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志整日操练士卒，又令匠户们日夜兼程地打造棉甲铁甲，矛刀铁炮。并从亲卫队里挑选了两名机灵的兄弟，携带银两前往登州城里盘了间茶楼，招揽“好汉帮闲”，发展情报组织，打探各方地界的消息。
这一打探，可是令吴大志吃惊不已：眼下朝廷局势十分糜烂。何以见得？
今年（崇祯八年）五月初，鞑酋“皇太极”亲率正白旗、镶黄旗两旗兵丁六千，以及刚刚整编的蒙古左右营和汉军各一万，共计三万六千大军策马而下。攻破了宁远等地十数城堡，斩杀边军和平民共计十万余人，抢夺金银数百万两、汉民奴隶近二十万，收降汉军三万余人。
从今而后，辽东形势更为严峻，鞑子将战火从宁远之外的锦州、松山一带推到了山海关百里外的高台堡和前屯一带。可以这样说，鞑子今后想攻哪里便攻哪里。而朝廷则丢失了山海关外的所有土地，倘若山海关也丢了，鞑子们便能杨马于京城外。
崇祯皇帝也急忙下令辽东一带的百姓撤往北直隶，又令山海关总兵祖大寿和副总兵吴襄等人加固关墙，多备榆木滚石，增援弗朗机炮二十余门。
如若不是蒙古插汉部历来心向明庭，科尔沁部又与鞑子相互攻伐，鞑子们早就破关而下，直奔京城了。
五月中，贼寇又从河南一带流串至陕西，攻破了商州（今陕西商县）等地，走武功、扶风一带，致使西安告急。
六月初，陕豫总督洪承畴，命麾下总兵官曹文诏率领官军追剿贼寇，从河南入汉中(今陕西汉中)，又越秦岭至真宁湫头镇(今甘肃正宁)与贼寇相遇。时曹文诏命其弟参将曹变蛟为前锋，曹文诏自率步卒殿后。遭到贼寇数万骑伏击合围，飞矢蝟集，曹文诏力敌不支，遂拔刀自刎而死，游击平安以下将领阵亡二十余人，士卒六千余人。
五省剿贼督师卢象升听闻大怒，亲率副将祖宽、潼关总兵彭化棱、援剿总兵左良玉、贺人龙、张天礼所部共计六万余人马前往驰剿，才将流寇的嚣张气焰打压下去。如今流贼于汉中一带流串，官军势大则钻进了大山里。
前年（崇祯七年）六月底，朝廷所谓的“车箱峡【今陕西安康狗脊关】大捷”，其实是总督陈奇瑜追剿流贼王占用、罗汝才及李自成等人所获颇丰，而张献忠所部又坐大，最后贼首张献忠等贿赂了陈奇瑜麾下官将及朝廷派来的招抚官员;谎称剿灭贼众十数万，安抚流民数十万！可笑朝廷正准备给各路将官们庆功，转眼间流贼们便降而复叛，陈奇瑜也被朝廷言官弹劾而罢免还乡。
如今，贼寇到处流串，中原局势十分糜烂。本来日子便过的极为艰难的中原百姓，又被官军和贼寇们祸害了遍，无奈之下只得投贼造反。
本来流贼作乱，鞑子不时劫掠也就算了，六月底，河南又遭了蝗灾，大批流民四处生乱。远在京城皇宫里的崇祯皇帝听闻后，痛哭流涕，对着心腹太监王承恩等人竟然说出‘大明当真气数已尽’的丧气话来。
吴大志对明末的历史还是有所了解，知道流贼剿不剩剿，往后流行于整个亚欧大陆的鼠疫才是明朝灭亡的最重关键。
一连数月，吴大志派人于莱州、招远、栖霞一带招收大量流民，共计五千户，并耕种无主荒田一千余顷（约五万亩）。又私下扩军至三千人，购得良马两百匹，铸造铁甲一百、棉甲七百副，打制腰刀六百把，矛一千五百杆、盾四百副，铁炮十五门（皆是一百八十斤重），组建“吴字营”。
又于千户城七八里外筑有占地二千亩的大堡，使之与千户城守望呼应。几番耗资下来，库窖里所剩白银三万两。
由此看来，要想组建精锐士卒，所耗财物是普通明末官军的数倍。如今实力大增，只需按部就班，操练军士以待时机。
所幸如今朝廷和兵部焦头烂额，没有什么精力关注各地的军阀头子。倘若在天启年间，吴大志此番作为必将遭到言官们的弹劾以及锦衣卫的查办。当然，少不了给各级官员们上下打点，贿赂财物。
其实，吴大志最为痛恨的便是这些明末的读书人。十之八九皆是满口之乎者也，“满腹经纶”，毫无治国安邦之才。更有甚者贿赂考官，骗取功名，大部分地主豪强皆是如此。这些读书人，即便入得榜首做了官，也是贪污腐败、阴险狡诈、勾心斗角成性。许多地方官员，如遇难事，只会推脱，捞取银子倒是一把好手。偶尔有几位栋梁之才，皆是因为被诸如此类的废物拖了后腿。
尤其是江南的复社书生们，整日里抨击朝廷里的决策，一副满脸“忧国忧民”的样子。其中许多富贵子弟，家资万贯，然而朝廷一旦让他们募捐“辽饷”，皆是吝啬不已，说什么户部官员都是酒囊饭袋。这些大明王朝的“蛀虫”们，与朝廷里的大员关系错综复杂，可谓是蛇鼠一窝。崇祯三年，皇帝朱由检草拟新政，影响到江南大部分商甲的利益，被复社党人痛骂为“昏君”。
当真百无一用是书生！
遥想汉唐之时，读书人上马能安邦，下马能治国。许多郡守知州，手揽地方军政大权，剿匪断案皆不在话下，俱是文武双全。甚至春秋战国之时，鬼谷子门下一言兴邦，一言灭国。而今，这些书生才子们整日里祸乱朝纲，尽给孔夫子丢脸。
登州知府杨旬，收取贿赂无数，倘若吴大志没有数次孝敬金银（共计纹银三千七百两），麻烦早就找上门来。
眼下朝廷局势糜烂，与明末的这些读书人有一定的关系。早在万历年间，朝廷里便党争不休，致使鞑虏努尔哈赤不断坐大，辽东总督李成梁一死，便举兵造大明朝的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