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的时候，那些比我聪明的人，个个心怀窃喜，迫不及待地做出了断言，认为从此以后，我将不再有任何写作素材了。他们说：勒卡雷的饭碗彻底砸了。
事实是，迄今为止，在我的十四部作品中，有五部与冷战无关。作为一个作家，相比同道中人，我感觉更加幸福，因为，柏林墙终于倒下了，而我也可以将目光聚焦到我们时代其他的方方面面。那些研究苏联政体的学者，那些纸上谈兵的文人，还有那些防务记者，此刻，他们都在绞尽脑汁，寻找新的疆土。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划定了我的地盘。创作于1981年到1982年间的《小鼓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时，冷战还处于如火如荼的时期。这个故事里面没有乔治·史迈利[1]，这个故事里面的角色全部都是新面孔。冷战，充其量说，也就是一个遥远而抽象的概念，但是，这个故事却发生在一个真实的舞台上。借用我书中的主角约瑟夫的话，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两个民族——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长期的战争。停！停！抱歉，我已经表现出了自己的偏见。在那些年月里，在以色列，不断有人向我灌输以下的观点：巴勒斯坦不是一个民族；巴勒斯坦人是一群由农民和无业游民组成的乌合之众，两千年来，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看护犹太人的家园，直到真正的主人归来！
这部书的写作过程十分艰难。开始动笔的时候，我脑子里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布局——我一贯的风格——也预测不出究竟哪一方会赢，唯一确定的是，作为一个战后活动在奥地利的年轻情报官来说，我曾经审问过无数犹太难民，他们的苦难境遇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在英国，中产阶层中的反犹太思想，我有所了解，可是，上帝作证，相比较我在欧洲大陆以及东欧其他国家所经历到的，那可就大为逊色了。
巴勒斯坦人也好，阿拉伯人也罢，可以说，我一无所知。我在外交部工作过几年，那个时候，研究阿拉伯文化的学者们，在我看来，总有股高高在上的傲气。哪怕他们研究的是其他领域的问题，他们依旧自成一体，拒他人于千里之外。当然，在他们眼里，那些亲以色列分子，虽然规模要小很多，举手投足，也是如此。也许，虚拟的外交舞台和约瑟夫真实的戏院一样，孰是孰非，又有谁能说得清呢！
不管怎样，有一天早上，我开始行动了。我的第一个目标是位于伦敦西区格林大街上的阿拉伯国家联盟办公室。那个时候，毗邻的屋顶上架着摄像头，几个百无聊赖、身材魁伟的人在街上溜达。我不知道那里现在的情况如何，因为我后来再也没有去过。再也没有去过中东，也没有去过格林大街。作品一旦完成，那些地方，就不再去了。
那些日子，住在格林大街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是拉姆拉维先生，我约好中午跟他见面。在这之前，我给他送了一本《时代周刊》，封面上有我迷人的头像。电话里，我提到了我们共同认识的几个人。“是的，是的，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人。”褐色皮肤的人的嗓音。我心想，如果我们谈得来，我就邀请他共进午餐。我想从他那里得到他能够提供给我的一切：引荐他人、建议、提醒、鼓动，甚至谎言。无论什么内容，我都不介意。两边的故事，我都想听。因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对我而言很陌生，因此，我决定把优先权给他们。
我按响了门铃，街上那几个百无聊赖、身材魁伟的人面无表情地看着我。同样，屋顶的摄像机也对准了我。门开了，我走进一个玻璃亭子，形状像竖立的水晶棺，外面有警卫。身后，门咔地一声关上了。我西装笔挺地站在那里，目光穿过玻璃，打量着前方的门厅：漂亮的十八世纪建筑。两个阿拉伯大汉，面露愠色，狠狠地盯着我。玻璃门开了，我迈步进入门厅。那两个人来到我身边，对我进行了搜身检查：长时间、不紧不慢、有条不紊的职业手法。在特拉维夫的卢德机场，在通往亚西尔·阿拉法特临时司令部的接待室里，也经历过如此的遭遇。现在，在格林大街，这套程序依然存在，或者，曾经存在过。无论是阿拉伯保镖，还是犹太保镖，他们不只是对你进行搜身，他们用手和眼睛盘问你，他们在捕捉你的身体对他们的双手作出的可疑反应。关键是时间。他们爱折腾多久，就多久。他们就是想让嫌疑人意识到他自己的私密部位，自己的口臭，自己的不良企图。创作《小鼓女》期间，我究竟被搜过多少次身，连我自己都不记得了。可是，对于任何人来说，第一次的遭遇，往往永远不会忘记。我的第一次就发生在那天中午，在格林大街，在我拜访拉姆拉维先生之际。
自然，拉姆拉维先生始终没有现身。我一个人呆立在门厅里。在他的记事簿上，根本没有约会这码事儿。他的秘书也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他在国外。他出去了。他很忙。改天再来吧。改天，那将会是另一个第一次。打那以后，不知道有多少个阿拉伯人接待过我，他们总是打发我等在一边。单就发生在接待室里的事情，恐怕，我都可以写一本书了。然而，缺席的拉姆拉维先生带给我的是炮火的洗礼，这个玩笑有些不厚道，因为，他在伦敦的前任被枪杀了，而且，拉姆拉维本人不久也在西班牙被打死了，也可能是被炸弹炸死的，具体我记不清了。尽管如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不会消亡的。
格林大街之行之后，我完成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首先，我联络到帕特里克·西尔，他是著名的阿拉伯文化专家、作家。我邀请他共进午餐，原本，这顿饭是应该和拉姆拉维一起吃的。从西尔开始，我的交际圈渐渐扩大。事情往往就是这个样子，你同时经历着向内和向外的两种发展：从朋友到朋友的朋友，我被推销了出去，接收到形形色色的意见。我的电话铃声不断，每个人都想给你建议，都想告诫你如何才能避免犯下某种致命的错误：为了了解巴勒斯坦人，我的生活最终变得异常热闹起来。
结果，最具意义的是我邂逅了约旦王妃迪娜，侯赛因国王的第一任妻子。此时，她已经嫁给了萨拉·塔马利，亚西尔·阿拉法特驻扎在南黎巴嫩的青年近卫军首领。在伦敦，迪娜来无声，去无影。萨拉则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无论何种活动，向来不守时，应该说，这是刻意而为之。尽管如此，最终，我们三人聚到了一起，在西区的一家豪华餐厅。在这顿延时开始的午餐上，我首次领略到萨拉对太平洋油鲽和巴黎矿泉水所发表的激烈演说。他满怀激情，口音纯正，措辞高雅，表达生动，旁边桌上的客人个个听得目瞪口呆。午餐非常成功。迪娜和萨拉邀请我去他们西顿的家里小住。萨拉还答应介绍贝鲁特的朋友给我认识。为了报答他们的盛情，我尽可能地做到透明、坦白，我打的是明牌：我也会去以色列——虽然我很快就学会了称呼它为巴勒斯坦——我的目的不是刺探任何秘密，我只希望能够旁听他们的辩论，亲眼见一见双方的辩手。然而，人们还是会把我当作英国外交部的喉舌。没错，我的确在那儿工作过几年，所以，这种善意的猜测就像影子一样跟着我，甩都甩不掉。也许，这对我有利，因为，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有些最终答应见我的人，如果他们相信了事实——我只是一个寻找素材的小说家——他们还会那么慷慨大方吗？还有外交部，如果它还记得我，肯定恨死我了。
从那以后，像查莉那样，我骑在情感的钟摆上，这一刻，摇向这边，下一刻，摆向那边。我一般都取道塞浦路斯，在犹太人和散居在四处的巴勒斯坦人之间奔波。这个星期，我去黎巴嫩，或者约旦，或者突尼斯，跟巴勒斯坦人在一起；下一个星期，我则去耶路撒冷，或者特拉维夫，或者内格夫，或者，（一次不幸的遭遇，染上了痢疾）从约旦这边，跨越亚伦比桥。跟我在一起的，是我的朋友，大卫·格林威，当时正供职于《华盛顿邮报》。我永远记得，我痛苦地躺在后排座位上，看着大卫信心满满地大踏步走过一排等候检查的卡车，径直来到检查站，随口报出他认识的每一个东方显贵的名号，说服警卫让我们率先通过。还有一次，格林威和我包车来到黎巴嫩南部边境上的一座古老的十字军城堡。那时，巴勒斯坦人仍旧在占领区——恰恰在那个时候。我永远也说不清楚，更让我害怕的是什么：山谷里狙击手的子弹？还是我们德鲁士司机的驾驶技术？每逢急转弯，我们免不了被折腾得在车上东倒西歪，那家伙则会哼哼两声，祷告一下。在那些时候，格林威刚好外派在耶路撒冷。他和我一样，双方的动向都是他感兴趣的内容。早些时候，我在创作《荣誉学生》时，他刚好在东南亚，先后受聘于《时代周刊》和《华盛顿邮报》，报道越南和柬埔寨的战事。
我真是太幸运了！在创作这两本书的过程中，我可以跟在他的身后。他具有记者的勇气，记者的睿智，而这些，恰好是我望尘莫及的。
在见到亚西尔·阿拉法特之前，我度过了漫长的等待时光。在贝鲁特，在那间通往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办公室的该死的小接待室里，让我愤怒的是，我浪费了无数个小时，但没有办法，必须等。在当天的发言人——一个名叫拉帕蒂的先生——出来见我之前，我仔细观看陈列在室内的以色列集束炸弹和凝固汽油弹，全都布满了灰尘。我差一点儿窒息，因为，阿拉法特手下众多的英雄们，全都坐在办公桌前，呛人的烟雾充斥着各个办公室。
在那些日子里，有一张巴勒斯坦人的脸。所有的战士似乎都拥有这张脸，甚至包括胖子：一张绷得紧紧的，囚犯一般灰色的脸，四处漂泊、居无定所的愁容，整日与垃圾食品、香烟、紧张的神经为伴。哇哦，革命是富足的。看看他们崭新的军装和靴子，崭新的车辆，崭新的电话机，崭新的武器。被剥夺的感觉来自钱财以外，那是爱情、希望、朋友和家庭的缺失。对于这些无家可归的孩子来说，再多的金表，也无法弥补他们所受的伤害。甚至连萨拉·塔马利也不例外。无论他出现在哪一个房间，他身上散发出的那种传奇式的潇洒——再加上他的雄辩和人道主义精神——即刻就能吸引住众人的眼球。尽管如此，他同样无法逃避那张巴勒斯坦人的脸，而且，他也不想逃避。在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时候，他们最终抓住了他——他们俘获的最高级别的巴勒斯坦人。萨拉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自己悲惨的命运，因此，经过了数月单独的囚禁和审讯之后，他战胜了自己，作为中庸之道和共同立场的代言人，出现在以色列的电视屏幕上。
会到你住的饭店跟你联络的，有人告诉我说，在饭店等着，记住，等待。
写作就是等待。我蹲守在贝鲁特的海军准将酒店，在里面的酒吧里消费了不少钱，那里的鹦鹉已经可以模仿进出的炮弹的声响。晚上，我听见外面连续的枪声，从黑暗的卧室窗户向外看，火光在山后闪烁。我在空空荡荡的中餐厅吃了炸春卷，旅馆的工作人员非常了得，不知用的什么功夫，竟然可以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照常营业。吃饭的同时，我始终竖着耳朵，密切注意前台的动静。
终于，那个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服务员给我送来了通知。我感觉，他大概大半条腿都没有了，但是，因为他年轻，精力充沛，因此，外人很难看出他的腿究竟伤成啥样。我刚准备把硬邦邦的春卷塞进嘴里，他一摇一晃地走过一张张空桌子，朝我这边过来，眼睛闪烁出激动的神情。
“我们主席现在就要见你，”他压低嗓门，严肃认真地对我说，那模样，仿佛我们在搞什么阴谋似的，“就现在，快！”
可是，我真的是蠢到家了。看得出来，他想让我站起来，所以，出于礼貌，我站了起来，以为他想带我去见他们酒店的董事会主席。我很纳闷，是不是因为我待的时间太久了，还没有付账单？或者，主席想让我在签名簿上留个名？或者，真实发生的，抑或是想象中的，我破坏了旅馆的财产，他想赶我出去？在贝鲁特，所有人的行为，包括我自己的，都是难以预料的。
我跟着那个男服务生穿过酒店的大堂，来到前门。我看见一小队军人，身穿斗篷似的外套，双手藏在衣服的皱褶里，门外还有两辆土黄色的沃尔沃轿车，我这才恍然大悟，他们要带我去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主席。
在《小鼓女》这本书的某个地方，有类似的描述：夜晚，贝鲁特，穿城而过，不断换车，隐蔽，时速九十英里，撞开双向车道中央的隔离栏，大灯闪烁，逆向行驶。这就是那天晚上我们的真实写照。我们最终的目的地是一栋经历过炮火和修缮的高层建筑，大概有十一二层高。终于，士兵们走过来，对我进行了搜身。此种待遇，我已经经历了无数次了。我失去了耐心，态度蛮横地说，我已经受够了。他们微笑着，向我致歉，然后，退向一边，恭送我走向阿拉法特的身边。他身上佩带着一把银色的手枪，穿着一套熨烫得十分平整的军装，身上散发出一种婴儿爽身粉的味道。我们礼节性地拥抱了一下，我发现，他脸上的胡茬是银白色的，不算太扎人。
“大卫先生，你为何来这里？”他问道。没想到，他用我的名字称呼我，并且把双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像一个神情忧虑的医生，仔细打量着我的眼睛。
“主席先生，我来这儿是想把我的手放在巴勒斯坦人的心脏上。”
他抓住我的手，将它贴在自己的胸口上。他的手很柔软，像女孩子的手。
“大卫先生，在这儿，就在这儿！”
无例外的是，阿拉法特，也有那张巴勒斯坦人的脸。他的脸可以像灯塔，大放异彩，也可以像小丑，表情夸张，更可以像政治家，凝重严肃。他的眼睛炯炯有神，你禁不住会对它们作出反应，除非你是一个吝啬鬼。他说话的时候，时不时地会情绪高昂，以突发的灵感打破常规的表现，满足听众的需求。他可以像老师一样对你循循善诱，而当他聆听你智慧的陈述时，他表现得像一个痴迷的学生。然而，在各种角色的转换间隙，你看见另一张脸，一张过度敏感的小战士的脸。他失去了自己的战马，你有一种无法抑制的冲动，你要帮他去找回那匹马。我被阿拉法特征服了，这原本就是我希望的。我希望像我塑造的查莉那样，被人征服。我希望她成为一个拥有双重许诺的女人，并且为双方效力，因此，也注定要背叛他们。就这样，用眼下时髦的话说，我顺应潮流：顺应两股潮流，两股截然相反的潮流。当我在西顿的时候，我住在萨拉和迪娜家，一栋被战火摧残得伤痕累累的漂亮屋子，院子里有山羊，有柠檬树，还有猫和狗。我聆听萨拉热情却又不失同情心的雄辩，还听到了担任我警卫的那几个小战士的故事，经历了——此刻，写作过程中，再一次经历了——悲悯夹杂着勇士的斗志，查莉的控制人，约瑟夫，最擅长的就是开发、利用这种复杂的情感。
* * *
那么，怎么解释恐怖活动呢？你愤愤地问。暴力活动呢？还有，犹太校车上的炸弹？难不成我真的是过分乐观、愚蠢低能，竟然对发生在眼皮底下的事情视而不见吗？
哇哦，我什么都明白。
哪怕你在贝鲁特只停留很短的时间，你也能嗅到门外的恐怖气息。哪怕你是个门外汉，没有任何专业知识，你也能分辨出，跟你说笑的那些人，一半以上都应该平躺在心理治疗师的治疗床上。此外，你还能意识到，自从婴孩时起，他们的生活就完全错位了，他们的生活充斥着暴力，他们已经学会将“正常”的社会视为敌对的靶子。那些被视为贱民的人变成了贱民——引用奥登的话来说，对他们施以邪恶，他们就将邪恶报以他人。
我跟一个极端组织的代言人交谈过，这伙人公开脱离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立了自己的恐怖团伙。他手下的士兵，有男有女，全副武装，懒洋洋地靠在墙根下。东道主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幅带相框的高清图片，上面有一架瑞士航空的喷气式飞机，地点是一个报废的机场。炸弹爆响的时候，机身的中央完全爆裂开来。那一次，他们在炸毁飞机之前，先行撤离了乘客和机组成员。年轻人个个情绪高涨，一个漂亮的女孩儿给大伙儿端来了阿拉伯咖啡。帅气的勇士们皱着眉，自顾自地喝起来。有个家伙迫不及待地对大家说，在夜深人静的夜晚，划着橡皮艇，跨越加勒比海，那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啊！那么，杀戮呢？我问。东道主被我问懵了。他吸了一口气，用官方的口吻说：一枚以色列炸弹，落在南黎巴嫩的一个聚集点，造成了无数巴勒斯坦人的伤亡，仅仅一个下午的时间，死难的人数超过了一年中被巴勒斯坦人消灭的犹太人数的总和……这不是杀戮，这是战争……这是自卫……我走出房间，来到户外。如果不是战争，此地的空气应该和贝鲁特大街上的一样清新。
说说以色列吧！为什么很少提及在以色列的经历呢？嗯，因为，从某种角度说，以色列人是有章法的，是有组织结构的，而且，以色列人易于接近，他们有门铃，有正常的工作电话，还有漂亮的房屋、学校和护照。在以色列，如果你想找人交谈，无须犹豫，十有八九，你的心愿可以达成。官方的说辞，听上去很熟悉，更容易被西方人接受。没有人故意刁难我。将军们通常只穿着衬衣，看见我来了，他们站起身，拍着我的肩膀，并给我足够的时间提问。政治家、情报官，以及报社编辑，他们在一起交谈、辩论，气氛和谐，而这一切，从哲学的角度说，在巴勒斯坦人的生活中是见不到的。
胜利并没有让以色列名声大振，但这不是以色列人的错，因为，我们当中那些多愁善感的人，从本能讲，同情弱者。巴勒斯坦人喜欢把自己打扮成被流放的民众，众所周知，他们自发地四处移居，这个民族已经成了世界大游戏中的一个走卒。然而，以色列再也不能遮掩自己的身份了，它拥有一支庞大的，有着美式装备的武装力量，并号称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在公共关系的较量中，巴勒斯坦人变成了大卫，而以色列人则成为了哥利亚。不难理解，为何欧洲的恐怖组织把巴勒斯坦大旗钉在他们的桅杆上。同样不难理解的是，查莉的情感依次在两边摇摆。
三年后，这本书被采用了。跟我的写作经历一样，这让人感觉有些不可思议。在那之前，我根本不奢望有什么改变。以色列人比较随和，给与了好评。在美国，之前的任何畅销书都不曾暗示，巴勒斯坦的问题是一个合法的问题，因此说，我的书，在一段时间内，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他们卑劣地指责我，说，批评以色列，理论上说，就是反犹太人。对此，我忍，我默默地忍。我收到了很多信件，有些来自美国的犹太组织，对我进行谩骂和诋毁；也有一些来自个人，那些犹太人的信件，内容非常感人。一些最具影响力的美国评论家，有犹太人，也有非犹太人，他们耐心地看完了我的书。一位著名的阿拉伯裔美国人认为这本书是“又一部把阿拉伯人写成恐怖分子的平庸之作”。阿拉伯媒体对此书反应平淡，褒贬不一。一位重磅级的阿拉伯批评家认为此书是反巴勒斯坦的，理由是，小说和现实一样，巴勒斯坦都是输家。
至于我本人，十年之后，回过头来再看这本书时，我一反常态，感觉非常坦然。我发现，我主要的遗憾在于，开始部分，对德国人的描述有些过长了；我最大的难过在于，无须做任何改动，这个故事在今天、明天，或者后天，都不会过时，而且，这个故事，还会继续造就——就像我书中描述的那样——女主人公查莉似的人物。她被战争撕成了碎片，而交战的两个民族，却都标榜自己是正义的化身。
约翰·勒卡雷
1993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