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破解的难题
《深圳特区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您看来，要实现从蓝图到现实的转化，需要破解哪些难题？
任剑涛：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而言，落定基本框架是比较容易的，难题在于怎么使它骨架坚强、血肉丰满起来。大体而言，主要存在着三个挑战。
首先，如何创造条件，为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争取更多的时间，从而能够偿付改革的时间成本，是我们面临的“时间量度”挑战。推行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是经济的巨大发展，另一方面是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如何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现实难题。
其次，如何完善制度架构与布局，实现制度的有效运作，使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制度安排、法治安排与程序安排，落实为整个国家与社会运作的基本状态，是我们面临的“空间转换”挑战。
最后，怎样去发现一个重大的改革契机，从而使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得以落定并推广开来，是我们面临的“政治智慧”与“行政技艺”挑战。
二、现代国家治理的简约主义
《深圳特区报》：您曾主张用“奥卡姆的剃刀”来实现一种国家治理的简约主义，从而达到良法、良治与良序的理想状态。那么，国家治理的简约主义到底包含哪些主要内容呢？
任剑涛：国家治理的简约主义与简单主义、草率主义不能混为一谈，简约不等于简单，更不等于草率。
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需要实现多元共治，国家权力体系、市场价格机制与社会自治系统要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在现代制度平台上，实现国家权力体系的法治运作，市场对资源的高效配置，以及社会公众的自主、自治与自律。三者之间必须展开良性的互动，形成一种精巧的平衡局面，从而保证整个国家实现善治。
三、法治思维、社会信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深圳特区报》：法治关乎每一个人的未来，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如何才能使民众形成法治思维与法治信仰，营造一个安全、有序、可预期的法治社会？
任剑涛：民众对于法治的接受与付诸法治解决纠纷的认可，在中国还要经历一个艰难的过程。首先，中国当前的治理方式与法治化还有一定的距离。为什么有些人“信访不信法”？因为他们觉得领导的个人意志与行政权威有时比法治更为奏效。领导通过行政权积极作为，有时确实可以为民众主持公道，但会对法治造成干扰，对民众法治思维与法治信仰的形成产生反作用。
其次，社会应该尽量组织化，避免民众因社会“沙化”而孤立无援，让他们摆脱遇事便急于寻求靠山的“反法治心理”。
最后，一个人要想离开社会而生存，正像拔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一样不可能。每个人都在特定的社会与国家中生活，因而要遵守社会规则与国家法律。
四、“法能容情”彰显“制度关爱”
《深圳特区报》：您曾说，法治不仅要贯穿政治生活，也要融入整个社会生活，实现一种“制度关爱”。问题在于，究竟应该怎样去实现。
任剑涛：在古代社会，人们主张儒法互补，“法”代表着刚性的制度约束，“儒”代表着柔性的道德感化，倘若两者能够出神入化地融合在一起，就会达到一种理想状态。只不过，在治国理政的具体实践中，往往达不到最优状态，至多只能做到一种合乎时宜的地步，“法不容情”的情况倒是经常会出现。缺乏人性关怀的法理或制度是冰冷、刚硬的，而刚性过强就会直接导致脆性状态。如果长期实行严刑峻法，就可能使民众守法而不守德，导致一种悖反的结果。所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就是指的这种情形。
五、知识分子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责任担当
《深圳特区报》：知识分子能够以观念影响社会，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您看来，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知识分子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承担起怎样的责任？
任剑涛：知识分子只是社会阶层之一，其力量肯定是有限的。不过，无论是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国家都喜欢把知识分子推到政治的前台，无形中抬高了他们的地位，知识分子被看成是治国理政的骨干与生力军，是影响国家前途命运的、不可小视的软性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