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本草》，胡椒，味辛性热，具有温中下气，和胃止呕，消痰解毒等功效，是一种具有药用价值的香料。但如今，多作为调味品，出现在餐桌上。它的香料和药材的作用，倒不怎么被人重视。犹如一位作家，不作文，只作秀，久而久之，读者只记住了他的秀，而记不住他的文一样。
不过，胡椒用来调味的效果奇佳，立刻就能起到食指大动，胃口大开之功。中西餐对于这种香料的使用，稍有差异。中国通常用白胡椒，外国一般用黑胡椒。胡椒分白黑，我原以为是树种有所不同。后来，到过海南一趟，才弄清楚，白的和黑的胡椒，其实都长在一棵树上。不过一个先采摘，一个后采摘，一个不去皮，一个去了皮的区别而已。
现在，胡椒不算什么罕见之物，但是，在唐朝，却是个珍贵物儿。因为中国本土不产，要从很远的外国运来，故而价格不菲。但唐朝人喜食胡椒，为历朝少见，餐餐顿顿，不可一日无此君。为什么对胡椒如此情有独钟，我也讶异，后来仔细寻思，恐怕与豫晋陕甘地区，自中古以来，渐以胡食为主的餐饮方式，大有关系。没有胡椒，压不住牛羊肉的腥膻之气；没有胡椒，盖不住驴马肉的草骚之味；没有胡椒，也刺激不动肠胃，产生大量胃液，去消化那些“馎饦”、“饆罗”、“焦槌”、“馉脯”、“不托”之类的唐代面食。
所以我们在唐诗里，屡屡读到那时的长安城里，遍布胡人的食肆和酒家，其数量当比今日北京市里的麦当劳、肯德基、星巴克、礼拜五所有洋吃喝加在一起，还要多。唐人孟棨《本事诗》，讲了一则故事：“宁王曼贵盛，宠妓数十人，皆绝艺上色。宅左有卖饼者妻，纤白明媚。王一见属目，厚遗其夫，取之，宠惜逾等。环岁因问之：‘汝复忆饼师否？’默然不对。王召饼师，使见之。其妻注视，双泪垂颊，若不胜情。”这对棒打鸳鸯的深情难忘，自是动人。但胡饼店竟开设到了王爷府邸的隔壁，也说明当时，无论贵如亲王，无论贫若草民，他们的饮食风尚，都相当程度胡化，胡椒这种少不了的调味品，自然也就随之时行。
每逢一个新时代的来临，诗人总是最先感受和最先接受新鲜事物的一族。初到长安的陈子昂，本吃惯了川菜的那张嘴，很快崇尚胡人饮食，成为酒家胡和胡饼店的常客。我不知道胡椒的刺激，对这个四川人的诗兴，起到多大作用？一首《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那强刺激，像呛人胡椒那样，竟将初唐诗坛震惊得个七荤八素，口鼻冒烟。
他的诗，张扬磅礴，慷慨苍凉。纠正梁陈绮丽颓靡之风，一扫南朝铅粉浮华之气。那继往开来的诗风，高蹈崇实的精神，马上成为非主流的，反潮流的，以及不入流，当然也包括下三流的诗人们，一致拥戴的领军者。
因此，他的身边，总围着一批作品写得很差，胃口却奇好的同行，一批文章不见精彩，却吃嘛嘛香的文友。如今文坛不也如此吗？你就看那些评论家屁颠屁颠跟在大哥大后边，等着拿红包的嬉皮涎脸，也就了然。陈子昂虽然有钱，但不派利是。那时，他已任命为麟台正字，有点官方色彩。很有些文化界的头面人物，和虽不头面但也不甘寂寞的人物，也来捧他的场。
他在宣阳里居住，这地段很类似旧北京的前门大栅栏一带，往东就是有名的东市，一个商贸中心，往北则是更有名的平康里，一个声色所在。陈子昂怎么打发这些客人呢？倒也简单，派小僮到市面上，背回一沓沓胡饼，裹以一坨坨熟肉，淋以一杓杓浓卤，佐以一锅锅杂碎汤，关键在于胡椒，必须大把大把地撒将起来，吃得那些发达的，不发达的诗人，成材的，不成材的评论家，要脸的，不要脸的文坛混子，大快朵颐，求个不亦快哉，也就轰出门去，倒头睡觉。
我猜测，当下颇流行的西安的“肉夹馍”，天津的“煎饼”，北京的“灌肠”、“卤煮火烧”，没准还保留着一点唐代余韵呢！而陈子昂和他的那些吃货们，一个个舌麻若木，汗下如雨，热血沸腾，胡说八道，都是胡椒的辣素折腾的。
看到这些人既痛苦，又快乐，既遭罪，又欢畅的德行，你对唐朝人的风流，浪漫，豁达，大度，不能不感慨，不能不佩服。他们为了这一份口腹享受，为了得到又辣又香的刺激，敢万里迢迢，跑到原产地去购买这种中国没有的调味品。当时的全世界，只有地处热带的天竺国或身毒国，出产这种香料。那里也正是《西游记》里唐僧师徒们要去取经的所在。
这证明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唐朝奉行了真正的拿来主义。物质上的东西，我要，譬如胡椒；精神上的东西，我也要，譬如佛经。看来，唐朝人不怎么怕被人“西化”，可能他们对自己能够“化西”的力量，充满信心。果然，佛经被唐三藏背回来了，曾不几时，加之以黄老，益之以禅宗，变成中国式的佛教；胡椒被骆驼队驮回来了，压成粉末状，变成餐桌上的调味品。南北朝至隋三百年间，那些策马扬鞭，铁蹄践踏整个北中国的匈奴、鲜卑、突厥、羯、氐、羌等民族，何其猖獗，何其嚣张，可有唐一代，这些边外游牧民族，全都融于农耕社会的华夏文明之中。
归根结底，到底你化了我，还是我化了你，必须把眼光放远些，才能得出答案。
一个胸怀开阔的人，一个身心健康的人，其消化能力必强。一个心胸狭隘的人，一个体衰力薄的人，其肠胃功能必弱。人如此，国亦如此，民族更如此。唐朝人的胃口，似乎连铁钉子铁蒺藜，也会给消解吸收掉的。所以，无论什么外来事物，统统敢于问津。不挑拣，不排斥，不预设界限，不约法三章，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可以多吃，什么最好少吃。唐朝人不讲这一套，通吃，相信自己的五脏六腑，会选择，相信自己的臣民百姓，识好歹，有用有益的留下，无用无益的扬弃。这样一个民族，这样一个国家，不强何待？
我们知道，胡椒是明代以后，方在中国南方种植。李时珍在《本草》中说：“今南番诸国及交趾、滇南、海南诸地皆有之。”在唐朝，胡椒的来处可相当遥远。据唐人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出摩伽陁国，呼为味履支”。这个地方，应该在印度南部的马拉巴尔海岸一带。新、旧两《唐书》均载：“属中天竺，距长安九千多里。”从那里到唐朝的首都长安，从地图上看，航空距离也得有三千多公里，证明《酉阳杂俎》，所言非虚。现在回想中世纪，驮着一篓一篓胡椒的骆驼商队，穿过戈壁、沙漠，翻越雪山、高原，该是一个怎样艰苦卓绝的场面？
唐朝人到西天取经，到天竺贩胡椒，证明了两点：第一，唐全盛时期，具有能做任何事情的强大经济实力。正是整个社会富庶，百姓安康，才产生这种消费欲望，才不远万里去求取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第二，唐全盛时期，具有做成任何事情的坚定信念，尽管知道印度离中国实在太远，尽管知道翻过喜马拉雅山，非同小可。但唐僧师徒，历经艰难险阻，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到底达到目的，到底取得经归。为了嘴巴痛快，舌头痛快，肠胃痛快，不惜功本，大费周章，到底将胡椒弄回来，到底成为佐餐佳品，在中国历史上，也只有大唐帝国的臣民行得出来。
相比之下，嗣后宋元明清，就小家子气了。也许被番邦吓破了胆，尤其鸦片战争以后，凡外来事物，无不视为洪水猛兽，躲之不迭，逃之不及。一朝比一朝畏缩，一代比一代禁忌，恨不能把脑袋缩到裤裆里，再也找不到大唐帝国那非凡的风范了。
别的不说，对于胡椒的计量，唐人口气之大，以“石”为单位，后人口气之小，以“克”为单位，也是天壤之别。按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武德元年的铜权，知道唐朝的一石相当于今天公制的79320克，近80公斤。后来的中国人，到副食品商店，顶多买上一两半两胡椒，足够全家吃上一年半载，就以公制的“克”为计量单位了。“石”和“克”，一字之差，前者的大手笔，显得意气风发，后者的小儿科，是那样的抠抠搜搜，也就让人不得不憧憬唐朝的气魄了。
公元777年（唐大历十二年）三月，当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权奸、顶尖等级的贪污犯，官居一品，拥有权力胜于帝王的宰相元载，终于从他生命的最高峰巅，一头栽下来，赐自尽，在万年县，一只臭袜子塞进嘴，生生绞杀；同时，他的妻子，他的两个儿子，他的秘书和文书，他的在宫廷里面的内线，统统伏诛以后，一件堪称中国贪污史上的惊世奇闻，在长安城里出现了。
可惜那时没有DV，没有数码相机，这难得的起赃检阅场面，竟埋没了。
在元载所居的大宁、安仁二坊，以及他祖庙的长寿坊，抄出的无数财物之中，最骇人听闻，最叹为奇观，最难以想像，最莫名其妙的赃物，就是摆满大理寺（最高法院）里的那八百石胡椒了。
按唐时一石的重量，为79320克计，那么，800石胡椒，总重应为63456000克，也就是63456公斤，将近64吨。不仅够长安百万市民敞开吃用一辈子，即使像沃尔玛、家乐福这样全球杂货供应商，一个会计年份里的胡椒采购量，也未必有我们中国唐代这位权奸收藏的赃物多。
贪污现象，并非中国特有，在世界范围内，只要拥有一定权力，就有权钱交换的可能，权力越大，可能性越大，职务越高，犯罪率越高。总统玩女实习生，留下做过手脚的裙子，总理养私生女，由国库掏钱长期赡养，国防部长贩卖军火，取得大笔回扣，哇啦哇啦的国会议员，私底下接受红包，指手画脚的阁僚政客，一直拿着财团奉送的津贴，所有这些自号为文明国家的官员，只要摘下白手套，几乎没有一双手是干净的。
但外国官员贪污，很少有中国这些出身自小农阶层的官员，贪污得如此下作，如此龌龊，如此变态，如此匪夷所思的。你元载，贪污什么不好，哪怕以权易色，玩一百个女明星，女歌星，女实习生，也比囤积这八百石胡椒强啊！
那一院子来自天竺的胡椒，称得上是从那时以后，世界贪污史的一个极具黑色幽默意味的记录。你可以说他白痴，你也可以骂他傻×，我始终弄不懂，元载干吗这样执着，这样执拗，这样坚决，这样不可理解地，要积攒下来这64吨胡椒？
他吃？清人丁耀亢在其所著的《天史》一书中，这样疑问：“人生中寿六十，除去老少不堪之年，能快乐者四十多年耳。即极意温饱，亦不致食用胡椒八百石也。惟愚生贪，贪转生愚。黄金虽积，不救燃脐之祸，三窟徒营，难解排墙之危，事于此侪，亦大生怜悯矣。”
他卖？因为，胡椒之来之不易，因为，胡椒之非常需要，因为，胡椒实际上属于奇货可居的垄断性商品，因为，胡椒之耐储存，几乎不可能贬值的货币作用，这位出身贫寒的政治家，莫非是从经济角度出发，准备囤积居奇？但囤什么不比囤胡椒强？
既然，一吃不了，二卖不了，而且，珍藏之，秘收之，宝贵之，爱惜之，只能视作这位中国最大贪污犯之一的元载，一种病态的嗜好，一种精神缺陷的物恋癖。但是，无独有偶，在中国贪污史上，元载先生的这种贪污的奇怪取向，并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毛病，同好者甚矣，历朝历代，不乏知音，简直可以组成一个中国贪污分子特别嗜好者俱乐部。
宋朝的蔡京，就是与宋徽宗沆瀣一气的，断送了北宋江山的权奸，他喜欢吃一种“黄雀酢”，估计很有滋味，很吊胃口，大概类似醉蟹糟鱼，属于腌制的小食品。他好这一口，而且大家也都知道他好这一口，由于他权高位重，跟宋徽宗琴棋书画，吹拉弹唱，亲密得恨不能穿一条裤子。所以，大宋天下，无人敢不讨他的好，更何况讨他的好，其实也为自己好。于是，纷纷进献，络绎不绝，到他倒台，抄他家的时候，这种小食品，整整堆满了三大间屋子，从地上一直堆到房梁。
同样，与蔡京狼狈为奸的童贯，《水浒传》里提到过这个无恶不作的太监，也是一个有着奇特收藏癖的贪污犯。他不知得了一种什么隐疾，必吃一种“理气益中丸”。因此，拍他马屁的人，投其所好的人，想攀附他混得一官半职的人，都表示出对他健康的担忧，都以进贡这种用地道药材炮制出来的丸药，以效忠心。于是，他吃的药，与蔡京一般，也是将三大间屋子，装得满满的。据说，有人估计，童贯哪怕转世投胎一千次，也吃不完这些药丸。
明朝的严嵩父子，既是藏金狂，又是色情狂，那就更异类了。他热衷于用黄金浇铸裸女，左右侍列，用白银灌注出女阴状的溺具恭桶，常备使用。家中藏镪无算，金银太多，连随便用的棋盘棋子，也金打成，银制就。当时，若能到严相府上，陪他下棋执子，就要准备手腕累到脱臼的可能，这也可算是中国式贪污的笑话了。
清朝的和，也是苦出身，侍候乾隆一辈子，落下一个帝王瘾，特别好收藏惟有皇帝才可御用的冠冕顶戴、袍笏靴带。但偷来的锣鼓打不得，这些都是属于违规犯禁之物，只敢夜间独自一人，在密室中偷偷地穿戴起来，对着镜子，自怜自恋，自我欣赏。真不知是种什么变态心理了，也许是弗洛依德所说的同性恋中，那种恋衣癖的哀鸿现象吧？
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四大权奸，唐之元载，宋之蔡京，明之严嵩，清之和，以及这些年来或毙或关或死缓或外逃的级别很高的贪官，他们的聚敛兴趣，贪污癖好，搜刮目标，守财奴性格，都与早先贫穷的身世，寒苦的家庭，找到某种千丝万缕的因果关系。
无论过去的贪官，无论现在的贪官，无论巨贪、惯贪，无论大贪、小贪，胃口之贪婪无耻，手段之穷凶极恶，行为之卑鄙下流，淫乱之动物本能，贪黩之为非作歹，道德之沦丧殆尽，这都是精神上小农意识的支配，基因中的穷人心理影响所致，有程度的不同，无本质的区别。吃哨子面的元载，身世平平的蔡京，祖辈白丁的严嵩，抬轿打旗的和，这穷根折腾得他们身心不宁啊！
因此，即使洗净泥巴，脱掉草鞋，即使穿上洋装，打上领带，即使当上干部，职务高升，即使能力出众，重任在肩。很遗憾，当他手中握有权力时，而脑袋里那个小农的穷根犹在，就按捺不住小农心理的占有欲。绝对的权力，绝对的占有，而绝对的占有，便是绝对的快乐。
所以，元载私宅里收藏的八百石胡椒，绝对是这个贪污犯的快乐所在，他知道吃不了，他也知道卖不了，但他看着它，那心情就如同喝了蜜般地滋润了。因其占有，他就快乐，因其满足，他就充实。这就是元载的最高境界，也是所有贪污犯的追求目标。到了贪污一千万和两千万，到了贪污一个亿和两个亿的程度，对巨贪来讲，已是无差别境界。只要那堆钞票的存在，看得见，摸得着，他就觉得物有所值。这就是我们中国农民“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绝对现实主义；这也是农民出身的贪污犯，守着那堆赃物，所能得到的囤满、仓满、锅满、碗满的大满足、大愉悦。
记得亡友叶楠在世时，我们偶尔谈到，为什么那些押送到被告席上的贪污犯，总能在其家中不费事地就抄出绝非一瓶两瓶，而是一箱两箱，绝非二锅头、老白干，而是人民币四位数、五位数的进口名酒，甚至还有价值连城的陈酿佳醪。
既然是贪污来的，别人行贿来的，一伙乌龟王八蛋孝敬的，为啥不喝？按说，不喝白不喝呀！
叶楠说，谬矣谬矣，他认为：一、别忘了他们都是农民，不懂喝，不会喝，也舍不得喝；二、别忘了他们都是官员，一日三顿，有人供着他喝，即使家中藏得再多，也顾不上喝。
这当然言之成理，也许，一个贪污犯，贪多了，贪久了，贪惯了，贪上瘾了，贪得刹不住车了，整个贪污机器在加速运转的时候，人被异化，也就由不得自己了，想不贪也不行。这时的他，已经不是他，而是完全物化了的吃角子老虎，只追求吞吃钱币时那种占有的快乐，无暇顾及其他。
小占有，小快乐，大占有，大快乐，疯狂的占有，则是疯狂的快乐。
元载得势之时，可不再是捧着一碗岐山哨子面，稀溜稀溜，连吃带喝的一介贫士了。可不是见了谁低头侍立，努力讨好的公务员了，偌大的长安城，几乎都装不下这个无限膨胀的大人物。因为他自负除恶之功，觉得连皇帝也要感激他干掉鱼朝恩，谦让三分，那么还有谁，他会放在眼中。
“志气骄溢，每众中大言，自谓有文武才略，古今莫及，弄权舞智，政以贿成，僭侈无度。”凡求官者，无不贿赂其子弟和他的主书，才得以如愿。“又以政事委群吏，士之求进者，不结其子弟及主书卓英倩等，无由自达。”主书相当于秘书，凡与首长沆瀣一气的秘书，串通作奸犯科起来，则更是贻患一方了。
元载纵容其老婆，其子弟，聚财敛货，卖官鬻爵，凡江淮方面的地方要职，以及京师行政机构的重要官员，必安排他的党羽。满朝文武，慑于他的引用亲信，排斥异己，皆帖服求安，俯首听命。于是，代宗对这前门驱虎，后门进狼的局面，既懊悔，又害怕，既寝食不安，又无计可施，看着他尾大不掉，任其为非作歹下去。
据史说，这个元载，家本寒微。但越是贫苦出身的官员，一旦获得权力，其贪赃枉法的可能性越大。“膏腴别业，轸域相望”，“名姝异乐，内廷不及”，就冲他家中抄出赃物胡椒八百石，钟乳五百两，就略可知其奢糜腐败的程度了。
元载更有一种癖好，就是热衷于大兴土木，建房盖屋，这也是所有贪污犯金钱、房子、女人三部曲少不了的一环。他所建的屋宅，竟占了长安城里的大宁、安仁两坊，其规模之大，难以想像。他倒台后，这两座宅舍，足够分配给数百户有品级的官员居住使用，便知道连接数条街的大宅子，是怎样的巍巍然了。他在东都洛阳建造的一座园林式的私宅，没收充公之后，竟能改作成一座皇家花园，想像原来该是何等的堂皇奢华了。
这一切，带给他多大的占有快乐呀！
元载，是公元六世纪的一台开足马力的贪污机器，能与他相比拟的，也就是公元十世纪的蔡京，公元十五世纪的严嵩，公元十八世纪的和，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人物，一跺脚，整个朝廷都会颤动的巨无霸。但是，到底还是唐朝厉害，连出个权奸，也了不起。数来数去，还是数唐朝的元载，无与伦比，他创造出来的这个胡椒八百石的贪污史上的吉尼斯纪录，谁也休想打破。
这位权奸终于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宋人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用“臭袜终须来塞口，枉收八百斛胡椒”两句诗，给这位跋扈大臣做了总结。
元载，这个自以为精明，自以为干练，却是天底下最傻帽，最弱智的贪污犯，其所贪的64吨足足两卡车的胡椒，就成了千秋万代，没完没了的话柄。只要中国有贪污犯和贪污现象，就得把他从胡椒瓶里拎出来示众。
如果他活着，这傻瓢会连肠子都悔青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