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政治制度文明思想是邓小平在一生的政治实践里、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制度文明思想的前提下、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在新时期对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和党的政权建设中以及在民主政治建设正反经验和教训的总结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初步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建设的基本内涵，对中国新时期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重要目标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正如任何事物都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一样，邓小平政治制度文明思想既具有政治制度文明的普遍性，又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具有与中国具体国情相适宜的基本特征、价值取向和伦理维度。
一、邓小平政治制度文明思想的基本特征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形成的邓小平政治制度文明思想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具有政治制度文明的共同性而且还具有它自己的基本特征，它主要表现在政治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政治主体的自我完善、政治行为的程序规范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创新。
（一）政治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
正确的政治指导思想是政治制度文明的基础。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后，在这个重大的历史关头，摆在中国人面前的有三种前途：按照毛泽东晚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走下去；回到20世纪50年代的人民公社；政治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和政治体制改革以开辟新的道路。邓小平在总结“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政治指导思想和纠正两个“凡是”方针的基础上，提出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并把工作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上来，从而完成了在政治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为邓小平政治制度文明思想提出奠定了思想基础。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就指出：“我们现在讲拨乱反正，就是拔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总之，不把毛泽东思想，即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南的东西，写到决议里去，我们过去和今后进行的革命、建设的分量，它的历史意义，都要削弱。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
邓小平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不是毛泽东个人做学问的思想理论观点的简单汇总，我们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就是把它作为一面旗帜，这面旗帜只能是正确的东西，不可能把错误的东西也包括进来。但是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华国锋却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治国方针，他强调“照过去方针办”，“凡是毛泽东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在以后的多次讲话中形成了“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两个凡是”的思想，作为以后治国理政的方针和指导思想。当时还没有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就率先站出来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毛泽东思想，而是反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还写信给华国锋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并在写给中央的信中也说：“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王炳林、金钊着：《邓小平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7页。
随后邓小平以高度的原则性明确表示反对“两个凡是”：“‘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两个凡是’不行。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59页。
在《“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讲话中，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39页。
所以“两个凡是”是对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的背叛，其实质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并且指出：“对毛泽东思想就不这样？也应该如此嘛，否则非犯错误不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王炳林、金钊着：《邓小平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9页。
邓小平还指出，毛泽东自己也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页。
邓小平结束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和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的错误的指导方针，把工作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的政治指导思想的轨道上来，完成了政治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为邓小平政治制度文明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政治主体的自我完善
邓小平关于加强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是加强政治制度文明建设思想的前提。加强领导干部队伍建设以全面提高领导干部政治素质，是加强政治制度建设的客观需要。政治主体是政治制度文明的关键，是政治制度制定过程中具有自主性和能动性的因素。离开政治主体政治制度文明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政治主体在政治意识的驱动下从事政治活动，维护和追逐根本性利益，制定各种制度，它决定政治制度文明的性质，政治主体的文明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政治制度文明的状况。
坚持德才兼备是邓小平提高领导干部素质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贯穿于党的干部路线的根本原则。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邓小平从党和国家的战略高度多次强调提高领导干部素质的极端重要性，因为制度确立以后建设一支坚决而有效地执行党的制度的干部队伍是事业顺利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求领导干部具备包括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业务能力素质和身心素质等多方面的综合素质。要看人的潜力、人的发展、人的基本素质，因为人的素质高，能够廉洁自律做到“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人的素质低，既使法律和制度完善也会有人以身试法铤而走险。要用面向世界、着眼于未来的眼光来考虑人、选人、用人，着眼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要心胸、视野宽，要培养干部的路子宽，眼界要非常宽阔，胸襟要非常宽阔。邓小平始终关心领导干部政治素质建设尤其是思想政治素质。他强调配班子时，要选那些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斗争中经得起考验的人；要选那些党性强、能团结人、不信邪的人；要选那些努力工作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而有魄力、懂业务、能办事的人。对于那些连党的最关紧要的利益都不顾的人，决不能重用。他强调选拔任用干部要从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着眼；要把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国家的长治久安来考虑高素质的领导干部，特别是掌握党政领导权的人，要看他为谁服务。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也都证明，选好用好一个或一批高素质干部，就能树起一面旗帜，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坚持对领导干部的四化要求。邓小平指出：“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当然首先要革命化。”《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1页。革命化，就是指干部的“德”，“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年轻化是指干部队伍的年龄结构要合理，以便使整个领导机构充满活力。知识化、专业化是对干部的工作能力、文化和业务水平的基本要求。他不止一次地呼吁领导干部要懂业务，不能外行领导内行。邓小平认为干部四化标准是相互联系的，其中领导干部的真才实学不容忽视，否则就会成为空头政治家，但革命化是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就会迷失方向。邓小平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说，关键在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就是这个事。”《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页。因为政治制度的制定和执行都要依靠高素质的领导干部。
政治制度文明的主体建设应落实到每一个公民，也应从每一个公民做起，但要形成一个文明的社会，则有赖于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共同进步。一个文明人造不成一个文明社会，只有在足够多的文明的个体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核心向外放射光芒、渗浴甘露的时候，才有可能出现一个文明社会。因此，政治制度文明的主体建设的终极目标应是文明社会的建成，真正实现每个人的发展与全社会所有人的发展的高度统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都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政治素质的提高。邓小平在提出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时候就说过：“现在这么多青年人犯罪，无法无天，没有顾忌，一个原因是文化素质太低。所以，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页。
他还说：“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人口这么多，地区之间又不平衡，还有这么多民族，高层搞直接选举现在条件还不成熟，首先是文化素质不行。”《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页。
1986年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也特别强调了公民政治素质的提高，决议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根本问题是教育人。要从小学开始，在进行理想、道德、文明礼貌等教育的同时、进行民主、法制和纪律的教育。要在全体人民中坚持不懈地普及法律常识，增强社会主义的公民法制意识，使人们懂得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懂得与自己工作和生活直接有关的法律和纪律，养成守法遵纪的良好习惯，培养社会主义良好的公民。
（三）政治行为的程序规范
程序规范是政治制度的主要价值目标。政治制度文明建设需要政治行为有领导、有步骤地按程序在政治制度的原则下进行。政治程序的制度化是政治体系正常运转的根本途径。没有制度化的程序保障，就不会有制度本身的活力和真正的工作效力，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稳步前进。亨廷顿断言，一个拥有高度制度化的统治机构和程序的社会，能更好地阐明和实现其公共利益。
邓小平着眼于程序的制度化建设，提出要真正从制度化的程序上解决现行制度中存在的问题。邓小平在关于领导班子新老交替、关于保障人民民主的各项程序和形成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民主运作机制，关于逐步推进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设等问题上的一系列论述，目的都在于通过制度的程序化，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他认为，由于中国受封建专制主义影响很深而具有特殊的迫切性，又因为受到历史的社会的条件限制，政治制度文明建设只能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如果我们不是这样来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就可因孤军冒进而脱离群众，从而就有可能在政治文明建设的过程中犯下不可原谅的历史性错误。在实际政治过程中程序原则具体表现为政府、社会组织及全体人民的一切政治实践必须共同遵循一套完整的法定规范，只有依照政治行为的程序和规范才能实行充分而有效的管理，这也是符合中国走渐进式民主发展道路的要求和实际的制度。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它是一场深刻的体制变革，要革除旧的体制和具体制度，也要创建新的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因此政治制度建设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因此，邓小平也一再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很复杂，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所以，政治体制改革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
邓小平明确指出，实现民主和法制，同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样，不能用“大跃进”的做法，不能用“大鸣大放”的做法，一定要有步骤、有领导，要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方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
首先，政治行为要在党的领导下行使，并要把它作为一个制度定下来。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特点和优势。支持和引导广大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是党的领导的本质内容，而且扩大人民民主也需要党的领导。邓小平强调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保民主政治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才能使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有正确的路线和指导方针，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而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要靠党的领导。当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这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保证政治行为的程序规范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