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一生写过十四部长篇小说。他在1843年至1848年间，除1847年外，每年圣诞节发表一篇中篇小说，共得五篇，即：《圣诞欢歌》（1843）、《古教堂的钟声》（1844）、《炉边蟋蟀》（1845）、《人生的战斗》（1846）和《着魔的人》（1848）。这五篇圣诞故事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的英国是家喻户晓的。尤其是《圣诞欢歌》，更是狄更斯小说中最深入人心的一部，有人说，英国四分之三的人知道其作者的名字，还能说出故事中的人物来，小说主人公的名字Scrooge在英语中已成了“吝啬鬼”的代名词即是一例。1870年6月9日狄更斯与世长辞，许多讣告中都说，圣诞节在狄更斯的著作及观点中具有“中心地位”。而文学评论家则认为，狄更斯的《圣诞故事集》的发表，标志着他小说创作的“重要发展阶段”。
英国历史上有所谓“饥饿的40年代”（the Hungry Forties）的说法，专指19世纪40年代，尤其是1843年前的农业歉收、面包昂贵、失业猛增的年代，那也是“宪章运动”的年代。英国文学史家认为，狄更斯的《圣诞故事集》是“饥饿的40年代”的产物。这话是很有道理的。作为批判现实主义的艺术大师，狄更斯是非常关心贫苦人民的命运的。狄更斯热爱生活，但他憎恨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
在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之后，英国的社会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的地位及其作用也日益明显提高。到了19世纪的30年代，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了英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于机器大生产的发展，手工业者破产了，大量的童工及妇女进入劳动市场。“工业革命”促使城市毫无计划地迅速发展，造成劳动人民居住区卫生条件恶劣。1831年发生的流行性霍乱使统治阶级惶惶不安。在工人运动的强大压力下，英国政府曾通过了规定童工及妇女十小时工作日的法案，但这些仅限于纺织业，并不适用于采矿业。事实上，自1833年以来，大量童工进入矿业，因为父母们工资太低，只得让儿童干活，以增加收入。1840年，童工调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史密斯博士（Dr Thomas Southward Smith）送了一份该委员会的报告给狄更斯，报告中关于矿业使用童工的情况使这位作家大为震惊，使他感到愤怒。1843年，史密斯又给狄更斯送来一份关于穷人的卫生状况的政府蓝皮书，这又一次使狄更斯感到震惊和愤怒。他在给史密斯的一封信中表示，他要把他的作品当作“大锤”，抨击这些社会弊端。《圣诞欢歌》、《古教堂的钟声》就是这样产生的。
除了《炉边蟋蟀》之外，其余各篇都与圣诞节多少有点关系。除了《人生的战斗》之外，其余各篇都反映了“饥饿的40年代”的英国的社会面貌。但是所有圣诞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作者对劳动人民寄予深切的同情，对富人的贪婪、自私、虚伪作了无情的揭露；同时，在这些故事中都寄托了作者劝人为善的美好希望。作品的结尾都是一派欢快的气氛，而且，《古教堂的钟声》与《炉边蟋蟀》均在美好的婚礼与狂舞中结束。
《圣诞欢歌》中的斯克掳奇是一家商号的老板，他是个贪婪、自私的人，是个季节的冷暖都于他无关的冷酷的人，是个十足的吝啬鬼。在风雪交加、阴冷潮湿的圣诞节前夜，他商号的办事员的火炉里只燃着一块煤，想再加一块也不行，因为煤块放在他自己的房间里。他说，穷人想过圣诞节是胡闹。穷人们死了倒好，可以减少“过剩的人口”。后来，三个幽灵在圣诞节前夜领着他跑遍全城，让他看到了穷人的善良，看到冷酷残忍的人的下场。他于是醒悟了，第二天即圣诞节，他便给办事员加薪，祝贺人们新年快乐，愿上帝保佑每一个人。
《古教堂的钟声》被一些评论家看作是狄更斯的一篇公开的“政治宣言”。作者代表维多利亚王朝初期英国被压迫的穷人的利益，无情揭露了各种社会弊端，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各式各样的理论——穷人是社会的多余之物，生来是没有用的、堕落的、讨嫌的。小说中的主人公托贝是一个脚夫，在圣诞节前的一天，他站在教堂门前，顶着交加的风雪，希望能等到一件差事。他的女儿好容易找到了一件活儿，挣了几个钱，为他准备了一顿美餐——一盆牛肚。但富人老爷却说穷人是不该有此享受的。富人们说穷人是不该结婚的，甚至连生存的权利也没有。在圣诞钟声敲响之前，托贝做了一个梦，在教堂大钟鬼的引领下，他看到了更多的现实。作者用这一方式进一步揭露了社会罪恶，并告诉读者，这一切罪恶都是富人的压迫和剥削造成的。故事在欢快的气氛中结束，呼吁读者去改善、缓和这严酷的现实。
狄更斯在1844年曾酝酿办一个周刊《蟋蟀》，要把“炉边欢唱的小生物”作为题辞，象征“圣诞欢歌哲学”。周刊虽然没有办起来，但他把蟋蟀用在一篇小说中，这就是《炉边蟋蟀》，并起了个副题叫“家的童话”。故事也以快乐的婚礼与狂舞作结。狄更斯说，蟋蟀是“小小的家神——人们受苦、悲愁时它一声不鸣，人们高兴、万事如意时它又放声高唱”。
《人生的战斗》是一个浓缩的长篇，这篇动人的爱情故事发生在18世纪的中产阶级家庭，既没有鬼魂出现，也没圣诞节的气氛，只是第二部分结尾处写到了大雪。不过，玛丽安一家的一对勤劳、朴实的老用人却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847年狄更斯没有奉献给读者圣诞故事。到了1848年，他写了最后一个圣诞故事，即《着魔的人》。故事又在圣诞节展开，又有幽灵出现，即所谓“活人的鬼魂”。幽灵给了化学家莱得洛以魔法，使他忘记了过去的苦恼，可是他同时也忘记了他的善行，凡是他接触的人也都走向了反面，善变成了恶。他给人们带来了灾难，他伤心，于是，又在幽灵指点下，失去了魔法，恢复了以前的他。化学家从此懂得了一个道理，如同物质世界一样，少一个步骤、少一个原子世界就会出现一个空白，所以，在人们的记忆中，恶与善、悲与乐都是相关的，宽恕才能使生活愉快。这是一个寓言故事。
狄更斯的圣诞故事的发表，标志着他创作的重要阶段。当时正是他创作的中期——文学史家一般将1842年《游美札记》的发表至1850年《大卫·考坡菲》的问世划为第二阶段。至此，狄更斯发现，那么多富人有钱又有势，却自私、虚伪，他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乐观主义观点遭到了极大的震动。
《圣诞欢歌》的创作是与长篇小说《马丁·瞿述伟》前部同时进行的；他在写《人生的战斗》这一中篇时，《董贝父子》也已同时开始创作；而他写完最后一个圣诞故事《着魔的人》之后不久，已着手回忆往事，创作他最喜欢的一部长篇《大卫·考坡菲》了。圣诞故事的创作为他后来的长篇巨著打下了基础。我们可以看出，在这几个中篇里，狄更斯重视了结构，采用了重复及对比的手法，这在先前的作品中是不明显的，但此后的《董贝父子》便不同了。1852年五个圣诞故事结集出版，狄更斯在序文中写道：
这些圣诞故事最初发表时，必须限制在较小的篇幅之内，这就使这些故事的结构的处理显得有些困难，使它们的布局各有所别几乎是必要的。在这样有限的篇幅中，我从来未曾想到对人物的性格作细致入微的描绘，因为我认为，那是不可能奏效的。我的意图是想采用那个时节人们快活的情绪能赞许的怪诞的假面舞剧似的方式，唤醒人们喜爱的、持久的思考，这在基督教世界是绝不至于格格不入的。
除第三、四篇故事之外，其余三篇圣诞故事中，鬼魂的出现使作者有了更大的方便来处理时间问题，时间的跳跃也不至显得不自然，这是按故事发展顺序来写所无法达到目的的。第三、四篇乍一看似乎与圣诞节无关，也没有涉及“饥饿的40年代”，但是这两篇故事中渲染的家庭的爱与欢乐，以及回忆和由此产生的对道德生活的影响，这一主题仍然是贯穿始终的。
狄更斯怀着对劳动人民的深厚的爱，无情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饥馑、失业的威胁，贫苦人面前只有监狱（狄更斯在长篇巨著《小杜丽》中揭露得更加深刻，他指出，整个社会即是一座监狱）。但是狄更斯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连英国的资产阶级文学评论家都说，狄更斯在通往革命者的道路上走到了一半。《圣诞故事集》中的贪婪、自私、冷酷的商人一夜间变成了一个宽厚慷慨的人；几篇故事结尾的快乐气氛大大地冲淡了故事中所提出的问题的严重性。当然，一部中篇不可能把什么都写尽，而且，有谁能对狄更斯再提什么过高的要求呢？我们应记住，《圣诞故事集》是狄更斯创作生涯的重要发展阶段。如果这几个中篇能引起读者对狄更斯其他长篇巨著的更大的兴趣，能使专家们对狄更斯的创作及思想再作深入的研究，作为译者，我们将感到莫大的高兴。
金绍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