饭，他笑着说烧一点米饭。他的笑容里有着自嘲和无奈，就是这自嘲和无奈，说明了他的骄傲。他的态度表明，“烧一点米饭”不是他该干的事情，多少有一些无聊和滑稽。他只稍稍坐了一会儿，喝完那碗稀饭，然后拿着主任塞给他的一大块麦面饼，告辞了。这时节，只有主任家还有麦面饼。他说有了这块麦面饼，明天早上就能不烧锅了。他慢慢地走下台子，天色略有些暗，却还不十分暗，他的背影依然很清晰。他有些背驼，不知是生来如此，还是境遇所致。他的步态与庄里人绝然不同，是较为笔直的步子，双膝并得较拢，脚跟比脚掌先落地半步。这种步态，要遇到下雨天，可够他受的了。庄里人走路都有些岔开腿，箩筐似的，其实并不箩筐，脚跟与脚掌是同时落地的，这样，立足就稳。在泥泞的地里，可像撑船似的左一划右一划，乡里人叫做“岔泥”，从泥里越过去的意思。黄医师的步子，却是“岔”不开泥的。他背着手，手里掂着那块宝贵的麦面饼，而一点不知这饼的宝贵。饼是发面的，碱性不大不小，真够香的，围着锅贴一圈，锅一圆汽，灶里就停了火，等锅略凉些，才揭锅。这饼就是在这略一等里，陡地发起来，像胖娃娃的脸。然后一只手摁着饼，另一只手就拿锅铲铲饼，一铲便离锅。饼面上还留着摁饼的手指头的螺纹或者簸箕纹。黄医师是蚌埠下放的医师，同他一起下放我们庄的，还有张医师、于医师。我们庄的农民都称他们为“医师”，而不是“医生”或者“大夫”。
“医师”这种称谓显得十分专业化，十分严格。表明了我们在对他们的郑重其事的态度。这支蚌埠医疗队住在我们庄东头，大队部的院子里，四间正属分为两部分，住张医师一家和于医师一家。他们都是合家下放。而黄医师则是单身一人，住东边一间侧屋。西边的两间侧屋就是医院的诊室，药房。可黄医师通常是不去那里的，他在自己的小屋里看病，这带有些私家诊所的意思。
黄医师是名医，专治五官科。他所在的蚌埠的那个医院，过去以他而得名。现在，他到了我们庄，我们庄也因此而得名了。许多病人从老远的地方，坐车坐船再加步行，走过一个庄子打听一个庄子：大刘庄在哪？他们就这么终于来到大刘庄，走进黄医师的小屋，向他求诊。黄医师的小屋很小，只一间，顺山墙放一张床，就差不多满了。他的床，架得很高，是一张宽大的床，床上铺了特别洁白的床单。他就在床沿上侧身坐着，一只手撑着床，另一只手放在架起来的膝上。病人呢，坐在床前的椅子上，述说着病状。这样子一点不正规，倒是很家常。黄医师听得也并不专注，提问很随意，有时候还会岔开话去，和小屋里别的客人说些不相干的事。这情景说是看病，不如说是诉苦。诉说的人是不经意的，听的人也不怎么在意。来的人大都是口讷的农民，三言两语便无话可说，吃苦对他们又是常事，于是就止了下来。黄医师并不急着打发他们，似乎有他们陪伴也好。他也不是善言者，加上心情抑郁，就常常是彼此都沉默着。在这静默里，他们互相像是很了解的，双方都不感有什么压力，就这么可坐半天。凡是想到这来求医的农民，都是病症严重的，而几经车马周折，来到偏僻的乡间找黄医师的，也都是病症严重的。所以，几乎无一例外的，需要手术。而我们庄没有手术室，医疗队也没有麻醉师、手术护士，手术是不可能做的。最后，黄医师总是说：要到蚌埠做手术。农民往往对手术望而生畏，一听要到蚌埠手术，就更知其不可为了。他们大都是天命论者，心里早已服了病，而到底是看过了黄医师，虽然还是被病苦着，却都心满意足，再不作他想。那些从合肥、淮北、芜湖，甚至就是蚌埠找来的城里人，则是决心下定，对手术也抱科学的态度。这时候，黄医师就会和他们约定到蚌埠的时间。这往往是黄医师回家探亲的日子。
黄医师回蚌埠探亲很频繁，并且每回都要超假，他是一个恋家的人。我们庄无论干部还是社员，从来没有指责过黄医师的不遵守纪律。农村本来就是散漫的，缺乏纪律的观念，何况人们都同情黄医师的境遇。一个人在此地，不会挑水，不会烧锅，也不会洗衣。人们看见黄医师在塘里将一件衬衣越洗越脏，塘水则越来越浑。他不会将衣服铺在水面上，而是让衣服一径沉下去，搅起塘泥。这是女人的本事，黄医师不会这个，理所当然。他又是干大事情的，去塘里洗衣，实在凄惶得很。人们说，让他在蚌埠多住几日吧！人们又传说，费医师的妻子没有工作，专在家里伺候男人和孩子。孩子有四个，都是儿子，黄医师特别想要个女儿，可是没有。曾经有人开玩笑提议，让黄医师认我做干女儿。黄医师只是笑，并不应声。他显然无意于接受任何干亲。他是一个把家团得很紧的人，性格也比较封闭，这就已经比其他人要感寂寞得多。同他一起下放在大刘庄的同事，又都各是一个家庭，更显得他孤家寡人。你看着他，就知道他的日子有多难熬。傍晚的时候，就是在前面说过的那种均匀清澈的天光里，黄医师就在村道上散步，有从湖里割猪草回来的孩子，就对大人说：看见黄医师了。
大队开会，通常总是要等天黑到底了，才能正式开场。大队会计凑着油灯的一豆光亮，读着文件或者报纸。农人们在黑影地里打盹，抽烟。劣等烟叶燃烧出呛人的气体，那种很难消化的粗粮在体内发酵而成的气体，也足够呛人的。但很奇怪的，这一切都不顶难闻。因是草木的本质，再是发酵腐烂也是清洁的干燥的气味，有着一种单纯的性质。时间其实并不太晚，可乡间的没有照明的夜晚总是特别的黑，又特别的静。鸡和狗都安歇了，就觉得夜已经很深了。在这满房间的黑影里，有一具影子高高地矗立着，那就是黄医师。他搬来他房间里的那把椅子，虽然只是把普通的椅子，可周围的农民大都是蹲在地上，或是坐在小马扎上，连蹲在板凳上的几个，也比黄医师要矮上一截。因此，这把椅子就显得格外突出，很不协调。黄医师高高地坐在椅上，双手笼在袖子里，这倒和农民的习惯相合，可坐姿却不是农民的。他架着腿，笼着的手搁在膝上，很安详。这时候他显得比较惬意，也比较放松。听着会计用乡音一字一句地读官样文章，四周鼻息声起伏，有一种昏沉的安宁。谁会知道在这座黑暗的乡村里，有一个黄医师呢？
与黄医师一起下放我们庄的，医疗队里另两名医师，张医师和于医师，她们的形象、气质，以及精神面貌都要比黄医师现代。也就是说，她们比较具有“六二六”精神。她们经常身背药箱出诊。她们背着那种上面画着红十字的白漆药箱，走过村道，来到老乡家中，坐在当门的马扎上，嘘寒问暖。尤其是张医师，因为长着一张明朗的脸庞，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梁。庄里顶有学问的王大爷说过，张医师的相好，好在大气。她体格匀称，结实，穿衣服很利索。她喜欢把裤腿卷起，赤脚穿一双球鞋，露出白皙饱满的小腿肚。她背着药箱，就有点像舞台上的人物，药箱则是道具。那时候，她大约是三十五六岁的年纪，各方面都显示出是个幸运的福气的女人。她的丈夫老梁原是蚌埠政府机关的干部，如今在公社知青办任职。一个女儿，两个儿子，都在县城上小学和中学。他们虽然离开了城市，来到这个偏远、贫瘠、组织散漫的乡村，可却依然保持着原先的严格规律的生活秩序，以及相对有保障的社会地位。他们家庭和睦，老梁是个尽职和体贴的丈夫，对孩子要求颇严，与干部群众关系都很融洽。孩子们呢，都挺乖，学习努力，品德优良，少叫人操心。总之，这是一个理性的家庭，处处可给人作楷模。它很为张医师挣脸面的，人们对张医师的好感有一多半是对她的家庭。在庄里人眼里，张医师的家特别像个家。我们庄，对美好的家庭是怀着尊敬和崇尚的。妹妹和媳妇们都挺羡慕张医师的，她们传颂着，天好的时候，在院子里搭一个凳子，张医师洗头，老梁提一壶热水，替她冲头发上的肥皂沫。这情景很亲热，甚至带了些私密的性质，可在这对夫妻做来，却一点不肉麻，连我们这个保守的村庄都能接受，并且大加赞扬。
于医师的家庭就大不同了。这是一个倒霉的家庭，正应了俗话：“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于医师一家下放我们庄，性质与张医师、黄医师都不同。他们下放带有罪贬的成分。于医师的丈夫是一个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开除了公职，下到生产队里劳动改造，和农民一样凭工分吃饭。他的工分评不高，工分值本来就低，到分红时，总是透支，只得用于医师的工资去买口粮。他家有四个孩子，都在上学，又都能吃，所以，于医师家的经济就要比医疗队的其他同事差几个等级。老大是个女孩，名叫卡佳。这个异国色彩的名字，据说是当时一部苏联电影里的女主人公的名字，她是一名社会主义劳动勋章的获得者。由此可以推想，她的父母是在什么样的时代精神感召下，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卡佳是个缺心眼的孩子，一点不懂事，不能体会父母的处境，也不能体会自己的处境，总是乱说话，给大人生事。几个弟弟也都调皮捣蛋，不懂得相让，姐弟间纷争不断，都是要于医师来调停的。于医师的丈夫，则表情阴沉。衣服是灰的，脸色是灰的，神气也是灰的。他一点不肯打起精神，表现出改造的积极性，以改善自己和家庭的境况，反是一任消极颓唐到底，显得特别的落拓，很露骨地表示着他的顽固与抵抗。是他，使我认识到有一类人所以成为右派，是由性格决定的。他们并不是对某一种现实不满，而是对一切存在不满，他们对人生抱着暗淡的心情。同时他们又缺乏忍耐和自谦，往往是自我中心者，就必须将这心情发泄出来。他们表现得与一切意见激烈相左，什么都不会合他们意。倘若不是成为右派，他们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于医师的丈夫，就属于右派中的这类人。农民们很难对他抱有好感，觉得他懒惰，傲慢，不体恤妻儿。他时常借病不出工，让于医师为他去请假。即使出工，他也不大肯出力。休息的时候，一个人背对着大伙儿坐着吸烟。队里有个年轻人，读过高中，会吹笛子，人很聪明，但因是单门独姓，所以地位很低，属于那种有志向且不得意的农村知识青年。有时候他会主动搭理于医师的丈夫，可能是出于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心理，还有对城市知识分子的向往心理。他挤坐在右派的身边，向他要烟吸。这个套近乎的举动却遭到右派的极度厌恶，他给是给了，回到家里则大发牢骚。卡佳的一张嘴又是张漏嘴，到处说：某某人最讨厌，老向我爸爸要烟。农民是没有政治头脑的，他们对人的评价是出于处世做人的原因，其中也不排除有一点审美的因素。他们怎么也不能喜欢一个破衣烂衫，成天挂着脸，对劳动和生活都没有热情的人。他们看见他就觉得扫兴。队里的干部在所有这些理由之外，又加上了阶级阵线的理由，自然更不待见他。在例行的四类分子训话中，常常要把他单独拎出来训斥。老实说，他在我们庄还没遭到太坏的对待，有一大半是看在于医师的面上。人们对于医师是同情的。
人们看着这个鸡飞狗跳的家，说，于医师就好像是这个家的箍，要没有她，这个家就散了。事情就是这样，在这个家里，人人都缺乏自律，只有于医师，撑持着，保护着生活正常进行。其实，于医师完全可以不下放，而让她的丈夫自己一个人去农村，可是她却带着孩子们一起来了。这行动颇有些像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跟随丈夫流放西伯利亚。虽然事实上，一点不像涅克拉索夫的长诗那样浪漫，所有的艰苦都是卑琐的、烦心的，叫人沮丧，损害着人的尊严。于医师戴眼镜，头发齐齐地梳向耳后，显得比较苍老。红十字的药箱背在她身上，更具有应用的意义，不那么戏剧化。她和农人说话，也更为家常。她显然是个贤妻良母，可惜命不好。她对人很和气，但并没有屈就的意思。她表现得很开朗，可也不是强颜欢笑。她看起来是平静的、从容的。要知道她是隐忍着那么多不顺遂的。庄里那些婶子大娘的，都特别和她拉得来，背地里就说，于医师不容易。有一次，上面又下达什么指令，对于医师的右派丈夫进行批斗。批斗是在场上牛房里进行的，从庄东头来开会的人说，于医师家早早就闭了门，熄了灯，屋里一点声息也没有。这时方能体会到于医师的苦、这一家的苦。平时，这苦都被过日子的杂碎掩盖了。
这两个家庭，以及黄医师，虽然来自同一个城市蚌埠，住在一个高台子上，但却保持着微妙的距离。他们相互间很客气，但决不多话，完全没有人们想象的相濡以沫之感。相反，隐隐的，似乎还都怀着戒备之心。他们彼此间远远不如各自和农民的关系轻松和亲密，但亲密和亲密的性质则有所不同。张医师和老梁对农民是最热情的，农民们对他们也最尊敬，而且器重。他们对谁家的造访，会被视作一种光荣，引起人们的羡慕。在农民们的眼睛里，他们是有身份的人，却没有架子。当他们从村道上走过，农民们从自家敞开的堂屋门里，走到台子边，招呼道：张医师，来吃！老梁，来吃！他们则招着手应道：吃过了，吃吧！他们招手的姿势是城里人、而且是城里的干部特有的，高高地扬起，有幅度地挥动着。农民是做不来这动作的，他们只是用手里的筷子向前点了点，作为回答。老梁每天早上骑一架自行车，往公社去上班，沿途也是这样向农民们招手，农民们就拄着锄把目送他远去。他们家三个孩子在县城住读，每周回家一次。三姐弟手牵手走进庄里，目不斜视，快快挪动脚步，就这样走进在东头高台上的家中，再也不露面了。有一次，他们回家正逢下雨，我们庄是出名的黏土地，一下雨，地就烂得要命，能把脚粘去一层皮。我有事去大队部，看见他家的一个男孩，在门槛上刮胶鞋底的泥，脸上露出嫌恶的表情。这段路可叫他们走惨了。
于医师家的孩子则截然不同，由于生计，也由于家教，他们缺乏管束显然不是一日两日的了，他们几乎终日和我们庄的孩子搅在一起。一起下湖割猪草，一起在生产队干些小碎活，挣几个工分，也一起打架、捣蛋。一群泥猴似的孩子，背着比人高的草箕子，从湖里回庄，其中就有于医师的孩子。卡佳呢，是家里的大小姐，脾气大，和小姊妹相处时也不知道有所约束，毫不掩饰对乡间人和事的鄙夷。姊妹们听了自然不愿意，当面没什么，背地里却没少说她。只是知道她是没心眼的，没坏肠子，所以倒也不挤对她，还是同她一处玩。就像方才说的，于医师和农民的关系，其实是真正融洽的，他们会和于医师说些家务事，过日子的难处，养儿育女的难处，等等的。他们有时候大声地喝唬于医师的孩子，有时候则把于医师的孩子扯过来，往手里塞块馍馍头。
庄人们对黄医师的心情是最动人的，他们既把他当作一个有大本事的人，很敬重他，同时却又十分心疼他。谈起他的口气，总是流露出怜惜。他孤身一人住在我们庄，生活能力又特别差，这都使他变成一个无依无靠的大孩子。这个大孩子虽然过得很狼狈，却很乖。同样是抑郁的性格，黄医师的抑郁却和于医师丈夫的抑郁不同。于医师丈夫的抑郁是阴沉的、紧张的，甚至带着一种暴戾。队干部在训话时，常常会被他的眼光激怒，变得失去控制。这时，就会用锄把子，在他腿上不轻不重地敲一下：看什么看，剜你的眼！黄医师的抑郁却是甜美的。当他凝视着见了底的水缸，或者掉到井底的水桶，他的眼光柔弱得叫人心都一颤。他一个人在村道上趑趄，夕阳染在他的肩膀上，有一些亮色，他的身影显得又凄凉又美丽。他既不是张医师那样向庄人们招手，学着庄人们的口气说：吃过了吗？吃了。他也不是于医师那样，坐在农人家的马扎上，拉着庄稼呱。他也从来不背药箱。可就是他的这种落落寡合，格格不入，使农民喜欢上了他。他们并不是把他当庄稼人，却也不是当他外人，敬而远之，他们承认他是另一种人，一个异数，然后便接受了他。
当我从青春的荒凉的命运里走出来，放下了个人的恩怨，能够冷静地回想我所插队的那个乡村，以及那里的农民们，我发现农民们其实天生有着艺术的气质。他们有才能欣赏那种和他们不一样的人，他们对他们所生活在其中的环境和人群，是有批判力的，他们也有才能从纷纭的现象中分辨出什么是真正的独特。他们对张医师和于医师有着足够的尊重，对后者，还有足够的同情。但都不是喜欢。张医师的热情爽朗里，是有着政治社会赋予的特权，她是另一种异数，这种异数是与人性无关，是在人性以外的，她激不起农民的自然性的反应。于医师却是与农民有共鸣的，她是农民们最易了解的那类人，同情就是由此而来。但由于太相似了，她也同张医师一样，无法走进农民们的审美领域。而黄医师既是在共同的人性之中，又是独立之外，自成一体。有了黄医师在，我们庄就此有了一种甜美的格调。他们对黄医师，是称得上爱的。
在那种物质贫乏的日子里，人们的精神需求便生长起来，对美的感觉神经，格外发达，形成了一种自然的欲望。他们喜欢听好听的声音，看好看的景象，感受优美的情趣。下雪的日子里，人们就特别的兴奋。雪是大自然赐给贫瘠的我们庄的厚礼，这个黄泥巴垒成的乡村，此时变得粉妆玉琢。看上去，真是洁白得晃眼。孩子们，相约着到湖里看庄稼的窝棚去套麻雀。每逢下雪，麻雀们便都栖宿到无人的窝棚避寒。孩子们带着大人的打鱼的网，穿着毛窝窝，一种麦穰编结的，里面填上干草的大头鞋，特别暖和。他们叉开了脚，在雪里趟着——地上就留下一串毛窝窝的印。麦子都在雪底下冬眠，大沟边的树，也罩了雪，晶莹剔透地立了一行。那远处的窝棚变成了个雪宫，本来是烂趴下的，现在被雪又砌住了，立了起来。孩子们奋力拔着毛窝窝，比赛谁走得快，雪纷扬了起来，像一阵白烟。孩子们的笑声听起来比平时旷远，而且隔着，蒙了一层透明的膜。又绵又厚的雪是吃音的。于是，就好像在做梦似的，有些恍然。他们终于到了窝棚跟前，雪已经封了门。他们将网抖开，张在破柴门上，然后吆喝着顶开了门。他们一下子闭上了眼睛，急等着震耳欲聋的、哗啦啦的麻雀扑翅声，可是没有。他们惊诧地睁开眼，没看见有麻雀，却见网里裹着一个老头，挣扎着，愤怒得说不出话来。孩子们咋呼一声，抛下网就跑，毛窝窝在雪地上划出了犁沟。谁能想到，这老不死的看青的，这时候还赖在窝棚里。进晌午的时候，老头回庄了，提着渔网挨门挨户问是谁家的。
这是冬季雪天里的快乐，到了春天，就是等待南归的燕子飞来梁下，旧年的窝在等着它们。谁家的燕子来了，大人小孩都出门去报信。谁家没燕子来，可不好，会被人戳脊梁骨，说是坏心眼的人。燕子是善鸟儿，就和善心人来。夏天，瓜地里的瓜熟了，夜半偷瓜是一大乐事。裤褂叫露水漉得透湿，冰凉地贴在身上。下露水也是一桩奇事，看不见，也听不见，可转眼间，天地都水淋淋的。到了早晨，太阳出来，收露水了，原先平铺着的，这时收拢起来，收成一滴水珠子，顶在草尖上。然后，刷的一下，全干了。秋天这个收获的季节，是最具有装饰感的。大秫秫，串起来了；红辣子，串起来了；大白蒜，也串起来了；深褐色，富于骨节感的豆秸，在屋前垛起来了；青秫秸秆，也在屋前搭成了篱笆。即便是像我们庄这样没有色彩的村子，此时也变得嫣然起来。
现在，又有了黄医师，他给我们庄增添了一种新颖的格调。这是由知识、学问、文雅的性情、孩童的纯净心底，还有人生的忧愁合成的。它其实暗合着我们庄的心意。像我们庄这样一个古老的乡村，它是带有些返璞归真的意思，许多见识是压在很低的底处，深藏不露。它和黄医师，彼此都是不自知的，但却达成了协调。这种协调很深刻，不是表面上的融洽、亲热、往来和交道，它表面上甚至是有些不合适的，有些滑稽，就像黄医师，走那种城里人的步子，手里却拿着那块香喷喷的麦面饼。这情景真是天真极了，就是在这天真里，产生了协调。这有些像音乐里的调性关系，最远的往往是最近的，最近的同时又是最远的。
所以，我们庄这支蚌埠医疗队的队长是张医师，灵魂实际上是黄医师。有了黄医师，这支医疗队于我们庄才具有了一种精神上的关系。它不仅仅是“六二六”，送医下乡的意义，而是有了近于美学上的意义。它不仅仅是实用性的，功能性的，它的价值是潜在的，隐性的，甚至是虚无的，那就是，它微妙地影响了一个乡村的气质。
在我插队的两年半时间里，我们庄从来没有发生过戏剧性的“六二六’事件。在农村贫困的、温饱难以维系的生活里，其实是含有着健康的性质，这是以简朴为基础的。吃的是五谷杂粮，烧的是草木秸穰，庄稼人的肠胃是很清洁的，他们的呼吸也是清洁的。夏季的污热中滋生的病菌毒害，在冬季的寒冷中死亡了，秋季收净的土地在春季又长出新的庄稼。春夏秋冬有序地交替，恪守各自的职责，自给自足着。这是合理的生存环境。就在这无可指责的生态中，人们也生出了前边所说的天命观。我庄有一句话，叫做“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病”。所以，他们对任何病痛，都抱着忍耐与服从的态度，他们不会为此大惊小怪，他们也很少求医问诊的习惯。在许多种病痛中，他们感到最受折磨最无奈何的，恐怕就是牙疼。也有一句话，叫做“牙疼不是病，疼起来不要命”。于是，止痛片就成了神药，治疗疟疾的奎宁片也是神药。疟疾是又一种使他们不知所措的病痛，似乎每个人都躲不掉，能够药到病除无疑是奇迹。医疗队其实清闲得很，他们在我们庄真有些窝工。而到了真正应该找医生的时候，农民们又往往忽视了，结果酿成大祸。有个媳妇割猪草时，镰刀砍破了小腿，自己用火柴盒上有红磷的纸皮盖了伤口止血。这种止血的方法应当是产生于工业社会的近代，不知缘于何种道理，有无科学依据。奇怪的是，它确实能止住血，百试不爽。就这样，血止住了，伤口也封口了，甚至都没有化脓感染。可是到了第七天上，却突然发烧抽搐，医生到场已经来不及挽回。其实这就是破伤风，只要当时注射一剂破伤风预防针，就没事了。可是庄稼人谁会为了手脚拉开一道口子去找医生呢？我们庄称这是七日疯，指的是受伤到七日头上发作致死。可见死于这病的并不少见，他们依然没有想到这完全是可以避免的，事实上它果然又没能够避免。庄里人传说，那媳妇出事之前，夜里上茅房，见家门口坐着个黄狼子。黄狼子就是黄鼠狼，被视为不祥物，预示着灾祸。出殡这天，天下着雨，一地泥泞。媳妇很年轻，大孩子刚会走，小的还吃奶，是她男人扶着孩子的手摔的黄盆，父子两人在泥里一步一滑，滚了一身泥。男人哭得极惨，头上系着白麻，打一杆幡，几乎是爬着的，将一口薄皮棺材送上了路。
生活照原样进行着，倒是一些无关的小事，似乎包含了某种意义。那是我到我们庄经历的第一个麦收之后，我们庄来了一个游方郎中。乡村里的游方郎中，其实并不是像武侠小说中的那样，随风漂流。他们走村串乡还是凭借着一定的社会关系。他们所到的村庄，都有着或亲或疏的亲友，决不是书中的游侠那样从天而降。比如，这一个郎中，来我们庄就是投奔他的一个远亲。这个远亲从来没见过他的面，连他的名字也叫不上来，只是很笼统地随孩子称他表舅，但依然打酒割肉地接待了他，并且承担起宣传的义务。这天晚上，他家里就聚了不少庄里人，看他施展医术。他是一个扎针的郎中，这时节正是一个扎针的时代。我下乡时，专带了一副金针。其时，与贫下中农结合的途径有一，就是为老乡们扎针。那时候，现代医学的迷信已经破得差不多了，几乎人人可以无师自通做一名赤脚医生，一本《赤脚医生手册》可包治百病。与此同时，又诞生了金针的神话，它无所不至。不是有一部电影就叫《无影灯下颂银针》吗？我这副金针，当时的价格是一元五角，是最昂贵的一套针。它从缝衣针长短，直到筷子长短。亮闪闪的，针头上则是金黄的铜色，依次排列在一个考究的塑料封套里，还配有一本人体穴位简图。这晚，我就带着这副从未拆过封的金针，去到那一位来了远亲的老乡家里，准备向他的远亲学习扎针。
去的时候，屋子里已经坐满了人，凉床上躺了个老头，探着上半身趴着，背上立了几根针。那郎中坐在床沿，面前案板上点着油灯，灯下排开一个布包，包袱皮上是几根黑乎乎的针。我的针一放上桌，人们的眼睛不由一亮，连昏暗的油灯都发出光来。这些针闪着真正的银光，而且那么纤长、细挺、均匀、光滑。他的针呢？黑、脏、粗、锈，还不直，连底下的包袱皮都是油腻腻的很腌臜。一个大爷看着我的针，忽然“嘿”地笑了一声，说：小王还藏着这宝贝哪！它可真像是宝贝。在这土坯屋里，熠熠生辉。那郎中用脏兮兮的手拆开了封套，捻出一根针，又用他的黑棉球煞有介事地擦了擦，然后果断地插入身后那老头的腰上。这时，我向他提出一系列的扎针的问题。他没有正面回答我一句，而是东一锤子、西一榔头的，不知说些什么。那老头趴在凉床上，差不多睡着了，对金针没什么反应似的。屋里人也都把他给忘了，很热烈地说着些无关的事情。显然，人们聚到这里来，并不完全出于对游方郎中的兴趣，除了老头，谁也没打算要他来治病，只是凑个热闹，找个由头坐到一起聊天。平常的日子，谁也不会允许点灯点到这时候的。这就是乡村的夜生活。其实从一开始，人们就没有对游方郎中加以注意，还赶不上对我的金针的注意。他们随他在老头身上糊弄着，那老头则已经老得千锤百炼似的。游方郎中显然是受了大大的冷落，这冷落是出于一种见识，但因为有涵养，也就不计较、不点破了。应当公允地说一句，游方郎中里确实有着奇人，可不是所有的游方郎中，甚至不是大多数。绝大部分的，是借了神人的名，混口饭吃。又有不少的一部分，还招摇撞骗。游方郎中的神人，就是在这些垫底的大多数之上的一个两个，他们的英名笼罩了全体人员。这郎中分明感觉到了人们的冷漠，他们从周游的经历中得来的经验，告诉他们这个村庄不可久留。他们毕竟是手艺人，凭手艺吃饭，再是亲戚也不兴白吃白住，这也是他们的职业道德，或者说行规。此时，他对身后的老头也失了兴趣，他的注意力全在了我的金针上，他爱不释手。于是，就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十分坦然地从我的针里，抽出最长的几根，包括老头腰上的那根，放进了他的布包里。这种偷窃的行径是如此大胆地在眼前进行，几乎使人以为是正常的事情。就这样，一眨眼工夫，我的闪亮的宝贝就进了他的腰包的三分之一。第二天一早，他就离开了我们庄，从此再没有回来过。
我们庄就是这样一个有教养的村庄，它虽然是天命论的，但却并不愚昧。它对事物有着自己的看法，颇有分辨力。不要以为它是麻木的，它只是不露，而到了某一个时机里，它会以一种空前的强烈程度爆发出来。
蚌埠医疗队里还有一个成员，叫马医师。他也属于我们庄的医疗队，但是被留在公社医院里帮忙。据说有时也到我们庄来看病，我却好像从没见过他。后来听人描绘，说他是黑黑的、矮矮的、瘦巴巴的，我就好像是见过他的。他有心脏病，有一天，正和病人问诊，突然滚到桌肚里，死了。他的葬礼就在公社所在地举行，农人们从四邻八乡赶来，许多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他们老远地打着幡旗，号哭着走过泛青的麦地，向马医师走来，老人们哭倒在地。公社里从来没有聚集过如此众多的农民，人们说至少也有几千人，号哭声掩盖了领导的悼词。送葬的队伍排成长龙阵。
我很难相信，我的古板的，世故的，老到的，深藏不露的乡人们，会有如此激情的表达，可事情确实如此。马医师决不是医疗队里最优秀的一个，也不是与农人们接触最多的一个，他的家人们也留在了蚌埠，这使他不得不往来于城乡之间。但马医师是一个代表，代表着一种与乡间传统的知识，性格，生活方式全然不一样的存在，而这存在的深处，再深处，且与乡间的古老的道德相符，所以受到乡人们真心实意的欢迎。
在这一个时期里，青年们普遍热衷于以文学来表达思想和心情，这大约是有着两个原因。一是因为这时的青年大都是苦闷的，前途茫然，这茫然倒不是如“五四”的那样，徘徊式的，无从选择与决定，而是没有选择，一切都难由己决定，束手无措的；二是因为文学是个人的自由的方式，无所作为的青年们能够做的，恐怕就是私底下，用一支笔在一张纸上书写什么，由于是纯粹私人性质的写作，因此却是政权难以干预到的。所以，那时候才是真正的文学的时代，几乎每个人都和文学沾上一点边。书写是一个极其普通的行为。青年们互相传阅着一些名著，同时传抄着一些著名的诗句和篇章。当时，最为流行的是旧俄时期的小说：屠格涅夫的《罗亭》《父与子》；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高尔基的人生三部曲；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被污辱与被损害的》；涅克拉索夫的《俄罗斯女人》；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等等。我们从中吸取的是一种悲哀的情调，这种悲哀的情调于我们是很好的抚慰。四周围都是昂扬奋发的歌声，告诉我们幸运地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而心情却是暗淡的，低沉的。我们明显与现实脱了节，于是，我们只能到虚构的生活，这些旧俄文学里，寻找安身立命之所。在那里，生活反倒变得真实了。我们读着这些来处不明的，被翻得破烂不堪的书，沉浸在那虚拟的故事里，再将那故事拆成砖瓦，拿来建筑我们自己的故事。一个写作的时代就此开始了。
在我们这个县城中，热爱文学的插队知青不知有多少，像播种一样分散在各个生产队里，彼此缺乏联系，要等待一个契机来临，才可将这些文友集合起来。这需要时间，还需要某种转变，才能形成这个契机。其实，机会并不是没有，有时候，会有很好的时机来临，却因为某种缘故，终未达成默契。因为，这种阅读和写作都是私人性质的，带有“地下”的色彩，还带有隐私的色彩，所以必须在默契之下才可走到一起来。而这默契需要什么条件呢？它需要一定的心理准备，由一定的心理准备积累起来的信任与了解。它还需要灵感。这时候，信任会一触即发，就好像触及了某一个灵敏的穴位，一下子通了。
插队之后不久，我便参加了县委主办的学哲学学习班。这个学习班总共十来个人，由各公社选拔上来，可说是知青里的精英。除了我，他们都是下乡一年以上的知青，在接受再教育方面，已经做出了突出的业绩。并且，一无二致的，还显示出了思想和文字上的水准。这样，才可能被选拔来参加这个富有学术意味的学习班。而我，所以能来这里，是因为县里有一位受父母委托照顾我的副县长，我称为“伯伯”的。他一是知道我喜欢读书，二是想让我在这麦收时节，好吃好住地偷几日懒。我们十几个人从早到晚在一起讨论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我们结合各自在农村的生活，颠来倒去地证明毛泽东关于“实践”和“矛盾”的观点，为这些观点提供了许多生动活泼的实例，其中不乏一些相当私人性的经验。可是我们最终也没有超出范围。就是说，我们始终围绕着《实践论》和《矛盾论》，围绕着毛泽东的理论。奇怪的是，即便是在宿舍里聊天，我们聊的也还是这些内容，我们一点不觉得有什么不自然，为这样的氛围深受感动。那几天过得真不赖，我们五个女生住一间清洁凉爽的房间，床上挂着白色的蚊帐。一日三餐都是净米白面，有鱼有肉，另外还有补助。我们吃饱了就坐在一处谈《实践论》和《矛盾论》，一点没有想到可以夹带些私货，说些别的。来的这些人至少一半以上是高中生，文章的文采也不错，可通篇都是从“两论”里延伸出来的观点。我们朝夕共处七天，却彼此隔膜，谁也不了解谁，谁对谁也没有深刻的印象，直到有一个人的出现，事情才显示出一点不同寻常。倒不是说，事情就此有了什么变化，事实上什么变化也没有发生。但是，此人的出场，至少说明了，这次学习班里，确实潜伏着契机的成因。
学习行将结束，是最后一天，还是倒数第二天的时候，带领学习的老师突然间安排了一次发言，这次发言明显地带有辅导与讲课的意义，发言者就是学习班的一名成员。所以到这时候才特别地让他发言，是因为老师从大家交上去的总结文章里，发现了他的不同凡响。这是个上海男知青，平时并不引人注目，事实上，有许多时候，他不和大家在一起，而是单独行动。大家甚至叫不出他的名字。这次额外安排的发言，使大家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在人们疑惑的等待中，他开讲了。几乎就在他说出第一句话的时候，大家都改变了表情。这真是语惊四座啊！他的态度很沉着、很平静，并没有炫耀和唬人，可他的用语、措辞、解释和证明的方式，全是不同的。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无法复述他的话，我甚至是不理解他的思想的。可他那种光芒四射的言辞，留给我的印象至今还很鲜明。他说得实在是很漂亮，在他的照耀底下，我们终于显出了平庸。他依然是在证明毛泽东的思想，可他的华丽的证明形态却赋予了这思想一种个人化的面目。他的话不长，很简洁地结束了。没有人可以和他讨论、对话。大家都沉默着。这颇像是一次身手不凡的表演，表演结束，观众沉浸在惊愕与震动之中，久久回不过神来，甚至连鼓掌都忘了。
他那样具有修辞性地解释《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仿佛是一种暗示，暗示了我们的学习本可以有另一种方式，一种文学的方式。可是事情已经无法从头来起，我们的学习班到了末期。此人最后还出现过一次，就是学习班临解散前组织看电影。他来看电影，是穿了一双夹趾拖鞋，手里持一把大蒲扇。这样子有些名士风度，并且电影还没有放映，他就走了，似乎对看电影并没有兴趣，只不过来点个卯。他一走，剩下的我们也都有些没劲。他的走，表示了一种轻蔑，对看电影这项活动的不以为然。于是，大家也觉得无聊起来。他显然是学习班里的一个异数，他独往独来，独自地思想。而他的独特，又与我们心底暗存的一种渴望呼应着，可惜契机只向我们露了一点点苗头，然后，倏忽而去。
时过两年，我又与他见了面。这时我们已在县城农机厂形成了一个圈子。在我们省首批知青招工中，县农机厂进了一些上海知青，其中有我姐姐。从此，我就经常进城，进城就到农机厂落脚。而那几个农机厂的上海知青，也都各自有尚在生产队插队的同学，也是隔三岔五地来叨扰。我们两三个人挤一个铺，实在挤不下，就到县城里别的单位找上海知青搭铺。吃饭呢，就用脸盆打一大下子，大家围着盆吃。此时，上山下乡运动已进入第三、第四个年头，大家都有些疲沓。招工呢，则将众人的心打散了。绷起的一股劲都泄下了，人也就放松了、坦然了，没什么顾忌，开始任性，倒流露出了真实的性情。于是，我们很自然地，开始交谈文学，还有哲学。这样的交谈是以阅读为前提的，它又反过来刺激了阅读。说起来，令人难以相信，与阅读的热情成反比的，是阅读资料的匮乏。我们将每一本幸运到手的书读得个烂熟，我们能到手什么就读什么，就使我们的阅读涉及面很广。其中，文学是基础，阅读的兴趣往往是从文学出发，由文学推动的。因为文学是阅读中最浅显、最具普及性的。哲学则是高一级的，它将我们从文学的兴趣中提升了。我们不管懂还是不懂，真有兴趣还是不那么有兴趣，都大谈特谈哲学。那些高深莫测的概念在我们的三寸舌上，翻来翻去。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此时说的哲学已不再是《实践论》和《矛盾论》，而是黑格尔、费尔巴哈。我们说，黑格尔的体系、费尔巴哈的体系。重要的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这两个名词，体系部分是含糊的、混乱的、莫名所以的。但是不要紧，这阻止不了我们一夜一夜地谈下去。就是在这当口，我们中间的一个，带来了那个哲学奇才。
他的模样有很大的改变，其实也是我当时根本没注意他的样子，他的思想震慑住了我。倒是他还记得我。再说一句，此时，我在县城里也小有名气，并且就是在文学方面。甚至地区报纸《拂晓报》都曾起意要我。这名气从何而来，似乎很难说清，并没有具体的事实，比如说，写作有某篇文章，我也很不善言辞。这多半是因为我的作家母亲的名声，小半则是因为我在县城知青圈子里露面的频繁。这有点类似现在以媒介露面的频率疏密，来决定是否为名人，以及哪一级别的名人。不管怎么说，我在知青中小有名气。所以他就对我说：我们见过面，是在两年前的学哲学学习班上。记忆突然闪亮了，我记起了他，我脱口而出：你就是那个人啊！他肯定地说：我就是。于是，两年前埋下的契机的种子，这时候开花了。
在那时期里，对文学的了解不仅限于文学爱好者，有一些其实并不专门对文学有兴趣的青年，也具备了相当于现在一个大学文科学生的，对文学的知识。这好像是一个思想的前提，凡有头脑的、勤于思考的人，都必须要有文学的武装。假如没有文学，所有的思想就失去了组织的形式，成了一盘散沙。好像思想没了语言，没了依附于存在的实体，最后不得不流失了。而那个时期里，青年大多是勤于思考的。当你无法去自由地做什么的时候，你就只能自由地去想。这时候，思想既是虚无的，又是实际的，因为它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内容。那时候，谁不在使劲地想啊，想的。这是我们的娱乐。它使得我们枯燥乏味的生活，变得有趣味了，可以容忍了。就这样，一个意识形态最狭隘和严格的时代，却恰恰是青年们思想最活跃的时代。我们整天想着一些最无用的事情：人类的命运，国家的前途，人生的意义究竟在哪里，个人的存在是否合理，等等。就是这些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思考，充实了我们空洞的生活，使我们的生活至少有了一种痛苦的意义。文学使得我们的思想变得可以叙述，它为它们找到了命名。所以，那时期里，凡是苦闷的青年，就是文学青年，文学青年则是苦闷的青年。文学修饰了我们的荒凉的青春。就这样，许多思想的交流我们都是从文学的交流开始的。
在乡村和乡村之间，流传着一些破烂的书本，它们传着传着就不见了踪迹，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但又会有新的书本加入流传的行列。有多少重要的思想，或者说辉煌的思想，隐藏在我们这最不起眼的小土坯房里，在油灯熏黑了的土墙之间徘徊、游荡。有时候，我们三五个人约好了，去一个偏远的生产队，向那里的知青借书，胳膊下则夹着用来交换的书。我们夹着书走过土路，那情景竟没有引起农人们丝毫的注意。在他们的传统的眼光里，夹着一本书就跟扛着一杆锄，同样的天经地义，自然而然。要知道，那不是普通的农人，那是有着上千年的耕读历史的农人。
我们大大咧咧地将书夹在腋下，有一些碎页便飘落下来，有时候，一本书就是这样，越传越薄，直至没有。往往不巧的是，我们从早上走到中午，终于走到那个偏远的、没有交通工具的生产队，找到那名知青，说明了我们的来意，可是他却说，书已经借走，借去了另一个更远的生产队。没有通信工具，所有的消息都是隔夜消息。我们只能凭着两条腿，跟踪追击。还有时候，我们走那样远的路，忍着饥渴，是为了见一见某个人，和此人谈谈。因为听说他读过许多书，很有见解。在那么长距离的跋涉之后，结果总有些令人失望。或者那人外出不在，或者人倒在，可却言语平淡，水平不怎么样。我们将许多时间消耗在这种不果的奔波上，收获甚微。可是，这就是我们的文学活动。在文学的资源相当匮乏的情景之下，我们的精神却分外积极地活跃着。
就因此，当第一批招工上去的知青在县城里落下脚后，他们的所在之处，很快就成了我们碰头、交流、互通消息的地点。一些书本也汇集到此。于是，也就渐渐产生出一些知名人士。我姐姐所在的农机厂，是这个坐落在淮河沿岸的县里，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单位。在这时期内，分配来几名工科大学生。大学生的白净的、斯文的、架着琇琅架眼镜的面孔，出现在既荒凉又破烂的工厂里，这情景是有些伤感的。大学生们自然是不得意的，不顺遂的、苦闷的、抑郁的。环境是粗鲁的，还是落后的，阔大的车间里，寥落地安着三两部车床，车着一些简单粗陋的农机铁件，一个四级工便尽可以胜任。大学生们大部分时间是在自己的宿舍里度过。他们还不像知青，因为一无所有，甘于一味消沉和颓唐。多长的几岁年纪和多受的几年教育也加深了他们的修养，他们是稍加自律的。
他们在自己的宿舍里看书睡觉，在自制的煤油炉上烹调家乡口味的菜肴，然后在灯下小酌。他们彼此间难免有些门户之见，多少揣着防备之心，交往相当谨慎。是这帮招工上来的知青，将他们从各自的小天地里解放了出来。知青们给农机厂带来了活跃的气氛。他们是没什么顾忌的，也没什么成见。他们从大城市上海来，带来了大城市的风气。他们又都是知识青年，受过不同程度的教育。他们同样还都很苦闷，对境遇不满。他们很快就与大学生交上了朋友，并且，各自都还带着一大串知青同学的关系，使得农机厂一下子拥塞了成群的知青。
农机厂是我插队后阶段的根据地，我一周或者两周就要进城一次，到农机厂的姐姐处落脚。任何时候，农机厂的宿舍里都有着进城落脚的知青。白天，姐姐他们去上班，我们便在宿舍里聊天。聊到他们下班，再一起上街、下馆子、看电影或者散步。县城里有一处分洪闸，是这个县城最为壮观的景物。它是解放初期治淮工程的产物，一座巨大的水泥建筑，顶上刻着三面红旗，闸下过着大河，万舸争流。此处是淮、浍、淙、潼、沱五条河的交汇之处，所以叫做五河。当淮河泛滥时，这道闸能起着分流截洪的关键作用。有一年，为了保蚌埠，分洪闸的闸门，拉到了最高位，致使五河全面受淹。这是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站在此处，我们方能体会到这个偏僻县城与外面世界的联系，还有和时代的联系。而其他时候，我们却有着世外桃源的感觉。我们在县城仅有的两条街上徜徉，不时遇到另一伙知青，也徜徉街心。天渐渐黑了，就那几盏街灯孤魂似的。路两边的房屋都暗了灯，店铺打烊了，民舍都闭了门。只有我们这些知青，高声大气地走过去，唱着旧时的歌曲，朗读着名章名句。这座孤寂的小城，却也并不因此变得喧闹起来。
这真是一个孤寂的小城。很多年过去以后，它都没有改变它的孤寂的面目。我们大多离它而去，但也有少数，留下了，参加了它的孤寂的命运。农机厂有个大学生，上海人，毕业于南京工学院，六八届生。就是说，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已经读到了三年级。这在“文化大革命”中毕业的大学生中间，可算是高学资的了。他显然是个勤奋的学生，热爱自己的机械专业。即便在这个颇为初级的农机厂，他也积极地参与工艺改革，创造发明。他是一个稳重的人，性情宽厚，有兄长风度。人们便在他的姓之前，冠以“大”字，称他“大虞”。大虞他长着一副欧化的脸形，狭脸，高鼻，深目，薄唇，头发微卷，戴一副深色边框的眼镜。照理说，他这样的长相应当深得女性的青睐，遗憾的是他身量矮小，这使他在个人问题上屡遭挫败。而他又极爱容貌美丽的女孩，总是将目光流连在县城里那几个出挑的女孩身上，不免更贻误了时机。我以为他并不是如人们常说的那样，自视太高，不自量力，而是天生喜爱美好的东西。他喜爱的女孩不仅形象妩媚，性情也都纯真，甚是美好。实是很有审美的眼光。他对他所爱的女孩终是持尊重的态度，甚至是崇拜的态度。我想，大约这也是他所以挫败的原因之一，这使他表现得无所作为。女孩子往往喜欢男性积极进取，甚至粗暴些也无妨，这可以证明她对他的吸引力。而大虞却温文尔雅，欣赏多于行动。但恋爱上的挫败并没有使大虞有所失态，他依然宽仁待人，心情平和。他是一个理性的人，可惜这种优质缺乏个性的光彩，它显得平淡无奇。理性的魅力是埋藏很深的魅力，而美丽的姑娘大都头脑简单。这种资质不容易觉察，但它却能给人以感染。我想，这就是大虞特别有人缘的道理吧。人们有了困难，总是向他求助。即便是那些被他喜欢并且追求的女孩，拒绝了他之后也不因此与他拉开距离，以避嫌疑。她们依然能坦然地与他相处，心理上并无负担。就是这样，他从来不给人施加压力，他总是温和、谦让，而没有人会因此轻视他，不把他当回事。哪怕他在恋爱上有了这些败迹，也依然不影响他在人们心中的分量。这是一种健全的人格，可惜在这一个封闭的县城里，机会有限，难有知遇。大虞最后是和县城里另一家工厂的女大学生结婚的。也是上海人，学工出身，六八届毕业。这也是大虞理性的表现，即便不能找到审美理想中的对象，那么就尊重实际，找合乎现实条件的伴侣。大虞的妻子是瘦小的，貌不惊人，身体孱弱，她一直在暗中喜欢大虞。他们在农机厂里，大虞的单身宿舍结了婚，然后大虞妻子就怀了孕。在一个大雪封门的晚上，大虞妻子提前临盆了。大虞踩着半尺高的雪去找医生，医院关着门，他又找到医生的家，医生家也关着门。于是，大虞只得回到宿舍，自己给妻子接生。孩子生下了，是个女孩，像一只猫，不会哭，一息尚存。大虞将孩子裹在棉袄里，抱在怀里，在屋里来回踱了一宿，想把孩子暖过来，哄过来。
可是，天亮时分，孩子还是死了，死在这个雪封的寂静的时刻。这就是大虞的遭遇。
其时，农机厂的知青们一个一个地都走得差不多了，关于知青后来有着许多补偿性的政策。另有一些像大虞这样分配来的大学生，也都自找门路，走得差不多了。农机厂里只剩下大虞一个上海人，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走，结果把孩子生在了这个荒凉的地方。
知青们走了之后，这里可真是冷清啊！
我们在的时候，可说是黄金时代。大虞是我们的兄长，他将他的房间提供给我们的男生住，为我们打饭打菜，请我们看电影。当我们之间有了龃龉的时候，充当斡旋调解。而当我们闹起小心眼，对他心生芥蒂的时候，他则作浑然不觉，等待我们脾气过去，回复常态，再一如既往。那阵子，我们这些下乡知青，在农机厂拥来拥去，旁若无人地高谈阔论，吃饭时则挤在最前面，一买一大堆，以致后来的人都没了菜。人们都对我们侧目而视，背地里闲话也很多。可我们不管这些，老实说，我们压根儿没把这破厂放在眼里，也没把这破县城放在眼里。我们我行我素。在农机厂的知青里，有一个来自上海复旦附中。这是一个市级重点中学，地处上海东北角，学生都是住读。因是高等学府附属，深受学术风气熏陶，学生们与普通中学生气质很不一样，学养很厚的样子。这个复旦附中生是个比较母性的女生，很会照应人，集体户的男生得她照顾已成习惯，就很依恋地往农机厂跑着。有的还正式在她这里养病，吃住得十分安心。这些青年都热衷于政治和哲学，到了农村便积极进行社会调查，然后起草《中国农村现状之分析》，我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认识，就是得自他们的传播。他们的话听来半懂不懂，但这些艰涩的名词和概念，却非常有魅力。在它的字面后头隐藏的，是一种与它本意完全不同的东西，这种东西其实更接近文学，这是一个审美范畴内的东西。它的性质到了我们中间，发生了奇妙的变化。这些概念完全不再是哲学的了，它成了一个艺术的符号。它们与我们日常使用的词汇、语言、句式，那么不同，和现实相去甚远。这些从外来的概念生硬翻译而成的名词，在我们这里，散发出唯美的光辉。它的不同寻常的字和字的组合，由此生发的字形、音节，在我们的实用性语系之外，建立了另一套系统。它交流的是一些不明所以、模棱两可的思想。这思想，或许称不上是思想，它只是一种茫无所措、游离失所的思索的片断。它们很像是一种思考的不成形的胚胎，在寻找自己的躯壳。又像是相反，是一些躯壳，在寻找思考的实质。这是一种虚无的游戏，我们使用着空洞的美文，你一言，我一语，竟然能衔接得如此严密、紧凑，并且连篇累牍。这一切都带有极强的虚构的意味，也就是文学的意味。说这是一个文学的时期，还是指我们的生活方式，这包含有我们的行为都带有着虚拟的情节的含义。那不是一个实用的年头，真实的世界非常狭小，我们只能享用虚构的生活。
前面说过，阅读已经满足不了我们，写作的时代就此开始。最有力的证明就是那首流传甚广的南京知青写作的《知青之歌》。其实，这首歌只是那个时期的写作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许多写作都自生自灭，随着时间自行消失了。这些写作所以没有昭示于众，一方面是因为社会的原因，因这些写作表现的是个人的情感，显然违背社会总体原则；另一方面也出于个人的自谦的心情，我们深以为是大胆造次，非常害羞，只拿此当作游戏，自己写，自己看。所以，这时的写作倒是纯粹的私人化写作，没有一点功用的目的。我们的写作深受我们的阅读影响，具体地说，就是受旧俄文学的影响。只要举一个作品为例，便可看出这点。那是我们中间的一个写作的作品，渐渐地传开了。有时候，我们写了东西，也在私底下传看、讨论、学习。这是一篇小说，写的是一名知青，在一个偏僻的小城里，在粮站认识了一个压面条的老人。由于她常常去那里买机压面，便与老人熟识起来。老人有着不同于常人的文雅的气质，谈吐间流露出他颇有来历。他单独一人住一间小土坯屋，在倾斜的河岸。他的屋里有着许多书籍，古今中外，以苏俄的小说为多。知青和老人渐渐成了忘年交，时常上门借书。就这样，她慢慢地知道了老人的身世。原来他是一个右派，被放逐到偏僻的小城。他的妻子早已离他而去，剩他孤身一人，患着晚期的结核病。有一次，知青回家过年，再来小城时，粮站里压面条的却换了个年轻人。她又寻到老人的小屋，见小屋锁着门，门前河岸上，却多了一座坟墓。这样的故事遍布旧俄时期的小说情节之中，情景气氛也是西伯利亚式的，但却与我们所处的现实契合得很自然。人物以及人物的邂逅关系贴近着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说真的，这篇小说很能反映我们那个时代，那个隐居的时代。我们可在根深蒂固的社会关系中，突然发现一种新的外来的因素。这种因素很不起眼地嵌在这些偏僻的历史的墙缝里，慢慢地长了进去，成为它的一部分。可是它却给原先纯粹的历史和社会掺进了沙子，改变了它的稳定的性质，有一些根子一样的东西就动摇了。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自己就是那种沙子，那个时代的隐居者。
我们穿行在县城的石子路上，县城的表情似要比乡间冷漠。它们不太关心我们，视我们于无睹，我们和它两不相干。乡间却是柔软的，它要温情得多，时常感动着我们的心。可是在乡间的柔软底下，其实是有一股韧劲，它的柔软是因为它的质地特别纯，颗粒细腻，彼此间挤压很紧。它们是更为绵密的结构。而县城则是有杂质的，它的成分比较粗粝，组织比较松散，事实上，它远不如乡间来得坚实。在它的漠不关心的底处，是兼容并蓄的空子。对于外来的因素，柔软的乡间是有足够的消化力，将其演变为可以吸收的成分，当然在这演变的过程，它自身的性质也在潜移默化。而县城则要粗略一些，它的胃口比较大，它容纳那些不完全对脾性的东西，不消化也不要紧。这就是它杂的缘故。因为它杂，它就没有乡间那种一贯如一的风范。那种一贯如一的风范是内外和谐、首尾相应、气韵通顺的景象，它有着完整的自给自足的循环系统。而县城别看它外表生硬，实质是要软弱些的，但也还行，虽有些疏松破碎，但足以支撑到底。隐居者们便嵌进了这些历史长壁的裂痕里面，他们孱弱的生存结成了裂痕里的藤蔓植物。
在我们的文学生涯里，还出现过一些昙花一现的人物。他们是我们生涯里的过客。我已经想不起来那位复旦大学六六届生，究竟是在县城里的哪个单位。他为什么是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的？他肯定就是在这个县城的某个地方，是那四十人一批的上海大学生之一。他们在同一天里从蚌埠乘船来，登上码头，然后分散在县城的各个单位。可是他又明明只露面过这么一次，从此无影无踪。他的音容笑貌，宛如眼前。他是那类旧式的上海人，中山装像西装一样整齐伏帖地穿在身上，袖口里露出雪白的衬衫袖子，毛料的裤缝笔直，微尖的皮鞋擦得锃亮。他也是戴琇琅架眼镜，但和大虞不同。他的眼镜更像是一种装饰，镜架也是老派的精致。他身左身右伴着我们这些邋遢的知青，走在县城的石子路上，怎么看也不像。人多少是要受环境影响的，来到这里的上海人，即便像大虞那样严格自守的，也不免要有些妥协和迁就。比如，大虞就经常穿一双高抵膝下的胶皮防水靴，是有些戏剧化，但也是内地式的戏剧，与上海的风气相去甚远。而这一位，却决不。他的步态、身姿、说话、微笑，一丝不苟，没有一点走样。我不记得他是否说过普通话，想来这是不得不说的，要不，他怎么生活呢？而他的上海话则使我印象深刻，那是最最标准的上海话。如我们这一辈的上海人，有许多字词，都不会发音了。这时候的上海话，已吸收了相当多的北京语的字词，尤其是务虚方面的。当要表达思想、感情、观点、概念时，我们不得不以北京话来代替。而他不，他坚持用纯粹的上海话来进行，并且贯彻到底。而且，他将上海话说得那么温文尔雅，这也是不容易做到的。开埠不到一百年的上海是个粗鲁的地方，上海话难免是有些俚俗气，还有些江湖气。可他，改变了这种语言的面目。这种上海人，大都集中在上海的西区，世家出身，西学教育，再加欧风陶冶。但也可能只是普通职员家庭出身，是耳濡目染、精心学习的结果。这就是海派，是十里洋场的上海的正传。现在，他来到了这个县城，来到我们中间。
他所以找到我们农机厂来，是事出有因。农机厂的这伙人，在县城里相当出名。在我们的周围，渐渐围拢了一些别的单位的知青和大学生，就像我们的外围。其中有窑厂的、手管局的、中学的、小学的，还有文工团的。他找我们，就为了与县城文工团的上海知青接上头，因为他要介绍一个上海待业青年来投考文工团。他就是这样来到了我们农机厂。不知是为了与我们笼络关系，还是真对我们有好感，那几天，他与我们混得很熟。他先是听我们谈，接着就加入了讨论。他一旦发言，我们便全噤了声。我们显然不是同他一个量级的，在他面前，我们都成了小学生，只有听的份，没有说的份。过后回想，其实他是很技巧的。他巧妙地把谈话引开，引入另一个领域，这个领域正是他的强项，而我们都是弱智。这是个什么领域呢？就是杂闻博见。他谈三十年代的好莱坞电影、五十年代的苏联戏剧，还有上海的文坛旧事。他不瘟不火，不紧不慢地说着这些，在我们听来都像是海外传奇。我们是连提问的准备都没有的，他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而他却渐渐地惜字如金，越说越少，在博得我们的崇拜之后，他就不再说什么了。其时，他的沉默都是有含义的，都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和思考。他坐在农机厂宿舍的床沿，用我们的搪瓷盆吃着农机厂的饭菜。可他从容镇静，仪态一点不打折扣，上海的风范也不打折扣。这真是一个奇迹，可一切都显得非常自然。
他也带来了那个从上海来考文工团的待业青年，到我们这里做客。事前，他已经与我们谈了这女生的身世。这女生是因身体原因而被划入“待分配”一档的。“待分配”就是免去下乡，留在上海，暂缓分配的意思，是上海的毕业生求之不得的。可这女生却生在一个不幸的家庭。她母亲早逝，同继母一起生活，继母自然是嫌弃她的，所以她就希望能早有工作，自食其力。她自小就有艺术天赋，尤其表现在戏剧方面，无奈出身是资产阶级，几次报考文艺团体都落榜。这一回，她降低标准，决定到县一级的文工团试试运气。她报考的是导演这一行。听起来就像是个灰姑娘的故事，我们都很向往和她会面。可她的形象却与我们的想象大相径庭。她老练、大方，还有些傲慢。她长得也很一般，两边耳畔各长有一个绿豆大的肉疙瘩，看上去就不怎么面善。可是，崇拜遮住了我们的眼睛，我们将她尊为上宾，卑微得不敢向她提问，也是她说什么，我们听什么。那天上午她已经去过文工团的考场，她说她做了一个“小品”。我们甚至不敢问一问“小品”是什么。看得出她对我们没什么兴趣，主要与她的朋友，那位上海人谈话。他们互相都很懂得的，说着戏剧上的典故术语，我们完全插不进嘴去。下午她就搭长途车离开了县城，考文工团的事情并无下文，而那上海人从此也不再露面。印象中，他的退场也是彬彬有礼的，微笑着，微弯腰，点着头，退下了。
想起来，那四十个上海大学生登上码头，似乎平静得有些奇怪。这四十个年轻男女，携带着样式摩登的行李，那可不比我们知青，都是凭上山下乡证明购买的式样单一简陋的箱笼。他们是要色彩丰富的，带着各自的家庭出身、生活环境的背景。并且，他们已经是有了职业的人，拿着一份不菲的薪俸。是那时代的有产者。他们下了码头，走过坡岸，集中在县委招待所里。他们闹嚷嚷的上海话，讥讽着这个县城里的所有一切。他们照着上海人的习惯，在县城的街道上漫步，竟也没有更多地惊动这个封闭已久的县城。他们一两日以后就纷纷离开了招待所，去了各自的工作单位。这样就更难见其踪迹了。你想象不到，这个结构简单、人口不多、建筑单调乏味的县城，竟有着这样多而隐秘的空间，四十名大学生一下子销声匿迹，生活照常进行。可是，改变还是发生了，它是在最不相干的地方发生。什么地方？就是物价。
鱼和虾的价格上升了，最令人注目的是螃蟹。县城人从来不吃螃蟹，而上海人视为珍物。于是从一斤五分，逐步一角，二角，最终五角。上海大学生雄壮的购买力和古怪的食欲，重新调整了县城的物价和经济。火油的销售也大大提高。上海人精巧的火油炉抵得上整个单位食堂的工作量，他们可在上面做出正宗的法国菜、铁排鸡、葡国鸡、红烩大虾、奶油蛤蜊。这些奇异的香味飘荡在县城的犄角旮旯里，混进了几百年不变的柴米烟火气中。
要是你见过河边拉水的车，你就会伤感。它是那样古老的营生。生了水锈的铁皮桶盛满了淮河水，在平车上晃荡。拉车人弯下了腰，车轱辘碾过河滩的碎石子，上了堤坝。水从桶口悠了出来，在车下延出长长的水迹。远远望过去，这里那里都是拉水的车。县城的地下水矿物质太高，俗话说就是水硬，洗衣服不下灰，烧饭米不烂，吃在嘴里，发咸发涩。因此，日常生计就靠了淮河水。县城没有自来水，有句儿歌是：五河五条河，吃水要人驮。本地话，“河”是念成“活”，这样就押了韵。这种营生啊！是这县城的活化石，给这县城的历史打上了印记。那码头上叮叮当当的下锚和起锚的声音，敲着历史的铜墙铁壁，激起悠然的回声。码头上走来走去的水手，穿着齐膝的胶皮防水靴，大虞穿的就是这种。码头下的石柱子，长着绿森森的苔藓，还有寄生的贝类。这县城有着它自己的气味，就是酒糟的气味。这也是活化石。大路是不必说了，各条巷道里，都铺着金黄色的酒糟，空气里充满了酸甜的、热烘烘的发酵味。这气味也有年头了，否则怎么能发出这样浓厚的、强烈的酵气，酸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你还没摸着头脑，就一下子被这老八股的糟味罩住了。这样，你就算进了城，进了这个荒凉的繁荣县城，开始了你的隐居的时代。
五河县中有许多怪人，这些怪人的集中，使得这个县城中学有了才情。因要容纳这许多特异的性格与经历，它不得不开放了思想，于是就变得自由了。不要以为在那个政治生活一体化的时代是谈不上自由的，即便谈自由，也是可笑的、将就的。其实，那种大一统的社会，往往是疏漏的，在一些小小的局部与细部，大有缝隙所在，那里面有着相当程度的自由。当世界上只通行着一种意志的时候，空间其实是辽阔的，这里那里，会遍生出种种意愿。当然，它们是暗藏的，暗藏在那个大意志的主宰的背阴处。它们不是书写历史的，它们书写的只是些随风而逝的私人生活。可它们真的很活跃，不怕人不信，事情就是这样。五河县中就是证明。
五河县中的校舍是很大的，几乎比得上上海的一所大专。因都是阔大的平房，每一排房屋之间的间距也都宽阔，看上去平展展的，甚是开阔。前边是教学区，后边是教师住宅院，中间是学生宿舍。县中一半以上是乡间镇上的学生，他们大多住校。镇上的学生用粮票及钱领饭票，乡里的，则从家里带细粮来交到灶上，换取饭票。在我们乡间，供一个孩子读县中，须将全家全年的细粮集中起来，还要欠些。所以学生们大都有个干粮袋，装着豆面、秫面、芋干面的馍，充实口粮。尽管是这样艰难，乡间也还是积极供孩子上学，能上县中是一件荣耀的大事。这是有着上千年耕读传统的乡间，在路上，遇姊妹尊称“大姐”，男孩子的尊称是“学生”。也因此，这里尊师成风，真的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五河县中的怪僻性格，也是在此纵容下，才得以发展的。这有些魏晋风的，时代也有些像，却是尊师重教的民情，熏出来的名士风气。现在想来也有些吃惊，这些生活在偏僻庄落里的孩子，何以能面对了这些怪脾性，不惊不怪，从容处之。其实，骨子里都是有教化的，性情深厚，一点不轻浮，特别有肚量。在校舍间，规规矩矩走着的都是学生，那疯疯癫癫、歪歪斜斜的，却是先生。在礼仪和做人上，学生是老师的老师。
五河县中的老师，来路很杂。倘若到人事科去看档案，就会发现每一个的历史都很复杂，来到这里，或多或少都带着一些罪贬的性质。而他们之间，却有着默契，从不互问来历。他们都是独往独来的，自己在自己的屋里，头上各有一片天，各有各的社交圈子，互相也不参与。时间长了，难免会露一些端倪，也不要紧，谁也不干谁的事，依然我行我素。所以，五河县中表面看上去散得很，见面如同路人，但内里其实团得很紧，有着牢不可破的一致性，有些滴水不漏的。它和农机厂的自由不同。农机厂的自由是无产阶级式的，是“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有锁链”的意思，带着点破坏性，风格比较粗鲁。这里却是有着些家底，带着些享乐主义，难免是沾点颓废的边，但还是被人生抓得很牢，不愿放弃。这两种都含有些尖锐的东西，前种宣泄得比较厉害，因此便所剩无几，反而调和了。后种表现得很温和，比较节制，结果是在继续培养和生长。这也是因为后种的尖锐要更加深刻，源远流长。也许是这两种之间掩藏着我们所不觉察的前后继承的关系吧，我们农机厂的圈子渐渐倾向、转移到五河县中，知青的桥梁作用也为上海来的大学生所代替。
我们这两个地方开始走动起来，并且热情渐高。首先吸引我们的是一名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六七届毕业生，这学校和这专业都令我们瞠目结舌。在我们这些乱世少年心目中，那是不复回返的光荣与梦想。时代已经荒芜到头了，再不能有什么耀眼的辉煌。他在我们眼里，是前朝遗民，带着盛世的余晖。而且，他不止是一名新闻系的学生，他还是一名反动学生。他所以分配到这个贫瘠的县城，就是因为他的反动学生的身份。这就更加不同寻常了。在这种偏僻的所在，许多概念都会变得模糊和隔离。“反动”这两个字就是这样，它非但不使我们提高警惕，反使我们激动起来。这个概念所包含的内容，抽去了具体的性质，剩下的只是一些审美性的含义。比如“受难”，比如“受罚”，还比如“叛逆”“叛道”。好了，这足够刺激我们的好奇和虚荣了。我们缠住了他，一有机会就到他的房间，守着他，眼巴巴地望着他，等待他吐出骇世惊人之语。可是，一切竟很平淡，他说的尽是一些你我他都知道的内容。而且，他一点不比我们更激进，也不比我们更有热情。他甚至有些市侩的习气：吝啬，斤斤计较，小肚鸡肠。他是较为敦实的矮个子，梳偏分头，脸部的轮廓不是不鲜明，而是有些多肉，就变得浑圆了。他说话有时会带出几句切口，明眼人就可看出他是生活在上海这城市，大墙背后的夹弄里的小市民堆里。他还有些不良的生活习性，比如他一身上下笔挺，皮鞋锃亮，可是与人合住的宿舍却可以不扫地、不铺床、不洗碗。这不是落拓，而是邋遢和懒惰。尽管我们承认，这些都不要紧，都是他的个性和特质，可是这些特质说实在是有点叫人倒胃口。然而这时候，我们还没有真正地认识他，我们其实并不十分知道，我们遇到的，究竟是谁。
后来，我们回上海探亲，与人谈起了他，那人几乎是惊呼了起来，说道，原来他在你们那里！就好像是我们将他藏匿了起来。那人是“文化大革命”的先驱、红卫兵的一员，所有的革命的起落跌宕在他胸中都有一本账。那人告诉我们，当年在文化广场召开过他的专场批斗大会，斗大的字写了一条街的围墙，写着，打倒反动学生某某某。某某某就是他的名字。这名字可是振聋发聩的。那人怀恋地谈起他的政治主张和理论原则，以及他所组织的盛大的行动。革命真的是狂欢节，而他是狂欢节的首领，坐在众人拥戴的宝座上。那人遥想过当年，便急于倾听他目前的情况，还有，他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很惭愧我们一点也说不上来什么。他的表现极一般，没有什么是值得加以描绘和渲染的。这完全可能是我们缺乏洞察力的缘故，我们没有觉察，在我们身边发生着什么样的历史性的人和事。不过，还有的是时间，我们还可以继续和他在一起，这是历史赐予的良机。那人失望过后，又继续告诉我们一些有关他的道听途说。他出身于一个工人世家，可尽管如此，也没有减轻对他的处罚。他在狱中度过了一段时间，然后就销声匿迹，却原来是到了我们那里。那人又一次这样说道。甚至，就连他的家人都没能幸免受他株连。他的弟弟，一所著名的重点中学的高中生，说来也奇怪，这个三代工人的家庭里，尽出高材生，孩子们大都学业出众。他的弟弟本已经参军入伍，连军装都穿上了，编进了新兵连，却因他哥哥事发，脱下了军装，去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插队落户。
就这样，我们带着新的认识和崇敬再回到他身边。可是情形依旧，没有变化，没有新的升华发生。由于日渐稔熟，他益发显得平常，以至庸俗。他和他的同屋常生龃龉，都是一些不足挂齿的小事，通常是发生于女人间的。比如，将吃剩的鸡骨鱼刺扫到同屋的床下，用了同屋打来的开水，湿衣服挂在了对方的箱子上，蚊香燃着了人家的床单，等等。这些事倘若在关系好的时候，至多只能算是恶作剧，大可忽略不计。可当关系有了裂缝，彼此生出成见了，性质便不同了，就变得比较严重了。平心而论，他虽是历史的风云人物，可在日常生活中，实在乏善可陈。他有一种上海人称作“精刮”的作派，就是出不敷入。只占便宜，不肯吃亏。其实呢，亏都不是大亏，便宜也就是小便宜，算大账是划不来的，但小账上确实有盈利。眼光是短浅的。这就叫“精刮”，大大有损于他的形象。所谓“风云人物”毕竟只是个抽象的概念，具体的是日复一日。直到有一天，学校奉上级旨意，将有政治问题的人集中起来，脱产办班，学习改造，历史的严峻性才又回来了一些。人们重又恢复了对他的热忱，从中体验到激昂的感情，连他的同屋也放下芥蒂，对他说，你全力以赴去对付学习班，你的营养问题由我负责。从此，杀鸡宰羊，日烹夜调。然而，学习班并不如想象的那样严酷。学校显见得是走过场的，念念文件，训训话，每个人谈谈思想，仅此而已。气氛相当宽松。回到宿舍，又有美味给养，大饱口福。这样过了几天，形势就淡了下来，提供营养的那一位积极性也感受挫，便懈怠了，他倒反有些不满。那一位想，又不是我该你的，情形竟比先前更紧张了一些。好在，学习班也到头了，各回各的班里继续上课，一切恢复原状，总算没有酿成新的事端。
他的同屋也是那一日登上县城码头的，四十个中的一个，是师范学院体育系七〇届毕业生。学历、专业、经历的传奇性，都比不上他，但这一个却具有着个性的色彩。他是上海街头真正称得上时髦的人物，是骨子里头的时髦。他的发型是板刷式的，平平地推过去。他总是赤脚穿一双夹趾拖鞋，这个装束和那个“哲学奇才”相同，但效果有所区别。“哲学奇才”是名士派的，这一个则是嬉皮风的。他的裤腿一高一低地挽着，脖子上挂着一把吉他，是西班牙式弹奏法，然后，很讽刺地弹奏《东方红》，将其时的国歌弹得很是颓废。他出身在一个私产者家庭，一九四九年以后家道中落，从原先的花园洋房迁入嘈杂长弄里的一幢弄堂房子。每天放学回家，他从后门走进潮湿阴暗的底层客堂，后阴沟涨溢的污水气味一直漫进房间。母亲在二楼卧室开着无线电，唱的是京剧。成年后，他一听到京剧，就感受到一股没落的气息。他是在新政权的阴影中生长起来的一类人，心底是压抑的，对社会也是游离在外的，抱着漠然的态度。他虽然没有成为“反动学生”，其实是比那一位更具阶级异己的性质。那一位是处在政治社会的中心，成为对立面仅仅是历史的误会。这一个则是真正的边缘人，他所以没有沉沦到底，那是出于享乐的天性。他爱玩，游泳，唱歌，船模，排球，等等。他对生活还是有兴趣的，在这个沉闷的县城里，他都因地制宜地找到了快乐，那就是钓鱼。他扛着鱼竿去钓鱼的样子，真是很迷人。他对生活的认识是感性和具体的，注重细节，这使得他对政权的不满，不会概括归纳为抽象的理论，从而招致危险。这种不满，在他竟然表现得很有人情，那就是，他对所有的失意的人施以强烈的同情和关怀，尽管有一些失意并不完全出于政治的原因。他就是出于这个原因，才容忍了他那位同屋的恶习，而终于相安无事。
在五河县中，受他庇护的，还有一个老教师。老教师曾经是黄埔军校的教官，现在学校教数学。他至今保持着黄埔军校严格规范的操行传统，衣着特别整齐，从不见他敞领捋袖的。在最炎热的夏天，他走进课堂也是穿着中山装外套，领下的衣扣，扣得严严的。他操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绝对一丝不苟，有一个字说错了，也要纠正重来。他早年丧偶，自后没有再娶。天好时，他将被褥箱笼搬出门外，支一张凉床晒霉气。在他的箱子里，有一个绣花绷，显然是他亡妻的遗物。体育系七〇届生看了，很受感动，便暗下决心，要负起保护他的责任。他年老体衰，但独居一室。五河县中校舍很大，宿舍间距较远，又是在县城边缘，靠近农田。体育系生想搬过去，与他同住。可老黄埔生独处惯了，并不欢迎有人进驻。体育系生很能理解，以为这是一种高尚的习性，不像他那位复旦的同屋，全是低级习性，不尊重自己，也不尊重他人。可是他又不放心老黄埔生一人独住一室，考虑良久，就交给他一个叫操的哨子，嘱他若遇到紧急情况，就吹这哨子，他将闻声赶到。老黄埔生也受了感动，他对这上海小伙子生出些喜欢，可长期的单身生活，已经使他很难与人深交。倒不是有什么防范心，而是不习惯。但体育系生则以为已经足够了解他，并且也取得了他的了解，不是有句话叫“君子之交淡如水”吗？有一天晚上，他提着酒，端着新烧的菜，到老黄埔生屋里，两人开怀畅饮。喝到深处，老黄埔生红了脸，眼睛里也有了水光，有些倾心相告的意思，结果还是什么也不说。不过，对这样的晚宴，他终究表示出了兴趣。这样，他们这一老一少，就成了莫逆之交。虽然，彼此相知甚少。即便是喝酒喝出了眼泪的这一刹那，心和心还是隔得很远的。
老黄埔生像影子一样生活在这县城中学里，他严己律行，留给人们的依然是单薄的印象。他倒是颇有些相似前面说过的，我们中间的一个，所写作的“小说”，那个压面条的老人。只是后半截与知青深交的情节不像，那是来自我们年轻和温馨的想象。我们良善地期望去打开一扇扇紧闭的心扉，好安慰寂寞的心。我们并不知道，真正的孤独是不留一线缝隙的，他们将孤独坚持到底，永远居住在黑暗的影地里，这就叫隐居。在这个偏僻的县城里，居住着多少影子，我们知道的只是万分之一。它们隐入隐居地的夜晚之间，当太阳出来，天地大明，就已改换了声色。那小说里所写的，最后留下的坟墓，更是天真的文艺气、教条的浪漫主义。事实上，什么坟墓也没有，隐居是不留纪念碑的。
年轻的体育系生后来有了恋人。时间进入了一个阶段，县城里的外地青年突然开始了恋爱。就是这么些人头，际遇都是有限的。倘有一对发生变故，就可能推翻全局，打散所有的组合。这样的调整甚是波动，要大大地乱上一阵才可达到新的平衡。这些外来者的恋爱使县城的空气活跃起来，城外的田野小径上，留下了年轻而开放的恋人们的身影。这情景是带有戏剧性的，人们像看电影似的看着，怀着嘲讽和羡慕。在所有的恋爱画面中，体育系生和他的女友，无疑是出众的一幅。他的女友就是农机厂那一拨里的，压面条老人的小说就是出自她手。他们各自都拥有着追求者，但当他们真正结对的时候，各自的追求者便都识时务地退出了，不再作徒劳努力。他俩走在城郊的田地里，照县城人的话，就像电影里演的一样。就此，也可看出，人们对他们的恋爱抱着的审美的态度。这是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欣赏的，也是爱护的。没有人想要去破坏它。至多是，有调皮的好奇的孩子，要去撩拨一下。这有些类似现在的追星，就是说，看看电影上的人物，真相究竟如何。有一回，学校英语老师生病，教务处让体育系生去代课。这堂课是教名词，体育系生教得很生动，不仅讲了大纲上的那些，还增添了许多别的内容，涉及古今中外的名人、名胜。告诉道，这在英语里怎么说，那在英语里又怎么说，课堂气氛也相当活泼。忽然，有一学生举手提问，某某某，英语应当怎么说？这某某某，就是农机厂的，他的女友。这问题提得相当俏皮，而且大胆，具有挑衅性。体育系生愣了有那么几秒钟，然后大步上前，揪住那学生的衣领，怒斥道，你这个流氓学生，滚出去！说着，就把他拎了出来，推到门外。这一幕发生得那么突兀，还那么出格，可是没关系，课继续上下去，并没有受什么影响。事后也没有什么影响，没有人来告他体罚学生。这地方就是这样尊师重道。
在他的班级里，有一个特殊的学生。这个学生要比其他孩子年长几岁，已接近青年，加上他身材高大，体格成熟，看起来又要比实际年龄年长。他是一名中央高级干部的孩子，在上层派系斗争中，被贬罚，全家下放到此乡间。两个姐姐按知青下放政策在农村劳动，他则到县城中学继续求学。其实他已过了读中学的年龄，这年大约是十八足岁吧。他也不时常来校学习，而是四处游荡，并没有什么目的地，走到哪算哪。有一回，在轮船上遇我和姐姐去蚌埠办事，他便也随我们去到蚌埠，在我们蚌埠的朋友家住下。这实在相当冒昧，好在他有着许多中央上层的内幕新闻，又很会聊，吸引了人家的兴趣，也就接纳了他。他很有些没落的世家子弟的习气，吃人家的，喝人家的，心里还是瞧不起人家的。虽然是一无所有，却也什么都不在他眼里，对什么都没有敬畏之心，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就是凭着这样的赖皮式的信心，四处游荡。当他认识了体育系生在农机厂的那位女友后，就开始接二连三地上门，坐在人家的宿舍里，吃饭时也不走。他说小是个大男孩，说大也可算是个青年了，个子又大，在宿舍里一占就占去一大块，十分惹眼，不免会引起非议。终于，在一堂体育课上，体育系生在全场列队前面，将他训斥了一通。体育系生斥道，你搞搞清楚，你是多大的一点人，轮得上你吗？等等。他再是高干的孩子，再是纨绔，终究还是个十八岁的少年，处在男孩和男人之间的年龄，特别渴望长成一个真正的男人，因此不免会因自己的不成熟而自卑。体育系生的话无疑是指到了他的痛处，他红了脸，梗着脖子，却说不出一句话。体育系生还不放过他，又将他搡了一把，警告道，再看见你去农机厂，决不饶你！从此，他便从农机厂绝迹，进而从县城绝迹，也不再上学了。
这样的师生对峙的场面，在五河县中也没引起什么轰动。这里发生的一切都是合理的，没什么可大惊小怪。很多怪人怪事在这里上演，这只是其中的一幕。这里不仅师承了严肃端正的儒风，也师承了放荡不羁的老庄，有着这些准备，什么样的乖戾都可容忍了。但这乖戾，是必以知识作前提的。那个时代确实扼杀知识，许多文化的传统被灭绝掉了，成了文化的荒漠时期。可是，在我们县城这样的地理的夹缝里，倒正好相反，被排斥逐杀的文化和知识，退居到了这里，比平时更加聚集起来，变得突出和鲜明。要说，正是这种夹缝样的地方，才是藏精蓄锐的地方。它们有着一种固定不变的东西，是这种固定不变，保护了我们人类积攒了很多时间的优良的素质和训练，使其不至流失，得以传继。你要是走过淮河，乘着轮渡，轮渡扯着呜呜咽咽的汽笛，缓慢地行驶着，那缓缓退去的两岸，和两岸间的笛声，就有些像这种固定不变的东西。拉水车在河滩上，淋淋沥沥的车辙，也有些像。
在五河县中后排的家属院里，还住着一个右派。他是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学生，在上学期间戴上了右派帽子，被下放到安徽劳动。在农场里结识了安徽省医学院的女大学生，女大学生义无反顾地跟定了他，毕业分配放弃了留省城合肥的机会，跟着结束劳动的右派的他，来到了这个县城。右派在学校里教英语，右派妻子在县医院当大夫。这位妻子出身于诗书礼仪之家，从小生长在合肥。自从跟上了右派，便学会了一身市井泼妇的本领。当人家欺负右派时，她便挺身而出，可堵着门骂半天，骂得人不敢出门。其实人家欺负右派，倒不只因为他是右派的缘故，他本是一个软弱的人，命运又不济，不免就畏畏缩缩的，凡事都退让在先，别人自然就要进了。现在知道他老婆厉害，就不敢再冒犯，两头算扯平了。但这也并没使她就此恢复闺秀和知识分子的清高作派，生活依然是艰难的。她接受的不仅是一个右派，还是一个处在贫困线上的家庭。右派是上海人中“江北人”的那一类，生活在棚户区中，干着这城市里最苦最累最下贱的营生。他们大约是三代人才供出一个大学生，不想折戟在右派这回事情上。但他并不能够因此推卸掉作为长子长孙的养家的重任，他每月的工资，要供应祖父祖母生活、弟妹读书，还有多病的母亲的药钱。于是，右派的妻子不得不锱铢必较，为一分钱，和菜贩肉摊争得不可开交。她的一儿一女也像乡里孩子一样，上学时带着一个搂草的竹耙，一路走一路耙，将路上的碎枝末秸，搂回家烧锅。有人笑话孩子，她就又冲到人家里去骂，骂得人不敢吱声。可是这一切都没有使她丧失乐观的天性，她依然笑口常开，快快乐乐地打发着艰难的时日。她很有幽默感，即便是叙述自家的窘境，也是带着快乐的风趣的口吻。贫困也没有妨碍她赤诚待人，她依然很好客，总是拿出最好的待客。贫困其实是比政治上的落难更压榨人，使人丧失自尊。而她将外表磨得粗糙了，就像是有了保护层，她始终保持着人格的独立完善，不受侵蚀。只有贫困生活养成的极端节俭的习性，伴随了她，直到境遇彻底改善以后。这就不免要出很多洋相，她自嘲地说给人听，一边说一边笑，直笑出了眼泪。
改革开放之后，右派摘了帽子，得到改正。他的一九四九年跑去台湾的老兵叔父，也联络到了他们。然后，这一年的夏季，就到沪探亲。这年的夏天，上海特别炎热，好像掉进了火炉。他们一家特意赶来上海看望从未见面的叔父，叔父请他们在他住宿的宾馆里吃饭，接着他们就要回请。宾馆这一顿并没有给右派妻子留下什么好印象，只觉得繁琐的杯盘碗碟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她说，正吃得好好的，忽然却要换碟子。殷勤的服务也使她不安，小姐蜡烛似的戳在身后看着，吃饭怎么吃得下去？不菲的价格更令她触目心惊，深感造孽。于是，她决心回请的这一顿，在自己家中进行。她从前三天就开始置办酒席，买了三只鸡、一条猪腿、一木盆鱼。那时，家中也还没有冰箱，东西有一大半变质了。到了那一日，天气热得可怕，叔父与他的同伴，乘着出租车，百折千回地在陋巷深处，找到了他们家，然后走进火烤似的水泥屋顶的平房，坐在条凳上，面前一大片热气腾腾的鸡鸭鱼肉，几乎摆到桌沿上来，倒是一点不掺水的，实实在在。可炎热败坏了人的胃口，又已经是年过七旬的老人，流汗流得几乎虚脱，最终也没能动了三五筷，便打道回府，匆匆结束了这餐宴席。
后来，他们全家离开了五河县城，溯流而上，到了长江边上的芜湖城，在那里一所大专院校供职，此后杳无音讯。以上说的那些人后来大都离开了这个偏僻的县城，去到各大城市，可是他们依然带着隐居的影地，走哪，带哪。他们的历史明暗相间，隔成一段一段的，他们全都默默无闻。
在我后来居住过的苏北城市徐州，根据传闻，我们在夜晚穿街走巷，来到一座大杂院的背后。那里有一扇朝北的窗户，糊着旧报纸。由于大杂院坐落在台基上，那扇窗就离地面很远。大青石的墙壁陡立着，墙面很光滑，没有可攀附的，好让我们爬上去，接近那窗口。我们只能伏在窗下，耳朵贴在墙缝，等待着。人们说，夜深的时候，窗户里会有留声机的声音，放的是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我们去了几次，也没有听见过一回。我们就贴着那堵高墙，守至夜半。窗户里非常寂静，耳边只有风声。那时候，我们谁也没有听过贝多芬的音乐，也不知何为《第五交响曲》，可我们就那样虔诚地等待着。我们完全相信，在这条莫名的巷子里，有可能潜伏着莱茵河畔的那位巨人。
一稿：1998年6月2日
二稿：1998年6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