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顾况之后，给鄱阳影响较大的是诗人张籍。张籍也是江苏苏州人，出生于公元766年大历元年，死于830年大和四年。尽管目前找不到张籍到过鄱阳的依据，但从他的诗中隐若总让人感到，他至少对鄱阳是有过研究的，并由此推断他曾经来过鄱阳。他有一首诗叫《答鄱阳客药名诗》：“江皋岁暮相逢地，黄叶霜前半夏枝。子夜吟诗向松桂，心中万事喜君知。”虽然这是一首打趣的诗作，奇怪的是他将鄱阳特产半夏，写进了诗里，可见对鄱阳十分熟悉。还有一件事，他堂弟张蒙来饶州任职后，因为张籍的关系，使当时有名的诗人纷纷唱和，之中有姚合、贾岛、章孝标等。尤其是张孝标那首七律《送张使君赴饶》，收进了清朝刊印的《江西通志》。诗是这样写的：“饶阳因富得州名，不独农桑别有营。日暖提筐依茗树，天阴把酒入银坑。江寒鱼动枪旗影，山晚云和鼓角声。太守能诗兼爱静，西楼见月几篇成。”饶阳，是唐朝时一些文人对鄱阳的昵称。更为有趣的是，张籍死后仍与鄱阳人结下不了情缘。南宋时期，鄱阳人汤中（字季庸），用京藏公元1085年北宋神宗元丰八年，张籍诗的写本，兼以其他本校定，编成了《张司业集》8卷，由魏峻（字叔高）在苏州刊刻，这才使得他的诗能够比较完整地传世。
此外，还有在鄱阳寓居过的诗人戴叔伦。
上面所说的唐代诗人都还不算顶尖人物。唐朝顶尖诗人中，白居易多次途经鄱阳去浮梁看望自己的兄长，写过《将之饶州，江浦夜泊》的诗。再一位就是李白。对李白是否来过鄱阳，至今还没有找到确切的答案，但从李白《浔阳送弟昌峒鄱阳司马作》的叙事中，可以认定他是来过鄱阳的，诗中的“吴江对楚岸，彭蠡当中洲”句，没有亲历是写不出来的。吴江指的就是鄱江，那时鄱阳湖还在长山、康山以西，他如果没有来过鄱阳，是无法写出如此准确的地名和方位。还有那首《秋日与张少府、楚城韦公藏书高斋作》的诗。韦公者，开元间饶州太守韦玢。李白送昌峒是在秋天，《秋日》诗中的场景也与鄱阳吻合，所以我推测他是来过鄱阳的。
到了晚唐，一位和尚诗人贯休两次走进了鄱阳。贯休第二次来到鄱阳的时间，是黄巢军洗劫鄱阳后。那时，他对十多年前的鄱阳印象很深，然而这次则是“鄱阳古岸边，无一树无蝉。路转他山大，砧驱乡思偏。湖平帆尽落，天淡月初圆。何事尧云下，干戈满许田”。尽管这首《鄱阳道中》描写的景况，并不十分荒凉，然而在出家人眼中，已经有了另一番味道，这块和平的土地上，也曾经有过战争的硝烟。
吉中孚、大历才子与鄱阳
说到唐朝经济社会的进步和文化成长，不能不谈到唐朝时，为鄱阳增添不少光彩的鄱阳人——吉中孚。吉中孚不但是鄱阳在唐朝的唯一位进士，而且列为大历十才子之一。有人会奇怪，唐朝考进士有那么难？要了解这个情况，我们先搞清唐朝的科举制度。中国的科举制严格地说，源于两汉至南北朝的察举制度，大抵萌芽于南北朝，开始于隋朝而完成于唐朝，是唐宋以后选拔官员的一种考试制度。唐朝的科举考试分两大类，一类是制举，一类是常举。制举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临时性考试，主要是寻求非常之才，考试科目临时设置，平民子弟和官吏都可以应试，但不经常举行，每次录取的人数不过一两个人，多的时候也只有五六个人。常举是定期举行、科目有规定的考试，分为秀才、明经、进士、明德、明算、道举、童子等科。其中以明经和进士两科最重要。唐朝常举中以秀才一科等第最高，要求也特别不同。士人，就是读书人怯于应试，不久就废除了。其他杂科如明算、明德又为士人所不耻，都不愿去应试，只有明经和进士成为主要科目。然而，明经考试，分帖经就是从经书中提出一句，命考生把上下文默写下来；墨义就是把经文连注疏，也就是对经书的注释，全写出来。说到底主要考考生的死背硬记功夫，渐渐地被士人看不起，甚至连皇帝本人也讽刺这个考科。考进士不同，既有帖经，诗赋，又有时务策就是政治论文，尤其是诗赋。“唐以诗取士”，所以唐朝的诗歌成为中国文学的发展顶峰。我说这些，目的就一个，想让大家知道，唐朝考进士很难很难。在唐朝，我们江西在近300年里不过考取了69位进士，要知道那时江西人口已经达到2-300万人，在这些可数的进士中，鄱阳的吉中孚不仅是69人中的一个，可以称得上凤毛麟角吧。不仅如此，他还是大历年间的十才子之一。
那么，什么是大历十才子？大历十才子是指唐代宗李豫大历年间，十位有名的诗人，他们是：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夏侯审、李端。这十位才子是根据《新唐书·艺文·卢伦传》中认定的，后来有人去掉了韩翃、崔峒、夏侯审，加进了郎士元、李益、李嘉佑和皇甫冉，这样反成为11位才子了。为什么把这十个人称作为“才子”呢？这是因为这十个人的诗歌风格，不但基本上是以写自己个人，日常生活的闲雅情趣为主要对象，而且多是应制，也就是指定时间、指定内容的“遵命”之作，但在后代文学史上地位并不高。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才气，这里。我不妨引明代文学家杨慎《升安诗话》的一段话：“诗之兴衰，系于人之才与学，不因上之所以取也。唐人所取，五言八韵之律，今所传省题诗并不工，今传世者，非省题诗也。”杨慎对唐代既重视诗，又忽略对诗创作的基本要求，作了精辟的评论。“诗言志”，需要有感而发。如果硬性规定，在指定的时间内做出一首诗，无异于赶鸭子上架，只能是临时拼凑，应付了事。这样就无法出写好作品，这也就是他们没有传世佳作的原因。不过，他们的才气还是不容否定的。
大历才子中，有一半人来过鄱阳，卢纶、钱起、耿湋、苗发、李端。有的曾在鄱阳任职、寓居，有的旅游走访，李端任过饶州刺史，卢纶一度在鄱阳寓居，苗发在乐平担任县令，并都留下了写鄱阳的诗句。如在第五琦任饶州刺史时，耿湋来到鄱阳拜访，并写下《奉和第五相公登鄱阳郡城西楼》的诗篇，对鄱阳在唐朝中期一派安定平和的景象，称赞不已：“晓肆登楼目，春销恋阙魂”，“夕阳移梦土，芳草接之相源”，“童牛耕废田，壕木绕新村。野步渔声溢，荒祠鼓舞喧”等等。大历十才子之一的卢纶，在入官前，曾在鄱阳寓居了一段时间，他对鄱阳的感情很不一般，多年过去，仍无法忘记在鄱阳的日子：“因浮襄江流，远寄鄱阳城。”意思是说我本山西人，随着襄江顺流而下，来到离家很远的鄱阳寄住。关于钱起，我这里还想多说几句。大历十才子中，钱起的诗名稍高，至今仍有一些警句类的诗句广为流传，如“曲终人不散，江上数峰青”，“竹怜新雨居，山爱夕阳时”之类的。而钱起是否来过鄱阳，至今未找到诗文。不过，从宋代几位历史地理学家的典籍中，都提到他有写鄱江楼的诗。如《方舆胜览》说：“鄱江楼，在南城上，唐有此名，有钱起诗”；《舆地纪胜》说得更具体：“鄱江楼，唐钱起有《陪史君叔鄱江楼宴郑中丞》诗。”可是，查遍《全唐诗》又找不到钱起与鄱江楼相关的诗，历代县志也没有收录。这应该是个遗憾，希望涉猎广泛而又关注鄱阳的人，能帮助找到这首佚诗。此外，大历十才子中的李端，任过饶州刺史，李端是李益的哥哥，卢纶是李益的妻兄，李端、李益都曾任职鄱阳。在李端饶州任职期间，吉中孚曾经新授了官职，并辞官回到鄱阳。这时，李端便写下《送吉中孚拜官归业》诗：“南入华阳洞，无人古树寒。吟诗开旧制，带绶上荒坛。因病求归易，沾恩更隐难。孟宗应献鮓，家近守渔官。”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吉中孚是个并不贪图荣华富贵和官职高低的人。诗中说的孟宗是三国时人，以孝着称，这里说，吉中孚品行端正，孝悌为重，升官后考虑到母亲年迈，便辞官归业，归业指归正业也就是农业，属急流勇退。可见，从唐朝起，鄱阳人就具备了这种难能可贵的品质。
鄱阳湖之名开始走进诗歌
近些年来，我们常常说：鄱阳湖因鄱阳得名，鄱阳因鄱阳湖扬名，那么，这种扬名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
众所周知，鄱阳湖是自隋朝起才以鄱阳得名的。此前就有东晋诗人谢灵运，笫一个写下咏鄱阳湖的诗，那时他写的诗就叫《入彭蠡湖口》，他之这样称呼，是因为这个湖还没有新的名字。可是，在湖以鄱阳作为湖名后的一段时间里，人们还是习惯称她为彭蠡湖，这种称呼在唐诗里表现得尤为突出，它差不多延续了两百多年。只要翻开《全唐诗》就可以发现，从盛唐到中唐都有人写过这个湖，也就是说，唐朝的诗人们，早已把目光从洞庭湖转移了过来，但仍没有人用鄱阳两个字，来取代那个原本改变了位置，并且早已不存在的湖。这些诗人们包括第一流的诗人李白、白居易和李颀等。直到晚唐，鄱阳湖之名才正式走进了诗人的篇章。
在唐朝，又是谁第一个以彭蠡之名，将鄱阳湖写入诗的呢？根据我对资料的掌握，是唐玄宗时当过右宰相的诗人张九龄。张九龄是广东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人，他不但是第一个写鄱阳湖的诗人，又是开凿大庾岭，打通广东另－条北上通道的重要人物。正因为他打通了从大庾岭经江西北上的道路，这才使他目睹了这个年轻湖泊的风采，写下《彭蠡湖上》的诗：“沿涉经大湖，河流多行泆。决晨趋北渚，逗浦己西日。所适虽淹旷，中流且闲逸。瑰诡良复多，感见乃非一。庐山直阳浒，孤石当阴术。一水云际飞，数峰湖心出。象类何交纠，形言岂深悉。且知皆自然，高下无相恤。”诗中说：我从岭南沿途跋渉来到大湖，那么多的河流，任着自己的路径放纵地畅流。我选择了一个早晨，走进了湖北面的一块陆地，居然流连忘返到日近西落。这个湖由于太大，反不像我想象中汹涌澎湃，奔腾湍急。使我想不到的是，湖中各种奇异变化，真让人感慨不已。水之阳的庐山耸立湖边，突兀而起的湖岛，任水缠绕。眼前的一切是如此自然，如此和谐，如此壮丽，以致使人对山和湖的高低，不再认为是种差别。张九龄这首七律，可以说是首描写唐朝时，鄱阳湖原生态的绝唱。遗憾的是他把鄱阳湖的名称，依然写作为彭蠡。好在我们可以通过这首诗，把一千多年以前，鄱阳湖的湿地风貌，经过搜索复制后，粗略地加以还原。
继张九龄之后，又有李颀、顾况等其他诗人，写过与我们息息相关的这个湖。然而，用鄱阳两个字作为湖名入诗的，是晚唐时期的大诗人韦庄：“四顾无边鸟不飞，大波惊隔楚山微。纷纷雨外灵均过，瑟瑟云中帝子归。迸鲤似梭投远浪，小舟如叶傍斜晖。鸱夷去后何人到，爱者虽多见者稀。”诗的题名就叫《泛鄱阳湖》。这首诗，不仅开创了将鄱阳两个字作为湖名入诗的先河，而且全诗充满了对这个湖的深爱之情。诗人以写鄱阳湖景为主线，最后回到了感慨：“爱者虽多见者稀”。毕竟，这个湖太年轻了，到诗人写她时，也不过两百来年，何况当时她处在变化时期。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对她望而畏，敬而远之。但是，这个湖对于韦庄，她的浩瀚、她的宽阔，那是别的湖无法可比的。诗人才离开湖的西岸，便感受到湖的无边无际，在这水的世界里，想看见一只飞鸟也很困难。湖西岸的山，眼看着越来越小，而这只载着失意文人的皮阀小艇，在雨过之后，让西斜的太阳－照，就象一片飘泊的树叶。还有头上飘渺的云天，诗人分明看见那是尧的女儿从上面归去。
对于韦庄，我稍微多说几句。韦庄应称得是诗歌世家出生，他是大诗人的后代。很多人都记得那首“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的《滁州西涧》诗吧，这首诗的作者韦应物，就是他的曾祖父。韦庄自己不但善于作诗，而且是出色的词家，他与晚唐的另一位词人温庭筠齐名，被后来人称作为“温韦”，并且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词作风格。不过，他在政治上只属于大器晚成。晚唐时并不得志，68岁那年，总算让他在五代十国的后蜀王建朝廷，熬上了宰相职务。
在晚唐，还有一位着名的和尚诗人，也以鄱阳两个字作为湖名写入了唐诗，这个人就是贯休。从年龄看，贯休大韦庄三岁，照说贯休应该排在韦庄之前，我为什么反将韦庄，列为第一个写鄱阳湖的诗人呢？根据我的判断，我认为韦庄，以鄱阳两个字作为湖名入诗，稍早于贯休。
贯休写的是一首五律《春过鄱阳湖》：“百虑片帆下，风波极目看。吴山兼鸟没，楚色入夜寒。过此愁人处，始知行路难。夕阳沙岛上，回首一长叹。”诗人无愧是出家之人，他虽然是在春天横渡这个大湖，眼里的景观和心中的所思，却是军阀割据，战乱不断，民无安宁，让人愁肠的国家和人民。当时的历史背景是这样的，在唐朝倒数第二个皇帝——昭宗乾宁年间，这位本是浙江人的贯休，开始在金华出家。但是，贯休虽然出家了，却不出世。面对用世无望的处境，西行经鄱阳渡鄱阳湖去庐山归隐，于是有了这篇感慨之作。以我们现在的目光看，不管贯休当时写诗的目的和心情怎样，他毕竟将鄱阳之名作为了湖名，至少可以这样说，多次到过鄱阳的贯休，对鄱阳是有着一定感情的。
虽然，在唐诗中只能找到这两首，冠以鄱阳两个字的咏湖之作，但从中也能看出，那时的鄱阳湖，已经为迁客骚人所重，也正是从这时候起，鄱阳湖正式开始履行了，为鄱阳扬名的使命。更让我们感到奇巧的是，这两首写鄱阳湖的诗，还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一首是写由西向东行的感受，一首则是由东向西行的感慨。韦庄写这首诗时的背景：因为唐朝末年政治腐败，危机四伏，农民起义大风暴即将来临，他多次应试不中，于是游历江南，访僧垂钓，过着五陵游客绿醅红袖的风流生活。这首诗，就是他由西东行，到江西的登临凭吊之作；而贯休也是在郁郁不得志时，准备退避山林到庐山去隐居，由东西行，途经鄱阳湖的感叹之篇。不管什么原因，可见在唐朝末年，这个湖的鄱阳之名，正在不知不觉中被文人们接受，并进入了作品。
程长文、郭常和吕用之
在唐朝三个鄱阳人必须要说，一个叫程长文，一个叫郭常，一个叫吕用之。前两位是鄱阳人的骄傲，一位是民间女诗人，一位是医术精湛、且医德高尚的医师；后者让鄱阳人汗颜，这位先生不但是位方士，方士就是那些热衷鼓捣神仙术的巫师，而且特别喜欢玩弄权术，在历史上名声很不好。结果，两个入了县志，一个虽然在正史上出现过，且遭到鄱阳人唾弃，并被遗忘。
先说程长文，她之能在一千多年里被人们记住，主要是三首民歌体七言诗，选进了《全唐诗》。一首长诗《狱中书情上使君》，一首律诗《铜雀台怨》，一首绝句《春闺怨》。尽管，《全唐诗》对她的介绍仅9个字：“程长文，鄱阳女，诗三首”。但这三首诗，尤其是长诗《狱中书情上使君》，使我们知道了一千多年前，鄱阳曾经有过一位如此有才华的女子。诗是这样写的：
妾家本住鄱阳曲，一片贞心比孤竹。当年二八盛容貌，红笺草隶恰似飞。
尽日闲窗刺绣坐，有时极浦采莲归。谁道居贫守鄱邑，幽阁寂寞无人识。
海燕朝归衾衣寒，山花夜落阶墀湿。强暴之男何所为，手持白刃向帘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