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５年６月４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过去有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的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
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根据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我们改善了同美国的关系，也改善了同苏联的关系。我们中国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这个我们说到做到。这就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增强了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发言权。”同美国不搞战略关系，不等于停止发展中美关系。恰恰相反，中国政府一直谋求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基础上，进一步促使中美关系稳步发展。
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从１９８９年６月美国宣布对华实施制裁到１９９２年１２月，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制裁，邓小平提出了正确的战略对策，使中美关系逐步摆脱困境并有所发展，并明确提出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的科学论断。
１９８９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之后，美国政府于６月先后两次宣布对华实施制裁，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美关系急转直下，降到了建交以来的最低点。在中美关系面临着严峻考验的情况下，邓小平把握全局，及时提出了处理中美关系的指导方针和原则。１９８９年７月２日上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特使斯考克罗夫特前，对处理中美关系的指导思想作了明确的规定：中美关系要搞好，但不能怕，怕是没有用的。中国人应该有中国人的气概和志气。我们什么时候怕过人？解放后，我们同美国打了一仗，那时我们处于绝对劣势，制空权一点没有，但我们没有怕过。中国的形象就是不怕鬼，不信邪。９月４日，邓小平又提出了对外战略的总方针：“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为中国在冷战结束后发展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国际关系确定了基本思路。在邓小平这些思想指导下，中美关系逐步摆脱困境，朝着健康的方向继续发展。
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３１日，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邓小平严肃地批评了美国政府破坏中美关系的做法，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结束中美之间的严重对立，“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１２月１０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总统特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时说：“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邓小平的这些谈话，深刻地阐明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对于中美关系摆脱危机、得到改善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大的变化。１９９１年苏联“解体”，两极格局彻底瓦解。唯一超级大国的优越地位，使得美国政府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对改善中美关系更缺乏迫切感和必要感。针对美国对中国无理施加的种种压力，邓小平认为：现在世界的格局还没定，我们主要是观察，少露锋芒，沉着应付。争取同最明显的对手来往。不要把矛盾和矛盾的激化引到自己身上。孤立中国，谁也办不到，美国对中国的制裁没有起什么作用。还是要坚持同所有国家都来往，对苏联对美国都要加强来往。“我们别的本事没有，但抵制制裁是够格的。所以我们并不着急，也不悲观，泰然处之。”“我们坚持一个方针：同苏联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日本、欧洲国家也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这一方针，一天都没有动摇过。中国度量是够大的，这点小风波吹不倒我们。”在邓小平的对美战略思想指导下，中国不仅顶住了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外国制裁的冲击与压力，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尊严，而且避开了国际斗争的风口浪尖，避免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不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形成对抗，同时也逐步缓和了紧张严峻的中美关系，避免了中美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到１９９２年底布什政府任期结束时，美国已宣布或实际解除了大部分对华制裁措施，中美关系因美国制裁中国而造成的紧张状况已基本上得到缓解。后来，美国前总统布什在邓小平去世时评价说：邓小平在建立牢固的中美关系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二、中美关系事关世界和平和人类利益
通过对新时期邓小平处理中美关系以及对美战略思想发展历程的回顾，可以看出，邓小平对美战略思想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处理中美关系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科学理论，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同时，这一思想深刻而又系统地分析了中美关系的性质和基础以及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和方法，为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中美关系提供了长远的理论指导。
中美关系不仅是双边关系，而且是事关世界和平与人类利益的重要关系。邓小平指出：中美两国关系需要发展，要把这一发展提到一个更高的角度，提到维护世界和平和全人类利益的角度。中美关系是两国之间的关系，这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说的，因为处理好这一关系有利于两国人民的福祉。中美关系不仅是双方关系，而且是事关世界和平与人类利益的重要关系，则是从国际关系和全球利益的角度来说的。邓小平总是强调，中国人考虑问题的时候，甚至包括我们身边的问题，不只是从自己的角度考虑的，而是从全球的角度来考虑的。从全球角度看，中美关系同时又是对整个世界都至关重要的关系。
作为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美两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推动政治解决地区争端等许多重大问题上负有特殊的责任。
中美双方进行密切的磋商与合作是保持地区和世界稳定的重要因素。此外，中美两国在事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许多重大问题上，例如促进全球经济繁荣、保护人类生存环境、打击国际犯罪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正是基于以上认识和愿望，邓小平认为，虽然中美两国在某些问题上有着不同的看法，但在致力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上仍有着共同的利益和目标。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不仅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对于两国共同承担起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责任也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更离不开中美两国的努力和合作。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２７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谈到中美关系问题时说，如果站得高一点看，不管中国政治家或美国政治家，都认为两国关系早点实现正常化好，越早越好。如果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首先是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安全和稳定的因素的话，我想中美关系正常化，对全球的和平、安全和稳定比中日条约的意义更大。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９日-２月５日，邓小平在访问美国时指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意义远远超出两国关系的范围。”“中美建交使两国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中美两国人民应当为人类进步和世界和平作出积极的贡献，这是当前国际形势向中美两国人民提出的历史性挑战。”中美关系正常化“对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世界的和平，无疑将是一个重要因素”。邓小平多次讲，我们顺利地达成了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不仅如此，还在关于建交的联合公报中庄严地作出承诺，任何一方都不应当谋求霸权，并且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一承诺既约束了我们自己，也使我们对世界的和平和稳定增添了责任感。我们相信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友好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的发展，也必将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强大因素。
中美两国的大国地位使得中美关系具有一种特殊的“催化作用”，如果这一关系发生变化的话，那么除了美欧关系外，美俄、美日关系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发生变化，进而影响整个世界基本战略格局的变化。因此，邓小平一贯强调并坚持认为，中美之间当然有双边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国际问题。“我们历来阐述的观点是，中美关系是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其他问题不能代替。”不管美国哪一个党执政，“中国政府评价和判断美国政府的战略决策和对外政策都将把对中国的政策视为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因为这是一个全球战略的问题，不是一个局部性的问题”。中美关系的好坏对中美两国乃至整个世界都是至关重要的，应该把中美关系的发展提高到全球的高度来把握，要从中国、美国和世界的全局出发，用长远的政治和战略观点来认识和处理中美关系。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特别是美欧等发达国家，而中、美、俄、欧、日等力量及其相互关系是对世界格局有重要影响的力量。要正确处理国家的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相互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对国际战略环境大背景进行思考，必须对人类发展的大趋势有正确判断，这是处理好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国与国关系首先必须考虑的基本问题。为此，邓小平冷静考察了当代国际战争力量与和平力量的发展逻辑和消长变化实际情况，通过分析当代世界基本矛盾运动的新情况、新特点与新规律，得出了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代全球性的两大战略问题的重要结论，揭示了当今时代的主题和本质特征，指明了处理和观察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国际战略问题的方向。明确指出，中美关系问题不仅仅是双边关系的问题，而且直接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相联系，是事关人类利益的重要关系。
中美关系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东西南北”关系中，处于枢纽的地位。和平与发展既是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趋向，又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平与发展既是现实的存在，又是需要进一步努力奋斗才能实现的目标。中美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美两国无论是在处理东西关系方面还是在处理南北关系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综合国力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国际地位稳步提升。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将是２１世纪国际关系中“最确定的发展趋势之一”。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和巨大的市场、文化辐射力，以及特殊的地缘政治地位和“大中华”的未来前景，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都是不容置疑的。这就是说，从经济上讲中国是世界的“金矿”。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和平的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决定了在众多的国际问题尤其是在亚太地区性问题上，离不开中国“建设性”的合作。这就是说，在解决国际问题特别是亚太问题时，“绕不开中国”。对发展中国家讲，中国是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权力中心，是可以信赖的朋友。
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政治、经济、军事影响力在当今世界无以匹敌。这样的两个大国，如果关系处理得好，那就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否则就可能出现世界性的灾难。
正因为如此，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把中美关系的发展称之为“攸关２１世纪美国人民的福祉”的事情。邓小平对此则讲得更加明确：中美两个国家之间总会有些不同的见解，甚至存在一些分歧，这是正常的。中美两国关系需要发展，要把这一发展提到一个更高的角度，提到维护世界和平和全人类利益的角度。“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一九七二年到现在的十七年中，世界局势总的比较稳定，中美关系的发展是形成这样好的局势的一个原因，占的分量不轻。”
苏联解体后，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基础虽然不复存在了，但中美关系是事关世界的重要战略关系的地位没有变。冷战结束后，邓小平科学分析了两极格局走向瓦解的历史必然性，对未来走向多极世界的大趋势进行了科学的预测，对世界格局问题提出了全面系统的科学认识，从而为在维护全人类基础上发展中美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邓小平认为，苏联解体标志着世界进入了向多极化发展的转轨时期。世界多极化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是不可阻挡的社会发展趋势。当前世界格局中的单极与多极矛盾加深，“一超多强”、“一超”凌驾于“多强”之上的局面是一种过渡时期的现象。未来多极化格局将在全球和地区两个层次得到体现，并相互交叉，形成一个多层次、多边、多角的复合力量结构。从“一超多强”走向各战略力量相对均衡化的历程将是长期的和艰巨的，多极化格局的形成也将是一个长期和复杂的过程。建立美国霸权下的“单极世界”既不符合当前世界政治民主化的大趋势，也不符合世界大多数国家建立力量相对均衡格局的共同愿望。中国是多极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极，不管世界将来格局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能贬低自己，怎么也算一极。
也就是说，中国在新的世界战略格局中其地位和作用肯定将超过过去在两极格局中的作用。随着中国战略地位的提升，在世界多极化进程中，中美两国关系的基础仍然存在。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１０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时，强调指出：“中美合作的基础是有的。那种按社会制度决定国与国关系的时代过去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发展友谊，找到共同的利益。中美之间肯定能够找到共同利益。”其实，邓小平在１０月３１日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就谈到中美关系的基础。他认为：“中美之间有一个好的基础，就是两国在发展经济、维护经济利益方面有相互帮助的作用。中国市场毕竟还没有充分开发出来，美国利用中国市场还有很多事情能够做。”后来，邓小平又反复强调，中美要友好相处，这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和稳定，有利于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中美两国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邓小平这些判断为中国国际战略谋划指出了一个方向性的问题，并为在多极化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中，加强中美双边关系提供了理论指导。那就是，中美关系事关世界和平发展大势，事关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必须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以双赢的方式处理好中美关系。
三、中美关系存在合作的基础
