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的人即便是富有才能，也必须学会技巧，因为，不论天资有多么高，他仍需学会了技巧来发挥那些天资。
--卓别林
（一）
一如前两次回英国一样，伦敦的群众依然如潮水般欢迎卓别林，到处都打着标语：
“祝你回到祖国！”
“欢迎您，查理！”
“和我们住在一起吧，查理！”
“回家比什么都好！”
……
英国的《每日邮报》还用漫画来讽刺“山姆大叔”的翻脸无情。
卓别林重新认识到家里那“富有人情味的美”。
1952年10月16日，《舞台生涯》在伦敦奥狄昂电影院首映。首映以救济盲人捐款的义映形式出现，票价每张25个金币。首映后的第五天，伊莉莎白女王和爱丁堡公爵接见了卓别林夫妇。
随后，卓别林又将《舞台生涯》送到丘吉尔首相的官邸，放映给他看。丘吉尔首相表示十分喜欢这部影片。
10月29日，卓别林夫妇又马不停蹄地飞抵巴黎。如同在英国一样，这位喜剧大师在那里得到了观众的喝彩和掌声。巴黎有超过50万人去观赏这部电影，电影也连续放映了6周，打破了当年影片的卖座记录。
荣誉也接踵而至，法国政府授予卓别林“荣誉军团勋章”，法国戏剧电影作家协会还礼聘他为名誉会员。罗歇·费迪南主席还给卓别林写了一封感人至深的长信。
接着，他们又去了罗马，也得到同样的礼遇和追捧。
本来卓别林夫妇想定居在伦敦，但他们又怕孩子们不适应那里多雾的天气。在一个朋友的建议下，他们去了瑞士，那个美丽、宁静和中立的国度吸引了卓别林一家，他们决定居住在那里。
随即，精明能干的乌娜又回到美国，代表卓别林出席了联美公司的董事会，解决卓别林在这家公司和其他地方的股权问题；然后又回到贝弗利山庄将其变卖。而那个建于1918年的制片厂也被卖掉了。处理完这一切，她便返回瑞士的家中了。
现在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需要他们解决，那就是引起这些问题的导火索：国籍。
1953年底，乌娜决定放弃美国国籍，随丈夫卓别林加入英国国籍。他们在英国的美国大使馆办理了这一手续，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至少需要3刻钟时间才能完成。卓别林很生气，决定亲自陪乌娜去处理。
一个60多岁的工作人员向卓别林解释说：
“一个人要放弃国籍，必须经过全面的考虑，而且要在头脑清醒时考虑好。使馆方面履行有关手续，是为了保护一个公民的权力……”
卓别林想了想，觉得自己的确有些失礼。
那人解释完后，还以稍带遗憾的表情看着卓别林说：
“1911年我在丹佛旧王后戏院看过您的演出。”
于是，两人又聊起了多年前的往事。
（二）
当生活归于平静后，卓别林又闲不住了，尽管此时他已经68岁了。他在莱蒙湖畔的新家创作了自己的第79部影片--《一个国王在纽约》。
他仍然一如既往地认真工作，这让秘书印象深刻：
“在好几个月里，卓别林一场一场、一句一句地构思出他的新影片的情节，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忙。他亲自写对话，亲自结构场面。他的思想方法是很奇特的，他并不按照习惯的方法用语言来思考。”
在表演时，光是一个打电话叫侍者送饮料过来的姿势，卓别林就换了10多种姿势来表演。他让秘书一一都记录下来，等他拍摄之时再决定用哪一种。
完成了剧本创作，接下来就是组成班底拍摄新片了。1956年初，卓别林成立了阿梯加制片公司，并亲自到伦敦约请了部分演员、摄影师、美工师、录音师等。5月7日，新电影开拍了。
好莱坞的电影制作产业在全世界都是领先的，人们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卓别林并不需要操太多的心。与之相比，这个新班底就像是一个初生的婴儿，一切都是新的。摄制组的人干起活来也不那么利落，事无大小，都得他操心。他觉得“自己像一匹马，被牵进一个陌生的马槽，许多事运转不灵，弄得肝火旺盛”。
但是，卓别林仍然精益求精地完成着自己的影片，一如既往地要求替同一个场面拍上几个备用镜头。一个由他主演的插曲，要从不同角度连续拍上5个、10个或15个备用镜头。
他甚至还请特技专家把配角的镜头拉长，以便插入一个不在计划之内的特写。这么多的镜头，无论是电影拍摄还是后期剪接都是相当繁琐的，有些场景甚至被分割成50个甚至100个镜头。为此，他请了最杰出的英国剪辑师约翰帮忙，而有着丰富剪接经验的卓别林也亲自上阵。但卓别林仍不甚满意，如果不是布景已拆，演员解散，他很可能会重拍。
同以往一样，这部影片也获得了成功，掌声和赞美声依旧。法国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认为：
“这是一部莫里哀式的喜剧杰作。它与卓别林其他巨片一起在世纪的影坛上放射着灿烂的光华。”
1958年，69岁的卓别林暂别影坛，开始写自传，并过上了恬静的隐居生活。他将更多的时间花在教育子女身上。听说大儿子离异，他十分伤心，以一个过来人的语气写了一封长信，让儿子以自己为戒。
1964，《卓别林自传》出版，扉页上赫然写着：
“献给--乌娜。”
这是他对这个与自己荣辱与共的妻子的最好答谢。
完成了人生的总结之后，卓别林那颗不安分的艺术之心又蠢蠢欲动了。他将搁置的剧本《香港女伯爵》又重新找出来，并做了适当的修改。此时，他又看中了意大利女影星索菲娅·罗兰的表演，并发出了邀请。男主角则由美国影星马龙·白兰度出演，他是卓别林二儿子小雪尼的朋友。小雪尼传承了父亲的事业，与几个好友在好莱坞创建了一家影剧院，卓别林还曾不遗余力地帮他导过几部戏。他也为父亲的新影片添彩，自己在里头客串出演了一个角色。
1966年，这部影片在伦敦拍摄，由环球影片公司投资制成彩色片，卓别林也终于拍摄了一部属于自己的彩色影片。
卓别林一如既往地替演员设计好所有的表情和动作，这种导演手法对于同样具有创作性的马龙·白兰度来说是不合适的，而且他的特色也并不适合卓别林式的喜剧表演。他勉为其难地演出，但仍然忍不住对记者说：
“这位老先生是个好老头，可他的导演手法则完全过时了。”
1967年1月5日，这部影片在伦敦首映，卓别林带着乌娜和他的8个孩子出席了盛大的典礼。但评论却让人十分失望，显然马龙·白兰度并不能代替卓别林出演这个角色。这个小小的失误，也让这部影片充满了遗憾。
（三）
20世纪70年代来临了，好莱坞电影又焕发出新的活力和风采。美国社会和公众也淡忘了当初对卓别林的离弃，他们又伸出友好之手，邀请这位电影大师重返美国。
1972年，禁映了20年的《舞台生涯》被解禁，美国观众首次看到了这位大师离美前的最后力作，并为之倾倒，电影人为之肃穆。由卓别林亲自创作并指挥的主题曲则获得了1973年度奥斯卡最佳电影歌曲奖。
83岁的卓别林也想回到这片他生活和工作了40多年的地方。于是，在那个春暖花开的4月，他和47岁的乌娜一起回到了他梦中的纽约。
群众在林肯中心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晚会，纽约市长亲自向卓别林颁发了最高文化奖。美国电影艺术和科学学院又于4月10日在洛杉矶音乐中心举行隆重的典礼，宣布因卓别林“在本世纪为电影艺术所作的无可估量的贡献”，授予他奥斯卡终身成就奖。
3000名观众和美国艺术界名流济济一堂，向卓别林欢呼鼓掌达4分钟。卓别林眼含热泪，频频向人们抛吻……
良久，卓别林才致词说：
“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刻，言语是如此无力、如此贫乏。我只能说，谢谢，谢谢你们给了我这个荣誉。你们都是了不起的、可爱的人，谢谢你们。”
这个让全世界为之倾倒的艺术家，重新将尊严、崇敬都一一赢了回来。
在洛杉矶，卓别林还重访了他那出售了的旧居，并召来了曾在《寻子遇仙记》中扮演弃儿的贾克·柯根。当年的逗趣孩童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大腹便便的秃顶老人啦。故人相见，不胜唏嘘时光的飞逝。
很快，在美国和欧洲大陆再一次掀起了“卓别林热”。那年9月在第3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的“卓别林影展”，一共放映了他的73部影片。
1975年3月，为了表彰卓别林对艺术的突出贡献，英国皇室宣布册封卓别林为“爵士”，并在他的姓名中间嵌入“斯宾塞”，成了查尔斯·斯宾塞·卓别林爵士。
85岁高龄的老艺术家卓别林在视觉、听觉、行走与说话能力方面都减退了。阳春三月，他坐着轮椅飞回祖国，进宫晋见了伊莉莎白女王二世。女王在授封仪式上对他说：
“您的电影我全看过了，它们实在太好了。”
卓别林非常激动，乃至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能以手势答谢女王。事后，他对朋友说：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真的说不出来。”
1977年3月，美国R.B.C制片公司制作了关于卓别林生平和作品的纪录片《流浪汉先生》。该剧由理查德·帕特逊编剧，由著名的莎士比亚剧演员劳伦斯·奥立弗和沃尔特·马太解说，并于同年上映发行。
（四）
1977年12月24日，西方的平安夜，卓别林在家中设鸡尾酒宴与亲友欢聚。这位88岁的老人开怀畅饮，谈笑风生。
酒后，家人及亲友都入睡了，卓别林一时睡不着，便起来服用了几片安眠药。不久，他就昏昏沉沉地睡去了。
深夜，家人发现卓别林“一睡不醒”，马上请医生过来查看。就在25日清晨4时，20世纪最卓越的喜剧电影大师、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家、反法西斯和平民主战士卓别林，留下80部电影组成的“人间喜剧”丰碑后，在瑞士洛桑莱蒙湖畔的别墅中，静静地、安详地告别了人世；终年88岁。
世界各大报纸立即报道了此事，各种不同的语言文字深沉地诉说着同一句话：
“永别了，查理·卓别林。”
加拿大《世界信息报》说：
“今天，人们含着泪水，因为流浪汉的创造者离开了人间，他给世人留下的是悲喜交融的杰作，留下的是对人类心灵深处的触及。”
法国《世界报》说：
“卓别林是个天才，任何领域的艺术家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再获得他这样的声望。别了，卓别林！流浪汉万岁！”
英国《卫报》说：
“卓别林的成就超越了娱乐的范围，而为人类追求自由作出了有力的贡献。”
……
各国新闻记者还走访了一些著名的电影导演、演员和卓别林的友人，以此缅怀这位喜剧大师。
法国导演雷纳·克莱尔说：
“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他都是电影艺术的一座纪念碑，大多数电影家都受到过他的启发。”
著名美国喜剧演员鲍勃·霍普说：
“卓别林是我们事业中特别伟大的一个人，我们为能与他同时代而感到幸福。”
意大利导演费里尼说：
“卓别林如同亚当一样，是我们所有人的祖先（指电影行业）……他就像冬天的白雪，夏日的海浪。在我的童年，卓别林的名字总是和圣诞节的点心、白雪和圣诞老人联系在一起。他早已属于那些神奇、永恒的事物。”
法国著名作家、《法兰西文学》主编阿拉贡在一篇文章中也写道：
“在一个圣诞之夜，查理·卓别林溘然长逝了。这终究是要到来的，不是这一夜就是另一夜，谁也不能例外……但是，需要谈谈那些影片，该怎么说呢？这些影片曾经像是我们这一世纪的光明，是整整一个世纪，也是我们时代的历史……在我们之后很久，……一部被遗忘的旧片子在里弄的小影院放映时，也许会比学习与科学更能让未来的孩子，既笑得浑身颤抖，又止不住眼泪直往上涌。”
曾经与卓别林合作过的意大利女影星索菲娅则说：
“现在他已与世长辞，再不会有第二个像他那样的人了。我把他那睿智的话语铭刻在心，经常诵念，就像一个守财奴搬出金银，点数不完。”
……
此外，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政府、议会的唁电也纷纷飞到了乌娜的手中，表达对失去这样一位伟大艺术家的悲痛之情。
卓别林虽然远离了我们，但那个头戴圆顶礼帽、手持竹手杖、足登大皮靴、走路像鸭子的流浪汉夏尔洛，却永远闪耀在荧屏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