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报》：南方谈话过去二十年了，为什么这个时候还要纪念这次谈话，有没有什么现实意义？
任剑涛：纪念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谈话，当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推动人们理性确认改革的成败标准。二十年前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让人们意识到中国的发展只有仰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改革取得巨大的成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功实践的结果。但人们在评价中国的成功发展缘由时，常常将成功因素割裂开来：一些人认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因素促成了中国的疾速发展；另一些论者则认为，中国的成功更多的是由于实行了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形式让中国逃脱了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陷阱。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实际上强调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中国持续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中共十三大所决定的党的基本路线不能动，以不争论推进改革。这里突出了一个表述的重要性，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政治方向与市场结构经济运行机制，不可偏废。作为一个完整的表述，南方谈话将中国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保证，与市场经济这一经济保证结合起来，杜绝各取一端的尝试，从而保证了经济发展形态的一贯性。
第二，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凸显了埋头发展的政策取向，这对试图改变中国发展方向，重回“文化大革命”的极左冲动，是一个根本矫正。
第三，南方谈话有力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邓小平以推动中华民族融入现代洪流为己任，不论改革开放经历了多么曲折的历程，邓小平从来没有动摇推动中国从传统到现代转变的信念。这是极为不易的政治决断。
《南方日报》：社会主义似乎长期耽于分配争议，而未能发现有效推进经济发展的方式？
任剑涛：社会主义的第一次出发，没有解决经济稳定持续协调发展的大问题，仅仅执着在政党权力的掌控上。社会主义的第二次出发，发现了国家经济发展的道路，促使国家走上富强的道路。市场经济有缺陷，但解决这些缺陷不能走回头路，不能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市场的失灵与政府的失效，需要在法治的轨道上相互矫正。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推出的经济发展之方，到目前为止，充分证明了它的有效性。
邓小平南方谈话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定方面实现了三大突破：一是突破了党对经济资源的垄断性控制权，三种所有制并存，同等重视，积极发展，这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二是突破了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全面而直接的控制，国家与市场互动，开创了一个经济蓬勃发展的新局面；三是突破了20世纪50年代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的既定模式，不仅在微观经济领域中以价格作为撬动杠杆，而且在中观领域启动了行政—法律制度的改革，以便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三方面是邓小平伟大的突破，也是其最重要的“政治遗嘱”之一。
改革再出发所表现出的这种改革勇气，对于中国来说，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宿命就是改革：因应时代而生的中国共产党，就是以改革中国积弊为政党定位的，它也必须表现出改革的勇气，证明自己顺应时势的能力。
南方日报》：这是不是邓小平所讲的“不管黑猫白猫，抓得到老鼠就是好猫”？
任剑涛：对。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中国改革所抓住的老鼠，首先是GDP，这也是一只低端的老鼠。而抓得住这只老鼠，就是因为抓住了制度绩效这只中端老鼠；而要保持制度绩效，还必须抓得住制度不断优化这只高端老鼠。
《南方日报》：您刚讲到南方谈话对广东再出发也是意义重大，具体怎样看这个问题？
任剑涛：首先，从客观上讲，广东之所以成为改革第一拨出发的重要实验地，最初的选择是一种政治地缘和经济地缘的权宜之计。没料到广东领导和广东人民以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打破僵化的教条，敢于创新，大胆借鉴资本主义发展经济的有效做法，对中国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促进作用，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开辟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第二，激励广东再出发，意味着广东要从十几年前的杀出一条血路来，升级为以制度化建构的胆略、技巧来深化改革开放。
第三，鼓励广东再出发，意味着广东不仅一定要有具体做事的胆量，还要有做成事的能力、领导力和执行力。
《南方日报》：您是从广东成长起来的著名学者，现在又在京城执教，从您的角度观察，广东现在在中国改革这盘棋中，是否仍然是先行一步的？
任剑涛：对广东来讲，从我们刚才所谈的几个方面看，仍然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但对中国改革的示范意义有所下降。广东还能不能展现改革的勇气、落实改革的举措，将对广东的全国示范性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南方日报》：那您认为中国未来的发展面临着怎样的挑战呢？
任剑涛：中国未来的发展，可能会明显遭遇到两重困难，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转型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
我认为，今天中国公民认识到的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远超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前普通公民对于改革的认识，那个时候的共识更多的是精英共识，而目前是全民共识，可以说目前改革的动力更足，而不是不足。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蛋糕已经做大了，要做得更好，分得更均，分得更满意，而且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技、教育需要同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既要精心布局，更要全民响应，只有在社会成员积极的互动中，改革才能真正推向纵深地带。
今天中国的改革，处在制度化突破的前夜。改革动力的社会聚集，成为成功改革的重大难题。
与此同时，中国的改革进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阶段，执政党自身的改革、政府的改革，已经成为改革的重中之重。
《南方日报》：怎么说改革只有一个共识，也太单一了一点。
任剑涛：单一的改革共识，只能是国家给定的共识。开放思想市场，就绝对会出现站在不同价值立场、基于不同诉求提出的共识。这些旨在建构共识的方案之间，必定是相互冲突且难以协调的。只要国家权力不随意介入，不使用粗暴的行政手段或暴力工具来压制一方、抬举一方，各种观念在思想市场上的长期竞争，就会逐渐浮现主流的思想观念，就会达成最低限度的共识。这些共识，就会维持住一个国家的人心秩序与社会秩序。对此，执政党首先需要平心静气，接受中国社会已然浮现的这一有利于达成长期共识的新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