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本小说集的发源地至少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以其中最早完成的作品《出租车司机》的创作时间为准，称这本小说集发源于1997年的深圳；而另一种说法以作者最早见到的人物原型为准，将小说集的源头追溯到1977年的长沙。两年前，在《小贩》面世之后不久，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称它是“用33年时间写成的短篇小说”。我的理由是：早在1977年的秋天，小说的人物原型已经出现在我就读的长沙市第21中学的门口。第三种说法以“深圳人”系列小说这个念头正式产生的时间为准，小说集的发源地因此被锁定在2005年的蒙特利尔。那时候，我已经在异域的迷宫里生活了三年，正在做第一次回国探亲的准备。“深圳人”刺激了我的创作冲动。在启程之前，我用铅笔在废纸的反面完成了《物理老师》、《女秘书》、《同居者》和《小贩》等四篇作品的初稿。我将这些密密麻麻的手稿塞进了已经是鼓鼓囊囊的背包里。
在深圳短暂停留期间，我曾经接受《晶报》的采访。在采访中，我首次提及了“深圳人”系列小说的创作构思，并且将《女秘书》交给报纸发表。“深圳人”系列小说从此正式进入读者的视野。不久，《物理老师》和《同居者》相继在《花城》杂志上发表，并立刻引起了一些评论家的关注。遗憾的是，在随后的五年时间里，因忙于为《南方周末》和《随笔》杂志写作读书专栏，同时又要应付蒙特利尔大学高强度的学习任务，再现“深圳人”的激情只好束之高阁。
2010年到香港城市大学访问期间有机会专注于写作，“深圳人”系列小说又重新激起了我的兴奋。我开始重写已经被一些评论家视为21世纪中国短篇小说“经典”之一的《出租车司机》，然后又重写了已经获得过许多好评的《同居者》和《女秘书》。这种重写让我发现了汉语的许多奥秘。它不仅为“深圳人”系列小说确定了更高的标准，也为我今后三年的全部写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此同时，我又修改完成了《小贩》、《文盲》和《母亲》等三篇作品，并且对系列小说中的其他作品也有了越来越清晰的想法。
《母亲》、《小贩》以及《女秘书》重写版的相继发表和引起关注是这个系列小说创作过程中的转折点。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尽管因为长篇小说《白求恩的孩子们》发表过程的周折，“深圳人”也多次遭受了流产的危险，我却已经非常清楚，这个怀胎多年的系列小说将会在不久的将来顺产出世。
2012年初春，在经历了将近六个月殚精竭虑的写作苦行（包括重写《遗弃》）之后，《“村姑”》从我的大脑进入了我的电脑。这最边缘的“深圳人”向我发出了新一轮的召唤。紧接着，《文盲》在《收获》杂志上发表，《出租车司机》和《同居者》的重写版分别在《晶报》和《作家》杂志上发表，并且都引起了读者的热烈关注。这些刺激使完成“深圳人”系列小说成了我的燃眉之急。利用回国做新书推广活动之前的空隙，我夜以继日，勾勒出了最后几位“深圳人”的侧影。
七月初结束新书的推广活动回到蒙特利尔，我首先完成了《流动的房间》新版的准备工作，彻底重写了其中的大部分作品，《流动的房间》新版成为了我在2012年出版的第七本书。这项繁重的劳动将我的身体和精神都拖累到了极点。在这种极限的状况下，是“深圳人”引发的创作激情构筑了我脆弱生命中的中流砥柱：《剧作家》、《父亲》、《神童》和《两姐妹》纷至沓来。我怀着毕其功于一役的狂热，完成了“深圳人”系列小说的最后冲刺。
这时候，距离《出租车司机》在我心灵深处引起的那第一阵颤栗已经过去整整十五年了……
昨天，就在我竭尽全力冲过终点的时刻，我的外婆在故乡长沙走到了她生命的尽头。这本小说集因此又带上了一个伤感和动人的标记。三个月前，当我最后一次坐在外婆身边的时候，她已经认不出我来了。但是，她仍然能够背诵几乎陪伴了她一生的《木兰辞》和《长恨歌》。还差三个星期就要满97岁生日的外婆是最平凡的“中国之最”。她留给了我无数的故事。她是我遇见过的最出色的叙述者。她的叙述是我文学创作不息的源泉。
在外婆的弥留之际，我关于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短文《生死之间的“桂姐”》通过《读者》杂志抵达了不计其数的读者手里。这是我为她送行的特殊方式。我敬畏外婆的意志力和生命力：她一直坚持到我完成了这有可能是无法完成的写作工程之后才停止自己的呼吸……她留给了我无数的故事。她的生命将通过那些故事永远留在我的写作里，留在我的生命里。
更为巧合的是，将近十二年前，我就是被《出租车司机》第一次带上《读者》杂志的。那是新世纪开始的一年。那一年，“深圳人”系列小说的开篇之作被从《新华文摘》到《读者》在内的“几乎所有选刊”选登。这是我个人写作生涯上的第一次“盛宴”。这从天而降的“盛宴”为我能够坚持十五年，最终完成“深圳人”系列小说，提供了持续的营养和虚荣。所以，这部小说集就以《出租车司机》来命名。
薛忆沩
2012年9月16日于加拿大蒙特利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