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４年１２月，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署后，邓小平曾请来访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带口信给美国总统里根，希望其在连任期间对台湾问题有所作为。１９８６年９月２日，邓小平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的电视采访。邓小平希望美国应该在处理美台关系的问题上采取更为明智的态度，并指出：“刚才我说，希望里根总统执政期间，能够使中美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中就包括美国在中国统一问题上能有所作为。我相信，美国特别是里根总统，在这个问题上是能有所作为的。”当迈克·华莱士问邓小平美国在这个问题上能有哪些作为的时候，邓小平说：“可以鼓励、劝说台湾首先跟我们搞‘三通’：通商、通航、通邮。通过这种接触，能增进海峡两岸的相互了解，为双方进一步商谈统一问题创造条件。”虽然邓小平期望美国能为中国和平统一做点有益的事，但他从多年与美国打交道的经验中深知，在台湾问题上，中美之间的斗争往往大于合作，对美国不能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他始终高度警惕美国在中国台湾问题上的动作和企图，特别强调：
我们绝不轻易使用武力，但决不做不使用武力的承诺；在和平方式行不通的时候，最终用武力也必须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
防范台湾分裂势力加深中美矛盾。在台湾问题上，邓小平曾提醒美国，要防止台湾把中美两家拖下水，导致中美对抗。在处理中美关系上，中国统一问题是邓小平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其基本设想是通过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推进祖国统一，并希望美国在两岸统一问题上做些有益的工作。但台湾当局，特别是自李登辉上台后，利用美国遏制中国大陆的战略企图，在统一问题上不断挑起事端，企图通过加深中美矛盾，增加台湾在遏制中国大陆问题上的筹码，进而实现自己的“台独”企图。更需要注意的是，每当中美关系取得一定的进展或趋于稳定时，“台独”势力往往就千方百计地设置人为障碍进行干扰。因此，只有始终注意防止和排除“台独”势力的干扰和破坏，才能保证中美关系的持续发展。应该看到，在对待“台独”问题上，中美两国立场虽然不同，但也有着一定的共同利益和目标。如果台湾公开宣布“独立”或在“台独”问题上采取实质性举措，中国大陆将被迫使用武力。一旦中国使用武力，如果美国无所作为，则难以承受国内巨大的政治压力；而美国出兵干涉，则又有可能使之演变为一场使三方都付出沉重代价的战争。这两种结果，虽然有所差异，但都是美国所不愿看到的。防止在台湾问题上出现中美直接的武力冲突，就成为中美之间共同的利益。可见，美国既是中国实行统一的主要障碍，也是遏制“台独”可以借助的力量。对此，中国既要与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行作坚决斗争，也要利用美国不希望台湾问题激化的心理，借用其对台湾的影响力，遏制“台独”倾向的进一步发展，防范“台独”势力危害中美关系。
“中美不能打架”。邓小平指出：“中美不能打架，我说的打架不是打仗，而是笔头上和口头上打架，不要提倡这些。我多次讲过，美国的制度中国不能搬，美国制度究竟好不好，美国人自己说，我们不干预。”可见，“不能打架”实际是说中美之间不要进行意识形态争论。中美两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深刻的差异，但邓小平在制定对美政策时，已不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作为国家关系亲疏好恶的标准，而是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从大局着眼，尽量防止中美两国发生政治对抗，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争取好的氛围，进而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为中国的发展提供广阔的战略空间和有利的外部环境。
１９７９年邓小平在访美时多次讲，我们两国曾在３０年间相互处于隔绝和对立的状态，现在这种不正常的局面终于过去了。
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但是两国政府都意识到，两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要求我们从国际形势的全局、用长远的战略观点来看待两国关系。正是因为这样，我们顺利地达成了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１９８１年１１月２２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副总统蒙代尔时又进而指出：中美关系不只是同中美两国利益有关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全球战略的问题。
只有把这个问题放在全球战略角度，也就是政治角度来考虑，才能处理好。台湾问题只有从战略角度、政治角度来考虑，才能作出正确的答案，才能处理得比较好。１９８２年９月，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他指出：中美关系还有漏洞。应该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来堵塞这些漏洞。真正从全球战略出发，维护和发展中美关系要做许多事情。中美关系发展，不只是在台湾问题上，还有全球战略关系，两国间的经济、贸易方面以及文化、科技合作方面，领域宽得很。这样中美两国不仅在意识形态不能打架，也不会打架，而且在台湾问题上也不会打架。
中国威胁不了美国，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当做威胁自己的对手。中美之间要相互信任。就中国方面来说，要排除各种影响中美互信的障碍，包括不搞意识形态争论，使两国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美国也应做出努力来消除中美之间的一些分歧，要扎扎实实地做一些事情。１９８９年１０月，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邓小平强调，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除了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外，同时也要尊重对方的利益，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
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民族大义。美国实际上还是中国统一的“威胁力量”。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经历了台湾“独立”的策划者到台湾统一的反对者，再到维持台湾现状的支持者的转变过程。如果美国再由维持台湾现状的支持者到中国统一的支持者，从根本上解除中美关系发展的障碍，那中美关系就真的雨过天晴了。
五、２１世纪中美战略选择：避免发生战略对抗
邓小平对美战略思想指导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中美关系，使中美关系不断得到改善和发展，为世界和平和稳定、特别是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争取了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周边关系。实践证明，邓小平对美战略思想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是完全正确的。尽管２１世纪国际战略格局和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变化，但邓小平对美战略思想对制定２１世纪中国对美战略仍然具有指导意义，特别是邓小平关于中美关系的三个基本观点更具有直接的指导作用。一是中美是世界性大国，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有利于全人类的利益，必须着眼于维护全人类的利益，从世界战略高度，从长远发展角度认识和处理中美关系。二是在中国外交格局中，中美关系至关重要，中美关系的好坏不仅关系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还关系到中国的统一大业，必须着眼于扩大两国共同利益，推动中美关系继续向前发展。三是在发展中美关系过程中，要彼此尊重，尽可能照顾对方，采取克制的态度来解决两国间发生的纠纷和争执。根据邓小平的对美战略思想和２１世纪国际战略格局、中美关系实际，我对美战略总的定位是，中国在处理中美关系上，战略上既不做挑战者，也不做追随者，而应根据国家利益、经济发展、扞卫国家主权的需要，做一个谨慎的平等的合作者。
从世界战略高度和长远发展角度处理中美关系，避免发生战略对抗。避免中美两国发生战略对抗，对中国的意义、重要性和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第一，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２１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机遇期的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发展自己。中美发生战略对抗，意味着中国丧失了发展自己、丧失了成为世界大国的和平建设的外部环境和战略机遇期。相反，只要维护着中美两国之间的正常关系，中美不打仗，对中国而言和平与发展的大局就有基本保证，就能持续进行国内的经济建设和政治发展。从当今世界看，美国是唯一与中国具有战略矛盾的国家，也是唯一有能力对中国发动大规模战争因而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的国家，美国国内也有一部分人要遏制中国发展，因而美国又是有意图有能力遏制中国发展的国家。可见，避免中美两国发生战略对抗，既是中国发展的外部需求，也是美国强大实力和对华战略的客观使然。第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深化，中国对外部市场、技术、资金、信息、人才、管理等方面的依赖度越来越高。美国这个当代科技发展最活跃、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主要国家，许多事关提高中国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相当部分来自美国或者深受其影响。
第三，中国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存在着直接战略对抗的现实危险。美国要求中国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反对中国用武力实现祖国统一，向台湾出售大量先进的武器装备，明里暗里支持中国的分裂势力，阻挠中国完全统一。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及其变化，不仅直接影响中国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的重大利益，而且关系到中国能否在２１世纪顺利发展、成为世界大国的战略发展利益。
避免中美两国发生战略对抗，是中国２１世纪对美战略的基本点，能否避免中美发生战略对抗呢？对这个问题有两个不同层面的分析。第一个层面是中美两国是否存在战略对抗的客观必然性，第二个层面是中美两国的战略决策能否避免战略对抗。
如果第一个层面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也就是说中美发生战略冲突和对抗是客观必然的，那么第二个层面的问题就没有意义，中国的战略选择就是准备与美国在什么时候、什么问题、什么地区、进行什么程度的战略对抗，不需要也没有可能采取正确战略避免中美对抗。那么，中美两国发生战略冲突和对抗是必然的吗？
认为中美两国必然发生战略冲突和对抗的理论和根据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大国发展不平衡理论。从世界大国发展历史看，大国之间的发展在时间上是不平衡的，一个新兴大国与一个现时的大国必然发生战略冲突。这种冲突的根源在于世界上资源的有限性和占有的不平衡性。现时的大国，无非是占有更多的世界资源，大国的霸权实质就是对世界资源的霸占和控制。而一个新兴大国的兴起就是对世界资源以及反映世界资源分配原有体系结构和方式的否认，并提出再分配方式。列宁的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理论，西方的历史主义都是这种世界大国成长和兴衰史的反映。这种理论表现在大国战略和政策上，就是新兴大国总是企图通过战争战胜现时的大国而使自己成为世界大国。如英国在１５８８年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取得了海上霸权，成为世界强国。俄罗斯在１８-１９世纪，先后战胜北方的瑞典、南方的奥斯曼帝国和中国的清朝，才成为世界大国。日本也是先后取得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才成为世界大国的。想想历史，看看中美两国在石油等资源方面的矛盾和冲突，中美一战似乎就在眼前。
二是帝国主义论。美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也是一个霸权国家，而帝国主义的本质就是侵略和战争。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以反对霸权主义为己任的国家。中美两国的对抗既根源于两国利益的矛盾和冲突，更是根源于两种社会制度的矛盾和冲突。就是中国甚至美国的有识之士不想使对方成为自己的敌手，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不可调和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中美对抗是不可避免的。当今美国一些人实际上已把中国作为敌手，中国是不是美国的敌手，不仅仅取决于现实，也取决于美国一些人对中国的敌意，而且这种敌意随着中国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长而在不断膨胀。
只要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共产党领导，美国对中国的遏制而最终导致对抗和战争是必然的。美国打完了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之后，下一个目标会是谁？正是这种理论的逻辑质问。
三是地缘政治军事战略论。有人认为，美国正从自己建国经验中得出，国家强大首要的基础是拥有广大的版图，而阻止一个大国崛起的最彻底的办法，就是肢解它的版图，让它在分裂中内耗，在内耗中为大国所操纵。在安排好欧洲地缘政治版图之后，美国及其盟国就可能如法炮制，把目标指向崛起的中国，使中国在（有限的）分裂中彻底失去世界级大国的机会。从美国亚太地缘政治的需求看，使台湾、南沙群岛继而西藏与中国事实上分裂，符合美国及其盟国称霸世界的长远战略。控制一个与中国分离的台湾，美国就北可遏制日本、南可威慑东盟、西可堵截中国；动摇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地位，就可使中国失去最接近马六甲海峡的战略基地，从而进一步失去由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这一具有生死攸关意义的战略要地的天然控制力。西藏是中国进入中亚中东及印度洋地区的前沿地区之一，分离中国西部特别是西藏，并以此阻止中国力量向中东中亚地区伸展，将是美国及其盟国对华重要的战略目标。现实留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选择，应当以强力打散美国遏制中国的环岛锁链，引起美国支持的代理人与美联合或在台前单独地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这对中国来说，既是一场严峻的挑战，又是历史赋予中国冲出霸权封锁的千载难逢的机遇。这种战略分析和判断不仅只是中美必有一战，而且中国要先发制人，在美国未完成地缘战略部署之前，“强力打散美国遏制”。
四是文明冲突论。文明冲突论源于亨廷顿。亨廷顿认为一个东方的儒教文明大国与一个基督教文明大国之间必然发生冲突。中国和美国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文明体系，儒教传统中国的崛起将是核心国家大规模文明战争的根源，不久的将来，儒教的中国将与伊斯兰教的国家结成联盟进行反对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战争。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似乎在实践和证实文明冲突论。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目标除了加强美国安全、繁荣美国经济外，还要在海外扩张“民主”。在海外扩张美国式的文明，与中国的冲突必将是不可避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