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的革命从一开始大多是试探性的吵吵闹闹，往往难以经过时间的考验而归于沉寂。在这个国家，各种革命的先决条件似乎都很难培养起来，人们也没有很高的觉悟去挣脱一切古老的桎梏。经历许多挫折之后，人们才树立起对革命的信任，奋力爆发一个民族压抑数十年的愤懑，伸出双手迎接世界。
在血泪中“烘焙”思想
浏阳河，九曲回肠，几十里水路直到淡雅清丽的湘江。乘一叶小舟畅游，只见密野山林，河谷幽涧，重峦叠嶂，飞瀑珠帘，河水碧透……行至下游，两岸翠屏，风光旖旎，田野草香，水美鱼肥。如果用王勃的《滕王阁序》来形容湘江两岸及其支流所经的地域，就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湘江成就了太多的文人——屈原、贾谊、范仲淹，也成就了一位在民族危急时刻舍生取义的书生谭嗣同，他的家乡就在浏阳。说到谭嗣同，就不得不说“戊戌变法”，是这场变法成就了谭嗣同，也成就了中国一代仁人志士。
1895年春天，乙未科进士正在北京焦急地等待发榜。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应试的举人惊闻清政府割让台湾及辽东给日本，赔款两万万两的条款，一时群情激奋，台籍举人更是痛哭流涕。
5月2日，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名市民聚集在都察院请求代奏。他们要呈交的这份奏折有一万八千言，是广东南海人康有为一夜间写成的，由弟子梁启超抄写。文笔雄健，声气慷慨，一时传诵京师。随即，便有大批的举子纷纷在此奏折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同一天，竟然有十五起“公车上书”和官员上书，坚决反对《马关条约》，要求变法图强。这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第一次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力量表现出的群众性的爱国运动。
此前，企图单纯依靠学习西方器物以强国的洋务运动，在甲午中日战争战败之后也随之失败，事实证明，学习西方器物技术并不能解决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而日本恰恰是中国最大的历史明镜。
甲午战争中，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倭寇”竟全歼北洋水师，索得巨款，割走国土，日本“一战成名”，跻身亚洲强国之列。但是有谁知道，几十年前的日本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日本国内状况与当时的清王朝是如此的相似，如今，却完全摆脱了被压迫的局面。
19世纪中期的日本处在德川幕府的统治之下，也和当时的清政府一样实行着闭关锁国的封建统治政策，但是这种状态随着国内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西方列强的入侵而改变。当日本面临和中国类似的困境时，日本天皇进行了“明治维新”，目的就是使日本强大和西方化。这次改革涉及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科技等各个层面，日本的综合国力得到了迅速提升。截止到1890年，日本已拥有现代的海陆军和支撑它迅速发展的工业基础。日本在明治维新的《五条誓文》中，明确实行所谓的“君主立宪制”。这种政治制度上的变革和器物层面的改革齐头并进。它跟中国的洋务运动丝毫不敢涉猎政治体制改革的状况相比，实在是大大的进步。
此时的中国也亟待一场将整个国家颠覆的改革。1895年下半年，福建侯官人严复发表了《救亡决论》，
喊出“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的口号。英雄所见略同，康有为等人在“公
车上书”强烈主张“拒和、迁都、变法”，建议皇帝全面进行变法，以解除
危机。1897年11月，德国出兵占领胶州湾，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康有
为看到中国的处境十分危险，建议皇帝当机立断，发愤维新，但朝中有人阻挡。第二年夏初，一直阻挠变法的恭亲王奕 病死，康有为立即草拟了《请定国是而明赏罚折》，建议光绪帝明定国是，立即变法。倾向变法图强的光绪帝欣然接受建议，于6月11日颁布了“定国是诏”，开始实行变法。变法涉及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层面，比洋务运动对清王朝的冲击明显严重百倍。
随着变法的逐步深入，将要触及旧制度的时候，作为封建专制政体的代表——慈禧，自然要跳出来维护自己封建统治的命根子即君主专制。在近代史上，由君主专制转为君主立宪，这是政治体制的重大变革，日本明治维新是成功的一例，也是中国维新志士追求的目标。但这种制度等于颠覆了清王朝的统治，必然受到顽固势力的打压。最终，这次变法在清王朝权力的实际掌握者慈禧的阻挠下失败，从头到尾只有百天而已。维新人唯独谭嗣同断然拒绝了出逃，他向友人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开始，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谭嗣同虽然牺牲了，但维新思想已经深深地影响了人们。
“周虽旧帮，其命维新”，“维新”一词出于《诗经》。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维新变法，都是在旧制度上革新制度，由于日本的封建制度是中国的翻版，因此它们在危难中改革的机遇也相同。可是，日本的明治天皇与中国的光绪皇帝在权力掌握上是不相同的。二者虽然都没有统治实权，但日本的实权控制者是德川幕府，乃国家的将军，对于明治天皇来说是臣子；而中国清王朝的权力中心是慈禧太后，光绪帝只是个傀儡。谁的权力容易被夺？当然是德川幕府。再者，日本倒幕分子是九州西部有军事实力的藩士，距离京师远，还因为长期跟外国人做生意而思想开化，对于国家制度的变更更有决心。但中国的维新人士多为知识分子，虽然有一些人也是地方的将军，可是由于中国传统的君臣思想根深蒂固，他们谨小慎微。只要王朝稍稍有一点风吹草动，这些地方拥有军权的缙绅，就会立刻跟着最主要的执政者走封建老路。由此不难理解全国只有一个省在支持维新变法这一现象了。
日本的明治维新让其走上了小国霸业之路，它就像曾经的德国一样，在来自外部的侵略和内部的封建纷争双重打击下寻求富强。但是，中国文人的努力最终夭折，它的思想启蒙性似乎远远大于对国家制度的影响。不过，中国维新变法提倡新学、批判旧学，着重宣传“兴民权”，它提倡了一种全社会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这是民主思想的萌芽，对于以后辛亥革命的兴起倒是起了些作用。
思想总是先一步走在一切制度改革之前。千年江水培养了千年的文人，文人用血和泪烘焙出一个比一个更务实可行的思想。虽然他们已经离我们远去，但他们对于社会的不断拷问犹在我们耳边，督促着人们前行。
熄灭了大火，火苗依在
天津的大沽炮台并没有想象中的那般宏伟，形状倒像是长城上排列的箭槽口一般，每个豁口放一座黑色的大炮，朴实无华。其实，一百多年前这里宏伟壮观，但经过沧桑巨变，现保存较好的只是“威”字南炮台和“海”字老炮台
两座遗址，其他炮台已荡然无存。饱经风霜的大沽炮台在枪林弹雨中度过了无数个黑暗日夜。在中国人的浴血奋战下，它才得以保全“性命”。1900年深秋，一纸《辛丑条约》硬生生地拔去了这个忠实的“守护者”。
1900年春天，紫禁城的上空弥漫着紧张的气氛，一直在颐和园静心休养的慈禧也变得寝食难安起来。此时的北京城内出现了义和团活动的身影，“凡遇教堂则遍粘招贴，谓三月天津大沽炮台杪当与教堂为难”，号召杀尽洋鬼子。随着甲午之败，列强加大了瓜分中国的力度，德国以山东为势力范围，英国占据长江流域，法国盘踞两广和云南，俄国则霸占东北，日本更是贪心炽烈，将福建划为其势力范围，还对中国内陆虎视眈眈……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严峻的生存危机，义和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日益蓬勃发展起来的。慈禧本打算镇压义和团，但又没有信心，还怕开罪外国人，于是用和平解散义和团的办法来控制局势。慈禧的这种策略使得清政府各地官员相继停止了对义和团的镇压行动，京郊各地义和团遂乘机进入北京。义和团直接威胁到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扩张活动。
1900年4月6日，各国公使发布照会，要求清政府“两月以内，悉将义和团匪一律剿除”，否则将自行出兵剿灭。为了耀武扬威，军舰也陆续向大沽口集结。5月28日晚，各国公使开会一致决定联合出兵，随后几天的时间里，英、日、俄、美、德、法、意、奥八国军队开进了北京。此时的清政府却突然沉寂，打算让义和团与侵略者两败俱伤。
在抗击八国联军的战斗中，无论是清朝的爱国官兵还是义和团的民众，他们都在为民族的尊严和国家的独立与敌人奋战。八国联军司令瓦德西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承认：“无论欧、美、日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1/4。”他由此得出结论——“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
不过，纵使有前线爱国民众的奋勇抵抗，但是在八国联军的强大攻势前，清政府彻底屈服。慈禧太后下令“痛剿义和团”，以此向侵略者“献礼”。当义和团的爱国民众倒在一片血泊中的时候，北京城就成了八国联军烧杀抢掠的兽性发泄地，北京街头尸积如山。英国人记载说：“北京成了真正的坟地，到处都是死人，无人掩埋他们，任凭野狗啃食。”八国联军将皇宫和颐和园珍藏多年的宝物抢劫殆尽，“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扫地遂尽”。联军司令瓦德西供认说：“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
对于八国联军犯下的滔天罪行，慈禧太后却说：“量中华之物力，结余国之欢心。”并保证不许中国人反对帝国主义。随后，清政府同八国签订了《辛丑条约》，赔款割地拆炮台。
为了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无数中国民众牺牲在了大沽炮台之下，整个炮台由人民的血肉堆积而成，它也是北京城的门户型建筑。而一纸条约，将见证一切屈辱历程的炮台从历史中抹去。与其把《辛丑条约》看成是近代中国耻辱的顶峰，不如将其视为晚清政府对民众爱国情感的无情摧残。诸如“义和团”此类底层人民燃烧的烈火没能燎原，又一次倒在了“自己人”的屠刀下。
统治全世界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制度在19世纪末基本步入尾声，而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显示了其优势。晚清政府奄奄一息，中国的农民、知识分子尽管受挫甚重，但还在寻找离光明最短的道路，并离光明越来越近。
美丽的意外，革命的枪声
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的人民还沉浸在梦乡之中，爆炸声将人们惊醒。这爆炸声不是起义的前兆，而是个美丽的意外。原来是武昌革命党人在制作弹药时不慎引爆了装置。这一爆炸，使还没有准备好的革命党人立刻暴露了位置，只好提前起义，不料竟然非常顺利地攻进了湖广总督府。一夜之间，武汉易主，革命党人占据了此地。由于这一年是辛亥年，人们便把此次革命称为“辛亥革命”。
早在1894年春，孙中山便北上天津，投书李鸿章，希望能够“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请愿于朝廷，俾行新政”。但是他这种温和的改良却被李鸿章拒绝了，由此他毅然放弃和平改革的幻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同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华侨中发起成立了兴中会。在为兴中会起草的章程中他明确提出：“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这便把一个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口号——“振兴中华”提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