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睁开眼睛，最先看见的世界，是我们的房子。我们的房子地板松动，走起路来咯吱响。墙根下的缝隙，供虫鼠们进出与筑巢。又小又荒芜的院子里，长满了车前草。车前草这名称是我后来才知道；之前，我一直将它当作麦穗。我时常在院子里收割车前籽。在孩子我的眼里，这一片庄稼相当辽阔，丰收的喜悦充满在我心里。这喜悦里其实有一股寂寞之感，茂盛又荒凉的车前籽使我显得又小又孤独。有时候，麻雀在院子上方盘旋，唱着叽叽喳喳的歌。收下的车前籽这里那里堆成了谷堆，然后天下雨了。我躲在屋里，隔着窗户，望着我的麦茬地，雨水模糊了我的眼睛。第二天太阳出来，地里就又生长出一季车前草。我的麦地就是这样，生生灭灭，永无穷尽。车前籽是我最早的好伙伴。我们这幢房子除了生产车前籽，还生长西瓜虫。只见那绿豆似的滚圆一粒上有了一道细缝，渐渐裂开，成了一只爬虫。它专门生产在潮湿的石块之下，揭开一块石头，下面便是滚滚的一片西瓜虫。西瓜虫的出现使我心情暗淡，有一种希望成灰的感觉。我从未见过一只西瓜虫死去，也没听谁说过“我打死了一只西瓜虫”。它是无声无息的一种虫子，名不见经传。它们好像是生命的垃圾，被扫到了我们的院子里。西瓜虫是我最早的坏伙伴。地板松动，是我们房子的一大特征，它使我们的房子里充满了嗒嗒的足音。在大人们都去上班的白天，这房子就变得无比寂静。背对寂静无声的房子收割车前籽，心里空寞寞的。远处弄口传来叮当的电车铃声，就像是另一个世界。上海这城市的奇妙处之一，就是热闹和寂寞往往咫尺之间却有着天涯之遥。住在我们闹市中心的房子里，这种奇妙之感就很强烈。喧嚣的市声如海潮一般漫卷而来，我们的房子静悄一片。有时我们站在弄口，面对大街上车水马龙，熙来攘往，华灯初上，霓虹灯亮了。这是爸爸妈妈将要回家的时候，我们被寂寞与茫然煎熬着，忧心忡忡地等待爸爸妈妈回家。焦灼使我们不由自主地啃着手指甲。啃手指甲是上海这城市孩子的通病。他们全神贯注，百折不挠地啃着指甲，使指甲深深陷进肉里，留下了终身的纪念。爸爸妈妈即将回家的时候，是啃指甲达到高潮的时候。等待已临界极限，在我们头脑里，产生出可怕的恶兆。我们害怕地想：爸爸妈妈遇上了万恶的车祸。车祸是上海这城市里最普遍的危险，车祸总是在转瞬之间发生，一失足成千古恨。车祸的发生纯属偶然，因此它防不胜防。我们小小年纪都已经领略了车祸的意味，过马路要小心是我们所得到的人生第一个警告。待到爸爸妈妈的身影出现，是我们最为感动的一霎，一块石头落了地。拉着爸爸妈妈的手回家，我们唧唧哝哝，喋喋不休。我们说的尽是废话，要紧的话一句也说不上来。夜晚，我们的房子脚步嗒嗒，一片欢乐。车前籽睡着了，西瓜虫睡着了。我们窗户里的灯光，在院子里留下温暖的光影。我们高兴得有些过头，吵吵嚷嚷，最后招来大人的呵斥，情绪一败涂地，睡觉的时间也到了。暖和的被窝使我们陡生安全之感。我们蜷起身体，自己和自己偎依。被窝里的把戏一般就是在这种时候诞生，这是自我亲近的方式的一种，它有时可伴随我们漫长的一生。松动的地板使我们的房子避免了深夜里的死寂无声，它总是这里不响那里响。夜半时分的敲门声也叫人心生暖意，它将沉睡的夜和醒着的夜连接起来。夜晚我们房子里还有一种声响是自来水的漏水声。漏水声源于龙头里橡皮圈的老化。水，一滴一滴地滴在水池里，有些像古代的更漏，为我们数着时间。夏夜里，飞虫扑灯的噼扑声带有死亡的快感，“啪”的一响便尸骸落地。最后一盏灯是奶奶外婆们的灯。她们在灯下补袜子，那年头要补的袜子没个完。她们直补到眼花耳聋，垂垂老矣，终于诞生了化学纺织工业才结束了补袜子的工程。我家没有奶奶也没有外婆，只有一名保姆。保姆她眼明手快，飞针走线。最后，东方渐渐发白，夜晚结束，太阳升起，大人们去上班，我又孤零零一个人，去院子里收割车前籽。
据传，我们这条弄堂的房子是一九四八年解放前夕破土动工。上海这城市的地产业和建筑业，在鸦片战争之后的开埠日子里发展，随了两次世界大战，越演越烈，是个发财的买卖。许多人被这行业的繁荣景色，冲昏了头脑。他们日里梦里想着造房子，收租金，过着旱涝保收的日子。造我们房子的人是一个办事迟疑，鼠目寸光的家伙。他手里捏着一块投机来的地皮，左右矛盾：是出租给人家造屋，还是自己造屋。等他下决心自己干的时候，内战已经打响，通货膨胀，诞生了金圆券的神话。打夯机响起，他沉浸在美妙的生财的遐想之中，传来了解放军打下淮海战役的消息，关于公有制的奇谈怪论在上海这城市上空蔓延。他如梦初醒，再听那打夯机声，就好像敲着他的丧钟。他想他辛苦一世的钱投在房屋里，搬也搬不走，于他人做了嫁衣裳，不由地热泪涟涟。他最后决定偷工减料，草草完工，低价出租。他节约了几近一半的投资，收齐了第一个月的房租，将一切交代于一个代理人，然后去了香港。这时候，解放军乘风破浪，枪林弹雨的壮丽场面正在扬子江上演出。为压低成本，他将一英寸厚的地板减为八英分，六英寸的踢脚板减为四英寸。他用旧砖代替新砖，次货代替好货。这就是我们房子地板松动，水管漏水，盛产西瓜虫的原因。当年我坐在一个痰盂上进了上海，下榻于黄浦江边的远东饭店，高烧退尽，开始在窗中领略城市风光的时候，我母亲便在有关部门指引下，来这里看房子。那时，一楼二楼全空着，只有三楼住了阿太一家。我后来才知道，阿太一家原来就是那地产商的代理人，也是他的一门远亲。母亲在空着的房间里选了一大间和一小间。大间通向长满车前草的院子。那时上海这地方空屋很多，远不像现在这样拥挤。母亲在她选定的房间里走来走去，当她走到院子里，望望满院的车前草，一定想了想：这是什么庄稼？母亲是个城市孤儿，她也不识庄稼。遍地的车前草，不知有没有使她动一动心？搬家的那一日我记忆全无，头一回看见车前草，我也记忆全无。再后来，我的记忆渐渐苏醒，车前草发芽，长叶，抽穗，穗子沉甸甸。看着一个小孩在院子里收割丰产的车前籽，楼上阿太在想什么呢？
阿太的男人学的是建筑，在那物价飞涨，金圆券比纸不如的年月里，在他亲戚的工地上谋得一个饭碗，然后被选定为代理人，其实也就是一名留守人员。阿太的男人，张先生，头戴礼帽，鼻架金丝边眼镜，手持一柄史迪克。张先生知道这房子内患重重，他担心这房子有朝一日会生白蚁，小小的白蚁就像一颗炸弹，可叫屋倒房坍。有时他看见孩子我在研究西瓜虫，就想：西瓜虫会不会是白蚁的前身？车前草的茂盛也使他心生疑虑。地板松动是他一大心事，为此，他严禁孩子在房子里跑和跳。一旦我们跑跳，他便让阿太下楼阻止。阿太说：张先生有头痛病，怕响动。因此，我们一见张先生，便蹑着手脚，做贼似的。夜深人静时，张先生常常独自站在阳台上，望着极远处，天边的一颗闪闪的红星，那是哈同花园旧址上一幢新起的大厦尖顶上的红星。他还望着稍近处楼顶上一座石龛、圣母与耶稣隐约的身影。这是昔日震旦女子大学，如今的一所中学。上海这城市的昔往今来包围了他，使他感慨万千。这弄堂里所有窗户都黑了灯，不远处的市光犹如海市蜃楼，张先生就仿佛站在一座孤堡之上。他望了暗夜里这条弄堂的轮廓，夹竹桃有毒气的香味阵阵飘来。为了省工省时，这房子的样子与他设计的相差甚远。施工的日子里，老板日里催，夜里催。后来完工了，老板要走了，将这房子托给了他。再后来，解放军来了，他不知怎么进了房管所，做了一名职员。张先生觉着他和这房子都有一种被抛弃的心情。夜晚时分，是他们这两个弃儿亲近的时分。张先生在房管所里，没有朋友；他与旧日的同学也早不来往。他和阿太只说些平常的话。他只有一个伙伴，就是这房子。只有张先生看得出来，这房子衰老得很快，旧损程度超过了早于它几十年的老房子。他吸着雪茄，雪茄的香气弥漫在夜晚清新的空气里。雪茄也是他的伙伴，吸着它，往昔的岁月便冉冉地回到眼前。
张先生的孙女儿与我同岁，是我最初的玩伴。阿太送我的八音盒，就是她的东西。她的衣着和饮食，是上海这城市殷实与优雅的典型。和她一起，我就显得像个外来户，穿的是大红大绿，吃的是大鱼大肉，说的上海话又不地道。我想：这是母亲她不喜欢我和她玩的原因之一。有时候，她站在阳台吹肥皂泡，五颜六色的泡泡飞到我的身上、头上、车前草上，我就是不抬头看她。她还站在我们家门口的楼梯上，一站就是半天，这半天我就坐在屋里不出门。她就去帮我家保姆剥豆，小手勤勤恳恳地剥着绿色的毛豆，看了叫人心疼。她就像个情人一样追求我，而我不知为什么这样顽强地拒绝她。保姆做了我们的牵线人，她要我也去剥豆。剥豆是每个孩子必做的事情。在吃豆的季节，每个门口都有孩子坐着剥豆。于是我们埋头剥豆，暗中比赛。当我们的手指在盛豆的篮子里互相碰到，心里就又羞涩又快乐。有一阵子我们好得简直没法说。大人们去上班，我们就到了一起。我们一起收割车前籽，或者一起吹肥皂泡。她是一个热情满怀的孩子，对人可将心掏出来，可是转眼间却电闪雷鸣。她发起脾气来惊天动地，骂人如开机关枪。她使人无所适从，而且感情受创。我们好得没法说的那一阵子，真是幸福得要命。她的可爱之处就在于可将人的热情激发得十分高涨。她为了一时的游戏，可将最心爱的玩具拆毁。她全身心地投入某一件小事，不计代价。我母亲退还了她的八音盒，是我们第一次分裂，彼此内心都留下了创伤。再一度和好时，我们挖掉了所有的车前草，种下向日葵。那是个大力开展种植向日葵的年代。向日葵不仅是油料作物，还具有极富时代气息的象征意义。我们天天等待向日葵出土，最后长成巨大的花盘。满院黄花的壮观景象为我们日夜憧憬。等待的日子里，我们亲密无间，我们从大人上班一直到大人下班，在一起说了无穷尽的废话。可最后等到的还是茂盛的车前草，籽粒饱满。星期天是我们别离的日子，我跟我爸爸妈妈去同志家，她跟她爸爸妈妈去游泳、溜冰、打弹子。她父亲穿着时髦，举止潇洒，是上海当年摩登青年之一。他生性快乐，交游广泛，玩耍的技术都很精当。他以这些特长弥补了他在朋友中相对家道清贫的不足。女孩去过的地方是我们家从未涉足的场所。星期一我们各诉所见所闻，我的经验相形见绌。孩子我的小心里，天生就有恋慕浮华的种子，我渴望走进上海这城市的心脏。星期天将我和女孩隔开了鸿沟，星期一这天我心情压抑，打不起精神。星期二也不怎么样，到了星期三，星期四，才稍好些。可是，星期天去同志家又到了眼前。同志家使我心生厌烦，每一回去我都噘着嘴，满脸不高兴。母亲一定觉察出我情绪消沉的端底，这是她不喜欢我与女孩来往的又一个原因。国际俱乐部这地方就像是女孩另一个家，她提起它来又随便又亲切。俱乐部是西方殖民者留给上海这城市的遗产，它可使人接近文明和高尚。它所以存在完全是出于新生的工农政权的宽容与怀柔。它有些诺亚方舟的味道，还有点苟且偷欢的味道。我向往它向往得发疯，出于自尊又不得不做出无所谓的样子。我总是说：哦，原来是国际俱乐部啊！好像我也是那里的常客，其实我都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上海的马路我到了很大也辨别不清，我走在街上完全像个外来户，方位混乱，过马路胆战心惊。女孩还常常把美国三十年代的好莱坞电影名挂在嘴边，什么《魂断蓝桥》，什么《乱世佳人》。她流利地叫着“费雯丽”“英格丽·褒曼”的名字，好像这些都是她的家人。她母亲是那种将好莱坞明星当作偶像，到理发店不是做个“赫本”式，就是做个“泰勒”式的喝美国牛奶长大的上海小姐。她恨日本人不仅因为日本是中国的敌人，还因为日本是美国的敌人。她总是说：东洋货怎么有美国货好呢？星期天出门，她穿得炫人眼目，女孩也光艳照人。阿太总是在阳台上目送他们远去，满心的欢喜。在上海的马路上，他们这一家尤其引人注意，人们看他们的目光充满羡忌。而他们态度傲然，昂首阔步，俨然是这城市的主人。女孩有一次提出要让她爸爸带我一同去玩耍，这建议激动了我的心。如何取得母亲的同意却使我百般为难。我想母亲一定会反对，而且我感觉到我的请求还会伤了母亲的心。那些日子，我受着煎熬，左想不好，右想也不好。最后我决定瞒着母亲。那时候，母亲正忙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每天一早出门晚十点钟才可到家。临到这天我才知道，出去玩耍的活动是在晚上，出得门去已是七点钟。她爸爸一手搀着她，一手搀着我，一路上笑嘻嘻的，兴致很高。我看出他是真心欢迎我去，对我爸爸妈妈这样的同志，他心里有一种敬畏的情绪。路上他买了一瓶汽水，让我们合吃，各人吸一根麦管。女孩兴奋异常，不停地说：喝呀喝呀！我实在不知道会多出一个喝汽水的节目，窘迫得满脸通红。喝汽水的时候是我真心后悔的时候，我忽然想到母亲现在什么也不知道，我还想起母亲带我们出来，喝汽水总是一人一瓶。可是，回头已经来不及了。他们父女俩心情愉快，有说有笑，我在旁边就很孤独，而且窘迫异常。那天晚上去的是一个区体育馆的乒乓房，她父亲的一些朋友借了乒乓房来打乒乓。其中一位朋友带来一名女中学生，是一个少年乒乓球队的队员。他们轮流上阵和她练练身手，一个个被她打得落花流水。女孩吵着也要打，她父亲兴奋得红了脸说：你要能碰一下她的球就算你赢啦！那女中学生表情严肃，不苟言笑，上去就是一个急发球，打得女孩晕头转向。这时候，我看见墙上的时钟已经指向九点，一股绝望情绪升起在我心里。我想，一切都糟透了。来到这一个地方也令我失望，乒乓房空空荡荡，墙壁斑驳，水泥地很潮湿，这些人物都令我陌生，乒乓打得不怎么样。我想，他们那样的大人，却像孩子，不免有些无聊。他们打乒乓告一段落，又去买汽水，这回是每人一瓶，而我一口也喝不下去。时钟已走到十点，这是妈妈回家的时间，她不会知道我是在这样的地方。我心急火燎，恨不能一步到家。可人人兴高采烈。我坐在一边，心事重，不知什么时候活动才到头。十一点钟的时候，眼泪涌上了我的眼睛，我觉得我死到临头。晚上一个人出门我从未有过，晚上十一点还不回家我从未有过。我不知道这就是上海这城市六十年代夜生活之一种，这就是上海这城市的夜晚景色之一种。我身上热一阵冷一阵，我想我跳下了一个陷阱，完啦！回家的路上样样不顺利。开始找不到车站，后来找到了车又不来，等上了车却乘过了站。到家已是一点。夜半一点钟走在街上就好像走在另一个世界上。离家越近我的恐惧就越强，不回家又不行。母亲站在门口等我，脸色严峻，她二话不说，伸手就是一个巴掌。之后她很多天不和我说话，我也很多天不再与女孩玩耍。女孩有很多天没下楼。她父亲的心情一定很沮丧，他一心想讨好我的“同志”母亲，没想到好心变成了驴肝肺。我天天坐在房间里，就像一个私奔未成返回家的情人，没脸见人。后来母亲气消了，要与我做一番深谈，她问我的问题我都没法回答。她问我：为什么要跟女孩去玩？我说不出话，只是泪水成行。她问我：女孩究竟带我去哪里玩？我也说不出话，只是泪水成行。这一次夜间探险可说是代价惨重，却失败而回。我向往的上海灿烂夜晚带有一股暗淡的颓败之象，上海的夜晚与我格格不入。
上海这城市的场景真是多姿多色，车前草在我家院子里抽穗，夹竹桃在人家院子里开花。夹竹桃是上海这类弄堂里的特有景色，花影绰约。后来我们搬家离开了这房子，夹竹桃的花香还留在我心里。这房子似乎与生俱来，和我的生命有关。它的每一个角落我都喜欢，感到至爱至亲。在男孩家祭祖的日子里，香烟缭绕。我沉浸在别人家族的历史气氛之中，身心都感神秘和陶陶然。男孩搬来的这一日记忆犹新。我看见他穿一领紫棉袍，和他穿一领红棉袍的妹妹搬一张方凳。他们有节奏地摇晃方凳，嘴里唱着歌谣。这歌谣我无法形容，妙不可言。他们方凳搬了一张又一张，一共搬了八张；歌谣唱了一首又一首，一共唱了八首。他的棉袍和歌谣给我们这房子带来新的气象。他一来就做了我们弄堂的主人，在弄堂画了一地的大马和古人。当他在弄堂里玩耍着男孩的那些脏兮兮的游戏，我们便从窗户偷偷窥视他。我们被大人禁止去弄堂玩耍，弄堂被我母亲视作卑鄙龌龊的地方，集中了上海这城市的所有罪恶：偷窃，行盗，拐卖孩子，还有桃色事件。我们视弄堂为险途，牵了大人的手，匆匆走过，从不停留。在那时候，父母的禁令还很有作用，我们决不会阳奉阴违，乘了他们去上班溜进弄堂。我们只能趴在窗口，满心羡慕地望着男孩在弄堂活动。他一边玩耍一边自言自语，和他想象中的伙伴作着交谈，男孩的伙伴全是香烟牌上的人物，他的玻璃弹子满弄堂滚。自从他家搬来之后，我们寂静的弄堂就变得有些喧闹。他们一家都有在弄堂活动的习惯：他嗯奶在弄堂洗衣择菜，接待亲戚；他妹妹在弄堂哭闹打滚；夏天的夜晚，他们家就搬出一张小桌，在弄堂吃饭。他们全家人脚一双木屐，呱哒呱哒。关于他们的木屐，张先生曾让阿太委婉向他们提出异议。于是，等到多年以后海绵拖鞋工业兴起，他们全家在一夜之间全都换上了海绵拖鞋，走路静悄无声。那时，他们脚穿木屐，手持蒲扇，在他父亲兴致好的时候，就一起走过弄堂去马路上散步。男孩与我同年，可却阅历丰富，他说话里常有“朝阳新村”这个词。“朝阳新村”不知是个什么地方，我是首次听说。后来我才知道那只是上海这城市无数工人住宅区中的一个。男孩的父亲当年是一名地下党员，在工人区坚持工作，后来到了政府部门做一名科长。男孩出生在朝阳新村，他对那里朴素纯厚、情义浓浓的邻里关系很怀念。他们那里的孩子总是成群结伙，在新村的空地上玩耍。他们一玩就玩到天黑，脏兮兮地回到家吃晚饭。他们还喜欢端了碗聚在一处吃饭，你吃我一口，我吃你一口。他们有时结伴去城隍庙。买香烟牌子和玻璃弹子。他们玩香烟牌子和玻璃弹子都带着微小的赌博的性质，不但凭运气，还要凭本事。赢得最多的人无疑成为他们的首领，他往往是艺高胆大，足智多谋的一个。男孩曾对我说过一件往事，那就是他从幼儿园逃跑的事件。他上午被送进幼儿园，中午就回到他们新村空地上的伙伴中间。自从他搬来我们这房子，天天寂寞难耐。有时他诱惑我去弄堂玩耍，我虽然心怀渴望，却没这个胆量。母亲知道会生气，她不喜欢我与男孩来往，说他是个野孩子。母亲不让我和这孩子来往，又不让我和那孩子来往，她使我的寂寞雪上加霜。他总是站在楼梯口，耐心地劝说我。他双手抱住扶手上的铁球，后仰身子，荡过来荡过去。我则矜持地背靠栏杆，就像一个淑女。我们一动一静，可站很久，说着没有意思的话。我们的对话主要是关于去不去弄堂，他要我去，我不去，一来一回永无结束。这楼梯口的约会对我寂寞的生活是一种安慰。到时候，我就跑到楼梯口，等待着拒绝他邀请我去弄堂。有时我们也说些别的话，比如“老城隍庙”，比如“祭祖”，还比如“大世界”。“大世界”这样的游乐场所，是男孩家星期天常去的地方。那一天，男孩脱下棉袍，穿上新衣，跟他爸爸妈妈去大世界。他们可将长江南北的戏剧看全。哈哈镜是男孩最为激动的一项，说起哈哈镜便放声大笑，乐不可支。这从某种程度冲淡了我对大世界的阴暗印象。大世界那地方我也去过。大世界所在的那条马路嘈杂而拥挤，大世界里更是人头攒动，熙来攘往。哈哈镜的映像带着一股猥亵的味道，地上纸屑果壳四散。我们一进大世界便紧张起来，生怕会被人群冲散。我们终于挤到最上层的露台，那里稍稍安静了一些，人也比较稀少，凉爽的风徐徐而来。城市的夜景在身下展开，灯光点点。我们喘息稍定，望着上海的夜景。这时候，我感觉母亲搀我的手越来越紧，而且手心出汗。我看见母亲神色不安，眼睛里有恐惧升起。我听她小声对父亲说：我们走吧，有一个人在盯着我们。父亲说一声“见鬼”，依然凭栏远望。我环视周围，果然见有一个男人，站在几步开外。我至今不忘那人的形象，他形容消瘦，眼睛从突起的眉棱后面注视我们，目光紧追不舍。游玩大世界就此成了一场恶梦，好几日我惊魂不定，心有余悸。大世界这地方我从此再不要去。那里混乱，粗鲁，阴暗，嘈杂，满地垃圾，随时可遭到袭击。
当大人们心情比较好，比较宽容的时候，也会允许我们这房子里三个同龄孩子在一起玩耍。我们三人在一起就像过节一样快活。我们三人挤在楼梯口，叽叽喳喳，各说各的经历。我的经历最不值得说，平淡无奇，再说我操纵上海话的能力较差，我多半是做个听众。他们两人你一言我一语，不多时间便会争执起来。他们总是认为对方的经验没有自己的重要，他们互相鄙夷和攻击，最后反目成仇。而我对他们双方都很尊敬，认为双方经验都同样宝贵。从中劝解使我找到了我的话题，我劝劝这，劝劝那，说了许多摆平的话。这时我尝到了说话的快感，便喋喋不休，并且开拓着说话的题材。我从互相描绘他们双方的优点，发展到数落他们双方的缺点，使事情接近搬弄是非。其实大多数搬弄是非不是出于破坏的恶意，而仅仅是无话可说，没话找话。说话是我们与人交往与亲近的重要途径之一。在我们没有足够的话可供说的时候，搬弄是非是一个极好的说话的资源。搬弄是非这事一开了头，我的话就源源不绝，我和他们双方的关系都进了一大步。我们交头接耳，唧唧哝哝，我们以无穷的废话来结合我们的关系。说话其实还是一桩形式重于内容的事情，说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说了。我们许多人都不明白这个道理，将说什么看得很重，在其中大做文章，结果破坏了人与人的关系。而人们想说的欲望却很强烈，不折不挠，于是，流言蜚语满天飞，破坏着人们的关系。我就是在那时候变得饶舌，我的上海话也在那时锻炼得一泻千里。我叽叽呱呱地站在楼梯口和这个或那个说话，表情郑重，神采飞扬。我母亲最见不得的这景象。逢到这时，她就要把我唤进去，劈头盖脑一顿训斥，直到我垂头丧气才罢休。搬弄是非的下场总是很悲惨，真相大白的一日是我最孤独的一日。他们两人结成亲密的联盟，对我不屑理睬，形同路人。他们说这说那，声讨我是他们共同的快事。可是，他们的联盟其实很脆弱，之间存在有真正的分歧。他们对上海这城市的经验各持一端，相持不下。而不像我，一无经验，与他们双方都可融合。我在他们之间是像调和剂一样，具有中介的作用，没了我，他们在一起简直水火不相容。这样，他们联盟解体势所必然，而我又获得他们各自的友谊。我们重又情谊款款，说个不休。每一次联盟解体和重新组合都带给我们新话题，我们越说越多，唾沫简直淹死人。就是这些口舌官司，建立了我们最初时期的人际关系，也建立了我们独立的情感世界。我们长到很大，离开那房子很远，都会回过头去注视这情意绵绵的关系，它记录着我们执著地走出各自寂寞的躯壳，去和其他人联合，就像小鸡诞生啄破自己的蛋壳。没有爸爸妈妈帮助我们，我们没有选择的自由。我们一意孤行，全凭了本能行事。我们这三个人啊，在一起的情景简直稀奇古怪：一会儿吵，一会儿好，一会儿这两个结成帮，一会儿那两个结成对，消耗了许多好心情。车前草一日三季在我家院子里生长，忘记了收割。现在我想起来了，“西瓜虫”这名字是男孩的创作，他一眼看见这小虫，便一口叫出了“西瓜虫”。我们三个在一起，渐渐驱散了我们房子的荒凉之气。
后来，我们三个在同一年的九月里上了同一所小学，分在三个不同的班级。我们的三人世界便告一段落。上小学这一桩事具有象征意义，它象征人类关系的有组织化和有系统化。上小学是根据孩子居住的地段和孩子的出生年月，来规定学校和划分年级，好像数学里的同类项合并。上中学也是同类项合并，根据从小学中提炼出来的结果，就是学生的智能，再来进行一次划分。上大学是第三次划分与合并。体现了越来越细的社会分工过程。世界就变得整齐而有次序，井井有条，便于管理又有效率。上小学意味着我们进入同类项合并的选择过程。上小学还意味着我们从家庭中解放出来。我们初上小学，还不识字，我们各自的班级是以动物来标志。我们胸前别着各式各样的动物，小学变成了一座动物园，虎吼狼嚎，鸡飞狗跳。新生入校真是乱成一团，大人们全挤在教室门口，伸头探脑，好像我们不是上学而是去远征。上学第一天我激动万分，我极力要引起老师的注意，还有同学的注意。我坐在那里，腰板挺得笔直，两眼炯炯有神。我的样子看上去挺逗，老师不由向我微笑了一下，我欢喜得打颤，牙齿格格响。结交第一个同学也使我激动万分。回到家中，我对邻家的男孩女孩全看不上眼，将昔日的友情都忘光。我也忘了院子里车前籽在等着我去收割，朝朝夕夕。晚上，我忙着做功课。我八点准时上床睡觉，为了明天早起，好上学校。我变得忙忙碌碌，严肃正经，早上有同学叫我一同上学，下午有同学和我一起回家。我放学回家后，向大人说这个同学怎样，那个同学如何。老师是我最敬慕的人，说起我们的老师，我热情洋溢，赞语不绝口。我们的学校我处处都喜欢，它转眼间就成了我的家。
我们的学校面向街道。每天早上，我们在街心花园做操和升旗。国歌响起，小学生们肃穆庄严地仰望国旗升上旗杆，过路人都会驻步。阳光穿过梧桐树叶，在我们身后闪亮，电车当当驶过，商店一个一个开了门。那时候，这条街上行人不多，地砖整齐，橱窗布置雅致。这是上海这城市最华丽的街道，它集中了这城市最昂贵的商店，展现了最高尚的生活方式。而在这繁华似锦的大街后面，却还有着深长狭窄的弄堂。它们就好像是这美丽街区的裂纹一般，蜿蜒在深处，并且纵横交错。一旦进去，便好像陷入了迷宫。有时你走进豪华的餐社，忽然你想去厕所，结果无意走进了厨房，站在巨大的雪白瓷砖的炉灶之间，你看见了后门。门外人声嘈杂，脚步纷沓，弥漫着煤球炉的煤烟和油锅的油烟，还有人在泔水缸和菜皮筐里掏捡着什么。这就是弄堂。生活在这条街上的孩子可说是面临了上海这城市最为混杂的景象，最美丽与最阴暗的场面并列在他们眼前。我们的教室分散在一排居民楼中，分作东部、西部和中部。我们从阳光普照的前街穿过人家的油烟弥漫永不开灯的过道，来到背阴的后弄。一会儿阳光耀眼，一会儿暗无天日。上小学最初的景象确实轰轰烈烈。我向来孤孤独独，现在到了人群中去，我热心热肠，渴望与四面八方携起手，就好像结成了一张网，大家环环相扣，扣扣相连，永不失散，孤独的情景不再来。学校生活中，我最喜欢的是开小组。开小组有一种家庭的兄弟姐妹式的气氛。它人数不多，每个人在其间都可有重要的位置，不会受到冷遇；它的活动是在校外，除了学习之外还有玩耍游戏的内容；它还具有一定的组织原则，不能说散就散，它强制和保证了我们之间的联系。所以，一放学，我就兴致勃勃地去“开小组”。“开小组”就是小组的同学在课后集中一处学习和游戏，其组合以居住接近为原则。我那样热心于开小组，可是事与愿违，我们的小组总是飘摇不定，聚散无常。我们总是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活动，四处流浪。我们的组员生性都很散漫，对开小组这件事不太重视。我们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没有小组开的下午很怅惘，下午的太阳光在正方形的地砖上流淌。我一个人走在阳光的格子里，街上没有与我同龄的孩子。大家都在开小组，高高兴兴。
开小组是我们那个年代里极富特色的景象。我们围着桌子，头碰头地做功课。开小组使我们深入同学的家，目睹形形色色的生活场面，开拓我们的经验。母亲不同意在我们家开小组，说这会影响安静与整洁。她也不热心我的课外活动，说这于我的教养无益。她为我请了一名家庭教师，一，三，五要去学英语。“这是一只猫，那是一只狗。”请英语教师是另一个故事，放在后面再讲。我们小组其他三名成员都住在与我们相邻的弄堂里。那条弄堂和我们本有一墙之隔，可是在大跃进年代，墙被拆下建了炼钢铁的高炉。从此，两条弄堂相通无阻。他们的弄堂居住拥挤，人声嘈杂，满弄堂挂着衣衫，万国旗样飘扬。他们的房子带有古老的阁楼和老虎天窗，没有花园。小孩子在弄堂追逐奔跑，脏话满口。我的组员之中有一名家住阁楼，他母亲有时候去工厂领回活计加工。他们家就成了一个工场间，缝纫机“嚓嚓嚓”，线头布毛满天飞。这样的日子十天里面有八天，我们没法开小组。去他家开小组还有两重危险。第一重是上阁楼须爬一截竹梯，那竹梯颤颤巍巍，我在上面爬，他们就在下面使劲摇。他们对来自我们弄堂的孩子，都有一种歧视和戏弄的欲望。我便大哭大叫，眼泪洒在他家地板上。第二重危险是在开小组结束以后，他家底层楼梯口这时必定躺着一个精神病患者，名叫彼得。彼得他堵住了大半个楼梯口，从他身边走过，我也胆战心惊。去他家开小组是一桩苦事，顾虑重重，可我从不缺席。小组中另一个同学家住一间黑暗的北屋，去他家开小组只能坐在弄堂。他家有一大群叔叔，似乎个个都戴一副琇琅架眼镜，衬衫系在西装裤里。我们开小组时，他们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总要站在一边，指手画脚。他们说我们写字的笔画全不对，书写的姿势也不正确。在他们的监视下做功课简直是受罪，他们其实是一知半解，似是而非。他们还都热衷向我提问题，问我这问我那，表现出对我们弄堂的浓厚兴趣。他们常常突然之间无缘无故地袭击我的同学——他们的侄儿，当头就是一掌。这刺伤了他的自尊心，所以他很少同意去他家开小组。组里还有一名女生，父亲是个囚犯，据说是私印钞票，判了重刑。这城市的犯罪真是形形色色，各种各样。她母亲允许我们在她家开小组。去的那一日，她哥哥正在午睡，醒来之后，不由分说将我们全部赶了出去。这就是我们小组始终没有地方活动，东游西荡的原因。和我们小组的同学在一起其实心情压抑，这种生活场景暗淡无光，没有希望。他们对我又怀有敌意，以捉弄我为快事。他们有时好好的，冷不防就来那么一下。可为了开小组，我什么都可以克服。为了不使母亲阻止我去开小组，受的委屈我绝口不提，统统咽下了肚。母亲觉得开小组可开可不开，她常常会让保姆把我从小组中叫回家，多半是为了去参加“同志们”的联欢活动。联欢活动确是好活动，有唱歌，有跳舞，有看电影，大人们在一起也很有趣。他们谈笑风生，变得有些像孩子。可我在那里只是个旁观者，那里的世界是大人的世界，我们小孩子只是陪衬，为了烘托他们的欢乐气氛。我特别不喜欢我家保姆走来叫我的神气，她态度高傲，也不上楼，在人家楼下，一声一声地叫我名字，好像在叫一只走失的猫。这种时候，小组的同学忽然间收起了嬉笑，一声不吭，埋头写字。我却生出一股莫名的歉意，好像我背叛了他们。这时候走其实很安全，没有人摇我的竹梯，彼得他也不到出场的时间。我一个人走下楼梯，跟了保姆回家。
每周一、三、五是我铁定不能开小组的日子，我要去上英语课。学英语是我父母的主意，英语是上海这城市的一种文化语言，标志着某一种社会阶层。英语还是一种工具语言，有了它就多了一门技艺，上海也是一个实用的城市。找一个英语老师不难。那时候马路上的电线杆子，贴有许多招收学生的启事。我母亲是个看电线杆子的老手，她看过一系列的电线杆子，便选定了一名。去找英语老师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路途不远，就在我们家的那条街道上。他是个外国人，一个白俄。找外国人做我的英语老师也是父母的主意，为了强迫我口口声声只说外国话，不说中国话。这种观点在上海这城市相当流行，无奈美国人、英国人都回国了，只有一些白俄，山中无老虎，猴子充大王。白俄住的弄堂九曲十八弯，他的房间正在一个拐角，形状像一柄漏斗，里宽外窄。他是高大雪白的一个，鼻子发红。他的房间邋邋遢遢，墙壁剥落，地板翘起，角落里有一个火油炉，锅碗瓢勺油腻腻。虽是深秋的天，他的床上还挂着蚊帐，灰蒙蒙的，帐顶上停了几具蚊子的残骸。白俄的家我一进去就不舒服，心情苦闷。白俄曾经是上海这城市的一色人等，他们从十月革命的炮火下逃亡来此。不知为什么他们在这里的运气都不佳，从事着一些江湖营生，被势利的上海人叫做“罗宋瘪三”。很多日子以后，我回想起这个白俄，体会到他房间里的一派惨淡。掐指算来，从一次大战至那时，他已流浪了四十多年，他渐入老境，以教授别国的母语为生。他在不夜的上海的角落里，度着孑然一身的长夜，一个人对墙上的灯影，喃喃自语，想念故乡。他房里的颓败印象，于一个孩子的身心都是刺激和腐蚀。从白俄家出来，我就宣布我绝不去学英语。我先是耍赖耍蛮，后是眼泪长流。最后我胜利了，母亲决定再继续去看电线杆子，重找一位。我想，其实从白俄那里出来，他们心里也有些犹豫，白俄的颓丧惨淡触目惊心。白俄还有一种历史渣滓的味道，这大概是我父母最终放弃他的原因。第二个老师住一套公寓中的一间，房间很大。他坐在孤零零一张书桌前，说他不会教孩子，但他可以为我们推荐一个老师，对孩子很有办法。他说罢就开始写介绍信。他从头至尾没看我一眼，表示他对孩子一无经验。第三个老师我一见就喜欢了，他和蔼可亲，说话风趣。他家住一间临街的房子，用木板隔开朝南半间作教室。是快开晚饭的时间，桌上有一个砂锅，还呼呼地冒着热气。母亲问是在这里上课吗？老师说是的。我心里顿时充满了欣喜。我的英语老师就这样定了。
上英语课后来被母亲称作“现世”。有时候我自己也闹不清自己为什么这样作对，好像要我学英语是为了害我。直到很多年以后，我才渐渐明白，我将不学英语当作我叛逆的武器。我小小年纪，不谙世事。我把父母叫我学英语当作我与同学们隔阂的原因；我还把父母叫我学英语当作我虽在人群中却依然孤独的原因。当我自个儿走在上英语课的路上，心中总是闷闷不乐。其实我们班上还有别的同学请有家庭教师。也是一个女孩，学习弹钢琴，她依然心情愉快。我不晓得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的愿望在什么地方也许过了头。有时我有意和那一位也在课外学习的孩子接近，心想我们能成为相知相亲的一伙。这女孩的家住在这条街上著名的公寓大楼里。我到她家去过，发现她们所住的公寓，一半是她家房间，另一半是一个照相馆的暗房。这间照相馆以拍摄青春头像著称，橱窗里陈列着最新影星的大幅人头像，吸引着路人的目光。她家的走廊里，有一股酸溜溜的显影药水的气味，还流泻出神秘的红光。后来我知道，她父亲原是这照相馆的老板。解放以后，照相馆就公私合营了。我们那条街道上的商店，大都是这样的来历，昔日的店主就住在店堂的楼上，店的招牌上，还留有他们姓名中的某一个字，保存着他们惨淡经营的生涯。我想，照相馆这一行业极富近代城市的特色，照相技术是世纪初才兴起的鬼花样。上海这个通商港口为当时照相原料进口提供了条件；上海的电影业里明星辈出，吸引俊男倩女也向往留影百世，对繁荣照相业也是一个促进。照相馆的橱窗是奇妙的景象，它提取人生最美丽的瞬间，使之长存，引动了人们希望勃动的心。而在照相馆暗房里却是另一番景象。我很难忘记那暗房门缝里流泻到走廊上的液体般的红光，脸色苍白的冲洗师端了一盘浸泡着的照片走进走出。去她家里，我心情压抑。她从不让我进房间，只让我站在过道。她一手握着门把手，一手插在衣袋里，好像说完话马上就要进屋的模样。她长得小巧玲珑，头脑精明，说话口齿清楚，用词得当。她从不对我说她家里的事情，比如星期天他们全家去什么地方玩。她也从不和我共同议论同学长短。这样，我们在一起就没有多少话讲。她有一个表妹，一个唇红齿白的女孩。表妹一来，她就撇下了我，使我觉得，她的交游很广泛，而我很孤独。临街那家照相馆橱窗里，陈列过她和表妹的照片，她们搂在一起，眼睛笑成了月牙儿。她生活的世界是我插足不进的，她始终对我关着门。她是最早使我感觉到和人之间的隔膜，具有一扇门的形状。后来这孩子小小年纪就死了。她死于急性脑炎，在一个脑炎流行的季节里，一夜之间离开了人世。前一天，她还和几个同学猜谜玩，最后一个谜是她出的。她伸出十个手指，先握起一只手，再握起另一只手，说：你们猜这是什么？人们猜不出来。这时天黑了，她说，我明天告诉你，然后就回了家。明天她再没有来。我想象她是在那黑暗的过道里给人们猜谜，暗房里的光一缕一缕流泻出来。在她死后的第二年春天，我曾在她家弄口遇到她的表妹，我叫她一声，她蓦地回过头来看着我。她不认识我，脸上露出讥讽的笑容。她还对她新的女伴指点我，意思是这个人多么不正常，然后两人格格笑着走远了。我最终也没能接近她，直到我们搬家离开了这条街道，就连想起她的机会也不多了。后来，我就想到那些“同志”家庭的同学中间去碰碰运气。
“同志”家庭的孩子，在我们这里呈现出散兵游勇的状态。他们分散在各个里弄和楼房里，努力学习上海话。他们大都是山东籍贯。家中有一个穿大襟褂，裹小脚的老人，走来走去，蒸着馒头，葱蒜的气息四处飘扬。一般来说，这些同学的成绩都在中游，在班级中也比较沉默。他们穿着土气，作风有些邋遢。他们说上海话总有些拙于表达，这就显得傻里傻气。他们家常常是兄弟姐妹一大群，自成一体。他们的爸爸妈妈夜里日里忙着工作，从白到黑不沾家。他们的家庭生活充分体现了民主集中的原则。天黑之前，他们吃饭和回家都任其方便，老太太将饭菜公平分成每人一份，谁到谁吃。天黑之后，老太太便在弄堂或大楼里扬声叫着他们的小名，叫他们回家。那九曲十八弯的山东乡音在这城市的黄昏里，显出一种歌样的悠扬，使人又好笑又伤怀。他们在这叫声中，小鸟似的一个一个归了巢。他们回到家中，就改用老家的语言和老太太顶嘴。说老家的话时他们又带了上海话的口音，夹着上海孩子的口头禅，使老太太莫名其妙。他们睡觉的情形有些像部队的营房，大小床铺满房间，兄弟姐妹依次排，不一会儿便呼呼入睡，进了梦乡。每一年的暑假和寒假，他们还轮流还乡，跟着老太太，挎着篮子、网兜这类旅行用具。还乡是他们童年中美好的插曲，他们在小河里捕鱼捉蟹，晒得黑不溜秋地回上海来。有这一段经历作背景，他们就比较能耐得住寂寞。他们大多对学校生活不怎么热心，课堂上很容易犯纪律，学校有时想请他们的父母来谈话，可他们的父母都很难找到。他们对老师批评不怎么在乎，对“留晚学”这样的惩罚也不怎么在乎。其实在他们这种耽于上进的表面之下，掩盖着的是他们同这城市的格格不入。他们对这“格格不入”采取消极的默认的态度。好在他们的家乡通过老太太与他们发生联络，这安定了他们的心情，缓和了他们对这城市的陌生感。和他们相比，他们有老太太，我没有；他们有老家，我也没有。我是这城市里什么都没有的人。他们家做馒头的擅长也使我自卑，我想我们家是任何特长也没有的。我们家没有一件东西可供我骄傲地在这城市立足。在他们家中，我的孤独感更深了。说来都是“同志”的孩子，情形却大不相同。我和他们玩不到一起去。他们叫我一起脱了鞋袜，在床上做戏台上的游戏。我怎么鼓足勇气也无法到人家床上去瞎闹。那要忍受老太太的呵斥。那呵斥使我面红耳赤，羞得无法说。我还深恨他们在馒头出笼的时候，强迫我吃他们的馒头。吃人家的东西，是一件郑重的事情，小孩子之间不应当互相吃东西。可他们倒好，随随便便将滚圆好大的一个馒头，硬塞在我手中，说着：“吃啊，吃啊。”他们说过就转头去吃他们自己的。新出笼的馒头堆在箩筐里，热气蒸腾，欢天喜地。我手上捧了一只馒头站在一边，难堪得无地自容。我悄悄将馒头放回去，没有一个人看见。他们以为我已经把馒头吃下了肚，我的羞惭没有一点减轻。在他们家里，我浑身不自在，馒头成了我的污点。我想在他们不蒸馒头的日子去他们家，可他们家天天蒸馒头。他们在这以大米为主食的城市里泰然自若地天天蒸馒头，吃葱吃蒜。他们以一种对峙的姿态生活在这城市，与它建立起对立的关系。而我们家在这城市里，连这种对立关系也谈不上。我们家在这城市里，位置奇怪，情况特异，和所有人都不一样。父母还要我学英语。
我觉得学英语是那一时期里我孤独的原因。长期以来，我一直在寻找孤独的原因。我觉得妨碍我同人们亲密无隙在一起的，就是课外学英语这一桩事。这一件事侵占了我与同学们相处的宝贵时间，它使我游离于学校生活之外，成了个孤家寡人。我的反抗心理渐渐见诸行动，每逢上课的日子，我就百般地为难，拖延时间。在课上我也很不听话，给我的作业三次中有一次不完成。父亲和母亲亲自送我去上课，押送犯人一般。他们还从头至尾坐在旁边，监督我学习。有时候我嘴里叽叽咕咕念着课文，眼里却流下了泪水。一天，学校组织游戏表演，每人报一个项目，跳绳或是跳皮筋或是传手绢。有邻校的老师同学前来参观，还将举行评奖。这天正是我读英语的日子，我无法报名，回到家里满脸不高兴。母亲说：既然是这样重要的事情，你就只能缺课，但希望下不为例。我万万没料到母亲会这样给我方便，我却反而心情沉重。当我走回学校的路上，忐忑不安，我想游戏小组已经编好，我能否中途加入进去？有一瞬间我几乎动摇，想对母亲说：我去上英语课。可是要与母亲对抗的决心占了上风，于是我还是硬着头皮往学校走。游戏表演就在街心花园里举行，我到的时候已经开始，热火朝天，广播里放着欢快的音乐。我站在冬青树的旁边，哪一组都参加不进去。同学们都被快乐冲昏了头脑，对我作出视而不见的样子。他们得意非凡，随了音乐节奏一举手一投足，将普通的游戏做成了艺术。老师看见了我，非但没有及时地将我编进组，还让我站得远一些，不要妨碍了大家。路上的行人停住脚步，羡慕地欣赏大家的表演。我站在一边，走也不好，留也不好。广播里的音乐震耳欲聋，我看见同学们张开了嘴无声地欢笑，叫喊着什么。他们与我虽然近在咫尺，却好比相隔天涯。我沿了齐腰的冬青的围墙走出了花园，我向家走去，学习英语的课时已过。母亲见我早早回来，心生怀疑，问我有没有参加表演，我摇了摇头。母亲顿时勃然大怒，她认为我是有意逃课，并且设计了圈套。她骂我骂了很久，我无言以对，只是默默地流泪。我心里非常非常难过，却不知道为什么。我错过了学校活动，又错过了英语课，伤了自己的心，也伤了母亲的心。我有一种两败俱伤的感觉，并且深觉无法挽回。无法挽回是我幼年时的最伤心的情感，它常常使我陷入绝望的泥潭。我想：这事过去了，永不会再来。永不会再来的念头使我哭了又哭。伤逝之感本是老人的心情，他们可用理智去淡化它。而孩子要么没有，要有就格外强烈。这是一种疾病一样的情感，它伴随我一直到长大成人。我一边哭一边想：事情究竟在什么地方弄得这样糟了？我可怜自己，又可怜母亲。这种心情因为无人可说又没法说，使我的孤独更加深了。上英语课这事从此变成一个创痛，我一周三次要触及这个创痛。我常常一时性起，决心将英语课破坏。我有意和老师捣蛋，他要我说东，我偏说西。我或者懂了还装不懂，或者不懂却装懂。我将上英语课这桩事弄得一塌糊涂。老师是天下最好的老师，他耐心无比，善良无比，他对学生就像对他自己的孩子。而他耐心有余，严厉不足，所以课上的纪律总是比较糟糕。他的好言好语促使我更加放纵，我会任意走到黑板前在黑板上写字画画。在黑板上写字在那一时期成了我的嗜好。我一走进老师的家就径直走到黑板前去写字，一行又一行。有时我闹得太凶，连自己都害怕了。这时候，我就呆若木鸡，智能低下，一个句法说上一百遍我还是听不懂。上英语课捣蛋，我心里并不轻松。有时我希望老师能凶一点，有时我甚至希望母亲能揍我一顿，制止我胡闹，逼我就范。其实我是陷入了一个困境，自己和自己过不去，浪费了宝贵的学习英语的时光，也践踏了老师对我的一片爱心。我其实是盼望母亲来解救我，用强权来调解我和英语课越来越深的敌对。在一个温暖的雨夜，师母突然上门，她撑着一把布伞，手里提一块黑板，她说这是老师送我的礼物，还有一盒彩色的粉笔和一个粉笔擦。她走后，我一个人在黑板前默默地写了很久。我写我的名字，爸爸妈妈的名字，老师的名字，还有各个同学的名字。我用各种颜色的粉笔写着，粉笔灰飘洒下来，好像五色的雪花。外面雨沙沙地响，屋里的灯光很柔和。我心里很平静，还有点酸楚。在这个夜晚，我下决心要好好地学英语。可是一个孩子的决心是那么脆弱，需要有大人的监督、敦促，有时还要使用专制的武器。而我父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个自由民主主义者。他们的管制正好达到激起孩子我的反抗心为止，他们遭到反抗便不再坚持。他们有时还会将孩子我的任性看成是一种严肃的有意味的态度。他们往往是将我推进一个困境之后，才开始尊重我的自由。就好像将一匹马推进沼泽却不再驱策它前进最终走出沼泽。他们让我自己在这困境中无望地挣扎。我的任性变成一种周期性的循环发作，外人看起来莫名其妙。谁也不知道它有一个大病因，就是孤独。我有时控制不了自己，英语课我越学越倒退，比不学还要糟。父母让我放任自流，使我缺少了一个对立面，更加深了孤独感。我在英语课上的捣蛋逐渐变成一种发泄，老师对我没办法。有几次他终于向我流露出了不耐烦，还有一种伤心。这种眼光使我畏惧，并且心痛如绞。我想，事情再不能挽回了，绝望又一次涌上来，啃啮着孩子我的脆弱的心灵。后来有一天，老师建议我的父母中止我的英语课。他说我年龄太小，再过几年，还欢迎我做他的学生。这一天我早就料到了，又等待又惧怕。我的英语课就这样结束了。结束英语课不久，我还碰到过老师一回。那是刚刚入队不久，我很骄傲地戴着红领巾，臂上佩戴着小队长的标志。老师看见我，笑着，调皮地竖起一个指头，做出吃惊和佩服的样子，说：一道杠嘛！他完全不计前嫌，对我依然如故。我羞红了脸。一整个上英语课的事件中，我最感歉疚的就是老师。我想他无缘无故地，受了我许多气，还在背后遭到爸爸妈妈的埋怨，说他不会教孩子。其实，他是最最无辜的。许多许多年过去，我从一个孩子长成一个大人，我都忘记不了他慈祥的面容和眼神。可对于挽救一个孩子的困境，他毕竟力量不够，有些软弱。但这个孩子尽管在如此绝望的深渊里，依然被他引动了爱心。
选举为小队长这一件事情出乎我的意料。成立少先队是年满九岁的孩子的盛大节日。从此，孩子们的关系又多一重形式，这形式带有信仰的崇高色彩。接近九岁，争取入队的时候，我积极无比。我在课堂上认真听讲，课堂下帮助同学，回到家里抢着洗袜子手绢。我做梦都在想入队不入队的事。少先队的干部制度使孩子们的世界接近大人社会，散沙一般的小孩子有了牢固而严谨的联系。我们手拉手，不分离。我没有想到，选举队干部的时候，我们小组的同学竟会提出我的名字。由于他们是吵吵闹闹的一群，学习成绩又差，老师装作没看见他们举手，总是让别的同学起来提名。他们就坚持不懈地高高举手，他们大半个身体趴在桌子上，将手一直伸到老师鼻子底下。老师的眼光从他们手上滑过，就是不叫他们。他们的手就跟着老师的鼻子走，好像长在了老师的鼻子底下。老师对他们没办法，只得对其中一个说：你要说什么？那一个便大声地说出我的名字，其他几个也跟着嚷嚷，顿时吵成一片。老师心生不快，呵斥道：吵什么！她挥手让那同学坐下，转身走开，对他们的提名充耳不闻。这时候，他们便一迭声地叫喊我的名字，我的名字像口号一般在教室上空回响。我脸红到了脖子根，眼睛里全是眼泪。这是窘迫的眼泪，我觉得他们使我丢尽了脸。他们叫喊我的名字带着对抗老师的色彩，老师气恼得也涨红了脸。她坚持了一会儿，最终还是将我的名字写上黑板，排进了候选人名单。他们这才安静下来，坐回到椅子上去。从头至尾，我都不敢看他们。他们对我的拥举使我难堪，也有点感动。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那样关心我的荣誉，他们平时总是耍弄我，把我弄得大哭小叫。他们也没有看我一眼，好像和我一无瓜葛。选举后，我们有一时互相都不敢对视，彼此都有些害羞。为了掩饰这种羞怯之心，他们对我的粗暴比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当众奚落我，冷淡我，在我写字时摇晃桌子，给我起绰号并广泛传播。他们好像有心要澄清我与他们的关系，表现得特别过火。而由于当选了小队长，我格外容忍他们。我隐隐觉得，在我们敌对的表面之下，其实有一个紧密的联盟。当我们在课外的时候，我们已经能够和睦相处，有时甚至还很亲密。我们进行一些平等的交换。比如我代他们做作业，他们就搀着我手走过彼得横躺的楼梯口；我给他们讲故事，他们就替我完成少先队员除四害的苍蝇定额。他们对彼得就好像对一条驯养的狗，踢一脚，他就乖乖地缩起身子。他们打苍蝇的本领也很高强，苍蝇拍一挥就是一个。他们还会用羽毛球拍击落飞行中的苍蝇，只听球拍呼啦啦地响，苍蝇便一个一个落下，我只需宝贵地一五一十地将它们捡进玻璃瓶装好。和他们在一起，我渐渐地成了野孩子。有时候我天黑才进家门。我一进家门，就要和保姆她吵嘴，她总是以告诉母亲来威胁我。
我家保姆最见不得我们小组的同学。在她思想里，这条弄堂的人根本不应当和那条弄堂的人来往。两条弄堂没有打通时的情景，她一直记得。那时候，我们这边很安静，小孩举止很文雅。可是慢慢地那条弄堂的孩子开始侵入我们的弄堂。他们最初进入我们弄堂是由邻家男孩引起。他带来了他们班上住在那条弄堂的同学。他们打弹子，赌香烟牌子，还踢小足球。球经常飞进我家院子里，压倒一片车前草。男孩的行为被我家保姆视为变节，她常常扣住他们的球，用竹竿驱赶他们，还骂着刻毒的话。他们初来我们弄堂的时候难免战战兢兢，扭扭捏捏。他们悄悄地东张西望，打量这，打量那。渐渐地，他们就有些放肆，在弄堂里踢足球就是他们的主意。他们还渐渐消除对我们弄堂的神秘感和神圣感。这一点其实要归功于我家保姆。她用竹竿追赶他们的行为有失风度，她吵骂中夹杂着不雅的字眼也正中他们下怀。有一段时期，他们非常热衷和我家保姆吵闹。他们在前边跑，保姆她在后边追，好像在赶鸭子。当足球踢进我家院子里时，他们还斗胆爬上院墙，跳进院子拾球，和我家保姆做着捉迷藏似的游戏。他们肮脏破烂的鞋子，将我的车前草踩倒一片又一片。由于长久没有收割，车前草渐渐衰落，荒芜一片，颜色枯黄。我们弄堂所有院墙都插上碎玻璃片，估计就是这个时候。五颜六色的玻璃片，排在墙头，围成一道光色斑斓的栅栏。尤其是太阳东升的时分，院子上端便光芒四射。后来，我们弄堂里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从打碎玻璃片开始。玻璃片其实并不能防范他们爬墙，他们攀登的技术很高，对划破手脚这类小事毫不在乎。爬墙的事时有发生，有几次还酿成轰动弄堂的事件。他们弄堂的孩子站满了我们的弄堂，我家保姆单枪匹马出来对阵，人们都在窗户里默默地观战。此时此刻，就显出他们弄堂团结一心的优势。我们弄堂则胆小怕事，还对我家保姆颇有微词，说她不该招惹是非。此情此景之下，我与小组同学在一起，便带有吃里扒外的嫌疑。我想，我们这里每个孩子，都与那弄堂里的孩子有同学关系，要我们不往来是不可能的。这种两条弄堂混乱交流的情形，也就是我们的童年时期所呈现的社会关系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有时也伤了我们的心。前边说过的那位家住阁楼的小组同学，有一个哥哥，当时也曾来参加对我的骚扰。他患过小儿麻痹症，身体瘦小，面色苍白，手脚绵软无骨。他动作奇特，笑声险恶，追逐小孩是他一大乐事。这时节，他也积极参与了和我家保姆的捣蛋。他很神奇地完好无伤地坐在我家墙头上，玻璃片穿透了他的衣裤，却没有流一点血。他的双腿柔软地垂落着，手也很柔软地向我们院子里掷石头，一块又一块。保姆她用竹竿赶他，反被他拽住了。他的手臂像蛇一样缠绕在竹竿上，柔韧有力。我家保姆也力大无穷。相持不下。保姆她就叫我去帮忙，他则叫他弟弟帮忙。他弟弟爬上墙头，玻璃刺伤了他的手。我们各持竹竿的一端，眼睛不敢看眼睛。我们四人做着这奇怪的拔河运动，一来一去。保姆和他哥哥两人嬉笑怒骂，我们两人则低头无语。
和那条弄堂的孩子吵架，也伤了我家保姆的心。与那样的野孩子交手，使她有一种今不如昔的沦落的感觉。有时她也做出高傲的样子，不理不睬。可那条弄堂的孩子已经把我家保姆当作他们的伙伴，他们有事无事就要来招惹她。他们还把她当作我们弄堂的代表，招惹她就招惹我们整条弄堂。有时我想，假如我们这些孩子，没有将他们那些孩子引进弄堂，我家保姆也没有和他们爆发战斗，我们与他们一直保持距离，彼此沉默，后来的惨剧也许不会发生。后来的惨剧想起来就不寒而栗，我们弄堂从此成为悲恸之地。惨剧发生那一天，我们这些孩子噤若寒蝉，我们彻夜难眠。这悲惨残酷的场面，深深刺激了我们，使我们铭记终生。我们没有想到，我们弄堂和他们弄堂的那些日常的纠纷，竟可酿成这样一场大祸。由于后来发生的惨剧使我们和他们的带有喜剧色彩的战事，便含有了严酷的意味。有时我还追根溯源，我就以为大跃进大炼钢铁拆掉我们的墙是祸事的起源。假如没有拆墙，我们两条弄堂老死不得往来。拆了这座墙，可害苦了我们弄堂。话再说回来，当我们弄堂各家各户的院墙插上了彩色玻璃后，他们弄堂的孩子就多了一个游戏项目，那就是用弹弓射击玻璃片。他们将皮筋拉得紧紧的，眯起一只眼，对准阳光照射闪闪发光的一片玻璃。光芒刺痛了他们的眼睛，他们嘴里骂着脏话，手里射出子弹，“当”的一声，玻璃片碎了。他们拔腿就跑，呼啦啦地涌出了我们的弄堂。我们对此毫无对策，只能自认倒霉，最多只能向里委干部反映。当里委干部跑到他们弄堂进行调查，所有人都做出面面相觑、茫然无知的样子。他们本来还在恶语相向、大打出手，可是一见前来调查的干部，他们立即团结起来，一致对外。里委干部再有能耐，对着他们的坚强堡垒，也一无作为。然而，在我们弄堂里，有一户人家不愿像别家那样束手待毙似的等着他们来射玻璃，里委会那边就是他们去汇报的。那干部一无所得回来之后，他们就想这事还得靠自己。他们请人在院墙上装了一排铁丝网，网上有尖锐的铁刺，远远望过去，他家院子就像一座炮楼。我想，那条弄堂的孩子对我们弄堂，本来并没有特定的目标，但自从他家装上铁丝网之后，情形就起了变化。他们本来像平日一样，兴高采烈地拿着小足球和弹弓一类的游戏器具，来到我们弄堂。铁丝网刺痛了他们的眼睛，他们顿时就像皮球泄了气，一下子瘪了。他们中间有人还试了试翻越铁丝网，可是铁刺扎进了他们的手和脚，疼痛难忍，他们从墙上摔了下来。这使他们愤怒起来。他们天生喜欢爬墙，越是难爬的墙他们越要爬，可是铁丝网粉碎了他们爬墙的能耐。铁丝网也剥夺了他们射击的快乐。仇恨就在这时候种下了根。
这家人住在我们弄堂的顶端，他们住的这一幢房子经过了改建，底楼是个诊所的模样。他家老先生是我们这城市在解放后私人开业的少数医生中的一个。在大跃进那年，自动关闭诊所，到一家著名医院任了院长。人们极少看见这位先生，他出入都是坐小车。有几回见他从汽车中出来，见他原来是小小的一个先生。粉红色的头顶四周，有一圈柔软的鬈发。他留给我一个温和的印象，而且还很柔弱。他从小车里出来的样子，很奇怪地使我联想起小鸡从蛋壳里出来的情景。他家保姆是我家保姆早晨买菜的伙伴。据保姆她说，他家老先生的早餐是由自家磨的豆浆烧大米粥吃。因此，我就想象他家厨房里总是有一盘辘辘转动的石磨，雪白的浆汁从磨盘下倾注出来。他家保姆还送给过我一朵粉红色的月季花，说是先生种的。我将月季花养在玻璃杯里，我想老先生在月季花丛中一定很好看。他家的孩子都已是青年，个个风流倜傥。他们都是这城市名牌大学的学生，他们穿的玩的还都是上海这城市最摩登的。楼上女孩的父亲与他们相比，便是低了一筹。他们进进出出，都很招眼，皮鞋雪亮，裤线笔直，骑着三枪的自行车。我从小就视他们为高尚美丽的男女。他们仅仅是从我眼前一晃而过，就已博得了我的爱戴。他家长子结婚的那一日我永生不忘。新娘走出汽车，犹如从天降临，美不胜收。她长发垂腰，眼睛比星星亮，她脸颊的线条妙不可言。我家保姆搀着我手，奋勇地挤进人家的新房。闹新房是来自乡村的我家保姆她最向往的，是她所剩无几的最后一点乡情。她认为结婚的日子就是普天同庆的日子。我一直站到了新娘跟前，我看她已经看傻了眼。她给我糖我也忘了接。他们的婚礼就好像天上奇景，轰动了整条弄堂。婚礼直至深夜，宾客回家的小车一辆辆开出弄堂，引擎声划破了寂静的长空。其实那条弄堂的孩子，长久以来对这家就怀有一种隐秘的敬畏。当他们在我们弄堂玩耍时，这家的人一出现，他们不由地就偃了声息，让出路来，目送他们远去。瞄准这家墙头的玻璃，是他们最忐忑不安的一举，他们咬牙一射就跑，直跑得上气不接下气。铁丝网是激怒他们的头一招，他们中间不知是谁，想出了按电铃的好主意。开始，他们按过就逃，开门的人很茫然。渐渐的，他们不忙着逃了，正逃到一半，然后回头朝那开门的人笑。这是一个公然的大胆的挑衅，这说明他们对这家的敬畏心理已解除了一半。这家儿女心高气傲，不是好惹的。有几次他们掩在门后，等那些孩子来按门铃，突然冲出门去。他们猝不及防，被揪住后领，挣扎的样子就像一只上了夹子的老鼠。直等他挣扎够了，他们才放手，让他永远记住这个教训。这样就开始了他们之间的正面交锋。惨剧其实在这时候已经悄悄拉开了序幕，而我们大家都没有觉察。他们按门铃和反按门铃的斗争使我又痛心又兴奋。这家儿女的行为使我破灭了对他们的幻想，我觉着这场面有些不忍卒睹。可这场面也刺激了我的好奇心。我想，事情全都乱了套，今后还会发生什么呀！我好像在惴惴地等待着，心里还充满了害怕。大约这就是对惨剧的预感。所以，我敢说我是我们两条弄堂里对惨剧有预感的第一人。那条弄堂的孩子在按电铃之后的第二个行动，就是扔石头，这遭到了奋力还击。他们的投掷更准更狠，自行车也比两条腿跑得快。这家儿女已沉溺于和孩子们作战的激情。他们大失风度，修养扫地，标志着这个世界已经到了疯狂的边缘。这时节我们弄堂出现了一种异常的景象。各家的门户开闭很频繁，人们进进出出。母亲不许我在弄堂玩的禁令不知不觉中解除。似乎在同一天里，别家的大人也解除了对孩子的禁令。我们弄堂里出现了空前的热闹景象和纪律松懈情况。我们这些孩子突然间没了管束，一个个没规没矩，无法无天。楼上女孩和她爷爷当众顶撞的事情就是在这时候发生。张先生拄着史迪克走进弄堂，正见女孩与邻家孩子吵架。女孩喜欢吵架，是全弄堂闻名。张先生对女孩说：回家去。女孩不听，还越吵越凶。张先生又说：回家去。她返回头来，竟然叫道：就不回！张先生顿时气白了脸，他举起史迪克，打在女孩腿上。女孩杀猪似的尖叫起来，涕泪满面。张先生的发怒具有惊世骇俗的意味，它使我们整条弄堂蓦然失色。这也不是个好兆头，张先生被女孩搞得威望落地，意味着事情已经乱到了头。这是在一九六六年春末到夏初之间的一个短暂时期，人人都很失态，弄堂里成日价吵吵闹闹，天黑以后又格外寂静。一个贼翻墙偷去我家保姆晒在院子里的一块花布，也是惨剧发生前的一个事件。我们在房间里谁也没有觉察，一个身影悄然翻上我家院墙。发现贼的正是那家的儿子，他送客出来，见一人影蜷缩墙头便大叫起来。他叫着“捉贼，捉贼，”一边拔脚就追。那贼跑得比兔子还快，转眼间出了弄堂。那年春末的上海马路已经有些寂寥，夜市很少，霓虹灯很少，人们天一黑就早早回了家。他们一追一逃地跑过这城市的著名街道，惊动了街边居住的人家。最后，那家儿子捉住了偷布贼，夺回了我家保姆的花布。那家儿子奋勇捉贼，从马路呼啸而过的景象，带有一股反常的兴奋的味道。惨剧发生前最后一个事件，是街上开始破“四旧”。破“四旧”第一日，他家儿子被勒令脱了尖头皮鞋，赤足走回弄堂。这就像是那条弄堂孩子的节日，他们兴高采烈地尾随着这傲慢的青年走回我们弄堂尽头的家，在他身后欢呼，在他进门后，连连按着他家的门铃。这是最后一道帷幕了，惨剧就要发生。
红卫兵抄家的夜半敲门最终结束了我们狂欢的弄堂生活。我们弄堂的孩子都回了家。他们弄堂的孩子则如潮水席卷而来。他们占领了我们的弄堂，他们从早到晚在我们弄堂里巡逻，走来走去，一旦有抄家的队伍进来，便尾随其后，跟进门去。他们对于砸东西有着奇妙的嗜好，这大约是源于射击围墙上的玻璃片。他们把瓷器和玻璃器皿摔在坚硬的水泥地上，乒乓乱响。当抄家的队伍进入我们弄堂尽头那户人家的时候，我们全体都为他们悬起了心。人们不约而同地想：这家的儿女要吃苦了。我们弄堂鸦雀无声，家家门窗紧闭。他们弄堂的孩子，以及大人，喜气洋洋。走进我们弄堂个个趾高气扬。他们剪断了墙头的铁丝网，将院子里的月季花连根拔起。他们还对抄家的造反派说三道四，数落出这家儿女的种种罪行。他们转眼间和造反派结成朋友，情投意合。他们说说笑笑，谈天说地，从下午直到晚上。晚上便宣布召开对这家儿女的批斗大会，要求全体居民参加。批斗大会是在我们两条弄堂之间的空地举行。准备会场花了很长时间。拉出电灯，接上喇叭，搭一座简陋的台子。然后，灯光齐明，大门推开。我们的弄堂被挤得水泄不通。那条弄堂的人们自觉担任纠察的工作，维持秩序。留出一条道路，这家儿女出场了。他们面无表情，态度从容，任凭人们朝他们笑骂唾弄。我们在黑暗中推开了窗户，目送他们前去会场。我不会忘记的是这家的新娘，其时新娘早已是旧娘，可在我眼里，她还一如鲜花盛开，娇艳无比。她的长发编成朴素的辫子，她穿一件蓝布衫，可她的美丽丝毫不减，还增加有几分威严。他们一行数人被押上台子，一律弯腰屈背。大喇叭里传来口号阵阵，逼迫他们交出他们的父母。这一对父母已经及时地为他们做了转移。这一晚，那条弄堂的孩子大人兴奋无比，激昂无比。他们叫嚣得哑了嗓子。他们挥动皮带木棍。他们怀了猥亵的心理踢打这家儿女。这家儿女个个鲜血淋漓，他们从头至尾不吐一字。看着他们这样高傲的人受辱，心痛欲裂。他们从来服饰整洁，气质高贵，使人不可侵犯。如今却被踩在那些污浊的脚底，这就是我们弄堂的惨剧。
那一年也是学校停课的一年。学校停课，我们成日价呆在家里。我这才发现我们房子的地板更加松动，动辄出声。又新生出一种软体的爬虫，在它爬过的地方，留下了银色发亮的轨迹。这种银色发亮的轨迹布满了我们整座房子，好像是一个大蛛网。管道漏水日益严重，天花板和墙壁上的黄色水渍昼夜扩大着面积。车前草在我不去上学的这一日里开始生长，它们不再是一片一片的，而是这里一丛，那里一丛。那种繁茂的丰收的景象，一去不返。收割车前籽这种小孩子的把戏，现在要我做我也提不起精神。孤独又一次涌上我的心。学校停课最最苦了我们这年级的学生。小学不开展文化革命，没有红卫兵组织，不能参加革命大串连。我们只能回到家里，变成了学龄前儿童，又变成退休的老人。我们又成了散兵游勇，孤家寡人的一个。有我们几个要好的昔日的同学在马路上从这头逛到那头，从那头逛到这头，默默无语。橱窗里也没什么看头，我们走了一阵就索然无味，然后分头回家。这时候，我们这幢房子里三个同龄的男孩女孩重又集合起来，在一起做了伴。可是我们各自经历了不同的学校生活和同学关系，彼此有些像陌生人。我们在一起，多了些客套，有点假惺惺。我们在一起大不如以前那样随心所欲，快乐也不如先前。我们觉得在一起还不如分开，便又各自回了家。我们在这种离散的状态中从小学毕业。没有毕业考试，没有毕业仪式，没有拍毕业照，同学之间也没有告别。然后我们又在同样的离散状态下进了中学。我们按照另一种形式的地段关系分配进中学。我们的中学生活是在停课的情形下开始，去不去学校都一样。我们中间有一些同学临到三年中学毕业彼此还没认识，连名字都叫不上来。我就是这样的同学中典型的一个。停课使同学关系解体了，同学关系其实是一种很不错的关系。我们因为学习同样的课程，经历同一级的考试而携起手来，有了共同的命运。我们还可建立竞争的关系，为战胜对方而牢固地结合在一起。我们的同学关系还可延续到课外，成为发展友谊和增进感情的好条件。我们甚至可以顺藤摸瓜，由着同学这一通道去发展更广阔的社会关系。比如同学邻家的孩子，邻家孩子的同学，就像织网一样，越织越大。我们作为其中一个网眼，便又安全又稳定地存在于社会之中。然而停课使同学的关系解散了。我们分散开来，就好像抛入了茫茫大海，无边无沿，不知身居何处，不知哪是岸边。这使我们产生恐慌心理。恐慌心理的根源其实就是孤独。当我退出索然无味又散漫无边的学校生活，回到我睁开眼睛就看见我们从小生活的房子里，觉得这房子像是我的归宿。它和我有一种自然的关系，好像母亲和孩子。可是这房子已经旧得不行，那软体爬行动物肥滑的躯体使我恶心。有人教我用盐去腌它，转眼间它便化成水，一命呜呼。这种以盐为武器的屠杀令我战栗。盐水渐渐侵蚀了我们房子的地板，这儿一块，那儿一块，斑斑驳驳。我有时恐怖地觉得，我们的房子马上就要烂掉啦！有一次我夜半惊醒，看见枕头上有一条软体爬虫。我放声大哭，哭声惊动了整幢房子，我想一切都完了，末日来临。这一年里，我出现有一种精神崩溃的症状。我心情压抑紧张，害怕那虫子如惊弓之鸟。我夜里不敢睡着，生怕睡梦中那虫子再爬上我的枕头。我从不敢睡变成想睡却睡不着。我小小年纪开始吃安眠药，令大人揪心。后来有一天，满天阴霾，我情绪低到了头，简直没法说。我衰落地想：应当找个法子。我想来想去，便去收拾我的院子，我一丛一丛地割着车前草，儿时的情景涌到了眼前。灰尘盖住了泥土，使泥土颜色变浅，并且干瘦成粉末。车前草的叶子发了黄，生机垂垂。忽听有人在窗口说：种不种花？我回头看见了邻家的男孩，隔窗望着院子。他已长成了大男孩，和小时候判若两人。我说：种什么花？他转眼间走过我家房间来到了院子。他带来工具还有花籽，我们一起拔尽车前草，清扫了院子，垃圾扫出了十几簸箕，碎石头堆成一座小山。我们翻了地，挖了坑，播下花种。然后，天开始下雨，小雨飘飘洒洒，润湿了泥地。从此，每天我们都在一起，等待花籽发芽长叶。我们种的是喇叭花和晚饭花。男孩说这两种花是特别容易生长的花，无论多么贫瘠的土地，都能开花。城市的土地是世界上最贫瘠的土地，我们这繁华街道的土地又是城市土地中最贫瘠的一块。我们天天浇水、拔草，还用碎石砌成花坛。然后我们蹲在地上耐心等待。
后来，晚饭花开了，一蓬又一蓬，牵牛花也爬满了墙壁。粉红色的花看上去，红云一片。我和邻家的男孩坐在花下，说着关于种花的一些闲话，心境很宁和。我们总是在院子里说话，一说就到天黑。我家的院子，就像一个孤岛，我们是两个偶然相逢的孩子。这是一个平静的孤独时期，这城市里所有像我们这样年纪的孩子全都各自为阵，在自己家里过着自己的日子。我们偶然到学校去，人也总到不齐。坐在教室里无所事事，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有时候老师将我们集合起来，却不知道该干什么，于是又解散回家。我们这些孩子解散回家，好像大水漫过了田野，漫无目标。我们出自本能地随了大溜走，走出校门这才真正地解散，各归各的家。走向校门的这一段路是我们心里最安宁的道路，我们虽然互不说话，可是心心相印。那就是我们都爱游行的道理。那年头无穷无尽的游行活动，可说在某种程度上救了我们。游行是我们在中学里惟一的集合形式。我们从来不去过问游行的目的和意义，我们只是需要大家走在一起，齐步向前。在队列中，我们感到愉快，并且激情洋溢。路上的行人驻步旁观，使我们生出莫名的骄傲之心。游行对于我们，其实是一种集体散步。如不是游行，我们没有理由走到一起来。所以，无论游行的道路多么漫长，我们都没有怨言。无论游行是在白天还是深夜，我们也都没有怨言。深夜把我们集合起来去游行，在那时是常有的事。这于我们是一种夜生活，嘴里不说，心里都高兴。我们中间有许多友谊关系，都是在游行中结成。我们中间还有一些如今叫作早恋的情爱关系，也是在游行中结成。我们在游行队伍中搔首弄姿，眉来眼去。我们一回生，二回熟，三回不分你和我。我们在游行中练了脚劲和忍饥耐渴的能力，还有暗传心意的方法。去游行，我们总是装束整齐，仪态端庄。路人的注目使我们暗暗得意。游行在那时相当于今日的“party”，是抛头露面，展现各自风貌的好机会。我们暗地里互相比较风度和口才，我们尽可能做到妙语连珠，语不惊人死不休，希望引起同性或异性的注意。矛盾也就此产生。游行到了后来，总是矛盾重重，相互的意见一大堆。游行成了一个小社会，人事关系复杂。游行中遗留下的芥蒂有无数，有的还能影响长远。但是游行毕竟只是一个临时的集合，随聚随散，具有一种形式上的集合含义，却没有实际的内容。它可暂时地使人感受到集体性、社会性的气氛，却联合不起人的命运关系。就像现代的“party”，它其实制造了一个人和人在一起暖融融的假相，是一个烟幕弹。待到灯火阑珊，人们便离散开来，各回各的家。那时，我们小小年纪，我们对游行寄予莫大希望。我们尽情地享受游行的欢乐，认为游行是个不散的筵席。我们走在队伍里时感情激荡，队伍散后情绪就低落。可是不管怎么说，在我们那时的中学里，有游行还是要比没有游行好，它在感情上满足了我们人类群体性的本能需要，暂时将我们从各自的孤岛上挽救出来，集合一会儿，再放逐我们回家。那时候我还有个奇怪的心思，不知是怎么产生出来，那就是等信。
世界上会给我写信的人可说一个也没有。我认识的人全都住在这一条街道上，没有必要写信。我们小小的年纪，也没有写信的习惯。可是我却心心念念地等信，一天两班的邮差是我等待的人。听到邮差的自行车铃响，我就心跳，等他走后，才悄悄开门走出房间，去看那信箱。我对街上的邮筒还生出好感。我想，许多信都投放在这里，然后再送到四面八方，将分离的人们联系起来。我还想，其中会不会有我的一封信呢？我完全没有理由等一封信，可我却等得非常执著，并且满怀信心。我等了上午又等下午，然后想我的信正走在路上。我等啊等的，一天一天，一月一月。时间流逝使我怅然若失。因为没有等到一封信，我觉得日子都白过了。我想一封信想得着了迷，我为我等待的信创造了许多种经历。有一些经历实在蹊跷得可以，称得上是传奇。后来我做了一个小说家，最初的创作大约就是在此开始。等一封信是我极其隐秘的心事，我从来不与别人说，我也没有人可说。这封信是我的折磨也是我的支持。心情低落时，我就想，明天会来信。由于我等信又等不到，我就觉得我的一切都成了未知的谜语。有一天，我家信箱里来了一封写错地址的信，它写了我家的地址，可是姓名全不对。那信在我家敞开着的信箱里插了两日，我进出都看见那信，产生了无端的遐想。我想，这封信会不会写给我的？写信人不知道我的名字就胡乱编了一个，或许他以为我就叫这个名字。我的推想越来越合情理，事情变得不可怀疑。我悄悄拿起这信揣在怀里，这封信被我的手摩挲得很温暖，也很亲切。我摩挲了整整两天却下不了决心拆开它。一是不敢，二是生怕希望破灭。这封信在我口袋里，使我的悬想有了具体的外形。拆信的那一刻于我非同小可，我按捺着心跳，闭着眼睛，狠命地一扯。信被撕成两半。我抖索着鼓足勇气，看了几遍也没有看明白，短短几行，字迹潦草，文理不通，写信人和收信人都很陌生。我吓得要死，犯罪的心情使失望显得不那么要紧了。我想私拆信件是可耻又可鄙的犯罪行为。我将这封信拼了又拼，再也恢复不了原样。后来我决定将这信藏匿起来，这信在我口袋里使我产生了嫌恶的心情。于是我便烧了它，灰烬冲下了抽水马桶。由于等一封信，我犯了罪。虽然人不知鬼不觉，可我心情沉重。然而等信的念头我丝毫不减，我还是天天等、月月等。牵牛花已经包围了我们的房子，使它像一座绿色的古堡。晚饭花开了一批，谢了一批，种子撒落一地，又种下一批。盘根错节，越开越盛，枝叶花朵蔓出了花坛，占满整个院子。
这一年的冬季，我们房子的孩子兴起踢毽子的游戏。我，男孩，还有女孩，在过道上举行踢毽子比赛，我们将整幢楼弄得震天响。过道的地板是全幢房子中最最松动的地板。我们形象很奇特的，一只脚穿了老太太的蚌壳棉鞋。这种棉鞋对于踢毽子，效果十分好。我们忘乎所以地大笑着，快乐得不行。当我们将脚屈向身后作着一连串的“打拐”的时候，房间里放在高处的东西都纷纷震落了地。这一时刻令张先生心悸，房子倒塌的一幕在他脑海里上演。他几次派阿太下楼来阻止我们，我们嘴里应着，脚下却踢得欢。我们踢毽子的技术越来越高，毽子就好像长在了我们脚上，要它落它也不落。我们三个的技术各有千秋。女孩善于“打拐”，她身手不凡，借了松动地板的弹力，一跃一跃，可连接不断。我的长处在于耐力，我曾经一口气踢了五百下，脸不红，气不喘。
男孩的花样繁多，即兴性很强，常常给我们来个出其不意，并带有滑稽表演的味道。他总是逗得我们笑弯了腰，得个满堂彩。踢毽子必须在室内进行，室外北风呼啸，会将毽子吹得摇摇荡荡。踢毽子还有取暖的作用。我们的城市因为在长江以南，没有取暖的设备。潮湿寒冷的冬天，这城市的孩子全都生了冻疮，手上，脚上，还有耳朵上。我们戴着手套踢毽子，两只手熊掌似的一摆一摇，身上出了汗，脚上的冻疮也由刺痒转为不痛不痒。白天大人都去上班，房子空空荡荡，我们踢毽子的声音就格外响，还激起回声。张先生退休在家，每天至少要三次派阿太下楼来阻止。劝止的话越说越不好听，而我们全当了耳旁风。终于有一天，张先生绝望了。我想，张先生绝望，是从他孙女儿在弄堂里当众冲撞他就开始了萌芽。当了众人的面，张先生的威严竟不能使他的孙女儿屈服，这从根本上挫伤了张先生的自信心。张先生长期以来，心情其实都很压抑。他每天坐在房管所的办公室里，填一些关于房屋维修的报表，他惟一的伙伴就是我们这一幢摇摇欲坠的房子了。那天他走到阳台上，很吃惊地发现，楼下院子里的车前草全换上了晚饭花、牵牛花，一直开到他的窗下，一朵又一朵。他已经好久没有到阳台上来了，上海这城市已没有不夜的市光，夜晚黑得要闷死人。这天张先生的心情比较好，天气也比较好。那粉红色的花布满院子，他想这颜色太娇艳了，与这个年头的气氛大相径庭。他以为一切不协调的景致都不是吉兆，他宁愿他看见的是荒凉的车前草。后来，我们踢毽子的声音激怒了他。我们从早到晚地踢，他劝也劝不住。他的孙女儿也在踢，又怎么能去说别家的孩子呢？我们每一脚都好像踢在了他的心上，使他疼痛难忍。我们每一下跳跃，房子都要抖动一下。张先生的心脏受了伤，他心跳一会儿快一会儿慢，有时候甚至停止了。有一天，他在我们踢得最热烈的当口，忽然对阿太微笑了一下，然后站起身说，我们一起跳吧。说着，他便原地跳了起来。张先生的跳跃声从三楼地板直传下来，惊动了我们。我们想：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我们很残忍地笑着，推搡着上了楼去，挤在楼梯口，看张老先生跳。可是这一情景立即震慑住我们，女孩放声大哭，我和男孩溜下楼梯，回到自己家里，躲藏起来。
很多年后，我们搬家了。离开这房子时，我感觉生命被割裂了。这房子和我生命中最初的时期连在一起，带有接近自然的形态。我走到哪里都忘不了它，我不问来由地就对它生出至亲至爱。搬家后再回来看房子，我都难下决心，步履沉重。接近它于我情感上是一个重大的触动，彻心彻肺。回去这房子第一次使我产生有历史的感觉，它在我生命中第一次留下了历史的痕迹。搬家中止了我经验的延续性，我辛辛苦苦单枪匹马建设起的社会关系到此结束，又将重新开始。上海这城市每天都有人搬家，从这一处搬往那一处。我们好不容易认识的人却要离开，而去到另一些陌生的人中间。我们的人际关系史不断地因为迁址而中止再从头开始，迁址将我们的历史分为一截一截的，成了片断。这一次搬家以后，我还要再经历搬家。第二次搬家时，我已习以为常，心情平静。频繁地搬家使生活带有流浪的性质，似乎居无定处。搬家这事只要一开头，就接而再，再而三，慢慢会成为一种习性，不搬家就浑身不舒服。我们频繁地认识一些人，抛弃一些人，这城市里的人多得认也认不完。我们和人的接触都成了泛泛之交，蜻蜓点水一般。搬家还要清理东西，将多少年积累下来的旧东西扔掉。旧东西其实是时间的遗物，有时候提醒一下我们对往事的记忆。那年我们搬家，我心痛欲裂，我向往事作着告别。往事不仅有时间的意义，还有空间的意义。搬家割裂了我的空间，将我生命的空间分成一块一块的。我们搬家是一点一点来的，分成好几天。我最后离开那房子时，手里抱了一大堆邻居们送的糕点，意思是祝我们家高高兴兴。这些人家我大都不怎么熟识，见面也不定打个招呼，可是离别使我们相亲相敬。送糕点的习俗是上海这城市仅存的习俗中的一个。按习俗，我们家应以团子回赠大家，意思是祝大家团团圆圆。可我们家对这城市的习俗很少了解，我们家什么样的习俗都没有。我对大家的赠送不知如何回答，只是空洞说着“谢谢”。抱着一堆糕点上路，本应当高高兴兴，可是眼泪却流了出来。就这样，我离开了我从小生活的老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