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该早点做出这本书来！
早在年，史华兹就通过当时正造访北大的美籍韩裔学者张纯，对他这本书的中文版事宜表示过关切。此后我又曾多次访问过哈佛，而每一次都曾推开过他那间位于费正清中心的办公室，每一次也都跟老先生讨论过这本书的翻译出版，直到最后一次我默默无语地看到，那房间门旁已钉上了他的纪念铜牌。
这位大师是在世纪最后的日子里逝去的。所以我在写于年月日的《中国学术》创刊号的“卷首语”中，曾经这样记录下自己当时的心情——“去年还在费正清中心畅谈，音容笑貌犹在面前，岂不使人顿生伤感！已经来不及专门组织纪念文章了，惟愿这个在中美互动中辟出的新园地，能聊表告慰一代汉学宗师的追思之心。”
当时尤令我伤感不已的是，尽管我也很想早些做完这事，却因为某些具体的困难（包括年刚刚编辑丛书时为本书找到的译者最终证明是无法胜任的），而总是无法如期推出此书，以致最后一次刚刚动过癌症手术的他，显得焦急和时不我待地对我这样讲：“你哪怕先把校样寄来看看也好呀！”这使我从心底感到负疚，特别在人神两隔之后，更是“不思量自难忘”地意识到，不拿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去努力修订完这部译稿，这种负疚感就总是无法释缓。
实际上，现在的译者程钢为了翻译此书，已经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也确实铺垫了相当的基础，可惜终因火候尚嫌不足，两次寄稿过去都未被出版社接受，而点名要作为主编的我逐字校订。然而我当时刚刚调入北大，《中国学术》又刚刚创刊，千头万绪一起纠缠过来，一时间实在无法分身，好不令人心焦也！
这种有能力的人不愿干、没能力的人不会干的苦活，往往推来推去，最后总要推给作为丛书主编的我。只是随着时光的推移，我自己也已面临写不完内心想法的危险了，况且要是充满快意的自我写作可以益寿的话，那么心头犯堵的帮人校稿就必得折寿，所以我其实已经暗下决心不再抢救任何译稿——当然早先窝在手里的几部稿子、特别是史华兹的这部稿子仍要算例外！
所幸这个夏天北京不算很热，此前的“非典”又挡住了不少海外客人，所以我顶着另一家出版社的交稿压力，甚至放弃了每日例行的听音乐和散步，终于算是抽出了较为完整的一段时间，起早贪黑地把这部稿子给修订出来。当然，限于译者和校者的水平，也限于一些具体的技术限制（比如稿本文字太密使我有时简直无法再在密密麻麻处落笔），这肯定不会是一部完美的译稿。不过，它至少使我可以从内心里向作者交代了。等这本书明年印刷出来之后，我一定要找个时间，跟他的高足、我的好友田浩一起，把它亲手奉献给史华兹的遗孀！
此外还可自慰的是，辛苦之余又觉得这份苦并未白吃。自己不仅在有限的学术生命中挤出了如此长的时间，得以与这位睿智长者朝夕切磋中国思想的永恒难题，还居然有点意外地发现，借助于这位大师的深厚学养和开阔思路，自己又为北大比较所找到了一本比较哲学的难得教材。由此，本书中的许多论点，肯定还将久久地激发我们的思绪，而在史华兹老人、我本人，和更年轻学子之间的这种思想接力，也正象征着赓续的学术传统确实是超越了生命个体的和不会轻易死去的！
刘东
年月日于京北弘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