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六七年十二月二日，于华盛顿。
我辞职不干了。看来，政府机构大体仍旧照常运转，然而它在体制上总像缺少了一点儿什么。我原先是参议院贝壳学委员会的职员，后来我掼了纱帽。我看得出，政府中其他官员分明都存心不让我对国家大事抒发己见，以致我再不能同时既保住我的职位，又维持我的自尊心。如果我一桩一件地列举出本人在政府中任职那六天里所受的许多肮脏气，那我尽可以根据它们写成一大卷书。政府一经派我在参议院贝壳学委员会里任职，此后就不许我跟抄写员打弹子。且不管这件事叫人感到多么冷清无聊吧，但是，只要内阁中其他成员对我以应有的礼数相待，我仍旧会忍耐下去的。然而，我并没受到应有的礼遇。每次注意到一位部长在执行一条错误的路线，我就丢下所有的公事，跑去找他，试图把他扭转过来，因为那是我的责任呀；然而他们一次也没因为我这样做而感谢我。单说那一次我完全是出于一片好意，跑去见海军部长，说：
“阁下，我看法拉格特海军上将[16]只是在欧洲打过零星的遭遇战，那样子简直像是带着干粮出去野餐。喏，也许有人以为那样很好，可我的看法就不同。如果没什么硬仗叫他去打，那干脆就叫他回来吧。别叫他一个人领着一大支舰队出去旅游呀。那样太浪费了。请注意，我并不反对海军将领旅游——但那必须是合理的旅游——经济的旅游。喏，他们可以乘上筏子沿密西西比河顺流而下……”
我真希望你们听一听他那样咆哮如雷！人家还以为我犯了什么弥天大罪哩。可是，我也不去计较它。我说乘筏子游览很便宜，它像共和党人办事一样简单，而且十分安全。我说，如果要安安逸逸地旅游，再没比乘筏子更好的了。
这时候海军部长问我是谁；我告诉他我是政府官员，他要知道我当的是什么官，我并没注意他这句话问得有多么古怪，我说，既然我是以同一政府的官员的身份去到那里，我不妨告诉他我是参议院贝壳学委员会的职员。瞧他当时那样大发雷霆呀！最后他命令我离开那里，叫我以后只管自己的事。我首先想到的是要罢了他的官。但是，那样做会连累其他的人，而实际对我并没有好处，所以我还是让他留任了。
我下一步是去找陆军部长；他起先根本不愿意接见我，后来知道我是政府官员才同意了。然而，要不是因为我有要事造访，猜想他还是不会放我进去的。我向他借了个火（当时他正在吸烟），接着就对他说，他曾经为李将军[17]及其战友编制的口令规定进行辩解，我认为那件事倒是无疵可议的，可我就是不同意他在大草原上跟印第安人作战的方式。我说他那样作战，兵力太分散了。他应当把印第安人更紧密地聚集在一起——把他们聚集在一个地形对我们有利的地方，让双方都可以在那里作出充分的准备，然后来它一次大屠杀。我说，对一个印第安人来说，再没比进行一次大屠杀更能使他知道我们的厉害的了。如果他不赞成这样一场屠杀，第二个制服印第安人的最可靠的方法就是让他使用肥皂，再向他灌输教育。肥皂和教育虽然不能像屠杀那样立见功效，但是，日子久了，这两者更能够要他的命；因为，你虽然把一个印第安人杀得半死，他仍旧会恢复健康，但是，一旦让他受了教育，把他洗得干干净净，那他迟早非完蛋不可。那样就会摧毁他的体质；那样就会砸烂他的命根子。“阁下，”我说，“时刻已经到来，必须立即采取一次惊心动魄的残酷行动。就用肥皂和识字课本去整治所有蹂躏大草原的印第安人，让他们统统完蛋吧！”
陆军部长问我可是一位内阁成员，我说正是。他打听我担任的职位，我说是参议院贝壳学委员会的职员。这时候他就以“藐视长官”的罪名命令拿下了我，而我就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消磨了那一天的大好光阴。
我几乎下定决心，准备从此以后钳口结舌，随政府任意行事，但愿他们好自为之。可是，责任感激发了我，我要尽自己的责任。于是我去拜访财政部长。他说：
“您要什么呀？”
我可没防着他有这么一问。我说：“要点甜潘趣酒吧。”
他说：“如果您到这儿来有什么事，阁下，那就请说吧——尽可能说得简括一些。”
于是我说，他这样突然调换了话题，使我感到很是遗憾，因为我觉得这样待客是十分无礼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最好还是不去介意这件事，我应当把话直接说到点子上。接着我就开始苦口婆心地劝导他，说他写的报告过分冗长。我说那样写法是浪费笔墨，是不必要的，是措词拙笨的；报告中没描绘的文字，没诗意，没感情——没主角，没情节，没图画——甚至没一幅木版画。显而易见，是不会有人阅读它的。我再三劝他不要发表那样一篇文章，以免有损他的令誉。如果他真的希望蜚声文坛，那么他就必须在他的作品中掺入更多的花哨。他就必须略去那些枯燥无味的琐碎细节。我说，一本历书[18]之所以受人欢迎，主要就是因为它刊有诗歌，载有谜语；如果能够在他写的财政报告里前后穿插一些谜语，那样就可以增加它的销量，那样它的收益就将超过它能列入报告的全部国内税收。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怀着最良好的意愿，可是那位财政部长却勃然大怒。他甚至骂我是一头蠢驴。他好像怀着深仇大恨似地骂我，说如果我再去那儿干涉他的事，他就要把我从窗子里扔出去。我说，如果不以和我官体相称的礼数相待，我就要拿起我的帽子离开那里。而结果呢，我真的是那样做了。他那情形就好像是初出茅庐的作家。那种人在刚发表了他们第一本书的时候，总是以为自己知道的要比任何其他人知道的更多。谁也休想能够向他们略进片言忠告。
看将起来，在政府中供职的整个期间，我无论以官员的身份去做什么事情，都会给自己招来麻烦。然而，不论做了什么事情，不论尝试什么事情，我都认为那是从祖国的利益出发的。由于所受的委屈给我带来了痛苦，可能我不得不做出偏激和有害的结论，但是，我当然认为，国务卿、陆军部长、财政部长以及我的其他同僚，从一开头起就串通一气，阴谋把我从政府中排挤出去。在政府中供职期间，我总共只出席了一次内阁会议。可单是那一次已经够我受的了。白宫门口的门丁好像不愿意给我带路；后来我问其他阁员可曾到齐。他说他们已经到齐，于是我就走了进去。他们都在那里；可是谁也不向我让座。他们都下死眼瞪着我，好像我是一个暴徒似的。总统说：
“哟，阁下，您是谁呀？”
我把我的名片递给他，他读道：“尊敬的马克·吐温，参议院贝壳学委员会职员。”接着他就用眼把我上上下下细细打量了一阵，好像以前从来没听见过我这么一个人似的。财政部长说：
“这就是那个爱管闲事的蠢驴，他劝我在我那份报告里写一些诗歌和谜语，好像是我在写历书似的。”
陆军部长说：“这就是那个想入非非的家伙，他昨儿去找我，提出了一项计划，说什么要用教育把一部分印第安人害死，然后把另一半人屠杀了。”
海军部长说：“这年轻人我认识，就是他上星期里一再跑去打搅我的。他不满意法拉格特海军上将指挥整个一支舰队，从事他所谓的‘旅游’。他还提出了什么乘筏子旅游的疯狂办法，那些话太荒谬了，这里我就不去重述它了。”
我说：“先生们，我已经觉察出，这里的人都存心要丑化我任职期间的一切作为；我还觉察出，他们都存心阻止我在讨论国是的时候抒发己见。今儿他们根本没去通知我。我完全是适逢其会，得悉这儿要召开一次内阁会议。好吧，这些事都别去提了。我只要知道一点：这儿是不是在开内阁会议？”
总统说：“是在开内阁会议。”
“那么，”我说，“就让咱们立刻谈正经的吧，别这样很无谓地在官场作风方面找碴儿，浪费了宝贵的时间。”
这时候国务卿开始发言，瞧他老是显得那么和气，他说：“年轻人，你弄错了。参议院职员并不是内阁成员。说来也怪，国会大厦看门的也不是内阁成员。因此，尽管我们在考虑国是的时候想要借重您的非凡的智慧，然而，由于法律所限，我们却不能利用它。现在只好在您不出席的情况下继续讨论国家大事了；万一此后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故（看来，这是很可能的），您也不必心里难过；您应当感到安慰，因为您已经用言语和行动尽力设法消除这场灾难。我祝您幸福。再见啦。”
这几句口气亲切的话，平息了我的满腔愤懑，我离开了那里。然而，一名国家的公仆是永远不会安享太平的。我刚回到国会大厦我那间小屋子里，也像议员那样把两只脚跷在桌子上，这时候一位贝壳学委员会的职员怒冲冲地走进来说：
“你倒是跑哪儿去了这么一天？”
我说，我是去出席内阁会议了，那是我责无旁贷的事。
“出席内阁会议？我倒挺想知道你在内阁会议上干些什么？”
我说我是去备咨询的——为了拿话堵回他去，我说这件事根本与他无关。这一来他就变得傲慢无礼。最后说，三天前他就叫我抄录一份谈炸药壳[19]、鸡蛋壳、蛤蜊壳，以及其他天知道什么与贝壳学有关的报告，可是谁也找不到我。
这一来我可忍无可忍了。这是一根压折了“职员的骆驼背”的羽毛[20]呀。我说：“阁下，您以为我会为了一天拿六块钱就这样干下去呀？如果您有这种想法，那还是让我提请参议院贝壳学委员会另请高明吧。我可不是属于任何派系的奴隶！收回你们那份辱没人的委任状吧。给我自由，否则我宁可去死！”
从那时候起，我就跟政府一刀两断了。我遭到政府部门的冷眼，受到内阁阁员的怠慢，最后又被那个我力图为其效劳的委员会的主席训斥了一顿；在备受迫害的情况下，我虽然完全不顾我显要的地位带来的风险，但也绝对无心恋战，终于眼看着创痍未复的祖国处于危难中而抛弃了她。
但是，我已经给政府当了一个时期的差，所以我把我的收费通知单送了去：
美利坚合众国：
遵账应付参议院贝壳学委员会尊敬的职员以下各项费用：
应陆军部长咨询，需收费 50元
应海军部长咨询，需收费 50元
应财政部长咨询，需收费 50元
应内阁咨询，免予收费
经埃及、阿尔及尔、直布
罗陀、加的斯去耶路撒冷，
往返旅费津贴[21]，以里程
计共14000英里，每英里
收费2角，共计
2800元
任参议院贝壳学委员会应领
薪金：在职共6天，每天以6元计 36元
合计 2986元
除了职员的薪金给这区区三十六元而外，收费单上的其他费用一笔也没偿付。财政部长是存心跟我为难到底呀，他一笔勾销了所有其他项目，只在收费单边上批了“不准”两个字。这样，他们终于选择了另一个可怕的办法。竟然出现了抵赖偿还债款的事！这个国家可完蛋了。
我暂时结束了我的仕宦生涯。就让那些甘心受骗的职员继续留任吧。我在各部里认识了许多这样的人，他们从来没接到召开内阁会议的通知，而国家领导人也从来不去征询他们对战争、财政或商业的意见，就好像他们不是政府的官员似的，但是，他们竟然会一天天守着他们的职位，继续从事他们的工作！他们也知道本人对国家的重要性，而且都不知不觉地让这种想法在他们的神态中，在他们去饭馆里点菜的时候流露出来——然而，他们却继续从事工作。我认识一个人，他的职务是从报纸上剪下各式各样的小图片和短文，粘在一本剪贴簿里——有时候一天所粘的达八张到十张之多。他虽然手艺不大高明，但总是尽力而为。那种工作是十分累人的。它对智力是一种消耗。然而，他一年只能领到一千八百元的薪俸。凭那个年轻人的头脑，如果肯选择其他行业，他可以攒下成千上万元。可是，不——他有着一颗忠于祖国的心，只要祖国还存下一本剪贴簿，他就要永远为它效劳。我还认识几个职员，他们虽然不会写出很好的文章，但是都很高贵地将自己所有的知识全部贡献给祖国，为了每年领二千五百元薪俸而继续辛劳受苦。他们写出来的东西有时候还得由其他职员重新改写；但是，如果一个人已经为祖国尽了最大的努力，难道祖国还能对他表示不满吗？再说，还有一些职员，他们没有正式的职位，都在一等再等，长期等候填补一个空缺——耐着性子等候有一个报效祖国的机会——而这样等候着时，他们一年最多只能领到二千元薪俸。这情况是凄惨的——这情况是非常非常凄惨的。某国会议员有一个朋友，他很有才能，但是没一官半职可以让他施展他那过人的才干，这时候议员就将他推荐给国家，让他在某部门里当一名职员。于是那人就不得不在那个部门里做一辈子苦工，给那个从来不顾念他、从来不同情他的国家拼死卖命地办理公文——而为了这一切所得的酬报只是一年二三千元的薪俸。将来，等我全部列举出几个部门里所有的职员，说明他们必须完成的任务，以及他们为此所能获得的报酬，那时候诸位就可以看到，我们现有的职员人数实际上不及需要的一半，而这些人所领的薪俸更低于他们应得的一半啊。
一八六七年十二月二日于华盛顿
一八六八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