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
我们的祖先从外地被牵来后就进牢了。
从前我们带你们走过城乡溪流，拖着泥撬把山产载到平地，又把平地的东西带回山上。做牛不怕拖犁，累了走慢点，你们就挥鞭；痛，我们都带着走，低着头犁过去。你们不要我们吃我们所耕作的，用竹笼罩住我们的嘴；你们的收获越多，我们负担也越重。然而总希望你们丰收，让你们过好日子。
培养你们是我们生活的历史。你们挤尽我们的奶后，吃我们的肉，来一碗牛肉面消夜后，还做成干，随时消遣。穿着我们走路，累了坐在我们上面吹喇叭，打着我们的皮鼓舞你们前进。你们用各种方式侮辱我们也很久了。你们野蛮却说我们愚笨，连骂人也借用我们的名义：吹牛、笨牛、黄牛、牛脾气。你们嫌人啰嗦，就诬赖我们过溪厚屎；秃头的竟指牛山濯濯。自己陷入困境，感慨拉牛上树。自己钝拙，却说不牵牛鼻牵牛尾。独奏难听，也骂是对我们弹琴。连为我们而举办的赞美活动也展出用我们的皮做的鞋。要画我们，却把我们拴在树下。我们想走一走，你们动不动就大叫不许动。然而我们不运动运动，你们吃什么？
我们爱绿所以吃草。然而你们用药除去，现在连草都难吃了。你们割据草地，甚至为了要打高尔夫球而把我们赶跑。你们吓飞白鹭鸶后，我们还可忍受寂寞，但白鹭鸶能飞到哪里呢？到处都是机器，不许我们耕耘。农业机械化，人机械化；什么都机械化，连屠杀我们也机械化了。
然而你们再怎么设计屠杀的方法，我们都要活。听说世界最后一只原牛已在一六二七年消失了。听说美国印第安人骑外来的马杀本土的牛，白人骑印第安人的马杀印第安人，最后把快绝种的印第安人和牛都赶到保留地。我们选择活在这里，可不再给你们骑了。你们用我们，吃我们也够了——我们原就不是活来给你们吃的。
还有青草的土地上，我们不愿消失，就是要在台湾生长。
——一九八九年
【牛津街巷】
街在牛津有些已被近代挤成巷了，名字却仍不肯改，仍蜿蜒着幽静，错杂着熙攘。从街的熙攘走入巷的幽静仿佛浏览古典散文，无节奏却谐和，无韵律却隽永，还常碰到历史典故。
三十五个学院的历史组成牛津大学的现在。过去它如一个用来自各地的石头所砌成的矛盾拱门，以人文与理性两柱扛着宗教站了六百多年了。门上承溜石雕（gargoyles）悬挂着歌德式的恐怖以及小天使的微笑。笑靥天真爬满皱纹，有翅膀的飞不上去，捧书的总待在那里，读得脸黑嘴哑，朦胧的眼神仍瞥向街巷与学院。
踱进学院，拥来一园清静。草坪惹人踯躅，若不愿践踏就进入建筑。自十三世纪以来，各时代的校舍倒了又建，矗立黄灰石的庄严，过去破了补上现在，贴染着时间的泼墨，剥蚀竟如明瓷的细纹展显不裂的典雅，而意味更在图书馆里。在拉德克里夫阅览馆（Radcliffe Camera）和博德利（Bodleian）图书馆内的汉弗莱（Humphrey）阅览室，我虽花不少时间仍得不到什么果，但因不觉得是浪费生命，居然还开心。在十四世纪创立的莫顿（Merton）学院图书馆，看不懂用铁链牵住的书，竟也磨了一个下午，荒唐只为些盎然古意。
意古而又堂皇的是各学院的教堂。教堂塔尖虽是飞不了的秀丽，不如烟囱可传播些成灰的消息，但我仍常忍不住进去，看斑斓的玻璃窗筛出阳光的装潢，辉映着破碎的统一，衬托奢华的虔诚。然而这幽闭也使我感到阴凉，怀疑神祝福窘困的人。记得雪莱有两行诗说生命像彩色玻璃圆顶，污染永恒的闪烁。或许我不相信永恒，总觉得窗玻璃的诡谲搅乱光明，骚扰思绪。不宁静的似乎是思索者。有时我也坐下，无神可拜，就想些俗事。晚间偶尔去基督会（Christ Church）学院、新学院、玛格达伦（Magdalen）学院或皇后学院的教堂听音乐。但听他们起劲奏管风琴，简直要唤醒中古与文艺复兴才罢休，只是再逼真都无法把历史译成现在了。
然而历史仍投影街巷。历史里有传统；传统有些如老树已蛀，他们还膜拜，希望虫死，死抱传统惩罚抗议者。主张主权在民的洛克就曾在一六八四年由国王下令解除教职。甚至到了十八世纪牛津还是一个“中古”的大学。各学院坚持各自中古的利益，虽有科学教席，却忽略科学教育，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医学教授才只有四个学生。现在还矜持的传统有些无非怪诞的古俗。例如学院餐厅在一群画像凝视下用拉丁文祈祷后吃饭时还有人服务，久了居然不觉别扭。例如连王子都不许把书借出博德利图书馆，馆内书目不是印在卡片上而是贴在本子上，有些早脱落了。
传统的牛津教育强调人文精神却忽略别人的存在尊严。在十九世纪他们注重古典，从罗马帝国学些伎俩，把拉丁的古典咀嚼成英文的浪漫，潇洒携带工业革命的经济武器欺凌别国，强迫东方跟西方相逢。从窄巷到宰相的牛津学子曾大力助建大英帝国，向美洲卖奴隶，向中国卖鸦片，猖狂侵略与扩张。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自由竞争恶化成垄断时，大英帝国的殖民地虽比本土大一百倍，但这吸收本土与殖民地人民血液的寄生虫是豪华的腐朽。十九世纪结束前一年维多利亚女王曾夸说：“我们对失败的可能性毫无兴趣。”然而没有不垮的帝国，因为没有民族肯老忍受欺负——不必导师解释，学生早就知道的。
导师制也算牛津传统。这传统是不是从禅宗学的，还待导师们考证。传久了也渐形式化，甚至传出笑话：学生去见导师，导师可能问：“作者的意思是什么？”学生答后，导师又问：“作者怎么知道？”问问答答后，没念书的导师也知道大意了。碰到会问的导师还可刺激思考，但碰到固执的导师简直无法对话。传说贝列尔（Balliol）学院院长著名古典学者乔伊特（Benjamin Jowett，1817~1893）曾坚持：“我是这学院院长，我不知道的就不是学问！”那笑话与这传说幸亏我的导师都不相信。因为觉得不知道的学问才多，我在贝列尔学院和导师大多谈得很好，但也常因意见不同而争论。我们曾为费边社的本质而辩了起来，辩到快吃饭时才同意费边社虽姿态开明甚至激进，虽有像韦伯（Sidney Webb，1859~1947）那种人认为“民主理想在经济上是社会主义”，但大体骨子是种族主义与帝国主义者。我们也曾为当代英国社会结构的性质而争论。既然工人认同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工会领袖又成了资本家的代理人，社会不僵化吗？既然百分之一的人控制百分之八十的企业，怎算得是莫利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所盼望的“共富”？我们盖到牛津学联（Union）曾公开辩论要把白金汉宫全让给无家的穷人住时已是黄昏了。
知识上的讨论据说是为学术尊严，但学术脱离社会存在与政治情况，就没什么尊严了。两百多年前吉本指责牛津教员把良知踢出他们的阅读、思考与写作范围。两百多年后教师的心性似乎并没改变多少。何况学术上巷多而窄，徘徊多年不见得通向何处，却仍知识贫乏生活穷困，而收获的也许是些自我欣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高（High）街有个中年妇女猛然拉住一个年轻牛津教员学袍的衣角，责备他为什么不去为文明而战，他泰然答：“我就是文明！”那天去万灵（All Souls）学院图书馆，碰到导师，问他怎么来的，他答从高街来，但回去时要走小巷。我笑他越走越窄，他说幸亏还走得通，然后向巷苦笑。
走出他的苦笑，我兀自踱过几条街和医院到溪边的工厂。轰隆马达声中，缭乱火花外，我看到工人脸上汗越洗越咸的浅笑。休息时，一个叫查理的工人和我聊起来。他擦干了汗仍擦不掉苦笑，抽着烟凝视烟囱说牛津对他是做工的地方。他不住这里，但不是过客。过客只是来读地名而不是来看地方，不会来看他们的。他们也是这里的一部分，但住这里的人大多并不介意他们的存在。仿佛这里对学生只是一个读书的地方，学生只是过客。
学生进出窄巷，像爱丽丝乱晃，或许不知被误；三四年后走到大街，或许唬人，甚至倚墙攀缘进门后就不顾外面。而继续为学问的反而受讥笑，得到的赞美或许是“傻得可爱”：明知没什么出路也走。
我沿着林肯学院与埃克塞特（Exeter）学院间的巷弄去博德利图书馆时，偶尔看到两个汉子醉倒在还不倒的古城墙外，毫无爬墙的欲望。一黄昏他们就用旧报纸遮盖辉煌的天色，不知是暗听鸟声还是光睡觉。那天细雨悠闲落着，他俩悠闲哼唱着；眼不理睬来往的人影，手却伸向雨伸向口袋：
“但我没钱。”
“可了解，明知以后没钱也念，傻瓜。”
“但躺在这里又算什么？”
“嘻嘻，这条巷虽窄却没人同我们争，比较舒适。孩子，你读你的，我醉我的。”
醉的还有那些划着船把浅溪幻想成大海把自己当作哥伦布的学生的头。还有把黑井（Blackwell’s）书店地下室当作书库的人的眼神。还有那只摹拓铜雕武士的年轻的手。还有把古代带到现代威风的教授的脚，恍惚踢着马要骑去和中古比武；霍地机车噗噗骑过，他跌回现代，气散了情调。
醉的还有校旁酒馆自以为醒的酒保，要大家多喝。而醒的仿佛是些教员、学生与工人，吹牛而暂时融合在一起：
“嘿，你是念什么的？”
“英国近代社会经济史。”
“没什么好学的啦！你没看到我们越活越穷？” “为什么？”
“为什么？别问我，我只是给老板做工罢了。”
那天讲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英国社会以后，博学的史家泰勒（A.J.P.Talyor）和我们在新学院与赫特福德（Hertford）学院巷间一家酒馆谈起他曾在美、加边境看到美国但没进入，问他为什么，他不回答，就默看巷底。
巷底入夜一个学生忽然唱破了沉闷，陶醉在自己的歌里。酒馆内不少人出来听，有人建议找个伴奏，他很生气：
“要找伴奏的那我等到什么时候才唱？”
他继续唱，别人跟着哼；巷的回音使歌声更嘹亮，大家哼得很自在。
自在虽是种窄而不挤的感觉，走久了却会自溺。黎明以后，我离开牛津那天，阳光猛得使我目眩，要从巷拐进街时，撞到一个老人：
“对不起，我就走走而已。”
他说后脱下帽，已秃的头光戴着晨曦，瘦癯的身躯穿过学院臃肿的阴影，继续踉跄向前走。我不知道他是假装散步，还是真的要走出巷。
——一九八一年
【烦 恼】
深夜饿醒，到路边吃担仔面：
“真久没看见你，跑去哪里啦？”
“去台中读书。”
“读什么啊？”
“历史系。”
“律师系！恭喜，恭喜。以后多多为咱讨回公道。”说着笑嘻嘻把猪脚放进担仔面：“吃啦！吃啦！免客气啦！吃啊！唉！多的是不应该吃也吃。应该有办法却无办法，不应该有法律却有法律。”
他一定要我把我不敢吃的猪脚吃下去。
回家想了很久后才睡着。又看到警察来了，我赶紧帮他收拾面摊。又看到那个因脚踏车无灯而被警察拦住的中年人倒地爬起后说他无钱交罚款。又看到警察旁边站着蒙住眼睛的司法女神，女神装着看不见以表示公正。历史要公正，然而历史记的却是吃得饱饱的人不公不正的事，历史若有神也瞎了。
凌晨惊醒，呕吐。
——一九八六年
【逛书店】
台南老家对面是书店，无店而卖整夜杏仁茶的老人一收摊，它就开门。放假时，早上我在附近吃完菜粽后常进书店消化。放学后，我偶尔走过店前升学指南之类的书到里面看杂书轻松脑筋；一些较薄的传记，如贝多芬传、居里夫人传，都是赖在那儿看完的。大概因为我也买书，老板从未赶我。我站累了有时干脆坐在他的椅子上，曾几次被顾客当作店员，问我哪本书放在哪里。
上东海大学，大家都不必问书放在那里，要看，去图书馆的书库拿就是了。在那里，第一年下山三次都是为了回家，第二年起先每个月下山一次看电影和逛书店，后来台中火车站前一家书店每周按日派人到学校卖书，不必下山就可买到
很多盗印的英文书。为了买书，偶尔过窘迫的日子，然而怎样窘迫都还吃得饱。有一天在报上看到一个中年人，月入一千元，为了养活一家五口过分操劳而昏倒，我就不买书了。很多树为很多书而倒下，但有多少书为倒下的人而写？很多书非但未能使人振作起来，反如伏尔泰所讽刺的使人愚昧。我为什么要买书念书呢？我自以为找到答案时，那中年人又站起来，我也毕业了。当助教后，月薪一千元，除掉伙食费两百元及其他杂费外，每月可储蓄四五百元，又买书了。买过头时，甚至厚着脸皮向女朋友借钱；女朋友后来是自己的妻，债就索性不还了。
我还是伏尔泰眼中的傻瓜，让书店遮掩许多风景。台北迄今我仍不熟，因为从前每次到台北，出了火车站就走去重庆南路一带的书店与书摊。曾去东京两次，觉得银座和西门町差不多，就逛神田的旧书店去了。三年前在京都时，去大阪找两个日本朋友。他们先带我去梅田大阪驿附近阪急电铁路的纪国屋书店（总店在东京），书多人更挤，有的甚至在那里吃便当。我们在那里三四个钟头后捧着岩波、三省堂等出版的“新书”，赶到大阪城时已快关门了。去年到巴黎的第二天，在圣母院内外徘徊一个早上后，被教堂旁塞纳河畔的书摊迷住。那些书摊有不少十八、十九世纪的老书，除非老板允准，都不许摸。书是要看的却不许接触，我虽心里骂岂有此理，却在那里把去蓬皮杜中心的计划流连掉了。
大学附近几乎都有较大的新旧书店给书呆子流连。哈佛大学有合作社，芝加哥有芝加哥大学书店与神学院合作社，剑桥有赫弗，牛津有黑井，都是较易找到书呆子朋友的地方——尤其是大减价时。大学旁的书店中，牛津的黑井不但规模大而且服务好，简直是新书图书馆。函购若少寄钱，他们照样把书寄来；若多寄钱，余款常退还。在牛津，我逛黑井书店比去博德利图书馆的时间还多。几次约朋大都在黑井书店庞大的地下室见面，等时随便翻书而不浪费时间。在这些大学旁的书店，也较有可能买到冷门书。高本汉英译的诗经，我在美国几家书店找不到，却偶然在剑桥的赫弗买着了。西北大学附近有间叫“大期待”的书店，不大，却可期待店员告诉你刚出版的书。店内有专室放冷门的哲学书，可坐在沙发上听古典音乐喝咖啡看现象学，学哲学的老板有时为了表示友善还找顾客辩论。
书店默默花掉我很多时间与钞票，也裁掉我不少人生景致，我似乎仍不知悔改。其实买的书不一定都有看，看后不一定都懂，懂了不一定受益。卡夫卡曾认为，如果读了额上无挨打的感觉，那本书就无意义。无意义的书越出越多越贵了，现在美国一本新书价钱竟然是十年前的三倍，吓得我这一两年较少逛新书店，怕去后抵挡不住新书的诱惑而买，干脆改逛旧书店，新书只好向图书馆借了。
——一九八三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