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坚决引退，正式同政治生涯告别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日渐成熟，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邓小平是如何评价江泽民的？又是如何评价“第三代”的？
在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针对“小平不能退”的呼声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起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后，邓小平就一直在考虑安排接班的问题，并趁自己身体尚好时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经过十三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有计划、有步骤地顺利实现交接。保持了国家的稳定性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
从党和国家的前途着眼，邓小平早就坚决主张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他本人多次表达了退休的愿望。
1979年11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以上干部会上提出，要建立有利于提拔年轻干部的制度，只靠顾问制度不能解决问题，重要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我自己就有这个想法，如果党允许我今天退休，我马上就退休。这是真话，不是假话。从整个事业看，我现在还不可能退休，我想大家也不会赞成。但是，就我个人的心情来说，确实感到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我们要向前看，我们这个事业是千秋万代的事业啊！”
1980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透露了自己当时打算退休的愿望。匈牙利作家巴拉奇·代内什撰写的《邓小平》一书中摘录了法拉奇发表的采访稿中的一段话：
“我将很快辞去副总理的职务。我想到1985年我只当顾问，请你注意，我现在76岁，到85年是81岁人，过80岁脑子就不能像以前那样活动，此外，老年人容易保守，所以最好是让我们只起顾问的作用。”“我有几个同时代的人也是如此，因为他们不愿意我辞职。我说，好吧，让我们看一看，当我到8l岁时将会怎么样。但是，我又补充说，还是在81岁前退下来的好，还是应该从这一点出发，为了做个榜样我也应该这样做。人们对一直临死那天还在位的老人们已经厌烦了，对搞终身制的领导人已经厌烦了！没有哪一本书上写着应该由老年人统治，和领导人应该成为终身的领导人。”
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邓小平郑重提出要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他在这一年召开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1981年7月4日，邓小平在省、市、自治区书记座谈会上说，解决干部年轻化这样一个大问题，我们老干部要开明，要带头。不开明可不行呀！“我和陈云同志交过心的，老实说，就我们自己来说，现在叫我们退，我们实在是心里非常愉快的。当然，现在还不行。”
1984年10月22日，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针对国际上“邓某人不在了政策要变”的担心，邓小平说：“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我是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所以，我的工作方法是尽量少做工作。”“两年前我就说过，我希望带头退体”。邓小平表示，“我希望逐步过渡到完全不做工作但身体还是好的，那样我就完成任务了。”
1986年3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施吕特时说，“你是我今年以来会见的第一位外国朋友。前不久，香港传说我病了，今天可以辟谣了。”说罢，他爽朗地笑了，在场的人也都笑了。邓小平说，这几年来我有意识地少做工作，让别人多做。中国的现行政策并不仅仅体现在我一个人身上。我好久没有露面就是这个原因。
1986年9月2日，邓小平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的电视采访。
华莱士问邓小平：“您是中国的第一号领导人物，您准备在主要领导人和主要顾问的位子上再留多长时间？”
邓小平回答说：“我提倡废除终身制，而且提倡建立退休制度。你也知道，我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谈话时说，我干到一九八五年就行了，现在超过一年了。我正在考虑什么时候退休。就我个人来说，我是希望早退休。但这个问题比较困难，在党内和人民当中很难说服。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退休，对现行政策能继续下去比较有利，也符合我个人向来的信念。但这件事还要做更多的说服工作。最终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的决定。我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要服从人民的意愿。我还是希望能够说服人民。”
华莱士进一步追问邓小平：“您当时告诉法拉奇准备1985年退休，您准备对华莱士作什么表示呢？”
邓小平坦率地告诉他：“我正在说服人们，我明年在党的十三大时就退下来。但到今天为止，遇到的是一片反对声。”
在开始准备十三大人事安排工作时，1986年10月，邓小平与李先念、陈云共同约定在十三大时一齐退下来，不只是退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要一退到底，退出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统统退。然而，在十三大召开前夕的十二届七中全会上，“小平不能退”的呼声达到高潮。
针对“小平不能退”的呼声，邓小平多次答复和解释，大意如下：
1.小平同志说，我的身体看起来比较好，脑筋也是清楚的，但毕竟是83岁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身体会忽然不好，不能过问事情。
2.小平同志说，假如我不能够退，我们“三老”共同约定的也就不好办。中央不能作表率，大家也想不通。
3.小平同志说，老的不退，新的就上不来，椅子就这么几把。你占着这个位置，你坐着，他就没有位置，就只好站着。新的上不来，我们党就会老化，都成了七老八十的人，在这种状况下是危险的。到那时候，我们一退下来，年拉人一下子上不来，经验不够，锻炼不够，对执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有很大的不利。
4.小平同志还说，我们退下来，不仅有利于保持三中全会以来正确路线的连续性、稳定性，而且还有利于我们真正地实行退休制度。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人事安排小组经过议论和研究，提出了让邓小平“半退”的办法，即先退一点，这一段时间再全退。这样。到1987年11月召开党的十三大时，邓小平就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也不再担任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只留任党和国家的中央军委主席一职。邓小平后来谈到，“十三大搞了个半退，但我一直认为那时全退最好”。
在11月2日召开的十三届一中全会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向全会提出：邓小平虽然退出了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常委会，但他作为党和国家重大问题决策人的地位和作用没有改变，在重大关头仍然需要他掌舵。这是党的事业的需要。这个意见。得到了全会的赞同。
在十三大上，李先念、陈云也实行了“半退”，两人都退出中央委员会，陈云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改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李先念在十三大之后不久由国家主席改任政协主席（国家主席由杨尚昆接替）。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四老”不约而同地提出“全退”，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彭真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辞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职务（由万里接替），邓颖超在七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上辞去政协主席职务，徐向前、聂荣臻辞去中央军委副主席职务。
1988年4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菲律宾总统科拉松·阿基诺时，谈到了自己“半退”的事。
宾主在福建厅入座后，科·阿基诺就对邓小平说：“你看上去非常健康。”
邓小平回答说：“我84岁了。去年，我提出完全退休。大家不赞成。我现在是半退休。”
科·阿基诺说：“我高兴你没有完全退休。否则，我不可能有这样好的机会同你见面。”
邓小平说.“即使我退休了，我也会同你见面的。因为中菲两国和两国人民是好朋友，而且还有着特殊的亲戚关系。”
“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党的十三大后，邓小平坚持不再过问日常工作，并一直期待着尽早完成新老交替，实现从领导岗位完全退下来的愿望。邓小平认为自己已经做成的事不少，但“还没有能够实现的，就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
1988年9月5日，邓小平会见捷克总统胡萨克时说，我有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家希望我当总书记、国家主席，我都拒绝了。在党的十三大上，我和一些老同志退出了领导核心。这表明，中国的未来要靠新的领导集体。近十年来的成功也是集体搞成的。我个人做了一点事，但不能说都是我发明的。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我们这个领导集体是坚持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我们相信，现行方针政策一定会继续下去。就我个人来说，对这一点有信心，也感到愉快。很多外国记者要来采访我，搞我的什么传，我都婉拒了。我认为，过分夸大个人作用是不对的。人总是要死的。哪一天我不在了，好像中国就丢了灵魂，这种看法不好。我在有生之年还可以做一些事，但希望自己从政治舞台上慢慢地消失。
1989年3月23日，邓小平会见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时说：我现在一般不参加日常事务，非洲朋友远道而来，应该见面，表示欢迎。这次全国人大会议我都没有参加，我请假了，主要是保养身体，想多活两年。更重要的是自己完全从舞台上退下来，让别人工作，这是我多年来的目标。
邓小平接着解释：因为我们党的十三大已选出了新的领导人，我们一些老人退出了政治局常委，我算一个。因为有一个新的政治格局了，就不要使新的领导人感觉到头上总有那么一层盖住他们的力量，这个不好，这一方面我们老人要自觉。
穆塞韦尼说：老年人经验丰富，年轻人仍需要他们指导。
邓小平说：年轻人精力充沛，知识也比我们多一点，比我们老人干得好。
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发生后，邓小平考虑马上退还不行，但表示新的中央领导班子一经建立了威信，他就“坚决退出”。
1989年6月，在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即将建立时，邓小平对中央负责同志说：
“新的领导一经建立有秩序的工作以后，我就不再过问、不再干预大家的事情。我说过，这是我的政治交代。当然，你们有事要找我，我不会拒绝，但是不能像过去一样。我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会产生以后再宣布我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这样？这不是因为我谦虚或别的什么。现在看起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国家和党不利，有一天就会很危险。国际上好多国家把对华政策放在我是不是病倒了或者死去了上面，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新的领导一建立，要一切负起责任，错了也好，对了也好，功劳也好，都是你们的事。这样你们可以放手工作，对于新的集体自我锻炼也有好处。何况过去那种办法并不算很成功。”“我过去多次讲，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我已经慢慢练习如何过退休生活，工作了几十年，完全脱离总有个过程。下次党代表大会不搞顾问委员会了，还是搞退休制度。”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国内政局逐渐平稳。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经过慎重考虑，想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夙愿。他认为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是有益的。为此。邓小平于1989年9月4日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请求中央批准他辞去担任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并表示他也将向全国人大提出辞去国家军委主席的请求。信中说：
“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和老公民，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我们党、我们国家和我们军队所取得的成就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刚刚起步，任重而道远。前进中还会遇到一些曲折。但我坚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把先辈开创的事业一代代发扬光大。中国人民既然有能力站起来。就一定有能力永远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在致信中央政治局的同一天，邓小平与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等同志谈话。商量他退休的时间和方式。
邓小平觉得要想等一个多么适当的时候再退，是等不到的，每次都总有一点因素说退不得，而即将召开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就是一个时机。因此，邓小平表示，退休是定了，退了很有益处。他说，如果不退休，在工作岗位上去世，世界上会引起什么反响很难讲。如果我退休了，确实不做事，人又还在，就还能起一点作用。考虑到中国的安全，现在退比发生了事情退或者在职位上去世有利。退的决心我已经下了好几年了。我曾多次提出，是真心的。邓小平明确提-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