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蒂恩诊所临街的一楼诊室里，心理咨询医师保罗·斯坦纳医生正在听病人伯奇先生为第三次婚姻的失败找借口。伯奇先生躺在舒适的长沙发上，以便更好地诉说自己的复杂心理。斯坦纳医生靠坐在一把特制的椅子上。这种诊室专用座椅是医院管理委员会为咨询师订制的。它是多功能型的，坐着还蛮舒服，不过使用者的头部无法向后靠。他脖子上的肌肉会时不时不由自主地剧烈抽搐，把他从暂时的恍惚拉回周五晚心理门诊的现实之中。10月以来，只有今天比较暖和。过去两周出现了严重的霜冻，诊所员工冻得瑟瑟发抖，要求供暖。正式启用中央供暖那天，适逢最美的金色秋日，外面的广场被橙黄色街灯照得通亮，护栏里晚秋的大丽花五彩缤纷，恍如一派盛夏景象。此刻已接近晚上7点。诊所外，白天的暖气早被朦胧的雾气驱散，阵阵寒意正伴随着夜色降临。可是诊所内中午的余温仍未散尽，空气有些沉闷，似乎混进了太多因交谈而产生的浊气。
伯奇先生带着娘娘腔，喋喋不休、夸大其词地抱怨他几任妻子不成熟、性冷淡，而且很迟钝。纵使斯坦纳午餐吃得太饱，下午茶又没忍住吃了个奶油甜甜圈，也没有影响他的诊断。经斯坦纳医生的临床判断，伯奇先生还无法直面自身的严重缺陷。他只能等时机成熟再实话实说，告诉他他的三任妻子都有个共同的缺点，即在选择丈夫时判断能力低下。
斯坦纳医生没有因病人的表现而感到义愤填膺。如果让这种不当情绪影响自己的诊断，那就真的不道德了。生活中难得有会让斯坦纳医生义愤填膺的事，但大多数事情他都看不顺眼，其中许多事与斯蒂恩诊所及其管理有关。他对行政主管博勒姆小姐很有意见，认为她只关心每次坐诊处理的病人数量，以及差旅费报销是否合规这类烦人的规章制度。他还对自己每周五晚的门诊与詹姆斯·巴古雷医生的电击疗法门诊在时间上有冲突而感到不满。斯坦纳医生认为自己的病人非常睿智，明智地选择了自己来为他们进行心理治疗，却因这时间上的冲突，不得不与候诊室里那些巴古雷乐于接触的病人——那些心情沮丧的家庭主妇以及未受过良好教育的精神病患者混坐在一起。斯坦纳不愿意用四楼那些诊室，不喜欢那些由宽敞、优雅的乔治亚式房间分隔成的比例失调的诊室。它们使他感到不快，配不上他这样高等的医生，也配不上他所从事的重要工作。他认为自己的坐诊时间不便改动，应该改时间的是巴古雷。可巴古雷医生不肯相让。从这件事上，斯坦纳医生感到了博勒姆小姐的影响力。斯坦纳医生曾要求把一楼诊室改造成隔音的，医院管理委员会却以经费为由将其否决。但他们没有反对向巴古雷医生提供一台价格昂贵的新电击设备的提议，尽管这台设备只能将他那些本就不太清醒的病人电到神志不清。当然，这个决定是医院管理委员会做出的，但博勒姆小姐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在谩骂管理层的时候，斯坦纳医生发现自己最好忘了她对医委会无所不在的影响。
电惊厥疗法那惹人愤怒的场面令人难忘。当年建造这幢楼的人希望它能永久屹立，可是就连这间诊室坚固的橡木门也挡不住星期五晚上进进出出的人。五年前，一名女病人悄悄溜进了地下室的厕所，在那个很不卫生的地方寻了短见。从此以后，诊所的大门下午6点就会关闭，来看晚间门诊的病人必须进行出入登记。斯坦纳医生的心理治疗常伴随着大门口的铃声、病人进出的脚步声、病人亲属或陪护的劝慰声或他们与安布罗斯护士长的道别声。斯坦纳医生疑惑不已，为什么那些亲属觉得有必要冲着病人大声说话，好像他们不仅是精神病患者，还是聋子。不过也许经过巴古雷及那台魔鬼机器的治疗，他们真会变成这样。最糟糕的是诊所的清洁工肖特豪斯太太。人们也许会想，可以把艾米·肖特豪斯打扫卫生的时间安排在清晨，而一般也该这么安排，因为这样对诊所工作人员的影响最小。可是肖特豪斯太太认为，如果晚上不再干两小时，她就根本干不完。博勒姆小姐表示同意。自然，她会同意，但在斯坦纳医生看来，她在星期五晚上根本没有做什么内务活儿。肖特豪斯太太对于电惊厥疗法的病人情有独钟——她自己的丈夫就曾接受过巴古雷医生的治疗——在治疗时间，人们往往会看见她在大厅和一楼总务处办公室里徘徊。斯坦纳医生不止一次地在医务委员会上提过这件事，但让他生气的是同事们普遍对此不感兴趣。肖特豪斯太太应该去干活，而不是在这些地方逗留或是站在那里跟病人谈天说地。博勒姆小姐平常对其他工作人员的要求严苛得过分，却没有丝毫要严格管束肖特豪斯太太的意向。谁都知道，要找到较为合格的内部清洁工很难，但一个内行的行政管理者总有办法找到。优柔寡断解决不了问题。但想让巴古雷去说肖特豪斯太太的坏话是不可能的，而博勒姆也绝对不会批评巴古雷。这个可怜的女人也许爱上了他。幸好巴古雷并不会采取果断的态度，只会穿着那件特长的白大褂，像个二流的牙科医生那样在诊所里转悠。说实话，他完全不知道什么是咨询门诊医师应有的尊严。
走廊上有穿着靴子走动的声音。这大概是巴古雷的病号老蒂皮特，一个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九年来，他每周五晚上都到艺术疗法部来做木雕。一想到蒂皮特，斯坦纳医生就气不打一处来。这个人根本就不适合到斯蒂恩诊所来治疗。斯坦纳先生觉得，如果他好到可以出院了，就应该让他转去一家日间医院，或者去县议会的庇护工坊。正是蒂皮特这样的病人让诊所的名声变得莫名其妙，掩盖了它以分析为主的心理治疗中心这个实际功能。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斯坦纳精挑细选的一个病人撞见蒂皮特在诊所里四处转悠，使斯坦纳感到很尴尬。蒂皮特一个人在外不安全，他总有一天会出事，这样一来，巴古雷就有麻烦了。
正当斯坦纳医生幸灾乐祸地幻想这位同事可能会有麻烦了的时候，前大门的门铃响了。真是的，响得多不是时候！这一次显然是医院的某个司机在呼叫病人。肖特豪斯太太走到前门，很快就把他们打发走了。她那怪异的尖叫充斥了满走廊。“再见啦，伙计们。下周见。如果你那时候还没好的话。”
斯坦纳医生面部肌肉抽搐着闭上了眼睛。但他的病人似乎没听见外面的声音，正兴致勃勃地大谈他自己的事，这是他最大的嗜好。实际上，在过去的二十分钟内，伯奇先生的大声抱怨就没有停止过。
“我不想假装自己是个很好相处的人。我不是，我是个很复杂的恶棍。这是我的前妻西达和西尔维娅永远无法理解的。当然，其根源是很深的。你还记得我们6月的那次治疗吗？我觉得自己当时说出了一些很根本的问题。”
斯坦纳医生记不清伯奇先生所说的那次治疗，而且对它也不感兴趣。但伯奇先生的那些“根本问题”倒是很接近表象，随时都可能暴露。一阵莫名其妙的平静降临了。斯坦纳医生在自己的记事簿上饶有兴致地胡乱涂画，而后还把它倒过来端详，对自己涂鸦的兴趣甚至超过了对自己病人的关心。突然，他意识到外面传来某种声音，起初很微弱，继而逐渐增强。一个女人在发疯般地不住尖叫，那叫声犹如野兽的号叫，令人毛骨悚然。斯坦纳医生觉得很不愉快。他天生胆小而敏感。虽然这份工作常常使他需要面对一些他人的情感上的危机，但他本人更善于规避它们，而不是自如地应付。他因恐惧而恼火，从座椅上跳起来大声说：“天哪！真是太糟了！博勒姆小姐干什么去了？这地方难道就没有人管事了？”
“怎么了？”伯奇先生就像玩具盒中的小人般翻身坐起来，用比平时低半度的声音问道。
“没事，没事。有个女人疯了，仅此而已。待着别动，我马上回来。”斯坦纳叮嘱他说。
伯奇先生又躺下了，眼睛和耳朵却都在关注诊室的门。斯坦纳医生来到了大厅。
突然，在场的几个人一齐转过身来看着他。年轻的打字员珍妮·普里迪紧紧抓住那个叫彼得·内格尔的保安。后者显得很茫然，尴尬而同情地拍着她的肩膀。肖特豪斯太太也在场。那女孩的尖叫慢慢地变成了抽泣，但她仍然浑身发抖，面色如土。
“怎么回事？”斯坦纳医生厉声问道，“她怎么了？”
还没等有人答话，电惊厥诊治疗室那扇门就打开了。巴古雷医生走出诊室，跟在他后面的是安布罗斯护士长和麻醉师玛丽·英格拉姆医生。大厅里好像瞬间挤满了人。“镇静下来，这才是好姑娘。”巴古雷医生语气温和地说，“我们可是在办诊所。”他转身面对彼得·内格尔低声问道：“究竟怎么回事啊？”
内格尔刚准备开口，珍妮小姐突然恢复了自控。她摆脱彼得，转身对巴古雷医生非常清晰地说：“是博勒姆小姐。她死了，有人杀了她。她在地下室的病历档案室里被谋杀了。是我发现的。伊妮德·博勒姆被人给杀了！”
她紧紧抓住内格尔，又哭了起来，但是声音小多了，无助的颤抖也止住了。巴古雷医生对内格尔说：“带她去诊疗室，让她躺下，最好给她喝点儿什么。这是钥匙。我很快就回来。”
他朝地下室的楼梯走去，其他人乱哄哄地跟在他后面，把那个姑娘丢给了内格尔照看。斯蒂恩诊所地下室里照明很好，房间都被诊所加以利用了。像大多数精神病诊所一样，诊所的空间总是不够用。在地下室，除了锅炉房、电话设备室和保安宿舍，还有艺术疗法部和病历档案室，以及房子前部的一间麦角酸病人治疗室。这群人走到楼梯底层时，麦角酸治疗室的门打开了，博勒姆小姐的堂妹玛丽安·博勒姆护士向外面瞧了一眼——在房间阴暗背景的衬托下，穿着白色工作服的她就像个虚无的幽灵。她那温和、困惑的声音沿着过道传进他们的耳朵里：“出什么事了？几分钟前我似乎听见了谁在尖叫。”
安布罗斯护士长以唐突的权威口吻说：“没什么大事，护士。回去看护你的病人。”
白色身影消失了，门也随之关上了。安布罗斯护士长转身对肖特豪斯太太说：“肖特豪斯太太，这儿没你什么事了，请你到上面去。珍妮小姐也许要喝点茶什么的。”
肖特豪斯太太嘴里不满地咕哝着，不过还是知趣地走了。三位医生领着护士长继续前行。
病历档案室在他们右侧，位于保安休息室和艺术疗法部之间。档案室的门半开着，里面还亮着灯。
斯坦纳医生一反常态，关注起细枝末节来，竟注意到钥匙还插在锁孔里。四下里没有任何其他人。几乎与天花板同高的钢架子上密密麻麻地摆放着一排排牛皮纸文件夹。那些架子的摆放与门呈直角，形成了几条狭窄的通道，每个通道上方都有一盏日光灯。四扇窗户位置很高，都装有铁栏杆，而且或多或少都被架子挡住。这个小房间里空气不流通，很少有人光顾，几乎无人打扫。这几个人走进第一条通道，然后左拐进入一个没有窗户、没有架子，只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的空间。在这里可以对档案进行分类上架，或者方便人们在不拿走档案的情况下摘抄其中一些信息。这里一片狼藉，那把椅子侧翻着，病历散落了一地。有的病历封面被撕开，几页内页也被撕毁了，有些被塞在架子隔板与下层病历的缝隙中。这些缝隙显得太狭窄，根本无法支撑这些纸张的重量。在这片混乱中，伊妮德·博勒姆躺着的尸体就像《哈姆雷特》中体态丰盈的奥菲利娅，很不协调地漂浮在纸张形成的波浪中。她的胸前有个沉重、奇特的木雕。她双手交叉抱着木雕的底座，这使得她看起来像是在模仿某种母性形象，非常可怕。
毋庸置疑，她已经死了。斯坦纳医生尽管感到恐惧和恶心，但还不至于影响他做出最终的诊断。他看着那个木雕大声说：“蒂皮特！这是他崇拜的雕像！是他引以为傲的木雕。他在哪儿？巴古雷，他是你的病人！这件事最好由你来处理！”
他神情紧张地四下张望，仿佛在期待蒂皮特突然出现，如同暴力化身般举起手臂准备袭击人。
巴古雷医生跪在尸体旁，平静地说：“蒂皮特今晚没来。”
“可是他每周五都会来的！这是他的雕像！这是他的凶器！”斯坦纳医生大声指责这无知的辩驳。
巴古雷医生用拇指轻轻地翻开博勒姆小姐的左眼皮，头也没抬就说：“今天上午，我们接到了圣卢克医院的来电。蒂皮特因肺炎在那里住院了。我想那是周一开始的事。反正他今天晚上不在这儿。”他突然惊叹了一声。两个女人弯下腰，更近距离地观察那具尸体。无法参与这种调查的斯坦纳医生听见巴古雷说：“她还被人捅了，看来是在心脏部位，被一把黑柄凿子捅的。这不是内格尔的吗，护士长？”一阵短暂的沉默之后，斯坦纳医生听见安布罗斯护士长说：“看起来很像，医生。他的工具都是黑柄的。他通常将这些工具放在保安休息室里。”接着，她很谨慎地补充说，“这些工具谁都能拿得到。”
“看来似乎有人拿到了。”说着，巴古雷慢慢站起来。他的眼睛依然看着那具尸体，“护士长，给门口的保安卡利打个电话，好吗？别吓着他，但是要告诉他，不准任何人进出这幢大楼，包括病人。然后给埃瑟里奇医生打个电话，叫他下来。我想他这会儿应该在自己的诊室。”
“我们报警吗？”英格拉姆医生紧张地问道。她那张安哥拉兔般荒诞的粉色脸颊此刻更红了。即使在这个非常戏剧化的场面，人们也不关注英格拉姆医生是否在场。巴古雷医生面无表情地看着她，好像暂时忘却了她的存在。
“我们先等医务主任来。”他说。
安布罗斯护士长离开时，浆洗的工作服发出一阵沙沙的声响。离得最近的电话就在病历档案室门外，但被几层纸板隔开了，为的是阻隔所有外界的噪声。斯坦纳医生竖起耳朵，但没听见护士长拿起话筒的声音，更没听见她低低的说话声。他强迫自己又看了一眼博勒姆小姐的尸体。他觉得博勒姆生前相貌平平，毫无魅力，现在看来还死得尊严尽失。她躺在那里，膝部弯曲，向外张开，粉红色的羊毛内裤清晰可见，显得比浑身赤裸还不雅观。她那张肥胖的圆脸十分平静，两条粗辫子盘在宽宽的额头上，一点也不散乱，那古板的发型也没有任何松散的迹象。这使斯坦纳浮想联翩，觉得那两条毫无生气的大辫子会散发出某种奇妙的分泌物，使它们永远稳当地盘在她那平静的额头上。看见她死得如此毫无防备、毫无尊严，他有心同情她，也曾感到很害怕，不过他真正意识到的只有厌恶。对于这种荒谬、可怕、可憎的场面，他不可能产生同情心。他脑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了一个恶心的词——淫秽。他感到一股莫名其妙的冲动，想把她的裙子往下拉一拉，想把她那张浮肿、可怜的脸遮一遮，想把从她鼻子上滑落、斜挂在左耳上的那副眼镜替她戴好。她半睁着眼睛，噘着小嘴，好像正对这种毫无尊严、毫无价值的结果表示出不满。斯坦纳医生对这副样子并不陌生。博勒姆小姐活着的时候他就看见过。他心想：“她看起来就像在审查我的差旅费报销单。”
突然，他觉得自己不禁想偷笑，笑意已膨胀到难以控制的地步。他意识到这种可怕的冲动是精神紧张和受到惊吓所导致的，但是理解无助于控制情绪。他感到无能为力，转身背对着同事们，想尽快镇静下来，于是紧紧抓住档案架的边框，把额头抵在冰凉的金属上，陈年病历呛人的霉味直冲他的口鼻。
他没有意识到安布罗斯护士长已经返回，但突然听见她说：“埃瑟里奇医生马上就到。卡利在大门口，我告诉他不要让任何人离开。斯坦纳医生，你的病人正在胡搅蛮缠。”
“或许我回他那儿去比较好。”而当需要做出决定的时候，斯坦纳医生恢复了自控。他觉得和其他人一起等医务主任的到来更重要。他不能错过一些重要的话和重要的事，因此等待才是比较明智的做法。但他也不愿意和尸体待在一起。档案室就像一间手术室，虽然灯火通明，却幽闭、恐怖，而且异常闷热，使他觉得自己像掉进陷阱的野兽。堆满病历档案的沉重架子似乎压在了他身上，迫使他的目光一次又一次落在纸棺材上那具残破的尸体上。
“我要待在这儿，”他做出决定，“伯奇先生也必须像其他人一样等着。”
他们站在那里，谁也没有说话。斯坦纳医生发现安布罗斯护士长除了面色苍白似乎无动于衷。她一本正经地平静站着，双手放在围裙前面，轻轻握在一起。在将近四十年的护士生涯中，她肯定曾无数次地这样站在病人床前，静默无语，毕恭毕敬，等候医生的吩咐。巴古雷医生拿出雪茄，对着烟盒看了看，好像因为烟盒出现在自己手里而感到奇怪，随后又把它放回了自己的口袋。英格拉姆医生似乎在悄悄地流泪。斯坦纳医生觉得自己听见了她的喃喃细语：“可怜的女人，可怜的女人啊！”
很快，他们就听见了脚步声，医务主任出现在他们面前，身后跟着资深高级心理学家弗里德里卡·萨克森。埃瑟里奇医生跪到了尸体旁。他没有去碰尸体，可是离它的脸很近，似乎想去亲亲死者。萨克森小姐很快地瞟了巴古雷医生一眼，两人的目光本能地相遇，然后又很快地分开了。这一切都没能逃过斯坦纳医生犀利的小眼睛。
“出了什么事？”她小声说，“她死了？”
“是的。显然是被谋杀的。”巴古雷语气平淡地说。萨克森小姐突然打了个手势。在难以置信的一瞬间，斯坦纳医生闪过了她要在胸前画十字的念头。
“谁干的？不是可怜的老蒂皮特吧？这是他的雕像，肯定没错。”
“是的，但是他不在这里。他得了肺炎，住在圣卢克医院。”
“哦，上帝呀！那是谁呢？”这时候，她走到离巴古雷医生比较近的地方。他们都没有再移动。埃瑟里奇医生从地上爬起来。
“你说得对，当然。她死了，显然是先被打昏，然后心脏部位被捅。我上去打电话报警，并且把消息告诉其他工作人员。我们最好让大家待在一起。我们三个得把整幢楼搜一下。当然任何东西都不能碰。”
斯坦纳医生不敢直视巴古雷医生的眼睛，但他一直觉得让埃瑟里奇医生扮演沉着、有权威的行政管理者显得有点怪，而且他觉得巴古雷医生也有同感。
突然，他们听见了一阵脚步声。高级心理学社会工作者露丝·凯特尔小姐从档案架后走了出来，眯起近视眼仔细地看着他们。
“啊，你来了，主任，”凯特尔小姐上气不接下气地拖长声音说（斯坦纳医生心想，工作人员中只有她这样称呼埃瑟里奇医生。天知道为什么她要这么叫，这种称呼让人觉得这地方是家自然疗法诊所），“卡利告诉我说您在地下室。您不忙吧？我很难过，我不想添麻烦，不过这也太糟糕了！博勒姆小姐给我在星期一上午10点预约了一个病人。我刚刚才在记事本上看到这个预约。当然，她事先没有咨询我的意见。她知道我当天10点要去看莫里卡夫妇的。恐怕她是故意的。您知道，主任，真该有人对博勒姆小姐做点什么了。”
巴古雷医生站到一旁冷冷地说：“已经有人做了。”
在广场的另一端，刑事调查局的亚当·达格利什警司正在参加一场秋季雪利酒招待会。主办方是他的出版商。最近适逢他的第一部诗集第三次印刷。他没有高估自己的才华，也没有误判这本诗集的潜力。那些诗反映了他超然、讽刺，以及从根本上来说焦虑不安的精神状况，因而正好抓住了公众的情绪。他认为其中有五六首连他自己也不喜欢。同时，他发现自己被冲刷到一片陌生的浅滩上，在那里，代理人、版税和评论都是诱人的危险。还有这场招待会，他曾认为这种招待会毫无乐趣可言，只是一种折磨，不过这场却让他乐在其中。赫恩和伊林沃思两位先生不可能拿出劣质的雪利酒，就像他们不可能推出劣质的作品一样。达格利什估计他的出版商从他的作品中所获的利润在招待会的头十分钟就被喝下肚了。老休伯特·伊林沃思勋爵只在招待会上露了个面，跟达格利什敷衍地握了握手，而后就慢吞吞地走了，嘴里还低声嘟囔着什么，仿佛因为公司名单上多了一位作者，他和出版商更加不满足于既定的成功了似的。在他看来，所有的作者都是早熟的孩子，既要予以容忍，也要予以鼓励，不要过于激动，以免他们在上床睡觉之前像小孩那样哭哭啼啼的。
除了休伯特勋爵短暂的露面，招待会没有多少令人愉悦的场面。来宾中几乎没人知道达格利什是侦探，而且也不是所有人都希望他谈论自己的工作。当然有人会不可避免地认为一个抓捕凶手的人写诗很奇怪，不过他们说这些话时还是知道分寸的。可以推测，无论在如何处置凶手上意见多么不同，他们还是希望把凶手抓住的。但是他们对抓捕行动实施者的态度则表现出了典型的矛盾心理。达格利什对他们这种态度已习以为常，而且不觉得讨厌。使他反感的是，很多人认为作为谋杀团伙的成员挺有意思。但是，假如有人有神秘的好奇心，在这样的招待会上做出愚蠢的行为，也肯定会有另外一些令人愉悦的人说出一些令人愉悦的话。一个作家，无论表面上对自己的才华持多么超然的态度，都不会拒绝接受微妙、公正、肯定的赞扬。达格利什怀疑那几个赞扬他的人连他的诗作都没读过，一些人甚至连买都没买。他让自己尽量不要怀疑的同时，发现自己有点自鸣得意，而且很诚实地承认了其中的原因。
第一个小时还比较热闹，可是19点一过，他就发现自己端着杯子，独自一人站在詹姆斯·怀亚特那华丽的壁炉架旁边。壁炉中，几根小木柴在燃烧，给房间带来了淡淡的乡间气息。他原本被一群人环绕，现在却发现自己突然成了孤家寡人，周围的声音越来越小，摩肩接踵的人们似乎已经退去，变得越来越遥远，越来越神秘，就像演员站在远处某个舞台上。这些感受令人费解。达格利什后脑勺靠在壁炉上，品味着这属于他的片刻时光，欣赏着这间房间的优雅比例。突然，他看见了黛博拉·里斯科。她肯定是悄悄地进来的。他很想知道她来了多久。他那发散式的平静和快感转瞬之间变成了喜悦，就像恋爱中的男孩首次约会时那样，既有渴望，也有痛苦。她一眼就看见了他，于是端着杯子慢慢地穿过房间朝他走来。
她的出现完全出乎达格利什的意料，他没有自欺欺人，知道她完全不是因为他才来的。自从他们上次见面之后，这似乎已不大可能了。
他说：“很高兴在这里见到你。”
“反正我也要来，”她回答说，“其实我就在这里工作。母亲死后，费里克斯·赫恩给我找了这份工作。我还是能派点用场的。我是个普通勤杂工，也干点速记、打字什么的。我在学习一门课程。”
他微微一笑：“你说得这像是种治疗似的。”
“呃，某种意义上，的确是。”
他没有假装听不懂。两个人都沉默了。达格利什知道，只要提起将近三年前导致他们第一次相遇的事，他就有一种病态的敏感。哪怕稍微提起，他也无法忍受。大约半年前，他在报上看到了黛博拉母亲去世的消息，却无法给她发个信息或者说两句安慰话，因为这似乎也不妥当。不管怎么说，他对黛博拉母亲的死也负有责任。直到现在，那也难以轻松提起。他们谈到了他的诗歌和她的工作。他与她进行着这种随意、轻松的闲聊，心想如果约她吃个饭，不知她会不会答应。如果她不直截了当当场拒绝——她也许会——对他来说可能就是交往的开始。他不能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只是想和一位漂亮的女士愉快地进一次餐。达格利什不知道她对自己的看法，不过自从他们上次见面之后，他就知道自己已经接近了恋爱的边缘。如果她接受邀请——无论是今天或者任何一个晚上——他的孤独生活就会受到威胁。这毋庸置疑，而他不禁因此害怕起来。自从妻子死于分娩之后，为了摆脱痛苦，他就小心翼翼地把自己孤立起来，不去触碰那痛处。性生活对他而言变得不过是一种技巧训练，风流韵事只是情感上的孔雀舞，正式而循规蹈矩，但又无须任何承诺。当然，她是不会接受的。达格利什绝对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她对自己感兴趣。正是因为确信这一点，他才能信心满满地自由遐想。但他也想试试自己的运气。在交谈过程中，他反复琢磨着这样的词句，这么多年之后，他冷漠但饶有兴致地发现自己身上竟仍存在着小青年般的不确定性。
有人在他肩膀上轻轻地拍了一下，使他吓了一跳。原来是会长的秘书来通知他有电话找他：“是苏格兰场的来电，达格利什先生。”她说话时很好地抑制了自己的好奇，好像赫恩和伊林沃思的作者总是接到苏格兰场的来电似的。
他对黛博拉·里斯科微笑着说了声“失陪”。她无奈地轻轻耸了耸肩。
“我一会儿就回来。”他说。不过他从交谈的人群中慢慢穿过时，就知道自己不会再回来了。
电话在会议室隔壁的小办公室里。室内的椅子上满是手稿、卷起的长条校样和积满灰尘的卷宗，他不得不小心地从空隙间穿过去接电话。赫恩和伊林沃思营造了一个老式的悠闲氛围以及杂乱无章的环境，掩盖了有时会使他们的作者感到不适的高效和对细节的关注。
电话中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是你吗，达格利什？招待会怎么样？好，很抱歉打扰你的雅兴，不过如果你顺便过来一下，我将不胜感激。斯蒂恩诊所，31号。你知道这地方，就是那家专治上流社会人士的精神疾病的医院。好像是他们的秘书或者行政管理人员什么的被人杀了。犯罪现场在地下室，受害人头部遭到重击，然后心脏被刺，手法很专业。伙计们都在往那里赶。当然啦，我会把马丁派给你。他会把你的东西带过去的。”
“谢谢你，长官。是什么时候接到报案的？”
“三分钟前。是医务主任打来的。他做了简明的陈述，说每个人都有在推定死亡时间内的不在场证据，并解释了诊所里病人不可能作案的理由。后来说话的是一个姓斯坦纳的医生。他说我们大约五年前见过，是在他已故大舅子的宴会上。斯坦纳医生向我解释说，这不可能是他干的，还专门告诉了我他对凶手心理状况的解释。他们都读过非常优秀的侦探小说，所以没有人动过尸体。他们已禁止任何人进出诊所，诊所内所有人员都集中在一个房间以便相互监督。你最好赶紧过去，达格利什，否则不等你赶过去，他们就要动手解决问题了。”
“医务主任是谁？”达格利什问道。
“亨利·埃瑟里奇医生。你肯定在电视上见过他。他是官方的心理治疗专家，致力于让这个职业受人尊敬。他相貌非凡，为人非常传统，也非常认真。”
“我在法庭上见过他。”达格利什说。
“当然。他在劳特莱奇案件中出过庭吧？他说得我真拿出手绢儿擦眼泪了。我比大多数人都了解劳特莱奇。很自然，如果能找到的话，任何辩护委员会都会选择邀请埃瑟里奇。你知道他们的哭诉：给我找一个值得尊敬的心理治疗医生，讲英语，而且不会让陪审团感到惊讶，也不会使法官觉得反感。回答：埃瑟里奇。就这样吧，祝你好运！”
局长很乐观，认为他的信息可能会干扰这场招待会。可是招待会已经到了任何独自赴宴的客人离去都不会引起人们注意的阶段。达格利什向主办方表示谢意，向看见他的几个人挥手告别，几乎无人察觉地离开了大楼。他没有看见黛博拉·里斯科，也没有去找她。他已经在思考即将开始的工作了，而且觉得自己得救了，至少，他离开了别人的冷落，说得重一点，就是离开了愚蠢。这不过是一场短暂、撩人、毫无结果，而且令人心绪不宁的聚会，好在它已经成为过去。
达格利什穿过广场，来到斯蒂恩诊所，走进那幢乔治时期的楼房，回想起了他所接触过的关于此地的几件事。有一句俏皮话说，你必须神志特别正常，才能接受斯蒂恩诊所的治疗。这个诊所当然很有名气，不过达格利什认为这也许是徒有虚名。在选择病人的时候，它更多地关注他们的才智和社会阶层，而不是他们的精神状态。它有一套只有心理检查的狂热者才不会被吓退的诊断程序，然后再把他们置于长长的候诊名单末尾，以确保病人在接受首次实际心理治疗之前，时间这剂良药已经发挥了它最大的疗效。达格利什记得，斯蒂恩诊所有一幅莫迪利安尼的作品，虽不是一幅名画，也不是那位画家的代表作，但有一点毋庸置疑：那是一幅莫迪利安尼的真迹。它悬挂在二楼会议室内，是一位病人赠送的谢礼，代表了诊所在公众眼中的形象。其他国家卫生服务机构的墙上挂的都是红十字会绘画图书馆的复制品。斯蒂恩诊所的工作人员毫不掩饰地说，纵使是二流的原创作品，也比一流的复制品更配他们诊所。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确实弄到了一张二流的原作。
这幢楼是乔治亚风格的联排房，坐落在广场南端一角，舒适、低调且非常宜人。它的背面有一条狭窄的通道，可以直通林肯广场的皇家马厩。它有一间带护栏的地下室。一座宽阔的阶梯直通正门，两旁的护栏呈弯曲状向大门延伸，阶梯上还有两根铸铁的灯柱。在大门右侧有块并不起眼的黄铜牌，上面刻着该诊所所属医院管理委员会的名称，下面是“斯蒂恩诊所”几个大字。铜牌上没有其他任何信息。斯蒂恩诊所没有向世俗宣传过它的疗效，也不希望招惹大批当地的精神病患者上门求医问诊。诊所外停着四辆车，但还没看见警察。这幢房子显得非常安静。它的大门紧闭，上方优雅的亚当式扇形窗和一楼拉起的窗帘缝中都透出了灯光。
达格利什按门铃的手指还没放下，门就打开了。他们一直在等他。一个身穿保安服、身材结实的年轻人打开大门，一言不发就让他进来了。大厅里亮着灯，温暖的灯光驱散了秋夜的寒气。大门左侧是一间有玻璃挡板的小接待处，里面有一台电话交换机。另一名保安年纪大得多，坐在电话交换机面板前，显得垂头丧气。他扭头用湿润的眼睛瞥了达格利什一眼，然后转过头继续专注地盯着工作面板，仿佛警司的到来给这令人无法承受的重担添加了最后一根稻草。如果没有这个担子，他就解脱了。在大厅的主要部位，接待委员会成员走上前来，医务主任伸出手，像是在欢迎客人。“是达格利什警司吗？见到您很高兴。请允许我介绍我的同事，詹姆斯·巴古雷医生和医管会秘书劳德先生。”
“先生，您来得很快呀。”达格利什对集团秘书劳德说。
劳德当即回答：“我两分钟前赶到后才听说出了谋杀案。今天午饭时，博勒姆小姐打电话说急于见我。她说所里出了事，她需要有人给她出主意。我尽快赶了过来，发现她已经遇害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更有理由决定留下来。看来她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需要多大的帮助。”
“无论如何，你恐怕来得太晚了。”埃瑟里奇医生说。
达格利什发现他比电视中看起来矮了许多。他的脑袋很大，额头很宽，头上像婴儿般又细又软的白发秃成了一道“光环”。他的躯体已自然老化，难以支撑那颗很重的脑袋。虽然很难猜测他的年龄，但达格利什觉得他肯定不止六十五岁，而是接近七十岁，到了医生正常退休的年龄了。他脸上气色很好，面颊红润，像油彩画上去似的，湛蓝的眼睛上方是两道扬起的眉毛，俨然一副不可摧毁的侏儒形象。达格利什认为他那两道具有穿透力的目光和那副柔软而有说服力的声音显然不是一个医生的行医资本。
相比之下，詹姆斯·巴古雷医生身高六英尺，与达格利什不相上下。他给人的直接印象是有种强烈的倦怠。他那件白大褂松松垮垮地耷拉在弯弯的肩头。他虽然比较年轻，却缺乏医务主任那股勃勃生机。他笔直的头发已经开始变成灰色，时不时就需要他用他那被尼古丁熏黄的手指将它们从眼前拨开。他的相貌英俊，面庞骨感，但皮肤缺少光泽，眼睛也不明亮，好像永远是那么疲惫。
医务主任说：“您肯定想马上去看看尸体。如果您不反对，我想让我们年轻的保安彼得·内格尔一起下去。他的凿子是凶器之一。我不是说这个可怜的家伙可能能帮上多少忙，但您肯定有问题要问他。”
“到时候我每个人都要问。”达格利什回答说。
医务主任显然大权在握。巴古雷医生虽然没有说话，却似乎很乐意接受这样的角色。劳德显然已经决定采取暂时观望的态度。在大家朝大厅后的地下室楼梯走去时，达格利什扫了一眼劳德。他很难仅凭这短暂的一瞥做出分析，但他认为自己看见了一道有趣的目光和某种被扭曲的超然。
达格利什在尸体旁跪下，其他人则在一旁静静地站着。他没有触及那具尸体，只是把没有扣扣子的羊毛衫和衬衫拨开，露出凿子。凿子扎得很深，只露出了凿柄。尸体上几乎没有组织挫伤的痕迹，也没有血迹。她的背心被卷到胸部上方，露出了被那把邪恶的凿子蓄意扎进的部位。如此蓄谋的行动表明，凶手对解剖学知识非常了解。比用利器扎进心脏更简便的杀人方法有不少，但对于了解人体解剖并且有力气的人来说，还没有比这更能切实杀死对手的办法。
他站起身，转身问彼得·内格尔：“这凿子是你的吗？”
“显然。它像是我的，而且我的凿子不在箱子里。”
尽管他没有像人们通常那样称他为长官，但从他那受过教育的沉稳声音中听不出丝毫的傲慢或怨恨。达格利什问道：“你知道它怎么会到这儿来的吗？”
“一点儿都不知道。不过即使知道，我也不大可能说出来，是吧？”
医务主任皱起眉头，迅速扫了内格尔一眼，像是告诫或规劝，抬手在保安的肩上轻轻地拍了一下。他没有与达格利什商量，轻声说道：“暂时到此为止吧，内格尔。你到外面去等着，好吗？”
保安不发一言，悄然走开了。达格利什也没有提出异议。
“可怜的家伙！凶手用他的凿子作案，当然吓到了他。凶手似乎想把他卷进来，真令人不快。可是警司，您会发现，在推定的死亡时间内，工作人员中只有少数人可以证明自己不在犯罪现场，他就是其中一个。”达格利什没有指出这种说法本身就很值得怀疑。
“对于死亡时间，您是否进行过估计？”达格利什问道。
埃瑟里奇医生回答说：“我想它肯定刚发生不久。巴古雷医生也这么看。我们刚开始中央供暖，所以今天诊所里很暖和，尸体也冷却得比较慢。我没有精确计算过。当然了，对这种事，我基本上是个外行。后来我得知，她的死亡时间肯定在一小时之内。我们在等您的时候难免进行了议论。安布罗斯护士长好像是最后一个见到活着的博勒姆小姐的，当时是晚上6点20分。我们的老保安卡利跟我说，博勒姆小姐在晚上6点15分用内部电话联系过他，说她要到地下室去，如果劳德来了，就叫他直接到办公室去。根据安布罗斯护士长的判断，几分钟之后，她从一楼的夜间门诊治疗室走了出来，穿过大厅，来到了病人候诊室，告诉一个男人说他可以带妻子回家了。她看见博勒姆穿过大厅，走向通往地下室的楼梯。此后再也没有人见过活着的她。”
“不包括那个杀害他的人。”达格利什说。
埃瑟里奇露出惊讶的表情。
“是的，当然。我的意思是说，我们都没有再看见过活着的她。关于时间问题，我问过安布罗斯护士长，她说得很肯定……”
“我会见见安布罗斯护士长和另一个保安的。”
“那当然。每个人您都会见，这很自然，我们都想到了。在等待的时候，我们都给家里打过电话，说今天晚上可能有事耽搁，不过都没有解释是什么事。我们在大楼里进行了搜索，确认地下室的门和一楼的后门都是上了闩的。当然，这里的一切都没有人动过。我把所有工作人员都集中安排在前诊室里，只有安布罗斯护士长和玛丽安护士与候诊病人在一起。我们只让劳德和您进来了。”
“你好像想得很周到，医生。”说着，达格利什站起身，俯视着那具尸体。
“是谁发现她的？”他问道。
“是我们的一个医务秘书，叫珍妮·普里迪。那个老保安卡利今天老说肚子疼，珍妮小姐就去找博勒姆小姐，问她可不可以让他早点儿回家。珍妮小姐心里很烦，但她还是告诉我说——”
“我想最好还是让她直接跟我说。这扇门一直是锁着的吗？”
他的问话彬彬有礼，却感到他们为之一惊。医务主任回答时语气没有丝毫变化：“一般都是。钥匙挂在地下室保安值班室的一块板子上，和诊所的其他钥匙挂在一起。那把凿子也存放在那里。”
“这座雕像呢？”
“是从地下室过道另一头的艺术疗法室拿来的。它是我们的一名病人雕刻的。”
还是医务主任在回答。到现在还没有说过一句话的巴古雷医生突然说：“她是被人用这座雕像打晕后，再用凿子扎进心脏的，这个人很内行，要么就见鬼地很走运。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可疑的是，为什么病历撒得到处都是？她是躺在这些病历档案上的，而它们肯定在她遭到杀害之前就撒了一地。”
“也许是一场搏斗的结果。”埃瑟里奇医生提出自己的看法。
“看样子不像。这些档案是从架子上抽出来的，而且被故意丢得到处都是。这么做肯定有原因。这桩谋杀案中看不出任何冲动的迹象。”
这时候，刚才还站在门外的彼得·内格尔走了进来。
“大门口有人按门铃，长官。会不会是其他警察来了？”
达格利什注意到，病历档案室的隔音很好。前门的铃声很响，他却没有听见。
“好的，”达格利什说，“我们这就上去。”
他们一起朝楼梯走去，这时埃瑟里奇医生说：“警司，不知道您能不能去见见那些病人？还有两名病人在这里：一名是我同事斯坦纳医生的男性精神病患者，另一名是在地下室前诊疗室接受麦角酸治疗的女性病人。巴古雷医生可以跟您解释这种治疗方法，她是他的病人。不过您可以放心，二十分钟之前，她还无法离开自己的病床，当然对这起谋杀案也一无所知。这些病人在治疗过程中会变得稀里糊涂。玛丽安·博勒姆护士整个晚上都和她在一起。”
“玛丽安·博勒姆护士？她是死者的亲戚吗？”
“她的堂妹。”巴古雷医生的回答很简洁。
“医生，你那位稀里糊涂的病人会不会知道，在治疗过程中，玛丽安护士有没有把她一个人留下？”
巴古雷医生不假思索地回答说：“玛丽安护士不会离开她的。”
他们一起走上楼梯的时候，听见大厅里的人在低声耳语。
大门的门铃声给斯蒂恩诊所带来的是与它毫不相干的装备和技能。勘查暴力死亡案件的专家按部就班、悄然有序地开始了工作。达格利什领着警方的外科医生和摄影师走进了病历档案室。指纹专家是个两腮滚圆的矮胖子，一双纤细的小手仔细专注地检查了门把手、门锁、工具箱以及蒂皮特的雕像。那些便衣警察和电视上演的一样让人紧张。他们有条不紊地检查着诊所的每一个房间和每一口橱柜，以证实没有人擅自到过这里。一楼和地下室的后门都是从里面反锁的。他们匆匆将候诊室里的一些安乐椅搬进一楼前部的诊室，诊所工作人员被集中到那里，没有参与调查活动。他们觉得自己所熟悉的领地被陌生人占领，他们被司法机器扣押了，天知道将会遇到怎样的尴尬和不幸。这群人中，只有那位集团秘书显得镇定自若。他在大厅里俨然成了一个监督者，耐心地独自坐着，等警方找他谈话。
达格利什决定用一下博勒姆小姐的办公室。一楼前部有间较大的总务处办公室，后部则是夜间门诊治疗室，行政主管的小办公室就在它们之间。它对面的套房被隔成两间诊疗室和一间病人候诊室，而办公室本身也是从一个大房间隔出来的，根本不成比例。由于层高的原因，它显得太窄。房间里没有多少陈设，除了文件柜上大花钵里的菊花，看不出任何有个人品位的东西。一口老式保险柜紧靠着一面墙，另一面墙前面则摆着一排绿色金属文件柜。办公桌并不气派，桌上只有办公台历、记事簿和一沓牛皮纸文件夹。达格利什看了看文件夹，说：“奇怪了。这些显然是人员档案，全是女性的，却没有她自己的。我想知道她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干什么。”
“也许是在查人员年度休假资格，或者类似的事情。”马丁警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我觉得有可能。可为什么只看女性的呢？哦，这暂时不太重要。我们还是看看记事簿吧。”
博勒姆小姐显然是个不愿意相信记忆的管理人员。记事簿最上面那页的开头是日期，下面有不少记录，字体向一边倾斜，像孩子的笔迹。
医疗委员会——主任发言，重提青少年治疗科事宜；
内格尔发言——卡林斯基小姐房间的吊窗绳断了；
肖特豪斯太太——？请假。
这些记录至少是无须解释的，可是下面的字迹显然是匆忙中写就的，不太看得懂。
女人。这儿八年。1号（星期一）到。
达格利什说：“这些好像是电话记录。当然，可能是私人电话，跟诊所没有什么关系。可能是医生想跟踪了解一个病人，或者是病人想要预约医生。显然是有什么事要发生，或者什么人要来，时间是第一个星期一，或者1号星期一。这段话可以有十来种解释，可是无论哪一种都与这桩杀人案没有关系。而且，有人近期打电话谈到了一个女人，博勒姆小姐显然是在查看除了她自己之外每个女性工作人员的档案。为什么？为了查八年前谁在这里？这些都不沾边啊。我们暂时先不去推测，还是实际一点，先见见这里的人。我想先见见那个发现尸体的打字员小姐。埃瑟里奇说她心烦意乱，希望现在已经平静了下来，否则我们就要在这儿等她到半夜了。”
不过，珍妮·普里迪异常平静。她显然喝了酒，除了有点悲伤，还表现出了难以抑制的激动。她面色红润，但因为哭过，脸还有点肿。她的眼睛闪闪发亮，显得很不自然。她没有因喝酒而显醉态，而且说话有条有理。这个晚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她都在一楼的总务处忙活，最后一次看见博勒姆是在17点45分左右，当时她进过行政主管办公室，准备去查询一位病人的预约时间。在她看来，博勒姆小姐没有什么异常。大约18点10分，她回到了总务处。这时候，彼得·内格尔也进来了。他身上穿了一件外套，是来拿外发邮件的。珍妮小姐在外发邮件登记簿上把最后几份信件做了登记，然后把信交给了他。在18点15分到18点20分之间，肖特豪斯太太进了办公室。肖特豪斯太太说她刚从博勒姆小姐的办公室过来，当时行政主管正在考虑年度休假人员的休假顺序。彼得·内格尔已经把信件拿走了。她和肖特豪斯太太在一起待了大约十分钟之后，他又回来了。接着，内格尔就去了地下室的保安房间，他要去把上衣挂起来，还要喂办公室的猫——蒂格尔。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她跟着他下去，帮他喂了猫，然后两个人一起回到总务处。大约19点，老保安卡利又说肚子疼。实际上，他已经疼了一天。由于卡利肚子疼，又不肯回家，珍妮小姐、博斯托克太太、另一位医务秘书以及彼得·内格尔都陆陆续续替他在电话交换台上代过班。当时，他终于愿意回家了，于是，珍妮小姐去了行政主管办公室，想问问博勒姆小姐可不可以让他提前下班。她发现博勒姆小姐不在办公室，于是就到一楼的护士值班室去找她。安布罗斯护士长说，大约三十分钟前，她看见行政主管穿过大厅，往地下室楼梯那边去了。病历档案室通常都是锁着的，可是这次，它的钥匙就插在锁上，而且门半开着，于是她就进去看了看。档案室里的灯亮着，她发现了尸体——说到这里，珍妮小姐的声音有点结巴——于是她立刻冲上楼梯喊人。她没有碰任何东西，不知道为什么病历档案被甩得到处都是，也不知道她是怎么知道博勒姆小姐已经死了的。博勒姆小姐看上去就像死了。她也说不上来自己为什么肯定这是一起谋杀。她觉得博勒姆小姐头上好像有一块瘀青，接着就看见了放在尸体上的那座蒂皮特的雕像。她怕蒂皮特就躲在档案架间，随时会向她扑过来。大家都说他不是个危险人物，至少除了斯坦纳医生，大家都这样认为。可是他曾经住过精神病院，而且毕竟没有十足的把握，确保他是绝对无害的，是不是？不，她不知道蒂皮特当时不在诊所。是彼得·内格尔接了医院的电话，准备告诉博勒姆小姐，可是他没有告诉珍妮小姐。她没有看见博勒姆胸口的那把凿子。是大家集中在屋前的候诊室，等警察到场的时候，埃瑟里奇对工作人员说了那把凿子的事，她才知道的。她认为大多数工作人员都知道彼得·内格尔把工具放在什么地方，而且知道用哪一把钥匙开病历档案室的门。钥匙就挂在第12号钩子上，比其他钥匙亮一些，不过上面没有贴标签。达格利什说：“我希望你仔细想想。你下去帮助内格尔先生喂那只猫的时候，以及你后来下去，发现博勒姆的时候，病历档案室的门是不是都半开着，里面的灯是不是都亮着？”
这个姑娘把一缕湿漉漉的金发向后一捋，突然厌倦地说：“我……我记不得了。你看，我又没有从那扇门旁边走过。我直接进了楼梯底层的保安房间。彼得在那里清洗蒂格尔的盘子。它上次的东西没有全被吃完，我们把残渣刮出来，在水池里洗干净盘子。我们没有到病历档案室那边去。”
“但是你下楼的时候可以看见那扇门。你有没有注意到那扇门是半开着的呢？那个房间不常有人去，对吧？”
“是的，但如果有人要找病历，就可以去。我是说，如果门是开着的，我也不会去看是谁在里面，或者做类似的事。我想，如果那扇门大开着，我可能会注意到，所以它应该不是大开的，不过我记不得了，说实话，我真记不得了。”
达格利什最后问到了博勒姆小姐。看来珍妮小姐是在诊所外面认识她的，珍妮的家人和博勒姆小姐去的是同一个教堂，而且博勒姆小姐曾经鼓励她来诊所工作。
“如果不是伊妮德·博勒姆，我是不会来干这份工作的。当然，在诊所里我从来不喊她伊妮德。她不会喜欢我那样叫她。”珍妮小姐的神态让人觉得她在诊所外也不怎么会使用伊妮德这个名字。她接着说：“我并不是说实际上是她靠关系聘用了我。我必须先接受劳德先生和埃瑟里奇医生的面试，但我知道她事先替我打过招呼。我的速记和打字技能很好，我很庆幸自己在大约两年前来了这里。我很少在诊所里见到伊妮德，但她对我一直很好，很关心我干得怎么样。她还要我去考医院管理学院的文凭，这样我就不需要一辈子做速记打字员了。”
达格利什觉得珍妮小姐对未来的抱负有点奇怪。这个女孩不像是个有抱负的人，到时候肯定会结婚嫁人。即使她不想当一辈子速记打字员，也几乎用不着那样的院校文凭，不管那是个多有用的文凭都一样。他有点为博勒姆小姐感到遗憾，她随便招个什么样的人，几乎都比珍妮小姐更不需保护。她漂亮、诚实、天真，可是他觉得她并不特别聪明。他必须提醒自己，她说过自己是二十二岁，而不是十七岁。她具有优美而成熟的体形，可是那瘦瘦的脸和那又长又直的头发使她看上去还像个孩子。
关于这位行政主管，她已经说不出更多的情报了。她没有注意到博勒姆小姐最近有什么变化，不知道行政主管叫劳德先生过来过，也不知道诊所里有什么可能让博勒姆小姐担心的事。在她看来，一切都和以前一样。就她所知，博勒姆小姐没有什么仇家，当然也不会有人要杀她。
“这么说，就你所知，她在这里很舒心了？我想知道她有没有提过要调动工作。精神病诊所肯定不是个容易管理的单位。”
“哦，的确不是！有时候，我不知道伊妮德是怎么撑下来的。不过我相信她绝对不会要求调动工作。肯定是有人让你产生了错误的印象。她绝对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她如果觉得有人想让她离开，就会寸步不让。诊所对她来说就是一种挑战。”
在关于博勒姆小姐的问题上，这大概是她说的最有启发性的一句话。达格利什对她表示感谢，并请她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等到他的初步谈话结束。他暗自思忖，一个管理者把自己的工作看成挑战，看成不愿轻易退出的战场，这会是一种多么让人讨厌的价值观。他接下来要见的是彼得·内格尔。
从年轻保安的脸上，看不出他是否在为凶手用他的凿子做凶器而担忧。他慢条斯理、彬彬有礼地回答达格利什的问题，丝毫不带个人感情色彩，就像在探讨诊疗程序上他略微有些怀疑的小问题。他说他二十七岁，住在平里科，曾经是当地艺术学校的学生，十分肯定地说他被诊所录用已超过两年。他的声音舒缓而有修养，深褐色的大眼睛几乎毫无情感流露。达格利什注意到他手臂特别长，松松垮垮地耷拉在短小而结实的身体上，仿佛猿猴一样充满力量。他的黑头发卷曲着紧贴头皮。他有一张生动的脸，表情含蓄而睿智。与可怜的老卡利相比，这是最大的不同。卡利由于肚子疼却迟迟不被允许回家满腹牢骚，后来诊所的人还是让他提前走了。
内格尔证实了珍妮小姐说的话。他再次承认了那是他的凿子，除了厌恶地蹙了蹙眉头，他的脸上没有其他任何表情。他说最后一次看到凿子是上午8点，当时他来值班室（没什么特别的理由）检查了自己的工具箱，当时工具放得井井有条。
达格利什问他，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工具放在哪里，内格尔回答说：“我要是说他们不知道，那我就是个傻瓜，不是吗？”
“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你要是不说实话，那你就是个傻瓜。”
“我觉得大多数工作人员都知道。那些不知道的人想知道也很容易。我们是不给保安的房间上锁的。”
“这样做不太明智吧？病人知道吗？”
“他们不会独自去地下室。接受麦角酸治疗的病人一直是有人陪护的，而接受艺术疗法的病人则一直有人盯着。艺术治疗部搬下去没多久。那里光线不好，其实不是个很合适的地方。那只是个临时的地点。”
“那么它原先在什么地方？”
“在四楼。后来诊所医委会决定，要把那个大房间派给婚姻问题讨论小组，所以艺术疗法专家鲍姆加滕就不能用那个地方了。她一直很激动，想把四楼要回去，婚姻问题讨论小组的病人说，如果让他们聚集在地下室进行讨论，会使他们受到很大的心理干扰。”
“谁在管婚姻问题讨论小组？”
“斯坦纳医生和一个叫卡林斯基的精神病社会工作者。那是一个俱乐部，一帮离婚的和单身的同事在那里教病人们怎样在婚姻中得到幸福。我看那不可能和这起谋杀有什么关系。”
“我也觉得不可能。我这么问主要是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想知道艺术疗法部为什么会被搬去这种不太合适的地方。顺便问一句，你什么时候听说蒂皮特今天不来的？”
“今天上午9点左右。这个老顽童一直麻烦圣卢克医院打电话过来，把事情告诉我们，于是他们打电话过来了。我告诉了博勒姆小姐和安布罗斯护士长。”
“其他人呢？”
“我想我告诉了卡利。当时他已回到了电话交换台。今天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肚子疼。”
“他们跟我说了。他怎么了？”
“卡利？博勒姆小姐让他去医院检查，结果没发现大问题。如果有人惹他生气，他就会肚子疼。他们说这跟精神有关。”
“今天上午有什么事惹他生气了？”
“是我。今天早上他比我先到，就开始分拣邮件。那本来是我的工作。我告诉他最好集中精力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达格利什耐心引导他回忆当晚发生的事情。他谈的情况和珍妮小姐说的一致，而且像她一样，也说他发完信件回来时，没注意到地下室病历档案室的门是否半开着。他承认他去问过玛丽安护士待洗衣物是否整理好时，从那扇门前面经过过。那扇门关着是很正常的，因为那间屋子很少有人去，而且他也认为如果门开着，他是会注意到的。这么重要的问题却无法得到确认，实在让人沮丧与恼火，可是内格尔仍坚持自己的说法。他没有注意门是否开着，也没法确认。他同样没有注意病历档案室的钥匙是不是在保安休息室。这很容易理解，毕竟那块板子上有二十二个钩子，大部分钥匙都是常用的，而且不挂在上面。
达格利什说：“你意识到在你跟珍妮小姐一起喂猫的时候，博勒姆小姐的尸体十有八九已经躺在病历档案室了吗？你意识到记住那扇门是开着还是关着有多么重要了吗？”
“后来珍妮·普里迪下去的时候，那扇门是半开着的。这是她说的，她一点儿也没说谎。如果我送完邮件回来，那扇门是关着的，那肯定有个人在晚上6点25分到7点之间开过那扇门。我不觉得那有什么不可能的。我知道，如果我能够记得那扇门的状况，对我来说要好得多，可我确实记不得了。我把外套挂进我的衣橱后，就直接去找了玛丽安护士，问她关于待洗衣物的事，然后就回休息室了。珍妮下楼的时候碰到了我。”
他说话时不慌不忙，几乎没有任何感情色彩，好像在说：“事情就是这样。不管喜不喜欢，这就是当时的情况。”他很聪明，不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危机。他也知道，保持头脑清醒，实话实说，对一个无罪的人来说危害是最小的。
达格利什告诉他，他如果又想起什么，就立刻向警方报告，接着就让他走了。
他接下来见的是安布罗斯护士长。她像一艘战舰，穿着一身恍若铠甲的白色亚麻服，昂首阔步走了进来。她那件围裙浆洗得挺硬，就像一块防护板，呈曲线状，包裹着她那丰满的胸脯。胸前那枚护士徽章就像一枚战斗勋章。她的护士帽低低地扣在前额上，两侧露出花白的头发，下面是一张相貌平平、气色却很好的脸。达格利什心想，她大概意识到了自己很难控制自己的不快和怀疑。他和颜悦色地向她提问，她的态度却非常僵硬，令人不快。她的回答很简洁，确认她最后一次看见博勒姆小姐是在晚上6点20分左右，当时，她目睹行政主管穿过大厅，朝地下室楼梯那边走去。她们彼此没有说话，行政主管看上去与平时没有什么两样。安布罗斯护士长走到夜间门诊治疗室的时候，博勒姆小姐还没有走出她的视线。到尸体被发现之前，她一直和英格拉姆医生在诊疗室。达格利什问她，巴古雷医生在那段时间是不是一直和她们在一起，她说这个问题应该直接问医生本人。达格利什温和地回答说，他正有此意。他知道，安布罗斯护士长如果愿意，一定会向他提供大量有用的信息，他只问了几个关于博勒姆小姐人际关系的问题，可是一无所获，不过没有给她施加太大的压力。达格利什感到，同已经谈过话的其他几个人相比，她对于这起凶杀案、对于博勒姆小姐被蓄意谋杀的事实更为震惊。对于缺乏想象力、不善言辞的人来说，发脾气是对这种震惊的唯一宣泄方式。她非常生气：生达格利什的气，因为出于工作，他有权提出一些不适当而令人尴尬的问题；生自己的气，因为她无法掩饰自己的情感；也生受害者的气，因为她使诊所陷入了如此奇怪的困境。达格利什以前也遇到过这种反应，企图强迫这样的证人进行合作是没有好结果的。以后，他也许可以引诱安布罗斯护士长放开胆子说，可是现在除了让她说出她愿意提供的事实，想让她再多说一点都是在浪费时间。至少，有一个事实非常重要：大约傍晚6点20分的时候，博勒姆小姐还活着，而且正朝地下室楼梯走去。7点，她的尸体被发现。这四十分钟时间是关键。工作人员中，只要有人能证明自己这段时间不在犯罪现场，就可以不必接受询问。看来，这个案件并不难侦破。达格利什认为，不会是外面的人进入了诊所，伺机对博勒姆小姐下手。几乎可以肯定，凶手还在这幢房子里。现在要进行仔细询问，系统排查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并找出作案动机。达格利什决定先找一个人谈话，那个人可以不受怀疑，因为他肯定不在犯罪现场。他会比较公允，站在局外人的立场，不会进行任何人身攻击。他感谢了安布罗斯护士长“有价值的合作”。她金属框眼镜背后那双闪烁的眼睛说明，她听懂了这句话背后的讽刺。随后，达格利什让站在门口的警察带劳德先生进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