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号线的号牌依旧处于跌落状态，显然，那边的人，拿着听筒一直在等她的信号。
她忙碌着其它线路，也在等，眼睛紧盯着特高课专线3号那个指示灯，她和那个一直拿着电话听筒的人，都在等待这个电话的指令！
等待是漫长的，二十多分钟，似乎是过了一个世纪。
3号专线的红灯突然亮起，也终于亮起！
号牌随之跌落声，让她吓了一跳。时间：9:25:05秒。
而就在片刻之后，虽然她的心依旧狂跳，但是，她觉得不是那么怕了。
原来，不可知的等待才是可怕的！
她抑制住狂跳的心脏，拿起一根塞绳，将答应塞子插进3号线路的插孔，并扳动电键，尽量平静地应答：“喂，您好，请问您要哪里？”
这次用的是纯正的京片子，特高课有规定，在中国，必须说中国话。
“小姐，喂，请接宪兵队4433。”电话那头响起一个毫无感情的声音，准确地报出了暗号，而且下达了行动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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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暗号本就没有感情，或许那个人本就没有感情。是啊，做这种工作怎么能有感情！
这个声音刘悦欣听过，而且不知多少次了，每次都是冷冰冰的，但是从来没像今天这么冷，冷得像一块冰。
这个会就是那个他啊？不会的，他绝不会这么冷冰冰！绝不会对自己这么冷冰冰。
不过，这一定是小组里的一名同志，同志之间的称谓应该是热情的，最起码是安慰和鼓励的，可她却连一丝丝也感受不到。原本期待的温度被当头一瓢冷水，让她的心冻得有些受伤。
或许，这个同志会出卖她，就像随手扔掉一个烟头。
那她会不会就像抛掉包油条的油纸那样出卖他，她不敢保证。她最怕疼，打个针都怕得要死，如果她被抓，不用什么大刑，护士的一个小小针头就会让她招供出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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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的女孩可以在瞬间想到很多，可以在瞬间改变无数次情绪，她还是尽量柔和地说：“好的，您稍等！”
刘悦欣将4、4、3、3号码一一按下，随着一系列继电器清脆的吸合声，刘悦欣将插绳的另一端插入应答线路，然后将电键扳至振铃位置。
4433是宪兵队行动组三分队的某部电话。
开始，她对电话号码的数字很不敏感，每天数百个号码进进出出，也从来没有刻意去记住哪个电话的号码。
就这样，浑浑噩噩地干了三个月，似乎就在某个早晨，她突然就记住了这些数字，还有数字后面那些声音，还有那数字对应的地方，就好象小孩子在某一天醒来，突然会说话了一样。
既然是宪兵队的，那么她接下来做的就是将耳机服务线路接到4号，对着那个等了二十四分钟的电话说了句：“先生，那边一直占线，你还要再等么？”这句就是开始行动的暗号！
“哦！”对方只有这一个字，依然毫无情绪波动，似乎接到的不是行动指令，这让她原本紧张的情绪平复了不少。接着那边扣下电话，‘咔哒’一声，跌落的4号牌复位！
而就是这个“哦”字之后，就代表着开始行动，而她，就是这次行动中的一环。
于是，她开始修改了记录：9：01：01，接入5124，转4786，占线，9:24：20秒挂断，男性，上海口音。
她故意将时间缩短一分钟，避免与特高课的3号线，出现时间上的重叠。
这是她在行动计划外做的擅自调整，她从来就不乏机智和随机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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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钟后，宪兵队4433电话振铃停止，说明已经那边接起电话，刘悦欣将振铃电建搬到通话位置。
做完这一切，虽然还是春天的天气，刘悦欣的手心早已湿漉漉了。
刘悦欣拿起台子上的钢笔在记录本开始记录：9:25：04，特高课3号线，转接4433，男性，北方口音，三十左右。
写完这些，只用了不到十秒钟，由于心情紧张，右手握住的钢笔尖还在微微的颤抖。
她必须如实记录！因为，上海电话局会记录所有拨进电话的时间点，但是具体通话时长，总机那里就查不出了，而特高课总会搞到上海总机的通话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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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发出行动指令不久，一个5307的号码拨入，这是一个使用频率比较高的电话，也是来自于公共租界西区的，应该是一部公共电话，因为这部电话每次接入的都不是一个固定的声音，形形色色，男男女女。
“接6318！”对方说的很急促，似乎是一个孩子的声音，没有使用应有的礼貌称谓。
刘悦欣知道，6318这是公租界北区新天安教堂的电话，这个教堂靠近苏州河，透过话务课二楼的窗户，就能远远地看到那个歌特式风格的，高高的，灰色的钟楼。
那边的电话接的也很迅速，迅速的只有一声振铃，她立即摘了服务线，还没等她做记录，这个电话就挂断了，短暂的似乎只说了一句话。
略作犹豫，她将通话时间改为了45秒，这是她工作以来第二次篡改通话记录，似乎是出自于女性的敏感，她觉得这次通话应该被隐藏起来。
9:25：20，接入5307，转6318，9:26:05挂断，男性，不到二十，上海口音
虽然特高课神通广大，但是也无法要通过上海电话局复查某一个电话的通话时长。
通过短短的电话应答，她就能判断出一个人的性格、学识、年龄、甚至对方的相貌和味道。这次她预感到了这部电话里充满危险气息，虽然是一个孩子的声音。
还有一个原因：这两个电话之间的时间靠得太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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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3号专线通话一分钟后挂断。至此，她的第一次执行任务结束了。
再次深深吸了一口气，刘悦欣站了起来，目光越过高高的交换机，看向了值班长那边。
那边值班长也看到了她，放下手中的笔，走过来替代她。
她的起身，终于引起了小红和孙姐的注意，孙姐对她微微一笑，小红则是腾地站起来，讨好说道：“欣欣，让我先去，嘿嘿！”说完，不等刘悦欣有什么反应，将小锉刀随手放在台子上，抢先去了洗手间。
似乎是值班长看出刘悦欣的脸色有些潮红，问道：“小欣，没事吧！”
刘悦欣勉强笑了笑“没，没......”说完，赶紧坐下。
值班长走过刘悦欣背后时，不由得多看了她一眼，显然她觉得刘悦欣的这次回答，带有一丝慌乱的味道。
当小红回来，值班长与刘悦欣交换位置时，刘悦欣已经恢复了平日的神态。
“当、当、当——”远处教堂的钟声悠悠传来，这让人听起来让人安魂的钟声，却让刘悦欣的心头一震，这是新天安教堂的钟声，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响起钟声？这是丧钟！难道，是刚才的那个电话的缘故？
快速走到洗手间，刘悦欣拧开水龙头，让水的冰冷给已经发烫的脸降降温，当水浇在脸上后，方才觉得这水已经不再冰冷，淞沪会战已经过去近半年了，虽然还是春季，上海的夏天已经悄然来到。
突然，“呯——！”的一声枪响，她慌忙地将手从脸上拿开！
跟着就是第二声枪响，十秒后又是数声枪响，没过多久，远处传来警笛和嘈杂声响，耳朵聪慧的她，听得真真切切。
难道这就是今天的行动，是自己参与的第一次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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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峰茶叶店，坐落在公共租界西区愚园路的一个十字路口，拐进巷子三四米的位置，还有一个后门通往大院。
店面不大，却装修得古朴典雅，门头挂一个绿色门匾，上书‘毛峰’二个黑色的大字，挑出一块方木的幌子，在风中晃来晃去，反正面，都写着大大的‘茶’字，长时间风雨日晒，字迹已经斑驳脱落。
大门两侧有一幅对联，原色的楸木板，绿色的篆书，上联：寻味君子知味来，下联：伴香雅士携香去。
进得门来，有三个方方正正的箱子对着门口，绿、红、白色三色，分装绿茶、红茶和花茶，柜台后面的货架上摆着有竹质、木质、铁质、筒形、方形和圆形的各式茶盒。
一柄别致的小秤悬挂在柜台上方，棕色的秤杆、黑黑的砣、金色的星星、轻巧光亮的秤盘，透着岁月的痕迹。这是一种只有老字号才有的悬秤方式，秤砣和秤杆都无法取下来，代表这杆秤一直就在那里挂着。如果短斤缺两，任何人都可以将它砸断，显然这杆公平秤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了，如今它就在那里，看着就让人安心。
柜台上摆放一摞包装纸，一捆纸绳和一个不知岁月的算盘。
大厅左边有一间品茶室，窗户对着街道，能看到愚园路上很远的地方。
因为不是在愚园主路上，光顾茶叶店的多是一些喝惯了这里茶的老主顾。
店老板叫老何，五十多岁，胖胖矮矮的身材，一副和和气气的样子。
除了老板，茶叶店还有一个十三四的小伙计，叫小向，瘦瘦的，整天也是乐呵呵。
毛峰茶叶店今日一大早就挂出了停业的牌子。
小伙计呢，乐得老板放假，似乎又没地方可去，就在愚园路的一处报摊旁前看人下棋，眼睛却瞄着二百米外的茶叶店，似乎在等老板回来。
快到九点半了，似乎是喝酒睡过头了的老何从里面推开了店门。
小伙计眼尖，就在老何推开门的一瞬间，就被他发觉了，他立即跑到报摊后面的公共电话亭，拿起电话、投币、匆忙拨号要线路，等到电话接通，小伙计急促地喊：“老板，老板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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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上海本地人，文质彬彬，27岁的他，三年前留学归来，应该是受到了神的感召，持英国主教的推荐信，来到新天安教堂担任了一份执事的神职工作。
今天星期三，本应是教堂最清闲的日子，可是新天安教堂的设计师，英国建筑师道达尔在前天去世，英国那边的讣告以电报的形式跨洋越海传到了中国上海。
原本在星期天举行的悼念活动改到了今天。
这不，昨天，萧山就在着手忙碌这位伟大建筑师的悼念工作，写了安魂悼词，及时通知附近的一些教众，悼念活动就定在今天上午九点半左右。
一早，很多教众就赶到了了新天安教堂，与往日不同，在牧师和修女的引导下，他们参观了新天安教堂建筑的每一处结构，谈论着高高的尖塔、双十字的布局、拱形的廊道、长条的玻璃窗，借以缅怀这位出色的设计师。
九点多，所有人都安静地坐在西礼拜堂，等待钟声的敲响，祝福这位一生设计建造了28座教堂的神仆前往天堂。
萧山换上了最隆重的礼服，在镜子前反复地整理，让前来催促的修女感到很好奇。
“萧执事，从来没见你这么在意这套礼服啊！”
“你不知道，我在伦敦曾有幸见过道达尔，深深地被他的学识所倾倒，算是对故人的缅怀，因此要庄重！”
“嗯，懂了......”
此刻，桌上的电话铃声响起，萧山脸色略一犹豫，还是立即拿起电话。
电话里只说了一句话，甚至萧山都没来的及应答，那边就挂断了。
修女投来疑惑的目光，萧山很英国地耸耸肩，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然后与修女一起走出门，前往礼拜堂，宣读悼词，悼词很精简，也很煽情。就在众人沉浸在悲痛中，萧山庄重地登上了钟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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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源，样貌平常，不胖不瘦，不高不矮，走在路上也没有东张西望的习惯，看起来还有些木讷，是那种在人群中最不引人注意的那一种。
早晨，八点，冯源就溜溜达达出了门，晃晃荡荡过了山西路的盆汤弄桥，然后沿着苏州河一直向东，一路观看沿岸的风景。又从北江西路向北，再穿过了一片弄堂。当他看到路边的馄饨摊，他笑了，走了一个小时，也该饿了。
摆馄饨摊的是一对憨实的中年夫妇，原本在这里已经经营了十来年的，战争爆发，这对夫妇也躲进了租界，后来时局安定了些，又回到这里。他们舍不得以前的那些老主顾，不过经过那场战火后，原来的老主顾也不多了。
不知谁出了个主意，老板就在馄饨摊支了一个报纸架子，每天报童都会送来两份最新的报纸，一份是朝日新闻中文版，一份是日占区的新闻报。
于是这里的新主顾多了起来，收的钱的样数也多了，法币、大洋、铜板、日元和军票样样都有。
不过，最近法币越来越不值钱，日本在上海开设的银行更是竭力打压法币的汇率。
冯源要了一份加大碗的馄饨，又装模做样拿起一份昨天的报纸，翻来翻去地看。
就像其他的几位一样，既享受春日阳光的祥和，又看着免费的报纸。
这个时候，馄饨摊的生意已经开始清淡了，老板也不在意几个人占着位置。
就在这时，远方传来‘当、当、当’的钟声，将这个美好的时刻打破。众人纷纷抬起头，又站起身子向远处望去，连馄饨的中年夫妇也循声望去，那钟声应该是苏州河那边的新天安教堂传来的。
不是圣诞，也不是礼拜天，也没到中午，这教堂为何敲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