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我的父亲的家乡，我的伯父一家的生息之地，一个遥远的南方城市。在我的家中，温州是我所听不懂的方言，是几位时常来往的亲戚，是父亲参加的校友会和那些老同学，是街上那些时时遇到的裁缝和老板，我能够听出他们讲的是温州话，却无法听懂意思。它对于我仅仅是一个模糊迷离的想象，一些零散破碎的有关亲戚命运的记忆。这是一片我从未踏上过的土地，但它和我却有一些无法摆脱的联系，这些联系既好像非常真实，又似乎非常虚幻。一切都非常陌生，却又似乎相当熟悉。温州的生活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来说，是一个难解的谜。它既包含那些我常常辨识不清的特殊的食品，也包含“永嘉学派”这样的特别的传统，也包括“温州模式”这样的新的发展的可能性。我所感兴趣的是温州的特殊的地域文化，它一直吸引着我。我无法提供对于这种文化的详尽而可信的阐释，而只能写下我对于这种文化的想象而已。这种想象的根据无非是一个与这种文化有一种若有若无的情感的联系。不过，想象也并非虚幻之物，它喻示了一种情感、一种寄托、一种期望，正是有了这一切，这篇文章才会有它存在的价值。我丝毫无意于概括温州的文化特性，而只是对一座城市表达我的敬意和热爱。因为它既属于我的祖先和父亲，也属于中国。
我想从一件小事引出这篇文章。我和父亲有一次在北京的一个电子市场购买一些针式打印机的色带，他极偶然地在一个摊位上听到了一句温州乡音，我父亲也立刻用温州话回应了上去，父亲和小老板都很激动，两个人隔着柜台，用我完全听不懂的一种语言痛痛快快地聊了起来。站在一旁的我，看着父亲突然变得热切的神情、听着父亲已经有些不太娴熟的温州话，突然间有了一种感悟，与我朝夕相处、无分你我的父亲，在他的内心深处原来还有这样一段我不曾了解的经历、有这样一种我完全陌生的语言。在没有我的日子里，父亲是怎样一个人，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而这一切，身为他的儿子的我，却是永远也不可能真切地去感受了。于我而言，这当然是一份遗憾，更多的却是一份好奇，父亲的故乡温州是怎样的？从我在远离温州的北京城出生的那一天起，因为父亲的缘故，我与温州之间便有了一根亲切的连线，无论我是否踏上过这块土地，无论我对它的语言多么的陌生，这根连线都永远不会割断。
实践型文化
温州的文化特征是在它的历史传统的影响之下形成的。温州的文化传统的特点在于专注实用，乃是一种实践型的思维方式。它关切实践，关切经世致用，不作空洞的玄学讨论，不发迂阔的议论。温州的思想历来强调直面当下，强调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有所作为。这种特殊的地域文化传统一直是直接影响温州人的心理状态的重要因素。在浙江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兴盛的宋朝，这种注重实践的话语就成了温州文化的主流。对实践的执着成了温州人价值观的基础。北宋“永嘉九先生”的代表人物周行己倡导的“知之则必用”、“用之则必尽”的观念，正是这样的传统的一个例证。周行己的思想对于南宋“永嘉学派”有很大的影响。而南宋的“永嘉学派”更是所谓“事功学”的代表。它的代表人物如叶适、薛季宣、陈傅良等等都力倡“事功”。黄宗羲在概括“永嘉学派”的特点时认为：“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正是点到了问题的关键。叶适的“以物为本”的思想可以说是“永嘉学派”观念的精髓。叶适认为“道不可须臾离物”，就把“物”上升为一种本体性的概念。叶适指出：“善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虚。”而他有关务实的观念具有一定的“重商主义”的色彩。这其实为温州人商业意识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温州的思想家往往又是身体力行的实干家。因此，这种实践型文化发展了一种世俗关怀，关切俗世人生的欢乐和痛苦，对于世间万物保持持续的兴趣。它构成了温州人的基本的价值选择。朱熹这位所谓宋代的大儒曾经尖刻地挖苦“永嘉学派”：“比如泰山之高，它不敢登，见个小土堆子便上去，只是小。”其实，按黄仁宇先生的见解，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狭义的强调君子与小人之分，抹煞个人的私利观，却替以后专制皇权加强统制的基础，其影响所及，达几百年。今日中国之民法未尽展开，仍有以道德观念代替法律的趋向，也不能与宋儒无关”。可见，朱熹的泰山虽高，但却阻碍了人间的发展；“永嘉学派”的“土堆子”固然不大，却是对普通人的真切的关怀。
这种实践型的文化不仅仅是一种观念，而且更多地表现在对温州的文化想象之中。一种世俗关怀弥漫在温州文化之中。如南戏的发展就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而“永嘉四灵”的诗也是如此。南戏无疑是植根于市民文化之中的艺术，它的表达方式和价值观念都有市民文化的世俗性的特点。它有一种来自平民百姓的世俗的趣味。它是在市镇之中崛起的，也是商业文化发展的结果。它的天地正是在市民之中。而“四灵”的诗其天地也在日常生活之中，他们反对“江西诗派”大量用典的风格，而是注意白描，在平凡中发现诗意。如有名的赵师秀的诗：
黄梅时节家家雨，
青草池塘处处蛙。
有约不来过夜半，
闲敲棋子落灯花。
这里的诗意正是来自日常生活，它给予我们的是一个场景，一个极为平易却非常感人的人生片段。这正是温州的意境。它不是孤绝超越的思考，而是世间普通人所面对的情感，微雨、蛙声和灯下寂寞的人，这是世俗的，却充溢着诗意。它并不宏伟，却很奇妙。
温州的实践型文化恰恰与它的商业氛围有关。在南宋时温州就是发达的海外贸易的港口。“其货纤靡，其人多贾”，是当时人对于温州的描述。商船往来于亚洲各地，为温州带来了活力和生机。温州人在世界各地的发展是不是和这最早的交流有关呢？但无论如何，这种通商的历程毕竟打开了温州人的眼界，告诉他们一个广阔天地的存在。温州人的精神世界正是由此在早期的商品和市场中成长的。这种文化特征似乎也是温州在近二十年中急剧发展的精神源头之一。温州人的这种经营的能力在条件具备时会发挥得淋漓尽致。
坚韧与刻苦
在今天的许多外地人眼中，温州人是坚韧而刻苦的。他们往往背井离乡，在困难的环境中经营一些小本生意，如裁缝、制鞋以及自产自销各类小商品，在北京南郊有一个颇具规模的“浙江村”，来自温州的生意人占了大多数，我的一位朋友王春光先生曾对此做过专门研究。由于浙江村的环境不尽如人意，一时间争议很大，可无论怎样，温州人的坚韧和刻苦的经营，仍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温州的实践是在商业氛围中发展的，所以，温州人的坚韧和刻苦决不仅仅是农业文化的刻板，而是渗入了精明和机敏。温州人的认真中仍然有让人感到有趣的聪明。而近二十年来温州的发展以及财富的积累已经变成了中国发展的一个缩影。这发展的冲击力改变了每一个温州人的命运。
我想用我的伯父做一个例子。记得在1986年，一位温州亲戚来到了我们北京的家中，向我们讲述了伯父的故事。“文革”结束后，已经50岁的伯父终于得到了平反，回到了温州老家，面对着一家老小，如何养家糊口、开始新的生活是最急迫的事。在刚刚回到温州的前三个月中，伯父什么工也没做，而是在温州城里最繁华的大街上来来回回逛了个够，和那些店主、生意人们搭讪着闲聊，了解些生意经，同时他发现在这条商业街上，独独没有个卖铁钉、螺丝的小五金店。伯父东挪西借，凑足了一笔本钱，带着全家人开了这么一家小店。据这位亲戚讲，伯父做生意是很辛苦、很卖力的，大家起早贪黑，出外进货，为了省些本钱，五十多岁的伯父经常自己背着沉重的铁制品从工厂走回店里。其间，为了多挣些钱扩大生意，伯父的女儿、女婿又去了上海，在路边摆了一个卖三黄鸡的小摊。现在的伯父，已经把自己一手创立起来的几家制鞋厂、五金厂交给了孩子们，在温州安度晚年了。每当想到伯父一家的创业故事，我就不由得感慨万端。伯父和父亲生长在同一个家庭，却因为人生中某些不可预知的因素，走上了完全不同的生活道路，伯父做生意的艰辛，是埋头于书斋中的父亲难于真切感受的，而父亲为自己那一字一句的语言学研究所耗沥的心血也是伯父难以想象的。如果说他们有什么共同之处，那便是温州人身上的坚韧和刻苦。我想，在80年代响遍全国的“温州模式”就是由千千万万个像伯父一家这样的温州人造就的，也许从理论家笔下写出的这个词，会让人们感到有些高深、有些遥远，但只要想想我们身边生活着的温州人，想想他们提供的种种生活必需品和方便之处，便会觉得，“温州模式”原来是这么简单、这么亲切，温州的财富便是这样积少成多、集腋成裘地积聚起来的。正是依靠着这些普通人的努力，温州的实践型文化终于在今天发扬光大。
在我准备开始写这篇文章时，父亲特意找出了温州一中北京校友会的通讯月刊供我参考。在这几本铅印的小册子中，我看到了许多温州人的生活故事，也发现这所浙江名校的确是桃李满天下，仅在北京的校友中，就有院士、大学教授、高级工程师、考古学家、著名作家等各界精英，这些温州校友有一个共同的经历，都是少小离家，外出求学，在他们治学的过程中，也深刻体现着温州人坚韧和勤勉的精神。但同时我也发现，真正让温州名扬天下的近二十年的财富积累和这些学人自身关系甚小，在他们彼此的通信中，更多的是为温州亲友的富裕生活而欣慰、为故乡温州的繁荣而骄傲。翻看着这些小册子时，我脑海中常常出现十几年前伯父一家含辛茹苦做生意的情境，当然现在的他们已经不用那么辛苦了，但我今天仍能经常见到的许多温州生意人还是那般艰苦地劳作着，奋力地售卖着。那些散落在全球的温州籍知识分子与那些在本地创造着的人们之间好像相距很远。发展具有的巨大冲击力似乎尚未引起更多的关切。但我希望两者之间在共同的家乡认同之外建立一种真正的联系。
面对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挑战
目前的世界正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无论是亚洲的金融风暴，还是俄罗斯持续的社会危机，还是处于急剧发展中的IT产业和Internet网都为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对于温州来说，它的来自自身传统的实践型文化和近年来的发展也面临挑战。如何在跨世纪的时刻为温州创造新的可能性是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在这里，如何在温州已经具有的民营资本的基础上，创造“知识经济”的生长点，发现新的“知识英雄”，似乎应该是我们关注的焦点。正是比尔·盖茨或者王选这样的人将高科技和产业结合，才使得财富的创造有了新的形式。美国近年来的奇迹般的经济繁荣，即所谓“新经济”的基础正是IT业的成长。温州的实践型文化和坚韧与刻苦的精神实际上也有自身的局限。它的格局和眼光常常比较狭小，受到经验的制约，朱熹嘲笑的“土堆子”的说法当然无理，但换一个角度，却也点到了问题。温州人凝聚力很强，即使远走他乡，同乡人之间的“社群”仍然异常紧密。这有互相帮助的好处，却也往往限制了其发展及创造性。我们往往只是看到了温州在小商品方面独占鳌头，却很少听说它在高科技方面的产业的成就，我们知道温州有许多经商致富的英雄，也知道有许多温州籍的知识界名人，却很少听说在温州的将知识与产业结合的“知识英雄”。如何使得一种全球化的眼光进入今日温州人的视野，在“知识经济”的发展中再次领先一步，是我们共同的新课题。这当然需要散居全球的温州籍知识精英以及温州所需要的全球各地的人才与温州人一起努力。它一方面是对温州文化的“实践”特征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另一方面，需要对于当下的敏锐的认识。温州需要新的创业者，他们有前辈的孜孜以求的坚韧与刻苦，有商业的头脑，但更具有“知识经济”的思考方式和全球化的眼光。他们才会在近二十年来积累的财富的基础上创造新的辉煌。温州需要新的产业，它会延续发展的一些特色，但会有全新的格局和全球竞争的能力。温州人会再度用自己在过去二十年中表现的能力让世界震惊。我想，我一定会在那个名为的网页上看到这一切。这会使我和温州之间的情感更为真实。
我们期待温州的新的未来。它的未来是我们共同的中国的未来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