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惩治腐败要抓住最容易产生腐败问题的部位和环节，总结实践经验，严格纪律，建立和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建立和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建立和完善各项政策法规。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指出：“要深化改革，完善监督法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直接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部门要实行公开办事制度。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加强对党和国家方针政策贯彻的监督，保证政令畅通。加强对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监督，防止滥用权力，严惩执法犯法、贪赃枉法。”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
总之，要进一步加强党的监督制度建设必须按照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的要求，努力做到：“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的关系，支持人大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经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并对他们进行监督；支持政府履行法定职能，依法行政；支持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职能。”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
“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6页。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江泽民提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87页。
以德治国是指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社会主义道德来规范人们的言行，通过社会舆论和道德评价来提高人们的内在自律意识，从而达到治国安邦的目的。江泽民明确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纲领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基本治国方略，这一设想从战略高度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邓小平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思想。“以德治国”是马克思主义题中应有之意，是为人民服务的党性的原则要求，也是最高境界的道德规范，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这种社会主义文明观“德法并举”的新理念，是江泽民在中国社会经济步入新的发展时期提出的重要治国方略，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治国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论断。江泽民指出：“要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为社会保持良好的秩序和风尚营造高尚的思想道德基础。”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59页。
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和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这是符合时代的发展潮流和方向的，是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治理方式的重大进步。法治和道德是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手段，但两者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和作用。依法治国的核心任务是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使人民成为依法治国的主体。依法治国是我们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内容，是江泽民在治国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在治国实践上的重大贡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搞好德治与法治的结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就需要我们以江泽民的十六大报告精神为指导，不断探索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教育管理机制，必须做到：一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搞好法治与德治的紧密结合；二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过程中搞好法治与德治的紧密结合；三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搞好法治与德治的紧密结合。这已经成为现实生活向我们提出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是关系到中国能否保持社会的稳定、能否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至于能否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
五、继承邓小平借鉴西方政治制度文明思想
从人类社会政治制度文明进程角度来看，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自然是高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文明的，它代表着政治制度创造的最新水平，是对人类政治制度文明发展作出的新贡献，使人类找到了更好的社会关系、社会活动及社会生活的政治制度，从而创造了全新的社会秩序。但是，由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在原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建立的，必然带有封建落后的腐朽的东西，而且政治制度文明的发展在中国跨越了资本主义社会，没有经过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文明的充分发展，这就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必然具有初创时期的不成熟性特点。
（一）文明的多样性要求借鉴西方政治制度文明思想
列宁早就曾指出要“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毛泽东也说过：“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地搬运。”《毛泽东着作选读》第7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0页。
邓小平也认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政治体制，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学习和借鉴的参照系和对立面，有利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的建设。江泽民也在不同场合讲过，人类文明应该是丰富多彩的，如果地球上只有一种文明，世界将是很单调的。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种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我们将继续同各国人民一道，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与普遍繁荣的世界而努力。”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8页。
这些都是在邓小平政治制度建设思想基础上的继承与发展政治制度文明成果，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文明成果。
（二）从国情出发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
研究表明，邓小平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认为，我们可以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做法，但绝对不能照搬。他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认为吸收借鉴西方政治制度文明成果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国际间的相互交流是很自然的，是需要的。毛主席提出的自力更生的指示被‘四人帮’歪曲了，他们把引进世界上一些先进成果都谴责为‘洋奴哲学’，这是最蠢的。一切先进成果都是全人类共同努力的结果，就是资产阶级也懂得这个起码的常识，世界上先进的东西它都引进。”“自力更生，要先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资源，但决不能排除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成果。”《邓小平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00页。
他通过观察和分析世界总体特征和发展趋势，认识到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又为江泽民吸收和借鉴西方政治制度文明成果提供了认识论基础。因为世界各国情况千差万别，从来就不存在适合于任何国家的单一的、固定的、不变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中国的政治制度深深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土壤之中，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唯一模式论”、“僵化模式论”、“最佳模式论”不符合政治制度发展的规律，也不符合各国政治制度发展的事实。所以江泽民明确指出，世界各国的历史传统、经济文化水平和社会制度不同，其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也必然不同。衡量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最根本的是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这是江泽民借鉴西方政治制度文明思想的认识和观察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江泽民强调，世界上的民主，那是具体的、相对的，而不是抽象的、绝对的。任何一种民主的本质、内容和形式，都是由本国的社会制度所决定的，并且都是随着本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的。“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适合中国的国情，鲜明地体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特点，具有自己的优势和强大生命力。任何时候都决不能动摇、削弱和丢掉这些制度，决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江泽民：《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01页。
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明确指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从中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我们要发展的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决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江泽民：《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04页。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是人类政治制度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没有也不应该偏离人类政治制度文明的康庄大道。这是江泽民在“5.31”讲话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在这个问题上江泽民的态度和立场一贯是旗帜鲜明的，民主政治建设之所以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在本质上是优越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的表现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它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宪法赋予了人民代表大会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它是一切政府权力的唯一来源和归宿。有人对中国的民主政治不以为然，以为民主制度是西方的“专利”，对西方的那一套民主政治制度津津乐道；也有的人错误地把民主化等同于西方化，甚至主张“全盘西化”。其症结就在于混淆了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区别，没有认识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优点和特点。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链条中的一个环节。社会主义制度要全面体现自己的优越性，既要继承人类社会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又要创新性地推动社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因此，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尤其要善于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的优秀文明成果，其中也括政治制度文明成果。所以江泽民坚持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和世界政治制度发展实际相结合，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借鉴西方政治制度文明思想。
六、加强邓小平提出的关于提高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建设
领导干部队伍素质的高低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的重要条件。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明确提出搞现代化建设必须有政治保证，要有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邓小平认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警惕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我们的图谋，要抵制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都需要较高的政治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而且同外国人做生意，要坚持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这既是一种经济要求，也是一种政治要求。不讲这些，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就不可能顺利进行，就不可能保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所以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工作是不能离开现实政治的。我这里说的政治，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不能设想，离开政治的大局，不研究政治的大局，不估计革命斗争的实际发展，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理论家。”《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页。
江泽民站在整个世界未来发展的战略高度，清楚认识到当今世界以经济和科技为实力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日益激烈的事实，并高屋建瓴地把这种激烈竞争归结为“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的竞争，尤其是领导人的素质和能力的较量”，认为这是“决定党、国家和民族在进入新世界后的前途和命运的竞争和较量”。江泽民：《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65页。从而进一步推进了邓小平关于提高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建设。
（一）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培养
江泽民指出，讲政治对共产党人来说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因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培养讲政治、懂全局、善于治党治国的领导人才尤为重要。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能不能巩固和发展下去，中国能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强盛不衰，关键看我们能不能不断培养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领导人才。”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73页。
他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讲政治，这也是针对当前党内一些干部的现状而言的，是有的放矢的。现在有些领导干部脑子里政治这根弦可以说比较松了，有的甚至到了是非不辨和美丑不分的地步。有的同志产生了一种误解，以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可以不注意政治了。“这些问题的出现，固然有多种多样的原因，但根本症结在于不学习，不注意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素质，头脑里缺乏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中央一直强调，全党同志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为了使大家提高政治水平、理论水平，全面地、正确地、积极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14-2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