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太后采纳内秘书令李冲的奏议，于太和十年(486年)初，颁行三长制与均田制相适应的新租调制。三长制就是仿照汉族封建统治的什伍里甲组织的形式，重建地方基层机构。三长制规定: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邻、里、党各设一长，合称三长。任三长者，可免除一至两人的徭役。冯太后用三长制取代宗王督护制，负责清查田地户口，征收租税，调发徭役，维持治安。三长制的施行使北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地方基层机构，便于清查隐瞒的户口，增加国家控制的人口，使国家确定征税的统一准则，削弱了地方豪强的经济实力和武装力量，增加了国家的力量。新租调制规定:受田农民，一夫一妇出帛一匹，粟二石；十五岁以上未婚男女四人，从事耕织的奴婢八人，耕牛二十头，其租调分别与一夫一妇相同。新租调制协调了农民、国家、豪强地主之间的经济利益。对农民来说，一夫一妇的租调负担较过去减轻了；对国家来说，由于大批庇荫户转变成国家编户，总的经济收入增加了；对豪强地主来说，在征及奴婢、耕牛的租调方面虽然得到优待，但由于失去庇荫户，也增加了负担。这些汉化改革都是本着“太和”的精神，即协调各种社会矛盾进行的。
经过冯太后大刀阔斧的改革，北魏政治变得安定，社会经济日益繁荣，人口激增，多达五百万余户，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带动下，手工业和商业也都迅速发展起来，与之相应，社会面貌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冯太后的改革措施对北魏发展的历史进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冯太后努力的基础上，孝文帝推行进一步的改革，使北魏富强和先进起来。
天降大任于孝文帝
孝文帝拓跋宏是献文帝拓跋弘的儿子，献文帝被毒死后，拓跋宏便登基称帝，当时他年仅五岁，因此权力一直由他的祖母冯太后代掌。拓跋宏从小就跟着冯太后长大，受到冯太后成功的培养。这种培养从小到大，从思想到能力，言行并举，一贯到底。孝文帝生下来后，临朝称制的冯太后为了抚养皇孙，就罢令不听政事，归政于献文帝。为培养汉化改革接班人，从孝文帝幼年时起，冯太后便抓紧了对他进行汉文化教育。任用一些儒家的“忠信博文之士”，教他读儒家典籍，向他传授封建帝王的统治思想和经验，并且作了《劝诫歌》三百余章教育他。冯太后还要孝文帝身边的内侍十天向她汇报一次孝文帝的表现，否则就要受到责罚。在冯太后的严格管教下，孝文帝“五经之义，览后就讲；史传百家，无不该涉”。这些做法，使孝文帝熟悉了汉族的典章制度。后来，他能诗善文，博通古今，尊崇周公、孔子以及汉族的贤君良臣，即得益于此。受汉文化的熏陶愈深就愈认识到本族的落后与汉族先进文化的差别，因此，在孝文帝亲政后，全面的汉化便成了他改革的主导思想，并最终能够坚持不懈地将汉化改革推进到底。
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思想不仅得到冯太后的大力培养，而且在这期间，他的治国才能和胆识也得到了冯太后的刻意锻炼。在孝文帝少年时期，冯太后常把他带在身边，直接参与汉化改革的廷议和决策，言传身教，让他领悟其中的方略。在生活作风上，由于冯太后的以身作则，注意节俭，对他施加影响，因此孝文帝也培养了宽容简朴的作风。为了锻炼孝文帝的实际才干，冯太后常常放手让他单独去处理一些政务，孝文帝的见识逐渐得到提高，处理政务也英明果断。太和十年以后，冯太后进而让他直接处理国家大事，自此以后，“诏册皆帝文也”。
公元490年，冯太后去世，24岁的孝文帝拓跋宏亲政，这时的他，已成长为一个才华横溢、有胆有识的青年政治家。在孝文帝亲政时，由于冯太后执政时期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北魏社会正处于一个由奴隶制向封建制急速变化的过渡阶段，氏族制和奴隶制经济成分渐渐萎缩，封建制经济则有长足发展，更由于“均田制”的实施，这种封建化的趋势已发展到较高阶段，而与这个过程始终相伴的是各族人民反抗拓跋政权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孝文帝在这时登上了皇帝的宝座，领略了社会大震荡与人民起义的力量，加上胡汉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胡汉杂糅”的不协调现象，而且鲜卑落后的生活方式和习俗也未改变，与逐步封建化的社会经济也不相适应。孝文帝明白，拓跋政权再也不能按旧例统治下去了，他决定深化冯太后制定的一系列汉化改革，实现鲜卑族的完全汉化。
洛阳是个好地方
孝文帝亲政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将都城从平城迁到洛阳。
北魏旧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在当时是鲜卑族的政治中心，也是北方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但北魏定都平城百余年后，平城在这方面显得越来越不适应。平城地处黄土高原东北部，这里气候干寒，土地贫瘠，特别是由于水土流失风沙侵袭，大部分地区十年九旱，农业生产落后，粮食产量不足。而且平城的交通也不方便，这里北部、西部与内蒙接壤，有连绵起伏的阴山；东部与河北相连，有太行山；西面是水流湍急的黄河，东南部有恒山、五台山、太岳山等，在当时条件下，交通运输十分困难。而作为一个都城，周围必须要有较好的自然条件，能够生产或者是运输足够多的粮食、副食品，以供应都城中的大量居民和满足统治者的物质需要。显然，随着北魏社会的发展，此时的平城作为都城已很不适应。
更主要的是孝文帝从战略意义上的考虑，平城偏处中国西北一隅，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幽居偏僻边塞的平城既无法应付黄河流域中原地区错综复杂的民族纠纷，也不便控制整个中国北方的广大地区，当时拓跋统治势力已经扩展到黄河以南的大片地带，仍旧把政治中心设在西北一隅，显然不能适合形势的发展，尤其不能满足进一步向淮河和长江流域扩张领土的欲望。再加上境外有北方柔然族势力的不断侵扰，地处边塞的平城，穷于应付，甚至有失陷之危；境内有警报频传的黄河流域的人民起义，这些都不能不使孝文帝考虑尽快把北魏最高军事政治的决策和指挥机构迁移到黄河流域去，以避开柔然族的锋芒和就近展开镇压起义的行动。
孝文帝决定迁都，还有着更深层的目的和远见，因为从政治氛围上说，平城缺乏传统汉文化生根发芽的土壤。它是北魏游牧文明发展的根据地，却没有封建文明的积淀。平城封建文化的缺乏，无法对整个北方、中原地区进行政治影响和文化辐射。而且平城是守旧鲜卑贵族的阵营，在这里进行汉化改革，阻力重重。为了争取更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必须要迁都。
迁都，洛阳和许昌都成为孝文帝可能选择的地点。洛阳是东汉、曹魏、西晋的故都，自“永嘉之乱”以来，经过战乱的破坏，“自晋宋以来，号为荒土”，十六国政权无一定都洛阳，说明洛阳当时残破已极，不适合建都。许昌在曹魏时曾为“五都”之一，其后，后赵、前燕均曾在此建都。当时河北是比较富庶的地方，一年之中便征到绢三十万匹以上，数目相当可观，元帝时因遭遇自然灾害，曾遣部分贫民到河北就食，反映了这里的农业也比较发达。自东汉末年，曹操经营河北，开凿白沟、利漕、平虏、泉州等渠后，由许昌城可以过利漕渠、白沟，通黄河，转江淮，使许昌城航运通漕也非常便利。尽管许昌在经济、地理形势等方面具有优势，但孝文帝从政治和文化的因素来考虑，仍然选择了洛阳。
魏孝文帝舍弃富庶的许昌而选中当时已萧条不堪的洛阳，是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的，因为孝文帝迁都是为了实现统一中国、实现文治、改进风俗这三个目的，与许昌相比，洛阳虽然残败但是政治意义极其重要。洛阳是华夏古都，殷商以来，一直汉族文化的中心之一，将都城定在洛阳，可以使北魏王朝以华夏正统王朝的姿态雄踞中原，更好地号召、笼络广大汉族士人效忠于北魏朝廷，以求得北魏王朝的长治久安。汉族的公卿门阀大族们多世居洛阳，孝文帝定都洛阳，能够使鲜卑贵族沾染上魏晋门阀士族的风尚，将鲜卑族的传统从武功改为文治，孝文帝也可以利用洛阳强大的汉族势力对抗鲜卑贵族，使汉化改革的压力极大减轻。与此同时，洛阳具有极大的文化优势，长期的历史积淀，洛阳的文化影响不是一般古城能比及的，底蕴深厚的汉文化有利于北魏的移风易俗，可以使之更好地接受汉族的先进文化，以便从文化、生活方式上消除胡汉差异，缓和民族矛盾。从战略位置上看，洛阳乃四通之地，凭借洛阳的磐石之坚，北可救援柔然的侵扰，保障国家安全，南可进攻萧齐，以期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定都洛阳的种种好处深深地吸引着孝文帝。
善意的谎言
一般情况下，迁都未必是什么壮举，但孝文帝迁都的意义却是非同寻常的，因为只有迁都才能保证孝文帝的改革得以顺利进行。孝文帝要继续贯彻冯太后的改革和实施新的汉化政策，就必须要抛弃平城这个保持着旧有势力和生活习俗的故都，把京城迁到中原地区的洛阳。政治中心的迁移，既可以使孝文帝镇压中原地区各族人民的起义，又能够进一步依靠中原士族地主的支持与合作，迁都能取得一箭双雕的效果。同时，选择定都洛阳，也是经略南方、统一中国的必要举动。
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决定尽管是十分英明的，可是由于鲜卑贵族习惯了北方游牧生活和比较凉爽的气候，又都留恋旧都的田产和奢侈生活，对于迁都洛阳极力反对。于是，魏孝文帝心生一计。他召集群臣，宣称要攻伐南朝，文武百官纷纷反对，他的叔父任城王拓跋澄反对最为强烈。
孝文帝发火说：“国家是我的国家，你想阻挠我用兵吗？”拓跋澄反驳说：“国家虽然是陛下的，但我是国家的大臣，明知用兵危险，哪能不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